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倍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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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倍增計劃范文第1篇
【關鍵詞】收入倍增；實施措施；改革
在黨的十會議上，中央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池田勇人內閣也提出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日本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之后，于1968年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與1961年的日本有很大的類似。
國內很多學者都對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郭士信（1986）認為，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動員了國民勞動熱情，加強了生產與消費的聯系，并明確區分出政府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解決雙重結構問題，適應了經濟的發展。張車偉、蔡翼飛（2010）通過研究日本實施計劃過程中企業間與區域間的工資差距、主要行業的平均工資增長率等相關數據，認為需要從改革工會制度提高勞動者在勞資對話中話語權、促進勞動力流動、壯大中小企業等方面來發展中國的經濟。李長安、莊芳（2010）認為，中國應當以迅速擴大中等收入階級作為計劃的核心，輔助以加快城市化進程以及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為重點實施中國的倍增計劃。
一、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背景
二戰以后，一切“從零開始”的日本經濟經過實施《國民經濟復興計劃》和《國民經濟自立五年計劃》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鮮戰爭特需”、美國支持等因素影響，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復到了戰前水平，自此進入了以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為中心的高速增長時期。在此時期，經過“神武景氣（1955-1957年）”和“巖戶景氣（1958-1960年）”兩次“景氣”高速經濟發展，日本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富裕，但同時也暴露了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續等突出問題。經濟社會矛盾表現為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業率高，勞資關系緊張等。
（一）產能過剩，內需不足
1955年日本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實施了貿易自由化。南于貿易自由化壓力不斷的增大，原來依賴于低附加值的絲綢、棉紡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帶動國內經濟增長的“貿易立國”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產業結構慢慢失去競爭力。在出口大幅減少的情況下，日本過剩的生產能力導致產品大量積壓，企業不得不減少產量和用工數量，其結果又導致大量工人失業，購買力下降，國內需求嚴重不足。而日本在此期間經濟增長又過度依賴投資，一度陷于“投資引起投資”的循環模式，更加深了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之間的矛盾。
（二）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就歷史原因來說，日本經濟工業化本身并不徹底，加之二戰過程中國民經濟體系遭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日本經濟在高速增長過程中產生了二元結構狀況。當年的日本存在農村人口嚴重過剩，受限于日本的國土面積以及農戶土地規模，農業從業者與城市勞動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加之1955—1958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首次周期性危機，日本在此次危機中受到很大影響，傳統行業失去優勢，造成大量失業等導致居民收入進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拉大。
（三）失業率高，勞資關系緊張
日本企業結構中，中小企業一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企業數量占全部企業數的99%以上，就業人數占全部企業就業人數的80%。然而，當時許多中小企業以低工資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經營特點，工資收入等與大企業相差懸殊，這種不平衡關系的存在直接影響了日本經濟社會的穩定持續發展。。當年的日本要素收入分配機制不完善，勞動者普遍缺乏通暢的利益訴求渠道，勞動者在勞資對話中處于劣勢。加之生產過剩以及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等原因，日本當年的失業率過高，勞資關系比較緊張，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以及社會穩定。
正是以上原因，迫使日本政府出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根本目的在于解決國民收入過低引起的社會矛盾，化解不平衡增長，保持經濟持續性發展。
二、日本收入倍增計劃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主導的經濟措施
1 充實社會公共資本與“新產工特”制度。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后，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主要目的在于充實社會公共資本，從而加強生產和生活的基礎，同時擴大就業和收入，并由此促進經濟增長。當年日本出臺的計劃立足于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制定了社會資本的最大限度規模，謀求充實社會資本的行政投資相當于企業設備投資的比例，即從開始實施的1：3到1970年度的1：2左右。充實社會公共資本主要在四個方向，即合理規劃產業的分布、建立綜合交通系統、改善住宅和生活環境以及加強國土保護。圍繞這四個方向，日本在1962年制定了“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將全國近30個地區列為“新產業發展城市”和“工業整頓特別地區”，配套進行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并給予特別的優惠政策，吸引和鼓勵工廠企業向上述地區搬遷轉移，緩解東京、大阪等城市因城市人口過密所帶來的生產生活問題。而后這些城市和地區成為了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沿海工業地帶的主力。這所謂的“新產工特”制度不僅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后期為日本經濟發展提供了動力，而且后來對日本經濟持續發展以及工業布局產生巨大影響。
