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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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范文第1篇

制的陌生的東西，但現在卻變成了物質的剝削，而導致剝削的原因在于優先占有社會財富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當然，這種闡釋也有利于把日常實踐概念從基礎主義意識哲學的論證義務和方法論困境當中解脫出來。而伯格與盧克曼繼承了基礎主義意識哲學的論證義務和方法論困境，為此，他們把青年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和晚期胡塞爾的實踐概念等同起來。

然而，一旦脫離了反思哲學基礎，生產范式要想承擔同樣的社會使命，至少會遇到三個新的問題。（1）生產范式嚴重束縛了實踐概念，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勞動或產品制造這樣具有范式意義的活動類型，與具有言說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實際上，赫勒同樣也把制度和語言表達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觀化。它們和嚴格意義上的勞動產品是一樣的。（2）生產范式在一種自然主義意義上決定了實踐概念，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在社會與自然之間的交換過程中，是否還能形成一種規范內涵？赫勒斷然指出，藝術家與科學家的生產活動始終都是一種有效的模式，可以創造性地打破機械的異化生活。（3）生產范式賦予實踐概念以一種明確的經驗意義，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勞動社會將走向終結，那么，生產范式會不會因此而失去其說服力呢？奧佛（ClausOffe）就此問題在德國社會學大會上致了開幕辭。我在這里只想探討一下馬爾庫斯（G.Markus）曾經討論過的前兩個難題。

關于（1）：馬爾庫斯打算闡明的是，不僅工業產品——勞動過程的工具和產品，而且所有社會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種意義上能夠被看作是人類勞動的對象化或客觀化。他分三步進行了論證。首先，馬爾庫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對象因素把它們的意義不僅歸因于生產的技術規則，而且歸因于慣用的習俗。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僅代表著消耗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和在其中運用的技能，還代表著它的使用關系和它能滿足的需求。和海德格爾分析使用對象的物的特性一樣，馬爾庫斯強調社會特性，認為這種特性是用于生產的對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種“天性”：“只有當產品與占有過程，即與個體的活動發生關系時，它才是一種對象化。在個體的這些活動中，主要的使用習慣得到了保存和內化，其中所體現的社會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轉化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換句話說，不僅生產消耗的勞動力，而且消費占有的社會可能性，都在客體中獲得了對象化。

第二，實踐無論是把生產技術規則還是把實用性的功利規則當作取向，都是以規范為中介來分配生產資料和所生產的財富。這些行為規范確立了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并為不同社會角色的履行提供動力保障。而這些社會角色反過來又決定了行為、技能和需求的滿足。這樣，社會實踐就表現出了兩面性：一方面，社會實踐是生產過程和占有過程，它依據的是技術—功利規則，并標示出社會與自然的不同交換水平，即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社會實踐又是一個互動過程，它由社會規范調節，并把通向權力和財富（即生產關系）的不同壓力表現了出來。后一過程把實質性的內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決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結構當中。

最后，馬爾庫斯認為，生產范式的關鍵優點在于允許人們思考“這個二元過程的統一性”，即把社會實踐同時理解為“勞動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從生產角度來看，可以“把人與人之以及人與自然的互動過程看作是同一個的過程”。這一論斷是驚人的，因為馬爾庫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確區分生產和產品利用的技術—功利規則與社會互動的規則，所謂社會互動的規則，就是指建立在主體間相互承認基礎上的社會行為規范。相應地，他還明確區分了“技術領域”和“社會領域”。他也不容人們懷疑，產品制造和自然運用意義上的實踐僅僅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交換過程具有結構。相反，以規范為主導的互動意義上的實踐，就不能依據勞動力的生產消耗和使用價值的消費模式進行分析。生產只是規范調節的一個對象或一種內涵。

不過，按照馬爾庫斯的看法，在至今為止的歷史當中，技術領域與社會領域只有通過分析才能區分開來。在經驗意義上，只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互為決定，那么，這兩個領域就會牢牢地結合在一起。于是，馬爾庫斯繞了一個彎子，認為生產范式只適合于解釋勞動，而不適合于解釋互動，目的是要確定通過在制度上區分技術領域與社會領域而形成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他認為社會主義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質生產活動還原為它的本質特征：與自然的積極而合理的交換，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規和社會統治的純粹‘技術’活動”。

關于（2）：這樣我們就觸及到了生產主義實踐概念的規范內涵問題。如果我們把人與自然的交換過程理解為一個循環過程，其中，生產與消費相互刺激，相互促進，那么，對評價社會進化的評價就有兩個標準：技術知識的增長和需求的分化與普遍化。這兩個標準從功能主義角度來看可以概括為互補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沒有人會再去主張，社會共同生活必須要隨著社會系統復雜性的增長而改善自己的質量。生產范式所揭示的交換模式，與取代它而出現的系統—環境模式一樣缺乏規范內涵。

