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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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第1篇

1998年開始起跑，2004年土地招拍掛實行后開始加速，2006年后走向瘋狂，2010年走火入魔，中國樓市猶如一匹發瘋的野馬，一路狂奔。歷經十年調控，我們也未能將其制服。

中國房地產到底怎么了？人們苦苦尋覓，卻未找到答案。經歷過泡沫、崩盤、暴跌洗禮的日本樓市、香港樓市或許會有所啟示。

昨日重現

“維護房地產市場平穩運行”幾乎成了每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尤其是對經歷過經濟波動、房市震蕩的國家和地區而言，穩定樓市更是當務之急。

日本：輝煌與瘋狂

上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大也深刻的一次房地產危機，由此導致了日本經濟隨后十年的停滯不前。

197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并很快超越英德，成為了亞洲第一經濟強國和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人一下子成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富有的他們不僅買下了美國紐約最具代表性的洛克菲勒中心，還炒高了本國的土地和房子。日本的土地也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土地。有資料顯示，當時日本的住房均價是美國的一百倍。東京大阪的土地價格更是比戰后初期猛增了10000倍。

有人說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被“繁榮”沖昏頭的日本政府并沒有看到問題所在，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引導資金流向，只是聽之任之。

日本人“不差錢”，甚至一直在為錢多而發愁。于是便出現了，銀行低利率貸款給居民炒樓，居民再拿樓盤抵押貸款，得到貸款后再炒樓。貸款、炒樓、貸款、炒樓……形成了一個周而復始的圈。

“嘭”的一聲，1990年代，不斷膨脹的泡沫終于撐破了。東京銀座低價一下子暴跌了六成，美國人也以凈賺1000億日元的價格高高興興地買回了自己的洛克菲勒大樓。

總結教訓，除了日本政策的主觀失誤，經濟發展周期的客觀因素也不容忽視。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介紹，從房地產周期的角度看，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和80年代后期分別經歷了兩次周期性波動。

20世紀70年代前期，房地產價格在1973年達到階段性頂點后，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曾在1974年出現小幅回落，但此后不久便重回上漲路線。然而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那一次，房地產價格急劇上漲，于1990年沖到頂點后便開始一路下滑，此后整個20世紀90年代一直處于長期大幅下跌的局面。

日本樓市兩次周期性調整的幅度明顯不同，巴曙松的解釋是，“第二次周期性調整幅度較大，持續的時間也較長，原因在于城市化已經接近尾聲，真實需求基本釋放完畢，投資性需求主導的房地產市場極容易隨著流動性和利率的變化而出現大起大落。”

美國：金融的推拉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房地產泡沫， 100%，110%，120%……美國住宅價值占GDP比重開始快速上升，2005年達到歷史最高點，172%。

空中樓閣不會穩固，吹起的泡沫也終將破滅。在過去的30年里，美國共有三次大的房地產危機，分別產生于80年代世界第一次經濟危機爆發、1991年的小規模房產市場波動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

“對美國房地產市場進行系統性的歷史回顧表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始終受到兩個因素的推動：一是金融體系的發展，尤其是大蕭條后確立的房地產金融體系框架以及80年代以后的金融自由化；二是政府的作用，‘居者有其屋’的理念一直貫穿美國戰后，不管政治理念有多大差異，歷屆政府的一個共同信念是鼓勵私人擁有住房。在這種模式作用下，房地產市場更容易與現代金融體系相結合，并反過來產生重大影響，最終導致房地產市場出現巨幅波動并成為危機的導火線。” 對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表現，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研究院葛瑛在其文章中如此評價。

始于2008年的那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至今仍處于糾正過程之中。

香港：也曾美麗

香港地產真正發展起來實在二戰之后。暨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馮邦彥在《香港地產業百年》一書中回顧稱，二戰至1960年代，香港人口急劇膨脹，經濟起飛，“房荒”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個嚴重問題。及至1970年代初，香港證券市場進入空前牛市，大批地產公司紛紛借此時機掛牌上市。這一時期，由于人口持續增長、經濟欣欣向榮以及受到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香港地產市場呈現戰后以來空前的繁榮景象。

隨著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香港進入1997年回歸祖國的歷史性過渡時期，地產業再次進入新一論循環周期的上升階段。這一時期，香港地產業寡頭壟斷的局面逐漸形成。地產業也成為了香港經濟的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在香港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并關系到千家萬戶的生活，被譽為香港經濟的“寒暑表”。

不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香港地產市道從高位大幅下跌，受到重創，其發展前景正受到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

香港樓市泡沫的起因，一是香港經濟對樓市依賴性太強，二是地少人多，地域限制強烈。

財稅政策，是福是禍？

其實，國外很早就有房地產市場的相關政策出臺。盡管各個國家國情不一樣，但只要是房地產政策實施較為成功的國家和地區，都具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通過建立完善的財政、稅收、利率等政策措施體系，并充分發揮其作用；善于利用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運行。

美國：財政、稅收、信貸三管齊下

美國是一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國家對于經濟的直接干預通常很少，但在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上卻是個例外。為了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美國政府在立法、金融、稅收等方面都大力干預，同時也提出了許多針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計劃，幫助低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問題。

美國政府針對低收入人群的鼓勵購房性措施包括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和信貸優惠。財政補貼是指以公共住房及住房券形式對家庭收入未達到所在地區家庭平均收入80%者進行補貼。稅收減免是針對低收入者減免抵押貸款利息支出、財產稅以及出租稅等。信貸優惠指利用信貸杠桿鼓勵開發商參與建設適合中低收入家庭的經濟住房；為住房需求者提供信用。另外，自2000年以來,美聯儲連續14次降息鼓勵購房者買房。

可以說，美國稅收減免等鼓勵性政策大大刺激了購房需求，使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獲得保障。目前，美國有房戶接近70%，在發達國家處于較高水平，這與寬松的房產政策密不可分。但是，過度鼓勵購房成為次貸危機發生的助推器，為后面的樓市崩盤埋下了伏筆。這是我國政府在把握局勢、制定政策時應引以為戒的。

日本：滯后的房產政策使房價一瀉千里

同美國一樣，日本在鼓勵購房方面也采取了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不同的是，日本在保障房方面也有所作為，政府專門設立實施公房建設的機構為住房公團，開發針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可以說這些政策確實解決了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但對于房地產市場環境的改善效果甚微。

日本的政府的緊縮政策主要出現在80年代后期的房地產“牛市”， 這一階段是日本房地產泡沫快速膨脹的時期，但是從當時日本當局的觀點來看，并不認為泡沫會破裂，所以采取的政策也都是比較保守的措施。雖然1987年以后制定了一些針對降低地價的財稅政策，并沒有充分發揮其作用，有的甚至發揮了相反的作用。

日本政府不僅錯過了財稅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調控的最佳時機，而且出臺了不合時宜的調控措施。另外，政府也沒有把握好土地財稅政策的調控力度，多管齊下，用藥過猛，導致硬著陸，從而對經濟造成了重創。

香港：制度化、市場化的政府干預

香港住宅業的發展及政府的介入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其住房政策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消除“房荒”階段，政府推出“公共房屋計劃”救助和安置最底層居民；第二階段是隨著戰后香港經濟發展的住房條件改善階段，政府推出了“十年建屋計劃”， 將住在貧民窟和木屋的居民遷移出來，并全面改善香港人住房品質；第三階段是“居者有其屋”計劃，幫助中等和中等偏下收入居民購房置業。

對于樓市的打壓控制措施，港府一方面對土地租用進行限制，規定政府每年批租的土地不能超過50公頃；另一方面設立房屋稅收，對所有商業及住宅樓宇征收房屋稅，對土地和房屋業主征收物業稅。

值得注意的是，在樓市調節的過程中，香港一直采用市場化和制度化的干預手段。政府除直接投資興建公屋以外，更多是利用市場化手段引導私營部門優化住房供給結構，包括優惠的土地政策、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

