貨幣政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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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論文范文第1篇

從緊貨幣政策的實行將會提高銀行貸款的標準，增加企業貸款的難度。新余市中小企業的發展大都需要銀行的貸款業務作為支持，但是從緊政策的提出將會對企業的貸款造成一定的影響。一方面企業的貸款標準有所提高。為了更好地保障商業銀行的自身利益，銀行會提高企業貸款的標準，一些企業由于缺少相關的條件，不能及時得到銀行的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發展。新余市的銀行主要是提高了房地產行業的貸款標準，減少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各個行業的貸款。另一方面大部分銀行實行了有保有壓的信貸政策。適度從緊的貸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銀行優化信貸結構，商業銀行制訂了相關的貸款標準，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適合的貸款客戶和貸款項目。

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實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經濟發展中的通貨膨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經濟的發展，企業的貸款受到一定的限制。當前應該如何降低從緊的貨幣政策對于企業發展的影響更好地促進新余市經濟的發展成為經濟管理者需要及時解決的問題。

當前由于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實施導致新余市的中小企業的貸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影響了企業經濟的發展和規模的擴大。新余市政府需要做出合理的政策調整更好地保障企業的發展。一方面政府需要增強金融資源的吸引力。政府應該采取適當地措施積極鼓勵商業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政府還可以采取有效地措施引進外地的資金，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注入資金，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對中小企業實行貸款擔保。政府對于新余市的經濟發展需要做出相應的項目規劃，選擇發展前景比較好的企業重點負責項目的建設。政府為了更好地保障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需要為企業的貸款提供一定的擔保，擴大企業的擔保規模，可以適當地建立一些擔保機構加強民間資金的支持力度。

貨幣政策論文范文第2篇

從近年來我國現實的發展可以看出，銀行業在日益加劇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銀行的市場駕馭能力逐漸減弱，由于參與競爭的銀行數量增多，以及證券市場的競爭壓力，使銀行談判成本和貸款的跨期分攤成本越來越高。因此，銀行不愿意投資于培養臨暫時財務困難或規模較小且尚處于成長階段的小企業關系，從而在發放貸款時，向企業收取較高的利息或要求足值的抵押品，使關系型貸款技術的使用逐步減少。信貸政策可以減少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中西部地區，應該適當加大信貸支持力度，鼓勵設立中小銀行，改善當地企業融資困境，中小銀行應該以關系型貸款作為發放貸款的重要技術，并放寬對貸款審查的硬信息要求，與企業培養良好的合作關系，以活躍市場競爭，通過與企業的長期緊密接觸，并發放關系型貸款，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旦貸款發放，銀行就進人貸款管理階段，即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對借款企業進行監控管理和風險評估。若企業不能正常支付利息或償還本金，銀行立即對欠款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如果不能償付利息和本金涉及國有企業，銀行可以要求政府進行賠償。盡管我國銀行部門這項改革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銀行行為和信貸資本配置的市場化仍然不充分的，例如，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還受到各級政府的干預，銀行部門存在對民營資本的進入壁壘，各個銀行之間的競爭仍然是不充分的，因缺乏靈活調整的利率機制，銀行信貸資本的配置仍然沒有實現充分市場化。

二、存貸比區域差異分析

根據相關規定，2008年以來，存貸比=各項貸款(含票據融資)/各項存款。近幾年，我國銀行業存貸比由下降趨勢變為上升趨勢，并且存貸比在不同類型金融機構之間有差別，股份制銀行處于較高水平，特別是區域差異很明顯，每個區域的存貸比差異與區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存貸比涉及銀行存款和貸款兩個方面，貸款是影響存貸比的重要方面，對貸款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是研究存貸比的關鍵所在。銀行吸收存款能力對存貸比也有重要影響作用，在考慮貸款市場份額以外，還應考慮存款市場份額。而貸款規模(常用貸款除以GDP表示)不僅是衡量區域金融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衡量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重要指標。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貸款規模也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為了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區域差異對信貸規模和存貸比的影響，還需控制銀行自身特征因素。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及研究成果，這方面的影響因素指標采用不良貸款率、資本充足率、同業資金比例、證券資產占比等。除此之外，銀行表外業務也較大程度的影響著貸款規模。需要指出的是，信貸規模還會受到各個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差異影響，用貸款市場份額衡量這一差異。金融對實體經濟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這就需要金融業的發展不但要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要求，更要考慮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關鍵是銀行信貸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才能實現物價穩定和金融體系穩定。但在實踐中，需要防止過分的強調貸款的支持作用。假如不切合各區域實際，對金融支持提出過高要求，會增加銀行部門的經營風險，不利于本區域的經濟發展。研究發現，存貸比內生于經濟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存貸比的發展趨勢也不同。若經濟發展要求存貸比上升，對其過多限制必將扭曲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阻礙經濟的發展。若硬性要求存貸比上升，也會違背經濟規律，從而造成信貸資源的不當配置，不利于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影響其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因此，區域間不應該追求存貸比趨同，否則，不利于可持續的貸款投放。區域之間存貸比競爭重點在于改善經濟環境，防止金融風險，維護經濟社會穩定，強化社會信用約束等。同樣，信貸規模也存在此類問題，盡管信貸規模是重要的金融深化指標，更應將該指標看作市場化水平提升的結果，而不是對其直接干預。

