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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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特征范文第1篇
一、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內涵與類型
(一)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內涵界定
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有何特征?可分為哪些類型?目前的研究雖然包含了公共服務的內容和范圍、提供方式的選擇以及提供機制的有效性等問題，但仍然是一個比較宏觀的理論分析框架。因此，有必要從微觀的角度對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內涵與范圍進行界定。從本質上看，開展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建設是政府履行公共文化服務職能，增加公共文化供給的一種手段。公共文化服務(Public Culture Service)是指以政府等相關部門提供的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要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為目的，并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水平與精神文化素質的一種公共服務活動的總稱。公共文化服務包括純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準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兩種基本類型。前者主要是指為了體現國家文化主權、展示國家文化形象、保護和傳承國家文化遺產與精神、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相關文化產品及服務;而后者主要是指介于純公共文化產品與純私人文化產品之間的一系列文化產品與服務，既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經營性和盈利性。通常，公共文化服務通常具有消費的公共性、公益性、公正性、公開性以及價值目標的社會性等特點，既可以滿足公眾基本的精神文化享受，也可以維持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文化條件和環境。簡單地說，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是由政府、企業以及其他非營利組織，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向社會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資源投入活動的總稱。為了增加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加大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建設，或者激勵和扶持其他組織開展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建設，積極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
(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要類型
從廣義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既包括行政性的文化管理投資項目，也包括公益性的文化事業投資項目以及經營性的文化產業投資項目。這些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既可以提供純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也可以提供大量的準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甚至純私人的文化產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越來越多樣化、個性化，不僅需要滿足其基本的文化權益，而且越來越具有文化權利意識。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不僅是指文化消費權，而且包括了文化生產權。前者強調人民群眾對文化產品的選擇權，而后者更關注社會公眾的文化表達權。隨著基本公共文化需要逐漸得到滿足，人民群眾對于文化權利關注點也逐漸促文化消費權轉移到文化生產權。為了更好地實現公眾的文化權利，政府部門應當鼓勵大眾參與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建設，并用先進文化引導公眾的精神生活消費，培養文化認同，傳承和發展傳統文化，推動文化創新，從而提升公眾的文化素質和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從項目管理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又可以分為有形的公共文化建設項目和無形的文化活動投資項目。前者是靜態的、有形的，是各國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傳統基本形式，包括了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電影院、歌舞劇院、文化廣場等各種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后者通常是動態、無形的，包括文藝節目、歌舞演出、新聞出版、影視節目、數字傳媒、電影下鄉等文化服務活動項目。對于有形的文化建設項目，有許多成熟的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管理的經驗和方法以資借鑒。但是，對于無形的文化活動項目，由于項目本身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價值內隱性，給項目風險評價及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主體與特征
(一)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體分析
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體可分為政策主體、投資主體及其消費主體三個基本的層次。每個層次的主體由于其自身目標與地位的差異可以給投資項目帶來不同的影響，發揮不同的作用。
1.政策主體。不言而喻，作為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及其具體的職能部門是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政策主體。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具有多重身份。一方面，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是進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管理，引導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文化產品方面的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這些政府部門需要掌握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制定相應的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引導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及服務，并對各種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進行績效評估。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在管理公共文化服務的同時，也是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要投資者和執行者，是各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要的投資來源。
2.投資主體。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務在公共性、收益性以及排他性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也就要求應該由不同的投資主體采用不同的形式來提供相應的產品和服務。一般而言，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可以通過政府投資、非政府組織投資、多元化投資和聯合投資等方式實現。盡管不同的投資主體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具有不同的效率，但是也需要考慮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原則。公共文化服務是一種大眾需要的基本公共品，政府部門是此類投資項目當然和基本的投資者。政府公共文化服務分為公共性文化產品和價值性產品，其中價值性文化產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私人部門提供。對于那些具有競爭性、價值性的部分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鼓勵和引導市場力量參與項目投資和建設是增加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一種重要方式。另外，獨立于政府與市場之外的非盈利組織也是參與公共文化項目投資的重要力量，是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層面看，由于政府投資能力和效率等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我國目前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部門之間及產品之間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結構失衡現象。為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一方面要繼續堅持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優化政府投入結構，提升政府投入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在條件具備的地區積極探索推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項目投資的方法和途徑。比如說，在公共文化服務相對滯后的地區或者對以有形的公共文化設施為主的建設項目以及那些提供純公共文化服務的投資項目，應當主要依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但是，對于那些提供準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項目、以內容為主的無形文化活動項目則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同時輔之以政府的扶持政策。當前，公共文化項目投資方式日趨多元化，一個重要的投資模式就是采用投資項目 PPP 模式(即公私合作伙伴，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這種投資模式要求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共同參與生產和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旨在實現一個公共政策結果而采用風險共擔方式的合作關系。比如，對于那些具有準公共性的經營型公共文化項目，可以主要依賴于私人部門的資金，讓私人部門參與甚至全權負責生產原本由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從而拓展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融資來源。大量的研究發現，政府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是增加公共文化產品供給的有效方式。例如：王浦劬、薩拉蒙等(2010)認為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是改進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重要途徑。劉輝(2012)通過對“一元劇場”這一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個案的分析發現，政府扶持文化企業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可以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從而更好地履行公共文化服務職能。