2 財稅政策和社會保障機制。在財稅政策與社保機制方面主要實施合理化的稅收制度，妥善運用財政貸款資金以及推進社會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化的稅收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由表-1可以看出，1955—1970年日本全國稅收占GDP比例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最低，稅賦水平不超過20%，遠低于其他發達國家。在計劃實施期間，日本政府采取低稅賦政策和減稅政策，并將其作為提高國民收入的一種手段。同時，將高速增長帶來的大部分稅收用于減免個人所得稅，包括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降低稅率、增加家屬扣除額度。而針對收入差距擴大問題，政府采取對低收入群體的“限高、擴中、補低”的財政補貼政策，收入越低的階層從國家財政得到的補助和扶持就越高。對于社保機制的完善，日本政府在實現全民“皆保險”的基礎上，相繼出臺針對兒童、老人等人群的法律法規，維持最低收入者的生活，發揮保障福利機能。
（二）政府對企業以及產業層面的引導措施
1 確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社會分工體制。日本企業結構中，中小企業一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企業數量占全部企業數的99%以上，就業人數占全部企業就業人數的80%，而1961～1970年日本工業結構進一步現代化，新建了不少新技術新設備的大型企業。落后分散的小企業與大企業之間矛盾突出，實現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和平衡關系。以提高整個社會的拉動生產率，是實現倍增的重要手段。日本確立了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緊密協調的體制，并提倡在大企業周圍組織一系列的中小企業為其服務，作為其零件產品的承包企業的“系列化”做法。在中小企業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主要采取了由大公司供應設備、派遣技術人員甚至管理人員加強聯系并由政府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方式。這種做法對大企業來說，首先，可以減少利潤總額，降低稅率，提高資本的純利潤率；其次，中小企業有大企業需要但不經常使用的設備，承包出去可以節省投資，降低成本；最后，中小企業的工資相對較低，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對中小企業來說，首先，可以利用大企業的品牌節省營銷費用；其次，可以從大企業獲得最新的技術、信息以及穩定的訂貨量，有利于自身的現代化持久經營。
2 工業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重點放在高度加工的產業上，以適應世界市場的出口結構，并且以機械工業和化學為軸心進行。工業生產不單純追求數量的擴大，還針對實現產業機構高級化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提高設備現代化水平確立生產專業化體制、確保海外原料穩定廉價供應、整頓工業地帶環境調整產業布局。
而日本農業的增產措施與提高勞動效率的途徑是先水利化、化肥化，而后逐漸推進機械化。在倍增計劃實施期間，日本農業經濟有兩個特點：一是農業就業人口減少，以保證_T業迅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二是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即淀粉食物減少，蛋白質食物增多，增加畜牧業的產量。日本政府首先大幅提高對農業的投資和農產品補貼，僅對農業的政府補貼就從1960年的747億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億日元。其次，實施《農業基本法》，轉移農業人口，增加非農收入，擴大農村消費。根據統計，自1960年開始，日本將農戶總數的60%轉移到非農業方面，形成了40%農戶充分就業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農民通過出租或出售土地獲得了大量的現金，切實提高農戶基本收入和消費能力。
（三）銀行及金融政策
1 對消費信貸的支持。由1965開始，隨著日本進入彩色電視機、空調機、小汽車等所謂的“新三大件”耐用品的普及時期，日本政府擴大了對消費信貸的支持力度。在此之前，日本各銀行的消費信貸發展緩慢。直到1965年，日本全國各銀行的消費信貸凈額只有597億日元，而到1970年已達9404億日元，5年間增長了14倍之多。正是由于消費信貸的擴大，帶來耐用品的普及，從而由消費增長提升了資本積累。而耐用品的消費提高也從消費層面凸顯了機械工業的戰略性行業地位，加快了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經濟的高速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2 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為從根本上解決當時企業層面的二元結構，收入倍增計劃特別提出要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縮小規模差距，培育中間企業，促進零星小企業組織化。作為對中小企業的配套支持，政府、銀行以及金融機構等對中小企業出臺專門的信貸支持政策，主要有四個措施：一是加強政府的指導和支持，總理府下設中小企業政策審議會，努力增加中小企業獲得國家訂單和勞務的機會；二是加大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國民金融公庫和商工組合中央金庫等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實現承保交易標準化，防止大企業拖欠承包款；四是出臺《中小企業基本法》等10部法律，鼓勵中小企業革新技術和擴大規模，增加中小企業現代化設備投資，推進企業兼并和聯合投資。
三、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效果及評價
單從數據比較來看（見表-2），日本在經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之后，各項經濟指標都超額完成。其中，GDP年均增長率達到11.4%，在1968年就提前完成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人均個人消費年均增長率達到9.4%，按照不變價格計算，達到實施期初的2.76倍。人均消費的提高，提升了有效需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有小幅度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產業結構有明顯的調整和優化。而農業、工礦業水平以及進出口額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從外部及內部環境上看，首先，從1965年開始，在公共事業開支猛增以及日本政府籌辦大阪萬國博覽會的刺激下，日本開始發行財政赤字公債，進行了一系列建設，擴大了市場的有效需求；其次，1965年美國入侵越南引起了日本的“特需”；最后，日本的“新三大件”的普及，引起個人消費猛烈增長。日本從當年自身的矛盾出發，出臺適應自身發展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布局，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國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加之日本當時的軍費支出很低，日本政府大量財政資金用于支持公共事業的支出，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
（一）通過產業調整及擴大內需解決“產能過剩、內需不足”
日本政府首先通過實施“新產工特”以及協調大中小企業的社會分工職能，積極調整了產業結構。其次，通過稅收減免、最低工資以及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提升了國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通過擴大消費信貸等金融措施，有效地拉動了國內消費需求，根治了經濟中長期“投資引起投資”的惡性循環，成功解決了“產能過剩、內需不足”的問題。