三、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區域化差異研究

根據1985至2014年各區域發放貸款的情況來看，區域差異較大四大國有銀行對東部地區貸款的相對占比自2000年后大幅上升，對西部地區貸款的相對占比保持穩定，對中部地區貸款的相對占比則有所下降。從金融市場化程度看，東部地區長期保持優勢，中部地區不斷提高發展程度，而西部地區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從企業融資途徑是否基本依賴銀行貸款形式來看，東部地區銀行業發展水平較高，居民與企業投融資形式多種多樣，具有多元的資金來源渠道，金融市場能動性較強；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水平比較落后，金融機構總體數量比較少，金融市場化水平較低。由于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市場體系完善，企業和居民信用意識較強，資金整體流通順暢，西部地區國家金融政策性扶持較多，并且由于市場結構單一，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銀行貸款，區域經濟發展對銀行貸款依賴性極強，市場對整體金融生態環境的作用十分有限，政府及其他外界因素調配著經濟的發展，因此信用觀念與經濟運行的關聯性弱于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國有企業占比較高，民營企業占比較小，因為過去一部分國有企業嚴重逃避銀行債務，導致該地區信用環境整體較差，部分國有企業盈利水平十分有限，資金運用效率較差，導致中部地區信貸投放長期不足，因投入的資金盈利能力不強，資金的趨利性促使大量資金外流，且流向東部發達地區，所以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渠道并沒有發揮明顯的作用。我國在不同區域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具有顯著的差別，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具有較大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金融信用環境狀況等。由此，要使貨幣政策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一方面，需要提供政策性金融扶持，同時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即將專業性較強的政策性金融機構設立在中部地區，輔助開發性的金融機構設立在西部地區，通過這些金融機構豐富并完善地區融資途徑，加大信貸資金投放力度，通過利用政策扶助解決中西部地區企業融資難問題。在優化金融生態環境方面，對國有企業資金的使用進行監管和指導，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和資金使用效率，吸引外部資金流入，進而增加市場活力，構建并完善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各商業銀行對信貸業務進行結構性調整。信貸投放應該向有效推動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傾斜，加大對節能減排、助學、就業、“三農”等的信貸支持，限制對“兩高”行業、產能過剩行業以及劣質企業發放貸款，積極引導信貸資金進入實體經濟，使信貸投放向有效推動民間投資和消費增長傾斜，防止貸新還舊，進而累積不良貸款的風險。加強銀行貸前、貸中、貸后管理，通過審核各項貸款結構，以防止票據資金自我循環，防止信貸資金違規流入資本市場。

四、企業貨幣政策實施途徑效果評價

貨幣政策論文范文第3篇

內容提要:隨著資本市場對實際經濟生活影響的增強,適時調整貨幣政策使之適應資本市場的發展成為必然,但貨幣政策的四個最終目標在實際操作中難以同時實現,如再顧及資本市場金融資產的價格,會令貨幣政策顧此失彼。對此國內學者意見不一,有別于兩種將金融資產的價格納入和不納入貨幣政策框架的意見,本文認為應該走一條折衷的道路—央行不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目標,而將其作為制定貨幣政策的參考目標。

一、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的沖擊

11以物價指數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受到資本市場的挑戰。

在傳統的意義上,貨幣所對應的是商品與勞務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流通四個環節,商品與勞務的價格水平便成為判斷貨幣供求狀況的標尺。我國一直把商品和勞務一般價格水平的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然而,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現實經濟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生利金融資產,這些金融資產同商品和勞務一樣需要用貨幣來標價,來媒介。因此,僅僅使用商品與勞務的價格水平來衡量貨幣供應量的多少,是不準確的。

最近幾年,無論M0、M1還是M2的增長速度均不低,但原本應該出現的商品和勞務市場價格回升的局面沒有出現,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存在巨大利差,大量進入商品和勞務市場的資金都轉而進入資本市場了。資本市場容量的不斷擴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長與物價間的穩定聯系被打破,中央銀行不再能依據傳統的標準判斷經濟形勢。例如過去的經驗,當現金增長速度達到20%以上就會發生通貨膨脹。當居民大量現金流人資本市場時,會出現現金的投放量大幅度增加,如果中央銀行因為擔心通貨膨脹而收緊銀根,就會對經濟產生收縮效應,因為這種現金的增加并沒有形成推升物價的力量,只是推升了資本市場價格。

