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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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問題論文范文第1篇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蒲松齡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謂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麥既登場……，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北方各省，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隆：《河間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尹會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陳農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其工力與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隆：《羅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16]《清代文字獄檔·吳其檔輿獻策案》。
農業問題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業保險；運行機制；保險文化；財政支持
近年來，積極探索發展農業保險已在我國形成共識，全國一些地區試點工作取得積極成效，農業保險不斷萎縮的態勢得到一定緩解。但是，從現有的農業保險發展情況看，我國的農業風險管理總體上還處于較為原始的狀態。要持續高效地推進農業保險，必須著力解決一系列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問題和矛盾，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一、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農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進農業保險的發展
農業普遍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體制風險和生物風險等多種風險的威脅，農業風險損失非常嚴重，農業自身的承災能力較為脆弱。與傳統農業相比較，現代農業的集約化、國際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現代農業在發展的環境、條件，生產的內涵與外延等方面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非但沒有減少農業風險，反而使農業風險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強，農業巨災風險損失壓力越來越大，農業風險的擴散和傳播加快。巨大的農業風險是阻礙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客觀要求建立日益社會化和市場化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發達國家的農業風險保護體系主要包括農業保險、災害救濟、農產品期貨、農產品價格保護等，對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主要風險都提供保障選擇，從而較好地保護了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其中，農業保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傳統的農業風險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臨時性的事后救濟和農民分散的自我保護為主，農業的風險保障程度很低。農業的高風險和低收益使我國的農業發展環境得不到改善，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業保險作為專業的現代風險管理工具，能夠將政府和市場力量有機結合，在全社會分攤風險損失，較之其他風險管理手段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而且，農業保險具有綜合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不但有利于分散風險，促進生產，增進投資，提高收入，而且還能降低農村金融風險，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因此，在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應突出和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國家應該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支持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視農業保險市場的培育和機制的塑造，堅持發展政府誘導型農業保險運行機制