（二）通過勞動力轉移以及對中小企業的支持解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新產工特”制度不僅僅是對產業結構的調整，更是針對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問題，吸引工廠企業向“新產工特”地區搬遷轉移，不僅有效改善了東京、大阪等大城市人口過密的問題，而且有效改善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積極推進中小企業改造，促進中小企業規模經營和調高勞動生產率，從而逐步拉近中小企業的工人收入與大企業工人的收入水平；針對工人與農民的收入不平衡問題，政府一方面引導農業勞動力向工業專業；另一方面，加大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政策傾斜，促進農民收入提高，逐步消除收入差距。
（三）通過產業調整以及完善工會制度解決“失業率高、勞資關系緊張”
日本政府首先通過加大公共設施項目的建設來緩解失業問題；其次，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緩解失業問題。日本通過完善工會制度，加大了工業在勞資關系談判制度中的話語權，很多企業還實施了“終身雇傭制度”提升了職工對企業的忠誠度，極大地緩解了“勞資關系緊張”。
可以看到，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總體上是成功的，在國民收入倍增的基礎上，帶來一場消費革命，使日本于1968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產業結構、生產效率、教育水平都有明顯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獲得極大的提高。
四、對中國收入倍增計劃的啟示和思考
由表-3數據可知，從人均GDP數據來看，按照2005年價格指數計算中國人均GDP為3873美元，而日本為3251美元，都已經突破人均1000美元的“貧困線”，處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大于3000美元）。從產業結構來看，1961年日本一、二、三產業比例分別為12.9%、47.2%、39.9%，而農業就業比重為29.0%；2010年中國一、二、三產業比例分別為10.1%、46.8%、40.1%，農業就業比重為36.7%。對比發現，中日在三次產業比例上相近，而中國在農業就業人口比重上高于日本。根據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的經驗，中日在這兩個不同的時期都處于工業化中期，第一產業比例低于20%，第二產業比例最大。從社會福利指標來看，中國的基尼系數更大，收入分配差距相比當年日本更大。而在恩格爾系數的比較上，中國的城鎮家庭35.7%略好于當時的日本37.7%，農村家庭41.1%略差于日本，由于日本數據為整體社會家庭恩格爾系數，中日在恩格爾系數方面類似。
通過上述數據分析，中國目前經濟形勢與當年的日本非常類似。經濟運行中也出現與當年日本類似的問題。而中國于2012年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欲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因此，日本當年收入倍增計劃的措施對我們有很大的借鑒和啟示。本文認為，實施中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也應從政府、企業以及銀行三個層面來實施。
（一）政府主導的經濟措施
1 規劃新的產業布局和推進城鎮化建設。由于外部經濟環境變化、內部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資源環境的壓力，中國的出口空間受到較大的擠壓，原本的產業結構也出現嚴重的布局不合理問題。中國應該從長遠出發，規劃新的著眼于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產業布局，在解決東、中、西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上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在東部發達地區積極發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興產業的同時，給予中西部地區政策上的傾斜，讓其在自身有條件的情況下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促進農業就業人口向工業轉移，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逐步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城鎮化建設不僅是破除中國二元化經濟體制和格局的重要舉措，而且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和聚集、城鄉資源合理配置的關鍵。要逐步放寬民間投資的準入，為城鎮化建設融資拓寬渠道，引導和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改變現行的依靠農民的土地、資源和積累支持城鎮化發展的方式，切實保障農民的財產權益，從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收入倍增。
2 財稅政策及社會保障機制。逐步完善稅收制度改革，發揮稅收調節收入的功能，縮小收入差距。中國稅制改革應著眼于以下幾點：一是完善個人所得稅征管，逐步過渡到以家庭為征稅對象的個稅征管體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稅負；二是在再分配方面，加快調整財政、稅收政策步伐，發揮財稅杠桿作用；三是在稅制改革中加快調整稅制結構，降低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總體比重，減少終端消費者負擔。建立完善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從提高以下三類人群收入著手：一是普遍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收入；二是提高城鄉貧困居民的保證標準和企業退休人員的退休金，貧困標準和企業退休金與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掛鉤；三是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一線勞動者的收入。
（二）政府對企業的引導措施
1 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推行資源價格改革，形成市場價格體系，打破政府管制和國企壟斷，讓市場自由配置資源。開放由國企壟斷和行政管制的市場空間給予民間資本，以期產生新的經濟增量，讓民間資本與國有資本在更公平的環境內競爭，最大限度地降低尋租空間，降低交易費用，營造完善的企業外部治理機制。0讓市場在淘汰“產能過剩”的低效率、高能耗的企業的同時，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讓生產創造消費，培育出新的消費熱點，同時也解決“內需不足”問題。
2 壯大中小企業，保障充分就業。中小企業是解決“失業率高”的根本途徑，壯大中小企業，讓中小企業吸納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對中國來說非常必要。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政策，鼓勵中小企業革新技術和擴大規模，增加中小企業現代化設備投資，推進企業兼并和聯合投資。
（三）銀行及金融政策
農業倍增計劃范文第2篇