但是，生產范式又是如何對待反思哲學教化過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實現呢？這些規范內涵在實踐哲學中能夠得到恢復嗎？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馬爾庫斯在規范意義上區分了兩種實踐概念：一種由處于外部自然約束下的技術—功利規則控制，在另一種實踐中，興趣、價值取向和目的則成為了主觀自然的表現形式。

作為實踐目的，馬爾庫斯從制度上區分了技術領域和社會領域，也就是區分了外在必然性領域和最終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負責的領域：

“社會批判理論和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它把勞動范疇放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勞動范疇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才獲得了實踐的真實性。因為只有在這里……人才憑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識行為成為其自身，而且僅僅由社會客觀性來加以決定。社會客觀性完全是針對人的，作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為的界限”。

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范文第2篇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復雜的資本和證券市場不斷完善、銀行業改革不斷推進、在會計、財務報表、企業治理以及信息披露方面逐漸采用國際標準，在中國，適宜于并購活動的環境一天天發展成熟起來，為中國并購業即將出現的爆炸式發展做好了準備。中國觀察人士的普遍預期是，未來數年內，中國的并購交易額將達到數千億人民幣。隨著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機會的增加、對外方參與的開放度提高以及企業退出和清盤事件不斷涌現，在中國，合并、收購、戰略和財務合并、杠桿收購及管理層收購勢必蓬勃發展。毫無疑問，中國將成為全球并購的風向標。

中國過去的政治和其它環境因素阻礙了基于經驗的并購知識和實踐的發展，因此，中國目前的并購業還剛剛處于萌芽狀態。但是這種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并購業的實踐者、專業人士，還有一股最重要的力量――企業經理人必須快速成長起來，以跟上中國經濟和商業環境的巨變。

或許探討并購事件的最好方式就是從問題的本質出發。并購不是一門科學。并購，尤其是成功的并購是一門藝術!藝術的本質就是擁有點石成金的魔力，這也是著名金融家喬治 索羅斯所說的“成功的金融活動”所必需的要素。當然，與并購相關的科學包括經濟學、金融學、會計學、政治科學和管制理論――這些是并購交易的“硬件”。但是，所謂藝術，則表示并購還包括戰略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管理、對進行盡職調查的判斷以及“人”的因素等“軟件”。此外，并購活動其中還包括兼有科學和藝術特質的理論：博弈論、混沌理論、單元自動演化理論(Cellular automata)等。

不過，最密切相關的理論或許還是“預期理論”，其創立者摘走了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預期理論顛覆了長期以來有關人們行事(包括并購動因)的信念。該理論得出的結論是，促使人們行動的動機不是獲取利潤，而是避免損失的愿望――這可能也是并購戰略的動因。但事實并非如此。即便不是大部分的話，也有很多并購交易是為了追求“更多”，或者并購中常使用“成長”一詞來表達這一含義。這種基本原因可以計算可以度量，當然是屬于科學的，它跟藝術無關。

人類也是如此，成長并不一定就是“好事”。對于人類來說，成長可能導致機能的喪失，甚至于有機體的死亡。在并購中，成長也可能導致并購后組建的實體機能喪失或破產。有一點不要忘記，在并購用語中，并購交易組建的實體被稱為“存續”方。這至少在概念上表明，并購交易中的另一方在并購過程中消亡。不過，真正對并購的邏輯合理性構成考驗的還在于存續實體能否長盛不衰。

為了取得長期的成功，并購各方必須設定目標，這將使所有參與各方獲益匪淺。進行并購的第一步是科學的：必須以實實在在的風險和回報指針來衡量想要達成的目標，還須計算并購成功的概率。而且，還必須對合并方進行詳盡深入的盡職調查，以判斷目標是否可以達成。擬議并購方的強勢和弱勢，以及合并后并購雙方的互補性如何，這些都必須在進行交易前調查清楚。

在撰寫本專欄文章、同中國的讀者分享我的經驗時，我不打算致力于講解大量的科學方法和統計結果(讀者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很多其他有關并購的文章中獲得此類數據)，而是打算另辟蹊徑，用中國的一個實例來闡明并購問題。

看看TCL―湯姆遜并購案吧。我認為，這筆交易應該屬于并購交易(有合作，亦有合資)，而且是出于正確的原因進行的并購。雙方業務確實具有互補性，各自的經營活動也甚少有重疊，因此，基本不存在冗余。各方的優勢和劣勢各不相同，具有很好的互補性。我將有意忽略可衡量可計算的(例如增長、可測量性、收入、利潤等指針)的利學方法，因為我相信，這些都不過是并購交易的副產品，而不是交易的目標。