相比之下，中國在引進市場機制時，制度建設卻嚴重滯后。我們在推進土地交易市場化的進程中，對政府濫用權力沒有做出限定，加劇了土地資源的浪費和使用效率低下問題。我們在推進住宅商品化的進程中，對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制度、規范的市場秩序卻沒有建立起來。我們在將銀行推向信貸市場的同時，沒有從制度安排上為他們提供規避和防范金融風險工具和路徑，造成金融風險的集中和銀行經營風險的加大。

樓市政策 各出“奇”招

對于目前爭議頗多的保障房、房產稅以及限購政策，國外其實“早有先河”。

作為一項服務于民的房地產政策，兩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要公平、要有效率。不講公平，偏袒富人的政策，普通老百姓自然會怨聲載道；政府辦事程序繁瑣、效率低下，政策的效果難以顯著。以限購令為例，如果政府能嚴格審核購房者戶籍身份，完善審核程序，那么“假戶口”買房的現象或許能減少很多。

目前我國樓市政策之所以爭議頗多、不能達到預期的政策效果，是因為我們缺乏像美國那樣完善的稅收體制、像日本那樣周全的住房保障體系、像歐美國家那樣嚴密的金融監管體系。所以，完善住房體制、稅收體制、強化金融市場監管是我國走向成熟房地產市場的必經之路。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房地產業房地產稅收政策長效機制稅制改革

正確認識房地產業及稅收調控的地位

(一)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需要擺正位置,堅決扭轉“房地產依賴癥”

房地產業從2003年開始,被確認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視。但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也會產生一系列負面作用,導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違法用地;房地產業的“過度非理性發展”加劇了人口、土地、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房價上漲過快加劇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會不穩定、不和諧的因素;高房價必然抑制居民對其他領域的合理消費,不利于擴內需、促消費;地方收入“房地產依賴癥”對其他產業產生資本和土地的擠出效應,使其他產業可能被忽視,因此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受到影響;大多數中央調控政策的執行最終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對“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的過度依賴讓地方政府既無力建設保障性住房,也無心抑制高房價,這可以說是當前宏觀調控政策作用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擺正房地產業的地位,房價一味上漲和房地產業“一枝獨秀”的發展絕不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模式,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認識和局面。

(二)房地產稅收調控要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努力改善稅收調控方式

房地產行業具有的“資金密集型”和對土地的高度依賴性特征,決定了土地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房地產市場調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稅收調控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不宜頻繁使用,相對穩定的稅收體系更有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在對房地產市場可以采取的常用調控政策中,稅收調控具有明顯的優勢。因為金融、信貸等政策調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稅收政策更多是結構性調整。因此,雖然稅收調控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但在房地產調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稅收調控而言,現在的問題是:當前房地產業的稅收政策,沒有一項是從房地產市場長期發展的角度出臺的。

對前一階段房地產稅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來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實施情況

我國的房地產稅收政策從2005年以來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間為應對房價偏高、增長幅度偏快等現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緊縮性政策;第二階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這一階段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配合國家的擴內需、保增長、惠民生的指導方針,為鼓勵國民購買住房和扶持房地產企業發展,稅收政策以寬松政策為主。從以上兩個階段來看,宏觀調控措施盡管產生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從稅收政策看,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國內大部分城市房價波動較大,同時在總體上延續著不斷上漲的趨勢。第三階段,2009年底至今,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又出現過快增長的勢頭,宏觀政策又開始趨緊,相應稅收政策方面也開始收緊。

(二)2008年以來國家采取的具體房地產稅收政策

2008年3月,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國家減免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和運行當中涉及的有關稅收。2008年11月,為了減輕個人購房者的負擔,促進個人住房消費,將個人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同時還規定個人住房買賣的時候可以免征印花稅,個人銷售住房還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稅。2008年12月出臺的國辦131號文,規定對住房轉讓環節的營業稅暫定一年實行減免政策。規定個人購買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免征營業稅;將個人購買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讓按其轉讓收入減去購買住房原價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轉讓的,仍按其轉讓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這次稅收政策調整和原來執行的政策相比,調整了住房轉讓環節營業稅的征免期,同時加大了稅收優惠的力度。通過這次營業稅的政策調整可以降低住房轉讓交易成本,促進二手房市場發展,鼓勵普通住房消費。

2009年1月1日起,國家廢止了《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消除了內外資企業在房產稅征收方面的“雙軌制”。2009年12月22日,國家下發財稅[2009]157號文,規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這次政策調整把個人購買普通住房后轉讓免征營業稅的時間從2年恢復為先前的5年,體現了政策較以前開始趨緊。

下一階段完善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建議

(一)盡早全面開征物業稅,改革現行房地產稅制和土地出讓金制度

開征物業稅主要是完善財稅制度的需要,同時對調節收入分配、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分稅制體系以及抑制房地產投機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至于調控房價,雖然短期內效果尚待考察,但從長遠來講增加房地產保有階段的稅負、改革現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對房價的合理化和避免過快增長有積極的作用。當務之急是需要認真研究房地產稅制改革的各項現實問題,包括房地產稅的征稅對象和納稅義務人、計稅依據、稅目、減免稅、稅收征管以及過渡時期新舊體制的銜接等具體問題,對這些問題逐一研究解決。考慮到改革的難度,可以采取分步驟,由易到難的辦法進行,可以考慮先行開征“房屋空置稅”和“土地閑置稅”等簡單易行的稅種,將來再逐步過渡到全面開征物業稅。我國的房地產稅收制度必須改革。中國房地產稅制存在的諸多問題,稅制不合理已經成為制約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兩會”期間,有委員提出房地產稅費涉及12種稅,50項費,一套房合計征收62項各種稅費,這也是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二)調整房屋租賃稅負,大力發展房屋租賃市場

理論上,物業稅的納稅義務人應該是房產的所有人即業主,但業主會不會把此稅轉嫁給租戶?事實上,從香港的情況來看,業主普遍會把物業稅轉嫁到租客身上。租戶除承擔租金外,還多交了稅,可以說政府征收物業稅是從租客身上收了一筆錢。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必須調整房屋租賃時的稅負,降低租賃成本,活躍房屋租賃市場。我國稅法規定個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稅一費,不僅稅種多、稅負重,而且在實際征管中偷逃稅款的現象十分嚴重。建議統一稅率,對普通住宅個人住房租賃統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稅,以此來盤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

(三)研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以配合物業稅的征收

從世界各國財產稅征收的情況來看,大多都會配以完善的遺產稅和贈與稅以使財產稅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時贈與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繼承的房產征收遺產稅,這樣可以有效降低房產的長期收益預期。聯系到我國的實際,如果征收大額的遺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會降低富人購置固定資產的原動機。那么相應就應該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從而起到影響房價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2010(1)

2.陳真誠.不表態不代表物業稅不會開征.法制日報,2010(2)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第3篇

農村發展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土地制度則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通過對比分析的方法，對國內各土地流轉試點的農業發展成果進行了綜合分析，試圖提出對我國土地制度的適應性改革中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責。

關鍵詞：

土地制度；農村經濟；土地流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經濟總量的迅猛發展是以初期犧牲農業發展為資本原始積累促進工業發展而取得的，處在當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瓶頸期的土地制度一定會經歷一次徹底的制度改革。當前的國內外學者對中國農業發展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數據搜集和“實證研究”。林毅夫在土地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研究中認為從生產隊體制向家庭責任制體制的轉變是1978-1984年農業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并且這種影響是動態的。盛濟川通過基于“技術非效率”的“殘差分析法”對土地制度變革分析發現農地產權制度對農業經濟增長效用不大。喬榛認為制度是實現農業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我國必須要通過制度創新促進農業增長。

一、土地制度的歷史變遷及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1.土地制度的歷史變遷。農村土地制度是包括農村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管理、流轉、經營等體制和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有直接影響。我國自1950年代以來經歷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有：1950年代初開始實行土地人民私有制；1953至1957實行農村合作化，農業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組織形式；1958至1978開始實施高級農業合作社和的組織生產方式；1979至今則發展成為一直持續到現在的形式。

