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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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范文第1篇
【關鍵詞】市場經濟政府經濟調控模式
1.世界各國政府的經濟調控模式
1.1美國的經濟調控模式美國政府主要是以制定框架為主，生產出來的產品必須交稅、質量必須達標。除販毒之類不允許生產的，其他商品允許自由生產，消費者可以自由買賣。這樣供給和需求自發達到一個平衡，美國政府通過貨幣政策（制約企業生產中能夠取得的貸款，通過貸款的限制來限制生產規模的擴大）、財政政策（國家財政投資，一個大工程，帶動多少就業）來調節經濟過冷或者過熱。
1.2日本的經濟調控模式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日本的宏觀調控法別具特色，可以說日本是西方發達國家中宏觀調控法發揮作用較為徹底、成功的一個范例。
日本政府首先是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日本經濟體制的重要特點是政府一直重視和強調對經濟的管理、干預。當代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獨樹一幟，這種模式的形成既與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所逐步建立的具有東亞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著歷史的聯系，又是戰后日本學習歐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經驗，并將其同本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正是這種歷史導致日本的經濟雖為市場經濟，但有著遠比歐美各國更廣泛、更深入和更有成效的國家參與和干預。歐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首先是市場制度自身的運動，政府干預只限于對市場制度自身運動的缺陷進行補充。日本的市場經濟模式則不只限于此，這是由日本特殊的國情及其市場經濟形成和建立時期所處的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二戰之后的日本經濟要在戰爭的廢墟上重建，同時要盡快趕超歐美經濟水平，世界經濟發展的壓力和日本自身的國情都不容許它走英美模式發展的漫長道路。為實現超常的發展速度，日本選擇了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將過去那種政府與壟斷資本的密切關系來了個變種，演變為一種新型的政府強有力的指導經濟活動的關系。日本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是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由政府出面，積極主動而強烈地干預經濟。這種干預不等于直接管制和行政強制，政府的計劃是導向性的，主要通過產業政策有目標、有步驟地引導資源配置過程，推動經濟發展。其次，計劃法和產業政策法為主導的宏觀調控法，日本的計劃法，歷來計劃與法律，看起來毫無緣分，但兩者間尚潛在著一種本質性的內在聯系，同時在歷史性的發展過程中，計劃在法律上的意義也更加明顯起來。經濟計劃被直接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或者被賦予法律意義，或者以法律規范計劃，還是二次戰后的事。西方國家在二次大戰以后，其計劃與法律的關系就開始日益密切起來。它們往往根據國家計劃制定經濟政策，又根據經濟政策制定有關法律。經濟計劃在日本的宏觀調控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2.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調控模式的轉變我國與其他國家總體調節經濟的方式沒有大的區別，區別只在于我國擁有很多國家控股的企業（尤其是命脈行業企業如電力、公路鐵路等），雖然他們壟斷效率低下，但是非常安全和聽話，不用擔心被別的國家收購做壞事，并且國家讓他們提價就提價，讓降價就降價。其他的和美國一樣。我國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和健全的宏觀調控法，必須選擇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借鑒對象。現實的緊迫性決定了中國不能走歐美國家那種漫長的自然發展的道路；國家對經濟干預性強的傳統也與歐美國家的現實存在很大差異。比較而言，日本經驗更為切實可行：一方面，日本具有在較短時期內建成宏觀調控法律制度的成功經驗。戰后日本在恢復經濟后的幾年內就建立了系統的宏觀調控法，經過十九年就使這一法律制度達到比較完備的程度，促進和保障了日本的市場經濟得以按自身規律有序地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作用較強，并且政府對市場機制的破壞作用也較小。兩方面都與中國目前的現實接近，更富有借鑒意義。因此，研究日本如何使宏觀調控法正確反映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宏觀調控法又是如何正確科學地反映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情況，對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和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建設不無裨益。
2.1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有效運行的條件之一就是解決它將對“什么”發揮作用，即宏觀調控的對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由計劃經濟時以對微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轉變為以對宏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
2.1.1我國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恰當性我國政府經濟職能不是原來計劃經濟時期那種完全拋棄市場的作用，政府壟斷性的調控，而是市場和政府職責合理分工，二者職能互補。市場和政府都是配置社會資源的工具，凡是市場配置資源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競爭力、活力等市場都發揮作用。同時，由于市場又不是萬能的，凡是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應充分行使其職能。
2.1.2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科學性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性，人們遵循其規律就會成功。否則，就會遭到懲罰。掌握經濟規律的關鍵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對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關系。這一點已為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所證明。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我們完全忽視市場的作用，一味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無所不包，其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后，我們逐步突破計劃經濟的樊籬，實行市場經濟，轉換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二者協調作用，使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健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矚目。
2.2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所謂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就是宏觀調控主體——政府為了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實施的行為。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強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強制力實現其經濟職能的行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獎酬，即政府通過給予各種經濟主體（公司、企業）一定的經濟利益的方式來使其自覺接受政府的調控，進而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產業政策和部分財政及金融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實施不是靠強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經濟利益，經濟主體為了得到經濟利益而自覺貫徹執行政府的這些政策，即接受獎酬；三是輿論，即政府通過輿論宣傳作用把其意圖施加于經濟主體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政府對經濟主體進行的各種精神獎勵等。這些精神獎勵（輿論）只是一種榮譽的稱謂同樣不具有強制性，它們的實施同樣靠經濟主體的自覺接受。由于我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發生了重大轉變：即由計劃經濟時期單一性的強制向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兼顧強制的轉變。這種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具有以下特點：
2.2.1政府強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強制實現其經濟職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政府運用指令性計劃這一行政命令調控經濟活動的減少。據有關部門統計，農業生產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在農產品方面，1984年國家收購和調撥的商品只有糧食、棉花和某種中藥材等10種；工業生產中，政府實行指令性管理的產品已由1980年的120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減少到1994年的33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政府定價僅占5％，在農業出售的農產品總額中占12％，在工業企業銷售的生產資料總額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強制在數量、范圍等方面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另外，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效力的強弱大大受市場的制約，因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以市場規律為準繩，一切行為均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強制——行政命令而不顧，最近一段時期，各種走私活動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種“有禁不止”現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失靈的佐證。
2.2.2利益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基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是否有效取決于三種宏觀調控行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經濟主體吸收。如果利益所產生的誘因足以吸引經濟主體自覺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這表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產生了效力。反之，其無效或效力弱化。就強制而言，雖然，可以憑借自己法定的強制力迫使經濟主體服從，如企業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計劃。但是，如果強制——指令性計劃不能使企業因認真貫徹執行指令性計劃而得到滿意的經濟利益，那么，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況。強制因經濟主體按市場規律，追求最大經濟利益而效力減弱。就獎酬性和輿論而言，因自身沒有強制力，經濟主體是否接受這一行為完全取決是否有利可圖，這就決定了利益是獎酬行為的重中之重。目前，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其特點是投資大、效益低，一般經濟主體不愿投資建設。針對這種狀況，政府實施了諸如優惠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等一系列獎酬，通過在資金、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得到保證，吸引它們投資建設，實現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突破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另外，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動，授予一些經濟主體諸如“雙文明單位”、“消費者滿意單位”的稱號。通過實施這些輿論，使經濟主體意識到榮獲這些榮譽稱號對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開拓市場具有重大意義。因此，積極參加政府開展的精神文明活動。經濟主體參與這一活動的過程就是貫徹執行輿論的過程，也就是輿論發生效力的過程。
2.2.3市場交換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經濟主體是否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前提，而通過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和經濟主體之間連接起來，也就是說以什么為中介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被經濟主體吸收進而實現其效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中介只能是市場交換。政府用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與經濟主體的服從相交換，進而達到交換雙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換取了經濟主體的服從，使宏觀調控行為發生效力；經濟主體則因服從宏觀調控行為而換取了利益，達到了作為一個經濟人的目的。由此可見，即便是強制，如果不把其實現效力的方式建立在與經濟主體進行交換的基礎上，那么這種強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會因經濟主體無利可圖而消極服從、弱化或化為烏有。如前所述，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現象就是政府強制失靈的突出表現。對于獎酬和輿論，其效力是否實現或效力的強弱則完全取決于它們所含利益與經濟主體服從二者之間市場交換是否成功成交換效果的好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優惠招商引資政策（獎酬），吸引了大量外資，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這是由獎酬所含利益與外商之間成功進行交換的結果。也是政府獎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時期，有些政府部門開展的亂評比活動（輿論），各種榮譽稱號多于牛毛，遭到了企業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評比活動僅僅是為了某些部門謀取利益，導致這種輿論行為不含經濟主體所需利益因素，無法與企業進行交換。這也是政府輿論失敗的案例之一。
2.3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的轉變所謂政府宏觀調控關系是指政府與經濟主體間內在的本質聯系。這種關系一經形成便具有長期穩定性。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宏觀調控行為的關系是二者互為前提，宏觀調控行為必然導致一定的宏觀調控關系；穩定的宏觀調控關系又產生相應的宏觀調控行為。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強制行為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則采取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強制為輔來實現其經濟職能。因此，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相應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即由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向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轉變。這種宏觀調控關系具有以下特點：
2.3.1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轉變工作作風，樹立公仆意識。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工作人員憑借行政命令等強制推行政令，實現經濟職能。同時，企業處于政府的從屬地位，政府與經濟主體（企業）的關系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這樣，無論工作人員諸如辦事拖拉、互相推諉、態度蠻橫等官僚作風多么嚴重，經濟主體都必須無條件服從。可以說，計劃經濟時的宏觀調控行為和宏觀調控關系是產生官僚作風的溫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不再以強制為主，而是以獎酬性和輿論性為主，這就使政府工作人員失去象計劃經濟那樣所憑借的法定強制力這一有效手段來推行政務。換言之，政府工作人員推行政務手段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弱化。另外，政府與經濟主體的關系是一種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這表明經濟主體與政府處于平等地位，它們不再是政府的從屬物，而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經濟主體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擁有一定自，政府不能隨意干涉其生產經營活動。為此，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克服官僚作風，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