又如,廣義貨幣M2與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通常被作為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一個指標。

現在中央銀行對廣義貨幣M2的統計口徑進行了調整,將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納入統計范圍。因此M2中有一部分是對應于資本市場的投資活動的,M2大幅度增長并不一定會引起通貨膨脹,因此貨幣增長的調控目標也要隨之調整,以往經驗和數據已不適合。

21貨幣政策以貨幣供給量作為中介目標受到干擾。長久以來,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給量作為中介目標。但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貨幣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將越來越不具有可控性和可測性。這種趨勢原因之一就是資本市場發展引起的貨幣供需總量和結構發生了變化。

從影響貨幣需求方面,資本市場及衍生品市場對貨幣需求量大大增加。股票市場通過財富效應、交易效應、替代效應影響貨幣需求。財富效應和交易效應增大貨幣需求,替代效應則減少貨幣需求。

從貨幣的供給量看,資本市場發展的影響大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影響了間接融資。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直接融資的比例不斷上升、間接融資比重不斷下降。間接融資數量的下降使商業銀行的客戶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貸款意愿下降,貸款增長幅度趨緩,導致貨幣供給量減少。

二是資本市場的發展使貨幣供應量增長的可控性下降。在資本市場出現之前,整個商品世界只有貨幣商品、實物商品與服務兩部分。資本市場出現后,整個商品世界變為三部分:貨幣商品、實物商品與服務和金融商品。

原來構成對一般商品需求的貨幣,現已有很大一部分轉入證券投資領域形成證券投資需求。這部分貨幣量隨著證券行情的起伏不斷變化,處于經常性的調整之中,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僅導致了貨幣需求結構的不穩定,而且使貨幣供應量的可控性被削弱,使得貨幣供應量與一般商品量之間的對應關系弱化并變得復雜。

31對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

(1)存款準備金比率、再貼現率、再貸款政策作用力受到削弱。再貼現、準備金制度和公開市場操作是三大傳統貨幣政策工具。

近年來,隨著資本市場深度和廣度的擴大,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社會公眾在資本市場的運作增加,證券公司與商業銀行的資金往來增加,影響到商業銀行準備金的穩定性,使中央銀行通過調節存款準備金比率來改變貨幣乘數、收縮或擴張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調節貨幣供應能力減弱,同時也使金融機構對再貼現與再貸款的依賴程度降低,削弱了存款準備金比率、再貼現率、再貸款政策作用力。

(2)公開市場業務的政策效應將得到增強。

在市場經濟國家公開市場上,國債的風險低、流動性強、規模大,又是其他貨幣市場資產定價和中央銀行確定名義利率的重要基準,較之其他工具在操作上更富彈性、更具自主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資本市場得到極大發展后,公開市場操作更成為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理想的貨幣政策工具。

而在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重于信貸指導性計劃、利率手段和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一直不發達。隨著我國國債期限結構調整,品種增加,流動性增強,公開市場業務將增加新的載體。

貨幣市場的發展將為中央銀行提供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靈活調控基礎貨幣的操作平臺,而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分割、封閉狀態的打破,使公開市場政策工具的影響面擴大,公開市場操作的規模與力度逐漸增強。中央銀行通過在公開市場上適時買賣有價證券和外匯,吞吐基礎貨幣,調節商業銀行的頭寸,進而影響貨幣供應量和市場利率水平,為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創造條件。

41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取決于央行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控制程度,以及各傳導主體的行為選擇。過去銀行信貸一直是我國貨幣政策唯一的傳導渠道。

但隨著資本市場的興起和發展,資本市場成為重要的融資渠道。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逐漸成為一條重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一國貨幣政策通常是由利率機制、非貨幣金融資產價格機制、匯率機制和信貸配給機制

等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在現實中各種傳導機制的相對重要性會隨著金融市場和金融結構的變化而變化。

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非貨幣金融資產價格傳導機制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關于這種傳導機制較著名的觀點有托賓的Q值效應和莫迪格利亞尼的財富效應。

1.Q值效應。托賓的Q理論是一種股票價格和投資之間相互關聯的理論,Q是指企業市場價值與資產的重置成本之比,當Q>1時,企業就會選擇投資。企業的市場價值主要受股價影響,而資產的重置成本由技術因素決定,在一定時期內被認為是穩定的。

所以,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影響Q值變動的主要因素,當股價Ps上升時,Q值就增大,從而有效帶動企業投資支出。當貨幣供應量Ms增加時,公眾實際持有的貨幣量多于意愿持有貨幣量,貨幣的邊際效用降低,持幣的機會成本增加,這時公眾將通過資產選擇將部分貨幣轉換成非貨幣金融資產。