大量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農業保險發展的難點和關鍵在于農業保險市場的培育和機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農業保險的正外部性決定了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加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農業具有公共福利性，農業保險的這些屬性為政府支持和參與農業保險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農業保險在實踐中面臨的供給嚴重不足、市場失靈等現實矛盾，也對政府參與農業保險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政府運行機制的農業保險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運行機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時，給國家的財政造成沉重的負擔，而且會對私人保險產生“擠出效應”，抑制保險市場的發育。況且，作為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的財力還無法達到完全由政府承擔經營農業風險損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場機制的農業保險雖具有效率優勢，但是，農業保險的特殊性決定了私人保險難以克服市場化經營的障礙。我國目前還缺乏市場化農業保險經營的基礎，市場化的農業保險模式在現階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鑒國際國內發展農業保險的經驗和教訓，我國應該發展政府誘導型保險機制。政府誘導型農業保險運行機制既非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即商業化的農業保險模式)，也非政府運行機制(即政策性農業保險)，更不是政策性和商業性的簡單混合。它是指政府從農業保險經營主體中退出，讓位于私人保險，同時改變政府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直接補貼的形式和手段，通過為私人保險公司提供平臺，創造經營環境和條件，降低經營成本和控制風險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對私人保險誘導機制為主，最終引導農業保險走上市場化發展模式為目標。與完全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變為間接，由臺前走到幕后。從市場的培育角度，著力培育市場主體。開放國內農業保險市場，適度放松農業保險市場的準人限制。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各地實際情況的農業保險組織形式，除了組建國家型的政策性農業再保險公司外，積極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組織形式的保險公司，并引導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代辦或共保農業保險業務。從農業保險機制的塑造角度，應該通過政府經濟政策的誘導、法律法規的規范、保險的監管等手段，塑造農業保險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以及通過再保險和巨災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風險分散機制。通過這些機制的培育，逐步完善農業保險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農業保險的發展效率，保障農業保險的穩健發展。
三、加快農村保險文化的建設和傳播，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同度，刺激農業保險需求
保險文化是在長期保險實踐中形成的關于保險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倫理思想、經營哲學，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等范疇的總稱。保險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包含保險精神文化、保險制度文化和保險物質文化三個方面。保險文化決定人們對保險的認同程度、所持的社會心態、行為規范，以及受這些因素影響構成的保險關系。因此，保險文化不但影響保險供給，更影響保險需求，保險文化在保險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國農村保險文化發展和傳播滯后，農民保險知識匱乏，對保險了解較少；保險意識落后，保險的認同度很差。保險是一種知識性和技術性很強的產品，特別是保險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環節較為復雜，制度和規則十分嚴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險知識。農民對現代保險知識和文化的接觸較少，缺乏對保險功能和作用的科學認識以及對合同與契約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錯誤的認識，例如如果沒有發生損失、沒有賠付，那么購買保險就是浪費錢財；如果在保險期間沒有遭受損失，就應該退還保費等，顯然這些認識是對保險缺乏基本了解。
農村保險文化發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是傳統自然經濟因素的影響。傳統農業的典型特征是封閉性和非市場性，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農業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生產組織，缺乏廣泛的社會分工與協作。人們在面臨風險損失時，缺乏運用市場手段尋求緩解社會矛盾的方法。傳統農業文化重視家庭保障，沒有建立起現代商業意義上的風險意識，而缺乏全社會普遍保障的思想，這種思想幾千年延續下來，使家庭保障變成一種思維慣性，逐漸形成一種文化的力量，在這種力量的作用下，人們相信、信賴于家庭單位，不太容易接受現代社會保險。二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認為保險不吉利，寧愿以血汗錢去祈求菩薩保佑，也不愿花小錢獲得保險保障。
