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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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范文第1篇

此前我們曾在《哲學研究》2004年第2期的《“人類學筆記”，還是“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為馬克思晚年筆記正名》一文中，正面闡述了關于馬克思晚年筆記的“正名”問題，建議將所謂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改稱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并解釋了為筆記更名的理論根據和意義。我們注意到，葉志堅先生在《東南學術》2005年第3期上發表了《是“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還是“人類學筆記”——與王東、劉軍先生商榷》（以下簡稱“葉文”）一文，表達了他本人對筆記稱謂、主題的不同看法，并完全肯定了“人類學筆記”流行稱謂。從促進學術交流的角度，我們對不同意見表示歡迎。為使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研究、討論更加深入，我們打算就葉先生提出的主要問題、主要觀點，包括葉先生本人的一些我們認為不夠妥當的觀點和看法，結合我們的理論觀點，作相應的分析和說明，與葉先生及學界同仁進行一次深入的學術探討。

我們認為，葉文提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看法，值得我們共同思考和探討。但從總體而言，該文對與馬克思晚年筆記相關的許多重要問題的理解，包括對一些基本事實的認定，存在著不準確甚至錯誤之處，其論證亦存在著一些牽強附會或根據不足之處。從基本觀點上，我們難以贊同葉文所謂馬克思晚年筆記應稱作“人類學筆記”的說法。我們認為，為恢復筆記本來面目和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根本超越長期以來流行的人類學錯誤解讀模式和“人類學筆記”稱謂，確立對筆記新的科學解釋、科學理解——用“國家與文明起源的歷史哲學研究”來解釋馬克思晚年筆記，并將筆記更名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

一、 如何科學確定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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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試結合葉文解決馬克思晚年筆記稱謂問題的整體思路，有針對性地提出我們關于如何科學確定筆記稱謂的看法。

第一，究竟應從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出發，還是從筆記文本出發來確定筆記稱謂

對這一問題，葉文的回答是：“探明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是解決馬克思晚年筆記稱謂的核心問題”。① 葉文的思路是，只要探明了馬克思晚年的整個“理論主旨”，那么包括在“馬克思晚年”范疇內的晚年馬克思各個具體的理論活動及其相關問題，包括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稱謂、寫作動機等復雜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這一論斷，正表明了葉文解決筆記稱謂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和基本哲學信念。

在我們看來，葉文形而上學地顛倒了對馬克思思想的正常研究順序：我們只有先細致、精確地把握馬克思晚年思想的各個組成部分（比如馬克思晚年筆記），才能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從局部上升到整體，進而準確把握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整體特征，而葉文恰恰是從先驗的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整體特征”出發，用其來直接套用晚年馬克思各個極不相同、十分具體的理論探索，并解決作為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筆記的主題、稱謂問題的。從哲學思維層次看，這是一種典型的用整體特征替代局部特性，用共性抹殺個性的形而上學思維。試想，如果采用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研究方式而能真實把握馬克思晚年各思想及其具體實質的話，那么，我們就可以“毫不費力”、“一勞永逸”地用其解釋馬克思晚年乃至其一生任何時期的任何思想、著作或活動（我們完全可以不限于晚年思想、著作或活動）。葉文既然將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主要理論貢獻界定為“對東方國家發展道路問題的探索”，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此為“公式”或“框架”，將馬克思晚年所有理論探索的實質和主題都概括為此。這種研究方式絕不是研究馬克思晚年筆記的正確方式，而恰恰是我們要加以堅決拒絕的。

我們認為，探明馬克思晚年的所謂“理論主旨”，恰恰不是解決馬克思筆記主題、稱謂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只是在外圍兜圈子。對于所謂“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我們至多可以用它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晚年思想，但絕不能用其代替或窮盡馬克思晚年的所有具體思想，不能抹煞后者的獨特內涵和獨特價值。整體不能代替局部，局部特性未必同整體特征一致，這是不言自明的。要科學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并確定其恰當稱謂，正確的方法，應是立足于筆記的原始文本（換言之，必須從筆記的第一手文獻出發），以此為最重要、最有說明力、最直接的依據（所謂“馬克思晚年思想主旨”至多只有參考意義），以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考察這些筆記自身的主要理論興趣、核心問題及各筆記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并說明各筆記與馬克思先前思想的內在關聯性，從而合理確定筆記的主題、稱謂、歷史地位等根本問題。遺憾的是，葉文并未從這一基本思路出發，而是基本脫離馬克思晚年筆記各主要文獻，對其不作具體深入分析，卻耗費大量筆墨強調和說明了“馬克思是一個革命家”、他晚年關注俄國等東方國家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并試圖開辟無產階級革命的所謂“東方陣地”等與筆記本身相去甚遠的次要問題，②并主觀地認定，這些就是馬克思晚年的所謂“理論主旨”，并試圖以此來概括其晚年所有理論探索的實質和主題。實際上，這是把一種并不具有普遍性，實際上僅是馬克思晚年對某一側面（俄國等東方國家發展道路問題）的理論探索抽象認定為所謂“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以此為理論框架、解讀模式，用其任意剪裁馬克思晚年其它重要理論探索的片面做法。

第二，筆記稱謂的確定與晚年馬克思的特點

在葉文看來，要確定筆記的恰當稱謂，必先探明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而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因此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必定首先與革命實踐需要有關，理論研究（相比革命實踐）只有從屬或次要的意義，所以，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主要理論貢獻必定要根據其晚年革命實踐活動的目的來界定，而馬克思晚年革命實踐活動最為關注的就是俄國等東方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問題，并希望借此來開辟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東方陣地”，因此探索東方國家的獨特發展道路問題就成為了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和“最突出的理論貢獻”，那么，作為馬克思晚年探索之一部分的“晚年筆記”，其主題和實質就應是探索東方國家獨特發展道路問題無疑了。

從上述論證邏輯可以發現，葉文的一個主要哲學假設就是：既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那么，對于他的所有理論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論探索，就不能從純學術上來理解，而首先應從革命實踐上來理解（或者說從革命實踐上來理解是最主要、最科學的方式），并以“革命實踐的需要”來概括他的各理論探索（包括晚年的理論探索）的實質。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就畢生所肩負的社會使命而言，馬克思確是一個革命家，他所從事的理論活動，就其終極價值、最終目的而言，確是為推翻資本主義建立未來理想社會服務的；但絕不能因此就認為，馬克思就只是一個革命家而沒有科學家、理論家的身份，或者說“服從于革命實踐需要”就是他各個不同時期所有理論探索的具體目的、直接目的（這種說法等于否認了馬克思本人有相對獨立的科學探索、理論探索的可能性），同樣也不能用它來簡單概括或套用馬克思各時期不同理論探索的具體實質和科學意義。那樣做我們等于沒有揭示他各個時期不同理論探索的具體性質和科學意義。因為按照葉文的邏輯，我們大可以認為，馬克思任何時期的理論研究、理論著作的主旨都是所謂“服務于革命實踐的需要”。實際上，馬克思既是革命家，也是科學家、理論家，在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中，這兩種身份始終存在，并在不同時期從事不同活動時，各有所分工和側重。應當承認，在從事相對獨立的理論研究、理論創作活動時，馬克思的科學家、理論家身份更為突出和直接。僅僅是就從事理論創作的終極動機、價值目標而言，我們才可以說，馬克思所從事的理論創作活動與革命實踐有關。或者說，這種理論活動是服務于革命實踐需要的。如果是就探索某一具體理論而言，我們絕不能胡亂斷定其與馬克思的某一革命實踐活動直接相關，或者把“服務于革命實踐需要”牽強附會地說成是這一理論探索的主題或實質。

