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診斷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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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斷學論文范文第1篇

統一性

論文摘要：中醫脈學理論潛在著統一的思維模型及數學模型；其模型性承載于太極模型、三才模型、五行模型；這種模型概念的遷變反映著中醫脈學理論的逐漸形成與完善；模型中醫學認為，中醫理論特點是“以模塑理”、“按模索病”。先有一套完整的模型理論，然后再嚴格按照模型建立其脈學理論。

模型中醫學是從思維模型、數學模型研究中醫理論形成、發展和演進的一門邊緣性學科[1]。中醫診斷學是以統一的思維模型、數學模型用于人體不同部位的醫學診斷，例如：舌、脈、眼、耳等，它們都是診斷疾病的窗口，是用來觀察人體內在變化的，即中醫所謂的“司外揣內”[2]。同理，中醫以診脈為主要診斷特點的脈學理論，亦產生于一種模型思維，如太極、三才、五行等三大模型思維。脈學理論恰恰是嫁接了這種思維模型，并結合臨床實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脈學理論體系。今論述如下，以期斧正。

1． 脈學的太極模型

太極模型，反映的是表達整體意義上的“基元”演化思維。它的基元性，決定了從每個基元部位均可反映著相似的全身或其他基元源的演化發生的模型表達。一節脈，就是一個基元部位，所以，它相似的反映著全身或每個其他基元部位潛在的脈象模型表達。

中醫脈學定位，腕部的“寸口”，就是一段潛含著全身任何相對獨立生命單元均有的演化“基元”部位，它與太極思維相吻合。所謂太極，極端也，唯一也，基元也。在“極”端處，陰陽混元一體，陰陽高度統一，陰陽屬性在此“極點”并且顯示不出來。這正是太極思維模型的原初意義。每一段相對獨立的一股脈，均對應著“太極”思維模型。它反映著人體生命信息完整意義上的泛指代。

2． 脈學的三才模型

所謂三才模型，是生命奇數演生律中高于基元太極模型演化的第二個模型，就是“一源三歧”的模型。它反映著一個表達“基元”整體意義上的太極脈位，再以三才模型（即一分為三）演化出與該模型對應的三大脈位表達。三才模型，使中醫脈學太極模型的“基元”脈位，遞演出“寸、關、尺”三部拭脈法。這為將人體或器官按模型論從上到下進行“三位”機械定位，打下了基礎。反映了脈學理論從太極模型，向三才模型演進軌跡。

3． 脈學的五行模型

五行模型，也是生命奇數演生律中的一個解值，一個比三才還要完備、細化的解值，即“一源五歧”的五值演化模型。反映著三才模型再進一步的演替和細化，成為與五行思維模型相匹配的所謂“金、木、水、火、土”五部拭脈法。五行，在傳統中醫學里機械地代表五臟。其實，只是代表五大類脈勢功能態。而兩手的“寸、關、尺”合二為一，就構成了更高級的五行模型脈學定位法。中醫用五臟，來代表人體五大功能態的生命意義。如“寸位”表達上焦肺心，“關位”表達中焦肝膽、脾胃，“尺位”表達下焦腎。其實，“寸、關、尺”只是腕部“基元”脈按三才模型演化出的三段子代“基元”脈位，與太極模型相對應。只是兩手的子代“寸、關、尺”合和為五行模型的“五位”定脈法。太極、三才、五行，反映著中醫脈學理論“按模塑理”的演變。反映著中醫理論本質上就是模型中醫。

4．結論

中醫的脈學理論博大而精深，她根據模型思維的“太極、三才、五行”演變而來。并將生命學上，完整意義上的人體，機械地與這些模型思維對應，產生了脈演診斷。先有模型思維在先，然后再是按模型創造中醫脈學理論。反映出了中醫脈學演化模型高度統一。這正是中醫模型診斷學的奧意，將有另文發表。

