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平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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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平衡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概念模型；評價體系；生態位理論；平衡發展；公立醫療機構
[中圖分類號] R19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5（a）-0153-05
[Abstract] With combination of context analysis based on literal review， depth interview and experts consultation， it could be constructed a concept model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guided by the niche theory， from facets on the dimension， width， overlap and density of the niche. The niche would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es， and the concept model on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medical industry， finding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cept model； Evaluation system； The niche theory； Balance development；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醫改是世界性難題。作為新一輪醫改的重點內容之一，公立醫療機構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現代醫院管理制度[1]，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盡管已經總結出“三明模式”“海寧模式”“神木模式”等代表性做法，但“社會資本辦醫”、移動醫療以及人口老齡化等醫院外部的機遇和挑戰，和不少醫務人員流向民營醫院、第一志愿報考醫學專業的人數呈現下行趨勢[2]等來自醫院內部的威脅，進一步加劇了醫療服務需求增長與醫療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突出了公立醫療機構學科發展與后勁不足之間的矛盾，更削弱了公立醫療機構的市場競爭力。公立醫療機構內憂外患，亟需重新審視自身在生產要素，如資本、人才、技術、設備、藥品等日益市場化的今天，如何才能夠平衡、可持續發展？前期研究提示生態位理論對醫療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適用性[3]。然而，生態位理論如何才能指導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尚需系統梳理與解答，課題組以構建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系統的概念模型作為切入點。
1 研究方法
1.1 基于文獻回顧的內容分析法
以主要源于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萬方數據庫以及Emerald管理學電子期刊全文數據庫等網絡資源的國內外關于醫院平衡發展評價的相關文獻為研究資料。采用基于文獻回顧的內容分析方法，圍繞“平衡發展”“可持續發展”“醫院”“醫療機構”“公立醫療機構”“影響因素”“作用因素”“評價”“生態系統”“生態鏈”“生態位”“概念模型”“生態位理論”“balance development”“developing in bal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spital”“medical institution”“public hospital”“influencing factor”“evaluation”“assessment”“ecological system”“ecological chain”“ecological niche”“concept model”“the Niche Theory”等重要詞匯，進行編碼、分析、統計、歸納、關系梳理、重構與總結闡述等，進一步提出觀點。
1.2 深入訪談法
圍繞包含公立醫療機構在內的醫療行業生態鏈，遴選代表性的生態元（衛生行政管理部門、衛生相關部門、醫藥及相關企業、醫藥院校、保險機構、醫療機構、醫院管理研究及社會咨詢機構）及其代表性的成員（含患者及居民）進行深入訪談，了解其對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看法，在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利益訴求及帶來的影響。
1.3 概念模型構建法
根據扎根理論，從公立醫療機構及相關生態元的利益訴求中篩選各影響因素（亦稱生態因子），并根據生態位諸理論[4-10]，梳理諸生態元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關于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作用與方向，建構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體系的概念模型。
1.4 專家咨詢法
針對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影響因素與評價體系概念模型，遴選衛生行政管理部門、醫療機構、醫藥院校、醫藥企業等來源的專家，開展咨詢活動，并根據專家反饋對概念模型進行修正。
2 基于生態位理論的醫療行業生態系統
2.1 醫療行業生態系統與醫療機構生態位
生態位指一個生態群落中，一個物種和其他物種相關聯的特定時間位置、空間位置和功能位置[11]。生態位理論揭示了生態系統中每一個個體、種群和群落在長期的生存競爭中擁有一個最適宜的時空、功能位置――生態位。課題組將公立醫療機構視作一個生命體，它根植于醫療行業生態系統中，同樣遵循生態位理論。
醫療行業生態系統是由醫療行業生態鏈及行業外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撐而共同構成，各組成部分在各自生態位置上發揮應有的作用，彼此之間相互影響、協調運作，見圖1。公立醫療機構為代表的醫療機構，處于醫療行業生態鏈的中游。如果用生態元來表示生態鏈中的每個組成部分，公立醫療機構則是醫療行業生態鏈中游的生態元。在醫療行業生態鏈上，對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產生影響的不僅有來自上下游的生態元，如院前急救機構、臨終關懷機構，還有來自中游的平行生態元，如基層醫療機構、社會醫療機構，更有處于行業外環境的生態元，如政府機構、行業主管支持機構、檢查監管機構、行業評價監督機構、行業支持機構、人才培養機構、物業服務提供機構及行業影響機構等。
醫療機構生態位指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下，醫療機構以其掌握的各類資源為基礎，通過醫療機構內部各項管理子過程的交互作用，主動獲取[12]醫療機構生存、發展能力以適應環境，從而選擇和占據的醫療行業生態系統中的恰當位置。這里所謂的恰當，指的是醫療機構擁有其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時空、資源，與其他醫療機構間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惡性競爭，有良好的外在條件與內在戰略布局，強調外在條件的充分性與內在戰略布局的差異化。從醫療行業生態系統不難看出，公立醫療機構的平衡發展需要考慮生態系統中各生態元帶來的影響。
2.2 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影響因素
結合衛生系統宏觀模型[13]及戰略分析有關原理[14]，如圖2示，與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密切相關的因素很多，除了當前因素，還有未來因素；除了行業外因素，還有行業內、機構內因素；除了空間因素，還有資源因素（不包括空間因素帶來的資源）。厘清影響因素，是評價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基礎。根據生態位理論，可以把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影響因素主要歸為四類，即生態位維度影響因素，如時間、空間、資源等；生態位寬度影響因素，如行業內外資源、機構內資源等；生態位密度影響因素，如醫療衛生資源空間分布、區域衛生規劃等；生態位重疊度影響因素，如服務人群、疾病分布等。根據矛盾論的原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15]，因此，行業外與行業內的因素對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影響最終還是通過機構內的因素發揮作用。
2.3 醫療機構間的競爭與其生態位的關系
2.3.1 生態位的重疊是醫療機構競爭的本質原因 當醫療機構的空間距離較近或者服務功能及內容相似時，生態位即發生重疊，尤其是服務功能內容相似且空間距離較近時，重疊度進一步加劇帶來競爭。根據生態位理論可以將醫療機構間的生態位關系分為完全重疊、交叉、毗鄰和分離，其競爭強度按序遞減。提示為了避免醫療機構間的惡性競爭，應盡量避免生態位重疊，要么在醫療機構布局上預留足夠的空間距離，要么在履行的服務功能與提供的服務內容上突出特色，即強調專科專病特色。
2.3.2 醫療機構生態位的競爭是多重競爭 醫療機構生態位的競爭[16]是以醫療資源為主的多重競爭，包括患者需求、成本、技術、價格[17]等方面。其中患者需求的競爭強調醫療機構提供服務的優質、全面及滿足需求程度；成本的競爭強調醫療機構滿足患者需求所支付的成本高低，主要體現在醫療設施、醫藥、人力等方面；技術的競爭強調醫療機構技術水平高低，主要體現在高水平醫務人員引進及現有人力培訓方面；價格的競爭強調醫療機構提供同等水平服務的價格高低。技術、價格都是患者就醫流向的驅動因素。
2.3.3 醫院生態位的錯位或分離是醫院競爭的結局 自然界物種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達到彼此競爭的平衡態，表現在生態位互不干涉，這種現象叫做生態位錯位或生態位分離。醫療機構的競爭亦如此。為了避免惡性競爭浪費資源，一般宏觀上采取區域衛生規劃，微觀上采取差異化策略，使彼此生態位錯位或分離。提示醫療機構若需平衡發展，應通過宏觀、微觀的努力，實現生態位間的相對平衡。