2.3.2企業真正成為獨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是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的關鍵。目前，我國政府干涉企業的經濟活動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其根本原因就是企業還沒有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特別是國有企業表現尤其突出。因此，這就要求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按照“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國有企業實行規范的公司改革，“國家按投入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權益，對企業的債務承擔有限責任”，但“政府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經營活動”，企業則“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不能不受所有者的約束，損害所有者權益。”這樣，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與政府地位平等。因此，只有經濟主體成為真正的享有充分自的市場主體，才能建立真正的服務和被服務的政府宏觀調控關系。
3.對我國的經濟有怎樣的影響
3.1行政手段強制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化”也將帶來諸多問題首先，盡管避免了直接的財政風險，但風險并沒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商業銀行和相關債務人的手中，未來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風險有可能急劇上升。其次，由于貨幣政策在為財政政策服務，這將銀行資金更多引向了有政府背景的大項目，而中小企業貸款難的現象將更加嚴重。盡管今年以來，新增貸款已經達到了以往全年的5萬多億的水平，但據工信部部長李毅中透露，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額只占不到5%。最后，由于商業銀行有自身的利益訴求，有可能會產生虛增貸款從而讓貨幣供應量虛增的行為，這將誤導宏觀調控。比如票據貼現業務，就既可以讓新增貸款虛增，又可以通過企業繳納的保證金讓存款虛增。而且，如果貸款過多流向了虛擬經濟也將帶來衰退下的資產泡沫，這將傷害實體經濟的復蘇。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從衰退到復蘇需要政府開源節流真正刺激經濟，而不是把風險轉嫁給銀行、企業和公眾。目前中國經濟唯一值得欣喜的指標就是貨幣供應量，可是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同時也是債務人債務的增加，銀行創造了貨幣并沒有創造財富，而終究有人會為此付出代價。
3.2行政手段營造氛圍和趨勢導致股市、房市顧此失彼自年初起，股票市場一反2008年疲軟的態勢走出了一輪強勁的反彈行情。原本反彈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其力度與金融危機下企業的苦難現狀格格不入。此輪行情被稱為“政治行情”，如果說宏觀調控模式上來看，不但沒改變以往立竿見影式的政策刺激，甚至用行政的力量去影響市場。例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救房市，銀行放貸款對股市注入強心針，這些對市場產生了積極的或者消極的，但是一定是深遠的影響。導致市場平衡被打破，市場規律被違反等。
【參考文獻】
1、張璐《開放導報》2008年第4期
2、《中國經濟新思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10-01
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經濟法 行政法 經濟行政法 經濟管理關系 行政關系
自經濟法在我國產生起，有關經濟法的性質、地位及其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一直是法學界久盛不衰的話題，但至今為止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多集中在經濟法學界，本文則試圖從行政法學的角度去認識經濟法，分析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一、對經濟法學界關于經濟法及其行政法關系認識的析評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的頒布，宣告了以“縱橫統一論”為基礎的大經濟法的解體，盡管自此以后經濟法學界仍有個別學者堅持以“縱橫統一論”作為經濟法的基礎理論①[孔德固：《“縱橫統一論”是科學的經濟法基礎理論》，《政法論壇》1997年第1期。]，但屬經濟法學研究中的個別理論現象，多數學者轉向“經濟管理關系論”，將經濟法定義為“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②[李中圣：《經濟法：政府管理經濟的法律》，《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1期。]，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社會關系，即國家經濟調節管理關系③[漆多俊主編：《經濟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有學者甚至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經濟法學研究中，人們的最大共識莫過于‘經濟法應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判斷”，并認為“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概括為經濟管理關系，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也符合經濟法的本來含義”①[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經濟法學在近十多年特別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的理論研究中，“經濟管理關系論”基本上占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統治地位，成為經濟法學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論基礎②[經濟法學界關于經濟法的基本觀點很多。在諸多觀點中，以“經濟管理關系論”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觀點或難引起理論界的共鳴，或為“經濟管理關系論”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經濟管理關系論”為基礎展開討論，其他的觀點不再一一評析。].
由于“經濟管理關系論”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因此，什么是經濟管理關系或者說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是什么？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問題。在1992年以后，經濟法學界逐漸從爭執不休的狀態中擺脫出來，從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經濟管理關系，把經濟管理關系的本質理解為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關系。但是，國家干預經濟所形成的經濟管理關系是否都屬于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呢？對此，經濟法學界分歧較大：有的認為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皆屬于經濟法調整的范圍③[謝次昌：《論經濟法的對象、地位及學科建設》，《中國法學》1990年第6期。]，有的認為籠統地講經濟法調整所有的經濟管理關系是不妥的，因為經濟管理關系中還包含有行政管理關系，而行政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經濟法只應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④[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經濟法學界意見又不一致：有的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國家以公有財產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縱向經濟關系⑤[尹中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初探》，《法學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則根據國家經濟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國家的經濟管理劃分為直接管理和間接管理，認為在直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以權力從屬為特征的行政關系，這部分管理關系應由行政法調整，而在間接管理領域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則是一種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關系，這部分經濟管理包括宏觀調控經濟關系和市場管理經濟關系兩個方面，它們才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⑥[同④。]，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調整的僅僅是間接宏觀調控性經濟關系⑦[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主張或贊同“經濟管理關系論”，但學者們對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的理解和認識并不一致。
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界定為經濟管理關系，雖然將經濟法與民商法區分開來，但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行政管理關系發生了碰撞，所以，經濟法學界在詮釋這一基礎理論的同時一直致力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討論，力圖將經濟法從行政法中分離出來。
（一）在經濟法學界，學者們大多從以下諸方面闡述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1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對象不同
從調整對象的角度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這是經濟法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方面。但由于學者們對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的性質及其范圍缺少統一認識，因而，在討論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到底有哪些本質的不同和區別時其觀點亦各不相同。從總體上說，凡主張經濟法應調整所有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多依據管理內容有無經濟性而將國家的管理關系分為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和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認為行政法調整的是非經濟性的管理關系，而經濟法調整的則是經濟性的管理關系，從而依據調整對象是否具有經濟內容而將經濟法與行政法區分開來①[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凡主張經濟法只調整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學者則多從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包括部分經濟管理關系）的不同法律屬性方面去分析兩者的不同和區別，他們從傳統的行政管理理念出發，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的社會關系，因此，在經濟管理領域，如果經濟管理關系是依據行政命令而發生的，是一種直接的管理關系的話，那么，這種管理關系就是一種僅具經濟外殼的行政關系，它應由行政法去調整；相反，如果經濟管理關系的發生根據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間接的調節手段，那么，這種宏觀的、間接的、非權力從屬性的經濟管理關系應由經濟法調整，因為這種經濟管理關系與一般的行政管理關系有著本質的不同②[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
2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調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認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調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對象，而經濟法則主要采用間接的調整方式③[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單一的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行政手段，而經濟法的調整手段主要體現為普遍性的調控措施，體現為財政、稅收、金融、信貸、利率等經濟手段的運用，經濟法發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引導市場經濟的發展④[李中圣：《關于經濟法調整的研究》，《法學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從而以經濟管理的方式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作為區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標準之一。3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法律性質不同在經濟法學界，有學者引證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觀念而將我國的行政法定性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認為行政法并不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經濟性內容，它重在經濟管理中的程序性內容，并以行政程序監督權力的行使，防止權力的濫用；而經濟法既不是也無需是控權法，經濟法最關注的是用以干預經濟的調控政策、競爭政策是否得當，并認為對作為經濟法主體的行政機關制定這些經濟政策的行為進行控制是荒謬的⑤[同③。].這種觀點將經濟法視為一種實體法、授權法。此外，還有學者從行政法與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行政法與經濟法產生的不同歷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經濟法與行政法的不同：認為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國家利益，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在“法治國”、“依法行政”的理念下產生的，是政治法，而經濟法則是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產物，它產生于自由資本主義競爭向壟斷過渡的階段，是國家干預經濟的結果；在我國，行政法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是計劃經濟的法律代名詞，它無法承擔起管理市場經濟的任務，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只能依賴經濟法，實質意義上的經濟法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等等。
（二）經濟法學界在討論經濟法以及其與行政法的區別時以下問題值得一提
1 在關系到經濟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共識