參考文獻

[1] 王全年， 李秀美．模型中醫學 [M]．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2

中醫診斷學論文范文第2篇

醫學有中西之分，然醫德要求卻是共通的。全國醫學院校學生在入學之初都會莊嚴宣誓《中國醫學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當我步入神圣醫學學府的時刻，謹莊嚴宣誓…”，該誓詞吸收了《希波克拉底誓詞》、《日內瓦宣言》等醫師誓詞中的部分主要精神，是目前所知的唯一由中國官方頒布實施的針對醫學生的習醫行為規范。崗前培訓，特別是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十分重要，要使學生端正工作態度，明確導致醫療糾紛的危險性、責任及其職責范圍。通過實習前崗前培訓，使學生認識其角色的特殊性，認識到醫務工作者對患者、社會應具有的責任和使命感。長期以來，中醫院校醫學生在這方面做的都比較好，很多學生對《大醫精誠》、《傷寒論•序》等篇章都可出口成誦，對歷代諸位大醫的高尚言行都欽佩景仰，這深深影響了他們的道德素養。

2中西醫學思維模式的融合

中醫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偏重非邏輯思維，認識上是整體觀、動態觀和天人相應觀的結合，理論上是醫理、哲理、倫理的結合。實踐中是醫療、護理和預防的結合，這些基本上代表了中醫學的主體特征和特色。西醫學是在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一種還原論的思維模式，用微觀的變化解釋宏觀現象的本質，注重分析局部病理組織細胞的改變，觀察細微而準確。中西醫學的這種差別，使得醫學生在臨床學習和實踐中要在不同思維模式之間不斷轉換。我們觀察發現，中醫院校在理論教學過程中，因主要是以中醫教學為主，學生大多數接受的是傳統中醫的思維方法，其理論體系與西醫完全不同。在思維模式上，中醫學就具有籠統、思辨、注重宏觀整體而疏于微觀分析的特點。同時中醫院校學生在校學習的五年學制里，要學習中醫和西醫兩大理論體系，課程設置幾乎是中醫課程與西醫課程各半，對西醫基礎理論也不可能像西醫院校學生一樣扎實，這直接導致了對診斷、循證醫學和檢驗醫學的不重視和不熟悉。表現在臨床工作中，部分帶教醫師較少開化驗單，對化驗單結果認識不清、分析不夠，顯然這不能稱為一名合格的“現代中醫”。在開展實驗診斷教學中，要正視區別，尊重中醫思維，根據中醫診斷的需要重點介紹實驗診斷的基本原理和特點，達到西醫診斷學服務現代中醫臨床和研究的目的。

3邏輯思維的訓練

中醫院校醫學生初到臨床時，因所學知識的局限和個人興趣的不同，往往會產生兩種偏激的觀點：“中醫無用論”或是“西醫無用論”。對于中醫望聞問切方法和知識，妄自菲薄或過分自矜，這都不利于進一步提高。作為帶教老師，首先自己要樹立正確的醫學觀念，引導學生恰當認識中西醫里的各種概念，認清中西醫的優勢和不足。臨床檢驗醫學特殊性在于其對西醫知識和理化知識的要求較高，這對于習慣于中醫思維的醫學生具有一定難度，特別是有些醫學生高中時是文科生，化學和物理知識欠缺，這就要求帶教老師要加強學生邏輯性、還原論思維訓練，同時考慮每位學生的情況，適當補充講解基礎檢驗原理知識，以便學生能夠理解和掌握。

4多種教學手段

學生在理論學習中往往都只是了解一些理論知識，對許多病理生理現象，體征無直觀、真實感受和體會。“粉筆+黑板”的傳統教學模式難以適應現代醫學檢驗教學的需要。在教學中，帶教老師要盡量多利用教具、多媒體等使抽象的概念簡單化、形象化、具體化。同時通過臨床實際案例的分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其對枯燥的檢驗知識的探索和分析。同時，課堂教育和臨床見習帶教穿插結合，避免大課堂式的知識灌輸，及時引導學生理解和掌握，講究技巧，注重方法，在臨床的帶教中，不僅傳授臨床知識，還要成為一名引路人，引導其進行深入學習和領會，培養學生對臨床學習的興趣。