因此，加強保險文化研究，加快農村保險文化的傳播，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同和接受程度，改變風險管理的理念和意識，是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農業保險的經營來看，保險公司輸出的不僅僅是保險產品，更應輸出保險文化。保險經營者承擔著創造、傳播和經營保險文化的職責。保險文化傳播途徑與方式的選擇應切合農村社會的特點。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交通與通訊落后，人口居住分散，農民的文化素質總體較差。因此，農村保險文化的傳播較為困難。在保險文化傳播的途徑方面，可以選擇廣播、當地閉路電視、農村科普讀物、農村的黑板報、標語以及專門的農業保險專題講座。在傳播的形式上，要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看得見的實惠，讓農民逐漸理解和接受保險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在宣傳材料的選擇上，要針對農民普遍存在的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行重點分析，讓農民知道風險和災害損失可以預防，可以積極主動地對其進行管理，從而增強農民對現代農業保險的價值認同與接受。此外，當前應重點加強保險制度文化建設，特別是《農業保險法》的制定與實施。《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加快推進農業保險法律法規建設”。保險法規是保險制度的核心，是保險市場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應當盡快制定農業保險相關法律。
四、建立農業風險信息系統，創造農業保險發展基礎
農業保險是以農業風險為經營對象，因此，對農業風險及風險損失的特征和規律的把握是農業保險開展的重要前提。例如，農業保險產品的開發，保險費率的厘定，都必須以過去一定時期的風險損失數據作為基礎。農業保險的營運和管理，特別是保險的防災和減災都需要以準確的農業風險信息作保證。目前我國缺乏權威的、系統的農業風險數據和信息，即使在農業保險的相關研究中，也是僅僅能夠從分散在民政部門、氣象中心以及部分統計年鑒中收集部分數據。農業風險信息系統是專門從事農業風險信息和數據的處理和交換的中心，包括農業風險的預測，風險損失的測算、記載、加工、存儲以及農業風險信息的和交換等環節。農業風險信息系統是一個綜合的跨學科、跨部門的系統，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進行連續動態地輸入和輸出各種農業風險數據和信息，滿足農業保險當事人及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需要。從農業保險的發展角度，農業風險信息系統不但是保險產品開發的基礎，而且還是保險營運的重要外部條件。現代風險信息系統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斷成熟的高科技技術，例如現代的衛星遙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運用，農業風險信息的預測和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在農業減災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降低保險損失和提高保險經濟效益將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農業的減災信息系統通過對災害全程動態監測及資料處理、分析、模擬和預報警報制作系統，預報警報的傳播、分發和服務系統等，能夠大大減少災害的危害程度。農業風險信息應該作為公共產品，由政府來提供。我國可由國家統計局、農業部、國家氣象中心、民政部、商務部聯合成立農業風險信息中心，該中心可設在農業部。
五、明確中央和地方在農業保險發展中的關系，切實保障農業保險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農業和農業保險的特殊性決定了在農業保險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誘導型發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試點時期，政府的財政支持是農業保險推廣的重要條件。國外農業保險發展也證明，政府的財政支持對推進農業保險具有關鍵作用。在分級財政、預算約束的財政體制下，對農業這樣一個具有全社會公共福利的基礎產業，扶持和推動農業保險發展的財政支出，應該在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建立合理的分工關系，才有利于財政支持農業保險投入的到位。農業的穩定和發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有積極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的義務，但我國的現實國情是各地方經濟發展嚴重的不平衡，農業比重較高的地區，大多地方財政相對困難，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較弱。經濟發達地區財政基礎較好，但農業的比重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財政支持發展農業保險，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財政具有全社會利益分配的調節功能，在農業保險的發展中應當承擔主要財政支持責任。在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及地方財政的積極性。從操作層面看，中央財政的義務包括：(1)承擔全國政策性農業再保險的經營補貼；(2)在試點時期，承擔全國糧、棉、油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宗農產品的農業保險經營補貼。地方財政的義務則主要承擔養殖業、地方經濟作物和特色農產品的經營補貼。建議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與40%的比例出資組建全國農業保險巨災基金，為農業巨災風險損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實施區域性農業保險政策，扶持西部地區農業保險的發展