3.消費主體。社會公眾是公共文化服務的消費主體，是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目的和歸宿。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必須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共同而又有差異性的文化需求，符合社會公眾的精神文化需要。因為，文化消費是人民群眾行使文化權利的一種重要形式，會隨著人們年齡、性別、收入、職業、民族、教育水平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程度的個性化需求。目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我們更多地關注了公共文化供給的公平性與效率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公眾文化消費的主體性和差異性。盡管這一狀況是由我國目前所處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但是人們群眾日趨多樣化和個性化的文化消費選擇權必須得到足夠的重視。這也進一步說明了，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供給者和供給形式也應更加豐富和多樣化。
(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基本特征
1.公共性。無論何種形式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要產出都具有是公共性、基本性和一般性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人民群眾基本的文化需要，從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權利的實現。為了滿足社會大眾的精神生活需要，公共文化投資項目也就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公益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不以盈利為目標，一般對公眾免費或象征性地收取較低的費用，以維持公共文化項目的生產和運行。因此，公共文化投資下個面多依賴政府投入，從理論上屬于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使用，更多地要追求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這樣，許多諸如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雖然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但是由于投資方無利可圖而只能由政府部分供給或者提供大量的補貼。
2.公平性。所謂公平性也就是平等性。文化權利是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因此必須得到公平的對待。無論一個人的地位、職業、性別、民族、收入等有何不同，都應當和社會其他成員一樣，公平地獲得基本的文化資源、享受平等的文化權利，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和不平等待遇。堅持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就應在基本文化服務方面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均衡狀態，如逐步在公共文化資源配置、文化項目投入等方面顯著地消除城鄉差異、地區差異等，從而達到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目標。
3.差異性。所謂差異性也就是多樣性。追求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目標，并不意味著要忽視人民群眾豐富而多樣化的文化需求。人民群眾的文化權利也必然包含了文化自主權和文化選擇權。不同類型的公眾由于自身的特征對于文化服務的種類、層次、特色當然具有個體差異和偏好。不同的民族、地區、職業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公眾，其文化消費也具有典型的異質性特征，無法也不可能通過一種相同的文化產品或服務來滿足。隨著社會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會大眾的文化消費需要也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的特征，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務已難以滿足人們群眾日益個性化的文化需求，這也要求多樣化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來提供異質性的“準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而在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著許多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因而這些地區的公共文化服務投資項目不僅要提供基本的文化服務，承擔者傳承和發展原創性民族文化的重任。
4.動態性。任何一個投資項目的設計、建設和運行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也不例外。對于無形的公共文化活動項目更是如此，這些項目呈現出更多地無形、動態、虛擬等典型特征。因此，此類項目的投入和產出就難以準確地進行評價和量化。此外，與傳統的建設項目相比，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主要滿足人們的不斷變化的精神需要，相對而言更加具備主觀性的特點，加之政府也更加關注其社會效益，因而此類項目的總體收益更加難以進行量化和計量，很難簡單地對其財務效益和經濟效益進行評價。
5.風險性。對于公共文化投資項目而言，其投入和產出都是不確定的，項目本身及其環境都充滿了大量的風險因素。相對而言，無形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面臨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其風險也更大。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風險首先體現在其投入的不確定性，對于大量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而言，其投入不是簡單的一次性的建設投入，更多包括了項目維護、運行、發展等持續的項目運營投入。同樣，其產出的不確定性更大。由于人民群眾文化消費意愿的多樣性和動態性，投資項目的市場需求很難把握和分析。加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主觀性和外部性，其社會效益也很難準確地分析和量化。這就使得大量的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很難應對這些不確定的內外風險。
三、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風險與評價
(一)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風險分析
科學判斷項目風險是項目投資者在決策時必然關注的問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屬于典型的不確定性投資，甚至比傳統的工程建設項目具有更大的風險，因此，對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進行風險評價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依據投資項目風險因素的性質，可以將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風險因素指標分為融資風險、運營風險、市場風險及社會風險等四大類。
1.項目融資風險。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投入越來越巨型化和多元化，對于大型的投資項目更是如此。因此，單獨投資方往往難以籌集和投入全部的項目資金，需要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由于資本的逐利性，任何投資都追求超越行業平均利潤率的資金回報，如果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運作失敗或利潤水平較低，就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償還壓力和風險。
2.項目運營風險。如前所述，許多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本身就是一個動態性的活動，面臨著項目內外大量的不確定性因素，難以像生產標準化的工業產品一樣來進行科學、準確的運營。而作為項目主要參與者的專業化人才，也不可能如機器般地穩定和準確。
3.項目市場風險。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所提供的基本產品時無形的文化服務，滿足的是人們主觀的、精神的需要。而人們的文化消費需要往往是個性化的、動態的，因而很難準確識別和計量。
4.項目的社會風險。由于政府更加追求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往往忽視其財務效益和經濟效益。此外，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往往難以準確的識別和計量，因此，此類項目的投入產出也就很難進行準確的把握。
(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評價方法