3 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體系的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18]是人們內在思想與訴求的外化與表現。根據生態位理論可知，醫療機構若需平衡發展，在醫療行業生態系統及行業生態鏈中應擁有恰當的生態位。鑒于生態位具有維度[19]、寬度[20-21]、密度[19]、重疊度[20，22]等表征，評價公立醫療機構能否平衡發展，不妨從生態位維度、寬度、密度和重疊度這四個方面展開，見圖3。
3.1 生態位維度
公立醫療機構能否平衡發展，應考量其生態位占據維度的情況。其中，空間維度體現在公立醫療機構的空間規模、是否存在分支機構等。空間維度直接影響到房屋建筑面積、床位數，進一步影響到患者及其家屬的就醫體驗。時間維度主要考察公立醫療機構是否具有長遠的發展眼光，是否能夠洞察社會、經濟、文化等形勢發展將帶來的戰略格局。清?陳澹然在其《寤言二遷都建藩議》中指出“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事者，不足以謀一時”，足見時空維度的重要性。資源維度體現在公立醫療機構占據的來自行業內外、機構內的各種資源，涉及政策、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環境、法律、人群健康情況、行業文化、競爭對手、戰略盟友、行業品牌等，還涉及醫療機構信息化、醫療資源、人員基礎、體制機制、價值觀，以及服務產出的質量、效率、公益性等。
3.2 生態位寬度
公立醫療機構能否平衡發展，還應考量其生態位占據的寬度情況。所謂寬度，指的是占有時空的大小、資源的多少。不論是行業內外、機構內，如前所述存在諸多資源，亦往往存在相應的時空特點。如醫療機構信息化，其發展階段、涉及范圍、覆蓋程度、存在介質、實現手段等，表現出時空、資源等維度的性質。又如人員基礎，主要指公立醫療機構人員的政策知曉率、員工自由度、自主管理率、機構價值觀認同度等，反映人心向背，即對機構是否具備高位的滿意度、認可度，是否擁有統一的愿景，機構是否建立強大的文化，均將影響到機構發展后勁。根據文獻回顧與訪談結果，公立醫療機構生態位寬度可細化為行業外、行業內、機構內三個方面，其中，行業外部因素除政策（醫改、物價、醫保、衛生總費用占比、宏觀政策布局等）、經濟（GDP或GNP、可支配收入等）、社會文化（物流成熟度、醫患和諧、患者滿意度、文化認同度等）、技術（科技發展水平、信息化等）、環境（自然地理類型、氣候類型等）、法律（出臺與落實情況）外，還包括人群健康（健康期望壽命、嬰幼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行業內部因素包括行業文化（執業信條、公益性）、行業品牌（醫院專科聲譽等）、戰略盟友（醫聯體或共同體、社會資本辦醫、移動醫療、醫生集團等）；機構內部因素以公益性、價值觀、質量與效率為核心，包括醫院信息化、醫療資源（編制、床位、醫務人員數量結構分布、醫療設備、技術水平、資產使用情況、財政投入占比、基礎設施、醫院文化及貫續醫療度等）、體制機制（領導體制格局、法人治理、人事制度、績效薪酬制度等）、人員基礎。
3.3 生態位密度
生態位密度指單位時空中醫療機構的數量，分當前和長遠兩個階段。著眼當前，表現在醫療衛生資源的空間分布上；著眼長遠，則依賴區域衛生規劃。考量公立醫療機構生態位密度的本質仍在于分析醫療機構占有時空資源的多寡，但強調權衡占有時空資源的相對數。
3.4 生態位重疊度
生態位的重疊度強調考察醫療機構占有時空資源的重疊程度。文獻回顧與訪談結果提示，公立醫療機構生態位重疊度主要表現在政策資源、疾病分布、服務人群、患者就醫驅動等幾個方面。其中，政策資源的重疊度用于分析公立醫療機構相關政策的覆蓋面，或者是這些政策在醫療機構內部的具體落實情況；疾病分布與服務人群的重疊度，主要受疾病譜及人群結構、分布的影響；患者就醫驅動的重疊度，指的是患者到醫療機構就診的動機，是疾病、機構為中心，還是專家為中心。不論是政策資源、疾病分布，還是服務人群、患者就醫驅動，均是醫療機構服務內容、治療病種及學科建設情況等重要表征，即考察相互間服務內容、治療病種及學科是否重疊及重疊程度。
4 結語
構建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概念模型，有利于跳出醫療行業本身，從“生態文明”的視角，更宏觀、全面地審視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影響因素，明確機構發展方向及其在行業生態鏈中的位置，特別是資源占有情況，從而調整發展戰略。同時，概念模型有利于指導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和公立醫療機構的管理者認清形勢，總結公立醫療機構發展改革的一般規律。綜上所述，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概念模型，拓展了分析公立醫療機構改革的視野和思路，便于全面審視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態勢，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從而為指導公立醫療機構平衡、可持續發展提供直觀、可操作的參考依據。然而構建基于生態位理論的概念模型只是搭建了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評價體系框架，尚需進一步開展評價體系研究及實證研究，探索公立醫療機構平衡發展的關鍵因素和評價指標，這是課題組的后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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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平衡理論范文第2篇
袁嘉麗等［10］依據微生態學原理，從小兒呼吸道微生態變化的角度探討小兒反復呼吸道感染的發病機制，探索中醫宏觀辨證分型與現代醫學的微觀量化指標存在的內在聯系。研究發現，復感兒肺脾兩虛型及脾弱肝旺型患兒的呼吸道微生態表現為紊亂失調的狀態，尤其是肺脾兩虛型更為嚴重。付肖巖等［11］通過研究慢性腹瀉脾胃濕熱證與舌苔細菌比例、菌群密集度和菌群多樣性的關系發現，脾胃濕熱證組的革蘭陽性桿菌和革蘭陽性球菌明顯減少，細菌密集度明顯增高，多樣性明顯增加。胡玲等［12］研究認為微生態失衡之“邪氣亢盛、脾運失健、邪正相爭”亢奮狀態可能是幽門螺旋桿菌（Hp）相關胃病脾胃濕熱證形成的重要環節。脾胃濕熱證是Hp相關胃病發生過程中邪氣最盛及邪正交爭最劇烈的階段，Hp感染率高，胃黏膜呈現明顯充血水腫、糜爛或潰瘍上覆黃苔，甚則黏膜下出血的活動性炎癥改變；脾氣虛證的Hp感染率明顯降低，胃黏膜呈現明顯水腫或潰瘍上覆白苔，甚則黏膜以白相為主的慢性炎癥改變。陳曉剛［13］應用實時熒光定量PCR技術研究再發性腹痛患兒的糞便標本中相應微生態檢測指標的變化與脾胃濕熱證主要臨床證候的關系。結果發現，較諸脾虛證，脾胃濕熱證表現出雙歧桿菌與腸桿菌含量的相關性高，B/E值與腹痛程度、腸桿菌含量與腹脹頻率的相關性高也是脾胃濕熱證較諸脾虛證不同的腸道菌群變化特點；而雙歧桿菌含量與食量減少的相關性增強則是脾虛證與脾胃濕熱證不同的特點；此外，脾胃濕熱證也表現出舌苔黃膩程度與腸道菌群失調的相關性。復發性外陰陰道假絲酵母菌病屬于中醫學帶下病的范疇，中醫認為主要是濕濁蘊積生蟲、蟲蝕于陰中則癢。陳妮妮［14］對98例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和婦科檢查，在辨病的基礎上進行辨證論治，了解復發性外陰道假絲酵母菌病的證候學特點、體質特征以及相關發病因素，通過內外結合法治療，恢復肝脾腎正常功能，使陰道微生態恢復平衡，達到因人而異的個體化診療。
2中醫臨床應用與微生態
中醫從整體出發，通過調節機體使之處于平衡狀態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這與微生態學中微生態環境的平衡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目前很多學者從微生態平衡的角度來研究治療疾病。小兒非細菌感染性腹瀉屬于中醫學泄瀉范疇，而微生態平衡則在腹瀉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胡小英等［15］通過前瞻性多中心隨機對照臨床研究觀察中醫藥療法（口服湯劑和小兒推拿療法）對小兒急性非細菌感染性腹瀉病的療效及腸道微生態的影響，結果發現中醫藥療法對小兒急性非細菌感染性腹瀉病具有良好的治療作用，但是短期內對腸道雙歧桿菌、大腸桿菌、乳酸菌數量影響不明顯。胡曉霞［16］采用對照試驗，將80例細菌性陰道病患者隨機分為中藥治療組和西藥治療組，經臨床觀察發現，中藥療法既能有效治療局部癥狀，又可以顯著改善患者伴隨的脾虛軀體不適癥狀，復發率低，療效穩定性強。推測中草藥不僅僅可治療感染，還可作為一種微生態調節劑，扶持正常陰道內的優勢菌，發揮其生物拮抗作用，從而達到重建陰道微生態平衡的治療目的。陳莉［17］對60例假絲酵母菌陰道炎患者采用中西藥對照的前瞻性療效觀察，發現舒樂寧洗劑對改善中醫證候療效與達克寧相似，對維持陰道微生態環境也有顯著療效。
3中藥作用與微生態
生態平衡理論范文第3篇
建筑智能化通過建筑設備管理系統（BAS）令筑設備節能，主要包括空調控制、制冷控制、熱力控制、電力控制、給排水控制、照明控制、電梯控制等子系統，對建筑物及建筑群內的空調、通風、變配電、照明、給排水、熱源與熱交換及電梯設備，實行集中監視、自動控制和統一管理，實現設備的高效、節能和最佳運行狀態。既有建筑的智能化改造市場巨大，在2005-2011年期間，新建智能建筑面積約22.18億平方米，智能改造面積4億平方米，以智能化單位成本為120元人民幣/平方米進行測算，500億平方米既有建筑智能改造將達6萬億元人民幣。建筑節能推動建筑智能化加速發展，在2003-2011年間，我國建筑節能服務產值從5.58億元人民幣提至441.96億元人民幣左右，復合增長率達72.72%。
關于生態建材的發展方式和對環境協調性的改進，日本學者三本良一教授總結了4類創新方法，即產品改進、重新設計、功能創新和系統創新。其中，系統創新對環境協調性的改進最大，花費時間最長，難度也最大；而產品的改進相對簡單，對環境協調性的提高也最小。需要強調的是，生態建材的發展不能以過分犧牲使用性能為代價。同時，生態建材使用性能的要求不一定都要高性能，而是指滿足使用要求的優異性能或最佳使用性能。在生態建材發展的重點方面，國內外不少研究者關注按照環保和生態平衡理論設計制造的新型建筑材料，如無毒裝飾材料、綠色涂料，以及采用生活和工業廢棄物生產的建筑材料、有益健康和殺菌抗菌的建筑材料、低溫或免燒水泥和土陶瓷等。從宏觀來看，我國發展生態建材的重點應放在引入資源和環境意識上，采用高新技術對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建材進行環境協調化改造，盡快改善建材工業對資源、能源的浪費與污染。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許多學者提出了生態建材的有效發展戰略。
1、建立建材生命周期（LCA）的理論和方法，為生態建材的發展戰略和建材工業環境協調性的評價，提供充分科學依據與方法。
2、以最低資源、能源消耗，以及最小環境污染代價生產傳統建材，如用新型干法工藝技術生產高質量水泥材料等。
3、發展大幅度減少建筑能耗的建材制品，如有輕質、高強、防水、保溫、隔熱、隔音等優異功能的新型復合墻體與門窗材料。
