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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保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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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保護方法

      耕地保護方法范文第1篇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國外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相關實踐主要包括以下五種形式:第一,土地發展權的購買(PDR)或轉移(TDR)。PDR是從耕地“產權束”中分離出土地非農化發展權,并由政府購買,耕地擁有者得到相應補償,必須保持耕地農用,并可交易除土地發展權外的其他土地權屬,非農化只有在耕地擁有者購回發展權時才能夠發生,但有極其嚴格的購回條件[27]。美國通過PDR保護了約200萬英畝耕地,但政府為此支付了高達15億美元的費用[28],高昂的成本催生出了另一種做法,即TDR。TDR與PDR的不同之處在于,由開發商在農地保護區購買土地發展權,并獲得在土地開發區建設更高或更密建筑的許可,政府基本不干涉按照市場機制進行的土地發展權交易過程[29]。英國、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家也通過設立土地發展權,補償農地保護者的土地開發機會成本。第二,稅收優惠或減免。美國的農地減稅方法包括,農地的“特惠估稅值”,即不附帶條件的純粹減稅;區別征稅,即依據農地開發時間征收不同比例的稅金;限制性協議,即農地持有者同意在規定的期限內保持農地農用,以獲得稅收減免,否則將歸還減免的稅金[30]。加拿大對農戶之間保持農用的耕地交易征收較低的資產稅。英國、澳大利亞、德國、瑞典和荷蘭免除耕地的一切財產稅,英國的涉農建設也免稅[31]。第三,農業補貼。一類是針對農地質量提高和農業環境改善的直接補貼。例如,美國的耕土地保護計劃,政府對有益于環保的農地保護和利用行為提供獎勵補貼或成本分擔[32];歐盟的環境敏感地區項目(ESA),以每個會員國確定的本國最低良好耕作實踐水平為基準[33],進行第一階段的政府補貼,包括價格支持和農業補貼,若農民通過不懈努力超過基準水平,則相應獲得更多補貼[34]。另一類是通過農地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民提供技術或信息服務等的公共投資,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和增強競爭力的間接補貼。美國、加拿大、英國、韓國等國家都有此類做法。第四,生態補償。美國20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土壤保護,鼓勵農民休耕或退耕,并給予農民相應的經濟補償,50年代末出臺的“土地銀行政策”就屬于此類。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生態補償的領域從最初的土壤生產力和土壤侵蝕,擴寬到后來的農業用水污染、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和濕地保護等,都對相應群體提供經濟補償。歐盟也有類似的休耕項目,每年每英畝的補償額高達650美元[35]。德國、日本等國家也有將對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融入生態補償的政策。第五,為農地的景觀游憩價值付費的鄉村旅游。在以色列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南部)和瑞士(北方)等,城市居民到鄉村度假,需要為其享用的農地景觀效益付費,是對農民提供農地外部效益一定程度上的補償[36]。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理論研究

      國內有關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研究最早體現為對耕地資源價值的研究,隨后是對耕地保護外部性和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近年來才擴展到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一)耕地資源價值研究