資本市場發展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可簡單表示為:Ms+Ps+Q+I+Y+

實踐也表明,在中國,股票價格明顯受到貨幣資金供應的影響,當貨幣供應量增加,股市的資金面就變得充足,投資到股市的資金就增加,股市就上漲。貨幣政策對中國股票價格有較大的影響,是因為中國企業的融資渠道過于單一,銀行貸款占了很大比例,央行收縮信貸規模就會對企業的生產和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

在投資者理性預期下,勢必會使股價下挫。

2.財富效應。

莫迪格利亞尼從消費途徑的角度,分析了貨幣供給量變化通過影響金融資產價格而對私人消費產生影響。其基本原理是:貨幣供給量增加,利率下降,企業的資本成本就下降,金融資產如股票的價格就會上升,所以人們的金融財富(FR)就增加。基于儲蓄生命周期理論,金融資產增值帶來的財富增加就增加了人一生的財富量(LR),所以人們就增加當前的消費,從而推動產出增加。用流程式表示為:

Ms+r,Ps+FR+LR+C+Y+股價上升帶來名義財富的增加會對隨后的幾個月的消費產生輕微的財富效應,之后隨著股票的被套迫使廣大投資者減少消費,其幅度要大于前期的財富效應的作用。

二、貨幣政策兼顧資本市場發展是否必要

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也使得傳統貨幣政策的操作受到了挑戰。

面對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資產價格的頻繁波動,我國經濟學界對貨幣政策是否應該把金融資產價格的調控納入貨幣政策框架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觀點。

11央行應該調控金融資產價格。

持該觀點的人認為,貨幣政策應當關注以股票價格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動,銀行信貸資金與股票的相互結合、相互轉化,會帶來銀行資金安全性的問題,股市虛擬資本的膨脹及泡沫的破滅也會給經濟帶來重大影響。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所導致的長期經濟衰退,就是由于中央銀行未能關注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

資本市場持續的泡沫時間愈長,它爆破后對實體經濟的損害就越嚴重。金融資產價格高度的波動性將在更大范圍內引起金融與經濟的不穩定。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劇跌意味著個人和企業財富的急劇減少,嚴重動搖人們的消費信心。由于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價格的急劇下跌所引起的通貨緊縮是真正的通貨緊縮。資產價格暴跌還會使銀行抵押品價值縮水而使銀行陷入財務危機之中,這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恐慌。

21央行應將長期價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而無需關注股價等金融資產價格的短期變動。持該觀點的人認為,貨幣政策過多地顧及證券市場不僅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會影響正常市場秩序的建立。

隨著資本市場對經濟影響的增強,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受股票市場的影響,尤其是在低通貨膨脹時期。但無論如何,中央銀行絕不能以股票價格指數作為決策的參照指標,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作用應該是中性的。

如果貨幣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場,投資者普遍認為貨幣當局會托市,就會對上市公司的業績和經營漠不關心,無法對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約束,促使其改善經營;上市公司不關心廣大股民的利益,唯一關心的就是通過增資擴股“圈”錢。

這種行為會使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都受到損害。

貨幣政策干預資產價格的波動,引導資金流向,最終是為了拉動投資、增加需求、刺激消費、實現經濟增長。從實際情況看,貨幣當局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貨幣流入資本市場,但并未真正啟動股市的“財富效應”。也就是說,全社會大量資金流向資本市場后,很大部分資金會在資本市場沉淀而難以進入商品市場,即使在股市存在較大風險的情形下,資金也不會完全撤出股市,只要資金不進入消費市場,最終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有效需求。因此貨幣政策干預資本市場并不一定就能達到最終目標。

31正確的做法: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時,對股價等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應關注但不盯住。

近年來,資本市場的股價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越來越重要,由于股票市場是資本市場的核心,中央銀行作為貨幣政策制定和決策的金融當局,應密切關注股市變動,在進行貨幣政策執行和操作時要考慮股票市場這一重要因素。

目前,突出地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應關注股票市場價格的波動,但不能把它作為貨幣政策決策的決定因素之一,也就是說,對股票市場的價格波動,應關注而不盯住。

應該看到,股票市場的發展使參與股票交易的貨幣需求量增加有客觀必然性,但若因其價格虛高,引起社會資金流入過多,則會影響到對實體經濟的投入。而若擴大貨幣供應量來滿足股票交易所需,則會引發社會信用過度膨脹,不利于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由于股票價格波動經常

脫離宏觀經濟基本面,沒有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晴雨表”,因此,目前金融資產價格還不宜成為貨幣政策的調控的目標。

目前,應該將以股票價格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視野,作為輔助的監測指標,建立相關的指標體系,并根據市場走向和金融資產價格的變化做出相應的判斷,進而實施必要的調控,但卻不能因此認為股價變化應成為影響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之一。