在TCL―湯姆遜并購案中：

――TCL擁有低成本勞動力基礎，可以抵消湯姆遜的高成本勞動力基礎；

――湯姆遜是一家西方公司(法國)，而TCL是一家東方公司(中國)；

――湯姆遜在中國市場沒有優勢，而TCL在中國國內市場占據領先地位：

――TCL在歐洲或美國市場沒有優勢，而湯姆遜有；

――雙方都繞開了市場進入壁壘以及反傾銷等貿易壁壘；

――各方都能重點關注其各不相同的核心業務；

――各方都能在自己所不擅長的領域利用對方管理團隊的豐富經驗；

――各方都不必在新的市場建立晶牌資本及認知度；

――雙方在11個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獲得很大的競爭優勢；

――雙方都不必再花成本和時間用于建立新的銷售網絡；

――雙方合并后，單個的地區性領導者成為全球性領導者；

――各方都將獲益于獨家或優先供應和銷售安排以及授權、研發和其他專有技術優勢等；

――各方都不必在當地新增人員費用和擴張，

――各方都將獲益于合并后更廣泛的產品組合；

――雙方都不必調配大量投資或營運資本。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即便不考慮財務方面的好處，上述清單本身就已經相當引人注目。即使TCL－湯姆遜合并后的實體將超過索尼和松下成為地球上最大的電視機制造商，收入、利潤和規模的增加也都還是次要考慮的因素。這個龐然大物不過是上述清單所列出的并購理由所附帶產生的副產品。收入和利潤還不是并購交易產生的惟一動機，雖然對企業來說，這兩個指針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一樣重要。

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范文第3篇

關鍵詞：假期生活現狀 存在問題 建議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0

一、總論

假期是大學生活的具體存在，如何度過假期對大學生的成長起著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大學生一年的寒暑假、周末、法定節假日等假期累計約187天，占全年總天數的51.2%[1]，而寒暑假累計天數約占總假期的50%。

本文通過調查問卷、網上論壇、面對面交流等形式，對在校大學生假期生活進行了調查。其中，問卷共發放1100份，回收1096份，有效問卷1088份，有效率為98.9%。

二、具體情況

從相關調查數據中可以得知，在校大學生的假期生活現狀如下。

<D：＼123456＼學周刊?上旬刊201602＼飛騰＼飛騰 接排 2 126-240＼關于大學生假期生活的調查研究.tif>

1.留校學習，鞏固專業知識，繼續深造。近年來，出現了“考研熱”“考公務員熱”等現象。這體現了當代大學生對更深層次知識的渴求，更體現了當今社會對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且，社會競爭日趨激烈，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科技社會的迅速發展，對知識層面的要求也更加嚴格，大學生已不再滿足于為期末考試所學的知識，而是通過考研、考雙學位等多種形式，提升自己的學業水平。假期時間成為了在校大學生努力深造的黃金時段。這在大一大二學生中并不多見，而在大三大四學生中比較普遍，約占調查總人數的21.3%。

2.社會實踐拓展視野。馬克思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再好的真理，沒有付諸實踐也不能說明什么。大學生代表了文化層次的較高水平且處于成年階段，思想變得越來越成熟，捕捉事物的眼睛也越來越銳利，所要獲得的能力也逐漸表現出需要的緊迫性。假期生活社會實踐，是增加社會閱歷，拓展視野的絕佳機會。本次調查中約72%的學生選擇社會實踐來充實自己，為將來建設祖國而努力著。

3.無所事事，玩游戲，睡覺。著名教育家潘光日先生說過：“學習沒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長時間的間斷。”假期并不是讓人放縱自己無所事事，而是讓人脫離固有的教育模式，開始一種全新的、更自由的學習方式。顯然，這部分學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白白浪費了假期的寶貴時間。

三、大學生假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的假期生活豐富多彩，但其中存在不少問題，值得反思。

1.對假期生活沒有具體規劃。即使部分學生有規劃，但卻沒有具體的實施。以往調查顯示，僅有35.6%的學生是比較有計劃地對待假期的。這從大學生對待假期的觀念里也可以反映出來，僅44.4%的學生希望自己的假期有計劃，僅30.2%的學生希望自己的假期生活充實忙碌[2]。同樣，在本次調查中顯示，留校大學生中僅有少數對假期生活進行了合理安排，有明確的學習方向，而絕大多數學生對學習哪方面的知識并無明確目標，而是隨心而定。

2.社會實踐傳統勞動工作多，專業相關崗位較少。調查顯示，在社會實踐中，在外打工從事普通勞動的人數占總人數的42.7%，而參加“三下鄉”活動和志愿者的人數僅約占總人數的7.9%。問及原因時，多數人說，像這種更能鍛煉人的機會太少，競爭太激烈。現如今，相當一部分企業對大學生假期社會實踐持反對意見，愈來愈多的企業不喜歡接受社會實踐人員。據日前TEAM雜志針對國內企業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70%的企業已經不愿意接受假期社會實踐學生，認為實習生不方便企業管理的有63%，有81%的企業不會為實習生安排補貼[3]。這說明社會相關機制不完善，社會對大學生的社會實踐并不是太重視，同時也反映了企業對大學生實訓沒有起到較好的指導和引領作用。