如何對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進行風險評價呢?許多研究從宏觀視角出發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評價問題，也有學者研究了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是，從微觀視角出發，研究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風險及其評價問題還較少見。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決策及評價方法，是一個多目標和多層次的復雜系統。由于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直接或間接向社會提供公共消費品，應該以公眾滿意為導向對公共投資項目的績效進行評價。成本效益分析、實物期權方法，構成了公共文化投資項目評價的基本方法。成本效益分析(又稱費用效益分析，CBA)是對投資項目進行技術經濟評價的常用方法，其理論淵源是福利經濟學。按照這種方法，投資方應選擇能最大化社會凈收益的投資項目，優化投資項目的成本模型，提升項目的執行效益。隨著公共財政體系的日趨完善和項目投融資體制的不斷改革，以項目成本和收益等財務性評價為主要內容的傳統項目評價方法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將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引入到成本—效益分析中來，對項目進行社會評價。此外，實物期權也可以被應用到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風險評價當中。Myers(1977)提出實物期權(Real Options)概念，將它應用在非金融領域投資決策當中。針對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動態性特點，實物期權方法也可以對這些投資項目可能的不確定性以及階段可調節性風險進行估計和防范。這是因為，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實物期權方法可以在對此類投資項目進行風險因素分析和價值評估的基礎上，分階段選擇投資項目中存在的期權價值，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避投資項目風險。
四、公共文化投資項目：問題與展望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分析，結合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實踐，我們認為以下幾個問題是未來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重要課題，應當引起理論界和實踐界的重視。
(一)公眾的文化消費意愿及其量化
目前對公共文化的研究往往只重視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忽視了需求方的文化消費意愿。對于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評價，從宏觀上看是基于政府的視角對項目進行費用效益分析，而從微觀視角出發，則應該關注大眾的文化消費意愿，即消費者是否愿意以及愿意支付多少成本進行該文化產品的消費。研究公共文化投資項目與大眾消費意愿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對公共文化投資項目有效管理的重要內容。
(二)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費用效益識別及其計量
科學界定并準確計量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費用與效益是對該類項目進行評價的基本前提。通常，政府部門對于投資項目的評價主要關注其社會效益，而作為項目投資方的企業主要關注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財務效益和經濟效益。如果嚴格按照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對這些項目進行評價，大多數公共項目都不可行，這就需要政府對該公共文化投資項目進行扶持。因此，只有科學界定并準確計量公共文化投資項目的成本費用和綜合收益，政府才能準確判斷是否對項目進行扶持以及扶持的力度。當財務評價與經濟評價結果一致時，很容易做出投資決策。當兩者結果不一致時，由于是當項目的財務效益為負而經濟效果為正時，政府則應考慮是否對項目采取補貼等扶持政策，使項目的財務效益為正，從而使項目變為可行。
漢字文化特征范文第2篇
（1）古漢字的象形特征。漢字從發現的甲骨文開始，一直來源于對自然界的模仿，有著與生俱來的象形特質。研究漢字的學者們一致認為，甲骨文是我們見到的最早、最成體系的漢字書體。通過已辨識出的甲骨文字來看，很明顯漢字是從圖畫發展而來的，即漢字從象形圖畫逐漸發展成簡單筆畫，再通過生產、生活、交流、使用演變為記錄語言的文字。盡管后來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文字裝飾美化形式和附著載體千變萬化，但漢字從萌芽產生到發展已深深地打上了象形及美化的烙印。古漢字本身就是形象、象形的圖像，“象形”文字占漢字的絕大多數。象形構形的漢字，一種是直接的繪形象物，呈現一種獨立的圖像；另一種是借助相關物象結合，表現物象，表達相關物體。例如，圖1中馬字的象形演變，從最開始根據馬的外形產生的文字，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簡單筆畫的文字，雖然漢字已由圖畫演變成了筆畫的構成，但是其象形的特征還在。古漢字的象形特征，為其在現在廣告設計中的運用打下了圖形化的基礎，以形見意，喚起觀者的聯想和記憶。古漢字的象形結構蘊含著深刻的設計美學，把其運用在廣告設計中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圖1馬字象形演變
（2）古漢字的表意特征。古漢字作為人類社會早期的象形文字，它的信息傳播功能，時至今日依然存在，我們可以依圖畫去解讀。在人類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古文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瑪雅文字，現在都已成為古董或成為字母文字，完全喪失當初的形象。只有漢字作為一種自源文字體系，顯示了非凡的生命力，千百年來記錄著歷史、文明和發展的歷程。正是由于漢字具有表意功能，所以才能在人類的信息傳播方面發揮著獨特的優勢。古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所以它的形成本身就蘊涵著豐富的意義，古漢字不斷繁衍、變化出各種形態，也不斷豐富和拓展了自身的含義。古漢字的表意特征使其賦予字形以外的深刻意念，通過巧妙的構造、豐富的聯想，創造出超越象形的意象文字。所以，古漢字不僅“象形”還“表意”。每個古漢字都具有其深刻的含義，理解因人而異，意象也會不同，這正給了廣告設計者們很多設計啟示。
（3）古漢字的設計特征。筆畫是古漢字構成的基本元素，這些簡單的筆畫在字體中因為位置不同和框架結構不用，而組合成了不同的文字。古漢字結構分為：左右、上下、半包圍、包圍等等，每個文字的不同結構組織猶如中式建筑中的橫梁、立柱、飛檐，相互穿插、平衡和諧，構成了每個完整統一的有機體，體現了和諧的形式美。古漢字圖形構成的形態從審美性、象形性、表意性、和諧性等各個方面，都體現出了傳統造型藝術的源流。古漢字圖形中有常見的裝飾紋飾。例如，龍紋、獸面紋等，圖形文字的美化意識，通過文字與紋飾的共同性上表現出來。雖然，之后漢字圖形逐步簡化成為筆畫，但是其有意識地借用紋飾中的圖形，體現了古漢字的裝飾意識。古漢字圖形采取了不同的藝術手法、刻意裝飾，追求形體上的美觀，其設計特征能在現代廣告設計中獲得深刻的文化意蘊和審美啟示。古漢字正是具有象形功能的美學特征、寓意深刻的表意特征及結構變化巧妙的設計特征。因此，在現代廣告設計中引入古漢字元素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2古漢字在現代廣告設計中的運用方式
古漢字在現代廣告中的藝術創作是以其作為載體的藝術化、視覺化、媒介化、傳播化的設計形式，是對其筆畫、結構、組合形態、裝飾效果的設計與開發。設計思維是根據設計意象將古漢字元素進行拆解、組合、變換、拓展、衍生，以傳播視覺信息為主要目的一系列設計再創造的過程。然而，在現代廣告中如何對古漢字元素進行合理的設計，才能既保留獨特韻味的同時還符合審美情趣，于是我嘗試性的歸納了以下設計方法。
（1）筆畫變化。古漢字的不同字體具有特定的筆畫規律，這些筆畫在每個字體中有著非常豐富的構成元素和特性。在設計中通過對特定筆畫的夸張或者變形，形成新的創意思路，使字形跳出原有字體的框架，表達廣告主題內容。例如（圖3），白木彰的漢字招貼設計，利用“樂”字的篆文筆劃外形，加以彩色塊面配色，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此作品通過字體筆畫的變形，更加強化了字體的外部形體特征，給人強烈的視覺語言沖擊。
（2）結構變化。每個獨立的古漢字都有藝術化的造型結構和裝飾化的設計特征。在廣告中可結合古漢字的表意內容進行合理的結構變化設計。例如（圖5），白木彰設計的招貼《愛知縣立藝術大學制作展》，此作品利用甲骨文的“美”字進行夸張變形，同時字體結構發生了變化，以豐富多彩的背景色表達字義，襯托白色的甲骨文“美”字，充分展示了古漢字元素設計的夸張變形之美。
（3）字圖結合。由于古漢字具有象形特征，還具有表意特性，它是具有特定含義的文字圖形。在廣告設計作品中，把古漢字與圖形相結合，用字作為畫面的裝飾和圖形的構成，字意與圖意相互映襯，可以將文字在畫面中編排成各種新的形態。例如（圖6），田中一光設計的海報《人和文字》，以古漢字的象形文字為設計元素，運用古老原始的占卜刻字為背景，通過古漢字和具象圖形的結合設計，體現了這組招貼的歷史和滄桑感，視覺效果強烈。圖6《人和文字》田中一光古漢字除了與具象圖形相結合，能夠發揮其圖形化的特點之外，與抽象圖形相結合也能更好地體現形意一體的特征。再如（圖7）余秉楠設計的海報《海峽兩岸一家人》，以不同家的字體組成圖形。作品不僅利用了古漢字“家”的外形輪廓，主體部分似中國沿海地圖，家的一點為彩色抽象圖形，代表臺灣。整個畫面，更表達了家字的深刻含義，突出了古漢字的表意特征“以形寫意”“，以意達神”，獲得了獨特的視覺效果。
（4）符號提煉。符號提煉就是將古漢字的符號特征進行抽象化的處理，使之成為一種象征性的符號。古漢字的象形特征不僅體現在甲骨文中，在篆文中也極其顯著，特別是其抽象化的發展。例如（圖8）《，篆書之美》北京2008年奧運會體育圖標設計。作品以古漢字的篆字及筆畫為原型，設計了運動的人物和場景，其融合了中國古代甲骨文、金文等古漢字的象形元素，配合現代廣告設計的圖形標志簡潔特點，符合體育圖標易識別、易記憶的要求，而且更具有民族特色。
3“古漢字”與“現代廣告”結合的意義與展望
漢字文化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對外漢語 漢字特點 應用研究
[中圖分類號]H1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6）22-0212-02
對外漢語教學是指對母語為非漢語的學習者進行的第二語言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工作可以幫助我們把漢語推向國際，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世界。第二語言學習和母語習得不同，是在一定的教學規律引導下的課堂教學，有教育規律可遵循。漢語難學是公認的問題，據統計學習漢語花費時間是其他歐洲語言的三倍以上。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結合漢字特點進行，將會有很大程度的改變。
一、漢字的特點
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屬于意音文字。漢字經歷了甲骨文、金文、大小篆書、楷書、隸書等變化；形體分類有象形、指示、會意、形聲；在用字方面又有轉注和假借方法。“字本位”的理論興起為漢語教學提供了相應的啟示。“字本位”以字為中心，區別于以詞為基本單位的觀念，這種觀念以“‘字’是中心主題，‘詞’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都是輔的副題。”[1]漢語詞匯的發展經歷了復音化的過程。從最開始的單音詞為主到現在復音詞為主，這期間字從詞的身份轉變為詞素。漢字中字詞之間還是很難區別的，對外漢語教學中，留學生普遍認為“字”不能連寫，每個都有獨立的方塊形體，這是漢語學習中的本位內容。我們研究字的特點對漢語教學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漢字具有理據性
理據性是和任意性相對的一個概念。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產生具有理據性，表現在漢字上可以清楚看到漢字的形成理據。
1.形體固定，理據固定