4、開發擁有高性能、長壽命的建材，大幅度降低建筑工程的材料消耗和服務壽命，如高性能水泥混凝土、保溫隔熱、裝飾與裝修材料等。
5、發展可改善居室生態環境和保健功能的建材，例如研發具有抗菌、除臭、調溫、調濕功效，并屏蔽有害射線的多功能玻璃、陶瓷、涂料等。
6、發展能替代生產能耗高、環境污染大，且對人體有毒、有害的建材，如無石棉纖維水泥制品、無毒無害的水泥混凝土化學外加劑等。
7、開發工業廢棄物再生資源化技術，利用工業廢棄物生產優異性能的建材，如利用礦渣、粉煤灰、硅灰、煤矸石、廢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等生產各類建材。
生態平衡理論范文第4篇
論文關鍵詞：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教育生態學;生態因子
目前，高職院校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完成從規模建設到內涵發展的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研究推動高職院校發展的核心問題，即專業建設問題。這是因為專業建設是高職院校內涵建設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學與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抓好專業建設，既能為高職院校發展確定方向，又能為高職院校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提供保障，還能為高職學生順利就業奠定基礎。
事實上，近些年專業建設研究一直是高職教育研究中的重點，教育理論界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內涵、特征及實現路徑等諸多問題進行了相當多的探討，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見解。但是，我們注意到，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職院校的專業設置與規劃、專業培養目標定位、課程體系建設與改革、專業教學團隊建設、校內外實訓條件建設、校企合作實踐項目建設等方面，也就是說，基本上是從靜態、局部的角度出發。因此，為了適應時代與教育的發展要求，有必要從教育生態學的視角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進行動態分析與全面審視，并對高職院校優化專業建設生態環境，提升專業內涵，實現可持續發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議。
教育生態學的基本原理
生態學是研究生命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規律和機理的科學。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許多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者把生態學原理和方法運用到教育研究中，對人類生存的宏觀環境和教育之間的交互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教育生態學的理論框架。
教育生態學依據生態學原理，特別是生態系統、生態平衡、協同進化等原理與機制，研究各種教育現象及其成因，并進而掌握教育發展規律，揭示教育的發展趨勢和方向。總體而言，這門學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態環境及其各種生態因子對教育的作用和影響，進一步明確教育的生態結構，從而闡述教育的宏觀生態和微觀生態；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態結構的基礎上，力求全面闡述教育的生態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態的基本規律，如教育生態的平衡與失調、教育生態的良性循環、競爭機制與協同進化以及遷移和潛移規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發展的規律和生態機制，探索優化教育生態環境的途徑和方法。
教育生態平衡是教育生態理論的核心問題，是教育生態的一條基本規律，把握這一規律，就能從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領域存在問題的實質，推動教育更好地協調發展。何謂教育生態平衡？理論界認為，教育生態大體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統內部諸要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環境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關系，而教育生態平衡則主要是指教育系統的綜合平衡、運行高效、功能優異及其與社會環境的良好協調。
專業建設生態性及各影響生態因子
“生態”主要指生物與環境因素的相互關系。當研究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時，我認為，專業建設與一定時空范圍內的學校生態環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說，在教育生態學視野中，學校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專業、教師、學生以及學校內外環境等都是這個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或因子，因子之間始終存在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轉換，并力求達到彼此之間的平衡。
對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態系統的各子系統以及各生態因子的運動變化發展都遵循物質運動的一般規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單從某個時段分析，不平衡現象是常態，而平衡現象則是非常態；若是從生命進化和生態系統進化的長遠觀點分析，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動態的，所有的生態系統實際上都處于貌似不平衡的“動態平衡”之中，是運動與平衡的統一。具體到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這一生態系統而言，它是由許多生態因子共同構成的，諸多生態因子對整個系統發生綜合影響，它們始終處于貌似不平衡的“動態平衡”之中。
仔細分析影響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諸多生態因子，我們可以將它們分成三類，即專業個體特征因子、學校外部特征因子、學校內部特征因子。這三方面生態因子構成了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三個層次環狀生態圈，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促進或制約作用。
專業個體特征因子，主要包括專業培養目標、專業教學計劃、課程體系、師資隊伍、校內外實訓條件等。這方面的生態因子，在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中起著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們研究與實踐中常常所說的“硬件”和“軟件”，是專業辦學水平與實力的具體體現，是人才培養工作的主要載體。
學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職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觀念、法律和政策體系、經費保障等，實質上是政府和社會為高職教育發展構建的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對于完善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而言，這一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至關重要，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些年的高職教育發展中看到。目前，無論是招生規模還是在校生規模，高職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據了“半壁江山”，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式發展。高職教育當今的勃勃生機源于哪里？無非是經濟社會發展對高職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業發展為高職教育發展提供的良好基礎，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可氛圍，中央政府對高職教育發展的重視程度和中央財政對高職教育的經費投入強度等等。對此我們均歸為政府和社會為高職教育發展構建的宏觀環境或保障體系。
學校內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學校的辦學理念、價值觀、規章制度、組織結構、運行機制、校容校貌、教風學風等構成的學校文化。高職院校加強專業建設，提升專業內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養，更加注重知識創新，更加注重辦學質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務社會、引領社會，而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個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靈魂支配，這個靈魂就是學校文化。學校文化廣泛滲透在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中的各個環節，影響和支配著專業的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發展特色和建設成果。在專業建設中，學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價值觀的導向功能，凝聚師生力量的激勵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認同而自覺遵守規章制度的規范功能，對師生思維、行為習慣和專業素養的熏陶功能。
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建議