2.改革開放以來土地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1949-2014年期間我國農業總產值的發展狀況。1949-1957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7.33%，土地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1957-1958年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4.17%，之后的20年里年均增長率為6.02%。1978-1979年增長率達到了18.58%，每一次的過渡時期農業總產值都大幅度提高，農業總產值穩步增長。1979-1988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9.63%,土地承包經營的法律化和與之緊密相聯系的分配方式的轉變，使農村土地產權關系清晰簡明，農民對承包土地的權責關系及其義務明確，這是農民發揮生產積極性、創造性的強大激勵機制。1988-1998年均增長率達到了28.83%，1998-2008年均增長率為9.69%，2008-2014年均增長率為8.36%，由1978至今的數據顯示，在家庭聯產承包制下，農業總產值經歷一段飛速發展的時期之后，年均增長率呈現下降的趨勢。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狀況。隨著我國工業化步伐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人數越來越多，在農民的收入越來越高的同時農業的總產量卻沒有相應的上升，工業化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高，吸引更多的農民放棄農業生產，選擇工業化勞作，使得大量的土地被閑置；由于土地流轉效率低下，大量掌握農業知識和先進技術的農民勞動力無用武之地，他們想要通過農業的產業化和規模化發展農業、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想法不得不因為土地流轉效率的低下而放棄。1979年推行的迅速地提升了農村生產效率。但是其存在明顯的缺點：第一，土地收入占農民收入來源的比重逐漸變小，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脫離土地的羈絆，使得土地利用率降低。第二，度使得土地存在細碎化、規模小、無法進行科學化管理、不利于農業技術的大面積推廣等缺陷。

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人口流動及其就業情況。1978—2012年我國的農村人口數整體變化不大，但是占人口總比中越來越少，鄉村就業人數總體變化不大，但是在第一產業中的人數卻越來越少。因此中國開始實行以度為基礎，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效流轉為目的的二次土地制度創新。但是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流轉范圍較小，相對規模很小。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小規模、小范圍的流轉現象當前所急需的政策不協調使農地流轉的效率顯得更加微弱。所以，全面深入分析農地流轉效率有利于為中國的土地制度進一步改革創新提供理論依據，促進農村經濟更好的發展。

二、土地流轉制度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1.我國土地流轉現狀

1.1從流轉區域來看。從農村土地流轉區域的比較看，華北地區農村土地流轉占全國總樣本數的30.22%，在全國六大地區中占比最高;其次是華東地區，占21.78%;再次是東北地區，農村土地流轉比重占19.53%;以下依次是:華南地區占10.71%，西南地區占7.52%，華中地區占6.92%，西北地區占3.33%。華北和東北地區各地農業發展不均衡，差距較大，并且同一地區中經濟發達的省市，農村土地流轉市場活躍。

1.2從流轉方式上看。我國目前的土地流轉方式主要包括轉包、出租、轉讓、互換和入股等五種形式。另外,在實踐中還出現了反租倒包、代耕代種、托管等新型的土地流轉形式。出租是當前農村土地流轉最常見的方式，也是最容易被農戶接受和認可的。其他方式則相對較少。

1.3從土地流轉面積來看，首先1986—2009，我國農村居民戶均耕地面積、戶均耕地塊數均出現下降；其次2002年以前土地流轉的效率并不明顯，土地流轉規模沒有明顯變化。然后2002年以來土地流轉規模迅速增大，土地流轉趨于集中。最后在流轉規模上超過三分之二的農戶希望進行中等規模的土地流轉。

2.農地流轉對農戶生產投入—收益的微觀影響。中間要素投入情況來看，轉入戶中間要素投入遠大于轉出戶和未流轉農戶，轉入戶從別的農戶中轉入土地采用集約化生產方式進行規模經營減少生產成本。從農戶勞動投入情況來看轉入戶勞動投入明顯比轉出戶和未流轉戶大，主要是因為轉入戶從事專業化農業生產進行長時間農業經營和勞動投入。

3.農耕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效率的理論分析。首先土地流轉有利于提高農民的土地收益率，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還有利于社會公平。農戶在得到租金的同時，還能通過大規模生產提升生產效率。其次，有利于提高農業產出率，加速農業經營現代化、科學化、規模化、產業化。農耕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使得農業生產規模化，有利于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提高農業產出效率。然后，農村土地流轉有利于減少農村失業，將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向工業生產中去，提高了勞動力的利用效率。最后，有利于提高農耕地利用率，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實現土地的高效利用

三、我國現階段試行的土地流轉模式和對政府的建議

1.我國目前的土地流轉模式及其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優缺點。近年來學者對農村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分析以及農民的積極探索逐漸產生了多元化的演變，各個農村試點的相繼推出也多少都有相應的成效，其中主要包括股份合作制、租賃制、村辦集體農場并存制、兩田制、使用權拍賣制、活化使用權制等。以上幾種土地流轉模式在試點推行的過程中要因地制宜才能夠有效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為各地區的農村經濟發展做出貢獻。而不能一味的選擇相同的成功模式套用。

2.對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發展的建議。

2.1完善農村土地的收益權與處置權。根據科斯定理可知，不同的權力界定，會因為交易成本的存在引發不一樣的資源配置效率。不同的土地流轉方式會形成土地的收益權和處置權的變化，但是如果變動的收益權和處置權不完善增加了交易成本，會影響土地流轉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土地經營權的內容及邊界，提高農村土地使用效率。

2.2發展土地流轉中介服務組織。農地流轉效率低主要在交易費用高昂，很多農戶流轉土地的途徑少，交易繁瑣，法律知識淡泊，而且沒有合理的途徑，所以很多土地即使被荒蕪，也很難流轉出去。政府應該鼓勵鼓勵土地流轉中介組織。

2.3政策扶植，并鼓勵土地承包農戶專業化。很多農戶承包土地進行種植，沒有專業化的知識和管理方式，加上農村經濟不發展，交通運輸不方便，沒有健全的保障措施，所以農戶收入少，沒有保證，風險大等。政府應該加強對農戶的培訓和專業知識培養。

2.4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的制度保障。首先嚴格控制土地流轉的轉入，避免農村土地的流失；其次是嚴格農村土地流轉的征用和補償制度；然后是繼續農村戶籍改革，加強對非農戶口的農村居民的就業指導；最后是建立合理的稅務調節機制，多退少補。

四、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土地制度一直在適應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每一個土地政策在實施初期都高效的推動了當時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逐漸表現出一定的束縛效應。目前我國的土地制度也在政府以及民間的積極改進中走上了新的道路，逐漸形成了以度為基礎，以土地流轉為主要方式，積極開拓土地流轉形式的多元化和科學化，使中國的農業走向科學化，規模化，集約化和現代化的現在農業發展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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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榛、焦方義、李楠：《中國農村經濟制度變遷與農業增長—對1978—2004年中國農業增長的實證分析》，載于《經濟研究》2006年第7期.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土地輪轉；金融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人口轉移

一．對農業生產中勞動力價值的重新認識以及如何建立農村土地資源的輪轉制度

近來對于農村土地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多，多數意見認為土地所有權問題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我們認為明確土地所有權并容許土地輪轉并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途徑，農村問題主要是農民問題，是多數農民不知道該如何在商業化社會中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的問題。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買賣，大量手頭缺少現金、生活貧困的農民會立即以很低的價格出賣土地，而在出賣土地一段時期之后并不能保障自身生活條件的長久改善，這樣農村問題就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決。我們說農村問題的關鍵在于針對中國國情對農村土地和勞動力價值的重新認識。

農村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二元化的社會結構中農村的勞動力價值沒有得到社會的充分認可，農業群體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沒能得到社會的恰當評價。這牽涉到依據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而形成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能力的問題，涉及到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對相同行業在國家中地位的價值判定是否應該依據相同標準的問題，它的解決涉及到是否要依據自身情況而突破傳統理論的問題。