具體表現在：（1）在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方面，如前所述，盡管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贊成“經濟管理關系論”，但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經濟管理關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質特征以及它與作為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行政管理關系之間有哪些實質性的不同和差異至今未能解釋清楚，至于不贊成僅以經濟管理關系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觀點就更多、更雜。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到底是什么，這實際上是經濟法學界討論至今仍未能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2）在經濟法的調整方式上，盡管多數學者將經濟法的本質特征定性為國家干預經濟之法，但是，國家干預經濟（經濟管理）的方式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表現形式說法不一：有的認為，國家之手有三種基本動作即強制、參與和促導①[劉國歡：《經濟法調整對象理論的回顧、評析與展望》，《法律科學》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頁。]，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非法律手段（包括價格、稅收、工資等和行政手段如國有化和計劃），一種是法律手段②[王保樹：《市場經濟與經濟法學的發展機遇》，《法學研究》1993年第2期。]，有的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調控措施③[徐中起等：《論經濟法與行政法之區別》，《云南學術探索》1997年第5期。]，還有的認為國家干預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彈性的經濟手段④[同①，目錄第1-5頁。]，等等。（3）在經濟法的體系結構方面，對經濟法調整對象及調整方式的不同認識導致經濟法體系構架上的分歧與混亂：有的認為經濟法應由市場障礙排除法、國家投資經營法、國家宏觀調控法及涉外經濟法所構成⑤[同③。]，有的認為經濟法主要包括市場管理法和宏觀經濟管理法兩方面⑥，還有的認為經濟法僅是指宏觀調控法⑦[王希圣：《經濟法概念新論》，《河北法學》1994年第2期。]，等等。
2 理論研究中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及研究方式上的牽強附會
具體表現在：（1）不少學者一方面堅持認為經濟法調整的是宏觀的、間接的經濟管理關系，財政、金融、稅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調控措施和經濟手段才是經濟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本質區別，另一方面又將市場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體系范圍，并將競爭法視為經濟法的龍頭與核心，而在市場管理法中，無論是競爭法、價格法還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經濟行政管理機關以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這些監督檢查權、處理處罰權無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經濟法學界一再試圖將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去研究，因而，在實際研究中唯恐觸及行政法的內容，為了以示與行政法的區別而不得不在具體的研究中標新立意。譬如在闡述經濟管理法律關系時，為了以示與行政法律關系的區別而將行使經濟行政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主體稱之為經濟法主體，將行政主體在經濟行政管理中的職權與職責稱之為經濟法主體的權利與義務⑧[張守文等：《市場經濟與新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頁。]，將行政主體在經濟管理活動中對經濟主體及個人實施的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稱之為經濟法律責任，將經濟組織與個人不服行政主體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引起的訴訟稱為經濟訴訟，甚至建議制定統一的《經濟責任法》和獨立的《經濟訴訟法》①[杜飛進：《論經濟責任》，人民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頁。].
3 對行政法特別是我國行政法的本質特征存在著重大的認識上的誤解
具體表現在：（1）關于行政管理關系本質特征的誤解。不少學者將行政管理關系理解為一種單一的、機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從為特征的隸屬性社會關系，并得出結論認為這種社會關系只適用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而不適用于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的間接管理關系需要由經濟法去規范和調整。（2）關于行政法手段的誤解。與對行政管理關系的誤解相聯結，不少學者將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將行政手段簡單地理解為行政命令，同時將經濟手段等同于經濟法手段，是經濟法作用的體現，并以示與行政法相區別。（3）關于行政法價值目標的誤解。有學者將行政法所追求和實現的價值目標簡單地歸結為國家利益，認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國家利益的需求，而經濟法所追求和實現的是社會公共利益。（4）關于行政法本質特征的誤解。有的學者置我國行政法上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稅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設管理、資源環境保護、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實體法、管理法于不顧，而片面地依據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將我國的行政法定義為“控權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從而將作為我國行政法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將作為行政實體法一部分的經濟行政管理法納入經濟法的范疇。
二、經濟（行政）法的實質及其法律屬性
如果將經濟法定性為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的法律規范，那么這種意義上的經濟法實際上就是經濟行政法，對此學界早有論及②[梁慧星等：《經濟法的理論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頁。].但關于經濟行政法的性質及其法律屬性經濟法學界與行政法學界在認識上存有較大分歧：經濟法學界認為，經濟行政法是與行政法相并列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行政法僅是經濟行政法形成過程中的一個滲透因素③[王保樹：《關于經濟法與行政法關系的思考》，《法學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學界看來，經濟行政法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僅僅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它與行政法之間是總則與分則、基本行政法與部門行政法的關系，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④[王克穩：《經濟行政法論》，《法律科學》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學領域，經濟行政法之為行政法，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認識：
（一）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亦如經濟法學界所述，現代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干預與調控，我國也不例外，同時，在現代法治社會，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管理必須納入法制的軌道，正因為如此，經濟法學界多數學者將經濟法歸結為國家干預經濟的法律。但國家如何去干預、管理經濟活動或者說“國家之手”有哪些具體方式？經濟法學界的概括模棱兩可，讓人難以捉摸。而從行政法的角度看，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無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權力的干預，即通過國家行政權的運用和行使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而國家在運用行政權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方面，其手段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預，也可以是間接的調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強制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稅收、利率、信貸等經濟杠桿為主的經濟手段，選擇怎樣的干預和管理手段是由經濟活動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①[在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各國和地區干預和處理這一危機的手段即不盡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亞政府直接下令關閉了16家信譽不好的銀行，而我國香港特區政府則采取提高銀行貸款利率、增加投機交易成本的方式打擊金融投機商的交易活動，上述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調節手段，但他們的本質及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國家的非權力干預，即國家以非強制的手段在取得有關經濟組織和個人同意或協助的基礎上來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這種非強制的手段通常稱之為行政指導，主要有勸告、通告、建議、警告、注意、指導等形式。由于這種非權力的干預以取得相對人的同意或協助為前提，它不直接導致相對人法律上權利義務關系的取得、變更或消滅，相對人不服從這種干預和指導，亦不會導致法律責任的產生，因此，在行政法上，這種行政指導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實行為，所以，它屬于國家干預經濟的非法律手段。由于這種手段的非法律屬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行政法所關注和規范的重點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即必須將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權力干預納入法制的軌道。因此，嚴格意義上說，經濟行政法是規范國家權力干預經濟的法律。在經濟法學界，不少學者也注意到經濟管理關系必須借助國家公權力（行政權）調整，經濟行政法實際上是通過國家權力來完成民法所無力解決的市場主體的規制問題，正因為如此，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屬于公法。②[劉大洪等：《現代經濟法的反思與重構》，《法律科學》1998年第1期；王保樹：《經濟體制轉變中的經濟法與經濟法學的轉變》，《法律科學》1997年第6期。]但經濟法學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們沒有能夠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以及規范公權力（行政權）的法律的本質屬性。
（二）凡基于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
盡管經濟法學界對于國家運用公權力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表述各式各樣，但從行政法學角度審視，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調節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實際上就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這種經濟行政管理關系與政府運用行政權在其他領域進行干預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關系沒有本質的不同和區別，它們都屬于行政管理關系的范疇，為行政管理關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盡管學者們對行政法所予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對行政法調整對象的認識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是行政管理關系，這種行政管理關系是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基于行政權的作用所發生的一切社會關系都屬于行政法的調整范圍，這一點不僅在行政法學界沒有分歧，在其他學科亦是公認的。由于經濟行政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本質上屬于行政管理關系的范疇，因此，經濟行政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此外，經濟法學界有學者將行政管理關系定性為一種單方面的命令服從關系，并據此認為經濟管理中出現的一些間接的、非權力從屬性甚至帶有平等性質的社會關系為一種不同于行政管理關系的新型的社會關系。筆者認為，這涉及到對行政管理關系本質特征的認識：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計劃經濟的本質決定了政府管理經濟的單方面性，一切經濟管理關系皆因行政機關單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變更或消滅，因而命令與服從成為這種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典型特征，同樣，在一般的行政管理特別是公共行政管理領域，命令與強制也是經常使用的管理手段，這也容易理解，因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這樣的強制手段，政令將無法推行，法律將無法實施。但是單純的命令與強制忽視了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難以調動相對人的積極性和參與意識。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主體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機關逐漸認識到如果單純使用命令與強制手段反而不易達到經濟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間接的、非強制性的、甚至帶有平等性質的管理手段開始得到應用和推廣，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機關與相對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關系中，相對人不再僅僅是被管理的對象和義務主體，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護，因而，充分調動了相對人參與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積極性，在法國、德國、日本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和重視，被作為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經濟計劃及執行其他公務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行政合同作為經濟管理手段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國家經濟計劃、經濟政策貫徹實施，基礎產業建設，國土資源開發與保護，國有資產經營與管理，農村產業開發與農副產品收購等領域中為人們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種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經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計劃生育管理、生態環境保護等公共管理領域。盡管這種合同關系與傳統意義上的以命令與服從為特征的管理有著極大的不同和差異，但誰也不能否定這種帶有平等性質的行政合同關系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行政管理關系，調整這種行政合同關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屬性上為行政法。因為行政合同關系的發生、變更與消滅實質上仍然是行政權作用的結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為了滿足或實現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這說明，在現代的行政管理特別是經濟管理活動中，命令服從性管理關系僅僅是行政管理關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關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行政權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這些不同形式的權力運作方式在法律屬性上是共同的，它們都屬于行政法律行為
在經濟法學界，也有部分學者主張以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作為劃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標準，即將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劃分為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并以此作為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重要區別。而實際上，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疇內的概念，至今為止我國法學界包括經濟法學界也從未對經濟手段、行政手段的涵義以及兩者之間的區別做出科學的說明。從我國的法律制度及實踐來看，規范、調整經濟活動的法律手段只有三個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罰手段。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于管理對象的手段的話，那么，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于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于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整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征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