高職院校專業建設作為一種生態現象，必須著眼學校的持續發展和專業的持續發展，努力遵循教育協調發展的規律與要求，解決好專業發展與校內、校外環境的矛盾，保持專業建設與發展的生態平衡，避免在專業建設與發展過程中出現內部生態鏈危機和系統整體效力減退等問題。依據教育生態學原理，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提出以下策略建議。
（一）全盤考慮，創設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穩定、平衡、有序的生態環境
1840年，J·李比希通過對比谷類作物的產量，發現農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營養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產量馬上就會明顯地提高，他由此說明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產的“限制因子”，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生態學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經從自然因素擴充到社會因素和精神因素。對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生態系統而言，也同樣存在著“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態因子都可能成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生態困限，制約著專業健康發展。因此，“應然”狀態的專業建設，需要擺脫其生態環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縛，通過各生態因子的和諧共生來維持其生態環境平衡，最終實現專業內涵提升。擺脫“限制因子”束縛，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這是一個生態進化過程，是高職教育發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職院校專業發展的內在要求。
對高職院校而言，需要從教育生態平衡理論出發，統籌兼顧、整合優化影響專業建設的各生態因子，杜絕偏廢其一，努力構建一個穩定、平衡的有效促進專業發展的模式，使高職院校專業建設回歸“應然”狀態與本質。
（二）加強生態調控，形成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良性持續健康發展的生態循環
在教育生態理論中，任何一個生態組都有輸入輸出，而且存在著簡單的或復雜的控制與反饋，在生態內外和各要素之間都會有信息的傳遞和轉換。在生態構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層次結構，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饋和控制，使各種活動與管理工作形成一個環路和可控、不斷向前發展的系統，使信息能夠自動地反饋并進行不斷調整，最終保證整個生態系統良性循環。
循此思路，在建立專業建設管理模式時，學校不僅要結合專業的內外部實際制定專業發展規劃或方案與促進專業建設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檢查專業發展規劃或方案與促進專業建設的制度或措施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存在的問題及時適當處理。
（三）激發促進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各生態因子，誘發專業辦學水平由量變到質變
專業個體特征因子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面向生產、建設、服務和管理第一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國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職教育“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結合發展道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千百萬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這些對高職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們在專業建設中全面準確地理解，并一以貫之。具體而言，在專業建設中，我們需要準確定位專業培養目標，培養高素質高技能應用型人才；改革課程結構，建設與行業和專業發展接軌的專業課程體系；提升師資隊伍水平，逐漸形成專兼職結合、結構合理的“雙師型”專業教學團隊；建設校內實訓場所和校企合作實踐教學基地，形成專業依托機制；重視專業建設研究，形成專業拓展機制等等。
學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會構建的保障體系為高職教育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戰略機遇，有力推動了高職教育的新一輪發展。但我們也應看到，在社會環境中依然存在著諸多制約高職教育發展的因素，甚至力量還相當強大。例如，在社會文化觀念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依然是人們推崇的目標，并進而導致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鄙視勞動生產，鄙薄職業技術等社會習慣；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國的《職業教育法》作為一個國家職業教育的基本法還遠未完善，特別是行業企業承擔職業教育的法律責任不明晰，利益驅動機制不健全，政府相關部門政策不配套，造成職業教育的校企合作辦學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經濟投入方面，目前我國高職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與“低投入”的矛盾，導致高職院校學費高、辦學條件和教學資源相對短缺等問題。因此，在我們研究高職院校專業建設的過程中，不能忽視保障體系的完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強化國家對高職教育發展的主導作用，不能一味認同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作為政府，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出發建立完善的促進高職教育發展的法律、經費保障體系，努力增強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進而增強高職教育對廣大民眾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職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觀念。
學校內部特征因子學校文化作為專業內涵提升背后的一個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靈魂，是研究專業建設必須思考的。高職院校在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將文化建設作為辦學的一個戰略基點。首先，將文化建設作為學校戰略規劃的重要部分，與專業建設相融相通。通過學校文化建設，從社會價值和發展戰略的層面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覺，深入思考專業的辦學定位和文化使命，在服務大局的過程中主動對接區域經濟產業的需求。其次，將文化建設體現在人才培養上。教風學風是學校文化的集中體現，又是決定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所在。因此，在專業建設過程中，必須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依靠教師共同建設與發展專業，全面反思學校課程教學、教師激勵與考核、學生評價以及相應的獎學金評定等教學和學籍管理制度，努力營造適應具有社會適應能力、創新競爭能力的人才培養的教風學風。最后，將文化建設體現在學校制度設計上。制度文化在學校文化建設中處于中介的位置，通過制度設計與執行能夠把理念轉化為行動、精神轉化為物質。制度設計的出發點不是約束人、懲罰人，而是具有激勵導向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激勵人才的規章制度，特別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教學成果獎勵制度、學術評獎制度等等，以制度建設帶動學校文化的升華，并進而提升專業內涵。
生態平衡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態畜牧業；西部草原畜牧業
中圖分類號：S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態畜牧業理論和實踐
中國現有264個牧區和半牧區縣（旗），分布在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寧夏、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等12個省區，土地面積38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40%，大多處于西部邊疆民族地區，生態、生產和社會文化功能極為重要，一直被認為是“草原畜牧業的重要生產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發祥地，維系我國生態安全的綠色屏障”。近十年來，我國“三牧問題”（牧區、牧業、牧民）也比較突出，表現為：草原生態持續退化，牧業成本不斷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牧區貧富差距正在加劇。“三牧”已經引起了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010年10月1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促進牧民增收，從2011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安排資金134億元，在內蒙古、新疆（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云南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區），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