農村經濟發展的區域性、農業風險和災害損失的區域性、農業生產布局的區域差異性等特征，決定了我國的農業保險必須走區域化的發展戰略，集中統一的發展模式將扭曲農業保險價格機制、弱化農業保險發展的激勵機制、抑制農業保險的創新機制等，從而阻礙農業保險的發展。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堅持區域化發展戰略。所謂區域性農業保險政策是指國家在制定促進農業保險發展政策時，將根據各個經濟區域的實際情況采取有差異的政策，以促進農業落后地區的農業保險獲得較好的發展機會。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來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將會在相當時期客觀存在，實行區域化的發展政策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基礎總體較為薄弱，農業基礎設施較差，農業的抗災能力和承災能力都嚴重不足，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農業風險和農業災害損失對西部農村落后地區的影響更為嚴重。西部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災害頻發，是許多農村地區貧困落后的現實原因。目前，農業生產方式還主要以傳統農業為主，農村產業結構單一，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很低，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傳統農業色彩較重，農村還比較封閉，農民的風險理念和保險意識落后。這些因素使西部地區農業保險市場發育更為緩慢和困難。此外，由于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也相對落后，地區的財政資金較為緊張，很多地區只有長期依靠上級的財政轉移支付來維持政府機構的運轉。因此，地方政府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的能力十分有限。雖然如此，農業在西部落后地區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農村人口的比重很大，農業產值占地區總產值的比重大大高于發達地區。農業和農村的穩定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西部地區農業保險的發展需求更為強烈。在此背景下，國家對西部落后地區的農業保險政策應該實施重點扶持，建議中央財政對西部落后地區實行專項的農業保險支付資金，以彌補地方財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災基金的地方籌集比例上，給西部地區一定幅度的優惠。
七、加快推進農業保險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加快農業保險產品的開發
農業保險的復雜性對農業保險經營人才及技術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突出矛盾是專業人才匱乏，經營技術非常落后，嚴重制約農業保險的發展。從保險人才的培養角度，應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培養農業保險發展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農業保險需要大量的理論研究人才、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一批熱愛農業保險，具有經濟學、保險學、金融學、農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知識背景的復合型研究人才積極投身到農業保險的理論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國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水平，為我國的農業保險提供理論支撐。應該充分發揮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在理論研究人才培養方面的積極作用。國家和各級政府、研究基金應向農業保險類的研究項目提供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過這些重大專項研究培養研究隊伍，促進學科的發展；從現有保險公司、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等多渠道積極引進農業保險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穩定和發展農業保險人才隊伍。近年來，國外農業保險在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特別是農業風險證券化產品、農業巨災風險管理工具的創新，為農業保險提供了嶄新的思路。我國的農業保險也應該在這方面進行探索與創新，增強農業保險的自我發展能力。
八、循序漸進、有選擇、有重點地推進農業保險試點工作