我國農業成本的低廉不是開放的國際環境下的成本低廉，而是建立在我國社會的二元化結構基礎上的農村和城市兩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過大造成的相對的低廉。這種低廉是與我們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相違背的，也是諸多農業問題的根源，急需改變。

參照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土地集中是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降低勞動力成本的根本途徑，在我國這樣的農業人口大國土地的集中是需要十分慎重的，如果措施不得力就可能引起社會動蕩。如前所述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據國家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的措施解決土地集中以及農民與土地分離之后的生活保障問題。

承認農民對于土地擁有絕對的使用權就可以作為土地輪轉的基礎，依此以農民現實承包土地為基礎在鄉鎮范圍內進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確認，頒發法律憑證。容許農村現有資金以及城市資金注入成立大型的農業公司，從事種植業為主的農業生產，公司依據法律程序向自愿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征收土地，采取每年或者每月給與一定現金補助的形式把土地征用款發放給農民，在農民進城時作為基本生活保障。

農民可以按照自身意愿轉讓和收回土地使用權，但對于種植業這樣有一定周期性的行業，隨時交換土地使用權時不現實的，可以采用適當的形式如每年可以在一個特定時間段進行輪轉，或者采用農業公司留取一定機動土地進行輪轉的方式即可。公司在一定時期后對于已經在城鎮安居的農民可以采用一次性支付的方式得到土地長期使用權，政府和農會共同對此行為進行督管。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對于公司進行扶持或者補助，以及針對其主體部分對于城鎮化的具體措施采取微調以配合整體戰略的實施。

采取這種方式的優勢是：⑴實現了土地集中，為現代化農業的實施打下了基礎，給中國農業生產力成本的真正降低創造了條件。⑵避免了土地所有權的爭論，土地仍然屬于國家所有，但國家不參與對其產業利益的分配，產業利益的分配只在原有使用者和現有使用者之間進行，操作層面僅僅存在土地使用權的轉換。⑶避免了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交易可能帶來的農民拋售土地后失去長期保障的現象。土地使用費階段性發放無論是對于進入城鎮的農民還是繼續在農村的農民都相當于一種社會保障。當然這種保障是比較低的，仍然需要農民在進入城鎮后謀求新的職業。⑷給農業人口城鎮化在農村方面的進行打下了基礎，起到了一定的社會保障作用，為農業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奠定了基礎。

二.教育改革問題

我們說學校教育的目的是為社會培養和輸送人才，這是從社會角度來說的，它需要我們首先能夠認清社會現實、了解社會需求。在我國現階段需要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要求可以從直接增加就業機會和增加就業層次兩方面入手。前者在某個層面可以理解為增加企業數量，后者在某個層面可以理解為構建新的就業形式。我們在對人才成長的研究中發現這些能力的產生需要以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增強為基礎。針對于此要求學校教育的目的應該調整為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實踐能力。這在一方面讓學生能夠更迅速更清楚的看清所處環境的結構，運作機制，另一方面讓學生能夠在具體操作中達到知行統一。那么現階段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應該是，重新構建教育的評價體系，增加教育層次，增加教育和社會就業的聯系程度。

現有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并不是說高學歷的人太多了，更多的是大學生本身和家長沒有從以往人才培養的意識下走出來并忽略了社會發展現狀，從而對大學生能力的認可程度過高。本科多了讀碩士，碩士多了讀博士，似乎高學歷成了保障，事實上這種考試和評價制度下很多學生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生存能力都不高。這就需要改變教育制度和評價體系。

⑴在社會輿論方面引導整個社會重新認識教育的目的，把大眾從高等教育是為了培養人才的意識下喚回，而真正認識到教育僅僅是社會成員自身豐富并獲得一定認識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的一個過程。而在人才選拔上豐富各方面人才的選拔評價方法，甚至設立專門的人才評價機構。

⑵在學校和教育部門方面增加教學科目設置，觸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增加教育的深度，特別是把教學科目和現在的科學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前沿相結合。這就為就業層面的豐富打下了基礎。同時以學校帶動圖書館，帶動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為接納和承載更豐富層面的供給打下需求的基礎。

⑶增加教育和社會就業的聯系程度，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建立高效創業實驗園區，由城鎮與高校相結合，社會各方出資構建一個產業鏈的龍頭，采取共同投資共同受益的方式架構這個產業鏈條。實驗園采取實驗組，孵化器，保障機構以及評審機構相結合的方式，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所學計劃創業項目，報送評審機構審核，通過審核則啟動孵化器進行創業，實驗園的保障機構給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輔助，多方共同獲利。

這些措施讓學生所學是自己所向往的方向，并且能在學校直接和社會相接觸，避免了教育同社會、同就業的脫節，并且為社會生產多元化奠定了基礎。高校創業實驗園與城鎮的合作避免了科研對大城市偏重的現象，更大程度調動了資源。也由于研究成果當地實施的原因，對當地經濟發展，就業問題解決，整體人群文化素質的提高，以及城市建設，提高城市勞動力吸納能力等問題的解決都有利。

三.資本的啟動和轉移問題

在中小城市和城鎮集團建設過程中，項目啟動資金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考慮的。我們看到，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個人并不是沒有資金，而是我們沒有對這些資金的投資加以很好的引導。我們看到部分省市已經開放民間資本對大型項目的投資，這是一種引導，但是我們說對于城鎮化這樣需要大范圍、全方位投資的建設來說這是不夠的。

我們說一方面進行農村和小城鎮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增加城市金融機構的投資范圍，規范投資方式，引導資本向農村和小城鎮方向流動是很必要的。除了金融機構還可以放開和鼓勵民間資本對農業的投資，并給與一定的政策傾斜。對于農業相關產業減免稅收和其它費用，利用金融機構開辦針對優質農業項目投資的基金，深入研究信貸基礎，在增加監管力度的基礎上加大放貸力度。政府撥款籌建大型工、農業項目，發展戰略性投資項目，發展軍工項目，從而帶動所在地區相關產業發展，讓一個項目帶動一個地區，這就是把錢花在刀刃上。同時增加融資手段，建立民間融資機構，使企業閑置資金可以進行自主的投資項目選擇，得到更高的增值空間。

四.農村，小城鎮金融改革問題

我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體是農村信用合作社，長期以來它的操作都不是十分規范，這就帶來了很多爭論。我們看到多數爭論的焦點都在在我國是不是要走合作化道路上。有意見認為應該按照合作制原則改造農村信用合作社，另有意見認為應該組建股份制商業銀行，而雙方都是以現有的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為依據。在我國一直存在這樣一種思想，就是用某種理論來規范行為，而沒有意識到理論的存在僅僅是對現象在某個時空條件下的解釋，拿出一種理論，哪怕是一種在發達國家百試不爽的理論對于我們來說也可能是根本沒有借鑒價值的。所以我說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問題不在于“合作制”要不要存在，因為這種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不是能夠很好的解釋、解決中國現階段的問題本身就是有待研究的，所以我們說農村金融體系改革不在于用如何現有的理論來指導，而在于用什么具體方式解決農村金融所存在的問題，這就是走中國特色道路思想的根本所在。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金融領域也表現出一些特征。那就是金融總量的擴大，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體制的市場化。但是我們看到，這種金融總量的擴大在很多農村地區并不是建立在更好地為農民服務的基礎上的，而是為金融機構自身利益服務的，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對于多數農村地區還是顯得很遙遠的，而金融體制的市場化存在著很大的主觀意識，是為了市場化而市場化，而不是在經濟發展的潮流中根據用戶需求和自身發展的需要自然的向市場化方向靠攏。因此我們說在城鎮化過程中，金融機構要對自身利益的定位進行一些調整，要把長遠利益的眼前利益相協調，把膽子放大，工作做細，從具體的運作方法上回避風險，這就要求在市場化的同時更多的為城鎮長遠發展建設服務，使服務種類和數量與當地的實際經濟需求相適應，在一定時期內淡化某些指標的概念，把城鎮化的金融保障工作做的深入、切實。還可以一方面對信用社進行改革，一方面引入新的大型金融機構，這就從內在改變原有金融機構的結構，又從外部引入了競爭。讓它在新的思路下運作，又在新環境下學會服務的規則，自然而然的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這樣既改變結構又構造環境的方法正好是針對舊有金融機構存在的各種問題開刀，所以能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根據各地自身情況，對于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可以采用把信用聯社改造成為服務性農業銀行的方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地區可以采用組織較高級別的農村信用聯社的方式，便于更好的控制風險，以及在更大的范圍內調動資源。總之是以為農民、為將要構建的大型農業企業、為城鎮化提供更好的、更周到的服務和保障為前提，有利于這個前提怎么樣行式的改革都可以。這就是解決方法從單一模式向多元化的轉變，這就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不僅僅要容許組織形式上的多元化，也要容許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容許城市資本、民間資本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注入，在各地形成多種所有制形式的農村金融機構。一方面為農村和小城鎮建設帶來了更多的資金，一方面也是構建環境利用市場手段對于閑置資源的有效調動，是為金融領域的市場化轉變營造了大的環境。形成一系列的農村合作聯社，一系列的城鎮商業銀行，讓他們更多的針對個體服務，甚至可以在一定時期以后可以把這種針對個體服務的金融機構組織起來形成一兩家新的農業銀行。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在初期要對這些改革后的金融機構加以保護，對其在市場環境下的不利因素加以控制，在某些方面減少大型銀行對它的競爭威脅；金融機構的自身定位在城鎮化過程中應該更偏重于服務性，讓它能夠在農村城鎮扎根并長期發展；在城鎮化過程中與地方政府緊密聯系，更好地為城鎮化服務，在一定時期以后，城鎮建設初具規模，政府逐漸與其脫離；盡量做好基層工作，對于大項目最好移交大型銀行運作，避免資金上的緊張。