3.除大學生個人主觀上不重視外，外界的指導也較少。本次調查中顯示，56.8%的學生表示，各大高校對假期生活幾乎從來不進行指導;40.3%的學生表示，家長對自己打算如何度過假期幾乎從不過問。

四、對大學生假期生活的建議

假期意味著全面接觸社會，重新審視自我的機會。因此，假期的合理有效安排和計劃實施，以及學校、社會、企業的正確引導，對大學生的成長至關重要。

1.制定詳盡計劃，嚴格實施。對大學生自己而言，假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對此應有正確的認識，在假期生活中應有確切的目標，并對此目標做一個詳細的規劃，然后堅持實施。即使因為什么原因耽擱了，也要及時做調整，保證假期生活的有效性。

2.加強對假期生活的指導。對于學校而

言，應積極引導，通過開展“假期生活如何安排更有意義”“假期實踐崗位如何選擇”等諸如此類的講座，讓大學生更加了解假期存在的意義，更好地選擇實踐崗位，讓汗水流得更有價值。

3.多開設實習位點，給大學生提供實訓機會。對社會和企業而言，社會應建立健全相關機制，應對大學生多點關愛，建設更多的大學生實踐位點，培養大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相關企業應多給大學生一些實訓的機會，讓他們在常規經營中了解公司運營模式，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從而為之努力拼搏。

五、結語

人生不是為了計較得失而存在，而是為了整個過程而存在。假期不是為了放縱自己而存在，而是為了潛在蛻變而存在。一個有意義的假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收獲了什么，而在于你的所作所為有沒有讓你成長，有沒有讓你和你的夢想更近一步。大學生肩負著民族復興和祖國的未來，要充分利用各個時間段，不斷提升和豐富自己，為以后步入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吳小彥.大學生假期生活現狀概述及建議[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2（12）.

[2]經素.尹志麗.當代大學生假期閑暇生活現狀分析及對策研究[J].長春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4）.

[3]毛靜，徐原久.關于大學生假期社會實踐的思考[J].中國地質教育，2008（2）.

基金項目：本項目在山東中醫藥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平成，獲得2015年度大學生研究訓練（SRT）項目支持，項目編號為：2015147。

本文的通訊作者為陳亞楠。

作者簡介：

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民工；生計資產；可持續生計；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1(03)－00103－07

一、引言

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與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一個新興勞動群體，他們在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為中國發展建設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因規模的日益擴大，直接影響到中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流動原因、就業、養老及其政策等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一直是中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熱點。2008年全面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了大約兩千萬農民工(約占當年農民工總量的15.3％)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農民工群體成為受沖擊較大的群體之一；然而截至2007年底，2.26億農民工的“打工”收入占中國7.28億農民非農總收入的90％，外出務工已經成為大多數農民生計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機使得農民工生計問題成為新的關注熱點。

“生計”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既可以表征生活狀態，也可以理解為謀生方式，還可以是產生計策。在個人和家庭層次，目前受到廣泛認可的“生計”概念主要關注資產和在實踐中所擁有選擇之間的聯系，以及在此基礎上追求創造生存所需的收入水平的不同的行動。生計“包括能力(Capaci-ties)、資產(Assets)以及一種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動(Activities)”。基于對生計的上述定義，DFID發展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闡明了在特定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背景下，個人和家庭如何通過一系列生計資產(包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金融資本及物質資本)來追求不同的生計策略(農業集約化／粗放化，生計多樣化和流動)，進而影響不同生計結果的產生，實現可持續生計。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圍繞解決貧困問題展開，已廣泛地應用到農戶生計現狀、農村發展方向確定、制定發展策略等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和實踐。

我國學者主要使用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探討失地農民(包括工程移民)、農村農戶生計問題，直接探討農民工生計問題的研究相對較少。關于工程移民生計資本的研究，以及女性農民工以就業能力為核心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是目前直接將可持續生計概念應用到農民工問題的有益嘗試，但都不是基于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系統研究。然而，與農民工生計相關的流動原因、經濟收入、職業地位、社會福利以及是否定居城市等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者的關注熱點。

本文依據農民工生計特點，對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進行重新解讀，探討將其用于農民工問題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而基于該框架，特別是利用有關生計資產的定義和分類，對目前有關農民工生計的研究進行梳理和總結。本文第二部分簡要介紹可持續生計框架，基于農民工研究特點，提出對這一框架的重新認識；第三部分總結農民工生計資產和生計策略相互作用、以及農民工生計資產和生計結果相互作用的研究進展；第四部分在探討利用可持續生計框架研究農民工問題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對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重新認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國際發展研究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在總結扶貧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以賦權、能力為主要內容的生計概念，為研究者提供觀察和研究農村扶貧、環境保護等農村發展問題的新視角。農戶生計決策不是自由的，而是受著經濟(資產、技術、收入等)、社會和資產的約束；分析、了解資產狀況和構成，有利于從微觀層面上理解農戶的生計行為及其后果。隨著生計概念的發展，可持續生計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并用于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戶的貧困、風險、脆弱性、性別等行為與策略，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和成效。由于對生計概念的不同理解，有不同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其中DFID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建立在Chambers等對貧困性質進行理解的理論基礎上，因其可以有效洞察風險沖擊與貧困的關系，為在實踐中解決貧困問題提供有效思路，而廣受關注。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1中，生計資產構成的生計五邊形在該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被普遍接受的農戶生計資產劃分是：自然資本、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表1給出了五種生計資產的含義和包含的主要內容。