（四）在經濟管理活動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于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
從法學理論上說，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不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而且必須有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法律責任體系及獨立的爭議糾紛解決機制。在經濟法學界，盡管有學者曾極力主張將罰款、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法律責任，將相對人不服經濟行政處罰所引起的訴訟作為一種獨立的經濟訴訟，但是，這種觀點已被國家的立法所明確否定。其中199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明確將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實施的所有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及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等行政處罰行為統一納入該法規范的范圍，而《反不正當競爭法》、《稅收征收管理法》、《產品質量法》等被視為經濟法核心內容的法律也都無一例外地將政府經濟管理部門實施行政處罰及采取其他諸如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所引起的爭議統一納入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受理范圍。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權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于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些爭議，經濟管理領域亦沒有例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法沒有不同于行政法的異質的調整對象，沒有區別于行政法的特別的調整手段，沒有獨立的法律責任體系及其相應的救濟途徑，因而，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既沒有理論基礎，也沒有法律依據。需要說明的是，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否定并不意味著對經濟法學研究成果及經濟法存在價值的徹底否定，而是說明經濟法學的研究需要轉換視角，即將經濟法放在行政法這個大的法律框架內，將它作為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并相對獨立地進行研究，利用經濟法學現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這樣才能徹底解決長期困擾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理論問題，理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從而科學地構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為經濟法及經濟法學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從行政法學的角度看，隨著我國行政法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行政法學理論研究亦需要從一般理論問題走向具體實踐問題，從行政法學原理走向部門行政法學，以增強我國行政法的應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動我國的行政法學研究向著更高的層次拓展，因此，經濟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行政法，這也是行政法學研究不斷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必然趨勢。
三、經濟行政法的涵義及體系結構
在明確了經濟行政法的性質及其法律屬性后，筆者給經濟行政法的定義是：經濟行政法是調整國家經濟行政主體在運用行政權調控、監督、干預、管理市場經濟運行的活動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體，它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學科。經濟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為經濟行政管理關系，簡稱經濟管理關系，也就是說，凡是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會關系都在經濟行政法的調整范圍之列，這既符合經濟法的研究宗旨與目的，也不違背部門行政法劃分的基本準則。在我國，因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集中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管理及國土資源、資產管理三個方面，因此，我國的經濟行政法也就相應地由宏觀調控法、市場管理法及國土資源、資產管理法三個方面組合而成。
（一）宏觀調控法
宏觀調控法是規范國家宏觀調控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從總體上說，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活動包括國家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政策的實施兩個方面，因此，宏觀調控法實際上包含了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行為的法律和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實施行為的法律兩個方面，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制定行為的法律主要是計劃法、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法、改善地區結構法、產業政策法、預算法、中國人民銀行法、農業法等，規范國家經濟政策實施行為的法律主要是稅法、價格法、金融法、投資法、財政法等。
（二）市場管理法
市場管理法是調整國家監督、管理市場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國家對市場的管理包括了對市場主體的管理、市場交易行為的管理和市場客體的管理，因而市場管理法也就相應地包括了管理市場主體的法律、管理市場行為的法律及管理市場客體的法律三個方面。其中管理市場主體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業法、商業銀行法等規范市場主體的法律中有關公司、企業及其他經濟組織注冊登記管理的法律規范，管理市場行為的法律主要是反壟斷法、反對限制競爭法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傾銷法、反補貼法、反價格欺詐法、反暴利法等，這部分法律是市場管理法的核心，而廣告法、證券交易法、房地產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則為規范市場客體的法律規范。需要提及的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規范大多具有雙重法律性質，這種規范市場秩序法律的雙重法律屬性體現了國家在監管市場活動中行政法手段與民法手段的結合運用，因此，我們這里所講的市場管理法指的僅是規范國家權力監管市場活動的那部分法律規范。
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理論問題，社會管理
一、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內涵
“宏觀調控”又稱“宏觀經濟調控”，最初使用于經濟管理語境，我國宏觀調控結合了宏觀調節與控制兩個含義，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逐漸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經濟領域產生出來的含義及其相關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會領域，以形成“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含義及其形式?基于理論與實際的分析，同時類比于宏觀經濟調控，我們嘗試性地給出一個描述式定義：所謂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系指社會管理主體以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為目的，為預防和控制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因素出現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會、行政、經濟、法律、道義等相機管理行為。
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外延
從理論上看，社會發展的內容隨著社會發展內涵的演變而演變，有時代性；同時也由于理論的不同，有不同的分類方法。當前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范圍，是從管理工作層面和解決社會問題層面進行劃分的。社會發展的核心是人的發展，按照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生存、發展和安全是三個遞進的層面。每個層面按照社會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會領域的行業。生存層面上，是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環境條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領域和部門，包括人口與計劃生育、衛生、民政、社會保障、就業、環境保護、弱勢群體保護；發展層面上，是為經濟發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質量的領域和部門，包括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新聞出版、文物）、體育；安全層面上，是為維護基本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領域和部門，包括公安、司法、檢察等。
從實踐上看，當前我國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范圍也即調控客體主要包括：
人口與計劃生育。人口是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敗，人口數量、人口結構與人口質量，始終是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和可持續發展重大戰略的重大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問題。
醫療衛生。從國際管理經驗看，在醫療方面，公共政策的重點是關注基本醫療體制建設，公共衛生方面的重點則是疾病預防控制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區。家庭與社會和國家之間，最重要的聯系環節是“社區”，社區建設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近年來，社區建設經歷了一個人們從不熟悉到熟悉、從一般重視到高度重視、從點到面全面鋪開的過程。
社會保障。社會保障是由政府實施的公共福利事業，基本內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權。國際經驗表明，通過實施社會保障，可以縮小社會成員貧富差距，防止社會成員陷入貧困，構筑社會公共安全網。
就業。妥善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對于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環境保護。近代工業革命使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發生巨大變化。人類活動正在改變地球的生態系統，環境問題也逐漸從地區性問題發展成波及世界各國的全球性問題。
婦女兒童、殘疾人、老年人保護。社會中婦女、兒童、殘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體，在社會中的地位與生活狀態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之一。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是各級政府和各類社會組織的責任，需要通過社會發展領域各行業的發展規劃，落實對婦女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加強未成年人保護，推進殘疾人參與社會生活，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保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資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體系、教育規模和教育水平對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根據國外經濟學家的測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2--33%。
文化。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可以創造生產力、提高競爭力、增強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關立國之本、治國之道、興國之路。依據功能定位，文化領域可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體育。包括大眾體育和競技體育。體育不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體育產業也正日漸成為國民經濟新的經濟增長點。競技體育還是一個國家總體實力的象征。
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社會發展的第三層面是維持基本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包括公安、檢察、法院、司法等社會穩定機制的建設。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靜態的認定。當社會發展實踐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視的領域日益成為重要的或必須加以調控的領域時，宏觀調控部門應將其納入到調控范圍內。動態地跟蹤和掌控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并適時加以必要的調控，本身也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題中應有之意。
三、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系
（一）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
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之所以在社會發展宏觀調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備的功能所決定的。主要體現為：
它是各項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行動綱領－－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活動十分廣泛，每個社會活動領域都有自身的管理問題。要把分散的各個具體的社會管理行動統一協調起來，必須上升到戰略規劃層面，這就使得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必然具有社會管理行動綱領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措施的重要依據－－各項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手段措施如社會計劃、社會政策和社會立法等的提出和實施都是為了穩定社會，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所有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據，可能多種多樣，但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據。只有通過周密的戰略部署，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條不紊、各司其職。
它是政府社會管理行動的公開宣言－－當今世界，當人們越來越重視社會發展的必要性和關心社會發展問題的時候，通過制定一項周密的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可以起到面向大眾和國際國內展示社會發展成就，表明政府推進社會發展的意圖和政策，鼓勵社會各界從事并參與社會發展活動的積極作用。
隨著人們對社會發展與社會管理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強化，定期制定并執行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將會成為整個國家管理的一項重要工作，其重要性絲毫不亞于經濟發展戰略與規劃。
按照管理理論，構成發展戰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導思想、戰略目標、戰略重點、戰略階段、戰略布局和戰略措施等六個要素：
1.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