在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展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信用問題，特別是針對農民個人的貸款，經常是并不是沒有錢，而是不敢放貸，很多地方為了避免這種風險可以說是花樣百出。總的來說是現有的信用基礎有問題。片面的強調自由和法律的作用并不能解決信用基礎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既然承認勞動的價值，既然在農村和小城鎮又有那么多需要做卻沒有人做的事情，可不可以采用金融機構投資做勞動密集型公益事業的形式來解決？就是說容許金融機構運作一些有長遠收益的公益性項目，和城鄉建設項目，這樣由于項目本身的盈利性能保障金融機構的收益，特別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可以對無力還貸的貸款者優先雇傭，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以其勞動余額償還貸款。這樣就達到了建立放貸信用基礎的效果，緩解了個人貸款中出現壞賬的壓力，并且給小型金融機構以穩定的收益，而且還能建設一部分公益事業，這是四全其美的事情。在這樣的金融改革過程中，要加大監管力度，特別是對于基層銀行和信用社的內控機制的監管。一方面是保證對于農業和城鎮化的投資方向，一方面是保證資金運作的安全性，一方面是抵制新的腐敗滋長。在這個過程中針對出現的問題逐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為日后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驅除障礙、構造環境。

五.人口向城鎮的轉移

人口向城鎮的轉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業人口的城鎮化過程，一方面是大城市人口的向城鎮轉移的過程。前者的轉移在數量上是主要的，這個過程對于接納城鎮來說是總的需求增加的過程，是我們城鎮化的主要目的；后者在數量上并不是主體，他主要給城鎮帶來技術，思路，方法以及更多的就業機會，只要在資金和政策上給以扶持就可以解決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就業問題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所以對于接納城鎮來說是一個總供給能力增強的過程。對于人員流動的具體的環境構建可以從以下一些層面進行運做：

⑴大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轉移。

大中城市低收入群體及老年群體轉移問題主要針對人群大致三部分構成，一部分是離退休職工，他們有一定財產，有一些技術經驗，能吃苦對生活要求不高；一部分是初高中畢業閑散人員，沒有什么財產或者家庭可以提供一些小額投資，有一些知識或技術和再學習能力，向往好的生活，不適合大城市激烈競爭；一部分是有一定能力不喜歡大城市緊張生活的人員，有技術可以獨立創業，有一定經濟基礎，喜歡平淡的生活。這三種人在大城市中基本屬于活力相對不足的人群，但是只要給他們適當的環境就可以開發出他們的潛力，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并為社會建設出力。

大中城市人員向小城鎮移動的益處是可以解放大中城市中無活力人群對城市資源的占用，降低其生活成本，比如住房交通等，由于他們的讓出使城市能夠更大程度接納農村能吃苦的年輕勞動力，和一部分高學歷就業，提高城市活力，進而加大城市用工需要，進一步促進就業和農業人口非農化進程；同時帶動鄉鎮發展，相當于一部分知識技術資金投資，為農村人口城鎮化增加接收能力，同時也能相對提高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利于城鄉交流。

相應措施在城市方面要多方式啟動移民工程，拿出多種針對不同情況人群的具體的操作方式，從生活環境改善和就業機會增加上引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對轉移人口給予優惠政策，養老保險等按期撥付；開辟固定財產主要是房產轉讓市場，甚至可以政府接管一些，促進其流動；進行正確的宣傳引導，組織考察團等形式的組織讓有移動意向的群體真正知道好處；開放戶籍制度。在鄉鎮方面提供足夠的房屋，良好的置業政策；提供小額創業貼息貸款；按照自身發展需要引導就業；盡量穩定其工資待遇，解決子女教育等問題。構建良好的交通設施，便于往來。

需要考慮的問題有：人民群眾的城鄉差別觀念——可以通過宣傳和引導將移動人口實地考察來改變；傳統的贍養關系觀念——可以通過制度保障，說服來改變；故土難離的觀念——可以用實際的生活水平提高作為主要引發點，并采取就近安置，提供便利交通來引導；與政府現有經濟政策有抵觸——可以做戰略上調整；資金困難——可以啟動一部分民間資本，改造城鎮級金融服務項目，政府做貼息貸款等來實現。

⑵建立高校創業實驗園區。

在高校教育改革方案實施的基礎上，采取高校與小城鎮合作創辦創業實驗園的方式，把地方硬件和資金，市場資源直接提供給高校使用，把高校的學術和研究資源直接通過這種形式引入到城鎮建設中。讓就業和社會直接聯系起來。一方面對于學生相當于在就業前直接接觸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就將有很大一部分人可以尋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大大緩解就業難的問題，一方面對于城鎮總將有一部分學生留在城鎮居住工作，這相當于為城鎮留下了人才，為其日后的發展打下了基礎。高校創業實驗園區的建立還將附帶很多相關的科技文化研究成果，這些將有利于產業多元化和就業層次多元化的實施，從而在根本上改變我國的產業結構，為進入后工業時代打下基礎。

⑶招商引資及建設老教授再創業機制。

招商引資就是繼續依靠自身自然資源和構建的資源等條件吸引外來商業投資的過程，這里城鎮的引資主要是在前期以自身自然資源引資，在中期依靠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時規劃而得來的資源優勢，以及本地高校實驗園研究成果等來吸引投資者。這主要是一個自身經濟環境改良的問題。發動大企業參與到小城鎮建設中來，小城鎮的建設不僅僅是當地政府的問題，不僅僅是移民的問題，而是全國人民共同面臨的發展問題，是中華民族能不能持久維系的問題，是黨的戰略規劃能不能實施的問題，是共同富裕能不能實現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把企業投資與地區和全國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相結合，把對口支援與擴大西部市場相結合，把企業投資和解決城鎮就業相結合，這才是解決農村問題和企業長久發展問題的根本途徑。

我們經常在城市的公園，茶舍看到很多離退休的老專家，老教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對于賦閑在家并不覺得舒適，反而喜歡去思考，喜歡融入社會，并且他們往往有獨特的視角，更高的認知能力，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如果能夠在大城市人口移動的過程中給他們提供好的生活條件，讓他們在城鎮養老，并且開始自己的第二次創業無疑是給城鎮增加了很大的社會資源。當然對于這一部分老人有身體上和精力上的不足，我們可以通過組建適當的組織結構的形式來彌補這些，并給與一定的項目啟動資金，特別是致力于城鎮社會保障方面的項目要給與扶持。本著自愿的原則，在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基礎上更大的開發社會資源，為城鎮建設服務。