      起步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的開展,學術界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和價格的研究應運而生,早期的研究側重于價值理論和價格評估理論。學者們對耕地(農地)資源價值理論的探討可謂百家爭鳴,主要包括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使用價值決定論、多元價值論等[37],其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逐漸成為國內主流的價值理論。耕地(農地)價格評估理論方面,王萬茂和黃賢金提出了農地估價的技術路線和程序等[38~39]。對耕地資源價值的核算僅限于市場價值,采用的方法主要是收益還原法[40~41]。深入階段: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量農地非農化、征地補償費偏低等問題日益凸顯,迫切需要重新審視耕地資源價值,為我國建立科學的農地流轉價格體系、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理論支撐[42]。該時期的研究側重于對耕地資源價值內涵的挖掘,及其在征地補償標準確定中的應用。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資源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社會價值、生態價值等外部性價值,應在征地補償中顯化以上外部性價值。根據所采用的耕地資源外部性價值評估方法,可將已有研究歸為兩類,一類研究多運用替代法、成本法等。郝晉珉,任浩在核算2000年耕地資源價值的基礎上,認為現行征地補償只顯化了平均占耕地資源總價值16%的經濟價值,耕地的社會保障價值和生態服務價值均未體現[43]。陳思源,曲福田等認為農用地轉用價格包括三部分,即農用地質量價格、農用地社會價值量、地面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并結合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創新了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的評估方法,公式為:農民人均年農業純收入/農民人均年純收入=農用地社會價值量/社會價值量[44]。邊學芳,吳群等以江都市為例,采用假設開發法、替代法、成本法分別測算了耕地所有權價格、耕地社會保障價格和糧食安全價格、耕地生態安全價格,并依此確定耕地的征收價格[45]。王仕菊,黃賢金等依據耕地總價值測算出2007年全國征地補償標準為49萬元/hm2,是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的2.51倍[46]。另一類研究則運用CVM等資源環境價值評估法測算耕地資源的外部性價值。蔡銀鶯,李曉云,張安錄運用CVM的調查和研究表明,武漢居民每年保護耕地的支付意愿價值為9.67×109元,由此測算出耕地的非市場價值為5917l元/hm2[47]。高魏,閔捷,張安錄運用CVM測算出江漢平原耕地非市場價值每年的支付意愿為5.31×108元~6.46×108元,并對支付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回歸分析和環境經濟學解釋[48]。張鵬運用CVM評估農地價值,并將該理論數據同實際征收補償數額比較,發現現行土地征收補償政策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49]。王湃,凌雪冰,張安錄采用CVM估算出武漢市和平農莊休閑農地的存在價值為3.368416667×107元,應在估算農地總價值及農地保護決策中引起重視[50]。聶鑫,汪晗,張安錄基于對四座城市失地農民以及相關主體的調查,運用收益還原法、替代法和CVM法分別測算了農地的經濟價值、社會保障價值和外部效應,結果顯示,基于公平思想的水田、旱地、菜地的總福利補償價值分別為3414447×106元/hm2、3.4269945×106元/hm2和5.1589725×106元/hm2[51]。

      (二)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

      耕地保護外部性的研究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理論基礎之一,隨著對耕地資源價值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認識到耕地保護的外部性,并展開了深入探討,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的原因、具體表現、負面影響及外部性內部化的方法等。首先,對耕地保護外部性產生原因的探討,范少冉認為是由于我國各地區承擔著不同的耕地保護責任,某地區耕地過度非農化導致其他地區保護耕地的機會成本增加[52]。邵建英、陳美球認為是由于耕地不僅給農民帶來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為全社會的穩定及生態環境帶來巨大的效益[53]。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導致了耕地利用和保護的區內外部性問題和區際外部性問題[54]。其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具體表現,牛海鵬,張安錄認為主要包括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其中生態效益具體有涵養水源、水土保持、改善小氣候、改善大氣質量、生物多樣性和土壤凈化效益,社會效益具體有糧食安全、社會保障、開敞空間及景觀、科學文化效益[55]。再次,耕地保護外部性的負面影響,范少冉認為,一方面耕地保有量多的地區尤其是糧食主產區,犧牲了自身的多元化發展機會;另一方面極易造成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耕地保護行為和目標的沖突,不利于農業發展[52]。孫海兵,張安錄認為不能在市場中經濟體現的農地外部效益的存在,導致農地比較效益低下,土地資源配置個體決策往往傾向于農地城市流轉,使得農地供給不足,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利或損失[56]。牛海鵬,張安錄認為耕地保護外部性問題是耕地非農化速度加快的根本原因,影響和制約著耕地非農化驅動機制的作用過程,決定著耕地非農化驅動力的大小和方向[54]。最后,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錢忠好認為可采取政府直接管制、市場經濟激勵、自愿協商、社會準則或良心效應等四種方法[57]。范少冉認為應建立耕地保護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獎勵或激勵包括制定農用地的政府補貼政策、農產品價格補貼與保護政策等[52]。邵建英、陳美球提出應科學評估耕地價值,建立耕地保護的經濟補償機制,重構耕地保護的利益分享機制[53]。孫海兵,張安錄的構想是增設農地外部效益財產權賦予農民,國家籌資組織購買以實現經濟激勵和補償[58]。蔡銀鶯,張安錄運用CVM估算出江漢平原農地保護的外部效益為4.8658×104元/hm2,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應在經濟上實現[59]。牛海鵬,張安錄主張將耕地保護機制和經濟補償機制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耕地保護基金,落實對農戶保護耕地的直接補貼[55]。