通常體現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促進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協調和適應、把社會活動的社會效益發揮放在第一位。上世紀90年代原國家計委社會發展司曾經組織草擬了《1996－2010年全國社會發展綱要》（未正式），提出了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即堅持以提高民族素質為中心，堅持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堅持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同時并進，堅持以深化改革和開放促進社會發展，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對社會發展的投入。
2.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
一般應包括：主要社會活動的重要目標、上述所選目標的定量、戰略總目標與戰略分目標的關系。
3.社會發展的戰略重點
戰略重點的選擇標準包括發展過程中遇到重大障礙的環節、發展帶動作用明顯的領域和全國關注的社會活動等。方法上一般對社會活動各個行業做出序列劃分，然后確定重點，但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做出選擇，沒有不變的重點或永恒的標準。
4.社會發展的戰略階段
戰略考慮的是較長時期的發展問題，因此要有時間上的考慮與安排。社會發展只有經過分階段的設想及安排，才能保證戰略目標的最終實現。分階段的意義，就在于它實際上就是發展戰略的落實和實施過程。根據我國國情，在15年內的全國社會發展綱要中實際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個計劃時期。但在實際社會管理工作中，依據近細遠粗的慣例，采取的是滾動式計劃方法。
5.社會發展的戰略布局
戰略在空間上需要有規劃布局安排。這一方面是因為空間布局是始終客觀存在的事實，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而區域之間差異較大的大國。由于歷史積淀下來的原因，客觀上形成了東部、中部、西部以及東北部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如果沒有不同空間發展的戰略部署和安排，將會從根本上和在長期內擴大區域之間不同的發展差異，并引發深層次矛盾與沖突。
6.社會發展的戰略措施
戰略措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依據長期的戰略設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國，實施長期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環境保護政策，既是社會政策的組成部分，更是國家戰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觀調控因為要應付隨時發生的問題而伺機調整變動，但是宏觀調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還是戰略與規劃所設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與手段
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根本目標，就是要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特別是處于轉型時期，有效地運用以政府為主體的強有力的干預，將經濟發展的成果及時、公正地轉化為民眾共享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努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實現以提高人類自身素質和生活質量為中心的發展，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和艱巨任務。
目前根據社會發展實際管理經驗，對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目標可有以下設定：
一是調控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使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在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通過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國民收入用于社會發展的投入水平，保證各項社會事業以合理的速度和規模獲得同步的發展。
二是調控社會事業各行業的發展，使之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不能超越經濟承受能力，并且要成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要素和社會穩定的保障條件。
三是調控社會發展各行業之間的協調關系，使其增強內在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
四是調控社會發展中區域間的平衡發展和合理布局，使社會的發展更為公平和公正。社會發展宏觀調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社會資金投入、社會立法、社會政策、社會預測與監測、社會勸告等，由此也即構成了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
1、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
社會發展規劃與計劃是社會發展戰略與規劃的具體延伸，作為手段的規劃與計劃著重關注的是社會計劃及其管理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計劃是逐步從經濟計劃中獨立出來的，它一般以社會關系和社會過程為計劃對象，這個特點決定了社會計劃與經濟計劃有聯系也有區別。
所謂社會計劃體系，是指各種社會活動計劃所形成的有機整體。這些社會活動計劃從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劃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計劃劃分是根據計劃期限分成年度、中期與長期計劃，以及根據管理行業分成人口、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計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重視社會計劃尤其是專項規劃工作，相繼制定了針對特定社會問題的若干計劃。
目前我國社會計劃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選擇、確定和落實社會計劃指標，指標管理成為社會計劃管理的主要內容。一般說來，社會計劃指標分為數量指標和質量指標、實物指標和價值指標、指令性指標和指導性指標、核算指標和考核指標等，由這些指標形成社會計劃指標體系。
2、社會資金投入
所謂社會資金投入，是指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對社會活動的人力及物質投入和支付。從管理上講，它分成社會事業經常性經費開支和社會事業基本建設投資兩個方面。社會資金投入中的建設投入部分最終形成社會資產，即各種社會設施和設備。社會資金與資產的性質比較復雜，可以從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消費性與非消費性、公益性與非公益性、福利性與非福利性等多重屬性來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積極、穩定、有效的資金籌集和保障機制，是社會事業發展面臨的重要課題。產品與服務特性及其對籌資機制的要求，為社會事業籌資機制選擇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以此為基礎，我們要努力構造形成保障社會事業全面健康持續發展的籌資機制；形成使社會事業總體發展以及薄弱環節都能夠獲得又好又快發展機會的籌資機制；形成普遍性、大眾性社會服務和特殊性、個性化社會服務均能獲得發展的籌資機制；形成政府、企業、金融機構和自愿組織共同參與、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的籌資機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場體系及功能完善的籌資機制；形成不同籌資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與組合的籌資機制。
如何用好、用活來之不易的社會資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內容。過去僅僅將社會資金作為非生產性（純消費）、純公益性、純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據國際經驗，社會資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完全可以獲得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的統一，因此要積極探索社會資金使用的創新機制。
3、社會立法
社會立法最初是指保護處于經濟劣勢狀況下的群體生活安全所進行的社會安全立法，如救貧法、社會救助法、社會保險法、工會法、工廠法等，主要著眼于解決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以后逐步發展，將預防社會問題的立法也包括在社會立法范圍內，如親屬法、婚姻法、優生保健法、環境衛生法、職業訓練法、居民住宅條例及其它一切有關社會福利的法律法規都歸入社會立法的范圍。這實際上擴大了社會立法的范圍，一般稱之為廣義的社會立法。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社會立法已經初具規模，對促進社會發展和保障社會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立法尚未形成完整體系，有些方面還不健全，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法律體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層次較低，影響了相關制度的建立和正常運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較陳舊，不僅影響了法律效力的發揮，也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4、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計劃經濟時期，由于強調計劃管理，盡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政策管理日益成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與計劃管理手段相比，社會政策是政府對社會活動更加靈活的干預形式。
社會政策管理行為表現在：政府及其代行機構（政策主體）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通過設定一定的社會發展目標（政策目標），并采取一系列干預措施（政策手段）來實現政策目標的過程。所以說，政策主體、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構成了社會政策的三大要素。社會政策干預的對象是社會活動，它是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對應，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現實中也存在著統一協調的基礎。一方面，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相互協調的最重要保證是兩者主體的統一性；另一方面，從具體目標來看，經濟政策目標和社會政策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都是為了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時，兩者的管理對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現象，社會政策的干預會產生經濟政策效果，經濟政策的干預會產生社會政策的效果。在現實中完全可以利用這一特點來協調經濟政策手段和經濟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會監測與預測
社會監測是對近期社會發展過程中重大社會現象、突發社會事件、嚴重社會問題的跟蹤與評價，并依據監測結論做出政策建議。社會監測為社會預測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礎。社會預測是指對未來社會現象、過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學判斷，即專門研究和分析人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一旦發生變動時可能出現的行為和結果，并據以制定可供選擇的各種應付方案。
社會預測不是主觀臆測，而是以客觀事物及其發展規律為基礎，因此，制定的應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由于社會監測與預測彼此并不能嚴格區分，所以在實際的社會發展宏觀調控行動中是相互重疊的。
社會監測與預測內容十分廣泛，現時主要集中在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問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會監測與預測方法有外推法、類推法、單位分析法、綜合分析法和交叉影響分析法等20幾種。
社會監測與預測的過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監測與預測對象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確定監測與預測工作涉及范圍并選擇相應的方法；應用一系列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并盡可能采用現代化統計手段和技術設備來研究社會現象，探尋社會發展過程的規律，以便監測與預測社會現象的發生，并做出相應對策。
6、社會規勸
社會規勸一般是指調控主體利用輿論媒體和各種影響關系，對調控對象進行游說、勸誡、訓誡等等說服性活動。由于社會發展中利益多樣化產生出來的意識多樣性，使得以社會規勸方式進行調控越來越成為重要的調控方式和手段。
社會規勸在進行宏觀調控中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社會規勸本質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特別適合于對社會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強迫性方法來，它可以從人的心理內部達到宏觀調控的目的。第二，社會規勸體現的是對話及民主協商的精神，在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管理主體通過開展對話和民主協商說服管理客體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會規勸也體現了在的過程中逐步凝練社會意識形成社會共識的目的。尤其當各個社會主體利益發生沖撞、各執一辭時，社會規勸可以發揮在基礎上形成社會基本共識的作用。
（三）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制
所謂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體制，是指社會調控主體根據一定的調控目標，確保調控任務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總稱，包括確定的規章制度、行為規范以及設置的調控組織機構等等。體制的核心在決策和組織，從本質意義上說涉及兩對重大關系的明確及其調整：
其一，社會調控主體內部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社會調控主體按照調控職責分工而成決策、執行、咨詢主體，按照調控層次而成中央與地方兩個基本主體。實踐表明，內部關系分工不清、職責不明、關系緊張，均會對社會調控效果產生消極影響。
社會發展宏觀調控是在一定的體制基礎上運行的。調控作為管理行動，與體制作為管理行動的載體是有所區別的。后者是基礎，前者是在基礎之上的派生。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是保障適宜的宏觀調控行動的前提，但是理論設定不等于現實。自從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之后，我國社會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轉型，由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社會發展宏觀調控部門面臨著的是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對傳統的體制進行大膽的破舊立新，另一方面要時刻針對社會經濟活動出現的偏差進行適時調控。由于我國社會經濟轉型采取的是漸進方式，因此新舊體制并存造成了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的特殊困難。
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范文第4篇
摘要：不同的法律部門有不同的法益目標，經濟法的法益目標應是經濟法首先追逐和實現的利益即社會公共利益。這種法益目標，以經濟基本權為權利外形，以實現經濟上的"公平"為核心。經濟法的法益目標的社會根源，是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它是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管理關系。經濟法的法益目標依靠社會整體調節機制的作用而實現。
我國現代經濟法的發展是同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的。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正確地確定與把握經濟法的利益保護目標日益顯得必要。人們不可能設想，經濟法將以保護社會上存在的所有形態的利益作為自己的任務。同樣，也不可能設想，經濟法會不加區別地將任何具體形態的利益作為自己的首要保護目標。究竟它應確定什么樣的利益保護目標即法益目標，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一、經濟法首要的法益目標--社會公共利益
(一)利益與法益目標
法益應為法律保護的利益。[1]任何部門法都將保護一定的利益作為自己的任務，或言之，將追逐和實現一定的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所以，所有部門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標。
當我們討論法益之時，不可避免地會注意到社會上存在的"利益"。法益和利益的關系如何?