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而言,著眼點仍應是對實體經濟運行狀況和貨幣需求量分析、判斷,應致力于穩定價格水平和維持經濟最大持續增長。中央銀行對資產價格保持關注,是因為資產價格波動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這意味著只有當資本資產價格的波動影響產出和預期通貨膨脹率時,貨幣政策才應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出手進行干預。

參考文獻:

1.汪紅駒1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1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05-231

2.于洪波1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中的貨幣政策抉擇1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5-11

貨幣政策論文范文第4篇

物價的持續下跌和經濟增長速度連續低于潛在的增長水平，說明通貨緊縮仍是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特征，其趨勢仍在發展：

1.GDP增長率呈不斷下降趨勢

我國GDP增長率從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財政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顯低于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時低于我國潛在的經濟增長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長率達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長率達到8.3％，二季度GDP增長降為7.1％。經濟增長前高后低的趨勢明顯，若不及時采取有力的啟動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長率7％的目標仍有一定困難。

2.各類物價水平持續下跌，通貨緊縮趨勢依舊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價指數連續23個月負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連續18個月負增長，反映經濟景氣的生產資料價格購進指數也連續35個月負增長。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從第一季度的－2.9％和－1.4％進一步下跌為－3.2％和－1.8％，盡管近來這兩個指數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費需求不旺，增長乏力

1998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僅為6.8％，1999年上半年進一步下降為6.4％。比1985－1997年間平均17.7％的增長水平低10個百分點以上，說明物價的下降并沒有相應帶來商品銷售額的增長。

4.農產品收購價格劇烈下降幅度大，農民收入增長減緩

199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為－4.5％，1998年農產品收購價格增長率進一步下降為－0.8％，兩年累計下降了12.1個百分點，等于農民生產等量的農產品而貨幣收入卻下降了12％。農村居民消費持續下降，1998年農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購買了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鎮居民，卻購買了另外61％以上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城鄉居民消費差距過大。

5.外貿出口形勢并不樂觀，外需嚴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達1，580億美元，同比增長4.4％，其中出口830億美元，下降4.6％；進口750億美元，增長16.6％；順差80億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194億美元，下降19.9％；實際利用外資186億美元，下降9.2％，預示著吸收利用外資和擴大出口的難度進一步加劇，外資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在減弱。

6.基礎貨幣投放下降，實際貨幣供給不足，貨幣流動性比率降低

近年來，我國基礎貨幣投放下降，貨幣供應趨緊。1998年末，基礎貨幣余額為29108.7億元，僅比上年末增加29.2億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貨幣余額降為28314.9億元，比年初下降793.8億元；6月末，基礎貨幣余額降為28042.7億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億元，比年初下降1066億元。

在基礎貨幣下降的同時，廣義貨幣供應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長，其增長量約為基礎貨幣運用余額減少造成的貨幣供應的收縮量。也就說，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M2在小幅增加的同時，貨幣流動性比率（即M1與M2之比，即全社會貨幣供應中，用于居民消費、企業生產和投資的那部分貨幣占整個貨幣的比重）卻不斷下降。1997年6月貨幣流動性比率為37.5％，1998年6月下降為35.7％，到1999年6月進一步下降為34.86％。造成貨幣流動性比率不斷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兩年企業投資活動不積極，流動資金減少，以及居民消費欲望不強。由于企業資金趨緊，投資意愿下降，1999年前4個月企業存款下降355億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億元，定期存款卻增加了487億元。

根據西方學者的實證分析，貨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1.8.考慮到我國正在經歷由實物經濟向貨幣經濟的轉變，彈性應該更大一些。據國內學者對1979年以來的實證分析，我國的這一彈性應為2.3左右。也就是說，經濟每增長1％，貨幣數量應該增加2.3％。以1998年經濟增長7.8％為例，貨幣數量應增長17.94％，而我國1998年三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M0、M1、M2的增長分別為10.09％、11.85％和14.84％，都遠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兩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而言，我國基礎貨幣的增加速度太低，貨幣供給不足。

明年應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

通貨緊縮使實際利率上升，實體經濟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儲蓄傾向上升，投資意愿減弱，是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斷加深的通貨緊縮將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盡管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經濟生活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與經濟結構調整的中長期政策銜接起來。

進一步緩解通貨緊縮是明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因此，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仍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實行這一政策取向的問題是，從貨幣政策方面看，政策傳導機制障礙影響了基礎貨幣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顯，新的貨幣需求不旺也從另一個角度抑制了貨幣供給。因此，放量基礎貨幣、擴大貨幣需求，在傳導機制障礙短期難以解決、利率政策不明顯的條件下，基礎貨幣放量須尋找新的途徑，同時，從現代貨幣需求理論看，提高非政府投資收益率是創造新的貨幣需求的關鍵。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擴張性財政政策不能作為長期政策使用，發債空間有限，發債空間歐盟國家債務負擔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國債務負擔率約為12.5％，西方國家宏觀稅率平均在45％以上，我國約在12％，說明財政的償債能力約為西方國家的1/3弱，1/4強，因此，我國的債務負擔率低線為15％，最高不能超過20％。