關于生計資產，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

一方面，不僅不同類型農戶所擁有的生計資產差異較大，而且同一農戶所擁有的上述五種生計資本可能也存在差異，所以圖1中的生計五邊形可能不是規則的，如果用線條長短表示資本的多少，極端情況是相應的連線匯聚為一點，表示沒有生計資產。農戶個人或家庭總是依靠自己所擁有的資產狀況并通過資產的組合與轉化形成自己獨特的生計策略和風險管理策略。

另一方面，資產既會積聚，也會損耗，還會短時間地完全被破壞。特定風險環境會帶來逐漸的變化和突然的沖擊，制度和政策外部環境以及社會和經濟發展趨勢也能影響生計策略的選擇和生計活動的實施。目前，這一概念已逐漸被一種叫做“脆弱性”的術語所取代。脆弱性是指由于缺乏資產、權利和能力，面臨自然或社會風險等導致的福利下降的可能性；是衡量家庭抗風險能力的指標，家庭脆弱性的降低和抗擊風險能力的提高取決于其所擁有的資本以及組合方式，不同的資本數量以及組合方式又會產生農村家庭不同的生計選擇。脆弱性分析方法已經在國外發展經濟學界和扶貧機構中廣泛采用。然而，其研究對象的主體卻仍停留在與貧困有關的農戶家庭上。近年來，國內也有學者使用生計及脆弱性概念對貧困農戶進行研究，但是理論上的研究仍較大地滯后于實踐的需要。

以農戶家庭為研究單位，如圖1所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圍繞生計資產劃分，將什么因素影響生計資產、生計資產組合如何形成生計策略、生計策略對生計后果的影響、政策和制度環境對脆弱性影響以及生計后果如何反作用到生計資產等五個相互聯系的基本問題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不僅強調了脆弱性／風險對生計資產的影響，生計策略形成過程中政策和制度的作用；而且還關注宏觀政策與微觀農戶個體的交流、溝通，將生計策略形成、影響及其后果的理論研究與降低風險沖擊及消除貧困的實踐相結合。因此，該框架不僅是對與農戶生計、特別是貧困問題有關的復雜因素進行整理、分析的一種方法，而且被實踐證明是研究和改善農戶生計一個理論聯系實踐的可行范式。

雖然人口流動已經被納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而且人口流動大多屬于農村問題，但是生計與流

動相互影響關系比較復雜：流動既可能是受貧困驅動，也可能受到發展不平衡的影響；作為一種生計策略，流動既可能降低風險，提高抵抗風險的能力，流動又可能對生計帶來新的沖擊和風險；同時，人口流動的形式，例如國際移民和國內流動，對生計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因此，利用可持續生計框架對流動人口問題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還比較少見，但有學者已經明確指出，可持續生計框架對流動的研究必需在特定的社會情景下進行。

中國農民工家庭是將外出進城務工作為其生計選擇的農戶，因此圖1所示的分析框架原則上也應該適合農民工問題研究，可以直接為農民工生計分析提供基本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目前的農民工研究也需要引入可持續生計框架。

在理論上，目前農民工研究理論主要集中在社會學和經濟學，而可持續生計框架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和災害學等學科加以綜合，形成統一的分析框架，為農民工研究提供更加寬廣的理論基礎。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農民工流動這一生計行為不但受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受文化、觀念等非制度因素的作用，而流動本身反過來又會對這些制度和非制度性因素產生影響，因此這是一個動態的、非線性、有反饋的復雜過程，單一分析方法和策略已經難以滿足需要。可持續生計框架本身的多學科交叉特征，為多種方法的集成應用提供了平臺，也就為農民工研究提供豐富的方法選擇和組合。

在研究對象上，目前的研究雖然在宏觀上涉及農民工的流動的政策和制度，在微觀上其流動原因、婚姻、養老、子女教育等也廣受關注，但是這些研究多相對孤立，缺乏在統一邏輯框架中的相互聯系和印證。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不僅將目前有關農民工的研究加以整合，而且還可以將風險沖擊、脆弱性等以前較少涉及的研究對象納入農民工研究范疇，為系統地、全景式地認識農民工生計問題基礎。

在應用上，作為一個公共管理問題，農民工研究本身具有極強的現實應用需求，雖然目前很多研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但是由于相應研究范式缺乏理論和實踐結合的設置，使得許多政策建議難以操作，但是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強調宏觀政策實踐與農戶個體需求的聯系，改善農戶生計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可操作性較強，可以較好地彌補這一缺憾。