5基本操作技能的培養

實驗診斷學是一門實際操作性非常強的學科，對動手能力的要求非常高。醫學生在校期間的精力主要是理論學習，動手機會少，尤其是中醫院校學生，對現代檢驗檢查儀器更加陌生，而如今越來越多的檢驗項目都在自動分析儀上進行測定。這就需要帶教老師首先需要對儀器的基本原理、操作過程和注意事項詳細講解和示范，養成其規范操作的良好習慣。具體細節如機器的開關機及操縱順序；移液器垂直滴加與斜角度滴加的不同；在拿取包被板時，要避免接觸包被板底層，尤其不能裸手，以免手部汗漬等黏附包被板，在洗板時不能將包被板浸入水中導致底部干凈程度降低等，這些細節有的在儀器設備的使用說明書中有詳細記載，而更多的時候是需要帶教老師從實際中嚴格要求和演示，使學生獲得直觀的認識和理解。

6質量控制的強化

質量是檢驗科的各項工作的關鍵，被譽為“檢驗醫學的生命線，檢驗質量的高低直接關系臨床診斷與治療，關系到患者生命健康。初來實習的醫學生對于質控的認識幾乎為零，因此要進行質控知識的培訓，尤其是判斷分析失控原因及糾偏過程。失控后的處理很重要，在失控的時候，對應的一批檢驗標本必須進行抽檢或重新檢測。在這方面從一開始就要做到嚴謹、嚴格要求學生。檢驗醫學的特殊性在于其各個環節都要嚴格遵循操作規范，否則將嚴重影響結果的可靠性。如無菌觀念的樹立，加樣頭不允許手直接接觸，當在裝載加樣頭時，換戴干凈一次性手套，避免戴著已接觸患者標本的手套進行加樣頭的裝載，加樣時不能接觸到加樣頭的下端等等。再如試劑的使用，應當注意溫度平衡等等。由于中醫學具有模糊、籠統的特點，中醫院校學生在這些方面做得較差，應當特別注意強調。

7科研能力

中醫診斷學論文范文第3篇

0引言

教育學是以教育現象、教育問題為研究對象，歸納總結人類教育活動的科學理論與實踐，探索解決教育活動產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實際教育問題，從而揭示出一般教育規律的一門社會科學。而中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疾病的診斷與防治以及養生康復等內容的一門傳統醫學科學

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中醫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又具有社會科學特性，同時受古代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是多學科交叉互滲透的產物。因此，中醫學教育又有別于其他學科的教育。因此，需要我們從最初的醫學生涯開始中去培養，從中醫學教學的各個環節與方面，去尋求更好的教研途徑與方法。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怎樣構建現代中醫學教育體系進行深入思考。

1中醫學教學現狀及實行研究性現代教學的必要性

現行中醫教育思想中，仍然是承傳知識、闡經釋義、服從經典、適應“真理”觀占主導地位，忽視獨立思考能力、創造能力的培養。在強調“規格規范規模”的辦學思想指導下，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模式單一，教材越編越厚、教學手段機械、簡單的重復，中醫學發展緩慢。迄今為止，全國大多數中醫高等院校仍遵從從學習醫古文、中醫學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中藥學、方劑學、傷寒論、內經選讀等基礎學習后，學習中醫內科學、中醫婦科學、中醫兒科學等中醫臨床學科；他們同時還得學習人體解剖學、生理學、病理生理學、西醫診斷學、西醫內科學、西醫婦科、西醫兒科等西醫課程。與此同時，他們還得學習英語，花費大量時間忙于英語過級考試。在匆匆忙忙的一年不到的臨床實習時間里，還得準備畢業論文、畢業考試、參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形形的招聘會、毛遂自薦找工作。這樣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中醫學生跳過了傳統的師帶徒過程，中醫學教育又從一個極端跳到了另一個極端。正因如此，國內許多中醫學或者西醫學、或者西學中、中學西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我們中國的國粹、中醫的教育到底該走什么樣的路才能更好地傳承。山東中醫藥大學劉桂榮指出：中醫學的發展需要現代化的教育。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洪斌教授更是明確提出：應當將傳統醫學引入現代教育模式。這些呼聲都體現了中醫學教育未來之路：中醫學的發展需要現代化的教育。

2現代中醫學研究性教學體系構建的幾點思考

2.1基礎理論階段的課程教學模式圍繞培養學生學習興趣，提高人文素質開展

發展學生的創造性，原本就是教育的任務。不論何種教學方法，其目的不在于傳授課本知識本身，而是指引學生有高層次的思維方法。中醫學教育也應當如此。因此，從最初的中醫學基礎課程學習開始，應當始終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注重學生創新思維的培養，鼓勵學生加強人文素質培養，在這些基礎上才談得上掌握中醫學基礎理論與基本知識。