我國目前大約有3萬億的隱性債務（估算），未來幾年將部分體現為政府的顯性債務，如剝離銀行不良資產的最終損失和社會保障資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終都要由財政來承擔。

依據李嘉圖的等價定理（當債務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時，當期的債務發行是對未來增加的稅收收入的提前支付），當期的債務發行，必然導致未來年度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否則，財政將發生支付危機。因此，必須考慮靈活運用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財政貨幣政策具體思路

1、貨幣政策方面：

1）繼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同時，核心問題是解決貨幣傳導機制障礙。將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與信貸安全作為剛性考核指標，解決不講效益，只求安全的問題。

>2）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進一步調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增加商業銀行資金的流動性。在當前已經擴大商業銀行存貨差和增加低成本資金來源的情況下，將存款準備金降為零利率，鼓勵商業銀行積極擴大貸款投放和其他形式的資產運用，防止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套取利息。同時，將中央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調到5％。

3）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發展多樣化的金融機構。在當前通貨緊縮的形勢下，不僅要積極防范金融風險，繼續推進化解金融風險的各項改革措施，還必須注意防止出現政策和導向上的極端化傾向。如果金融機構單純追求防范風險而不積極進行投資和貸款，整個宏觀經濟必然會陷入更大的困境，從而導致更大的金融風險乃至經濟風險。因此，在防范金融風險的同時，應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發展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的各種類型的非國有金融機構，推進金融機構的多樣化，以分散國家的金融風險，拓展中小企業的籌資渠道。

4）積極培育金融市場，增強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積極推進金融市場發育，加快貨幣市場的一體化進程，為統一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回購市場、票據市場創造條件，促進公開市場業務的發展；放開票據貼現率，鼓勵商業銀行積極進行票據貼現業務，加大再貼現的規模，擴大中央銀行資產運用中票據持有的比例，增強中央銀行的調控能力。

2、財政政策方面：

1）適度擴大財政赤字，調整支出結構

建議2000年繼續實行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中央財政赤字增加1000億元左右，主要考慮拉動GDP的增長與阻止物價水平的下滑。

調整財政資金支出結構，在增加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的同時，應該考慮將部分財政資金用于能夠直接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領域。包括增加經常性預算支出，增加職工收入以促進居民消費。特別要將增加的預算資金優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結合扶貧攻堅計劃的實施，力爭使5000萬貧困人口提前脫貧；加強政府對社會保障資金的支持，由財政撥出部分資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以鼓勵居民多消費而少儲蓄；同時，可考慮將一部分財政資金用于清理企業間債務和銀行不良資產，以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特別要注重發揮財政政策在帶動民間投資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通過有效地利用財政貼息、財政擔保和財政參股等手段，充分吸納和引導社會資金，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全面提高工業技術裝備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資和居民消費支撐經濟自主增長的能力，為迎接中國加入WTO的挑戰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

2）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

彌補財政赤字有多種途徑，其中，債務融資和貨幣融資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國人民銀行法》、《預算法》不允許采用貨幣融資法，可考慮繼續采取債務融資方式，但中央銀行必須大力拓展公開市場業務。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財政部向商業銀行發行低息或無息短期國債，由中央銀行通過國債市場當天等額購入，迫使中央銀行釋放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這樣做雖然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但財政赤字擴大仍然體現在債務規模擴張上，形成政府債務負擔。

此外，采用何種方法彌補財政赤字，應在精確計算推動通貨膨脹增長幅度的基礎上確定。對控制通貨膨脹總的考慮是，通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連動，使物價指數由目前負增長，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長。鑒于近年來發達國家通貨膨脹率控制在3％左右，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沉重的就業壓力，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要遠遠大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若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過9％的情況，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應是可行的。

3）“輕徭薄賦”，穩定宏觀稅率

為保證財政各項政策的協調一致，在積極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保持目前宏觀稅率的穩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經濟形勢好轉之后，經濟增長帶來的稅源開拓才能有利地支撐稅收的增加。同時，繼續清理亂收費現象和推進費稅改革，減輕企業與居民負擔，支持經濟增長。

4）社會保障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舉

當前或今后一段時期內，無論是從收入分配格局變化，還是從經濟增長等方面來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都無法支持消費的快速增長。擴大消費的唯一方式是將居民儲蓄變為當期消費。這就要求我們在穩步推進經濟體制、政府機構、住房制度、社會保障、教育體制和醫療制度改革的同時，盡快建立和健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會保障水平，解決城鄉居民的后顧之憂，采取諸如對無房老職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補償、償還政府對老職工勞動保障的隱性負債，補足欠發的職工工資、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預期。實行這一政策，應貫徹低收入階層優先的原則，當前刺激內需的重點尤其要放在增加農民收入、啟動農村市場上。同時，在供給方面，調動企業和企業家的積極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長的企業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發動機，發揮財政、信貸乃至民間資金“投資”帶動“投勞”的作用，以增加就業，擴大需求。