關鍵詞：“出口倍增計劃”；“再工業化”；馬氏距離匹配；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09011407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對經濟和消費的信心跌至最低，美國面臨二戰以來最為復雜的經濟環境，為了夯實實體經濟和增加就業，美國對貿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在“自由且公平貿易”政策框架下實施了眾多貿易保護措施，強化了制度在美國貿易保護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立法推出了“購買美國貨”等貿易保護措施，還出臺了包括“出口倍增計劃”（實際上是美國總統奧巴馬于2010年3月簽署的國家出口倡議）、“再工業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及相關的政策措施，借此助力已經“金融化”的美國重塑制造業競爭優勢，加速經濟復蘇并增加就業。此次“出口倍增計劃”包含了確定的時間表與出口要求，即在5年之內使出口翻倍并創造200萬個就業崗位。自奧巴馬政府于2010年提出這一計劃已經近五年，它的各項措施是否按計劃落實，出口數據和就業數據是否能夠實現翻倍目標？該計劃對美國經濟有哪些影響？筆者通過數據為其做一次客觀評價。
國內外學者對“出口倍增計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該計劃實施初期，胡拓坪[1]從計劃制定的背景著手，分析了美國提出此項計劃的原因。PIIE[2]解析了該計劃的各項措施，張漢林和魏磊[3]及王麗娜[4]總結了該計劃的特點。徐康寧[5]從國際分工角度，黃志龍[6]從計劃實施前景，馬鑫[7]從全球資源爭奪方面預估了該計劃的實施效果， Bergsten[8]發現“出口倍增計劃”能否成功實施還取決于美元參與全球匯率博弈的結果，美元貶值以及人民幣升值均促進美國出口規模和質量的提升，并對中美經貿關系產生重要影響，申恩威[9]從貿易摩擦、高科技產品出口和匯率方面進行辨析，Lee[10]、Piffaretti和Rossi[11]提出中美經濟再平衡的調整方式是美國重振出口的關鍵。在該計劃實施末期，華迎和張莉[12]通過相關數據對計劃的效果進行了評估，預計該計劃不能如期實現既定目標，并由高攀[13]深入分析其落空的原因。
利用雙重差分模型（DID）研究政策效果在國外經濟學文獻中是較為普遍的一種方法，如Gruber和Poterba[14]與Feldstein[15]運用該方法分析美國稅收改革法案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國內學者周黎安和陳燁[16]與邵敏和包群[17]等運用該模型研究中國稅費改革、股權改革等。綜上所述，一方面，現有文獻多集中于美國“出口倍增計劃”頒布初期，多是對“出口倍增計劃”中措施的評判及目標的預測，缺乏對“出口倍增計劃”實施過程中的跟蹤研究，尤其是對“出口倍增計劃”到期后的系統評析極為有限；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在分析“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和影響時鮮有采用經驗研究做支撐，本文的研究將彌補上述兩方面的不足。
二、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實施進展及出口現狀
1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實施進展
本文將奧巴馬政府于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計劃”的措施按實施進展歸納為4項，即支持出口實體、促進出口的服務措施及保障、調整貿易政策和促進服務出口并恢復宏觀經濟平衡。
在支持出口實體方面，TPCC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ITA）已幫助了約15 000家美國企業實現了總額高達1 840億美元的出口。僅在2012年，超過2 718家美國公司通過與ITA合作進行首次出口或開拓新的出口市場[14]。同時，ITA分別在2010年和2011年支持了2178萬個和4293萬個就業[15]。
在促進出口的服務措施及保障方面，ITA的國際買家計劃招募38 000多個外國買家來訪問美國主要的貿易展會，并直接與美國公司進行聯系。截至2013年年末，通過該計劃達成的出口數額高達23億美元；美國商務部協調了135個貿易代表團共1 463家公司赴55個國家參展，借此獲得了超過220億美元的出口銷售額；美國貿易和發展署（USTDA）不斷增加反向貿易代表團的投資，僅2012年使3 400家美國公司與超過450個外國買家對接[15]；2010―2012年美國農業部外國農業服務中心指導164家農業企業加入農業貿易代表團，創造了3 800萬美元的銷售額；美國進出口銀行于2012年為私人部門無法提供服務的企業提供了357億美元的授權和500億美元的境外金融支持[16]。
在調整貿易政策方面，美國正積極地同20多個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包括WTO、TPP和APEC。其中，美國與亞太國家進行的TPP談判為美國擴大出口創造了重要的新機遇，并支持美國國內高薪酬的就業。亞太地區已經成為美國制造業產品出口、農產品出口和服務出口的重要目的地，僅在2012年，亞太地區吸收了美國60%的產品出口和75%農產品出口[17]。
在促進服務出口并恢復宏觀經濟平衡方面，2013年美國服務出口總額高達6 81721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3016%，較2009年增長了3401%[18]。在此期間，美國正式進入新的服務貿易協定談判（TISA），TISA其他21個成員方的服務貿易進出口幾乎占全球服務貿易的2/3，同時美國每4個就業崗位有3個在服務部門，推進談判有助于促進美國服務業出口和相應的就業水平，2012年服務業每出口10億美元能帶動約4 000個就業崗位[19]。
2“出口倍增計劃”實施后美國出口現狀
截至2014年年末，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未能體現在出口數據上。雖然該計劃實施初期美國出口總額大幅增長（2010年出口增長1687%，2011年增長1455%），但是2012年美國出口總額的增長快速回落，僅為463%，2013年出口增長進一步放緩，為275%。若要實現2010―2014年的出口數額翻倍，則2014年的出口增長率必須要達到3896%，從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最新公布的出口數據來看，2014年美國出口總額為235萬億美元，僅比2013年增長了286%，與2009年出口總額158萬億美元相比較，未能實現翻倍目標[18]。
美國出口促進就業的效果顯著。2013年美國出口帶動了1 130萬個就業，是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值。其中貨物出口帶動了710萬個，服務出口帶動了420萬個，每出口10億美元能帶動5 590個就業崗位[18]。2009―2013年經美國出口新增的就業崗位數已達160萬個，依此速度增長，到2014年年底實現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萬個就業崗位的可能性較大。
三、美國“出口倍增計劃”效果分析
為了考察“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借鑒計量經濟學“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和“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進行評估。從世界范圍看，“出口倍增計劃”一方面，制造了美國出口在政策頒布前后的差異；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在同一時點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異，基于這雙重差異形成的估計有效控制了其他共時性政策的影響和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事前差異，進而識別出促進出口政策所帶來的因果效應。
1 數據描述與變量選擇
本文選擇了美國50個州和1個特區作為試驗組，選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尚未出臺明確的出口促進措施的其它國家作為控制組，依據與美國的貿易往來以及GDP等指標，初步確定歐盟28國以及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國等27國共55個國家作為控制組。考慮到本文是對美國“出口倍增計劃”進行經驗檢驗，所以選擇了與出口具有較強關聯性的指標，即出口額、人均GDP、就業人數、人均收入和國內投資（受制于數據可得性，用特征向量“房屋建設”表征美國國內投資），并將其作為決定試驗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向量。