三、農民工生計研究的現狀

目前有關農民工的多數研究本質上緊密圍繞生計展開，只是沒有明確地將有關研究納入完整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相關研究只是涉及該框架中的部分內容，其中相對較多的研究集中在有關生計資產與生計策略、以及生計資產與生計結果。

(一)生計資產對生計策略的影響

與農民工外出務工這一生計策略選擇相關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關注外出務工動因，旨在揭示在同樣的宏觀環境中，農民選擇離開家鄉到城市務工的決定因素；另一個是對農民工留城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因為隨著農民工在城里生活時間的增長，農民工的生計策略發生了變化，有的打算留城定居，有的打算返鄉務農，有的打算返鄉從事非農職業。影響農民工生計策略選擇的因素很多，除了城鄉經濟差異、戶籍制度、個體人口學特征等常見因素外，還涉及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個體層面的微觀生計資產因素：

在中國，耕地資源作為農民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可以用來衡量其自然資本的存量，如果一個人擁有的耕地面積越多，其自然資本的存量也就越高。在早期關于農民工個人自然資本對其是否做出外出務工決策的影響研究中發現，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與個人自然資本的擁有量成負相關；土地作為農村勞動力農業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當土地面積過少，其對農業收入的預期會降低，相比之下，更容易選擇外出務工這種可以帶來高于其農業收入的生計策略。

以教育、職業經歷為主的人力資本已被證實對農民工生計策略的選擇具有重要作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勞動力更愿意選擇進城務工，不愿意選擇留鄉務農。但有的研究則表明，農民工所受到的教育程度雖然會影響留城決策，但是這種影響模式不是線性的，而是呈現出一種非線性趨勢。已有學者在深圳的調查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農民工選擇返鄉務農的可能性很低，他們更傾向于選擇留城發展或返鄉非農就業。在四川的實證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存量高的農民工不一定選擇進城務工，而更傾向于選擇留鄉非農就業，具體表現為：同沒有接受正規教育的人相比，小學和初中的外出概率比較高且呈遞增趨勢，但是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與沒有顯著差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中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下，農民工不能和市民處于同等的社會地位并享受同樣的福利待遇，反倒會遭受城里人的歧視且會面臨生活成本高、收入不穩定的局面，對于受過較好教育的人而言，相比之下其在家鄉就業可以得到更多的尊敬，生活成本也低。

社會資本是從嵌入于社會網絡的資源，植根于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中。根據農民工的流動特點，有學者將其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本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傳統型社會資本指農民工的親緣關系網絡和地緣關系網絡，另一種是現代型社會資本是指農民工的業緣關系網絡。傳統型社會資本是農民工得以流動的主要社會機制。但當農民工來到城市以后，傳統型社會資本對于農民工選擇定居城市的生計策略具有阻礙作用。這一方面是由于隨著其身份的轉換和時空轉變，其傳統型社會資本基本已被強制性割斷；另一方面傳統型社會資本阻礙了農民工與城里人的交往，不利于其進一步融入適應城市生活。農民工如果選擇想留在城市，就必須突破血緣和地緣等傳統社會資本的束縛，重新建構現代型社會資本。研究表明，農民工在城市里再構建的現代型社會資本越多，其在城市獲取資源的數量就越多，其獲得更高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時，隨著現代型社會資本規模的擴大，其對城市的認同和歸屬感也越來越強，其選擇定居城市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二)生計資產對生計結果的影響

目前與農民工生計結果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經濟收入、職業分層或職業地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從資本視角探討農民工生計資產對其生計結果影響的研究又集中在前兩個方面，且涉及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

多數實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職業經歷、職業培訓等反映人力資本特征的變量是影響農民工職業分層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作為反映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指標會直接影響其就業機會和就業能力，并最終在職業地位上體現出來。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進入相對較高的職業層次，相反則從事低層次的工作的可能性越大。然而，由于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的匱乏，其在職業地位上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所從事行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不僅收入低，而且長時間的高強度勞動也使得他們沒有時間、精力和能力對自身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由此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在農民工人力資本對其經濟收入的影響方面，有的學者指出教育程度、職業培訓情況對其收入的影響比較顯著。但也有研究

表明，農民工的教育回報并不十分明顯，尤其是同城市居民相比，回報率還明顯偏低。這種現象的產生并非是否定人力資本對農民工發展的影響，而正可以印證貝克爾的觀點，即勞動力市場被制度性地分割會很強地影響人力資本回報率的高低。