      (三)耕地保護區域補償的研究

      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是經濟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一些學者圍繞補償原因和補償機制架構展開了對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問題的探討。對區域補償原因的探討,吳澤斌,劉衛東通過對我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不含港、澳、臺地區)耕地保護政策執行力的測度和評析,認為在耕地保護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區域的差異性,把土地利用分區和土地利用收益分配結合起來,通過建立區域間的利益補償機制,矯正耕地保護政策執行較好區域的外部經濟損失問題[60]。方斌等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從耕地保護易地補充的客觀實際需求出發,結合已形成的易地補充的雛形市場,探討了耕地保護區域經濟補償的可行性[51]。紀昌品,歐名豪從經濟發展帶來的耕地面積減少、區域間耕地保護壓力與機會成本差異、區域間耕地保護責任與義務不對等方面闡述了耕地保護區域協調的客觀性與必要性[52]。對區域補償機制的架構的研究,根據視角的不同可分為兩類。一類主張建立以耕地資源價值為核心的區域補償機制。張效軍、歐名豪等[53~64]提出建立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的思路:確定補償的價值標準;測算各區域最低耕地保有量,計算耕地赤字或盈余;確定面積標準,折算標準面積;建立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其中價值標準的確定依據耕地資源價值,但并非完全補償,其研究表明,我國耕地的價值為112.68萬元/hm2,經核算,耕地保護區域補償價值標準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07.03萬元/hm2。紀昌品,歐名豪提出了政府主導型-公共財政轉移支付或市場主導型-區域之間協作的區域補償途徑[62]。苑全治,郝晉珉等以經濟外部性理論為依據,建立了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的理論模型和經驗模型,理論模型重點模擬區域耕地保護外部性的影響及對策,而經驗模型則探討了補償的主體、補償標準的計算、補償方式、制度保障和機構設置[65]。另一類研究主張建立以農地發展權為核心的耕地保護區域補償機制。臧俊梅等認為農地發展權是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載體,應以農地發展權為基礎構建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下的區域耕地保護補償機制,通過產權手段解決“異地指標調劑”的跨區域耕地保護問題[66]。任艷勝構建了基于主體功能分區的農地發展權補償機制,即由開發型區域(優化、重點開發區)對保護型區域(限制、禁止開發區)因農地保護行為而引發的農地發展權損失進行的補償,補償標準對應于功能分區所造成的受管制農地發展權價值,而農地發展權價值通過農地最高回報價值與農地農業用途價值之差衡量,補償資金分配模式有政府主導性補償與市場補償兩種[67]。

      (四)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尚處于探索階段,主要集中于從宏觀層面上探討機制的整體框架問題。首先,建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依據和基本思路。朱新華,曲福田將耕地保護的外部性補償界定為糧食主銷區對糧食主產區的經濟補償,分析表明糧食主銷區的土地產出效率高于糧食主產區,具有對主產區進行經濟補償的現實條件和愿望,并提出了機會成本稅、GDP增長提成、基于市場貿易的產銷區購銷協作三類補償途徑[68]。姜廣輝,孔祥斌,張鳳榮等認為耕地多功能外溢引發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農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護的巨大機會成本是耕地轉用的根本所在,由此應建立由兩大部分構成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即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應補貼的農戶補償機制和基于發展機會成本補償的耕地保護區域平衡機制[69]。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認為耕地資源配置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是建立經濟補償機制的原因,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是通過重新調整耕地價值分配、使耕地價值的外部性內部化的過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優先、效率跟進”[70]。其次,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具體運行機制。原光,任德成認為利益平衡是構建耕地保護經濟補償運行機制的基本原則,補償方式包括資金補償、實物與科技補償、保障補償等,補償標準的確定應以耕地的綜合價值為依據[71]。陳會廣,吳沅箐,歐名豪認為耕地保護補償的理論依據包括外部性理論、公共物品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生態服務功能理論,提出了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財政轉移支付與代際補償和以市場為主導的土地開發(發展)權轉移與交易兩種模式并存的補償機制構建思路,以及加強法律政策、基金運作、土地規劃、標準評估、市場交易等配套體系建設的建議[72]。牛海鵬將耕地保護外部性界定為耕地的生態社會效益,并認為耕地保護總體外部性=耕地保護區內外部性+耕地保護區際外部性,相應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由區內和區際經濟補償機制構成。以河南省焦作市為例,分別運用綜合方法(當量因子法、替代/恢復成本法的集成綜合)和條件價值法測算了耕地保護最高和最低經濟補償標準,表現為彈性區間,并可進行動態修正[32]。周小平,柴鐸,盧艷霞等依據福利經濟學的邊際生產率分配論以及外部性內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了耕地保護補償的三大基本條件,指出確定補償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據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況,補償額的上限和下限分別為耕地為其他社會成員提供的正外部性價值和耕地保護主體的機會成本損失,并應根據各地的占地壓力實際進行梯度化補償[70]。雍新琴提出以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為依據確定經濟補償標準,地方政府耕地保護的直接機會成本損失等于土地出讓金純收入,農戶耕地保護的機會成本損失等于耕地作為建設用地與用于糧食生產用地的收益差額。補償機制通過建立耕地保護臺賬、簽訂耕地保護合同和設立各級耕地保護補償基金委員會得以運行[73]。