2.2開展課堂中醫學雙語教學

要實現一個民族的文化向世界文化的傳播，必然需要以語言作為溝通交流的橋梁，需要能夠與外進行溝通的國際化人才。因此，中醫學雙語教學對培養國家化中醫藥人才，使祖國醫學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義。中醫學院校應該多開展積極學習英語的環境，盡量創造用英語交流的語言環境，使學生逐步養成主動學習英語的良好習慣，從而提高學生的專業英語應用能力。

2.3現代教學技術在醫學教學中的應用

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網絡化的社會。在既往“粉筆+黑板”的傳統教學方式乏味單調，而現代的多媒體技術融圖片、聲音、動畫于一體，聲情并茂，強烈刺激了學生的視覺和聽覺，能把學生引入到較好的學習狀態之中，加深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因此，在教學實踐中，充分借助網絡及多媒體等現代教育技術，能極大優化教學效果，提高教學質量。

    2.4臨床實踐教學模式

相比較其他學科，包括西醫學的臨床實習，中醫學更加強調臨床中西醫學知識的學習與傳統師帶徒的結合。師承教育方式與現代教育形式的有機結合，是普通高等中醫藥教育的一種補充形式。實踐證明：師承教育的提倡和實施，成為現行中醫院校教育的有益補充。在中醫學臨床實踐教學中，可開展多種模式，例如：臨床帶教教師制、教學查房、臨床經驗教學法、病房病案討論、定期舉辦臨床小講座或專題講座等，強化基礎知識在臨床的運用，從而使學生能從課本的文字轉化到治病、治病人。

2.5醫學文獻檢索的運用

怎樣運用醫學文獻檢索是多數中醫院校學生的軟肋，因此在教育培養中，應完善加強該方面的培養。

2.6中醫學科研思路與方法的學習

較之西醫院校的學生，科研能力也是中醫院校學生的軟肋。應加強中醫學科研思路與方法的學習。

3小結

中醫診斷學論文范文第4篇

1　病證癥診療體系的提出

1.1　癥、證、病的概念與關系

中醫學對疾病本質的認識是通過辨癥、辨證、辨病三個方面來進行的，要建立中醫診療體系，必須首先澄清三者的概念及相互關系。“癥”包括癥狀與體征，是機體患病時所表現的各個現象。“證”是對疾病發展過程中某階段的病位與病性等本質所作的概括。“病”是對疾病全過程的特征與規律等本質所作的概括。“癥”、“證”、“病”三者， 含義各不相同， 但都統一于“疾病”總概念之中， 都是由疾病的病理本質所決定。癥是辨證、 辨病的主要依據， 病的本質一般規定著病的表現和證的變動。病代表疾病全過程的根本矛盾， 證代表病變當前階段的主要矛盾。病的全過程可以形成不同的證， 而同一證又可見于不同的病之中， 因而病與證之間是縱橫交錯的關系。

1.2　病證癥相結合的中醫診療體系

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特點與精華，尤其是近40年來更是大力倡導，占據中醫臨床的主導地位，成為一種公認的診療模式。但辨證論治并非診療的唯一途徑，過分強調辨證論治的重要性，勢必忽略對病認識的深化，辨證論治的局限性也日益顯露。因而很多醫家提出了應當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1，2］，并從診斷、病機、治療等方面闡述了辨病論治的重要性。同時，癥狀不僅是辨證與診病的主要依據，有時還成為病變中診療的關鍵，且疾病過程中還會出現并發癥等情況需要加以處理，因而實際上還存在著辨癥論治。早在80年代，蔣紅玉等曾有“三辨論治”的命題［3］，最近歐陽先生著有《中醫癥病證三聯診療》一書［4］，黃培生亦有“新的中醫診療體系設想”的論文［5］。為此，我們特提出建立“病證癥相結合的中醫診療體系”，國家標準《中醫臨床診療術語》的頒布，已基本建立了病證體系的框架［6］。中醫學這一完整診療體系的建立，將加深中醫學對疾病的全面認識與正確處理，促進中醫學對病、證、癥之診斷、治療、方藥等的系統研究，從而有利于臨床診療水平的提高。