事實上，馬克思從事的許多理論活動（包括晚年的大量理論活動）都與所謂“革命實踐需要”并無直接聯系，而是從屬于馬克思自己“弄清問題”、“探索新理論”的理論需要的。比如，馬克思晚年對摩爾根等人著作所作的篇幅巨大、內容詳實、涉獵廣泛的筆記（即本文所探討的“馬克思晚年筆記”），其主要意圖，應是探索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原始文化問題，并非直接來自于所謂“革命實踐的需要”。如果簡單地以后者來解釋筆記的主題和實質，我們就難以解釋，晚年馬克思為何要花費巨大精力來具體探討希臘、羅馬國家的起源、文明時代的起源、宗教起源、原始社會的血緣親屬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財產繼承制度等大量純學術問題（馬克思探討這些問題甚至被梁贊洛夫等前蘇聯傳統學者批評為“不可饒恕的學究氣”，不難理解，它們與直接的革命實踐有多大距離），它們與所謂革命實踐活動并無直接聯系。就晚年馬克思而言，對革命實踐問題的關注僅僅是他視野的一部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他對革命實踐的關注就是他晚年活動的全部內容，而馬克思晚年的理論探索、科學探索就不重要，或者只有從屬意義、次要意義。實際上，馬克思在晚年的最后時期，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集中探討了眾多理論問題，表現出對理論問題的極大探索欲。不論是革命家身份的馬克思，還是科學家、學問家身份的馬克思，都是晚年馬克思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側面。用革命家、實踐家身份來否定、替代晚年馬克思的理論家身份，或把晚年馬克思的理論家身份貶低為革命家身份的單純附屬物，視為次要或無足輕重，都是片面的，不科學的。

我們還認為，將馬克思晚年理論主旨、主要理論貢獻歸結為“探索俄國等東方國家發展道路”問題，同樣是沒有根據的。馬克思晚年思想是一個視野開闊、涉獵極為廣泛的思想整體，“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不足以全面概括其晚年理論探索的豐富內容。他晚年不但探索了俄國等國存在的農村公社二重性及其歷史命運、東方落后國家發展道路問題，還全面探索了人類社會原生形態（原始社會）本來面目和派生形態（文明時代）起源問題（集中反映在他對摩爾根等人的著作的筆記中）；除上述筆記外，他還集中寫作了《歷史學筆記》，探索了自文明時代起源以來的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7世紀的漫長的“前資本主義”發展史，并將其與前一組筆記相互補充，力圖構建系統、完整的世界歷史理論；此外，晚年馬克思也未因關注俄國等東方國家發展道路問題而忽視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關注，絕不能認為，他晚年就放棄了對西方國家革命的期待而轉而寄望于東方國家獨立創造無產階級革命的“奇跡”。應該說，“東方社會發展道路問題”僅僅是馬克思晚年理論視野的一個組成部分，對馬克思晚年的理論探索并不具有普遍意義，絕不能將其上升為所謂“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不能視為“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論貢獻”。

二、“國家和文明起源筆記”能否準確表達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真實內涵

對此問題，葉文的回答是，“國家和文明起源筆記”不能準確表達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真實內涵；只有采用“人類學筆記”稱謂，才能真實反映筆記的主題和實質。下面，我們就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理論重心、理論主題，并結合葉文的一些具體觀點，作一個詳細探討。

第一，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的理論重心和主題

不難發現，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以下簡稱《摘要》）中，馬克思有意識地改造了摩爾根原著的內容結構。他在敘述了《古代社會》第一編“由各種發明和發現而來的智力發展”之后，改變了原著的敘述順序，依次敘述了第三編“古代家族的發展”、第四編“財產觀念的發展”，而將第二編“政治觀念的發展”（“管理觀念的發展”）作為全書內容體系的最后完成部分。這一改造，絕非馬克思的心血來潮之舉，而是深思熟慮之舉，反映了他立足于摩爾根科學成果，對其進行哲學概括并進而創作自己的歷史哲學著作的鮮明意圖和研究構想。我們知道，馬克思在摘錄其它人類學家著作時，通常是按照原著的正常敘述順序來進行摘錄和評注的。對摩爾根原著內容結構的重大改變，不僅表明《摘要》在馬克思各筆記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的寫作思路：原始家庭及專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財產、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時代和政治國家的最終形成。就形式而言，他探討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問題，而就實質而論，筆記的主題實際上是同一個起源——文明起源。三大起源，歸結起來，實際上反映的是文明時代如何起源的世界歷史問題。較之摩爾根將文字視為文明時代的起點，馬克思盡管仍然承認文字的出現對于文明時代形成的意義，但更傾向于把政治國家（在他看來，國家可以說是以私有財富的統治、階級統治為本質特征的“文明社會”的最好的概括和說明）的形成視為文明時代誕生的總體性標志。馬克思雖然注意到并基本沿用了摩爾根關于人類歷史區分為“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的分期法，但在他的歷史視野中，野蠻時代以來直至文明時代、政治國家最終形成的歷史進程，才是其真正思想重心和頭號主題。換言之，解答“文明時代及其總體性標志（國家）在人類歷史上如何起源、誕生”的歷史之謎，是《摘要》的鮮明主題。馬克思直接敘述“蒙昧時代”（即文明起源前的“原始文化”階段）的部分只占全書很小的篇幅。

如果我們借助于一些關于《摘要》內容結構的基本數據，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說明“文明時代的起源”（包括其總體性標志“國家”的起源）在該書中的主體地位、核心地位：在《摘要》中，馬克思敘述蒙昧時代（“原始文化”）的部分有：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發展”）的第一章“血緣家族”和第二章“普那路亞家族”、第三部分（“財產觀念的發展”）的第一章“三種繼承法”的一小部分（即該章中介紹“蒙昧社會狀態下的財產”的部分）、第四部分（“管理觀念的發展”）的第一章“以性別為基礎的社會組織”。所有這些篇幅約24頁（以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文版為參照，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僅占全書總篇幅（238頁）的10%左右。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摘要》用絕大部分篇幅，全面探索了自野蠻時代開始以來，文明時代、政治國家起源直至最終形成的宏偉歷史畫卷。全書探索這一內容的部分包括：第二部分（“古代家族的發展”）的至少第四章“對偶家族及夫權家族”和第五章“一夫一妻制家族”（專偶制家庭）、幾乎整個第三部分“財產觀念的發展”（除第一章的極小部分外）及幾乎整個第四部分“管理觀念的發展”（除第一章“以性別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外）。以上各部分合計約195頁，占全書內容總篇幅的80%以上。馬克思、摩爾根筆下的“野蠻時代”，距今一萬年左右，和當代考古學、歷史學所說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明開始發源的歷史時代”基本屬同一時代，它是人類原生形態文明的各標志性要素（例如陶器、農業、畜牧業、鐵器、文字、國家等）開始萌芽并逐漸形成的歷史時代，是由于物質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根本推動，逐漸向文明時代過渡的歷史時代。“野蠻時代”，就這一時代的本質特征而言，也可稱之為“文明起源時代”。在馬克思、摩爾根那里，它是蒙昧社會和文明社會之間的過渡階段，是私有財產、專偶制家庭、政治國家（三者是文明時代三大基本要素）起源的歷史時代。不論是摩爾根，還是馬克思，都不約而同地將論述重心、主要理論興趣放在野蠻時代以來的文明起源問題上。在《古代社會》一書的內容結構中，我們一樣可以發現，摩爾根也是用大部分內容篇幅來敘述這一問題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葉文是如何理解馬克思《摘要》的理論重心和主題的。葉文認為，“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是用60%的篇幅，以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作為典型，敘述原始社會的氏族制度，而馬克思對《古代社會》一書的摘錄其最大部分也在于此”；③ “馬克思為什么要費這么大的力氣來摘錄其（指易洛魁人——引者注）內容，表明馬克思的興奮點絕不是要在此闡述所謂‘國家與文明的起源’問題，馬克思在此著重是揭示氏族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④在葉文看來，《摘要》的理論重心并不是探討“國家和文明時代的起源”，而是揭示所謂氏族發展的“多種可能性”。關于上述說法是否成立，我們試根據馬克思的文本來回答：