由于全球氣候變暖加上一些人為因素[1]，中國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可供牲畜食用的優良牧草比例減少[2]。草原生態退化直接影響到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畜牧業發展。如何既能保護好草原的生態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們生活條件是很多專家學者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
國內的學者們普遍意識到對中國西部草原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態環境除了有利于牧民們畜牧業的發展，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規模沙塵暴的出現。但現實情況是對草原生態的保護并未做到實處。楊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領導，誤把資源優勢當成產業優勢，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招商引資使得牧區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作用。這些開發不僅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當地牧民的生活條件，反而加快了草場資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據楊德亮的報告，青海省祁連縣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資和小煤礦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礦業公司正式收購兼并了祁連縣多隆煤廠。與此同時，大規模的采金活動在20世紀 80年代初恢復， 80年代后期采金達到頂峰，過度采礦致使祁連縣方圓十幾公里散落著一堆堆的石頭，遍布著一個個大坑，濕地迅速惡化為沙石灘，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壞[4]。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工礦產業采挖和開發是近20年來日益加劇草原破壞因素。草原牧區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煤、鐵、稀土、銅、鉛、金、銀等許多礦產儲量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開發商追逐利潤，紛紛到草原開礦產辦公，當地政府為了盡快脫貧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項目一起上， 還大搞招商引資，開發和掠奪資源。這些項目有許多是一哄而上，并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價或環境經濟評估論證，因而帶來許多生態環境災難。工礦企業開發，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場土地，其次工礦企業要嚴重污染環境，特別是污染牧區寶貴的水源，對大氣污染也不可忽視，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廢水，廢氣的污染，土壤的酸堿度發生了變化，也影響了植被的演替，礦山大量剝離物和廢渣推積也污染環境。工礦業開發要破壞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嚴重的植被破壞，有些根本無法恢復。”[5]
除了盡量減少對草原礦產的過度開發，為了避免對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壞，學者楊德亮倡導實施“生態購買”，通過國家購買生態，把牧民實行地域性轉移，進而減少人類干擾 ，減少放牧，從而實現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與良性循環。他指出生態移民一方面既保護了自然生態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變生產模式，實現致富。但是，許多學者反對這種觀點。杜發春以青海三江源為例指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施了退牧還草及生態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遷后對草場進行禁牧，使草場休養生息，自然恢復。但由于沒有專門的草場管護人員和足夠維護資金，導使禁牧草場超載無人監管，加之禁牧草場不是連片集中，而是呈鑲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戶跨區放牧、侵占草場現象也屢有發生， 并沒有真正達到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戶多以老年牧戶、無畜/少畜戶為主 ， 分別占移民戶總數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戶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過移民實現草地載畜量明顯減少的目標很難實現。
在對一些文獻資料進行梳理后，國內的一些學者對牧民實行遷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懷疑態度。生態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論”的假設，即生態系統是平衡的，系統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過多和過度放牧引起的。但國外的一些學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論”，認為草原生態系統并非是平衡的，簡單的控制牲畜和將牧民遷移并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草原的生態平衡。奧巴等總結了平衡與非平衡生態系統最根本的區別。（見表1）。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書中指出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兩個理論“平衡理論”和“非平衡理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論”依靠一個固定統一的承載力，不適合多變的放牧系統，從而制約了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而“非平衡系統理論”強調放牧影響不是特別重要，對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指導也有局限性。
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平衡理論”提出牧民定居是實現草原畜牧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來既是牧區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也是維護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據“非平衡理論”，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達到保護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從人類學意義上講，單方面的要求牧民們放棄自身傳統的文化體系，是對人類文化多元性的一種變相壓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游牧文化，又能實實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質量和維護草原的生態是一個新的挑戰。
“資源環境經濟理論”對如何發展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提供了參考性的理論框架。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書中探討了“資源環境經濟理論”。根據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的定義，該理論強調科學地處理產業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要在人類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立足于資源與環境的現狀，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在首位，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顏景辰提出在傳統畜牧業粗放、鏈短、低效的情況下，資源環境理論對我國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有著很好的指導意義，進而論證了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可行性。生態畜牧業結合了市場目標，環境目標和社會目標，充分體現了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銜接[7]。生態畜牧業是運用生態系統的生態原理、食物鏈原理、物質循環再生原理和物質共生原理， 采用系統工程方法， 吸收現代科學技術， 以發展畜牧業為主， 農、林、草、牧、副、漁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統一的牧業產業體系， 是技術畜牧業的高級階段。生態型畜牧業主要包括生態型動物養殖業、生態型畜產品加工業和廢棄物的無污染處理業[8]。學者雷華和穆曉峰提出了生態畜牧業發展的四個類型：（1）資源配置型，進行畜牧業季節性生產。（2）多級利用型，在養殖技術中， 通過食物鏈循環， 實現物質能量多級利用， 以增加物質產品產出量。（3）綜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產技術。（4）系統調控型，依反芻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纖維飼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學特性， 通過秸稈氨化、青貯、微貯等技術， 利用 3/4 的秸稈、糠、麩、餅、渣及牧草等光合產物， 飼喂反芻家畜[9]。