      國內耕地保護經濟補償的實踐

      1999年~2003年連續5年糧食產量的下滑,催生出了以2004年~2009年連續6年中央1號文件為標志,包括農業稅減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直補、最低收購價等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和促進耕地保護的惠農支農政策,以上政策可視為國家對耕地保護的微觀主體——農民在經濟上一定的補償。實踐證明這些旨在調節利益分配的補償政策是有效的也是可行的,2004年~2008年糧食產量和糧食種植面積均實現了穩步增長,2008年糧食產量刷新歷史最高水平,達到52850萬噸,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糧食生產下滑和耕地保護乏力的態勢。現有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有許多可取之處,例如農業稅的減免切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糧食直補的直接到賬方式廣受農民們好評等。但也存在一系列問題,諸如補償標準太低,單純的政策性補貼導致農民和地方政府對其長期性的預期不穩定,資金來源及運作方式成本較高等。因此,創新現行耕地保護制度,建立長效的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顯得迫切而重要。近年來,國內一些省、市也開始試行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政策[74]。《佛山市基本農田保護補貼實施辦法》規定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劃定的基本農田進行補償,標準為800元/畝•年,每5年調整一次。東莞市從2008年1月1日起,對屬于村集體超額分攤的基本農田保護區和非經濟林地統一實施財政補助,標準為500元/畝•年。成都市設立了耕地保護基金,建立起耕地保護經濟補償和契約式管理機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耕地保護基金主要用于農業保險補貼、耕地流轉擔保、耕地保護責任農戶養老保險補貼和耕地保護責任集體經濟組織現金補貼,標準為一類耕地400元/畝•年、二類耕地300元/畝•年。以上實踐為我國耕地保護經濟補償機制的研究和建立提供了借鑒。

      耕地保護方法范文第2篇

      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對《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確定的本行政區域內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負責,省長、主席、市長為第一責任人。

      三、國土資源部會同農業部、統計局等有關部門,根據《綱要》確定的相關指標和生態退耕、自然災害等實際情況,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耕地保有量和基本農田保護面積提出考核指標建議,報經國務院批準后下達,作為省級政府耕地保護責任目標。

      四、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遵循客觀、公開、公正的原則。從20**年起,每五年為一個規劃期,在每個規劃期的期中和期末,國務院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考核一次。考核的標準是:

      (一)省級行政區域內的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國務院下達的耕地保有量考核指標。

      (二)省級行政區域內的基本農田保護面積不得低于國務院下達的基本農田保護面積考核指標。

      (三)省級行政區域內各類非農建設經依法批準占用耕地和基本農田后,補充的耕地和基本農田的面積與質量不得低于已占用的面積與質量。

      同時符合上述三項要求的,考核認定為合格;否則,考核認定為不合格。

      五、考核采取自查、抽查與核查相結合的方法。

      (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本辦法的規定,每年組織自查,并向國務院報告耕地保護責任目標的履行情況。

      (二)國土資源部會同農業部、統計局等部門,每年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耕地保護責任目標履行情況進行抽查,作出預警分析,并向國務院報告。

      (三)在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年,由國土資源部會同農業部、監察部、審計署、統計局等部門,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耕地保護責任目標履行情況進行考核,并將結果報國務院。

      六、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提供的各地區耕地面積、生態退耕面積、基本農田面積以及分等定級的數據,將作為考核參照依據。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將基本農田落實到地塊和農戶。要按照國家統一的規范,加強對耕地及基本農田的動態監測,在考核年向國土資源部、農業部提交耕地、基本農田的面積和等級情況的監測調查資料,并對數據的真實性負責。