農業保險的試點和在全國的推廣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而且經營風險和難度很大，主要表現在：國家的財政支持能力、農業保險市場的發育進程、保險公司的經營能力、農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個逐漸提高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農業保險試點工作由于當時的急躁冒進，引起許多農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區盲目推進農業保險，在缺乏必要的風險分析和有效管理情況下，結果造成很多保險公司嚴重虧損，甚至少數保險公司拒絕向農民賠付，引起農民的不滿，同時，也損害了保險公司在農民心中的形象。這些教訓都表明，農業保險的試點和推廣，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特別是要同農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產品的設計要講求科學性，要遵循市場規律，要贏得農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農業保險發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價的。從近段時期來看，應優先選擇農業規模化、產業化、商品化和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進行農業保險項目試點，待經驗逐步積累，示范效應逐步顯現，農民的保險意識漸漸增強時，再深入推進。將農業保險作為主要的農業風險管理手段是有條件的，主張積極發展農業保險，并不等于不顧實際一哄而上，現代農業保險的發展必須樹立效益意識和風險意識。
九、建立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分散農業保險經營風險，保障農業保險的穩健運行
農業特別易于發生巨災風險和巨災損失，嚴重巨災損失的發生將會使農業保險系統崩潰。農業巨災風險的存在是影響農業保險市場發育的重要因素，是農業保險市場化經營的重大障礙。無論是從保護農業，穩定社會的角度，還是從促進農業保險發展的方面，都必須重視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的建立。巨災風險保障體系是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前提。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包括農業再保險、農業巨災基金、農業災害救濟，三者之間并非簡單的替代關系，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整體。除了分別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災保障體系的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以使三者相互促進。農業再保險的目的是分散農業原保險人的經營風險；農業巨災基金是為農業原保險人和再保險人提供分散風險保障，而農業災害救濟則是起到補充作用，彌補農業保險的不足。
十、強化農業保險的監督管理，提高農業保險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由于農業保險的發展是多種組織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體共同參與，而且模式在探索階段，制度在形成時期，法律在醞釀過程中，機制在培育階段，市場在培植時期，各主體在磨合階段。因此，農業保險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和經營監管制度。在積極探索過程中，應加強對農業保險的監督和管理。監督管理的重點在四個方面：一是對保險人保險行為的監督。對專業性的農業保險公司，應嚴格要求保險人按照保險準入的經營范圍積極拓展農業保險業務，杜絕保險公司將農業保險作為“概念”來操作，避免農業保險業務空心化；二是監督政府支持農業保險財政資金的投入和使用情況，保證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到位，并切實保證財政資金真正在動植物生命保險中發揮作用，防止財政資金被挪用；三是監控農業保險的經營風險，建立保險人的硬財務約束制度，保障農業保險的健康運行；四是監督農民的利益保護情況。農業保險應辦成支持農業發展，保護農民利益的現代風險管理工具。在農業保險發展過程中，除國家和省級政府明確規定的少數法定農業保險業務外，任何保險人不得采取強買強賣農業保險的手段，更不得騙保拒賠。要通過保險文化的建設和傳播、經濟利益的誘導和良好的保險服務等方式激勵農民的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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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問題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縣級農業行政執法；存在問題；對策與措施
縣級農業行政執法是農業行政執法體系中最直接最關鍵的環節。目前，農業和農村工作已進入一個重要時期，農業行政執法工作面臨新的考驗和挑戰。
1縣級農業行政執法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1.1農業行政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還不高，適應新形勢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絕大多數專職執法人員原來從事的是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對農業法律、法規系統學習時間較少，缺乏行政執法所必備的法律知識及相關的執法技能，在具體執法過程中仍然存在執法人員不善執法和不敢執法的現象。
1.2管理相對人和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淡薄，依法行政的輿論氛圍不濃
在市場檢查過程中，管理相對人受到處罰時，往往以不懂法、不知法為由，推卸責任，逃避處罰，干擾執法工作的正常開展；農民群眾的法制觀念不強，自我保護意識差，往往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時不知或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1.3農業行政執法機構的性質不利于工作的開展