⑷創辦政府或金融機構督管下的創業投資咨詢公司以及資金上的保障。

很多民間項目無法啟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對市場清醒的認識，這樣也就沒有辦法做投資前景分析，甚至很多小本生意都讓投資者由于彷徨。而民間的投資咨詢公司很少針對中小投資者，能夠疏導的不能得到很好的疏導，這也是造成城市就業壓力的一個原因。

建立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督管下的針對小型投資者的咨詢公司就能夠很好的解決這些問題，由于從業人員的眼界和專業分析能力能夠對小型投資者的投資給與保障，又能夠適時掌握城市各行業的整體情況，甚至可以指導性的調整，這對于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也是十分有利的。在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的督管下才能保證真正的為中小投資者服務而不是謀求自身利益，并且可以和金融機構在城鎮化過程中為投資者提供的其他服務相協調，能夠更好的保障貸款的安全性。

農業銀行和信用社在加大監管和建立指導性投資咨詢公司的基礎上放寬放貸條件，對有前景和有戰略性的投資項目甚至可以給與政府保障或貼息的貸款。商業銀行和民間金融機構開展相似的高監管力度下的投資性貸款。

⑸構建商務信息平臺。

小城鎮經濟生活的不活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很好的信息交流平臺，不能夠給居民提供很好的信息渠道，不能夠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信息。如果各城市能基于自身情況構建一個電子化商務信息平臺，并在一定區域內達到對各城市信息平臺的連接，那么他就將成為城市對外宣傳的一個窗口，同時使城市的整體商業環境的建設得到一個提升，也為本地企業走出去做好了基礎工作，為日后創業園的產業化打下伏筆。

⑹建立區域經濟合作聯盟制度，促進區域內商品流通，打造區域性品牌。

在建設城鎮集團的指導思想下，依靠區域聯網的商業信息平臺，實現區域內的經濟合作，促進區域內的商品流通，并在此過程中打造區域性品牌，以優質優價以及地域性優勢占領市場。地區各行業保持良好的信息溝通，讓本地區供求盡量在本地區解決，加快產品流通速度和數量，達到資本的本地積累本地化。從城鎮小而全的產業結構向地區大而全的結構轉變。一方面合理保護了本地產業，一方面達到資本積累，為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⑺居住和文化方面。

在城鎮建設問題上要重視本土文化的延續，各地域要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要都按照大城市的建設方法拉建設。重視生產與環境的關系，營造良好的居住環境，為進一步吸引城市和農村人口創造條件，做到“引其來、使之安”。并且加大城鄉道路建設，便于城鄉交流。

對于個人購房貸款進一步放開，采取多種形式為城市和農村移民在城鎮的定居提供便利。對于農村移民可以由政府和企業來投資進行一部分移民的房屋建設，可以借鑒三峽移民的工作經驗。特別是對于移民和原住民的融合問題，甚至可以把它當作一項政治工作來作，細致到街道、居委會。加大對各地區歷史文化的深度發掘和宣傳教育工作，在教育學習和相互交流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各地于自身的新的文化特質。重視對這種新型文化積累的記錄、分析、整理工作。以居住的小區域為基礎使之成為文化交流的基層載體。

六．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保障問題

我們看到農民主要是靠土地、靠子女或者靠自我積累為自己提供保障。這種保障是對傳統思想的繼承，在歷史上對于社會結構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當前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這種保障體系在保障能力上就顯得捉襟見肘。誠然它為我們建設國家，發展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贏得了時間，減小了壓力，但是這是與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相違背的。所以在當前這個條件已經具備了的時候就需要著手對它進行改變。

社會保障的作用是為低收入者提供生活保障、維持社會的穩定并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們看到我國各個地區的具體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這就要求在具體實施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不要把社會保障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模式化。各地區要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情況，考慮到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和長遠發展因素，照顧到社會承載能力等問題來實施社會保障。由于經濟基礎不同堅持采取城市和鄉鎮分制的原則，對于城市和部分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城鎮應該盡量把社會保障的相關事務交給市場來運作；對于農村部分根據土地流轉的具體辦法將一部分保障資金以農業公司土地租賃款的形式發放，對于進城的農民再由當地政府扶持就業，這就有了生活保障，當經濟條件逐漸轉好的時候可以把這一部分人的保障交給市場來運作。對于留在農村的農民，一部分將進入農業公司工作，社會保障由公司承擔，國家可以給與一定補貼和政策上的優惠；一部分將仍然作為個體農戶存在，但是將由于整體農村人口數量的減少使收入增加，這一部分人可以采用聯保的形式，再由國家補貼一部分作為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

農村人口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保障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災害與事故保險四個方面。對于養老部分在這個時期應該依然采用社會和家庭相結合的形式，這樣不會給社會造成過大壓力，也由于對親情的提倡利于整體社會的整合。醫療保險可以采用國家補貼，群體聯保的形式來作為過渡。對于最低生活保障的問題由于經濟能力原因可以暫時擱置，只對于個別無勞動能力的進行救濟，在整體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時候再進行規劃。災害與事故保險要以保險公司為主，大面積鋪開，這需要政府的政策參與和支持。我們看到上海周邊地區的農業投保率是比較高的，其中不乏經濟情況好的因素，但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災害與事故保險事務中借鑒。

七．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及政府的退出

我們說在城鎮化過程中要更多的利用政府的指導、調配作用，能夠更好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營造環境。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并不能忽略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這就要求政府意識到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是經濟行為主體獨立化的過程，給生產者，消費者更多的自主性，讓經濟行為主體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經濟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對制度改善的參與。要求政府的經濟決策分散化，從微觀決策領域退出，只在宏觀領域起作用。要求政府引導所有制形式向多元化轉變，要求政府逐漸退出產品和生產要素的定價過程，要求在政府的監管下使經濟行為逐漸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秩序化、信用化。

我們看到很多社會問題的研究者都對城鎮化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多看法都是有理論和現實依據的，對于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有一定價值的。而城鎮化進程的緩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實施者對問題的認識不足或者顧慮太多而帶來的實施力度不夠造成的，這就需要進行一次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的思想梳理，使實施者通過這個學習、交流和再認識的過程了解到城鎮化問題的實質和具體運作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從而能夠選擇適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確保城鎮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過渡時期的土地政策范文第5篇

國際直接投資2001～2002年出現下降，這種趨勢目前仍在持續。短期來看，由于戰爭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國際資本市場很快再現繁榮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國際FDI流動趨緩的勢頭將持續一段時期。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推進，國際直接投資仍將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并出現快速增長。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4月1日發表的分析報告指出：全球FDI將在2003年出現復蘇，2004年實現較快增長，2003～2007年期間的增長速度可能超過世界GDP和國際貿易的增長水平(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年4月2日)。

近年來的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跨國購并仍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導方式。統計表明，2001年世界直接投資的急劇減少，首先是跨國公司之間的購并大幅度下降所造成的，但是，由于跨國購并額的下降幅度與全部直接投資流入額的下降幅度相近，前者在后者中所占比重并沒有降低，跨國購并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資方式。

第二，IT投資是引發國際直接投資波動的決定性因素。IT產業購并投資的快速增長曾經是90年代后半期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特點之一，2000年該行業購并增長對全部購并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2.8％。另一方面，在2001年跨國購并的下降額中，僅IT投資購并的下降額就占了55.5％(日本貿易振興會《貿易投資白皮書》，2002年9月)。2002年起IT商品和服務開始進入緩慢復蘇階段，但是由于海灣戰爭的影響，國際著名機構（美國高技術調查公司IDC）已經將原來IT產業投資6％的增長預測值下調為3.7％(《中國經濟時報》，2003年4月1日)，據此估計，短期內IT相關的直接投資仍然難以出現較快增長。