      國土資源部采用抽樣和衛星遙感監測等方法和手段,建立抽樣調查制度和監測網絡,會同農業部對耕地、基本農田面積和等級情況進行核查。

      七、國務院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耕地保護責任目標考核結果進行通報。對認真履行責任目標且成效突出的給予表揚,并在安排中央支配的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時予以傾斜;對考核認定為不合格的責令整改,限期補充數量、質量相當的耕地和補劃數量、質量相當的基本農田,整改期間暫停該省(區、市)農用地轉用和征地審批。

      耕地保護方法范文第3篇

      研究區概況

      開縣位于重慶市東北部,地處大巴山南麓、三峽庫區腹地、長江三峽水庫小江支流回水末端,東與巫溪、云陽縣接壤,南與萬州區毗鄰,西與四川省達州市的開江、宣漢縣交界,北與城口縣相連.全縣轄4個街道、21個鎮、13個鄉.土地利用結構中,農用地319786.08hm2,占土地總面積的80.48%.其中,耕地90094.35hm2,占農用地面積的28.17%.

      樣本數據來源

      1樣本區特征

      農戶調查數據搜集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分層隨機抽樣法,選取開縣38個鄉鎮進行抽樣,最終選擇了長沙鎮、溫泉鎮、郭家鎮、中和鎮、南雅鎮、鐵橋鎮、南門鎮、岳溪鎮、九龍山鎮和敦好鎮10個鎮.對各鎮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居高、中、低的3個鎮各選取2個代表村進行調查.各村抽樣戶數約為全村總戶數的15%,調查內容為農戶戶均人口、家庭勞動力比重、家庭老齡人口比重、家庭受教育程度、勞動力性別構成、耕地面積、非農收入比重等(表1).調查主要采取訪談和問卷調查兩種形式進行.

      2問卷調查

      由調查人員會同各村村長、社長對調查數據進行了甄別,各鎮共發放問卷600份,回收453份,其中有效問卷425份,占回收問卷總量的93.82%.首先進行問卷試測,在深度訪談設計問卷之后,課題組對農戶進行問卷試測.問卷試測是2010年12月在長沙鎮進行的,參加問卷試測的有8個農戶戶主,對試測結果需進行總結和有效性分析.之后對問卷進行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本文的正式調查問卷.

      3數據特征

      1)不同類型農戶的比例

      針對10個鎮共600個農戶的調查數據統計,其中純農業戶、農業兼業戶、非農業戶分別為46,332和222戶,所占比例分別為7.67%,55.33%和37.00%.非農業主導型農戶比例大大超過了農業主導型農戶,其中農業兼業戶所占比例最高,可見當前農戶兼業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圖1).

      2)不同類型農戶家庭構成差異

      從戶均人口看,當前農民分戶居住現象較為明顯,戶均人口在3~5人間.其分布特征是:戶均人口在3~5人間.其分布特征是:戶均人口數由開縣縣城及城市發展組團中心鎮區向周邊鎮遞減,且距離縣城及組團中心鎮越近,兼業程度越高.戶均人口與家庭勞動參與度均呈先增后減的趨勢,在非農兼業戶達到峰值,戶均人口為4.12人,勞動參與度為815%.主要原因:非農兼業戶“三代型”家庭結構為多元劃分提供了便利,家庭勞動力參與度較高,農戶傾向于農、工兼具的經營模式;純農業戶與非農業戶趨于“兩代型”家庭結構,勞動力參與度較低,傾向于單一的經營模式.家庭較高的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老齡人口比重和女性比例有利于農戶由純農業戶向非農業戶轉移,主要因為老年人與女性在家庭中更多承擔起看守宅院、照顧小孩的責任,較少參與到兼業勞動中,同時文化程度較低的農民因不適應城鎮對勞動力的要求,也傾向于在家從事第一產業.

      4結果分析

      1)農戶對基本農田保護的認知

      對農戶進行基本農田保護重要性的調研顯示,68.51%的農戶認為基本農田保護很重要.有21.28%的農戶認為重要,但需適度,不能過分強調基本農田保護而忽視農戶農地利用的權益.農業戶對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重要性的認知程度高于兼業戶.僅有6.06%的農業戶認為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不重要,有15.53%的兼業戶認為不重要,是農業戶的2倍多.這與農業戶對耕地的依賴程度高于兼業戶對耕地的依賴程度有關(圖2).