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生態畜牧業建設正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和有利條件，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8〕34號），是一個指導青海省藏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從國家層面提出了一整套針對藏區實際的發展方向、重點領域、主要任務、重大項目和支持政策，對于推進生態畜牧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2008年起青海省開始在三江源區試點以合作社為載體的集約化經營模式。國家政府給予農牧民一定的補助， 支持和鼓勵冬春草場人工飼料基地的建設、 對草原圍欄、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實現標準暖棚舍飼養畜、 人工飼草料種植儲藏、 圍欄草場劃區輪牧、水電路條件配套四位一體的基礎設施建設， 大體實現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圍欄、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貯草的目標 [10]。
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從2008年起青海省牧區7個縣逐步實施開展生態畜牧業試點工作，以合作社為平臺，努力轉變生產經營方式和發展模式。根據不同的生態條件、自然資源狀況和勞動力素質，探索出以門源縣蘇吉灘鄉蘇吉灣村、天峻縣新源鎮梅隴村、河南縣優干寧鎮吉仁村為代表的以牲畜、草場作價入股，實行股份制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共和縣倒淌河鎮哈乙亥村為代表的以分流牧業人口、草場合理流轉、大戶規模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治多縣治渠鄉同卡村為代表的以聯戶經營、分工協作、優化畜種畜群結構為特點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總結試點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用3年時間，在牧區30個縣的883個牧業行政村全面推進生態畜牧業建設，實現全覆蓋。2010年5月青海省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正式啟動，各試點地區根據省政府的部署，開始落實農牧廳下發的《關于開展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復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實驗區規劃》，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廣可持續發展集成技術，引領生態畜牧業的發展。
總而言之，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以下是一些學者們對中國西部畜牧業轉型以及實施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可行性提出的觀點。
二、草原游牧文明與畜牧業經濟轉型
中國西部牧區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視媒體中被刻畫出一幅貧窮落后和無知的印象。國家對西部的整體建設概念是“發展西部”，其中蘊含在背后的哲學理念中不免帶有以人類的不斷進步為前提的單向線性歷史觀，將傳統的游牧文化視為是不適應時展趨勢的。在如今中國大力市場化和經濟化的整體時代背景下，從單純的經濟收入視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當代中國發展趨勢的。然而，從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上講，落后與否不能簡單的從經濟收入來衡量。在思考如何發展中國西部牧區的解讀過程中應警惕“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簡單的將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個文化體系的底端。相反，應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對當地生態環境的適應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會科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會進化論哲學理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本土生態知識的價值日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得以體現，并且得到主流學者的充分認可。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綜合了西方學者對本土生態知識不同的定義后，總結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套關于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物種之間的關系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實踐與信仰的累積性的體系。它在人類適應性生存的過程中不斷演化，在文化傳播中代代相承。它是關于生物和其他環境現象的一種地方性知識，也是一種當地人的本土實踐，更是一種凝結于人們關于其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的觀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識是長期存在于某一地區的知識總體，這種知識關系到傳統的規范和社會價值，也關系到引導、組織和規范他們的生活方式并賦予其生活以意義的精神結構。”[12]他們進一步指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種知識-實踐-信仰的復合體。從實踐經驗知識的層面上看，牧民們對他們祖祖輩輩所生活的草原環境里一系列關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觀等等都有著深刻的認知。這種知識結構的復雜性并不亞于教科書上科學家們所列出的知識結構，是歷代牧民實踐總結的實地知識，具有寶貴的實際科研價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識體系。當地的牧民們對長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氣候，變化不定的雨量有著敏感的認知。并且他們會根據不同季節、養分質量，地形與海拔、方位、生態區域和植物群落、顏色、土壤性質、水質水量、距離營地的遠近等要素對草原加以細致入微的分析。與之相應，牧民對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長周期，對牲畜的適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著詳細的分類。對于長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們，草原不是簡單的被植被覆蓋的土地，而是蘊藏著各種寶貴的自然知識，并且載畜量是一個持續變化的變量而不是一個恒定的絕對值。具體豐富的經驗知識經過總結后，可以更好的幫助當地的牧民進行冬夏季草場的遷徙，對牲畜進行管理和適度調整。草原牧民們的生產習慣事實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態的“不確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并不能用簡單的經濟效益去衡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內容，有部分學者認為當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觀引導和自然規律性感悟及其傳承，而缺乏理性。該項目研究報告同時指出對待宗教文化應需持尊重的態度。游牧生產方式是孕育藏傳傳統文化的土壤，藏傳佛教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藏族的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是牧業社會的一個文化載體。從抽象層面講，宗教是一種宇宙觀，是當地牧民對本土生態知識體系中較為復雜和抽象的。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種本土知識體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內核通常體現在宗教儀式上。藏傳佛教的教義認為自然是神圣的，將人與自然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這種核心理念價值是可以更好地促進當地牧民們積極地參與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可以為牧民的畜牧生產和當地的生態系統和諧共存提供一個很好的文化價值體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眾有經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眾長期生活在環境艱苦的草原牧區 ，世代從事畜牧業生產，積累了一整套經營管理草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 ，這些是中國發展畜牧業經濟的主要實際操作知識。但一般來說牧民們對土地退化理解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過程，或者認為只是暫時的可逆轉的現象。因此牧民們可能缺乏必要的動機來重新認識草原，需要新的知識結構的補充。總體來說，牧民們缺少相應的文化科普知識，這對發展生態畜牧業不利。因此需當地政府應在結合當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礎上對牧民們進行一些關于生態畜牧業知識結構和理論背景的科普宣傳。政府如何對牧民們進行科普教育需要一個科學、 完整的培訓方案，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對此進行實證性的探討研究。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青海省科技廳已在貴南草業公司建立起相應的培訓技術服務體系，開展周邊牧民實用技術培訓，共培訓果洛新村、同德縣的2個移民村，貴南縣的2個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眾從事生態畜牧業的信心明顯增強。
三、關于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