此外，中醫學現在還有辨體質而治（察體論治）、病因辨治、因人因地因時診治、方證論治等提法。雖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醫診療的基本思路，但并非中醫診療的主導思想和主要特征，究其實質，仍屬于辨證論治的范疇，如“辨體論治”主要是強調陰虛質、陽虛質、痰濕質、氣郁質等素體特征，臨床時應據之而進行論治，但“證”是邪正關系綜合反應的結果，患者之所以會形成陽虛證、痰濕證等，本身就包括了體質的因素在內，故可融于本體系之中。

2　三種辨治的淵源與存在問題

2.1　辨證論治的沿革與存在的問題

辨證論治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內經》為辨證論治奠定了理論基礎，自張仲景以來的歷代醫家，分別從六經、臟腑、經絡、八綱、病因、氣血津液、衛氣營血、三焦等不同角度進行深入研究，總結出各自的經驗，形成了諸多辨證論治的理論和方法。近現代又開展了辨證論治規范化和微觀化的研究，加深了對辨證論治規律與本質的認識。雖然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診療疾病時應遵循的基本方法，是中醫理論的精髓，但至今仍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如：①歸類辨證論治的方法有七八種之多，相互錯雜而不統一；②證只是病變某階段的本質，而對疾病全過程的本質認識不足，缺乏診療的預見性；③有的病情缺少主觀癥狀，而客觀檢查卻有病變，從而形成無癥可辨；④有的病情雖有一定的癥狀與體征，但病變的位置與性質仍難以明確，形成無證可辨；⑤雖然辨證正確而似無誤，但按證論治卻無效；⑥過分強調辨證論治，則束縛了其它認識的發展，如所謂同病異治、異病同治，實際上形成重證輕病的誤導，而視病為可有可無。

2.2　辨病論治的沿革與存在的問題

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病的概念，《內經》已提出了300余種病名，《金匱要略》、《諸病源候論》等都是論病為主的著作。因此可以說，中醫對“病”的認識早于對 證的認識，診療的主要目標就是針對“病”，“證”只是對內臟疾病難以認識其本質的情況下，而據全身表現進行診療的補充措施。

盡管中醫辨病論治有著悠久的歷史，但由于各種原因卻對病本質的認識存在不足和針對病進行的治療缺乏有效手段。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由于中醫學的診察手段原始，通過“望聞問切”所獲得的病情資料有限，只能起到“司外揣內”的作用，難以認識疾病內在本質，因而許多病名，尤其是內科疾病，不少是據癥狀而命名，而癥狀只是現象，難以明確規定疾病的內涵與外延，因而成為中醫診斷的極大薄弱環節。

另一方面，是過分地強調和依靠辨證論治，而視辨病為可有可無，因而未重視對疾病規律的認識與總結，未重視針對病的治法與方藥的探討，在現有中醫以病為綱的著作中，很難找出真正針對病進行治療的有效治法與方藥。特別是近代中西醫的病證結合，實際上取消了中醫的病，更不利于中醫對病的診療的深入研究，形成用西醫方法診病、治病，用中醫方法只是辨證、治證。

2.3　辨癥論治的沿革與存在的問題

雖然古代無“癥”字，僅有證字，而為癥證通用。然而在遠古時期，應當說最初只是對癥治療，即解除痛苦，還不可能對疾病的本質——病與證作出明確的診斷。事實上所謂“審證求因”，其本義應是指探求出現癥狀的原因，即據癥求因。辨證的本義也是辨癥，證據也，辨證論治是根據癥狀的不同特點而采取不同的治療。同時，中醫臨床上總結、積累了豐富的針對癥進行診療的有效方法和方藥。

由于中醫學對內臟疾病認識不夠，往往是以癥代病，并未真正形成對癥狀的鑒別診斷。特別是有一種錯誤的觀點，把對癥治療看成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認為是診療水平低下的表現，甚至當作是醫療活動的缺點。因而妨礙了對辨癥論治的深入研究。同時癥本身也欠規范，存在著一癥多名或一名多癥等現象，給臨床帶來困難。