如上所論，馬克思在《摘要》中是以超過80%的絕大部分篇幅，敘述了自野蠻時代開始以來直至文明時代、政治國家最終形成的人類文明起源史（包括國家起源史）。毫無疑問，文明時代及其總體性標志（國家）的起源才是該書的真正主題和主體部分。將馬克思摘錄的最大部分認定為“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在《摘要》中，馬克思敘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氏族制度的部分至多包括該書第四部分（“管理觀念的發展”）的第二至七章。他在這里依次敘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聯盟，以及加諾萬尼亞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阿茲特克聯盟。就其摘錄的內容篇幅而言，一共88頁，充其量只占全書總篇幅（238頁）的37%，怎么能說是“最大部分”（相比他摘錄的關于國家和文明起源的80%以上的篇幅）呢？可見，這個“最大部分”的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與摩爾根對該部分的敘述相類似，馬克思實際上是把對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置于人類由氏族社會向政治社會演進、過渡的世界歷史進程中，將其作為這一漫長過程的具體階段來加以考察的。馬克思是以它們為例來說明以其為典型的野蠻社會某些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的。我們還認為，不應將他對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考察同國家與文明的起源問題對立起來，實際上，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是局部和整體的關系。葉文之所以將二者對立、割裂，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僅僅抓住了易洛魁等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卻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考古學事實：易洛魁人、阿茲特克人及加諾萬尼亞族系的其他部落已處在野蠻時代，即人類文明開始起源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人類已出現了陶器、農業等對文明時代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物質性要素，它們有力地推動著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過渡。馬克思對易洛魁人和其它印第安人的分析，是從屬于他對整個人類文明起源史的考察的。 

同樣，所謂馬克思理論重心是揭示氏族發展的“多種可能性”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就全書的內容結構來看，“氏族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問題非但談不上是該書的“理論重心”，就連“重要問題”都稱不上。在該書中，對于這一問題，馬克思僅在概要性地介紹“加諾萬尼亞族系的其他諸部落的氏族”（庫欽人所屬的阿塔帕斯坎部落僅僅是整個加諾萬尼亞族系中的次要分支）時對其略有提及，并將其附屬于對“加諾萬尼亞族系其他部落的氏族社會”的說明。而在《摘要》其它部分，他甚至未對這一問題作任何進一步分析。如果認為這就是馬克思《摘要》普遍關注、大量探討的“核心問題”或所謂“主題”，顯然是站不腳的。

第二，五個筆記的內在邏輯聯系和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

實際上，馬克思晚年的五個筆記間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緊密聯系、內在關聯的，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不難發現，各筆記之間相互補充、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并且在它們關注的理論問題、思考問題的立場、基本結論、研究方式、哲學方法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共同性或相通性。從寫作時間上看，各筆記之間或前后緊密銜接，或大致同步，又都是對當時有重要影響力的人類學家主要著作所作的筆記，不難肯定它們確屬馬克思晚年最后時期同一序列的著作，并與他晚年的某一研究計劃有關。摩爾根筆記、梅恩筆記、菲爾筆記，三者甚至使用的是馬克思的同一個筆記本。⑤晚年馬克思顯然是把這些筆記納入到他的整體研究計劃中去的。它們共同服從于馬克思晚年的理論創新計劃——根據當時最新的人類學科學成果，探索唯物史觀新的歷史哲學理論——國家和文明起源理論、原始社會理論。

我們還應注意到，摩爾根筆記（即以上所說的《摘要》）既是各筆記中論述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的主要筆記，也是五個筆記的核心部分。首先，在各筆記中，只有摩爾根筆記如此全面、系統地探索了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絕大多數問題，不僅深刻揭示了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歷史條件、動力和具體進程，也探索了早期原始社會（原始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大致圖景，堪稱為馬克思敘述原始社會史的“百科全書”。其次，馬克思在其它筆記中，經常以摩爾根科學成果、摩爾根筆記的基本思想為主要依據，批評、修正其它人類學家（例如梅恩、拉伯克等人）在原始文化、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錯誤觀點，或對他們的論證進行重要補充。第三，相比其它人類學家及其著作，馬克思對摩爾根科學成果給予了最大的重視和關注，對摩爾根本人給予了高度贊揚和充分肯定，這是其他人類學家及其著作所沒有的。第四，從各筆記篇幅容量的比較來看，摩爾根筆記顯然是各筆記的主體部分：它在馬克思大開的筆記本中占了近100頁的巨大篇幅，幾乎和其它四個筆記的總量相當。如前所述，在這一筆記中，馬克思用絕大部分篇幅敘述了國家和文明時代的起源問題，后者正是該筆記的真正主題。其它四個筆記一定程度上是服務于摩爾根筆記對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的全面研究的。

最后，五個筆記之間構成了以摩爾根筆記為核心、其它四個筆記為重要補充的關系。摩爾根筆記是各筆記中全面探索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的主要筆記，其它筆記分別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對摩爾根筆記的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研究作了重要補充：梅恩筆記進一步探討了氏族作為原始社會基本單位的地位和作用、氏族或部落首領的社會管理職能、財產繼承制度、私有財產起源、國家起源等原始文化、國家和文明起源重要問題；拉伯克筆記進一步敘述了原始社會的血緣親屬制度、婚姻家庭形式、財產繼承制度、宗教起源等問題；柯瓦列夫斯基筆記、菲爾筆記探索了原始公社土地公有制和原始共產制生產、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前者還探索了蒙昧時代人類由原始群狀態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演變、農業和畜牧業的起源、私有財產的起源等原始文化、文明起源重要問題，后者還探索了原始人的宗教習俗等原始文化問題。

如果我們將上述三方面基本事實（各筆記的有機整體性、摩爾根筆記的核心地位和它的內部主題——國家和文明起源、其它筆記分別從不同側面對摩爾根筆記的重要補充）綜合起來加以考察，我們就容易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的思想重心、頭號主題正是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我們應參照這一主題，將筆記命名為“國家和文明起源筆記”；馬克思晚年寫作筆記的真實意圖，正是在充分借鑒當時人類學家最新科學成果并進行哲學概括的基礎上，全面探索唯物史觀的國家與文明起源理論和原始社會理論。我們不否認對農村公社問題的探索是馬克思晚年筆記（特別是柯瓦列夫斯基筆記、菲爾筆記）的重要內容，但就各筆記的思想重心、頭號主題而言，應是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

三、恩格斯是否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

在葉文看來，恩格斯并不真正了解馬克思晚年理論探索的實際狀況，具體到馬克思晚年筆記比如摩爾根筆記的寫作情況、研究進展情況，恩格斯是并不了解的。對此，我們試提出三點看法：

第一，不論恩格斯在馬克思筆記創作時期是否完全了解其研究的所有細節、具體進展狀況，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恩格斯無法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

事實上，恩格斯完全能夠根據馬克思完成的筆記原文，將其作為理解筆記的第一手資料、權威文獻，并憑借他作為馬克思晚年乃至畢生親密好友、理論合作者的特有敏銳性、深刻理解力，基本準確地揭示出馬克思在筆記中流露出來的研究意圖及筆記的理論主題。即便恩格斯無法對馬克思筆記的所有細節問題做出完全精確的推斷，我們也絕不能武斷地斷定，以恩格斯的理解力和他對馬克思本人的了解，加之有馬克思本人的筆記手稿作為最主要的依據，他會連諸如筆記的研究意圖、理論主題這樣基本的問題也難以做出有效判斷。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以晚年馬克思的實際狀況而言，恩格斯恰恰是最有可能（相對于其他人）了解馬克思晚年理論探索意圖的人。不要說恩格斯這樣的與馬克思親密無間、志同道合的理論知音，就連后來的研究者，只要立足于馬克思晚年筆記的具體文本，對其展開實事求是、扎扎實實的文本分析，并細致考察各筆記間的內在邏輯聯系，聯系馬克思之前的有關探索，一樣可以基本準確地揭示出筆記的主題。