社會資本對于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和經濟地位的作用甚至可能超過人力資本，因為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傳統型社會資本在農民工的城市生存階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農民工進城初期，受其自身人力資本存量較低的限制，加上城里人自我保護的心理對農民進城的排斥，所以他們更傾向于依賴親緣和地緣這種比較初級的社會資本，來獲得工作信息或工作，追求物質上的生存。盡管傳統型社會資本有助于農民工獲得信息、經濟和精神的支持與幫助，對滿足其基本生存具有重要作用，但卻難以使他們實現更大的社會地位的躍進和提高。農民工要想在城市獲得更好的發展，就必須突破傳統型社會資本和社會網絡的限制，不斷擴大自己的社會網絡，重新構建現代型社會資本。有無再建構現代型社會網絡的農民工，其在城市的收益有明顯差異。也有研究表明社會資本對于不同農民工群體經濟收入的影響力度不同。對于那些受教育年數較低的民工來說，“使用社會資本”將比“不使用社會資本”給他們帶來更高的收入；而在受教育年數較多的農民工中，“不使用社會資本”而憑借自己能力的人將得到更高的收入。

(三)討論

農民工生計研究雖然已經從不同側面對生計進行了“點”上探討，特別是上述生計資產影響因素分析以及生計資產對生計策略和結果的影響研究，但是這些研究“點”還沒有形成從“脆弱性生計資產生計策略生計后果生計資產”這一相互作用的生計研究鏈條；不但缺乏對農民工生計資產及其組合的系統研究，也很少考慮影響農民工生計的風險和脆弱性等環境因素，還忽視政策因素對脆弱性和風險影響的考慮，缺乏政策對生計資產和策略的影響。總之，目前農民工生計研究雖然已經涉及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某些環節，但是并沒有按照該框架系統地展開，可能原因是：

第一，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還沒有被廣泛應用。一方面，雖然生計問題已經廣受重視，但可持續生計框架被完整提出和應用的時間還不長，因此，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另一方面，提出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扶貧，因此使得該框架的研究和應用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第二，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需要多學科知識背景，方法比較復雜。由于生計問題涉及范圍廣泛，而且受到自然和非自然眾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將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等多理論和多方法綜合分析的平臺。正是由于理論和方法的復雜性，使得這一框架雖然具有清晰、簡潔的機理，但是系統研究和應用卻相對復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應用。

第三，農民工生計問題研究相對復雜。一方面，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和城市化過程中，農民工外出務工不僅是一個謀生策略選擇問題。還伴隨著農民工融入城市的觀念和行為演化，因此，使得農民工生計問題具有特殊的復雜性。另一方面，農民工生計問題的復雜性促使來自不同學科研究者從不同視角切入進行研究，而這些研究之間缺乏必要的互動，致使生計的系統性被破壞，例如，雖然目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地涉及生計資產的某些部分，但是，系統地依據生計資產定義和分類的研究還很少見到。

四、研究展望

外出務工是目前中國農民重要的生計策略選擇。然而，只有當外出務工能夠促使廣大農戶“應對、并從壓力和打擊、震蕩中恢復，在當前、并長遠地維持乃至加強其能力與資產，同時不損壞自然資源基礎，才是可持續性的”，才符合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維護農民工生計可持續不僅是農民工個人和家庭的生計問題；還涉及到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和公民社會建設等各個層面，對中國未來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不可回避、亟待解決的公共管理問題。2008年開始加劇的國際金融危機為全面認識和深入研究農民工生計提供了契機。目前生計資產、生計策略和生計后果等與農民工生計相關的內容已經逐漸受到逐漸重視。作者所在課題組基于2005年深圳流動人口調查數據，以社會互動關系作為切入點，系統探討了農民工社會資本的影響因素，及其對農民工收入、職業階層和發展意愿等生計問題進行了探討，但是與目前相關一樣，這些研究還沒有被納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難以系統地認識和解決農民工生計問題。因此，建立農民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進而研究農民工生計的現狀、成因和后果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

基于農民工本身的特征，對如圖1所示的可持續生計框架進行必要的修正，以形成農民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該是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用于農民工生計研究的重點和關鍵。生計資產變化、風險及脆弱性等問題是建立農民工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該著重研究的內容，具體地：

第一，關注流動造成的生計資產變化特征。生計資產不僅是可持續生計分析的核心內容，也是農民工生計的基礎。一方面，流動前后，農民工擁有的生計資產變化顯著，流動前其生計可能更加依靠自然資本，流動后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可能相對重要；另一方面，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日益壯大，他們的生計資產及其組合可能和老一代農民工差異巨大，例如家鄉的土地等自然資本可能依然是老一代農民工重要的生計資產，而“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很少考慮回到農村，可能已經將農村的自然資產從其生計資產中去處，而更加關注人力資本等生計資產對其生計的影響；此外，由于地域和職業選擇，流動也造成不同性別農民工的生計資產差異，例如有些職業只適合女性，而有些職業更加適合男性，這可能促使男性和女性農民工具有不同的生計資產組合模式，進而使得生計資本具有顯著的性別特征。

第二，重視農民工所面對的獨特風險及其脆弱性。農民工外出務工顯然豐富了其生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應對傳統自然風險對生計沖擊的能力，然而，由于其生活和工作場域的變化，面臨的風險沖擊的類型和可能性無疑增加了，例如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對農民工的影響更加突出。因此，在新框架建立時，需要考慮非傳統沖擊對農民工生計資產的影響。