無疑，利益先于法益而存在，它是指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滿足社會成員生存、發展需要的客觀對象。[2]利益總是滿足社會成員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不能滿足社會成員生存、發展需要者，不能成其為利益。利益不限于有形的物質利益，也包括無形的利益(如名譽等)，它們都可能成為法律所保護的利益。但是，利益并非都是法益。只有當某些利益成為一定法的目的，并受到其保護時才成為法益。
法益目標結構在法益目標的討論中應該給以特別注意。法益目標結構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是依保護形態而區分，法益應由積極的法益和消極的法益構成。前者，指法律保護和積極實現的利益；后者，指法律消極地排除他人之侵害。二是以法律的直接保護和間接保護加以區分，法益由直接法益和間接法益組成。顯然，后者有著特別的意義。就總體而言，我國法律體系中諸多法律部門共同擔當著保護和實現自然人(公民)利益、法人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任務。但就每一個法律部門而言，它不可能毫無主次地平行地保護和實現上述每一種利益，而只能首先保護和實現一種性質的利益，而后由法律反射進而實現又一種利益，或間接地實現另一種性質的利益。由此，每+個法律部門的法益只能是一個凸現一種利益目標，并由多種利益目標組成的利益保護結構。這種不同的法益結構，雖不能認為是劃分不同法律部門的標準，但對辨別不同法律部門，尤其是把握不同法律部’門的功能及其本質，判斷行為的違法性，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二)從理論到實踐--經濟法追求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
1．社會公共利益的獨立存在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在法益結構上除忽視公民、法人的獨立利益外，還混淆了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區別。而理論與實踐都表明，社會與國家、個人是相互區別的，即"社會成了與國家相對立的一個私人領域，一方面，它清楚地從公共權力中分化出來，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風險之中，生活的再生產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成為一種共同關心的對象。"[3]經過改革，不僅公民、法人的利益通過立法被肯定下來，而且，社會公共利益也作為一種獨立的利益被肯定下來了01982年憲法第51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與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1986年的民法通則第7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劃，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這表明，社會公共利益已通過立法成為法益了，這無疑是一大社會進步。遺憾的是，經濟法律、法規中還沒有如此明確地對社會公共利益作出規定。
在一些法學著作中，有時也可以發現"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不同提法。但是，這是相互聯系又意義不同的概念，不可等同之。民法學家史尚寬在談到"公益"時曾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蓋以公益易解為偏于國家的利益，為強調社會性之意義，改用’公共福祉’字樣，即為公共福利。其實，公共利益不獨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亦包括在內。"[4]這表明，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同為并列的下位概念。當然，國家利益有時也包括一定的社會公共利益，但這多是在國家與國家交往之時。應該說，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相區別而存在是普遍的，而國家利益包含社會公共利益是特殊情形，不能因特殊情形而否定社會公共利益與國家利益分別存在的普遍性的價值。
2、凸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法益結構是經濟法的法益結構，而不是民商法的法益結構
如上所述，不同的法律部門有著不同的法益結構，適應不同社會關系調整的需要。國外的經驗表明，民法、商法的法益結構是由民法典確定的，它不因采取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不同體制而不同。在我國，現存的民法、商法的法益結構是由民法通則確定的。作為宗旨性條款的民法通則第1條規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同時，如上述第7條規定，"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表明，我國民法、商法既保護公民、法人的個別利益(個別主體的利益)，也保護社會公共利益。并且，公民、法人利益的保護是第一位的，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只是防止權利濫用的前提。這就是所謂的民法、商法的法益結構。毫無疑問，這種法益結構體現了民法、商法所確認的意思自治與合同自由、經營自由和用工自由，最能實現市場進入的自由和競爭的自由。同時，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與自由、公平競爭相悖的現象，也確實可以依照民法、商法所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權利濫用禁止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得到某種程度的糾正。尤其是，當民法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發展，商法的公法化日漸明顯之時，民法、商法在制止上述現象和維護自由、公平競爭秩序中被賦予了新的功能。換言之，這種法益結構可以在社會的理念上借助民法、商法的規范，為糾正違反公平競爭行為作出努力。但是，違反公平競爭行為所直接侵犯的往往不是某個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或言之，它是通過侵犯社會公共利益，侵害市場經濟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個體利益的。因此，將公民、法人個體利益作為第一保護目標的民法、商法法益結構不適應糾正違反公平競爭行為和破壞宏觀經濟管理秩序的行為的需要。相反，將社會公共利益作為第一保護目標的經濟法的法益結構可以適應首先保護社會公共利益，或適應通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而實現從總體上保護每個公民、法人利益的需要。經濟法的法益結構并非忽視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通過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進而實現對公民、法人利益的保護。這種法益結構只是凸現了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而不是將社會公共利益作為唯一的利益進行保護。無疑，對于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可以建立一種秩序，使公民個人利益、法人個別利益、國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得以實現，但同時又使這諸多利益實現的任意性得到節制。
(三)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
何為"社會公共利益"?用共同的習慣語言來說，社會公共利益就是指那些廣泛地被分享的利益。[5]但是，如何揭示它在經濟法中的內涵，學者和法律實務界則有許多不同見解。
其一，認為社會公共利益即自由競爭自體。[6]
其二，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是確保對等交易權的恢復。[7]
其三，認為社會公共利益既指自由競爭，又指廣泛的國民經濟利益，即國民經濟之均衡發展。[8]
其四，認為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上是指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但限制競爭而維護的價值大于自由競爭維護的價值時，此種限制競爭并不違公共利益。日本最高裁判所即持此立場。何為限制競爭維護的社會公共利益?有學者認為，應包括環境保護、公害防止、產品安全、善良風俗及事業者之自衛所采取的行為。[9]
其五，認為經濟法上的社會公共利益是競爭秩序的維持和：-般消費者利益的保護。[10]
其六，認為經濟法上的公共利益(實際是指社會公共利益)是指包含生產者、消費者在內的國民經濟整體的利益。[11]
其七，認為經濟法上的公共利益(實際是指社會公共利益)是指以確保消費者利益為基調的國民經濟民主的健全發展。[12]
以上各種社會公共利益的見解，多從市場管理法和市場秩序的角度考慮問題，甚至從更狹小的范圍討論問題，即只從競爭法的視野討論社會公共利益。我國經濟法的主張大多認為，經濟法不僅包括市場管理法，還應包括宏觀經濟管理法。這樣，社會公共利益僅指自由競爭秩序，就顯得窄了些。所以，上述第三種見解，將自由公平競爭秩序和國民經濟利益共同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更好些。或言之，應將自由公平競爭秩序的維持和宏觀經濟管理秩序的維持共同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
經濟法將社會公共利益作為其法益，其特征是：
1．以經濟基本權為權利外形
任何一種法益結構中的首要保護的利益都需采用一定的權利外形。如果說，法益結構中的反射利益和間接保護利益可以不依賴于權利外形，那么，首要的直接保護的利益則不能避免采用權利外形。譬如，民法保護的公民、法人的利益以民事權利為權利外形。同樣，經濟法保護的社會公共利益應以經濟基本權為權利外形。
何為經濟基本權?經濟基本權有廣義與狹義之別。廣義的經濟基本權，是指滿足人們生活所必要的生產、消費經濟活動的基本權利。[13]狹義的經濟基本權是指抑制大企業經濟權力的濫用和對一般消費者、多數中小企業的保護。"[14]顯然，廣義的經濟基本權失之范圍過寬，狹義的經濟基本權范圍適當，比較適合作為經濟法保護的社會公共利益的權利外形。
2．社會公共利益的核心是實現經濟上的"公平"(或公正)
公正"意味著對同樣環境中的人一視同仁，并且，應使約束以同樣標準適用于所有人，不問其階級和身份。在實踐上，這往往與要求法治而不是(任意的)人治聯系在一起。"[15]所謂經濟法上的公平與公正，是指經濟法確保進入市場的商事主體(即市場經營主體，反不正當競爭法稱其為"經營者"，包括企業、企業集團和個體經營戶等，以下相同)經濟機會均等和經濟平等。
經濟機會均等作為經濟公正應有之意，應是"所有人都有機會不受他人妨礙地追求其自選的目標"[16]。但就競爭關系而言，它是指商事主體都有進入市場并進行平等競爭的機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公平與公正的理解，必須從注重"結果平等"轉到注重"機會均等"。即作為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者，它所建立和維護的是公平競爭秩序，將進入市場和競爭的機會給予每一個商事主體，即不為某個商事主體在競爭中獲勝創造特別優越的條件，也不特別給某個商事主體制造障礙，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失敗。同時，經濟法律也不允許某個商事主體獨占機會。當然，機會均等也理所當然地包括每個商事主體享有宏觀經濟秩序創造的條件。
經濟平等，是指商事主體競爭的條件相同。一方面，商事主體的經濟負擔合理，包括稅負平等和不得在法律規定之外向商事主體索取財、物；另一方面，必須強調商事主體取得收益的條件相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事主體取得收益的基本條件是資金的籌措條件和取得資源的條件。所謂取得收益的條件相同，即經濟法律創造所有商事主體取得資金、資源相同條件的環境，不對任何商事主體進行歧視。
二、經濟法的法益需求的社會根源
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產生經濟法法益需求的社會根源。
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社會經濟關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兩個重大變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強調公民和企業的獨立的主體地位，使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的發生不再依賴政府，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被更加突出出來了；二是伴隨國家一元身份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由此，使與市場經濟發展關系密切的一些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尤其是使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明晰化了。
(一)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經濟管理關系
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乃至經濟體制改革初期，我國的經濟形式是單一的公有制①，而在公有制經濟中國有經濟又占有絕對優勢。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不成其為企業。[17]一方面，企業的財產是國家的，政府既是國民經濟的管理者，也是企業的經營者。企業既沒有獨立的財產，也不能獨立經營。另一方面，國家對企業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和"統收統支"的財政政策，資源(包括物資和資金)的配置和產品的收購均通過計劃實現，因而商品交換除在生活資料方面存在外，整個的社會商品經濟處于萎縮狀態。在此情況下，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不發達，而且是受經濟管理關系制約并與其混同的，不同的經濟關系處于混沌狀態。1979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開始有了獨立自主的地位，能夠自主地進行經營；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份的存在和發展，已成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市場機制已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充分發展。由此，具體性質不同的經濟關系從"混沌"走向"清晰"，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不再受經濟管理關系的制約，經濟管理關系與企業經營關系(實質是商事關系)分離。于此，不僅民法、商法既在理論上也在實際上分別有了自己的調整對象。前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后者，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而且，經濟法也有了明確的調整對象--經濟管理關系。