（1）出口額主要以出口規模來衡量。美國各州出口數據來源于2008―2013年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中的外貿數據庫；歐盟28國出口數據來源于2008―2013年歐盟統計局（EUROSTAT）；其他27國出口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
（2）人均GDP。考慮到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的供給與需求，美國調整后的人均GDP采用美國人均GDP 2005年不變價與其排名前20的貿易伙伴國人均GDP 2005年不變價的乘積，數據來源于BEA；歐盟28國調整后的人均GDP數據采用歐盟28國人均GDP與其前20個貿易伙伴國人均GDP的乘積，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調整后的人均GDP采用27國人均GDP與其前20個貿易伙伴國人均GDP的乘積，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3）就業人數。美國各州就業人數來源于美國勞工部；歐盟28國就業人數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就業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4）人均收入。美國各州人均收入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歐盟28國人均收入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其他27國用人均調整國民收入凈額表示，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
（5）國內投資。美國該數據來源于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各州房屋建設數據；歐盟28國數據來源于歐盟統計局的企業房屋建設數；其他27國數據采用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房屋建設數。
將上述變量用于構建雙重差分模型，雙重差分方法的作用在于構造實施“出口倍增計劃”的相關地區所組成的試驗組和沒有實施“出口倍增計劃”的相關地區所組成的控制組，通過控制其他因素，對比“出口倍增計劃”發生前后試驗組和控制組之間的差異，從而檢驗“出口倍增計劃”的政策效果。考慮到作為試驗組的美國與作為控制組的其他國家在選取變量之外仍有差距，我們采用馬氏距離匹配法盡可能地縮減這種差距，并為試驗組地區確定最相近且合理的控制組地區。
2 數據匹配和檢驗結果
利用馬氏距離匹配法尋找模型中試驗組成員特征中最為接近的元素作為控制組，使得模型差異的檢驗更加可信。對于試驗組元素i∈dit=1和控制組j∈dit=0，d是取值為0或1的虛擬變量，表示元素是否屬于特定組別，用Dij表示試驗組元素i和控制組元素j之間的馬氏距離，其定義如下：
Dij=（Zi-Zj）TV-1（Zi-Zj）T （1）
其中，Zi和Zj分別表示試驗組和控制組的匹配變量的向量，V為匹配變量的協方差矩陣。通過計算Dij，其最小值對應的控制組個體j就是與實驗組個體i最接近的控制組個體。因此，控制組個體j就是匹配實驗尋找的對象。具體而言，如果Dij滿足如下條件：
Dij=min（Zi-Zj）TV-1（Zi-Zj）T（2）
則控制組元素j就是馬氏距離匹配的最優值。在進行馬氏距離匹配時，首先需要確定決定試驗組和控制組的特征向量Z。根據2009年數據，具體的匹配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根據表1的匹配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匹配控制組的元素是33個國家或地區，其分別是：奧地利、比利時、克羅地亞、塞浦路斯、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馬耳他、荷蘭、葡萄牙、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以色列、日本、韓國、挪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試驗組和控制組對于5個特征向量在匹配之前具有顯著的差異，而匹配之后的差異不顯著，這說明選擇的控制組元素和試驗組具有可比性，這是后續雙重差分模型建立的基礎。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數據和雙重差分方法對式（6）進行初始檢驗。通過該檢驗，我們要觀察試驗組元素和控制組元素在實行“出口倍增計劃”后其出口額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如果檢驗結果發現存在系統差異，則認為“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對美國的出口確實產生了顯著影響。同時為了對初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分析，本文還將試驗組中的元素劃分為沿海州和內陸州兩個子樣本進行估計，這樣可以同時對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進行相關分析。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初始檢驗結果
注：括號內報告的是異方差-自相關一致標準差估計值，*、** 和***分別表示1%、5%和10%置信水平下顯著。
由表3可見，第（1）、（3）和（5）列分別是全部樣本、沿海州的子樣本和內陸州子樣本的基礎方程回歸結果；第（2）、（4）和（6）列是在基礎方程上加入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
從treated的系數來看，全部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2009―2011年美國實施的“出口倍增計劃”在出口方面沒有其他國家效果明顯；從變量time的系數來看，在全部6列樣本中加入控制變量后其結果更為顯著，表明2009―2011年美國全部州出口水平顯著提高（與自身相比）；從決定“出口倍增計劃”是否有效的核心變量ep的系數來看，在加入控制變量的第（2）列和第（6）列有負向的弱顯著，表明“出口倍增計劃”對該時期的出口具有一定的負面效果，尤其阻礙了美國內陸州企業的出口，而對沿海州出口的影響不顯著，可能是受未列明的其他因素或變量的影響，例如美國對外投資、外國企業對美國投資，能源價格和金融服務等；從控制變量gdp的系數來看，全部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該計劃對美國GDP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從控制變量em的系數來看，無論是全部樣本還是在沿海州和內陸州的子樣本，該計劃對促進就業起到了積極作用；從控制變量epr的系數來看，均顯著為正，表明“出口倍增計劃”確實可以顯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論是沿海州還是內陸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響程度基本一致；從控制變量hc的系數來看，出口對于國內投資的拉動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回歸方程對全部樣本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初步檢驗結果較為穩健。
5 滯后效應檢驗
本文利用2009年與2010年、2011年、2012年數據建立雙重差分模型，對美國“出口倍增計劃”可能存在的滯后效應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從ep的系數看，2009―2011年，2009―2012年模型的估計均顯著，說明美國“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但是系數的估計為負，表明了“出口倍增計劃”政策對于美國的出口具有負向作用，其中2012年該“出口倍增計劃”的負向作用更加顯著，且可能進一步延續，這與前述2009―2013年美國出口增速放緩的結論相互印證。其他控制變量在滯后一期和滯后兩期的差異較小，計劃施加的作用效果較為平穩。