      2)農戶對耕地保護責任的認知

      農戶對不同主體在耕地保護中作用的認知程度將會對其耕地保護意愿和行為帶來一定影響.有接近43%的農戶認為自己在耕地保護中的作用更大一些,有23%的農戶認為政府在耕地保護中作用大,有34%的農戶認為兩者在耕地保護中的作用一樣大.可見農戶對耕地保護比較關注.總體來說,農戶認為自己的責任更大一些,其中兼業戶認為政府的責任更大.這種認識與大多數農戶認為耕地與自己的生活和生產息息相關,只有自己才會盡心盡力地保護自己的耕地有很大關系.有一些農戶認為政府擁有行政權力,能夠通過采取各種措施更有效地保護耕地,而自己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政府應該在耕地保護上肩負更多的責任.

      開縣農戶耕地保護理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1農戶保護耕地完全理決策假設

      理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是有限理.人的理性為個體的意志所控制,而個體意志的控制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Ajzen和Fishbein根據有限理性的行為理論,經濟人的理不僅僅是經濟理,而且包括安全、自尊、情感和社會地位需求在內的文化、社會和心理等方面的多種理.因此,經濟人不僅僅是追求效用或利潤最大化惟一目標,也是追求包括社會地位、自尊和情感等多種目標.本研究認為農戶宅基地流轉決策行為是有限理性的,是追求文化、社會和心理等方面的多種理.農戶的宅基地流轉決策行為目標不僅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惟一目標,還包括追求職業興趣、居住環境、收益程度等其他目標,其行為是具有追求多種目標的有限理[14].當前,開縣耕地保護由政府主導.因此,假想當政府耕地保護工作推進方向與農戶需求一致時,農戶響應程度高;反之,農戶響應程度低.

      2基于Logistic的實證分析

      1)研究方法

      Logistic回歸模型是針對二分值響應變量建立的回歸模型,其自變量可為定性或定量數據.耕地保護行為是一個二分因變量關系,即進行耕地保護和不進行耕地保護,所以該實證分析適用于Logistic回歸模型[15-17].

      2)指標體系

      設因變量Y為農戶耕地保護行為,若農戶發生了耕地保護行為,因變量為1,若沒有發生耕地保護行為,因變量為0.通過對調查問卷的整理和分析,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共選出農戶自身變量和環境變量兩個方面,共9個影響農戶耕地保護完全理的因子變量(表2).

      3)結果分析

      應用統計軟件SPSS13.0進行Logistic二元回歸分析,在處理中,采用了以假定參數為基礎作似然比概率檢驗,向后逐步選擇自變量的篩選方法,根據調查數據建立模型.采用以上方式對Logistic回歸模型處理后的結果如表3.其中核心成員受教育年限、家庭非農收入比、家庭成員社保狀況、非農就業率、耕地保護有償補貼因子在5%的水平下檢驗均為顯著.不顯著的影響因素包括:家庭核心成員年齡、農戶家庭人口數、家庭生命周期、工作離家距離、政策宣傳等因子(表3).

      耕地保護方法范文第4篇

      關鍵字:耕地動態變化;驅動力;主成分分析;宿遷市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1引言

      宿遷市作為新興城市,也是農業大市,以生態高效農業為發展目標,耕地的保護與合理利用尤為重要。本次研究首先分析宿遷市1997-2010年耕地動態變化特征;然后運用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定量探討耕地變化的驅動力因素;最后提出相應的耕地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對策建議。

      2宿遷市耕地動態變化分析

      2.1研究區域概況

      宿遷市位于江蘇省北部,屬淮海經濟帶、沿海經濟帶、沿江經濟帶的交叉輻射區。全市總面積8555km2,屬暖溫帶季風性氣候,四季分明,氣候溫和。2010年全市GDP達1015.21億元,年末總人口546.28萬人,城鎮化率43.3%,耕地面積4379km2。

      2.2宿遷市耕地動態變化特征

      經統計,1997年底宿遷市耕地面積達4520km2,2010年底則為4379km2,14年減少141km2,年均減少10km2。

      圖1宿遷市耕地面積

      數據來源:《宿遷統計年鑒》(1998-2011)

      1997-2010年宿遷市耕地面積變化分為2個階段:(1)1997-2001年為耕地快速減少階段,耕地從1997年4520km2減少到2001年4416km2,5年減少104km2,年均減少20.8km2;(2)2002-2010年為耕地緩減保平階段,耕地從2002年的4393km2減少到2010年4379km2,9年減少14km2,年均減少1.56 km2(圖1)。