第三，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比重有所提高。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部直接投資的比重，1997年曾經達到41％，但以后逐年降低，2000年僅有17％。2001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雖然也出現下降，但由于下降幅度明顯低于發達國家，使得所占份額上升到28％。主要原因在于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以綠地投資方式為主，而這種投資受發達國家資本市場波動的負面影響相對較小。

第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出現兩極分化傾向，2001～2002年，中國、菲律賓、印度等國家仍然保持了較大幅度增長，其中中國2002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已經上升到發展中國家流入總量的37％(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全球發展金融》，2003年4月2日；另外，2001年中國吸收外來直接投資占發展中國家的比重是23％)；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下降幅度很大。二是墨西哥作為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同時又與EU（歐盟）建立FTA（自由貿易協會）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吸引直接投資方面成效突出，在連續幾年增長的基礎上2001年再增86.1％，占世界FDI總額的比重也由0.9％提高到3.6％，表明已經加入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中國家在吸收直接投資方面具有較強的競爭力。三是各國競相采取更為開放和優惠的吸收外資政策，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注意。

二、周邊國家吸收外資政策的新特點

（一）韓國的外資優惠政策

90年代中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韓國政府開始改變以往限制外資流入的政策，采取積極措施鼓勵外商投資。首先是大幅度放寬行業準入和各種限制性規定，其內容：一是放開準入行業，在所有1058個行業中，僅有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廣播電臺、電視臺等4個行業禁止外資進入，其他全部放開。二是放開關于外方持股比例的限制，1030個行業允許外方100％持股，只有24個行業有不同程度的比例限制。三是取消過去對外資企業持有土地用途和面積的限制。四是放寬關于外國投資者投資資金下限的要求，目前的規定是投資資金不得少于5000萬韓元（約5萬美元）和投資比重不得低于10％。

其次是實施外商投資的鼓勵和優惠政策。1995年4月韓國開始實施新的《引進外資法》，將電子信息、電氣機械設備制造、精密機械、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運輸、環境能源領域、社會基礎設施等行業列為鼓勵行業，此后在1998年11月又進行了補充。目前總共有533個行業被確定為鼓勵外商投資領域。對于這533個行業，主要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對企業所得稅實行最初7年免征，以后3年減半征收的“七免三減”政策；二是對投資用機械設備免征進口關稅、特別消費稅和附加值稅；三是對投資企業進口提供通關便利。

（二）泰國的外資優惠政策及其特點

按照泰國政府2000年3月公布的《外國人事業法》，所有行業都允許外資進入，只是在43個行業外方持股比重或外方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不得超過50％。其中絕對禁止的行業有9個，需要經過內閣會議同意并由商務部長批準的行業有13個，需要經過外國人事業委員會同意并由商業登記局批準的有21個行業。絕對禁止外方持股超過50％的領域包括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農業、果樹園、漁業、藥草采集、文物交易拍賣、佛像和僧缽的制造和販賣、土地交易等。

按照泰國的產業分類，鼓勵外資進入的行業有126個，第一類是26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行業；第二類是18個采掘業；第三類是16個輕工業行業；第四類是22個機械、運輸設備和金屬制品等行業；第五類是電子、電氣機械零部件行業；第六類是15個化學、造紙、塑料等制造業；第七類是20個服務和公共事業行業。對鼓勵類行業的優惠程度根據投資地區有所不同。所有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包括：從盈利之日起的3～8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如果在免征期內發生虧損可以從優惠期結束后的稅前利潤額中扣除。其次，還根據不同地區對外資企業給予不同的機械、原料進口關稅減免優惠政策。

（三）日本的外資企業鼓勵政策

不僅發展中國家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在這方面進行嘗試，日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從80年代中期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以來，基本取消了對外商投資的限制。但是由于其國內企業之間所特有的序列紐帶關系，以及人工成本高昂等因素的影響，外資進入相對困難。90年代以來，長期的經濟蕭條使得日本政府開始大幅度調整經濟政策，希望通過吸收更多的外國資本給日本經濟帶來活力，尤其是許多深受人才外流困擾的地方政府也準備通過積極吸收包括外資在內的投資者來本地投資，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1998年日本政府出臺了一項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決定對157個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信貸擔保，擔保范圍包括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貸款，最高擔保額可以達到企業全部資產的95％。此外，為了完善面向外資企業的服務體系，日本還在政府設置的企業信息服務機構“日本貿易振興會”建立了專門的咨詢窗口和網絡。

近年來，日本政府進一步提出了通過制度創新促進結構調整、振興經濟的方針，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允許地方政府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結構改革特區”，并通過頒布專門法律在特區內實施特殊政策。其中包括了以吸收外資為主要目的的“經濟特區”。例如在日本沖繩縣設立的“特別自由貿易區”，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實施了以下優惠政策：一是區內企業可以從事加工貿易、保稅（關稅和消費稅）加工產品并出口，如果產品需要在國內市場銷售，企業可以在按照零部件、或按照成品自由選擇一種稅率繳納關稅。二是對區內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法人事業稅、固定資產稅、土地保有稅等減免優惠待遇；其中關于企業所得稅的減免政策規定：在開業后連續10年中企業所得稅按照從企業所得中扣除35％之后的基數征收；照此計算，在前5年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2.9％，相當于法定所得稅率（40.9％）的55.9％；后5年的所得稅率平均為27.4％，相當于法定稅率的67.0％。三是對制造業設備投資給予一定減稅優惠，如可從企業所得基數中扣除相當于機械設備購入價值的15％、建筑物投入金額的8％；同時投資設備可享受特別折舊優惠。四是對區內企業吸收當地30歲以下年輕人就業給予特別補助和獎勵，其中補助最長可享受兩年，補助金額最高可達補助對象員工工資的1/3。五是區內企業還可以享受沖繩縣的其他鼓勵性政策優惠，如對制造業、公路貨物運輸、倉儲、包裝、批發商業、軟件、信息處理服務、信息咨詢服務、設計、自然科學研究等行業給予產地調查、清理和購置費用補貼等。該區從2001年建立以來，已經在吸收外來投資方面取得明顯成就，其中包括來自德國、意大利、加拿大等國企業的投資。

除了以上三個國家之外，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和印度等國家都在繼續實施、并不斷增加鼓勵外商投資的優惠政策和措施。

三、我國在引資競爭中面臨的主要壓力

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和巨大市場規模以及大量存在的廉價勞動力是我國在吸收外資方面的明顯優勢，這也是2001～2002年我國吸收FDI能夠實現恢復性增長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許多國家競相調整外資政策，向外國投資者提供更多優惠，各國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激烈，再加上我國目前在市場體制、投資環境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今后吸收外資的總體形勢不容盲目樂觀。

（一）政策優勢正在逐步消失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經濟主體結構單一、市場化程度很低，投資環境與國際水平相差甚遠，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進程，采取了積極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發展戰略，并向外資企業提供了各種政策優惠。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已經初步形成，投資環境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外商投資企業長期享有的部分超國民待遇陸續取消，目前僅在投資設備進口、加工貿易管理和企業所得稅方面保留了一些區別于內資企業的優惠政策。但實際上這些政策與韓國、東南亞國家相比已經沒有什么優勢，在優惠期限、行業準入限制等方面甚至處于劣勢。