第二，只要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和馬克思的《摘要》之間作一些基本的文本比較，就能大體說明“恩格斯是否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起源》），正是在充分占有馬克思的《摘要》，概括、借鑒摩爾根等人類學家最新成就的基礎上，從歷史哲學層次探索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的哲學著作。該書不論是內容結構，還是理論主題、思想重心，都和《摘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具體來說：馬克思《摘要》的寫作思路、內容結構是：原始家庭及專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財產、私有制的起源——文明時代和政治國家的最終形成。恩格斯的《起源》的寫作思路、內容結構則是：家庭的起源（包括專偶制家庭的起源）——私有制的起源——國家的起源，該書還一目了然地以“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作為正標題。他們在探討“三大起源”前，都先從整體上概述了人類由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演進的各發展階段。就形式而言，二者都探討了三大文明要素（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問題，而就實質而論，二者著作的主題實際上都是同一個起源——文明時代的起源。二者在著作的學科性質（歷史哲學性質的著作或筆記）、哲學理念（唯物史觀）、理論重心和主題（探索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對重大理論問題的理解（例如對推動原始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根本動力等基本問題）等方面都保持了基本一致。總之，所謂“恩格斯并不了解馬克思晚年筆記的主題”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第三，正是建立在深刻領會馬克思筆記精神實質的基礎上，恩格斯寫出了《起源》一書，并在其晚年的研究中更加自覺地重視對原始社會、國家與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

實際上，馬克思逝世后，1884年恩格斯在仔細研究了馬克思的摩爾根筆記，并確信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證實了馬克思和他共同制定的唯物史觀和他們對原始社會的看法后，他即認為，有必要充分利用馬克思的批語和摩爾根該書的某些結論和實際材料，來寫一部專門的著作。⑥ 盡管恩格斯當時肩負著整理、出版馬克思《資本論》遺稿的重任，且事務繁多，難以兼顧，他仍然在極短的時間內，特別是在他首次深入研究了該筆記后，就立即著手寫作專著，以“執行馬克思的遺愿”，并在當年3月底至5月底的兩個月時間內集中寫作并完成了《起源》一書。由此完全不難看出，恩格斯本人對馬克思晚年筆記特別是摩爾根筆記，包括筆記流露出的對原始社會、國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意圖，是何等之重視，他為此甚至暫時撇下整理出版馬克思其它遺稿的緊迫工作，首先寫作了《起源》一書，以完成馬克思的“理論遺言”。作為馬克思晚年乃至畢業志同道合的革命戰友和理論合作者，恩格斯顯然理解（尤其是在他仔細研究了該筆記后）馬克思在筆記中所試圖實現的理論創新計劃、研究構想，并深感自己作為馬克思理論繼承者的重大責任，自覺完成亡友的遺愿刻不容緩，正是基于這樣的特殊考慮，恩格斯才決定暫時撇開其它工作，先寫出《起源》一書的。試想，當時恩格斯本人有大量實際事務待處理，而馬克思的遺稿數量巨大，絕非只有筆記需要他整理和研究，而他卻唯獨覺得必須先完成筆記中的馬克思“理論遺愿”不可，并在極短的時間做到了這一點（寫出了《起源》一書），這一事實有力地證明，恩格斯恰恰是充分了解馬克思筆記的研究意圖、理論價值的，正是建立在這樣的信心上，他才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明確宣布，該書是實現馬克思的“遺愿”。正是在仔細研究了馬克思的摩爾根筆記，深刻理解了馬克思的研究意圖和筆記的理論價值后，恩格斯晚年更加自覺地重視對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社會史的研究，并注意吸取最新科學成就來補充、完善自己的研究。舉例來說，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了《起源》初版后，一直密切關注世界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學科的最新科學發展，積累了大量關于原始社會史的新材料，并著手在1890年出版《起源》的新版。在新版準備過程中，他研究了有關原始社會史的全部最新文獻，對原文作了許多修改和訂正，并考慮了考古學和民族學的最新成就，特別對《家庭》這一章作了重要補充。⑦

四、馬克思晚年筆記的正確稱謂

在葉文看來，用“人類學筆記”來命名馬克思晚年筆記，“不僅能夠真實地表明馬克思晚年的理論主旨，而且能夠客觀地評價馬克思晚年的理論貢獻”。⑧ 葉文還具體解釋了筆記只能采用“人類學筆記”稱謂的理由：人類學，顧名思義是關于人類的科學；從馬克思所摘錄的有關人類學筆記的內容來看，應歸屬于文化人類學；之所以只能采用“人類學筆記”的稱謂，原因就在于馬克思的筆記所摘錄的著作正是廣義的人類學著作。⑨

我們認為，上述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不但曲解了馬克思晚年筆記、晚年理論探索的實質，還對“人類學”作了不恰當的理解，而其關于筆記必須采用“人類學筆記”稱謂的論證理由也難以成立。

第一，“人類學筆記”稱謂歪曲了馬克思晚年筆記的理論性質和歷史地位，只有將其更名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才能準確反映筆記的理論性質、主題和歷史地位。

“人類學筆記”稱謂對馬克思筆記的嚴重誤讀表現在：第一，歪曲了筆記的學科性質（筆記實際上是歷史哲學性質的筆記而非人類學性質的筆記）和研究方式（筆記從事的是關于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的歷史哲學研究而非人類學實證研究），混淆了筆記與摩爾根等人的人類學實證科學著作之間的本質區別。第二，將馬克思視野中的一般意義上的“關于人的科學”（馬克思是從唯物史觀、歷史哲學的一般視野、一般層次上，來探索人類及其歷史發展問題）同現代意義上的“人類學科學”（從單一學科視野，具體而實證地探討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混為一談。第三，一定程度上為制造筆記與馬克思先前思想的斷裂、對立提供了便利或依據。許多用“人類學”來概括馬克思筆記的理論實質的國內外學者通常將筆記與他先前的唯物史觀或《資本論》相割裂、對立，錯誤地認為筆記“超越”了后者的歷史哲學思維。第四，沒有如實揭示馬克思筆記的思想重心和關注的核心問題（國家和文明的起源問題），貶低或遮蔽了這一主題。如上所論，國家與文明的起源才是馬克思關注的真正主題和各筆記的核心內容。第五，用“人類學筆記”來概括馬克思晚年筆記，難以真實揭示晚年馬克思相關理論探索的實際意圖及哲學創新的實質。實際上，馬克思晚年選擇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幾位主要人類學家的著作，并寫作上述筆記，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之舉，而是深思熟慮之舉，這些筆記反映了馬克思當時新的哲學創新計劃：利用當時人類學家的最新科學成果，深入探索唯物史觀的新研究領域——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

相反，如果我們用“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歷史哲學研究”來解釋筆記的理論性質和歷史地位，并將筆記重新命名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將有助于恢復筆記本來面目和馬克思晚年思想原貌，科學揭示筆記的理論性質、主題思想和歷史地位：第一，這樣命名符合筆記本身的研究方式、學科性質及晚年馬克思寫作筆記的實際意圖和研究計劃。第二，準確而簡明地揭示了筆記的思想重心、核心問題和主要理論興趣（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第三，符合各筆記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和有機整體性，并與摩爾根筆記的核心地位和內部主題（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相一致。馬克思晚年的五個筆記，正是以摩爾根筆記為核心，以其它四個筆記為重要補充，全面探索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問題的。第四，符合馬克思前后期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性。從事國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并不是馬克思一時的靈感或沖動，而是有著先前思想發展的必要鋪墊、必要積累的。在寫作筆記前，馬克思在自己青年、中年時期的一些論著（例如《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資本論》等著作）中，就從哲學高度初步探討了人類社會原生形態、文明時代起源問題。第五，與恩格斯《起源》對筆記（特別是摩爾根筆記）的解讀相符。恩格斯明確地把《起源》作為“執行馬克思理論遺愿之作”，該書的內容結構、主題、思想重心都和摩爾根筆記基本一致。