漢字雖然經歷幾千年變化，和最開始造字之初形體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一旦固定了形體，就專字專用，基本上是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當然因為音節數量有限，一個音節可以對應多個漢字，結合具體語境則很快會清楚。當然也有例外情況，比如“兒化音”。還比如一些特殊字“盡保ㄊ克）和“俊保ㄇЭ耍。但多數情況下，漢字、音節、詞具有對應性。
2.形體變化，理據不變
漢字發展了，很多字體發生了變化。但每次變化都會保留最典型的特征，也就是理據特征不變。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語音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漢字理據卻固定不變。“一個字從篆書到隸書，到楷書，是書寫形體本身的變化，還是同一個字”[2]。如“虎”從甲骨文到現在楷書，形體發生很大變化，但其形象的理據特征依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
3.字組詞的理據性
漢字作為語素有很強的組詞造句能力，古漢語中與詞的界限不清晰，基本上就是一字對應一個詞。但復音化以后，雙音節詞語是在單音詞的基礎上有理據的發展而來。字按照并列、偏正、述賓、主謂等原則組成了現代的雙音詞，據統計常用漢字只有3000左右，總計也只有6000多個，但通過漢字組成的詞語則不計其數，說明了漢字組詞能力強大，理據性強。
（二）漢字音形義結合
漢字是意音文字，音形義融合一體，互相聯系“音生于義，義著于形”，在詞的音、形、義之間，詞義是聯系的核心。[3]音、義是語言必備的兩種元素，漢字的形音義三種元素，字形是形式，意義是內容，語音是外殼，構成了一個合成信息碼。漢字發展變化中，語音和意義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只有形體變化是最緩慢，甚至說沒有發生變化。“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于是乎書之為文字。文字者，所以為意與聲之跡也。”[4]由此可見形體不變的重要性。
漢字字形和語音相關聯最明顯的是形聲字，《說文解字》收字9353個，形聲字多達7697個，占了總數的82%還多。形聲字的存在很好證明了字的語音和詞義之間的密切聯系，在現代近7000個通用字中，形聲字有3975個，占56.7%，形聲字在現代漢字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當重要。
每個形聲字，不管內部筆畫和結構差異多大，都有一個聲符的存在，也就是說語音相關聯。我們探索漢字形義關系，在現代階段可能不順利，但可以利用字的本義進行。
（三）漢字蘊含文化
漢字在造字之初，就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反映。有一種文化理論認為可以將文化分解到最小單位，就是文化特質。漢語中就是最小單位就是漢字了，不同漢字所屬的語義場蘊含不同文化。
1.漢字蘊含思維文化
漢字造字體現了古人的心理思維特征。例如“筷”這個字，古作“箸”，體現了此物材質為竹子。但與“住”音相同，避船家水中諱，改為“快”，但仍保留了竹字頭，這就是現在的“筷”的來歷。漢字的具象、隱喻和會意，是典型的 “東方思維方式”。
2.漢字蘊含歷史文化
漢字是記錄了歷史文化，存儲著未來文化重要載體。許慎的《說文序》記載：“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5]蔡邕J為漢字“書乾坤之陰陽，贊三皇之功勛”，可以看出《筆賦》已將漢字賦予了社會文化功能，把漢字和儒家思想、政治理論聯系起來了。
3.漢字蘊含經濟文化
漢字的產生和消亡都不是隨意的，而是和文化因素的變遷有關系，特別與生產經濟有密切關系。比如“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不同顏色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馬都有自己的名稱，如千里馬叫做“”，三四歲的馬叫做“”，馬高七尺叫“Q”，馬高六尺為“”。但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各式交通工具取代了馬的功能，因此很多和“馬”相關的字都消失了。
二、對外漢語教學中巧用漢字特點
目前對外漢語教學中沒有很好利用漢字以上特點，違背了漢字教學的規律，導致漢語成為最難學習的語言。為推進對外漢語教學，我們可以把漢字以上特點運用到教學實際中。
（一）選準字形切入教學
漢字是記錄符號，屬于象形表意體系中的文字，具有很強的視覺特征，我們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選準字形作為教學的基點，可以更好的理解漢語特征，對留學生跨越文字障礙有很大幫助。《說文》中六書界定都可以成為我們教學識字秘訣。比如，“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我們知道“山、日、月”這些字形非常生動的刻畫了相關的自然事物。我們選取這些字形作為教學切入點，不僅生動有趣，而且易于理解。如果說象形字表達是靜態的，那么會意字和指示字則是動態的了，比如“夢”其甲骨文字形，就是睡著的人躺在床上，一只手指著眼睛，其本意為 “夜間在床上睡覺，眼前模糊看不清”。
（二）利用漢字讀音規律
漢字是音形義的結合體，雖然不像印歐語系文字可以直接拼讀，但是仍有讀音規律可查詢。漢字讀音兩大特點一個是諧音，一個是形聲，展示的就是形音義之間的密切聯系。
漢語詞語語音特征可以概括為五類：擬音、音擬、諧音、緊縮、外來。擬聲詞是漢語中最先出現的詞語，是語言發展的源頭，其他詞類都是在此發展起來的。[6]擬聲詞就是模擬事物的聲音，如：動作時發出的聲音，呼、吸、呵、哈、欠、吼、嚎、號、囔、嗦等。音擬是指有些事物并不發音，人主動用聲音來做形象的表達。如：“圓”，其讀音的韻母“u”和“an”都是為開口度很大的韻母，也就是說圓形用圓的唇型來模擬，進而表達圓的意義。
現代漢語音節只有400多個，加上四聲的配合，也只有1300多個音節。音節數量和漢字數量很難匹配，就出現了每個音節約有6個同音字的現象，比如“hàn”這個音節，對應字形有“漢、汗、瀚、焊、旱、憾、撼、悍”。漢字中還存在一些諧音字，聲旁表音兼做表意，如“線、殘、盞、棧、賤、箋、餞、淺、錢”，這些字符不僅聲音相似，意義也相關，都和“小、少”密切相關。形聲是漢字一個重要語音特點，小學生常用形聲字識字歌謠很好地概括這個特點。形聲字種類很多，有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聲占一角、形占一角、外形內聲、內形外聲等。漢字這些讀音規律都可以很好的運用到對外漢語教學實際中。
（三）利用形體分析意義
“漢字構形的最大特點是它要根據所表達的意義來構形，因此，漢字的形體總是攜帶著可供分析的意義信息。”[7]漢字形體上具有可視性，通過考察字形可以和意義聯系起來，挖掘漢字中隱藏的意義。比如“馬”，甲骨文中典型的象形字，作為意符組成了“駿、馱、馴、騎、驅、馭、馳”等一系列形聲字，但所有這些形聲字意義都是和其意符密切相關。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通過對形體的分析，實現意義的解讀。
漢字在不斷變化，可以說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連。現在很多漢字形體看似和意義毫無關系，但我們深入探討其本義，自會發現形音義之間聯系。例如“騙”在《集韻》中表示：“躍而乘馬也”，“驕”在《說文解字》中表示：“馬高六尺為驕”，現在看這兩個字形義毫不相干，但通過探尋本義就可以很好理解現在“驕傲”的意義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漢字問題，要時刻以發展眼光來對待。
總之，對外漢語教學與漢字特點密切相關，漢字的特點成為更好地學習漢語的橋梁，充分利用漢字特點進行對外漢語教學是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1]袁毓林.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拓和發展――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64.
[2]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63-184.
[3]蘇寶榮，宋永培.古h語詞義簡論[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89.
[4]李大遂.對外漢字教學發展與研究概述[J].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4（02）.
[5]任建霞.抓住漢語言文字的特點進行漢字教學[J].學科教學探索，2011（09）.
漢字文化特征范文第4篇
文字本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僅作為一種交際的工具。唯有漢字，“交際”只是其價值系統的一個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結晶，又隨文明進化而進化，并成為進化的內動力。通過它可以譯解史前文明之謎。同時，充分發掘和利用其多維文化價值，將使中華民族不斷創造輝煌。
（一）造字法與方法論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生命力最強。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隨著文化的進化而湮沒無傳。漢字所以能歷盡滄桑猶青春依舊，主要在其獨特的造字參照系，造字原則，造字方法；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法；書寫參照系，書寫原則，書寫技法，書寫個性等。
漢字最大的特點是象形，具有鮮明的“繪畫性”，但它和繪畫——非邏輯的個體的以形寓意的藝術有質的區別。就結果看，繪畫重在“形”，漢字重在“象”。是忠實于對象的本來面目，通過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對象的典型特征，約定俗成地賦予對象特定的“含義”。字形上既有現實的“形似”，又帶浪漫的“神如”。從總的哲學方法而言，漢字遵循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具體地說，“象形”、“指事”主要是現實主義的；“會意”、“形聲”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機溶入浪漫主義的方法。這兩大方法相結合的創造方法，通過漫長的文字進化，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維價值取向的漢文化，或者說，漢字創造所蘊含的這一方法論成為漢民族的集體元意識，使傳統藝術——美的創造明顯帶著以現實主義為主旋律，同時輔之以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字以現實主義為方法形象地描繪對象，這個“對象系統”即是‘造’字參照系”。它決定著漢字的本質特征。許慎說：“古者庖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并據此推斷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3］說“八卦”先于漢字產生，漢字為倉頡所造，都欠科學。若將二說有機綜合以論漢字，便可得到漢字的造字參照系：（附圖略）
天文、地理、動物、植物、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質的規律正是創造漢字的參照系，是其師法的對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為系統的參照系所創造的漢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現精神世界，“以類萬物之情”——表現物質世界，所以帶有多學科意義的價值。作為文字，漢字首先也是為了交際的實用，但它是特殊參照系下的產物，漢字創造還兼顧識讀理解功能。因而漢字體現了直觀可辨，形、音、義有機結合，與對象同步進化的動態性原則。因其“象形”，所以其義顯得直觀，又因為以“形”為基礎進行有規律的邏輯組合，其義便“可辨”。不少漢字可因形見義，望文生義、依字辨義。這一原則大大縮短了漢字與識讀者的距離。漢字的識讀過程完全成為有意識記的智力主動參與的過程。字符可對大腦產生有機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純符號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識讀、理解和記憶。