(二)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特點的經濟管理關系
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不是一般的經濟管理關系，而是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管理關系。
同社會經濟關系結構的變化一樣，管理結構的變化也是形成經濟法調整對象特征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管理是單一的。雖然，有政府管理和企業管理不同的稱謂，但由于公有制的單一形式，國家所有占支配地位。實質上，涉及經濟的管理只能是單一的。隨著改革的深入，尤其是"政企分開"、"轉變政府職能"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國家(主要是政府)不再是一個身份與職能不分的包羅萬象的管理者，而是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表現為不同的地位。就主要者而言，國家是國家財產(含經營性財產和非經營性財產)的所有者，是行政關系的權力主體，是社會公共管理者。當國家以財產所有者的身份進行民事活動時，它所發生的財產關系由民法凋整；當國家進行行政管理和實施行政權時，它所發生的行政關系由行政法凋整；當國家(主要是政府)作為社會公共管理者，實施經濟管理權時，它所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才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顯然，這里的經濟管理是區別于財產所有者的財產管理和行政權力主體的行政管理的，它是一種社會公共經濟管理。這種管理表現為一種普遍性的措施，著眼于社會整體，而不是著眼于某個個體。它既不表現為對某個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現為對某個自然人和法人的個別保護，而是以承認并維護自然人和法人的獨立地位為基點，著眼于社會整體的市場管理和宏觀經濟管理。在這種管理中所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具有社會公共性。
有的學說認為，"從經濟關系的法律性質看，經濟法調整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從政府這一價值主體的法律角色看，經濟法調整政府以管理主體身份與作為管理受體的經濟主體之間發生的經濟關系。此種類型的關系可以簡單地概括為行政隸屬性經濟關系。"[18]這一學說，一方面正確地指出了經濟法調整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是行政隸屬性的經濟關系。無疑，后者所引發的問題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一是政府參加的非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關系是否都具有隸屬性?否。前已述及的多元管理告訴我們，政府的不同管理產生不同的管理關系。由于財產所有關系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此處不必論述。僅就行政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而言，雖然它們都可以發生不平等主體間的管理關系，但兩者是有區別的。行政管理關系具有隸屬性，社會公共管理關系則不具有行政隸屬性。不可否認，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時，它與不正當競爭行為實施者不存在隸屬關系。所以，不能將不平等主體之間的管理關系等同于行政隸屬性的管理關系。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在政府(包括法定的政府部門)以社會公共管理者的名義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適度干預時發生的管理關系，不能以行政隸屬性揭示它的特征，只能以社會公共性揭示它的特征。
毫無疑問，經濟管理關系的社會公共性決定了它的利益需求不同于民事關系、商事關系、行政關系的利益需求。民事、商事關系的個體性，決定了該種社會關系的利益需求具有個別性；行政關系的隸屬性和垂直性，決定了利益需求的集中性，即國家利益。而經濟管理關系的社會公共性，則使該種社會關系的利益需求著眼于社會整體。這就是經濟法凸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法益結構的社會根源。
三、社會整體調節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證
對于市場經濟的凋節機制，如果略去行政調節機制不論，主要有三種：一是普通個別主體自我凋節機制，依賴于單個或多個民事主體的意思表示、行為和自我約束，適用于民事主體之間，采用民法形式；二是營利的自我調節機制，依賴于商事主體的意思表示、行為和自我約束，適用于平等商事主體之間，采用商法形式。這兩種調節機制，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有著密切的聯系。與兩者嚴格區別的是社會整體調節機制，它不依賴于平等主體的意思表示，而是依賴于社會公共管理。"過去被推人到私人領域的沖突現在進入了公共領域；公共領域逐漸成為一個利益調解的場所；群體需求不能指望從自我調節的市場中獲得滿足，轉而傾向于國家調節。"[19]這種調節，就是政府以社會名義進行的整體調節。但是，這不意味著政府是唯一的社會整體調節者。在某些情況下，社會經濟團體也可以擔當社會整體調節者的角色。
經濟法的社會整體調節機制，是同經濟法的綜合性緊密相聯系的。但是，經濟法的社會整體調節機制是有其特有的內容的。首先，經濟法的調整著眼于社會經濟整體，而不是著眼于社會經濟個別領域與個別層次，更不著眼于某個個別主體，而是著眼于社會整體的調整。所謂整體調整，其微觀上的立場是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其宏觀上的立場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這種法律調整，其重點不是具體地規定每個市場經營主體的權利、義務，而是規定普遍性措施，涉及到哪個主體便在哪個主體身上產生權利、義務。
經濟法的社會整體調節主要采用兩種形式
(一)確認自由，公平競爭的規則，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秩序
1。通過對限制競爭(包括限制競爭行為和在市場結構上的壟斷狀態)的禁止、限制、排除或認可、承認，為所有商事主體(包括外國的經營者)自由地進入市場并公平競爭創造一般性條件，進而實現保護和促進競爭的目的。
2，通過劃清不正當競爭和正當競爭的界限，揭示不正當競爭的表現形式，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競爭秩序，保護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
3．規定消費者權利，并規定措施確保消費者實現其權利。顯然，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最有利于保護消費者權利。換言之，市場上確實存在著自由、公平的競爭，是消費者實現其權利的一般性條件。因此，上述秩序的建立和維護，必然帶來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后果。但為了更充分地保護消費者，經濟法還特設了消費者保護的特別領域，形成了保護消費者權利的有效結構。
4．規定市場職能管理法律措施，建立市場職能管理秩序，與市場競爭秩序共同構成和諧的市場秩序。
(二)確認宏觀經濟管理規則，造就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環境和秩序
1．通過確認預算和稅收的法律規則，建立良好的總收入和總分配的秩序，為實現總收入和總分配的平衡創造法律條件。
2．通過確認中國人民銀行的法律地位和規定實現貨
幣政策的法律規則，為實現貨幣總供給和總需求創造法律條件。
3．通過確認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則和振興特殊產業的特別規則，建立產業結構合理化的秩序，促進某些薄弱產業的發展和該產業內部的競爭。
4．通過確認價格規則，建立良好的價格秩序，防止價格嚴重波動對國民經濟宏觀經濟秩序的破壞。
5．通過確認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和計劃管理的規則，建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秩序。
6．通過確認經濟監督的規則，建立為宏觀經濟管理提供準確基礎資料和向社會宏觀經濟信息的法律機制。
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法律秩序與建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環境和宏觀經濟法律秩序，就總體而言，兩者是一致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競爭，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法律秩序，無疑是促進和保障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必須依賴自由、公平的競爭，并且不得破壞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但是，兩者之間也有某些沖突之處。從總體而言，宏觀經濟管理法律措施，強調的是取得"總量"平衡的效果，因而難免限制或鼓勵某一經濟領域的發展，從而也影響該領域商事主體的發展。而從競爭法的角度而言，這就是市場準人上的一種障礙。就具體領域而言，也可能出現某些與市場競爭機制相悖的現象。譬如產業法的實施，當它強調振興某一產業時，它不可避免地要為該產業的商事主體的市場準人設置一些方便條件。另一方面，商事主體在自由、公平的條件下充分競爭，也可能導致破壞"總量"平衡。譬如，在資本市場沒有設置任何障礙的條件下，商事主體在某一行業競相投資，就極有可能使總供給和總需求發生失衡。因此，兩種調節有-個如何協調的問題。這種協調，既要實現自由、公平競爭，又要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進而實現公平與效率在總體上的統一。
由于經濟法的社會整體調節是上述多種類、多層次的調節系統和調節功能作用的統一。經濟法有別于其他法的一個重要之處，是它的多種類、多層次的調節功能。既有建立市場競爭秩序的引導功能，也有經濟運行中的強行組織功能；既有限制某些經濟領域發展的功能，也有促進某些經濟領域發展的功能。這種多調節功能的相互結合，表現了經濟法調節系統的內在協調和統一。而這種社會整體調節，不僅帶來國民經濟整體的效益，也為法人和自然人的個別利益的實現創造一般性條件，這就是社會公共利益。注釋：
初期，中國存在五種經濟成份，即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公私合營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1952年，國民收入中各種經濟成份占的比重，全民所有制經濟為19.1％，集體所有制經濟1.5％，公私合營經濟為0.7％，私營經濟為6.9％，個體經濟為71.8％。1956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7年，全民所有制經濟上升到33.2％，集體所有制經濟上升到56.4％，公私合營經濟上升到7.6％，個體經濟下降到2.8％，私營經濟消失。1980年，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經濟占60.3％，集體所有制經濟占34.6％，加上全民所有制經濟與集體所有制經濟合營的部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95.3％，個體經濟及其他經濟占4.7％。見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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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和經濟計劃的區別范文第5篇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耐政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和呵護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身就是實施有效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隨著我國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場的發展極為迅速，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市場管理原則已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發生這種變化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也會相應發生變化，所以必須對有關方面進行改革。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角度來看，主要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一是逐漸增加同業拆借市場的市場參與者，根據有關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合作金融機構、證券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參與同業拆借市場，從而擴大同業拆借市場的資金需求，降低銀行信貸資金滯留在同業拆借市場的比例。二是發展國債回購市場，建立國債回購的一級交易商制度，這不僅能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而且還能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交易場所與交易對象。三是加快商業信用票據化的步伐。實現企業間資金融通的票據化不僅有助于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的“三角債”問題，而且還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增加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四是發展資本市場，增加企業直接融資的比率，提高企業和居民戶資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