第二，葉文對“人類學”作了不準確的理解。

我們認為，所謂“人類學顧名思義就是關于人類的科學”的定義是很不準確的。試想，如果“關于人類的科學”就是所謂“人類學”，難道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宗教學甚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它們不是“關于人類的科學”嗎？甚至于一些自然科學學科，例如醫學、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等，也是“關于人類的科學”。是不是說它們都是“人類學”呢？將“人類學”定義為“關于人類的科學”，完全混淆了這門具體科學與其它涉及人類本身的具體科學的本質區別。“人類學并不是研究人類的唯一學科”，⑩這是毫無疑問的。作為研究人類的眾多具體學科中的一種，“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區別就在于這門學科研究人類的具體科學方法和獨特視野。現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人類學”是一門典型的實證科學、經驗科學。它一般劃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大分支（還可以從文化人類學中再劃分為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二者分別從生物學和人類文化的角度研究人類本身。它們都是從具體科學的意義上研究人類及其社會生活，采用的主要是田野調查、考古發掘、科學實驗等實證研究方式。不論是“人類學”，還是其各個分支，都是以實證研究、經驗研究為基本特色。田野調查等實證研究方法是“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的基本科學方法。英國人類學家塞利格曼就指出，“田野調查工作之于人類學就如殉道者的血之于教堂一樣”。(11)美國當代著名人類學家哈維蘭也認為，“對于文化人類學家所做的別的一切事情來說，田野工作是多么重要”。(12) 我國當代人類學家童恩正也指出，當代的文化人類學已經植根于田野調查之中，只有通過田野工作，人類學家才得以獲得研究的第一手資料，驗證理論的假設。 (13)

與摩爾根等人類學家的實證研究方式完全不同的是，馬克思從事的主要是一種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哲學研究：他通過從哲學層次上概括、分析和思考摩爾根等人類學家提供的科學材料、科學觀點來進行相關歷史哲學問題的思考。他顯然不可能像摩爾根等人那樣，把主要的學術精力投入到實地考察某些至今尚存的氏族社會的社會組織、親屬制度等具體社會現象中去，以此來確立自己對原始社會的某些具體認識。事實上，他是以一個哲學家的研究方式，并始終是在自己的原有哲學方法和理論的指導下，對國家和文明起源、原始文化等問題進行歷史哲學層次的探索和論證。摩爾根、馬克思在理論研究上的關系，應是從事歷史哲學研究的哲學家身份的馬克思和從事實證科學研究的科學家身份的摩爾根之間的關系。把馬克思的筆記混同為人類學著作，認為筆記從事的是“經驗人類學”研究，顯然是錯誤的、不科學的。

第三，葉文關于筆記只能稱其為“人類學筆記”的論證理由不能成立。

在葉文看來，上述筆記之所以只能稱其為“人類學筆記”，原因就在于馬克思的筆記所摘錄的著作正是“人類學著作”。實際上，這種論證理由是根本站不腳的。按照葉文的“邏輯”，我們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馬克思摘錄的著作或內容是歸屬于某一具體學科（例如“人類學”）的，那么，馬克思的筆記就毫無疑義應視作這一學科性質的筆記（例如應叫作“人類學筆記”），他在筆記中所從事的就毫無疑問是該學科的具體科學研究（例如所謂“人類學”研究）。葉文對此確是深以為然的。該文就明確認為，“馬克思晚年最突出的理論貢獻就在于結合俄國的實際狀況，充分利用人類學研究的相關成果，揭示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特殊道路的辯證統一，提出了“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新設想。” (14) 在其看來，筆記從事的是“人類學”研究，是毫無疑問的。那么，是不是說，馬克思摘錄或借鑒了某一學科的科學著作、科學材料，馬克思就立刻成為了這個學科領域的科學家呢？或者聯系筆記本身具體地說，馬克思就立刻從“哲學家”身份變成了“人類學家”呢？顯然，這種看法是難以成立的。我們知道，哲學和具體科學的關系，應是前者不斷借鑒、總結后者的最新科學成果，以此為科學基礎，不斷推進哲學本身發展的關系。哲學借鑒具體科學的成果，不但合理，而且極為必要，哲學家也并不因此就變成了科學家。他仍然是哲學家，仍然是以哲學家的特有思維方式考察問題。從馬克思晚年筆記的實際研究方式和學科性質而論，顯然馬克思還是以唯物史觀、歷史哲學的理論視野來研究原始文化、國家和文明起源等問題的。絕不應認為，馬克思晚年就放棄了哲學家的身份和歷史哲學的理論視角，轉入了與此完全不同的“人類學”實證研究、經驗研究。

我們認為，確定馬克思晚年筆記的合理稱謂，必須根據筆記本身的理論主題、思想重心、主要理論興趣。既然筆記的理論主題、思想重心和主要理論興趣應是“國家和文明起源”問題，那么，我們理應根本超越由西方學者首倡，并由許多國內學者附和、沿用的所謂“人類學筆記”、“民族學筆記”錯誤稱謂，用“國家和文明起源的歷史哲學研究”來解釋筆記的理論性質和歷史地位，并將其更名為“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



注釋：

①②③④⑧⑨(14)葉志堅：《是“國家與文明起源筆記”，還是“人類學筆記”——與王東、劉軍先生商榷》，《東南學術》，2005年第3期，第112、113-114、115、115、118、117-118、112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2-781頁。

⑥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9、750頁。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文化哲學；人類精神；歷史觀；卡爾?雅斯貝斯

近年來，文化哲學這一哲學范式在哲學研究領域占據著愈加重要的地位。

無論是恩斯特?卡西爾提出的文化是符號系統，還是阿爾貝特?施韋澤的文化哲學是敬畏生命的倫理觀，亦或是衣俊卿提出的文化哲學是一種生活范式的理論，他們都試圖從理論上高度概括和總結出具有普適性的文化哲學概念。但是卡爾?亞斯貝斯另辟蹊徑，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以歷史觀為基礎，以人類精神發展為核心，探尋人類歷史起源，劃分人類歷史階段，追尋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為文化哲學的研究開辟了全新的視角。

一、人類精神發展的重要意義

1、人類精神的發展史是劃分人類發展史的標準

卡爾?雅斯貝斯對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進行了劃分，首先劃分的便是史前階段與歷史階段。他認為劃分這兩個階段的根本標準便是人的意識的產生，“人類意識到自己就是歷史”。[1]

他又將人類歷史階段大致劃分為古文明歷史時期，軸心期和現代歷史時期。古文明時期人已具有意識但并未認識自我，各種行為大多來自于本能，這一階段沒有精神變革和運動。

軸心期是古文明時期后的時期，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關鍵也是最具特色的時期，這一時期 “人性整體進行了一次飛躍”，[2]“改革的觀念支配了實踐活動”。[3]軸心期理論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的核心理論，軸心期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它將古文明時期奠定的基礎充分利用，人類精神實現了第一次的解放，從此支配人類的不再是原始本能，而是精神訴求，軸心期為它以后的歷史發展積蓄了巨大的力量。

2、人類精神的發展是人類發展的動力

如果按照粗略的時空標準劃分的話，可以將人類的發展史分為過去，現在與未來。但無論如何劃分，人類精神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狹義的來講，過去即歷史。歷史顯示出人類意識的從無到有是人類從史前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而人類自我認識的產生是人類從遵循本能走向理智思辨的關鍵一步。

從人類學會思辨開始，人類精神的發展便從未停止，改革成為人類的特性之一。改革的需求源于人類對未來更好的渴望，“我們具有的關于未來的思想，指導著我們觀察過去和現在的方法”。[4]過去是人類精神的發展史，現在是人類精神發展的成果，未來則是人類精神發展的目標。