（二）流入我國的直接投資增長存在不確定性

90年代的經驗表明，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與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趨勢并不完全一致，多數年份出現反向變化，即在國際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時期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明顯回落；而在國際直接投資蕭條時期我國吸收的直接投資會出現強勁增長。這種特點說明二者之間、特別是我國與美國等主要資本流入國之間在吸收國際資本方面存在一定替代關系。2002年中國吸收外資首次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位，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引資競爭力已經超過美國，主要是由于“911”和美國股市疲軟、企業信譽危機等因素的影響，帶有很大的偶然性。短期來看，美國資本市場的低迷仍然要持續一段時期，這有利于我國吸收外資的增長，但是隨著美國等世界主要國家經濟復蘇、資本市場再度出現繁榮，同樣有可能導致流入我國直接投資的減少。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4月1日發表的報告認為，中期內美國仍為全球FDI的主要目的地，在2004～2007年期間將占世界FDI總量的1/4，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三）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相對滯后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快，各種層次的自由貿易區紛紛建立，世界經濟格局出現了很大變化。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有利于促進區域內成員之間的相互投資，同時能夠吸引區域外企業為了達到零關稅進入自由貿易區市場的目的到區域內進行投資。因此，作為重要自由貿易區成員的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更具有競爭力，墨西哥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墨西哥是NAFTA成員，并且與EU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在墨西哥投資的企業，其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兩大市場)。目前在東亞范圍內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開始出現，日本、韓國之間已經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取得進展(2002年7月日本和韓國正式啟動了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日韓FTA研究計劃，預計2004年完成研究報告，2005年啟動政府談判)，而且都在積極準備與東盟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這將十分有利于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吸收更多外國投資，對我國吸收外資會帶來一定分流壓力。

（四）投資環境還存在很大差距

調查顯示，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性、變動頻繁，各地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出口退稅困難重重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此外，從企業稅賦來看，一方面，我國的企業社會保障支出相對于薪酬的比例高于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各國；企業所得稅率（法定稅率）僅低于印度2.7個百分點，高于韓國、東南亞國家5～10個百分點；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僅低于越南5個百分點，高于韓國、印度和東南亞國家5～20個百分點(參見日本貿易振興會《亞洲的投資環境比較》2002年5月)。由此可見，在沒有政策優惠的條件下，外資企業稅賦成本明顯高于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我國目前存在的法定稅賦之外的“亂收費”現象對外資企業投資環境的危害更為嚴重。

（五）知識產權保護形勢依然嚴峻

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是投資環境的重要方面。長期以來，國內存在的侵權行為成為困擾外資企業的難題之一，許多企業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雖然政府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是效果不夠明顯，制假售假現象依然十分猖獗。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一項針對在華日資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回答說自身受到侵權的企業和認為中國國內的侵權行為具有進一步惡化趨勢的企業比重都超過了50％。此外，近60％的企業對中國政府打假行動的實際效果表示不滿意。由此可見，這種狀況對外資企業的投資信心已經產生了很大影響。

（六）有利于購并投資的制度環境尚未形成

隨著資本市場趨于穩定和經濟復蘇，購并形式的直接投資仍然會出現大幅度增長勢頭。尤其是IT制造業和金融、石油化工、機械設備等大型投資多數是按照購并方式運作的，墨西哥2001年吸收外資的高速增長主要就是來自美國城市銀行集團大規模購并投資的貢獻。但是我國的購并活動剛剛起步，相關法律制度尚未形成，并不具備大量吸收購并投資的制度與操作條件。這將大大降低我國吸收外資的競爭力。

四、取消外資企業優惠政策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目前理論界和實際經濟部門關于外資政策調整問題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一部分觀點認為應該盡快調整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在實施內外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同時，取消外資企業設備進口免稅政策。毫無疑問，構筑一個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實現各種所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隨著投資環境的逐步完善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取消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所享有的優惠稅率等“超國民待遇”也是一種必然。但是，在目前形勢下如果取消外商投資企業的優惠政策，將會進一步加大我國在引資競爭中所面臨的壓力和困難，并給經濟增長帶來一些不利影響。

首先，取消優惠政策可能導致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趨緩，甚至出現下降。在我國原有的政策優勢已經基本消失的情況下，取消對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意味著外商投資的成本、特別是其中的進口設備關稅和海關代繳稅稅賦會明顯上升，并改變投資者的收益預期。為了回避這些成本，跨國公司可能選擇其他具備政策優惠和綜合成本優勢的國家進行投資。1996年4月我國一度取消了對外商投資設備進口征稅的減免優惠，結果導致1996~1997年連續兩年出現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的大幅度下降，流入東南亞國家的外資比重卻明顯上升。直到1998年重新恢復對鼓勵類和允許類直接投資進口設備減免稅政策之后，協議額的下降趨勢才得到抑制。但已經對其間及以后實際到位資金增速的大幅度回落、甚至轉為負增長產生了一定影響。

其次，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回落或出現負增長，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乃至經濟增長產生一定負面影響。按照實際到位資金計算，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在我國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超過10％，新增投資的減少或下降，都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產生直接的影響。以1999年為例，當年外商實際到位資金減少11％，僅此一項因素的影響，就使得全社會投資少增長了1.1個百分點，在當時通貨緊縮趨勢加劇、投資需求嚴重疲軟（全社會投資增長僅達到5.1％）的背景下，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很大。2002年我國能夠在世界經濟普遍蕭條的背景下實現8％的較快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恢復性增長和外資企業出口的強勁增長。此外，目前主要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涉外稅收、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在全國稅收、工業增加值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也分別達到了19％、28％和52％左右的水平，因此，外商投資增長形勢的變化會對這些經濟總量產生相應影響。

再次，通過吸收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效應可能減弱。引進先進技術、資本和管理知識，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是我國產業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20年來吸收外資的實際經驗表明，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明顯優勢，對提升我國制造業整體的裝備程度和技術水平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等內在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相對集中在我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或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如電子通訊設備的非核心技術部分的加工、裝配環節），這樣的結構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和技術優勢，使得外商企業投資對整體產業結構的提升效應有所減弱(趙晉平：“吸收外資的產業政策研究”《管理世界》2002年5期)。為了進一步提高吸收外資對資本和技術裝備水平升級的影響，吸引外商向資本密集型行業和加工環節投資的產業政策導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此需要保持有效的政策調控手段。從鼓勵發展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投資來看，投資設備和技術投入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因此，在國內缺乏足夠替代能力和進口關稅仍然較高的條件下，對這些鼓勵類行業的投資設備進口免征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和實施一定的企業所得稅減免仍然是最為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1997年我國取消新批外資企業設備進口稅收優惠之后，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比上年下降了18.5％，1998年重新恢復這項政策后，這一指標又很快上升了8.4％；此外，從產業結構的變化來看，1997年外商工業投資比重比上年下降了9個百分點，其中機械、交通運輸設備、電氣機械行業等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合計比重由上年的9.6％下降到2.8％，1998年又出現不同程度的回升。這些變化反映了此項政策對外資項目的資本、技術水平以及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

五、政策建議

（一）將建立內外資企業統一的政策體系確定為我國外資政策調整的中長期目標

從長期來看，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投資環境的不斷完善，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來說，我國目前存在的許多制度性成本因素將逐步消除，綜合實力會真正成為各類企業之間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在這種環境下，吸收外資將具備由政策鼓勵向市場引導轉變的條件，方能真正實現各類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二）現階段，應當保持吸收外資鼓勵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為了提高對跨國公司投資的吸引力，在世界各國的引資競爭中保持必要的優勢，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需要繼續實施吸收外商投資的鼓勵性政策，對面向國家鼓勵行業或地區的外商投資給予減免投資設備關稅、海關代繳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優惠待遇。

（三）為實現長期政策調整目標作好過渡性安

為了防止過快的政策調整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負面影響，對于中長期的政策調整目標，有必要作好過渡性安排。其基本方向是由按照企業身份確定的政策優惠逐步向按照鼓勵內容確定的優惠政策轉變。進口設備的減免稅收政策應當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結合，對于面向鼓勵行業投資的所有企業逐步給予優惠；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則應當與地區政策相結合，如對于面向國家鼓勵的中西部和其他特殊區域投資的所有企業逐步給予優惠等。

（四）對進入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區域的外商投資實行長期的鼓勵性政策

由于進入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特殊經濟區域的外商投資企業，主要從事加工貿易，便于政府對其進行海關和稅收監管，應當成為繼續政策鼓勵的主要內容之一。而對于向這些地區集中的企業除了長期給予投資設備、原材料等必要生產手段以免征關稅、進口環節的海關代繳稅等優惠之外，也可以在企業所得稅或其他稅收（包括地方性稅收）優惠方面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