2.采取措施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它對資金這種稀缺資源的配置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來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然而在存貸款利率受到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利率的這種作用受到極大的限制。市場化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條件之一，從提高貨幣政策效應的角度上說，實行利率市場化是有益的。但實行利率市場化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他們至少包括：第一，對利率變化具有較高敏感度的存、貸款主體；第二，完全商業化運作的銀行機構，它們既有嚴格的風險控制機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動力；第三，中央銀行具有較高的監管水平。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負增長，總體利率水平較低，商業銀行自我約束加強，利率擴張機制受到抑制，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利時機。可以在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對貸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讓商業銀行根據貸款對象的資信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大小，靈活確定貸款利率。此后，對存款利率實行上下限管理，擴大浮動幅度，最終實現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居民戶可以充分自由地選擇金融商品，各類企業可以在利率約束條件下一視同仁地獲得貸款，這樣必能反過來提高居民戶和企業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從而促進貨幣政策效應的提高。
三、改革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
在通貨緊縮條件下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加強是貨幣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商業銀行對央行調控行為的不配合又是貨幣內生性增強的原因。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的存貸款總額仍占全部存貸款總額的近70%，它們的行如何對貨幣政策效應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目前我國四大商業銀行不僅有著一般國有企業的通病，而且還存在大企業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四大商業銀行普遍缺乏風險控制機制，形成了大量爛帳、壞帳（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之后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加強了風險控制。但現在的問題是它們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在強化風險控制的同時沒有構建與之相匹配的激勵機制，以致出現普遍的消極“借貸”的行為，這種行為加劇了這次的通貨緊縮。究其根源，這種消極“借貸”與當初缺乏風險控制一樣，都是產權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論界和銀行實際部門都在探索深化國有銀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級法人制”、“切塊上市”等等。盡管在改革的具體措施上有不同爭論，但在總體改革方向上是比較一致的，那就是國有商業銀行也必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實現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使之成為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真正的企業。
四、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投融資體制缺陷是我國重復建設嚴重、經濟結構不合理和財政政策效應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實踐表明，缺乏微觀指引的擴張性宏觀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貨而使資金沉淀，從而不能帶來較大的乘數效應。那么如何發揮微觀指引作用呢?這就需要深化融資和投資領域的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使資金流入有效益的行業和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在投融資領域的干預，建立符合市場規律和國際標準的投融資體系。具體而言，一方面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貸款回報，并從外部“硬化”企業的財務預算。另一方面，則需要建立和發展新型的中介機構，尤其是高水準的專業化投資銀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識別高回報的投資項目，進行有選擇的融資和投資提高投資的效益水平。不僅如此，這些金融機構可以依托市場對國有企業進行資產和債務重組，從而將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與投融資有機結合起來，造就行為端正的微觀經濟單位，為包括財政貨幣政策在內的各種宏觀政策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微觀基礎和機制。
五、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
消費是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無論是對財政政策乘數還是對貨幣政策乘數而言，都是邊際消費傾向越大則乘數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體居民特別是中、高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對于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此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農民收入，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努力改善農村的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是提高第一產業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物質前提。第二，改革現行農村土地使用權的管理方法，研究農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權并可進行交換的具體方法，以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是改變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對生產率進而提高農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漸取消戶籍制，堅決取消對農民的歧視性就業政策，徹底清除限制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體制障礙，使進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農民獲得體制內生存，享受公正的體制待遇。這既是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徑。第四，實行優惠（至少是公平）政策，進一步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并在政府的規劃及其相關政策配合下通過市場機制引導鄉鎮企業向一定的地域適當集中，以產生集聚效應，促進農村城市化進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非農化進而降低貧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徑。
2.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引導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對未來預期收入與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主要動因。居民的這種不確定性越大，預防性儲蓄的比率就越高，相應地即期消費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可以消除或減少居民的不確定性，使消費持久上升。同時應積極發展消費信貸，促進居民消費倫理合理轉變。居民在從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費轉變為高收入質量型消費時，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變長，若靠居民自己儲蓄，則需要很長時間，使消費波動性較大，容易出現消費的“斷層”。消費信貸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來的錢”，從而使居民消費結構的轉變在支出上得以平緩地實現，降低消費的過度敏感性，避免消費“斷層”的出現。如果說低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可以通過收入調節來激活的話，高收入階層的消費疲軟則只能通過供給調節來激活。應通過供給主體性質的多元化來增加有效供給，從而消除供給結構“折層”，這對啟動高收入群體的消費進而提高他們的消費傾向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優化經濟結構，增加有效供給
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通過最初的政策變量的改變進而經過該變量在一定經濟結構內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
我國目前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第二產業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同一類型的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產業現代化程度太低，勞動生產率低下。這些問題的存在，使社會總供求的結構錯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嚴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給與無效供給，使供給相對過剩，亦即供給相對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并存，在這種情況下，擴張需求僅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往往難以湊效，而必須通過調整結構改善供求的結構性關系來實現。調整經濟結構一是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復；三是要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例如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促進生物工程產業的發展，促進以教育產業化和旅游產業化籌為特征韻精神產品產業的發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較快增長：四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第一產業的現代化水平；五是要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準入障礙，向民間資本開放第三產業投資領域，形成有效競爭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和質量水平，以增加第三產業的有效供給。總之，只有在結構調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給（有效供給）的同時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結構相銜接。這樣財政投入和貨幣政策引致的投資增加才不會以存貨的形式沉淀下來，從而為財政貨幣政策乘數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財稅體制，提高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財稅體制從根本上說是關于資源和收入在社會成員與政府部門之間以及在各級政府機構之間進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為這種制度安排對社會成員的經濟行為有著巨大影響，進而也通過這種影響對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形成發生作用。目前我國的稅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嚴重通貨膨脹的背景下產生的，現在的宏觀經濟背景與當年顯著不同，故現行稅制與經濟發晨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突出，稅收政策與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目標取向顯得極不協調，也因此降低了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現行增值稅，其模式是生產型的，即是一種對投資征高稅的制度，越是高新技術或者機器設備越多的大型企業，不能抵扣的稅金就越多，企業稅負就越重，這種抑制投資需求的稅種阻礙了投資的擴大，不符合加強技術創新、優化經濟結構的要求，從而也不利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內部各工具之間（如利率、稅率、匯率）以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都應圍繞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彼此協調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沖突而使政策效應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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