目前，縣級農業行政執法主體屬于行政機關的比例不高，均是按“不增編制、理順體系”的辦法組建起來的，屬事業性質，農業行政執法分散于各個基層單位。有的沒有解決農業執法辦案經費，農業行政執法沒有專項經費保障，導致執法手段落后，執法檢查、調查取證和實施處罰困難。缺乏相應的配套和保障，以致于影響了執法水平和質量的提高。
1.4行政執法面臨的難點
農業行政執法由于起步晚，經驗不足，相對人、執法人和行政管理者的法律意識和素質不同，導致執法難，難執法。有些由于認識不到位，行政執法難以放到應有位置，執法中取證難，處罰決定難以實施，執法機構履職無法獨立完成，干擾因素多，法律法規未能有效落實；在少數地區，農資產品質量問題日趨嚴重，管理機構重標識、輕質檢，重處罰、輕管理，重外地、輕本地產品現象普遍存在。
2農業行政執法工作的對策與措施
2.1推進農業綜合執法，完善農業行政執法體系
將分散在各事業單位的執法職能統一起來，單立機構，專司執法工作，單獨行使職能；把農業行政執法經費列入本級財政預算，保證人頭經費、日常辦公經費和執法辦案經費，建立健全農業行政執法保障體系；努力提高農業行政執法人員的綜合素質，建立一支業務能力強、清政廉潔、秉公執法、高素質的執法隊伍。
2.2加強法制宣傳教育
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特別是管理相對人和廣大農民群眾的法律意識。只有努力學法，真正懂法，才能守法。法制宣傳教育要建立一些長期有效的制度。使普及法制宣傳教育的工作法律化、制度化。通過報紙、廣播、電視、標語、印發資料等多種宣傳形式加強農業法律法規宣傳，推動全社會依法治農氛圍的形成。
2.3建立健全制度，規范執法行為
通過制度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建立健全農業行政執法管理制度、行政執法人員管理制度、行政執法公開制度、重大案件審批、查處、備案制度、執法過錯和錯案追究制度。做到制度到位，責任到人。依靠制度，強化管理，規范行政執法行為。嚴格做到主體合法、依據合法、行為合法、程序合法。
2.4加強執法監督，確保依法行政
農業問題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業科研單位;人才戰略;做法;存在問題;對策
遼寧省果樹科學研究所是以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為主的果樹專業機構。“十五”以來,根據科技和產業發展要求,進行了學科結構調整,基本確定了以下主要研究領域和方向。一是果樹資源與育種,其學科的研究方向為蘋果、李、杏、樹莓、藍莓等果樹資源與育種研究;二是果樹栽培,其學科研究方向為蘋果、梨、葡萄、李、杏、樹莓、藍莓、棗、榛子、板栗等果樹栽培、設施栽培(李、杏、葡萄、桃、甜櫻桃)、果樹植保、果樹土肥;三是果品加工與貯藏,其學科研究方向為果品加工、果品貯藏;四是觀賞園藝,其學科研究方向為觀賞果樹及林木資源利用研究;五是干堅果研究,其學科研究方向為棗、榛子、板栗等新品種引進、篩選及配套栽培技術;六是設施蔬菜研究,其學科研究方向為國外優良蔬菜新品種引進及配套栽培技術。在上述研究領域中,果樹資源與育種、果樹栽培、果品加工與貯藏為重點學科。
1遼寧省果樹科學研究所在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方面的做法及成效
一是制定人才發展規劃。在全所人才資源現狀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所學科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需要,制定了《遼寧省果樹所“十五”期間人才發展規劃》《遼寧省果樹所“十一五”期間人才發展規劃》,科學合理地制定培養計劃,確定培養目標,根據遼寧省果樹科研所科研、開發、管理工作發展需要,有針對性地分學科、分層次進行不同形式人才培養,既要突出科研人才,又要重視經營開發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既要開發現有人才,也要培養后備人才。二是將人才培養與所重點學科的建設結合起來,培養碩士以上研究生人選,必須是重點課題或重點研究領導的優秀青年,引導人才的走向。三是選派一些政治素質好、有事業心、專業拔尖的優秀青年科研人才到國外進修,或到高等院校攻讀學位,“九五”以來,已選送6名同志以訪問學者身份到國外進修,6名攻讀博士學位,已有2名畢業,碩士研究生畢業10名,在讀10名,學費等相關費用由所、課題、個人按比例承擔,先以個人借款形式支付,畢業后按規定報銷,簽定協議并由經濟擔保人擔保。四是設立“青年科技基金”鼓勵青年科技人員申請所自選項目,經過個人申請,所學術委員會對論證報告把關,由35歲以下優秀青年主持,給科技人員提供脫穎而出的條件和環境,課題人員組合上,明確規定在科研項目執行中要有青年科技人員擔任課題主持人,副主持必須是青年科技人員。五是注重學歷層次,把好進人關。為全面提升專業技術人員的文化層次,建立起一支高學歷、高層次的人才隊伍,除鼓勵在職人員繼續進行學歷教育外,重點把好進人關。規定今后新進人員原則上要求具有碩士以上學位,實行考試、面試評議制度,嚴格把好入口關。六是創造用好人才的環境。在職稱的聘任上按照科研、科技服務、科技開發、管理各崗位的不同特點,制定各崗位的聘任標準,單獨打分排序,同時將指標數按同比例分配到各崗位中,在職稱聘任上創造同等機會;對學術造詣較高、承擔國家重點課題的博士研究生、學科帶頭人提供樓房1套;對新分到所大學生安排食宿,每人每月給100元生活補助,做到事業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關心人才成長,營造一種環境的親和力。對于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真正能夠推動“三農”發展的優秀科技人員,不拘一格讓其脫穎而出,在職稱晉升、獎勵措施等方面給予傾斜[1]。七是創新激勵保障機制。黨政班子共抓人才發展規劃以及人才培養、引進、優化人才結構的工作機制;制訂人才激勵政策,在優勢學科中篩選出學風正派、學術造詣較高、熟悉學科國內外發展動態、能根據國家需要和學科發展把握學科研究方向、具有組織和指導重大科研項目和培養高級科技人才能力的學科帶頭人,對獲得國家、省重大項目和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員進行重獎。