      3宿遷市耕地動態變化驅動力分析

      3.1分析方法

      3.1.1指標選取。根據科學性、系統性、主導型、獨立性、實用性原則,結合宿遷市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特點,從經濟、資源、技術3個方面選取11個指標作為驅動因子,進行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具體指標:X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X2人均GDP(元)、X3GDP(億元)、X4城市化水平(%)、X5二三產業比重(%)、X6農藥(噸)、X7化肥(萬噸)、X8農業機械總動力(萬千瓦)、X9糧食單產(kg/hm2),具體數據取自《宿遷市統計年鑒》(1998-2011)。

      3.1.2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方法。通過SPSS將選定的指標與耕地面積進行相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提取與耕地變化相關性大的驅動因子,進而進一步總結耕地面積變化的驅動機制,為耕地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對策建議的提出指明方向。

      3.2分析結果

      宿遷市耕地面積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GDP、城市化水平、二三產業比重、大中型拖拉機、農藥、化肥、農業機械總動力、糧食單產成負相關,當耕地面積減少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GDP、城市化水平、二三產業比重、大中型拖拉機、農藥、化肥農業機械總動力、糧食單產指標值變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均GDP、GDP、城市化水平、二三產業比重的相關系數大,說明經濟發展、農業科技水平與耕地面積數量變化有較大影響。

      4對策建議

      在耕地面積與耕地變化驅動因子相關分析的基礎上,為了實現耕地保護與持續、合理利用,提出以下對策建議:(l)提高勞動者素質。人是技術創新和技術選擇的主體,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勞動者的基本素質;另一方面,大力培養土地利用專門技術人才,促進技術發明創造和推廣利用。(2)創新耕地保護理念。耕地的利用與城市發展、經濟建設矛盾越來越明顯。但是我們要在思想觀念上適應發展需要,創新耕地保護理念。從土地生態系統整體出發,堅持生態型耕地保護機制,創新耕地保護理念。(3)高效利用土地、培育高效農業品種。針對近年來宿遷市耕地質量下降的情況,既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又要保障人們吃飯問題,要擴大糧食播種面積,提高糧食單產。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增大對糧食生產的科技投入,同時防止工業污染土地。(4)禁止閑置、荒蕪耕地,提高土地利用質量。對于可耕種收獲的耕地加強監管,建立相關制度法規杜絕荒廢耕地、閑置耕地的方式,解決由此帶來的土地使用權、租賃合同等的關系問題,使土地得以高效、正常的使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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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保護方法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通過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方永州市耕地保護現狀以及耕地保護中存在的實際問題,明確了耕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確了保護耕地的現實意義,提出了相應的保護耕地對策和建議;糧食安全問題已向人們發出警告,保護耕地刻不容緩,耕地保護的問題不僅存在于永州,還廣泛存在于全國各個省市縣,因此,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有效的耕地保護體制,將是我國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

      一、03年到06年耕地保護狀況及面臨的困難

      首先,耕地保有量穩中有增。一是新增耕地超過建設占用耕地。2006年與2003相比,永州市新增耕地比建設占用耕地多0.3065萬畝。二是耕地保有量增加。永州市2006年耕地保有量為513.7382萬畝。比與湖南省政府簽訂的目標責任面積增加0.4343萬畝,完成了湖南省政府下達的耕地保護責任目標任務。其次,基本農田保護基礎工作有所加強。一是完成了基本農田數據庫建設。二是落實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各項法律制度。及時掌握了全市基本農田保護動態情況,確保了基本農田面積不減少。三是開展了耕地保護情況調研。對發現的問題,及時督促縣區加以整改,增強了縣區保護耕地的意識和責任。第三,實現了耕地占補平衡目標。建設占用耕地嚴格控制在省下達的年度計劃指標內,從源頭上保護了耕地。同時,凡經批準的建設占用耕地的項目,一律實行了先補后占或按規定的標準足額繳納了耕地開墾費,嚴格執行了補充耕地與建設用地項目逐一掛鉤制度,確保了占補平衡目標的實現。第四,認真實施土地開發整理。2006年,永州市全市實施土地整理項目12個,爭取國家、湖南省投資6397萬元,整理面積3164.19公頃,新增耕地471.12公頃,使2萬人受益。第五,違法違規占用耕地案件得到嚴肅查處。2006年,永州市共查處土地違法案件369宗,其中違法占用耕地29.61公頃,查處率100%。鄉鎮、村組企業違法違規占用耕地18宗,面積9.5公頃,100%查處并結案;農村村民違法違規占用耕地建房357宗,面積15.5公頃,大部分已處理到位。