漢字音、形、義有機結合的原則，使每個漢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它們以“形”為內核，以“義”為靈魂，以“音”為外殼，有機地構成一個信息碼，這種以三維價值觀界定的對象，使其交際功能更具精確性、客觀現實性。音為形設，形因義存的獨特個性又使漢字的認讀理解帶來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義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約定俗成紐結在一起。其識記過程是機械的記憶過程。給大腦刺激的信息強度類似于電話號碼式的缺乏主動性和深度。
漢字的象形，不但象具體之形，還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繪再現對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對象一起處于不斷進化的生命律動之中。無論是時間的遷移、空間的變化，還是形狀的異構，外力的干擾或是思想的革命，總有某一具體表現形式或抽象可變的本質特征的顯現，漢字依此來概括描畫對象。如果說藝術是永恒的，以象形為主色的漢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現代的“藝術標準”來看，漢字幾乎可作為完全意義的藝術品。每個漢字都包含著造字主體（可能是一時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數代的多人）對對象（客體）全方位的文化意義的最優化把握。即是說，認識對象并形象或本質地描繪對象時，凝結了主體的意識能量、認識水平、思維能力、思想觀念、世界觀、審美觀、文化程度、品質修為以及當時背景下的整個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對主體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社會文化的各個學科體系對主體的綜合作用都烙印在每個漢字之中，從這個角度說，每個漢字都是廣義的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蘊涵著文字史后的文明進化的韻律。
（二）造字法與思維科學
漢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核心是象形。這種造字方法循序漸進，自成體系，是系統思維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
象形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圖畫般描繪對象，但由于賦予字音，旨在交際，其“義”要求從“形”中明示，使它從“畫”中分離出來。畫以表意，其義尚隱，字以表義，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漢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線條來勾勒。不少人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低級幼稚的文字，因而對漢字提出各種非難，甚至要用拼音文字來取代它。其理論的邏輯依據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漢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謂“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漢字在漫長的文化進化中生存下來，并且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風姿呈現出來。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交換，是一種不斷吐故納新的開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義上的最早文字系統——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發達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統。盡管同期別的民族也有類似的象形字，但只是個體的，非系統的巧合。所以它們最終成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為具有活力的系統而且和當時的具有多維價值意義的文化同構，滲入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所以它并非低級文字。其實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漢字已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準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統的誕生來界定社會文明和人類智慧，認為史前是低級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級的。對拼音文字來說，其本身無法譯解被創造前的社會文明程度和主體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質變中，割斷了譯解文明進化的鏈條。只有漢字才是譯解這些奧秘的全息碼。通過細致的剖析，漢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兒童式的涂鴉，而是對“天”、“地”、“人”三才如實的、系統的、典型的描摹。經過了由個別到一般，由個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認識過程。并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修正，使之進一步準確化、符號化、目的化。這是一種復雜的意識活動過程。
其次，寓“義”于“形”。形為義設，義依形存。無義則形同虛設，無形則義無以生。形與義之間以直觀對應的線性邏輯來貫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畫一物指一物，觀其形可知其義。可分為三類：一是個別特征稱代，用“窺斑見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義。（附圖略）法來描繪，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表現其義。形與義更帶外在強迫性的信息運載特點。
再次，以“形”、“義”、“音”稱代事物是系統定義法的表現。“音”是一維的，“音”與“義”有機結合是二維認識，“形”與“義”與“音”三者辨證相因界定對象是三維（多維）的系統認識論，是智慧高度結晶的產物。
指事一法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5］通過直觀辨識就知其義。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視而可讀，察而見音”。其義得自機械的記憶。指事字邏輯上是以象形為基礎的，離開“形”、“事”無從指起，是在形的基礎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較強，比較直觀，從字形本身的特點可大致推知其義。是以形似為基礎，神會為創造的具體的抽象符。通過這種辯證思維，得到三類指事字：一類是在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增加一個指示符——正補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刪除部分符號——負補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參照符的方向改變——零補充符。但無論指事字的創造經歷了多復雜的思維活動，仍然是源于形象，回歸形象，以形象思維為主色的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一個完整的思維創造系統。顯示了系統思維的第二個層面——初級中介層面的特征。具體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種既非原象形字義，又非指示符本身含義的新義。這類字在“形”與“義”之間用曲折勾連的線性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昭示字義。
會意是“比類合宜，以見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為基礎，由兩個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構成。其義有一定直觀性，可審字知義，望文生義。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參照符形之上進行指稱，而是多符多形間的結合。它雖以形為緣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義。如果說象形字多數是單獨名物的“畫”，指事字是因義設標的“象意”之“符”，會意字便是“有情節和主題的藝術之詩”了。在表象上，古漢字頗似畢加索的現代派繪畫，但更具體而實用的是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藝術符號”，僅毫厘之差，便會使整個“情節”和“主題”都發生變化——字義變化。識讀者在審字以求義的思維活動中須通過想象去豐富、補充符與符之間的意義中介環。其“形”與“義”之間靠空間交叉的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呈現了思維認識的第三個層面——高級中介層的特征。認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聲字——“以事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個名稱，再用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其讀音。它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字為基礎，通過系統的邏輯思維來進行的高級造字法。抽象性最強。這一點雖然類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與義與音的聯系是人為強制的，僅靠約定俗成，不存在內在邏輯關系。作為純抽象的符號，拼音文字本身無法顯示其運載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無法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來求其字義。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靜態的載體模式；漢字所建立的是動態的載體模式，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拼音文字唯一趨勢動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對整個識字過程來說是“初級階段”，“終極階段”的“義”是拼不出來的，只能靠硬記；漢字唯一的靜態因是“音”，音是約定好的。其識字過程也是“拼”，但拼的是“義”。猶其是形聲字，音、形、義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關系是有機的邏輯關系，由音形義的思維過程，需經過思維活動的全過程：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比較，分類，系統化和具體化。通過這一系列的思維活動，音、形、義之間的信息得以貫通，但依據的是復雜的主體網絡的系統邏輯。
漢字通過這四種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統的同時，建立了交際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統，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備的。