3、人類精神的發展史人類起源與目標的統一的根本原因

除了軸心期理論，卡爾?雅斯貝斯還提出了世界歷史結構理論。他認為世界歷史結構是“橄欖球”型的，即兩端歸于一點，中間具有較大弧度和空間。而這兩端的兩點便是人類的起源和人類發展的目標，他稱為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人類的起源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指的是人類思想的統一，“人類的統一起源是一個思想而不是由驗脫開的現實”，[5]共同的起源是因為人類的精神聯結

不僅人類的起源是共同，我們所追求的發展的目標也是統一的。這個目標是人類精神高度發展進步和全體人類自我超越的結果。這個目標包含著人類最為向往和一直追求的自由，這個目標的實現需要全體人類的共同力量。

二、世界性的歷史觀

卡爾?雅斯貝斯一再強調要具有世界性的歷史觀，以世界性的歷史觀看待問題，因為“為了了解自己，我們希望從整體上理解歷史。那么什么是世界性的歷史觀呢？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即追尋起源、立足當下、展望未來。

共同的起源是由于人類精神的發展與聯結，這肯定了人類精神對于歷史發展和人類進步的作用與意義。“我們可以通過對歷史重大實踐的內心沉思，認識我們的歷史基礎。過去曾是楷模的東西，現在仍是我們的楷模”。[6]立足當下需要自我審視，客觀對待成就，理智分析劣勢。展望未來，展望的便是這份超越如何得以實現。卡爾?雅思貝斯指出這份展望對于人類來說是共同的，即我們具有統一的目標，這個目標簡單來說就是自由。

三、文化哲學是內在精神超越和外在整體認識的統一

1、內在精神超越是內涵與目標的統一

這種內在的精神超越便是人類精神的不斷發展。這種內涵是人類回望歷史所做出的總結，這種目標是人類對自身未來發展的展望，這種統一是人類內在精神超越的結果。雅斯貝斯將結果總結為“人類的文明與博愛”“自由和自由的意識”“創造能力”“上帝在人類中的顯現”，這些無一不說明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便是內在精神的超越性發展。這同樣也是文化哲學的發展，物質的進步不再是人類的首要追求，而對于精神進步與文化發展的追求則是恒久的。文化哲學作為一種哲學范式，具有指導人類行為和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等諸多方面的力量。文化哲學可以說是人類精神發展的成果，內在的精神超越同樣促進文化哲學的進步，反過來這種哲學觀又會作用于人類的發展。

2、外在整體認識是自我認識與歷史觀的統一

我們既要站在歷史里面看歷史，來厘清時代位置，更要站在歷史外面看歷史，來看清歷史整體的發展趨勢。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我們才是擁有完整的正確的哲學觀。哲學是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的統一，文化哲學更是強調這一點，如果說內在精神超越是文化哲學發展的動力，那么外在的整體認識則是文化哲學發展的要求。

文化哲學是世界性的歷史觀，并且是一種以人類精神發展為核心的世界性歷史觀。人類的精神發展促進人類歷史的進步，精神發展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從某種角度上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文化史。人類精神的發展也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同樣促進了文化哲學的發展。卡爾?亞斯貝斯另為文化哲學的研究開辟了新視野，從而文化哲學研究可以以歷史觀為基礎，以全局視角探尋文化發展脈絡。文化事件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置于歷史的大背景下，探尋其歷史位置與影響，探究其同其他歷史事件的關系，從更宏觀的角度更具整體性的觀點去研究文化與文化哲學。

【注 釋】

[1][2][3][4][5][6] 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 俞新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39.10.11.161.53.265.

【參考文獻】

[1] 卡爾?雅斯貝斯.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M].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2] 阿爾貝特?施韋澤. 文化哲學[M].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

[3] 羅伯特?所羅門，凱思林?希金斯. 大問題[M]. 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范文第3篇

《價值起源》一書徹底擊碎了現代人的自以為是,將解決這一問題的視角投向歷史的遠方。這是一部兼具廣闊歷史胸懷與嚴謹學術態度的力作,它由耶魯大學杰出的金融學家和歷史學家合力編著,以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為背景,通過大量的實物圖表、詳實的史料考證,有取舍地描繪了今天各種重要金融制度、技術和產品的歷史淵源,展示了4000年以來人類所走過的金融創新的道路,揭示出“這個看似令人眼花繚亂的不斷創新過程的基礎只是幾個基本原理”,從而再次驗證了“太陽底下沒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本書的一個核心論斷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創新伴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發生,又推動了文明的進程。為了證明這個結論,編著者選取了利息、股票、金屬貨幣、紙幣、政府債券、期貨、期權、共同基金、通貨膨脹指數債券等我們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產品,追尋它們的起源,探究它們對社會進步的作用。事實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創新在歷史上都近似獨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關注和采用這些技術形式,而完全忽視了那些進行金融創新國家的時代背景和實際情況,這必然使模仿創新的國家也無法真正應用這些創新技術”。這是我們以史為鑒尤要注意的。

倘若我們的思維空間沒有為該書繁復的史料所完全擠占,我們還將從字里行間獲得更有意義的啟迪:

首先是金融創新和文明興衰的關系。西方國家是當今金融創新的主導者,但在歷史上,東方則是金融創新的先驅。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發明了利息,后來才傳到希臘人那里;紙幣最早在中國出現,之后才在歐洲發明。然而,中世紀之后,東方的金融創新戛然而止,西方則方興未艾,而東西方文明從此分岔。是由于文明興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發展路徑,還是不同的金融發展路徑引起了文明的興衰?這一問題可以看成是“李約瑟問題”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書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響的。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權威成就了紙幣在中國的流通,而惡性通貨膨脹又迫使其消退;從威尼斯、荷蘭到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從支持戰爭、殖民地開發,到支持國家建設,金融創新為國家崛起貢獻了至關重要的力量。國家的經濟和制度會決定金融發展的路徑,而金融創新又能推動國家的勃興,對于希望崛起的中國而言,這不正是我們從本書中所獲得的最大啟示嗎?

其次是科技進步和金融創新的關系。在金融創新的歷史中,我們時常看到科技進步的身影,例如數學工具和防偽技術的進步等,其中尤以數學的發展最值得思考。是數學工具的發展推動了金融創新的強化,還是金融創新的需求引致了數學工具的進步?或許二者互為因果。但金融的數學化是一把雙刃劍:由于最前沿的知識幾乎都以最先進的數學技術表述,即使一個新手也無須像人文學者那樣逐一了解前人的智慧成果,而只需掌握必要的技術以現狀為起點,它擺脫了所有陳舊知識的包袱,解放了人的大腦空間,大大提高了創新的速度;但走向極端就意味著鉆進了一座象牙塔,使人忘卻歷史、目光短淺,金融創新變成脫離現實背景的數學符號的堆砌,卻自詡創造了價值并妄圖以此改造世界。因此,技術工具的使用固然有利,但若為其異化則得不償失。

總之,《價值起源》提供了看待金融問題的一個古老而又新穎的視角,正像書中所言的“關于現代金融發展的過程,歷史可以告訴我們更多的事情”。

價值起源 The Orgins Of Value

作者:威廉?N?戈茲曼、

K?哥特?羅文霍斯特

譯者:王宇、王文玉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張光直／馬克思／國家起源／比較研究

張光直(1931—2001年)是當代著名的美籍華裔學者，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從事歷史與考古學研究。張光直對國家起源問題提出了一些獨到的看法，他開創性地提出國家起源的兩種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張光直的一些理論對馬克思也提出了重大挑戰。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過程中形成的，忽略了東方、尤其是中國的具體情況，因而不具有解釋力和普適性。他尤其反對馬克思關于國家起源中的生產力基礎地位的論述，認為巫術等宗教因素在國家起源中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張光直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重大反響，我們既要肯定他的理論創新，也要看到他的一些理論尚待商榷和推敲。