四、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績效評析
1“出口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難以實現
美國“出口倍增計劃”的預期目標從數字上看為2010―2014年的出口數據翻倍，2014年美國出口總額為235萬億美元，與2009年的158萬億美元相比，未能實現翻倍目標。然而，受其影響，美國各項經濟指標在此期間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別是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明顯，可能會實現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萬人的就業目標。雖然“出口倍增計劃”的出口規模翻倍目標未能實現，但其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的復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出口倍增計劃”對出口的政策效果不明顯，對就業、收入水平和投資的拉動作用較強
經驗分析結果表明：第一，“出口倍增計劃”對促進美國出口的影響并不明顯，甚至是負面影響，這與本文對此次促進出口措施的分析和2012―2013年美國出口增速大幅降低相互驗證。然而，美國出口水平相比計劃提出前有所提高，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一系列應對措施的影響，未列明的因素對出口水平的影響較大。第二，該計劃對就業水平的作用較為顯著，這與經驗分析之前效果分析中的“出口帶動的就業人數顯著提高”結論相契合。第三，該計劃對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GDP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對美國GDP貢獻較大的是私人消費與投資，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僅為014%，其占GDP比重甚至為-301%[20]。同時，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也處于經濟復蘇階段，因此，該計劃對于提升美國及其貿易伙伴國的相互需求作用為負。第四，“出口倍增計劃”確實可以顯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論是沿海州還是內陸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響程度基本一致。第五，對于國內投資的拉動具有顯著的正效應，得益于美國貿易代表團模式的反向貿易或逆投資現象。
3 美國沒有實質性地回歸由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重新審視原有的基于泡沫和瘋狂投機的“金融化”的發展模式，不想繼續成為全世界進口者和最終消費者以及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后依托，從而提出包括“出口倍增計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現出美國更多地依靠實體經濟平衡經濟增長方式。然而，實際數據顯示，美國出口并沒有出現預計的強勁持續復蘇。消費和投資仍然是拉動美國GDP增長的兩駕重要馬車，原因可能是受到危機后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以及頁巖氣等新能源的出現使石油價格下降，由2008年7月11日的14725美元/桶降至2015年1月13日的4420美元/桶（美原油連CONC指數），企業具有成本優勢。同時，美國巨大的市場和“再工業化”政策的激勵，使得全球投資者競相對美投資，2006―2013年美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由金融危機時最低的1 43604億美元（2009年）快速增長至2 30768億美元（2013年）[18]，增幅高達6070%，迅速恢復并超過金融危機前水平。這些因素弱化了貿易對美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此外，受美國傳統產業結構影響，近四年來美國出口構成中貨物與服務出口的比例此消彼長，服務出口增長優于貨物出口，服務出口帶動的就業崗位增速超過貨物帶動；貨物出口空間被壓縮，使出口配合“再工業化”夯實實體經濟的效果打折扣。綜上所述，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未因金融危機而實質性地轉向對外貿易，“出口倍增計劃”的效果未達預期，但該計劃卻卓有成效地促進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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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倍增計劃范文第3篇
一、方城縣糧食生產現狀
方城縣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陽盆地東北隅，伏牛山東麓，唐白河上游。縣域東西長72km2，南北寬61km2，總面積2542km2。全縣轄15個鄉鎮，2個街道辦事處，557個行政村。總人口106萬人，總耕地面積10.9萬hm2。方城是糧食主產區，產糧大縣，常年糧食產量占南陽市的1/10，占河南省的1%。2010—2013年被評為全省糧食生產先進縣，2012年、2014年被評為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方城縣糧食作物主要種植模式是小麥、玉米一年兩熟制。小麥主要種植品種有衡觀35、新麥21、西農979、豫農202、許科316、周麥23、鄭麥9023等。玉米主要種植品種有鄭單958、登海605、偉科702、吉祥1號、中科11、金賽211、先玉335、北青210等。方城縣小麥常年種植面積7.3萬hm2，玉米種植面積6萬hm2，加上其他雜糧，糧食作物種植面積在13.3萬hm2以上，且程逐年上升趨勢。全年糧食產量8億kg以上。2014年小麥良種補貼落實面積7.933萬hm2，玉米良種補貼落實面積6.761萬hm2。2014年夏糧單產442kg，秋季遭遇嚴重旱災，秋糧減產，每667m2產量335kg，全年糧食產量8.65億kg。2015年夏糧單產451kg，總產5.36億kg。
二、糧食生產資金管理情況
（一）2012—2014年糧食生產支農資金投入情況
2012年，方城縣共投入糧食生產支農資金11866萬元，其中：農綜開發項目資金3614萬元，現代農業糧食產業類項目資金600萬元，旱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資金2832萬元，農業高產創建項目資金176萬元，測土配方施肥項目資金40萬元，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補助經費115萬元，農機購置補貼項目資金1432萬元，病蟲害防治資金10萬元，小麥“一噴三防”項目資金475萬元，農作物良種補貼項目資金2572萬元。2013年，方城縣共投入糧食生產支農資金12261萬元，其中：農綜開發項目資金3499萬元，現代農業糧食產業類項目資金875萬元，早澇保收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資金2708萬元，農業高產創建項目資金176萬元，測土配方施肥項目資金40萬元，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補助經費115萬元，農機購置補貼項目資金1666萬元，病蟲害防治資金19萬元，小麥“一噴三防”項目資金475萬元，農作物良種補貼項目資金2688萬元。2014年，方城縣共投入糧食生產支農資金9561萬元，其中：農綜開發項目資金2820萬元，現代農業糧食產業類項目資金1025萬元，抗旱救災項目資金285萬元，農業高產創建項目資金160萬元，測土配方施肥項目資金38萬元，基層農技推廣體系改革與建設補助經費115萬元，農機購置補貼項目資金1840萬元，病蟲害防治資金3萬元，小麥“一噴三防”項目資金482萬元，農業生產救災資金64萬元，農作物良種補貼項目資金2729萬元。
（二）倍增計劃項目