青海、內蒙古、新疆三省區的牧區分別占本省區土地總面積的96%、66%和50%。甘肅、寧夏的牧區面積各占本省土地總面積的30%左右。西北牧區基本都地處陸地邊疆，是大量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廣闊的草原上居住著蒙古、藏、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溫克族等10多個少數民族。總體來說牧區資源雖然豐富，但自然條件較為復雜，干旱缺水，生態環境尤為脆弱。國家在大力發展牧區經濟的過程中制定了一些實際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參考性意見。根據已發表的文獻資料，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性較大。
1.西部牧區人工種草的可行性
學者周海虹和陳瑋都提出鼓勵農牧民從事高效農業、養殖業、種植業等，進而提出鑒于西部地區的飼料生產能力差的實際情況，人工種草是解決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過播種或補種優良牧草的辦法來改良草原，并培養人工或半人工草場， 通過灌溉、施肥以及防止獸害和蟲害等辦法提高草原的生產能力。陳瑋認為人工草場可大致提高產草能力8倍，在其他條件同樣的情況下 ，草場的載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單位牲畜所需草場面積則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過試點建設初步形成的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為代表的依托退耕還草建植人工草地，發展種草養畜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啟動了“青海省種草養畜及有機畜牧業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的項目，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天然草原過度放牧的問題和傳統生產方式落后的問題，進而提高畜牧業生產科技產量。該項目總經費1030萬元，科技資助經費540萬元。其中一個專題就是在適宜的地區建立主要依靠種植人工草地，加工草產品。項目擬在青海省的農牧交錯處（同德、貴南等）和適宜種植人工飼草的地區，種植優質牧草，將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種草。項目初步設計種植15萬畝各類飼草料生產基地，加工牧草12.5萬噸，可為22萬個羊單位提供1年的飼草量，有效減輕項目區及周邊地區300萬畝天然草地放牧壓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萬畝人工草地，相當于116萬畝天然草地產草量，或7.7萬個羊單位1年飼料量。120飼草資源置換模式在三江源地區建植優良人工草地可以為當地的牧民們提供豐富的飼料資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極端缺乏的冬春季節為畜群提供飼草。
然而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國西部牧區的土壤條件較為脆弱，不宜過度開墾種植草場。學者劉紅梅質疑了人工種植草場在西部牧區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層較薄，土壤沙礫含量重，極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種草需要非常謹慎。在中國西部高原地區比如三江源地區，人工種草會導致土地沙化，種的草也會很快退化，因此絕不能仿照農業區大力發展舍飼畜牧業，這會導致原有的生態平衡遭到進一步的破壞。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區草原的自然條件不允許大面積種草，也不允許大面積開荒。從長遠來看，舍飼會對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質量造成影響。人工草場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資源是有限的。可開采的地下水中，動儲量不多，因為草場均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區，年降水量較少，河流少，流域面積也小。地下水資源為靜儲量，過度開采會導致水資源枯竭。”
2.圍封草場的實效性
在國家實行生態移民的過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護的目的，被人為的圍封。但圍封草場需要考慮到草原資源的合理利用。圍封應根據草場的類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場的利用方式而異，封育可采用圍欄封育與人工管護封育相結合的辦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圍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戶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場都圍起來就能達到保護草場的目的。實施退耕還草和生態移民后，大量草場的管護問題也頗為棘手。由于被圍封的草場缺乏監管，并未真正意義上達到了畜牧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
一些自然科學家論證了事實上輕中度放牧對植被有促進作用。首先，在輕牧條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爛葉，使得植物在生長季節，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較旺盛的光合能力，維持自身消耗，促進植物在后期的生長[14]。其次，適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優勢種在競爭中的作用，為其他物種的發展創造潛在的生態位，從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樣性。通過連續移走植物活組織和減少死亡物質的積累，牲畜發揮著刺激和保持新物質生產的功能，在輕中度放牧條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活的生物。相反，圍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沒有有蹄類動物的生態互動，難以實現天然草地生態系統的進展演替。缺乏動物對草原的干預，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環很難維系，也可能會進一步造成地方優良畜種的消失。
四、牧區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西北畜牧業歷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區基本還保留著是游牧半游牧為主的生產方式，單純經營畜產品原料的單一經濟結構，加上草原的嚴重退化，當地牧民的社會經濟狀況較為滯后。學者韓俊指出：“牧區貧困與草原退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區貧困的重要原因，牧區貧困也促使牧民對草原進一步掠奪，更增進了草原退化，最終形成草原退化-牧區貧困-草原進一步退化-牧區進一步貧困的惡性循環。”草原畜牧業是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發展基礎，畜產品是牧民們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牧區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國家歷來高度重視牧區工作，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對牧區工作作出重要決策和部署，并不斷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歷史等諸多原因，牧區發展仍然面臨不少特殊的困難和問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狀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的畜牧業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浪潮下顯得比較薄弱。一些學者分析了在中國西部牧區發展生態畜牧業的一些主要問題。
1.牧區畜群結構不合理
我國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數量來顯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欄牲畜，把牲畜作為財富直到養死為止，老殘畜比例過大，畜群結構不合理。然而發展畜牧業經濟， 需要抓好畜牧品種的改良， 這既是發展牧區經濟的前提，也是基礎。目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對牧區的畜種結構和品種結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優化。西部青海的7個試點村共淘汰劣質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頭，引進藏系種羊1916只、大通牦牛種公牛57頭、半細毛種羊70只，使藏羊選育達到4萬只、牦牛復壯達到2000頭、半細毛羊改良數量達到2萬只，從而使畜群畜種結構不斷優化，生產性能進一步提高。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內容，為了促進牧區經濟發展，制定了歐拉羊繁育、選育、飼養管理和生產性能測定。在海北州青海湖農場、剛察縣哈爾蓋鎮察拉村和海晏縣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戶示范戶中開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選調陶賽特，優質藏系種公羊36只，與當地1150只藏系羊雜交。在河南縣試行了以生產歐拉羊種羊。歐拉型藏羊生產性能得以提高，項目區以歐拉型藏羊為主。然后，一些學者意識到畜群結構的改良存在一些問題，雖然短期內牧民的收入通過畜群結構的調整得以提高，但從長遠地角度看，應盡量避免將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學者劉書潤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問題，家養動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會越來越高，所以牧民養畜時，隔若干代就要讓畜種和野牛、野馬、大頭羊再配種，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現在為了高產引進的是完全不適應當地的外來種。完全舍飼，不讓羊掉膘，羊吃得太飽，羊絨會變粗。”