首先，它構建了一個思維方法進化的系統模式。漢字的造字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在“認識”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個對對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顧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統認識方法的進化模式。不論哪一種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個“自在”的意義發生源，通過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與“抽象”逆動消長，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抽象成分逐漸遞增，形象成分逐漸減少。是始于形象，終于抽象的連續思維的認識過程。人們在反復的識字過程中，除了知識人獲得，還本能地受到認識方法的教育，使我們在認識對象時，善于通過對象的外在特征，從感性材料入手，經過反復抽象的思維過程，正確的分析問題，揭示問題，解決問題。
其次，漢字系統還構建了思維發展進化的系統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漢字系統構建了具體可感的象形系統，形神兼備的指事系統，得意忘形的會意系統，抽象概括的形聲系統。它們既獨立又相因。無高度發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將對象的總特征作典型化處理，優選出出神入化的線條來形象地刻畫對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維的高度發展，而能天衣無縫地融匯到抽象的特征指稱之中。通過對漢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認識，由于系統的交互作用，漢字既能有效的培養形象思維的能力，還能培養辯證系統的思維能力，而且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之間的中介思維被認識并得到培養。
此外，還建立了思維邏輯的系統模式：象形字培養直觀線性的邏輯思維；指事字培養曲折勾連的邏輯思維；會意字培養空間交叉的邏輯思維；形聲字培養立體網絡的邏輯思維。從而對不同性質的事物運用不同的邏輯思維，使邏輯思維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隱含著極為嚴密的邏輯關系：感性認識模糊思辯抽象認識的連續性的邏輯關系。由于“指事”、“會意”兩個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間環的運用，使的“模糊邏輯思維”得到揭示，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傳統的思維科學單純研究“形象”與“抽象”兩種端性思維，沒有對介乎二者之間的連續的“模糊思維”的認識，這是經典哲學及其邏輯研究的產物，是不完善的。
漢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辯證系統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水平和方法體系通過具體的文字創造，濃縮在每個漢字中，使我們通過漢字的使用，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譯解其全部信息，體現其多維的文化價值。二構字法之文化學價值
構字法指的是具體建構漢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個子系統，由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巧三個有機關聯的層次組成。
（一）構字參照系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參照系是漢字具體的線條構建的技巧之師法體系。造字方法的參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質態與精神態的自在客體，師法其“然”，是客體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某一條件下的存在態或特征。構字法參照系是對象的這種存在態或特征的構成邏輯或規律，即師法其“所以然”。
在系統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師法其“所以然”的參照系。
西方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諸有關著述；中國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早期特征即使無書可考，也能從文字的構造中窺探其靈魂。因為漢字界定對象是主觀見諸客觀的精神活動，它能呈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維價值意義。
首先，物質世界及其事理是無限多樣、個性各異的，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些對象，只能采用與對象同構的思維邏輯來構造漢字，得到同樣多樣而個性各異的漢字系統。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對象的個性認識更加深入，使共性較強的記事或指稱方法——結繩記事、積石為記等再也無法準確描繪對象以供交流時，促使了文字的產生。但漢字的現實主義方法的造字原則，使它同構于對象世界，呈現出與自然對象世界及相關事物一樣的豐富和千姿百態。
無限紛繁而復雜的自然界并非無機的雜亂，是可以分門別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通過對對象各有機系統的共性與個性關系的把握，對不同事物進行科學分類，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稱。要對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及相關事理作種屬分明的文字指稱，就要具備不同系統事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要對飛禽進行指稱，就必須有對整個動物界的系統認識，進而將飛行動物分離出來。又通過對飛行動物從形狀到解剖特點的全面認識以確定類型。《說文解字》：“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凡鳥之屬皆從鳥”。有明確的“屬”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見個性。《說文解字》收有120個“鳥”旁的字，多數用來稱代不同的“鳥”。此外，還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佳之屬皆從佳”。《說文》中收“隹”旁字46個，包含了多數短尾鳥在內，是鳥類的又一種。憑此我們便能了解這些文字被創造時，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的水平。《說文》共收9353個篆文，歸納為540個部首，以這些部首為定義根，將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的無限復雜的對象進行分類，使各得其所，屬性分明。可見漢字是自然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使識讀者在漢字認知過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為什么”——得到學科意義的方法論教育。拼音文字的“類”、“屬”僅是語法意義的，非表義對象本身。其分類的目的不是為準確的表意，而是服從語法的形式邏輯。
基于自然對象世界組構的無限性但非無理性，使漢字有限的偏旁與部首在合理的無限組合下與對象共構，并結合字與字的語法關系的組合，描述出整個自然與社會甚至思維領域的一切，且隨對象的衍化而衍化。
個性各異的自然對象卻有其形象組構的共性，它們都由點、線、面構成，漢字則按對象自身的特性進行點、線、面（偏旁）的有機組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漢字系統。這是對參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質的把握。最能體現造字時代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萬物存在的一個共同態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雖不能認識萬有引力，但處處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如實描繪對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將萬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繪下來，使得每個漢字呈方塊狀的合理布局，每個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當位、合理，決定著這一漢字的形體的線條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盡管每個漢字都有明確的重心，但其線條的設置并非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變化多端的有機構建。是由千差萬別的不對稱性、不均衡性構成整體的對稱與均衡，從而組成方正結構體式的重心。這一點楷體表現得最突出，其他各體也明顯遵循這種重心居中的對稱組構原則。
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系。漢字線條的構組還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將人類關系態的邏輯運用到點、線、面組合的邏輯中。人類以各種規范來協調相處，從而構組了各種秩序下的人際關系態。漢字的構造也明顯帶著這種協調相處的特點。上下左右，內外先后，大小長短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秩序井然，不失規矩。表現在上下關系中以上為先，自上而下；左右關系中以左為先，從左到右；內外關系中以內為先，先內后外。這些無疑具有人類行為科學價值。拼音文字的字母書寫是無左、右、上、下、內、外的規則。既可自左向右，也可從右而左，既可從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與字母組合成文字時，只有單一的自左而右作線性橫向排列。
人倫講究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一維的單向趨動，而是雙向逆動的。這種原則體現在漢字構造上雖講究上下、左右、內外的先后，但優先者并不能越位強占，更不可獨霸，而是按自身的特點占據一定位置，進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過大過長占據“心”的位置，使在下者無法立足。同樣，左右關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讓的關系中，協調構建，不過分夸張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體與個體的關系中，漢字構造強調共性，群體大于個體，個性服從共性。具體地說是點、線、面（偏旁部首）的獨立意義小，共構意義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共構，而且往往是帶有共性意義的部首偏旁放在優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獨立性強，不同字母擺在一起無內在的必然共構性。顯示以個性為中心的行為價值特點。漢字完全是由筆劃（元素）偏旁部首（層次）單字（子系統）整個漢字系統，從個性到共性的邏輯組合，這種“共性優先”的原則，展示了傳統行為科學的價值取向。漢字構造以上述各學科對象為參照系并與之發生價值同構關系，凝固著他們的信息，所以帶有多維的文化價值。