成果獲國家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每項獎勵5萬元,獲二等獎每項獎勵3萬元;獲省自然科學獎、技術發明獎、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每項獎勵2萬元,獲二等獎每項獎勵1萬元;獲國家其他各部委一等獎,每項獎勵1萬元,二等獎每項獎勵5000元。成果鑒定每項獎勵2000元;取得專利的技術(或產品、品種)或保護權的品種每項獎勵2000元。品種鑒定并登記備案后,通過雜交自育的品種每品種獎勵5000元,芽變選種每品種獎勵3000元,引進品種每品種獎勵2000元。獲院科技創新一等獎,每項獎勵5000元,獲院科技創新二等獎,每項獎勵2500元,獲院科技創新三等獎,每項獎勵1000元。不斷完善培養、引進、使用等激勵保障措施;創造人才施展才華的科技發展平臺,促進人才團隊優勢的集聚;營造鼓勵成功、寬容失敗,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創業環境[2]。通過實施人才戰略,科技人才的總量和結構得到了優化,質量得到了提升,科技人員的內在動力極大地得到了激發,“十五”以來,共承擔各級、各類研究、開發、推廣等項目143項,科研經費從2000年的42萬元增加到2007年的335萬元,獲得省級以上重大科技成果11項。其中,國家農牧漁業豐收計劃二等獎2項,省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三等獎3項,省政府成果轉化二等獎1項,省農業科技貢獻一等獎3項。18個新品種通過省級品種備案登記,獲專利2項,產生社會經濟效益30多億元。
2存在的問題
一是隊伍不穩定,人才流失嚴重。1990~2006年,辭職、調出25人,基本上都是40歲以下,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原因是農業科研單位的科研經費、科研任務不足,科研條件相對較差;環境條件艱苦,科技工作者福利待遇低、負擔重、壓力大;由于和其他部門、行業比收入差距大,人才流向其他部門;地理位置偏僻,子女上學就業有一定困難;用人機制不靈活,缺少有效的用人機制和分配機制等。二是人才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結構不合理。人才總量不足,在職職工354人,包括:專業技術人員130人;其中高級職稱52人、中級職稱40人;管理人員17人;工勤207人,專業技術人員130人,占職工總數的37%,專業技術人員比例偏低,工人比例偏大。人才質量不高,缺乏有較高知名度和較大影響力的學科帶頭人群體,尤其缺乏能解決遼寧省果業生產重大難題,能支持、開拓一批新興學科或能夠組織協調多學科聯合攻關的學科帶頭人高學歷人才不多,碩士生以上21人,具有碩士以上學位占專業技術人員總數16.2%,與一個省級科研院所的發展目標要求相距甚遠。三是開發經營人才缺乏,管理及科技服務人才不穩。目前遼寧省果樹科學研究所130名專業技術人員中,從事農業研究系列70人,科技服務11人,管理47人,科技開發5人。從事開發經營人才少,管理及科技服務人才不穩。缺乏經營、營銷管理專業的人才;開發經營部門大都是所辦實體,逐步走向經濟獨立,有一定的風險;個人的職稱上,現行的職稱制度評審上,過分強調、獲得的成果、承擔的課題以及排名等,從事科技開發、管理者科技服務大都與此無緣,高等專業學校的畢業生不愿意長期從事此崗位,人員的流動性大,工作連續性差。四是創新能力不強。我國是農業大國,但目前農業科研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的有很大差距。缺乏創新人才戰略的實施計劃,經濟時代的“論資排輩”現象嚴重。
3對策
一是緊密結合科技創新、產業開發、科技興農、管理創新戰略,結合農業科研單位實際,抓住人才培養、引進、使用3個環節,重點圍繞建設科技創新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3支隊伍,著力培養推進科技創新的高層次人才。重點培養:能統帥學科、增強核心競爭力的學科帶頭人,能將科研成果物化成產品、善于開拓市場的企業經營人才,具有理論素養又有戰略眼光、勇于創新管理提高效率的行政管理人才。二是建立以工作需求為導向的多形式的繼續教育工作,根據科研、開發、管理工作需要以及各類人才成長目標和自用標準,本著“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開展多層次、多專業的短期培訓,如外語培訓、農業科研中生物統計的計算機培訓或派出到大中專院校或科研院校有針對性以解決工作中實際問題和提高業務水平為目標的短期培訓,同時鼓勵自學。著力提高科研、管理、開發3支隊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業務素質和管理能力。三是注重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提高培養的起點,加強與高校、國家級科研單位的聯系,有目的地選送部分培養對象,國內專長學科高研班,參加國家重點開放試驗室工作和專業學術會議,充實專業前沿知識和交叉知識,掌握高新技術[3]。對于梯隊人才要結合科研項目,立足實踐培養。四是組織各種形式所學術研討會,提供展示才華的機會,發現人才,不斷完善職稱的評聘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人才激勵機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實績,重貢獻,向優秀人才和崗位傾斜;完善各種獎勵制度,提高職工的福利待遇,保證人才的福利待遇水平隨著科研事業的發展而不斷提高,從而有力促進農業科研隊伍的穩定和人才備出[4]。要著力推進人才機制創新。用好人才、引進人才、發展人才的關鍵是形成良好的用人機制。在機制上大膽創新,使榮譽、地位、條件支撐向中堅力量和科技骨干傾斜。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和完善人才使用、管理、激勵、保障、評價和有效約束等機制,營造人才脫穎而出的人文環境,使農業科研單位成為能干事業、能干成事業、能干成大事業的舞臺,成為工作的樂園、生活的家園,促進人才隊伍的全面建設和人才作用的充分發揮。
4參考文獻
[1]吳林妃,符建榮,陳志興,等.淺析科研院所如何提高科研人員的工作滿意度[J].農業科技管理,2008(1):94-96.