3　三種診療體系的必要性

3.1　辨證論治的優點、必要性

辨證論治的科學性與必要性，幾千年來的醫療實踐，已為中醫界所公認，主要是能從整體上把握病變過程中邪正斗爭的狀況，根據每個具體病情進行靈活處理，其優越性無須贅述。然而現在中醫臨床上的辨病與辨證相結合，往往是以西醫的病作為診斷，辨出西醫病后，再據其所列證型而對號入座地進行治療，真正按中醫學理論進行分析、體現辨證論治的精髓不夠。

3.2　辨病論治的優點、必要性

由于辨病能夠把握疾病全過程的特點與變化規律，同種疾病應當具有共同的病因、病理、病狀、演變、預后等本質與特征，應有共同的治療規律和治法方藥，因而辨病論治具有疾病的共性突出，治療的針對性強等特點。所以中醫學不僅要提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還應補充同病同治、異病異治或異證同治、同證異治，如此則更有利于對病變的全面、深刻認識。

3.3　辨癥論治的優點及必要性

癥的出現是疾病本質的外現，它是醫生認識疾病的航標和紐帶，是辨病和辨證的主要依據。臨床上對癥的變化性和多樣性不可不辨。辨癥論治具有應急性的優點，臨床上一般是以病為本、以癥為標，但標本各有緩急，對于大失血、劇痛、尿閉等嚴重、危急癥，有時已成為整個病情的關鍵，即急者為先，此時需要采用止血、止痛、導尿等急則治其標的方法，解決緊急情況；辨癥論治還要求具有靈活性，治法、主方確定以后的所謂“加減靈活在變通”，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根據主癥而加減用藥；此外，辨癥論治還具有實用性強的優點，臨床上有時病、證一時難以明確，而病情又不能不進行診療，此時則只能根據主癥進行暫時性診斷，并作出恰當治療。如“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頭項尋列缺，面口合谷收”等針灸療法，實際在相當程度上是對癥處理。

4　病證癥診療體系的重點研究內容

4.1　辨證論治的重點研究內容

首先應當對現有的八綱辨證、臟腑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等進行分析，同時還要對與辨證論治相關的診療方法，如辨體論治等進行挖掘整理，認識其各自的特 點與相互之間的關系，并通過整理歸納而建立起統一的辨證體系；其次是要明確構成證名診斷的基本要素，如辨病位與辨病因病性等，并確定辨證的主要項目，如心、肝、脾、濕、痰、氣虛、血瘀等；第三是要根據辨證基本內容，規范已有的和臨床上常見的各種證候名稱；第四是制定每一規范證候的診斷標準，包括常見癥狀、體征及必要的檢測指標等；第五是確定與每一規范證候相對應的治法、方藥、針灸等療法；第六是按規范證名進行診斷與治療方藥及療效的統計處理、分析校正，從而建立起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

4.2　辨病論治的重點研究內容

首先是建立起中醫學的疾病體系，如克服以頭痛、發熱、咳嗽等以癥為病的現象，確定和分化病種，建立中醫系統內科學，對外科等病種則應規范病名；其次是制定各病的診斷標準，包括發病學資料、病因、主要表現、檢測指標、轉歸預后等；第三是統計研究單病種的病因病機、診斷治療、轉歸等特點與規律，包括各病的常見證型及演變等，總結病與證之間的相互關系；第四是總結、尋找和研究創立針對病進行治療的專法、專方、專藥等，從而加深對病的認識，建立起辨病論治的完整體系；第五是探討盡管證名相同，但由于病種不同，其治療方藥的差異性，深化病證結合的認識。

4.3　辨癥論治的重點研究內容

首先是要為辨癥論治正名，充分認識辨癥論治的意義；第二是癥名的規范，現存在著一癥多名，或多癥一名，其間是非難辨，應予統一；第三是建立常見癥狀的鑒別診斷學，即每一主癥可見于那些病、證，其診斷與鑒別的依據應當加以明確；第四是進而確定每一癥狀對有關病、有關證的貢獻度，即對各癥與病、證間的診斷關系進行計量刻畫，建立起中醫計量診斷學；第五是清理治法、方劑、藥物、針灸等中涉及針對癥的提法，如止血、消腫、平喘、退熱、透疹等，規范治法功效等用語；第六是整理歸納針對癥進行治療的有效常用方、常用藥、針灸、外治等療法。