（二）構字原則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原則是指漢字構建的具體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準則。它包括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辯證相生的組構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
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與中國繪畫：從西安半坡出土的幾件著名的人面魚紋陶碗看，形象極生動，這種線條勾勒的畫竟如西方現代派一般。然而，這種早就很成熟的藝術，后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興起來。但以線條勾勒為特征的象形字卻得到充分發展，到南北朝時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隸書、正楷、草書等全部的進化過程。在漫長的文字創造過程中，漢字的構造方法和書寫技法反而大大地影響和促進中國畫的發展，并匡定了中國畫的基本特征。
中國畫不是西歐式的寫生來再現對象，而是以默記對象的方法來再現客體。默寫是先經過心智活動，將對象留在記憶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點或線的）繪寫出來，結果是“眼中竹”與“心中竹”與“筆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簡練。呈現出特征線條勾勒的繪畫特征。與象形字以特征線條刻畫對象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以特征線條默畫對象會因人而異，不同繪畫者的思維水平、修養能力有差異，記住對象的特征也不盡同，所默畫的同一對象也有區別，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質特征趨同——神似。中國畫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東坡先生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神妙境界。與漢字一樣是現實主義基礎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成分。
以線條勾勒默畫對象，而不是面對面的寫生，使中國畫忽視了“光”和“色”的變化及立體透視的科學性。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結果。中國畫以“散點透視法”的線條來構組對象，這與漢字以特征線條全方位地（必然是散點透視式地）設置也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工筆與寫意，篆楷與行草；繪畫與書法在傳統的文化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生克的組構原則與古代哲學。文字史前哲學無稽可考卻能從漢字構造的邏輯中得到破譯。作為系統世界觀的哲學是很晚才誕生的，作為人類的世界觀甚至于初步的哲學體系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來群體集體創造的漢字中。因為漢字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如實地描述對象的交際符號。它有著客觀存在性，還有第二位的主觀性，而且是群體共同的主觀性——文字只能是群體的創造，這與畫有區別。這一群體性——社會共同性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哲學等文化特征能從漢字中譯解出來。
早期漢字的線條由直筆和曲筆這一對矛盾體組成。它們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橫”“豎”；曲帶“方”、“圓”。或橫豎相接，方圓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圓。有左彎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變化，無盡無窮，完全體現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漢字按不同規律不同原則，以幾組簡潔的符號組成無限復雜的文字系統。并共同體現著陰陽生克同構的特征。橫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豎、二豎、三豎，而四豎不成字。橫而太過制以豎；豎而不節抑以橫。直筆添曲，曲筆加直；方中見圓，圓內生方。相依相斥，互為呼應；生克變化，渾然天成。
上述為“點”與“線”的哲學，進而由線構成面（偏旁）又由面構成“塊”（文字）時，更顯示了辯證法的熟練運用。這從偏旁與偏旁互相組構成字時的位置變化排列上，貫穿了辯證的甚至系統的哲學邏輯：左右結構，右左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外內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上下）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左右）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內外）右左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外內（左右）結構；（上下）內外結構，（內外）上下結構；混合結構。
這種排列結構邏輯，還顯示了數學的排列組合的理論價值。
在偏旁與偏旁或筆劃的組合中，雖然是全方位的，但決不是無序的，有特定的邏輯性，并體現了共性與個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個個體不同別的個體，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個個體共同的組織信息塊，但它是寓于各個個體的特殊性之中。無共性則無個性，無普遍性亦無特殊性。
在點、線構面，面與點與線或面構成塊（字）時，還體現著系統論的五大原則：一、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點線面塊（字）是元素層次子系統系統的關系，同樣單個漢字同旁漢字漢字系統也是由元素到系統的有機構成關系。它們既獨立又有機關聯。二是系統整體的動態性原則。就漢字的構成看它們是由幾個基本筆劃——元素組合起來的，作為基本符號本身無多大意義，但按一定邏輯組合后，元素與元素進行了信息交換、構成了偏旁進而構成字便帶有了實際意義，起了質變。雖然各部分（偏旁）進行了能量交換，但并不破壞它們，而是保持了整體各部分的一定聯系。就整個漢字系統而言，是不斷與外在環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不斷進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統整體的結構性原則。指在一定層次中形成結構的基礎上的整體性。這在漢字的結構中體現的尤為鮮明。四是系統整體的層次性原則，即有序性原則。指任何有機整體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級組織起來的。漢字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原則。五是系統整體的相關性原則。任何系統都是存在于一定環境中，也是與外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或交換。漢字既是現實主義式描繪對象，是以三才為參照系，自然是處在一定環境中與對象不斷交換信息和能量，隨文化（廣義）進化而進化。
通過剖析，傳統哲學的特點是能夠從漢字中得到合理破譯的。并且我們可以清晰見到漢字筆劃的有機組合所蘊涵的陰陽辨證的哲學精神孕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是整個東方藝術的核心原則，它源于儒家哲學，但這一哲學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漢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態，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協調之狀。表現為一種自在美。早期漢字大致也呈方塊狀，端莊嚴正，重心穩實。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總貌是由萬法紛呈、千姿百態、個性各異的形體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來于圓折，平和協調起于變化律動。正是這一辯證的矛盾運動，最后形成美的形態。中正和平是漢字構建的總的美學原則，每一具體的漢字組構又體現了不同的美學技巧，它包括：陰陽相接。其方位以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內為陽，外為陰。它們互相依存，和諧相交，合為一體。線條以直為陽，曲為陰，方為陽，圓為陰。多數漢字是曲直方圓交互連綴。節奏分明，韻律生動。剛柔相濟。線條以直為剛，曲為柔；線塊以方正為剛，以斜曲為柔。斜直曲方，陽剛陰柔，既對立相克，又溶于一體。虛實相間。是對線塊而言。筆劃少而空疏為虛，多而綿密為實。漢字總是虛實相間，上空則下實，左空則右實。線條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體。動靜相生。線條以方直為靜，以圓曲為動。漢字多數是以曲直相交，動靜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穩定靜態之中，輔之以曲折園斜的變動之姿。動中見靜，靜中生動，并在這一矛盾運動中服從整體的中正和平之態，給人以完善獨立，穩重端莊又充盈流轉的變動的美感。在這些辨證關系的美學處理中，在線條的具體設置上，既富于變化，又不走極端，是高則低之，長則短之，大則小之，寬則窄之，實則虛之。有余則削，不足便補，盈虧相濟，柔和協調，無不貫穿自然的美的法則。前面已論及漢字是呈方塊狀的總貌，盡管線條變化萬法紛呈，但總體效果是對稱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塊的對角線交點上。顯得端正典雅。而各個層次、各個角度不同性質的線條的辨證呼應，使穩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態的變化之中。這一中正和平的美學特征和傳統哲學、美學價值、對象世界的內在韻律是有機統一的。
（三）構字技法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技法是指線條安排的具體技巧和手法。由點線、面的組織，方位座標的確定，結構安排等三個層次構成。
點線面組織的邏輯學價值。每個漢字都是系統態下的符號塊、定義塊，也是凝固各學科文化價值的信息塊，所以其線條的組合要有一定的邏輯。在形狀的象形上，除了藝術化的邏輯，形式上還有獨特的組織方法。它是由點、線、面循序漸進，各自獨立又配合共構的邏輯來進行。由點到線到面，點線構面，小面構大面。點、線、面又各有獨立的功能，共構時互相以形式上的算術法相加，其功能卻起了質的變化。一點與兩點三點的含義絕不相同，丶冫氵灬——它們在組織上是相加，本質卻完全有區別。但它們都是漢字系統中的一個功能項，獨立是相對的，與其他功能項再構是絕對的。點與線、線與線、線與面、面與面的組構也遵循這一系統邏輯。
方位座標的確定。漢字的線條安排多設定在多維空間的立體坐標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對象時要在一定時空背景下進行，雖作散點透視但符合空間組構原則。因此漢字的（附圖略）
現中漢字的粗細、明暗、濃淡等具有主體意義的方位特征尤為明顯。漢字和國畫一樣是多視點的，呈視點移動組建的方位特色。因線條的座標方位的決定，線條便可進行全方位的辨證系統的組合。
結構安排。有了方位座標，在象形寫真與中正和平的原則下，對線條作優化安排。安排技巧須按照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物質與精神態的價值取向進行，將文字創造時期的文化價值積淀在具體的布置中。