第三，考慮農民工生計環境變化。農民工生計框架不僅要關注農民工對政策和制度的需求，以及農民工流動政策的相關針對性和發展變化對農民工生計策略的影響；同時，也要考慮流動造成農民工生活和工作場域的文化、風險沖擊等非制度環境變化。

未來勞動實踐的打算范文第5篇

一、放飛孩子的夢想，托起明天的太陽主題班會。

在班會上，我主持的專題叫美麗照片，精彩北京，做這個活動我的初衷是想借照片展示給沒到過北京的山村孩子們一個感性的認識，那些照片都是我去下鄉之前親自到北京各大景點拍攝的(包括******、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故宮、新華門、中央電視塔、中華世紀壇、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

我的這個專題在班會上是第一部分。當我給孩子們一張張地做講解的時候，孩子們那種渴望知識的眼神深深的打動著我、震撼著我，勤奮、刻苦、努力、上進是在場的每一個孩子都具備的，從他們那雙充滿求知欲的眼睛里，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和孩子們一起的幾個小時里，我過得快樂而充實，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當學生代表給我們佩帶紅領巾的時候，我真的很激動，激動的程度不比我第一次帶紅領巾的時候差;當孩子們用洪亮的聲音唱著《好一朵茉莉花》時，我不知為什么，也許是一種沖動。我的眼睛開始模糊了，我想我真的是被他們感動了，被他們的純真、活潑、樸實感動了。

在這些孩子的身上，我真正到了從絕望中尋找希望這句話的深刻含義，讓我感覺到我的做法是對的，如果這次活動能增強他們對未來美好的憧憬，那我們的這個活動就算是成功了!

我們的這次活動得到了當地領導、老師、同學的一致好評。其實我們的活動時間是有所改變的，不是嚴格按照計劃的。計劃是到達的第二天開展這個主題班會的，但我們到達的那天已經是晚上六點了，食宿問題還沒有安排妥當，所以第二天開展活動的條件根本不具備，我們就馬上開會，一致通過決定第三天再做。實際證明，我們的調整很正確，主題班會因為準備的充分，所以開的很成功。這也告訴了我們在以后的中，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計劃是很必要的。

二、走訪農民，尋找科技帶頭人。

為了盡快了解舊堡村，我們第二天一大早就和村干部進行了座談，座談會的地點就在村委會，形式很簡單，但內容卻很充實。

村干部介紹說：舊堡村共一萬三千畝耕地，二十六眼機井，平均三、四畝地就有一眼井，不算缺水。種植的主要作物是玉米，其他還種一些蔬菜，象豆角，西紅柿什么的。養殖業也不算發達，正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還沒有形成什么規模，主要品種比較單一，就豬、牛、雞等傳統品種，特種養殖還沒有。

我是農大東區學機械的學生，這次下鄉的目的有一個就是調查一下農業機械在農村的普及程度和農民需要什么樣的機械。但當我問到這個問題時，村干部很干脆的回答：我們村根本不存在農業機械化，一切農活全部由農民手工去做，完全是原始的東西，不存在什么機械化。當時我真的很驚訝，問他們為什么不用一些機械代替人來做這些重復性很強有很繁重的時，他們是這樣回答的：如果都機械化了，那不就有更多的剩余勞動力了?我想農民他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許他們就是這么認識的，我們的任務是來調查的，在短短的幾天里，我們不可能改變他們的，就沒有在往下追問。

于是我就轉換話題，說：在現在的這種耕作過程中，有沒有哪種是農民認為比較繁重的，希望由機械代替的?村干部想了想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玉米桿被收割后，剩余的部分，一部分在地里，一部分在地上，農民處理起來比較費勁，現在全憑農民用鋤頭一棵一棵的往出挖，又費時又費力。希望能有一種機器代勞。

我個人認為，市場上應當有這種機器，只不過當地的不是很豐富。打算回來在網上或者從別的渠道幫農民們找找，如果真的沒有的賣，那下次學校再舉辦創新大賽，我就做這個機器了。

其他的隊員也就他們自己的專業問了些問題，例如，學的就比較關心農業的法規政策等問題，像稅費改革什么的;學化肥的就問的是作物的一些疾病。在他們問的時候，我就仔細地聽，然后認真地作筆記，我想雖然這些跟我的專業不相關，但是多知道一些總沒有壞處。

座談大概持續了兩個小時，我們對舊堡的總體情況有了個整體的認識，但光聽村干部講，是絕對不能完全了解的，所以我們決定下午親自到農民家里去看一看。

吃過午飯，我們來到一家養羊的專業戶，它是全村開始養羊較早的一家，直到今年已經5年了。我們去的那天是下午，正好他丈夫趕著羊群去放羊了，家中只有女主人和3歲的小女兒在，15歲的大女兒今年開學上初二，放假去學校補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