1.種植類項目。2012年，方城縣倍增計劃種植類項目資金1107萬元。該項目經省財政廳批復項目區建設面積0.24萬hm2，其中：建設3個萬畝高產示范區，5個千畝高產示范方，10個百畝高產攻關田。通過“良種推廣，綜合配套技術推廣，高產開發示范帶動”等內容實施，在2015年全縣旱情較為嚴重的情況下，項目區花生單產由前3年平均單產310kg提高到361kg，增幅達16.5%。2013年，方城縣倍增計劃種植類項目資金1310萬元。該項目經省財政廳批復項目區百、千、萬花生示范田，面積共計0.24萬hm2；十個百畝高產攻關田66.7萬hm2；五個千畝示范方333.3hm2。2014年，方城縣倍增計劃種植類項目資金1374萬元，項目正在實施中。2.加工類項目。方城縣加工類項目2012年、2013年、2014年度分別為78萬元、124萬元、200萬元。企業已作為利息補貼列入補貼收入，沖減了該公司的2013年度財務利息成本，為該企業輕裝上陣助推方城縣油料深加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全國新增千億斤田間工程規劃項目實施情況
自實施國家新增千億斤糧食生產能力規劃工程以來，方城縣作為主要規劃縣，圍繞打造糧食增產樣板示范工程的目標，5年累計建成高產穩產田1.12萬hm2，總投資1.1億元，惠及券橋、博望、趙河3個鄉鎮的48個行政村。
（四）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情況
2012年、2013年、2014年全縣核定補貼面積9.44萬hm2，涉及全縣25.4萬農戶。2012年、2013年補貼金額均為15356.61萬元，2014年補貼金額為15538.88萬元。2012年、2013年每667m2補貼標準為108.42元，其中糧食直補11.68元，綜合補貼96.74元。2014年每667m2補貼標準為109.74元，其中糧食直補13元，綜合補貼96.74元。通過據實核定補貼面積和張榜公示環節，由郵政儲蓄銀行“一折通”系統并按照省直補辦要求全部兌現到戶。自2012年以來，方城縣每年承擔小麥良種補貼面積7.6萬hm2，補貼資金1140萬元；玉米良種補貼面積6.06萬hm2，補貼資金909萬元；花生良種補貼面積2.98萬hm2，補貼資金448萬元，并按要求落實到位。2015年的補貼資金1.35億元已補助到縣，待上級的實施方案下達后，按要求及時補貼到農戶。
（五）農業保險情況
為確保種糧農民的積極性，在方城縣政府重視引導下，縣農業局積極開展農業保險工作，保障了種糧農民的積極性。2014年全縣小麥保險面積719.7萬hm2。現行保險金額及費率：玉米每667m2保額329元，費率6%，每667m2保費20元；小麥每667m2保額447元，費率6%，每667m2保費27元；煙葉每667m2保額900元，費率5%，每667m2保費45元。其中中央40%，省級25%，市級5%，縣級10%。
三、補充耕地管理情況
農業倍增計劃范文第4篇
這是可期待的希望。數據顯示，2012年前三季度GDP增速已經達到7.7%，有專家認為只要保持每年6.8%的GDP增速就能完成十報告中提出的GDP和人均國民收入同步雙倍增目標。目前已有報道稱西部地區居民的人均收入倍增在2015年前后完成。
緩解稅收負擔焦慮是關鍵
但人們更關心切身的感受，百姓想知道怎樣實現倍增，對自己是“倍增”？還是“被增”？在這個話題中，個稅問題很受關注。有學者提出，應該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
稅收常被稱為痛苦指標。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但痛苦也是快樂的“源泉”。如北歐國家的宏觀稅負高達40%～50%，但是多數民眾對高稅收制度持肯定態度。他們沒有西歐的罷工、沒有美國兩黨的征稅大戰、沒有中國民眾的稅收焦慮。再看一看歐洲債務危機，聽一聽美國財政懸崖，無不受困于“源頭活水”稅收的枯竭。所以，實現倍增目標，關鍵不是少交稅，而是民眾的稅收感受。
北歐能夠成功地建立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的穩定社會，是他們運用創新理念的實踐成果。20世紀30年代的瑞典經濟還比較落后，但政府的分配體制重點已明確：全民利益至上，全民平等就業至上。為此，政府通過高稅收保障統一、公平的分配就業培訓指導、教育、醫療、養老等這些領域的資源，通過規定失業救濟領取的時間期限，要求能工作的人都工作。在社會成員總福利給定時，越強調分配平等，社會福利效應越大。這種社會福利保障模式使全體社會成員過著體面的中產品質生活。稅收的使用解決了民眾的后顧之憂。
當前社會上對個稅問題的熱議，說明目前我國民眾對個稅改革有強烈的渴求，但關鍵不是少交稅，而是緩解人們的稅收負擔焦慮。2011年9月1日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500元，納稅人數已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再調起征點意義不大。考慮具體家庭負擔，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征收個人所得稅，才是應該呼吁的。
調整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更應該高聲呼喚的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經濟的發展并不會自動帶來社會公平，還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礎和文化氛圍。北歐五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在0.25至0.26之間，是社會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他們20%最貧窮家庭的收入約占總收入的10%，大約為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一半。而且高稅收沒有阻礙經濟績效，瑞典、丹麥、挪威、芬蘭人均GDP都是排在世界前位的國家。高稅收也沒有養懶漢，他們的失業率常在2%～3%的范圍內波動，遠低于其他工業化國家7%-10%的常規失業率。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積累的問題也越來越富有挑戰性。北歐國家的國民儲蓄率平均為20%，接近19.7%的全球平均儲蓄率。我國儲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有社會習慣因素，更是人們對各種后顧之憂擔心的防御措施。近十多年，我國在支農、惠農、促進城鄉協調、促進區域經濟協調，加強社保、教育、醫保、住房等基本民生項目的建設上，財政政策均發揮著分配調節的積極作用。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都在同步提高，但人們的牢騷和不滿情緒也在上升。這些情緒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內心反映。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的民間調查報告認為：我國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61，遠高于2010年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基尼系數的平均數0.44。高基尼系數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自然結果，是我國效率優先原則發揮作用的體現，同時超過0.60的基尼系數也預示著我國家庭收入差距懸殊，減少機會不均，調整社會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農業倍增計劃范文第5篇