5）將刺激內需和外需結合起來

繼續堅定不移的實行各項鼓勵和擴大出口的政策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稅率、出口信貸、出口擔保和不斷擴大出口企業經營自等，盡快扭轉出口下滑的趨勢，在努力擴大內需的同時，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貨幣政策論文范文第5篇

一、貨幣政策運行的外匯環境

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歷了一個由封閉經濟(closedeconomy)、半封閉經濟(semi-closedeconomy)轉為—個半開放經濟(semi-Openeconomy)的發展階段，并正朝著開放經濟(openeconomy)發展。伴隨經濟的整個轉型過程的是我國外匯制度的變革。

1994年我國進行了匯制改革，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并軌運行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6年我國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實現可兌換。自此，我國的外匯管理也形成了半開放格局，即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資本項目下仍實行匯兌管制。根據權威人士評估，就資本項目匯兌程度方面，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縱織劃分的43個資本交易項目，目前我國有將近一半的資本項目交易已基本不受限制或較少受限制，有四成多交易項目受較多限制，嚴格管制的項門僅有一成多。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而言，我國的開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發達國家。

二、貨幣政策運行的經濟結構環境

以結構主義方法來分析我同現階段的經濟，筆者認為以外匯資金的可得能力為標準，我國現階段存在著典型的二部門經濟：涉外部門和非涉外部門。這里的涉外部門既包括對外貿易領域也包括部分非貿易但已對外開放投資的領域。這些部門可以通過實物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獲取外匯資金，也可以通過吸引外國投資等方式獲取外匯資金。而非涉外領域則是那些尚未獲得外國投資又走內向型發展道路的經濟部門。比較兩部門經濟發展中對資金的籌措能力，涉外部門無疑比非涉外部門多了一條外匯資金的渠道。正是這一資金籌措能力上的不同，在當前外匯管理制度安排下我國的涉外部門得到了保護性的發展優勢，使得我同的外向型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從而帶動我國經濟進入一個開放的格局。

三、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機理

經典的宏觀經濟中貨幣政策傳導的流程圖，其作用的方向是自左向右并具有不可逆性，隱含的—個前提假設是貨幣供應是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僅受中央銀行控制。貨幣政策的傳導是中央銀行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來引導一些相關的中間變量(如利率、資產價格)，繼而影響人們的投資和消費行為，及社會的總需求和總產出。根據這個原理，可以將貨幣政策在外匯領域的傳導機制擴展為以下圖式：

MOrAeXM(NX)ADY(1)

(1)式的文字含義為貨幣供應量MO(由央行控制)的增減，會導致本幣利率r降或升，形成的本外幣利差引發套利行為A，進而導致本幣匯率e的下降(本幣貶值)或—上升(升值)，從而影響出口X、進口M和凈出口NX，由此帶動總需求AD和總產出Y的變化。但如果匯率是固定的，則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將發生方向性變異，如通過價格水平的變化等其它途徑來影響進出口和總產出。我國目前由于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涉外部門的經濟活動不受匯率波動的調節，相反其經濟活動的擴張還會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內生忭的需求。因此，可將上述傳導流程式(1)改寫為：

MOrAe(Stable)MO……(2)

從(2)式可以看出整個傳導流程不再是自左向右不可逆的，相反從純貨幣運動來看是—個可逆乃至循環的流程，從而使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干擾。

為了保持總量的穩定，央行需要采用對沖手段來回籠多余流動性，為達到操作效率，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對象只能是包括對外部門在內的所有經濟部門。在涉外部門存在可逆性，而其他部門傳遞機制相對有效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在兩大部門產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表現為涉外部門少受或不受緊縮政策的影響，而其他部門較多地承受了緊縮政策的影響。

四、貨幣政策外匯傳導慣性下的二部門經濟結構

從企業層面看，外向型企業只要有出口定單就可以獲得銀行信貸的支持(在這一點上相比較其他內向型企業而言，后者可能會遭遇信貸配給或緊縮時期的可得信貸資金限制)。企業出口收匯后即可將所得外匯賣給銀行(銀行結匯)獲得人民幣。同樣地，企業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款及隨后的境外借入款均能以合理的理由獲批結匯成人民幣。因此，如果國內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企業只要有渠道從境外獲取外幣資金就可予以避開。所有的外幣資金都可以在進入產業領域(實體經濟)后以合法的理由結匯成人民幣，構成對貨幣供應的內生需求，且這種需求具有強約束性。同樣地，當出現高于境內的境外獲利機會時，涉外部門也可較容易地將人民幣資金轉換成外匯流出境外逐利。