4.4　病證結合的診療方法

“病”與“證”是不同的診斷概念，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疾病本質作出判斷。通過病名診斷，可以確定該病全過程的病理特點與規律；通過辨證診斷，可以確定疾病在某一階段的病理性質。兩者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只有辨證與辨病相結合，才有利于對疾病本質的全面認識。 在對病癥診療時，或在辨病論治，確定專方、專藥的基礎上，根據疾病階段性的不同，辨別證候的寒熱虛實等性質，進行加減用藥；或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將治療疾病的有效專法、專藥等運用始終。如癉病類疾病的病理實質為熱，故清熱祛邪為其治療大法，而不同的癉病又各有相應的方藥，如肺癉(熱病)之麻杏石甘湯、肝癉(熱病)之茵陳蒿湯、膽癉之大柴胡湯、腎癉之八正散等。又如肺癆，一方面是尋找以殺滅癆蟲為主的基本方藥，另一方面是根據辨證的結果，或以清熱為主，或以養陰為主，或以益氣為主，各隨其證而治之。通過研究，若能完成以上任務，則中醫病證癥相結合的診療體系已基本建立。臨床時不僅要進行辨證論治，并且一定要結合辨病論治，同時還要有針對性地進行辨癥論治，三者可有主次，但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全面認識疾病的本質，提高臨床診療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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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文鋒，陽　曉，王行寬.辨病論治體系初探.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1997，20(6):2～5

3　蔣玉紅，劉安國.論中醫“三辨論治”新模式. 中國醫藥學報，1996，11(增)：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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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診斷學論文范文第5篇

任何一門科學在發展進程中都存在繼承和發展兩個方面的因素，但對于中醫學來說似乎發展顯得尤為迫切，文章就目前中醫學哪些方面存在不足而需要發展談談一些看法。

【關鍵詞】 中醫學； 辨證論治； 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 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 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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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中醫診與斷的科學性毋容質疑，但其局限性也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而日益凸顯。首先中醫診斷學診斷手段的落后性。中醫學自其誕生之日至今的漫長歲月里，診斷手段幾乎無任何革命性變化，即望、聞、問、切。在科學發展仍處于落后、萌芽時期的古代，用望、聞、問、切尚可理解，且在當時應該說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在科學已日新月異的今天，中醫病情資料的采集手段還墨守陳規、對現在科學技術發展仍無動于衷，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與科學同步，勢必被科學所淘汰；可作對比的現在醫學主流――西醫，在其發展之初，醫生耳朵貼近患者皮膚來了解患者體內的聲音的變化，接著改良為聽筒、聽診器，乃至發展為X線透視、CT、核磁共振等技術的應用，可見西醫的診斷技術緊緊跟隨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術手段來延伸醫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醫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醫診療手段與其產生發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相比之下的中醫，仿佛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凈土”，因此其診斷手段自其始至今無突破性進展，那么其相對于西醫的落后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中醫以“四診”為主要手段的“診”法，以中醫辨證思維為邏輯方式的“斷”法具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中醫診斷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表明中醫診斷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臨床表現而揣摩機體內部病變的本質。“望、聞、問、切”四種診法其實質就是通過醫生的感官系統去體會疾病的外在表現，那么感覺器官對疾病外在表現的感受往往因人而異，醫生的心態、臨床經驗、身體健康狀況、感覺的偏差、環境變化等等不確定的因素均可影響，因此在這么多的不確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資料很難確保是基于客觀、疾病本質的檢查所得。而且，中醫學的“斷”就是在中醫邏輯思維的指導下的“辨證”，寓于其中的主導因素仍難以擺脫主觀因素的羈絆，也就是說中醫學整個診斷過程過多地依賴人的主觀思維活動，而客觀因素的制約度很少，其結果勢必導致主觀臆斷的可能性增加。

給疾病診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質，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治療方案，但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往往也過于表面化、膚淺化。因為其診斷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個臨床癥狀或病位，如水腫、內傷發熱、癃閉、眩暈、黃疸、泄瀉、不寐、肺癰、心悸、腹痛、胃痛、頭痛等等，故此這些診斷很難反映疾病的本質，因而對制定治療方案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中醫學就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個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療方案，那么這樣的診斷還有多大的價值？