一、關于國家起源模式的理論

張光直提出，國家的起源，即從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變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西方式的，其代表是兩河流域蘇美爾人(Sumerian)的烏魯克(Uruk)文化和地中海的愛琴文明。它以人和自然關系的改變為契機，通過技術的突破，通過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變化引起社會的質變。其特征是在興起時突破了自然生態系統的束縛，并與舊時生斷裂。西方式的國家起源中，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是積蓄社會財富的主要方式，生產技術是決定性的因素，社會組織結構中的地緣關系代替了血緣關系。因此，西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斷裂性的。二是東方式的(或世界式的)，其代表是東亞的中國，也包括美洲的瑪雅文明。它以人與人關系的改變為主要動力，在生產技術上沒有大的突破，主要是通過政治權威的確立開創新的時代。其特征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連續的，它們的和諧關系沒有受到破壞。東方式的國家起源中，社會財富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城市與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連續性，社會組織結構中的血緣關系從氏族社會延續下來，包容了新的地緣關系。因此，東方式的國家起源的特點是連續性的①。

在闡述國家起源的兩種不同模式(斷裂——連續模式)后，張光直提出了一個震驚學術界、尤其是西方學術界的觀點。他認為，中國的國家起源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式的國家起源模式只是次要形態。因此，現代社會科學里自西方經驗總結而來的國家起源理論的一般法則沒有普適性。他明確指出：“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張光直進而提出：“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里面歸納出來的。我們今后對社會科學要有個新的要求，就是說，任何有一般適用性的社會科學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中考驗過的，或是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上制定出來的。退一步說，任何一個原理原則，一定要通過中國史實的考驗，才能說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②

張光直的上述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對西方社會科學具有很大的挑戰性，也引發了許多學者的關注。2001年9月，美國羅莎·蘭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編了《破裂——文明的起源》(T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書，有多位學者撰文討論張光直提出的國家起源的斷裂——連續理論。可見，張光直的學說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張光直的理論有利于打破“惟西方的社會科學范式和理論獨尊”的局面。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僅僅是基于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事實得出的，不可能用來解釋人類各種文明形態尤其是東方文明中的國家起源進程。因此，現在是從總結普遍規律的立場出發來研究中國文明史的時候了。

當然，張光直將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模式概括為連續性模式，這種概括也有片面性。中國國家起源中，連續性和創新性有機統一在一起，我們既要看到前國家社會的氏族制度在國家社會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也要看到國家社會實現了重大的制度創新。張光直的失誤就在于對中國國家起源的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對立統一關系認識不夠，進而將中國和瑪雅視為一種同質文明類型。其實，中國國家起源和中南美洲的國家起源存在重大差別。其中，最主要的差別在于，中國國家起源和發展過程中，在保持連續性特征的同時，不斷實現經濟領域的技術創新、政治領域的制度創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文化創新。這種連續性和創新性的統一，使得中華文明始終具有連續進化、生生不息的穩定性和生命力。而瑪雅文明則是連續性有余，創新性不足。譬如，她的國家制度始終徘徊在低級水平，保有濃厚．的原始色彩。這也是看似強大的帝國大軍在規模較小的西班牙殖民者面前很快就落敗的原因。

二、關于國家起源動力因素的研究

(一)薩滿巫教、藝術以及文字的作用

張光直根據《國語》中“絕地天通”的故事，認為薩滿巫教(Shamanism)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占有基礎性地位。張光直指出：“它為我們認識巫覡文化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關鍵的啟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幫助與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斷絕之后，只有控制著溝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力。于是，巫便成了每個宮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員。事實上，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都認為：帝王自己就是眾巫的首領。三代王朝創立者的所有行為都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他還為薩滿巫教理論提供了另外兩個論據：“如夏禹有所謂‘禹步’，是后代巫師特有的步態。……甲骨卜辭表明：商王的確是巫的首領。”③

張光直在薩滿巫教理論的基礎上，認為藝術和文字具有類似的宗教功能，都是攫取政治權力的手段。首先，藝術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商周藝術中的動物紋樣具有宗教功能，“帶有動物紋樣的商周青銅禮器具有象征政治家族財富的價值。很明顯，既然商周藝術中的動物是巫覡溝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對帶有動物紋樣的青銅禮器的占有，就意味著對天地溝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占有的動物越多越好；因此正如《左傳》所說：‘遠方圖物’，所有的物都鑄人了王室的青銅器之中。很可能王室的巫師和地方巫師所擁有的動物助手也是分層分級的。”④

其次，文字也是攫取權力的手段。張光直認為，無論商代還是史前的陶器符號，絕大多數都是家族、宗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標記和祖徽。“古代中國的文字，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從祖徽(賦予親族政治和宗教權力的符號)演變而來。我們由此可以推想：古代中國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內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來源于它同知識的聯系；而知識卻來自于祖先，生者須借助于文字與祖先溝通。這就是說，知識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則通過文字的媒介而顯示于后人。”⑤（版權所有）

(二)財富的增加依靠政治權力帶來的勞動力增加，而不是生產力的作用

張光直提出，中國國家起源中，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即由“貴”而“富”，而非由“富”而“貴”。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政治權力由個人在親族群中的地位而決定，而政治權力越大，統治者便可獲得更多的勞動力，生產更多的財富。從考古資料上看，從仰韶到龍山到三代，在生產工具方面沒有出現突破性的變化。中國古代國家財富的增加和集中，幾乎全然是靠勞動力的增加、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累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⑥

張光直的上述觀點，揭示了政治手段在財富積聚中的重要作用，對于研究中國國家起源的特點有啟發意義。張光直認為，三代時期的青銅器是作為祭祀的禮器和戰爭的武器，而沒有大規模作為生產工具使用。他的這一觀點被一些考古材料所證偽。1989年江西新干縣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商代中后期的青銅器475件。其中，青銅工具占18種、143件，并且形成了平分秋色的兩個工具群：其中6種75件屬于手工業工具群，12種68件屬于青銅農具群。江西大洋洲出土的這70多件青銅農具表明，比較發達齊全的青銅農具群的出現，最晚是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殷商后期。這次考古發現，第一次以考古實物肯定了中國歷史上的確存在青銅農具體系⑦。

三、批判地回應

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模式和動力因素的有關論述，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張光直對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也提出了質疑，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批評馬克思忽略了對巫術、原始宗教等因素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認為薩滿巫術在中國國家起源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二，批判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認為中國國家起源中并沒有生產工具的突破性變化，財富主要靠政治手段來獲得；第三，批評馬克思的國家起源理論只是在總結西方國家起源的有關資料上形成的，因而對東方和中國國家起源缺乏解釋力和普適性。

(一)關于巫術和原始宗教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注意到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巫”的重要作用。他認為，以生產工具為核心的生產力在中國國家起源中并不占據根本性地位，在“政治權力的獲取和增加上，‘巫’這類人物和他們的作業與所代表的宇宙觀，要發揮絕大的作用”⑧。他進而指出，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是為統治者爭取與維護政治權力發明制造的。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師溝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銅器上面的動物紋飾也主要為了協助巫覡溝通天地。

關于青銅紋樣的意義，《呂氏春秋》的解釋較為準確。如《慎勢》：“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意思是周鼎上刻鑄物象，是為了讓事理通達，而事理通達則是人君的行政處事之道。這些歷史文獻表明，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與巫術和宗教沒有直接關系，其功用在于宣德訓誡、垂范后世。再者，根據觀察，虎食人紋上夾在獸口的人頭，其面多露驚恐之色，這不應該是巫覡做法時的神情。