從中央銀行層面看，來自外匯的貨幣投放擴張性需求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原則下不得不給予滿足(由銀行結售匯制度下的人民幣外匯市場運作機制所決定)。為了保持總量穩定，中央銀行采取在公開市場賣出國債、發行央行票據或提高準備金率鎖定部分銀行資金等于段來對沖或回收基礎貨幣。但是，借助于我國外匯管理制度安排，涉外領域資金的可獲得性要大大高于其他部門；而央行對沖手段實施對象卻是無歧視的，即央行為回收流動性而從市場上抽取的基礎貨幣相對平均，并不專門針對涉外領域。因此，基礎貨幣投放與回籠的渠道存在著不對稱的問題。

在商業銀行層面上，結售匯業務所需的人民幣資金有著中央銀行的“保證”，并在結匯的同時兌付給了客戶；而央行回收流動性時卻是無針對性的。對于商業銀行來說，—邊是通過結售匯渠道已經給涉外企業兌付了資金，另一邊是中央銀行以一定價格條件開㈩的資金回收條件(央行為了確保回收成功開出的條件是具有一定市場競爭力的；有時可能是行政性的強制手段如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商業銀行要配合央行的這種回收就要減少可貸資金的數量，這可能導致商業銀行資金運作的緊張繼而收緊貸款活動，對非涉外領域的部門采取信貸配給等緊縮性措施。由此可見，我國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機理是導致我國涉外領域發展迅速而非涉外領域發展滯后，沿海開放地區發展迅速而內陸地區發展滯后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客觀上它確保了經濟中涉外部門的資金需求。應該說，央行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與我國堅持走外向型經濟發展道路是一脈相承的，而其中銀行結售匯制度以及穩定匯率的政策導向安排又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即貨幣政策的外匯傳導在匯率穩定和銀行結售匯制度的政策框架下為外向型經濟提供了本幣資金保障。

據此，筆者將式(2)擴展為：MOrAe(Stable)MO外向型領域擴張(3)

這里的含義是無論貨幣供應是擴張還是緊縮，外向型經濟領域始終能在匯率穩定和銀行結售匯制的保護下得到發展，且這種保護效應還從國際可貿易商品的領域擴展到了所有外資進入的領域(包括房地產領域等)。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同經歷的這一經濟周期來看，這種保護效應還刺激了跨園投機行為。

下面一組數據的比較也許能說明以上的觀點：

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以支出法核算的國內生產總值中來自境外的貢獻即凈出口(NX)占比為2.30%(2002年)和1.78%(2003年)，而同期在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中我國“流通中現金”來源中“國外凈資產”占比卻達50.24%(2002年)和57.84%(2003年)。雖然兩者的概念內涵不完全一致，—個是流量，一個是存量，但從后者的增長率上也可看出央行新增加的“國外凈資產”規模遠遠超過凈出口增加額。

表1以支出法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

再以中同人民銀行公布的中國銀行概覽統計中資產方面的“國外凈資產”與“國內信貸”的兩項季環比增長數據來看，“國外凈資產”的增長大多高于“國內信貸”的增長。

表3數據顯示盡管“國外凈資產”的絕對數遠不如“國內信貸數據”，但由于“國外凈資產”投放的人民幣均為高能的基礎貨幣，進入經濟領域后的倍數擴張能力遠高于同內信貸部分，因此其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不容小覷。此外，“國外凈資產”增長高于“國內信貸”的增長也說明了這幾年涉外領域獲得的資金比非涉外領域要多，而且“國內信貸”也會有相當數量投向涉外部門。

五、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總體規模的不斷上升，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和作用日益加大，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對我國的影響也在深化。我國貨幣政策的一舉一動不僅僅只是國內問題，它受到了廣泛的全球性的關注。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已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已上升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莊重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幫助亞洲國家盡快走出了危機困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的外匯制度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從1981年到2003年的23年內，我國的進出口規模增長了1833.55%；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間，我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年度規模增長了8260.94%。然而，涉外部門的異常繁榮發展帶來的經濟瓶頸現象也日益突出，環境問題、能源供應問題以及對外依存度偏大等問題逐漸顯現并引起了各方注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使我國面臨進—步開放的經濟格局，為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為了應對全面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內外均衡挑戰以及外部沖擊壓力，我國貨幣政策應統籌協調外匯、財政以及產業等政策，逐步改變一以慣之的偏重涉外部門的政策取向，實行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培育和發展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加速推進利率市場化步伐。建議可從以下方面入手：

1.以人民幣對外幣的掉期業務取代央行票據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對沖工具。這—方面可以把涉外領域的貨幣需求解決在同一領域中，更重要的是可以培育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形成一個流動性較高的交易市場，減少日常交易對外匯儲備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