3 中醫治療措施的保守性

中醫學的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證基礎之上，其治法涵蓋“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種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對于具體方藥講究“君、臣、佐、使”，既可針對主證進行治療，同時又兼顧次要表現或兼證，并且在同一方劑中可以運用藥性完全相反的藥物，達到“佐制”作用，這是西醫治療難以想象的，正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使得中醫藥有時產生不可思議的療效，治愈了許多西醫界頗感棘手的疾病，這也是中醫藥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佐證。而且，中醫藥還有一個重大優勢就是中藥（除少數外）基本都是天然藥物，副作用少，這也是中醫藥為許多患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中藥不是一點毒性都沒有，這個觀點慢慢為醫患雙方所共識，但比起化學藥物，其毒副作用相對要小得多（少數劇毒中藥除外），因而中藥比西藥要更安全，除了中醫藥可靠的療效外，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優勢，中醫藥是許多患者就診的重要選擇。但中藥湯劑入口太苦，使許多患者望而卻步，尤其是年輕患者，雖然中藥劑型還包括片劑、針劑等等，可目前中藥主要給藥途徑仍就是湯劑，這也是中醫藥就診人群逐漸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藥方劑劑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市場上能購得的中藥丸劑、片劑、膏劑、散劑、丹劑、針劑等也不少，但仍沒有形成中藥給藥的主流，而且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另一方面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中藥丸、片、針劑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影響中醫藥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眾所周知，與西醫比較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疾病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藥可選擇針劑太少，因為水針劑在體內作用時間要比口服藥要快，口服藥通過胃腸道的吸收、肝臟首過作用，達到血液循環至少需要20 min的時間，而且中藥的煎煮又要耗費一定的時間，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往往是爭分奪秒，20 min或更多時間的耗費往往為病情不能容許；另一方面，中藥方劑所含成分復雜，因而作用效果較為廣泛，所以又被稱為中藥的“散彈效應”，但“散彈效應”帶來負面代價就是疾病治療的針對性不強，中醫藥理論中本來就有“力專則效洪”的說法，作用面廣泛就無異于“無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藥方劑作用“靶點”的準確性和縮短單次用藥的起效時間，是中醫藥治療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針。

4 中醫人要迫切加強創新思維

縱觀中醫藥兩千來的發展歷程，中醫藥一直沒有擺脫《內經》的思維模式。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現代科學知識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勢發展，人們形容為“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而中醫藥的發展似乎永遠處于“量變”之中，而且這種量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醫人思想觀念的保守性、封閉性、排他性。

中醫藥的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沒有繼承的創新中醫學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導致中醫的滅亡；但沒有創新的繼承中醫學就會固步自封、泥古復古，知識漸老，最后為時代所淘汰，漸漸消亡。因此，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在于繼承和創新雙管齊下，缺一不可，但從目前中醫的發展來看，是創新不足，繼承有余。其實中醫學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太注重經典及考證，如《內經》《傷寒論》等的注者達數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學術淵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漢代醫學宗師張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至今為許多中醫人視為座右銘，因而絕大多數歷代中醫人對于“古訓”，敬若天命而不敢輕易“篡改”，現在依然。目前，在中醫論文或理論探討文章中，動輒“《內經》云……”或“仲景云……”等，從古代醫家古籍中尋章擇句，斷章取義，尋求理論依據，仿佛《內經》就是終極真理，與《內經》不同“政見者”，就值得懷疑或否定。“中醫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辦；西醫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進展”［1］，這句話是目前中西醫思維最大不同之處，也是西醫逐漸“蠶食”中醫就診人群和治療病種的重要原因。

現在又有人倡議加強中醫學人文因素的研究。誠然，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醫學是在悠悠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來的，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醫學的人文因素對于揭示中醫學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把中醫學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無異議的話，那么其發展就應該遵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單從中醫學文化層面去咀嚼、挖掘，很難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醫學的“突破”來；另一方面，中醫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課題、新思路，自古有之，從某個角度說中醫學發展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史，多少年來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夠透徹、夠詳盡了，還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中醫發展存在問題的一點點拙見，但不意味著否定中醫，中醫有中醫的優勢，西醫有西醫的局限性，提出中醫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醫能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有不斷的創新、發展，才能漸近完善，西醫亦然，中醫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