      同時,耕地保護中面臨著人均耕地面積少、項目建設占用耕地面積逐年增大、農業結構調整和退耕還林減少耕地多、亂占濫用耕地現象比較嚴重、耕地質量下降等困難和問題。

      二、對策建議

      (一)建設用地要有序規劃,力求"少而精"

      近幾年的統計數據顯示,除生態退耕外,耕地減少的最大影響因素是建設占用耕地。因此,首先必須要明確用地的用途,若是工廠,一定要遠離農田,不能影響農作物產量;其次,在進行用地規劃時,盡量少占耕地或做到不占耕地,確保耕地占補平衡任務保質保量完成。再者,鐵路、公路的修建應盡量避開耕地,如繞道、打隧道或在穿過農田保護區的區域上方架橋,車輛從橋上通過,橋下耕地則不受影響;此外,還應加強舊城區的改建。永州市零陵區是一座古城,對于一些既無文化價值又不能作為居住用途的建筑應該拆除,另行規劃重建。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通過增加容積率、開展共同協作的方式以減少輔助設施的占地等方法來節約用地。

      (二)補充耕地要“多而廣”

      1.開墾荒山,增加耕地。荒山不僅可以作為建設用地擴張的考慮對象,也可用于耕地的開墾,如在坡度適宜的荒山上改良土壤,開墾梯田。

      2.進行土地整理。有些地方農田并不寬裕,而各類農宅村舍還零散地點綴在農田之中,更將農田擠得支離破碎,既占用了"寸金之地"的良田,也給規模耕作制造了障礙。解決這些問題,最好的辦法就進行土地整理,提高土利用率。

      3.回收土地,增加土地儲備量。土地的收回對象包括土地使用合同到期的、使用劃撥土地單位搬遷的、停止使用原劃撥土地的以及公路、鐵路報廢的。但在實際工作中,這項工作往往會拖上幾年甚至幾十年,有的時候收回的土地得不到再利用,導致因建設需求而進一步蠶食耕地。此外,村集體也應加大土地回收的力度,以便進行統一管理,更好地利用、保護耕地。

      4.及時復墾。因挖損、塌陷等造成耕地破壞的,由用地單位和個人負責復墾;災區耕地的恢復,首先安頓好受災人員,而后對損失面積全面核查、落實責任到鄉、村、組和每個災民,各方協助,及時全力進行復墾和整理,以期重新利用,盡快種上農作物。

      (三)嚴禁占用耕地和隨意擴大建筑使用面積。

      當前,出現了隨意增加建筑使用面積的現象,房產證上規定的是150m2,調查結果卻達到了180m2,這種現象多出現在農村,村民們通常會在屋后、農田的旁邊、或者干脆就在農田上加蓋矮房矮棚。對于這種違法行為,基層政府所要做的不僅是強制執法,更要進行教育。

      (四)加強思想認識,作好基礎工作,預防耕地再度損毀。

      永州市曾因強降雨而致受災面積大,災情嚴重,損毀的多為基本農田,恢復的難度較大。我們要做的,一是要加強耕地保護的認識,二是完善體制,加強基礎建設,由政府牽頭組織農業、水利等有關部門,對農田、塘壩和河道進行勘測和規劃,投資建造和加固防護堤、防護壩,清淤河床和塘泥,以便泄洪分流和蓄水;還可以在耕地的周圍挖造水溝水渠,便于引流排水和攔劫水源,防止水旱災害的再度重創,將損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三、結語

      不僅在永州市,在全國各個省市縣區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耕地保護問題,但總的來說,就是耕地數量的減少與耕地質量的下降。近十幾年,我國已從一個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轉變成一個糧食的凈進口國。根據我國人口的增長及糧食需求量增加,以及我國糧食單產的增產與耕地復種指數的逐年提高的情況,到2010年,如果我國糧食完全自給,則需要的耕地量為19.2億畝,若實現95%的自給量,則需要耕地18.24億畝。而耕地保有量每減少2000萬畝,糧食自給率就會下降1個百分點[1],按照目前耕地減少速度,不用幾年,18億畝的耕地保有量將會很快被打破,因此,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耕地保護體制,同時又如何保證所制定的政策體系的有效實施,將是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必須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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