[2].認真實施科技發展規劃要求開創我國科技發展的新局面——在全國科技大會上講話[摘要][J].求實,2006(3):3-9.
農業問題論文范文第5篇
作者：隋毓儉 單位：山西澤城西安水電有限公司
作物在生育期內吸收的水量主要來自降水和灌溉，故灌溉定額可用作物需水量與有效降雨量之差來計算，單產單產指單位面積的作物產量，可由作物總產量和作物總種植面積的比值確定。影響作物單產高低的因素很多，如灌溉、復播、良種、化肥、農藥等。灌區總經濟效益灌區總經濟效益指標可用灌區獲得的凈收益或益本比來表示。該指標適應于干旱缺水灌區，由于水資源量有限，不可能對灌區作物全部實行豐產灌溉，部分作物面積只能供給少量的水以維持非充分灌溉或只灌“關鍵水”。
水分利用效率水分利用效率又稱水分生產率，是指作物每消耗1m3水而生產的經濟產品的數量。它是評價一個地區農業水管理水平和節水灌溉技術效果的重要指標。作物吸收利用的水分可以是降水、灌溉水、地下水或儲存在土壤中的水分。經濟產品因作物種類而變化，可能是塊莖或塊根（薯類等）、籽實（小麥等），也可能是果實（果樹等）或整個地上部分（蔬菜等）。同一面積上收獲的經濟產品總量與消耗的總水量的比值即為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因分析問題的角度不同，消耗的總水量有多種計算方法。水分利用效率分為灌溉水利用效率、降水利用效率、農田總供水利用效率和田間水利用效率。灌溉水利用效率是指因灌溉而增加的經濟產品數量與調用的灌溉水量之比，即單位灌溉水量所增加的經濟產品的數量。降水利用效率是單位降水量所產出的經濟產品的數量，主要適用于旱地，用來表示水分轉化利用效率的高低。降水量可根據氣象部門的規范測定，作物產量在收獲時實測。農田總供水利用效率通常認為消耗的總水量為調用的灌溉水量與生育期降水量之和。降水的測量按氣象部門的規定進行，灌水量按渠首的引水量計算，兩者之和為農田總供水量。
農田總供水利用效率一般不考慮地下水補給量和土壤儲水的影響。田間水利用效率是作物實際消耗單位水量所產出的經濟產品數量。在灌溉水利用效率和農田總供水利用效率中，不考慮土壤儲水和地下水補給的作用，這在地下水位較高以及土壤儲水對當季作物生產具有重要意義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較大的誤差。同時，消耗的總水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輸水過程中的滲漏、配水過程中的地面徑流或深層滲漏的方式損失掉。因此，田間水利用效率能真正反映一個地區作物生產過程對有效水源的轉化利用效率。環境質量指標環境質量指標用來衡量灌溉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問題及其嚴重程度，如地下水超采引起地下水位大面積大幅下降、地面下沉、泉水量減少、水質變差、水環境惡化等，污水和咸水灌溉引起的環境污染和土壤次生鹽堿化，灌水超量引起的地下水位上升導致土壤鹽堿化的程度等。
節水農業技術與過去的單項節水灌溉技術相比，其主要區別在于強調了農業節水技術的重要性。它是將節水灌溉技術、節水農業技術和節水管理技術有機組合而成的一項綜合技術體系。因此，作為與之相對應的節水農業技術評價標準的一個指標體系，反映了上述技術體系在組合運用中的綜合節水程度，節水農業技術評價的四個層次指標為一整體，不能只用一個指標來衡量。本文提出的節水農業技術評價標準僅是一個相對標準，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以及國家和人民群眾對節水農業投入的增加，節水農業的技術評價標準也必將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