漢字是漢文化的全息碼，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載體，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們用考古的方法，見鐵而論冶煉，指鼎以說青銅，刀槍劍戟以談軍事。那么“文字”豈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嗎？漢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殼，它是遠古文明的價值載體，同時提供塑造中華民族精神與性格的原動力！
【注】
[1][3]許慎《說文解字》十五
漢字文化特征范文第5篇
《說文解字?敘》中寫道：“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指示(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無疑是先人用字“直接表意”的寫照，或日是字之本義。而會意字呢?我們從“會意者，此類合誼(同‘義’)，以見指撼(同‘揮’)”――可以看出，所謂會意字，實際上是在“象形、指事…直接表意”的基礎上，由字義的“引申”而來。它不同于“事物的直映”。在認知層面上，既源自于“直接表意”，卻又是經過思維加工而高于“直映事物”的產物，它表明了先人創造文字的表意水平的進步與提高，邁出了建構漢字的聯想思維方式的第一步。如，“轟，群車之聲。”“從二人相隨。”
但是，先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發現，僅僅依靠“象形、指事”直映表意和“會意”引申聯想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才有另外兩類三種造字法的出現，即一類“假借、轉注”、二類“形聲”。正如《說文解字?敘》中所寫：所謂“本無其字”的假借，通常是說“有些‘詞’原先沒有為它造過專用字，只是從現成的字中選取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代替”，后來習慣了，這個字也就歸它使用了。如“莫”字，表示“沒有誰，沒有什么”意思的否定性無定代詞，是借用與之同音的“奠(本義為昏暮)”字。其實，同音的字還有其他，之所以選中“莫”，恐怕還是在于語義表達的聯想。因為，古代“語義昏暮的莫，表達的潛在語義就是日落天黑以后，也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沒有了)”。
此外，屈伸的“伸”寫成“信”；是因為古人屈身可以挾帶物品、刀鏢兇器，而“伸”則目視無藏，表示誠信有加。恐怕也不是僅僅取其“音同”。
飛翔的“飛”寫成“蜚”，古人常見飛翔之物當然是蝗蟲之類，故假借之。也未必取其音同。
同理，屎尿的“屎”寫成“矢”也是與人身實際感受相關的，古人雜食，且以糧菜冷水充饑，大便會是一泄而就的，暢如放“矢”。
背叛的“叛”寫成“畔”；假借之“畔”就是“田的旁邊”已不在“田”了，是“界外”了。
抗拒的“拒”寫成“距”古人對抗無論是空手還是兵器相見都是需要保持“距離”的。
凡此種種，就是說明，我們在認識“假借”之法時，不可以簡單地解釋其為“讀音相同或相近”而借，實在是有寓意于其內的，這是中華民族先人造字遵循“以形示意”的基本理念所使然，也是他們造字的出發點與歸宿。很明顯，“示意…寓意”“表意”都是先人用以表達思維、溝通情感、交流信息的機制，這種機制的本質就是語義聯想的思維方式的拓展，拓展的特征在于超出了“事物實際表象及其直接引申”的程度與范疇，具有明顯的“深化、推理”性特征，故此先人稱作“假借”。
而所謂“轉注”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就是說，某一個字由于意義的變化導致形體的變化，由此衍生出新的字來，是字與字之間的形義關系的一種類型。比如，有文章舉例說“考”“老”二字，本義都是長者，“顛…‘頂”二字，本義都是頭頂；“竅”“空”二字，本義都是孔。這些字有著相同的部首(或部件)及解析，讀音上也是有音轉的關系。其實，未必如此，細究起來還在語義方面的差異。“考”“老”雖是長者，但“考”特指“父親”；“顛”“頂”二字，本義都是“頂”，但是，畢竟“尖頂與非尖頂”是不同的-“竅”“空”二字，本義都是孔，但“有無縫隙”也是相別的。這就說明，先人們造字的“轉注”是基于對認知相類而又有異的事物的表意區分，與“音”并沒有什么關聯。簡而言之，是基于對相近事物認知的聯想，具有“相似、類比”性特征，完全是表意之需，是語義、形意的聯想。
先人們造字從直映的“象形、指事”開始，進而通過直映而聯想到“會意”引申；對于不同事物而假借“會意引申”的聯想；對于同類、類近事物采用關聯性聯想的“轉注”之法。彼此之間是以表達“認知深化聯想”的思維方式進行著的，伴隨先人們認知水平的逐步發展，一脈相承地形成了的語義、形意的聯想表達機制，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寬泛、提高。一方面，口頭語言需要文字作出“超時空”的記錄；另一方面，新認知的事物運用“象形、指事、會意、假借、轉注”之法造出的字也需要為口頭語言提供表達語義的字音；尤其需要在二者之間建立對應關系。在這個雙向需求面前，先人們從文字是用來“示意…寓意”“表意”的功能特質出發，將語音依附給用來“示意”“寓意”“表意”的字形，巧妙地將“字形和字音”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形聲字”用來表達無限豐富的語義。《說文解字》說“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這里“以事為名”就是“表意”為干。所采用的方式，正是人類在認知共處于同一范疇的不同事物之間的關系時，以認知為基點理所當然地使用語義聯想為特征的基本思維方式――溝通字形、字音，可以說，形聲字是語義聯想性思維方式的一個飛躍性創造。幾乎所有以“金、木、水、火、土，人、言、目、口、手”為部首的形聲字都是“以音附意”“以形示意”的，猶如“字音‘嫁’給了字形而隨字意(語義)”，成為具有“形音對立統一”特征的辯證聯想性思維。
綜上所述，我們有如下的認識序列：首先要明確，先人們造字在先，而后《說文解字》才得以概括出“六書”之法，是對先人造字規律的歸納總結；而今，我們這里揭示一一“六書”之法所蘊含著的思維特質。即認為，此“六法”恰恰反映了先人們認知世界的邏輯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先人們用他們創造的文字記錄了基于認知客觀世界的、以形表意的聯想思維機制，憑借這樣的機制構建了形意文字的基本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以“象形、指事”的“直映表意”為基礎，以“會意引申性聯想、借意推理性聯想、相似類比性聯想和形音辯證性聯想”，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簡到繁地進行，最終用“以形表意、形音辯證”的“六書”之法，建構了包含9335個漢字的字集。如果我們將許慎在《說文解字》結集漢字中反映出來的“漢字整體建構”思想進一步加以歸結，那么，我們還會發現，先人們的漢字建構的另一個特有的思維方式，即“系統分類性聯想”――這可從大量形聲字的偏旁部首的分類中得到啟示。比如，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用字的偏旁部首是截然不同的。當然，這是其他文字所無可比擬的。無疑，這是先人們在數以千乍計的思維實踐中，創造累積而得的，因而也就形成了聯想性思維方式的傳統，或日中華民族思維方式的基因，并由此伴生了綿延五千余年、經久不衰的豐饒文化。由此可見，漢字之所以能夠建構悠久、完備的文字系統，其關鍵存于閂始至終貫徹“以形示意性聯想”：換言之，當且僅當依憑“以形示意性”建構文字系統之時，才形成中華民族特有的聯想性思維方式。
漢字聯想性思維方式的充實、完善與發展
然而，的聯想性思維方式成于“六書” 而未止于“六書”。
歷史上，漢字先后經歷了多次外求文化的沖擊，
這可以由“漢人與非漢人交替掌權”的朝代更迭中管窺一二，最終非漢文化無一例外地被漢字文化所融合隨之，漢字聯想性思維方式也得到不斷的發展。其間尤以古代的佛教傳人和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這兩次最為突出。對此，先人們采取了“以我為主”的文化原則，這個“我”就是文字的“以形表意(而非‘以形表音’)”。其結果，非但沒有給漢字以毀滅性影響，反而使漢字獲得充實和完善，得到更完備、更良好的發展，充分顯示出漢字聯想性思維方式的文化活力。這個“活力”在吸納外來文化的時候，按照“以我為主”的文化原則，一方面，對于漢語、漢字固有的相同、相近、相似的語義，可以用漢語、漢字表述的概念、原理、知識一律予以直譯；比如，“代”數、“函”數、“速”度、“化”學、“蕃”茄之類名詞用字的選擇，都是以“以形示意”為基點的。也正是由于先人們堅持了“以我為主”的文化原則，使得國人對外來文化的認知自然而然地同化于漢字聯想性思維方式之中，為外來文化融入中華文化，并為國人學習運用外來文化創造了極大的便利。相比之下，今人將“fans譯為’粉絲”、或將“克分子濃度”退譯作“摩爾”，真是相形見絀，透著“文化”的缺失，確實是無顏示父老、愧對祖宗的!
另一方面，對于原本沒有適宜的漢字能夠表述的事物和概念，不得不采取了有限度的譯音方式處理。即便如此，先人們依然是盡其所能沿著漢字聯想性的思維方式進行的，比如，“菩薩”：由譯音而來，但是，采用的“菩”也是選取與佛教相關的菩提樹的“菩”，“薩”也是帶有“異域”“異族”的文化聯想意味；而沒有簡單地澤音為“仆仨”。而專業名詞“銣鉀鈉鈣鎂”“氦氖氬氪氡”之類，原本存《康熙字典》中是沒有的，完全是現代西方外來文化傳人之后創造出來的。顯然這是遵循類推聯想的思維方式，大量巧妙地運用形聲字的造字方法，理所當然地將現代科學技術術語納入漢字文化之中，也為現代科學分類學所嘆為觀止。當然，吐王有極少數“直譯不成”“譯音不妥”的、世界流行的專業化文字，比如“0123456789”“化學元素符號、分子式”之類，當保留者自然保留，也無妨，正是文化包容的體現。于是，才有現代數學、化學中文教材出現，始終保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文化原則。在近代，西方工業化社會創造現代科學技術的同時，帶來了世界性殖民文化浪潮，無數國家和民族的語言文寧體系，甚至文化漬決失散；在中國，也曾出現一批知識分子在強人的科技壓力和文化侵略面前，出現對漢字與漢字文化的懷疑與動搖，然而，百余年來的歷史證明，唯有漢字排眾難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它沒有，也小可能被外來文化所取代，束手退出人類文化的舞臺，使得至今依然沒有任何一種外來的文化為漢字所不容，新生文化所不受。為什么?就是因為它具有巨大的文化包容性、聯想性思維方式的吸納力，以及與時俱進地自我完善的創造性!
我們作出上述論斷不是沒有根據的，這一點可以從下面的分析中得出印證。
一個建立在“數理化生地”等學科基礎上、龐大的現代自然科學體系和現代工業文明的引進和吸納，當然不是創造有數的幾個漢字就可以勝任得了的。對此，先人們秉承“以我為主”“以形表意”的原則，把漢字聯想的思維方式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那就是，大量雙音節“詞”的創造!所謂“詞”是漢字繼獨體的“文”發展為合體的“字”以后的新創造，這個創造以漢字雙音節“詞”的“復體”形式為基本特征，并且在兩個基本層面展開建構。
其一，基于常態認知規律的形式邏輯法則“種概念+類差”的原理，運用漢字聯想的思維特征，建立了無數個(乃至無限個)名詞。比如――
電燈、電話、電車、電爐
陰電、陽電、漏電、來電
火車、馬車、牛車、汽車
車門、車齡、車鎖、車燈
以及例如――
科學一學科、法制制法、語言一言語等等絕無僅有的復體詞。此外，基于語言思維的基本規律，寓基本語法規則于其中，運用漢字聯想的思維特征，建『構了一系列詞語，比如――
主謂結構的：人性、法律、民主、科學
動賓結構的：講演、納稅、梳理、情人
狀補結構的：實驗、偶像、恩惠、規則
復意結構的：智慧、羨慕、思想、重復
……
難道這不是漢字體系之語義聯想思維方式的里程碑式的創造與飛躍嗎!
其二，在運用漢字構詞的過程中，因循了自《說文解字》沿襲的“會意引申性聯想、借意推理性聯想、相似類比性聯想、系統分類性聯想”，逐步深化、豐富了幾乎每一個漢字的義項，使之在建構的不同的“詞”中表達不盡全同的語義。比如，一個習以為常的“大”字，盡管最初“大”字源自對人自身的推崇，之后其字義就分別可以從幾個層面聯想類推，以至于表現出漢字“復體”構詞的基本規律，依然是按照漢字造字的幾個聯想思維的層次進行的一一
A 直義為物體占有立體空間的狀態，相對于小而言，如：大樓、大象；
B 引申為平面面積的寬廣，如：廣大、大地、大海；
C 借喻為數量、氣力、強度等方面比較的結果，如：大量、大力、大宗；
D 轉義為程度、排行、職位等，如：大致、光大、大官、老大；
E 派生為人格特征，如：大氣、大度、大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