張光直的“薩滿巫教論”之所以錯誤，在于他沒能從根本上把握住三代政治“神道設教”的現實主義本質。學術界中有一種觀點認為，三代政治尤其是夏商政治是一種神權政治，受占卜等巫術活動的主導。其實，在占卜過程中，并非是巫覡居于統治地位，而是統治者尤其是國王主體性的充分表現。殷人占卜敬神只是為了把國王的意志神圣化，國王借敬神統一思想，以達到加強王權的目的。譬如，盤庚曾借神權否定族眾的“協比讒言”，下決心為國家的利益“震動萬民以遷”殷。

張光直關于薩滿巫教的理論，顯然夸大了“巫”的作用，忽視了物質生產、勞動實踐的重要地位．所謂“巫”能通天的原理，遠不如馬克思的勞動實踐觀能更清楚地解釋人與人、人與天相互之間的關系。

(二）關于生產工具、生產力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問題

張光直在《中國古代王的興起與城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早期國家起源的一項重要的特征，是政治權力導向財富。一般而言，增加財富的生產力，“不外兩條途徑：增加勞動力，或改進生產工具與技術。”張光直認為，中國國家起源中的財富集中，并不是象馬克思等人所言的依靠生產技術革新和生產力的發展這一方式而達成。它幾乎全部依靠操縱生產勞動力而達成的，靠將更多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理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

張光直的上述論述有合理之處，但他對馬克思的指責卻是站不腳的。首先，張光直關于國家起源時期的“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積蓄主要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觀點是缺乏經濟學理論支持的。馬克思在他的論著中，曾明確區分“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中，“資本積累”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絕對性積蓄”，它必須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改進物質生產工具等生產力手段來完成。“資本集中”則類似于張光直所言的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它可以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改變產權關系，制定再分配制度等政治手段來完成。張光直沒能區分財富的相對性積蓄和絕對性積蓄這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形式，因而錯誤地認為財富的絕對性積蓄也是主要依靠政治程序來完成。

其次，張光直懷疑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文明化的根本動力，進而懷疑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我們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問題出在張光直對“生產力”概念做了狹隘的理解。由于受職業習慣影響，一些考古學家偏愛從生產工具的角度去把握生產力的水平(因為生產工具能找到直接的物質遺存)。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生產力是一個綜合性指標，除了物質性的生產工具以外，還包括一些觀念形態的東西。張光直所說的社會進步主要依靠“將更多的勞動力指派于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營技術”，他沒有能認識到生產活動的經營和管理也是生產力進步的一種表現。同時，伴隨生產力的提高，直接要求生產方式社會化和生產組織管理的專業化、官僚化和復雜化，從而帶動上層建筑的進化，導致國家制度的產生。因而從根本上說，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三)關于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的解釋力和普適性問題

張光直認為，西方有關中國古代政治的理論，以東方社會(orientalsociety)這一概念為其核心。張光直認為，“無論馬克思、韋伯還是魏特夫都沒有掌握中國三代社會的考古材料；他們對東方社會特征的描述和對其形成原因的推斷，是根據對后期歷史，而且常常是轉手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來的。”⑨“馬克思對中國的論評正表明了……他對亞洲歷史認識的最大局限。同樣，馬克思構想了一個靜態的、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制度，并不符合我們所認識的古代中國城鎮與城市的圖像，這些城邑在一個不斷變遷的經濟與政治的分層系統中互相施加能動的影響。”⑩

張光直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簡單地歸為純粹的西方派，忽略了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對東方社會的關注。其實，馬克思晚年筆記中的國家起源思想，已遠遠突破了張光直批評馬克思時所總結的幾個特點。譬如，馬克思在晚年筆記中，非常重視國家起源中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在國家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遺憾的是，不知是沒能看到馬克思晚年的這些文獻，還是出于其他原因，張光直對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只字不提，仍然簡單地認為馬克思主張國家形成的標志之一就是地緣關系取代血緣關系。張光直還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是代表西方社會科學對古史分期的研究，而在這個古史分期之外，有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這代表了西方社會科學法則里所不能解決的若干東方現象”⑾。的確，馬克思國家起源理論主要是以西方文明為研究范例得出的，但他也非常關注東方的社會歷史發展。無論是在馬克思的中期著作，還是在晚年筆記中，我們都能看到馬克思對東方社會所做的深入探究，而且，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也正是由馬克思本人提出的，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是解釋中國國家起源較為合適的理論。

注釋：

①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②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5—56頁。

③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頁。

④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⑤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頁。

⑥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74頁。

⑦王東：《中華文明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頁。

⑧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391頁。

⑨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⑩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頁。

⑾徐蘋芳、張光直：《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學報》第六期。

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范文第5篇

五谷泛指主要糧食作物。以五谷為代表的傳統農業生產及其方式，為華夏文明的孕育、發展作出了基礎性貢獻。從精神層面說，五谷以其耐旱、耐瘠、耐貯存等生物學特性，培養出華夏子孫艱苦奮斗、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

谷物是傳統精耕細作技術體系下最重要的作物。五谷就是五種谷物。“五谷豐登”千百年來一直是農民的期盼。“五谷”的稱謂最早起源于春秋戰國，有兩種說法影響較大：一種指稻、黍、稷（粟）、麥、菽（大豆）；另一種指麻、黍、稷（粟）、麥、菽（大豆），反映了當時主要的糧食作物種類。

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雖然相沿了兩千多年，但這幾種糧食作物在全國的糧食供應中所處的地位卻因時而異。五谷中的粟、黍等作物，由于具有生命力強，耐旱、耐瘠薄，生長期短等特性，適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區生長，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況下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麻是指大麻，古人除了用大麻纖維織布外，也用大麻籽做糧食；菽是豆類的總稱，有黃豆、青豆、黑豆等品種，人們發現菽容易種植和儲存，可以幫助度過災年，菽也與粟一道成了當時人們不可缺少的糧食。麥有小麥、大麥、燕麥等，小麥在距今約4000年前，被引進我國新疆地區，并逐步擴展到中原地區，打破了南稻北粟的種植格局。自從有了石磨，小麥從粒食發展到面食，口感大大提高，小麥也逐漸適應了我國的自然環境，改變了國人的飲食習慣，終于取代了黃河流域固有的黍粟的地位，成了我國廣大居民的主糧，成為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糧食作物。

今天，大米幾乎占到了我國老百姓的主食的70%，但其中有一個五谷說法中卻沒有水稻，這是為什么？考古發掘證明長江流域是世界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心。上世紀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稻殼、稻葉和稻稈，堆積厚度約有40～50厘米，應該就是當時的一個糧倉。剛出土的稻谷，閃著燦燦的金光，遇到空氣后很快又變成了泥土的顏色。考古學家通過掃描電鏡觀察發現，這些稻谷一半是無芒的，屬于栽培稻；一半是有芒的，屬野生稻，并包含秈稻和粳稻兩種類型。離稻谷層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大量耕作農具，說明河姆渡的稻作農業比較發達，當然不是起源的時候，稻作農業的起源應該更早。后來，考古工作者在湖南澧縣彭頭山發現了7800～9000年前的栽培稻，在湖南發現了1萬年以上的炭化稻谷，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和浦江上山遺址也分別發現了8000年前到1萬年以上的稻谷，在江西省萬年縣也發現了距今1.2萬年的稻作遺存，這些足以證明長江下游地區是世界稻作農業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華夏文明因有長江流域以其富有增產潛力的稻作農業做后盾，克服了黃河流域在商代末期和唐宋時期兩次遭遇氣候變冷、干旱、水土流失造成的不利影響，得以繼續繁榮昌盛。而發源于尼羅河下游地區的古埃及文明，發源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古巴比倫文明卻因氣候干旱和土壤沙化，周期性的沙塵自西而東肆虐，導致文明先后泯滅。稻作農業在長江流域的起源、發展和繁榮，不僅造就了璀璨的華夏文明，而且五千年來從未間斷對華夏文明的護佑，是讓華夏文明綿延不絕的堅實后盾，使我國成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或消失的文明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