一要以“三化”互動并進理念為指導，牢固確立“跳出三農抓三農”的意識。始終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理念，跳出“三農”抓“三農”，用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和思路來推進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堅持以工業化致富農民，城鎮化帶動農村，產業化提升農業，“三化”互動并進，城鄉統籌發展。以工業化為突破口，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工業化是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最根本途徑，工業發展的物質和技術積累，為加快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基礎；工業化使各類資源通過市場運作達到最佳配置，發揮出最大效益；同時工業化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就業崗位，既增加農民收入，也使土地資源的集約化、規模化成為可能，為農業產業化發展提供了空間和載體。必須始終堅持工業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堅定不移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通過加大園區建設、招商選資、項目投入力度，加快農村工業化進程，繁榮農村經濟。以城鎮化為強引擎，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城鎮化是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口，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點。城鎮化帶來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既為農民就業提供“保險”，也為打開農村市場，擴大內需增添“馬力”；同時，城鎮對人口、產業及商品的集聚效應和輻射作用，促進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加速農業人口“非農化”，有效提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推動農業農村加快發展，必須全力推進小城鎮建設，全面拉開鎮區道路框架，推進老鎮區拆遷改造，加快土地出讓、房產開發和功能區建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切實增強集鎮承載能力，吸引各類要素資源在鎮域快速集聚。以產業化為主抓手，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轉型升級。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農業產業化，而農業產業化的本質是工業化。以工業化理念謀劃農業產業化經營，推動農業規模化、商品化、集約化發展，不僅提升了農業發展水平，而且使更多農業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必須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產業體系提升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促進農業，用現展理念引領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二要以持續增加農民收入為核心，努力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保持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既是建設更高水平小康的重要內容，更是農業農村全局工作的中心任務，必須在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的基礎上，大力拓展農村非農產業增收渠道，積極開辟外出就業增收空間。壯大鎮域經濟促動農民增收。加快小城鎮建設，牢固樹立經營城鎮的理念，通過組建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主體的投資公司，引導各類資本進行一級開發，推動重點鎮“四橫四縱”、一般鎮“三橫三縱”道路框架高標準建設到位，加快老鎮區拆遷改造，完善鎮域基礎設施和功能配套，優化城鎮生態環境，實現全國環境優美鎮和省衛生鎮全覆蓋；大力推進鎮工業集中區轉型升級，通過創新投融資機制、探索園區一級開發、與先進地區合作共建等多種方式推動集中區由形態開發向功能開發轉變，全面提升集中區的承載水平和集聚能力；提升鎮級公共配套服務功能，通過加快土地出讓、房產開發和功能區建設，吸聚資源要素，提升配套水平，推動物流、商貿、餐飲、旅游、社區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促進就業創業帶動農民。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市場調節的作用，通過舉辦招聘會、提供就業信息、開發公益性崗位等形式，多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最大限度地促進農民就業；在做好勞動力異地輸出的同時，突出抓好就地轉移，為我市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用工保障，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進一步優化創業環境，最大限度地釋放廣大民眾的創造力、民營企業的擴張力和民間資本的爆發力，繼續引導農村黨員干部、大學生村官、農村能人、返鄉能人帶頭創業，扶持更多農民由“勞務型”向“老板型”轉變，提高農民資產性、經營性收入。發展村域經濟帶動農民增收。突出工業強村第一方略，通過加快村級民營小區建設，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吸引更多項目入區發展；依據村域自然資源、主導產業和特色產品，大力培育“一村一品”特色產業；增強資源整合開發能力，建立責權利相統一、符合現代產權制度要求的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體制，對“三集中”、“萬頃良田”工程整理出的土地、村集體資產，通過拍賣、租賃、承包、入股等多種形式，最大限度盤活利用，增加集體政策性、資源性、資產性、服務性收入，努力消除村營收入20萬以下的村，著力打造一批超百萬村、超千萬元和超億元社區。
三要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為重點，著力加快農業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推進農業轉型升級，是實現農業產業結構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農業資源利用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農業生產經營從家庭型向規模型，農業發展方式從依賴廉價勞動力和消耗土地資源向依靠科技和人力資源轉變的根本途徑。以“三年倍增計劃”倒逼農業轉型升級。農業“三年倍增計劃”是農業轉型升級的龍頭工程，是現代農業的希望工程，是全民創業的基礎工程，是農民增收的民生工程。加快推進高效農業規模化，以農業產業規劃為引導，以發展現代農業園區為載體，加快推進高效設施農業的發展，不斷做大做強四大十億產業板快、三大旅游農業園區、兩大百億龍頭項目；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切實加大“三資”投入農業力度，著力培育壯大農業龍頭企業，積極推動龍頭企業向產業鏈兩端延伸，打造一批帶動能力強、科技含量高、經營規模大、市場前景廣的農業龍頭企業集群；加快推進農業標準化、品牌化建設，搶抓我市長壽課題即將列入國家“973”基礎研究發展計劃的契機，加快推進無公害、綠色和有機農產品生產，著力打造全球最有影響力的長壽農業品牌；力爭三年時間土地產出翻番，每畝平均效益達4000元以上。以創新服務機制保障農業轉型升級。創新人才服務機制，建立一支與“三年倍增計劃”相適應的農業人才隊伍，鼓勵農業人才在廣闊的田野中發揮才智，建功立業。創新農業科技服務機制，走產學研合作的路子，促進龍頭企業、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單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與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進行研發合作，切實提高農產品品質和檔次，拓寬農業增值空間。建立起涵蓋農口部門、農業龍頭企業、“三大合作”組織、農業經紀人、種養大戶的農業信息服務網絡，全面搭建起市場信息傳送、農副產品銷售、農業項目招商的網絡服務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