總體上來說，我國西部牧區還需繼續強化牧區畜種改良和選育工作，國家和當地政府應積極配套資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細毛羊等品種種畜引進力度，切實擴大改良范圍，加快畜種結構調整進程。但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畜群改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區生產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國西部大部分牧區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內很難真正實現畜牧業的現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業的經濟效益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增加畜牧業產業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需要引進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備相應的硬件設施條件。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專業的學者進行溝通，單純的人文社科專業的學者很難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資源優勢，而非品牌和科技優勢。
3.畜產品流通體系不健全，市場輻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區較為偏遠，牧區地域遼闊，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單一，導致牧區的產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不少畜產品生產和銷售脫節，市場體系建設滯后，缺少龍頭企業。牧區與畜產品聯系在一起的儲藏、加工 、分級 、包裝等環節很不健全，產品的附加值不高，這些都嚴重地制約了當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把優勢畜牧業資源開發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識和效益觀念不強，惜售思想比較嚴重，認為發展畜牧業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場銷售，因此開拓西部地區畜產品市場的力度不夠，西部牧區的畜產品不能及時的對外銷售，導致商品化的經營無法有效地實現。
4.西部畜牧業信息化建設滯后
滯后的信息系統和市場預測系統不能滿足西部畜牧業生產的需要，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社會化和商品化生產。學者郭映義和才讓吉指出，目前青海省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統籌協調管理機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類分級、收集渠道和信息應用環境等方面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體系。發展生態畜牧業需要健全的信息資源網絡。總體來說，目前中國西部地區的信息資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門難以及時分析和甄別信息，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整體發展。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從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缺少有針對性、實用性的，貼近實際、可操作的個性化的信息內容。當地牧民們主要是靠流動的商人獲取市場銷售信息。牧區所獲得的大量信息是單向性的，缺乏牧民與商販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因此這種單向方式的信息傳播很難真正解決牧民出售畜產品的實際問題，進而影響了牧民的經濟收入。
盡管當前互聯網技術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有著傳統媒體不可取代的優勢，但短時間內互聯網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區普及。大量的牧民經濟能力有限，無法購置個人電腦等高端電子類產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對于操作電腦的知識幾乎為零，因此互聯網信息目前還不能很好的輔助于牧區的經濟建設。總體上說中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獲得的信息時常是滯后于中國其他發達地區的，這影響了畜產品出賣的價格。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有關畜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牧民們基本上是通過口頭得知的。和機械維修、金融信貸、獸醫服務相關的信息基本上來自當地的業務部門，天氣預報主要來自于廣播，牧民們很少從電視和互聯網上獲取信息。雖然做牧區信息溝通工作的部門很多，但無論是內容還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礎建設滯后
發展生態畜牧業經濟需要一定的基礎性設施，但目前西部邊疆地區的基礎設施還有待改善。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基礎性建施投資，這是保證西部地區畜牧業的快速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一些地區進行了試點，比如青海7個試點村已建成了相對規模的牲畜暖棚和貯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欄50處，打水井25眼，鋪設人畜飲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點2處，購置了壓縮式青貯機1臺、青貯袋 3000條。這些都極大地調動了牧民投入生態畜牧業建設的積極性，使試點村生產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防災抗災能力得到了增強，建設養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青海三江源地區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建成了一批事關地區經濟發展全局和廣大農牧民福祉的交通、電力、通訊、農牧、水利、生態、市政等基礎設施項目。這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個積極作用，是生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建設保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項目研究報告，2008年，三江源地區公路通車里程達12544公里，寧果公路、214國道，109國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戶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畝飼草料基地，20平方米貯草棚以及草場圍欄建設）為重點的草原基本建設和以水利為中心的農牧業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但三江源地域遼闊，目前仍有123個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雖有簡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條件非常差，只能實現季節性通車。在通訊設施方面，三江源的廣大農村牧區，除主干公路沿線外，大部分尚沒有通訊設施。在電力基礎設施方面，三江源地區絕大部分地區沒有國家電網覆蓋，部分縣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電實現季節性供電，廣大牧區則主要依靠家用太陽能電池板部分滿足照明和家用電器的用電需求。總之，基礎設施條件差已成為當前制約三江源地區生態經濟發展和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業經濟發展趨勢和出路
1.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下的有機產業
總體上講，中國西部地區的畜牧業生產大部分仍然處于傳統畜牧階段，生產效率低下，市場發育水平不高。在大力發展畜牧業經濟的同時，政府不能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應進行可持續生態發展。發展生態畜牧業因按照生產力發展水平、區域特點，發展不同的生產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發展模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1）草原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模式應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2）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應以資源循環利用為目標；（3）生態畜牧業發展應秉持現代綠色有機生態養畜經營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飼料，做到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低耗，高校轉化和循環利用；（4） 生態畜牧業應大力發展無公害飼料基地建設及持續利用技術，充分利用畜牧業資源，氣候資源、光能資源、綠色飼草料生產等資源，形成以飼草料基地建設、草產品加工、牲畜的舍飼育肥、糞便廢水無公害及歸田處理，太陽能利用、畜產品加工及銷售的完整循環生產體系和產業鏈。
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了在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前提下建設有機產業區的想法。學者陳月輝指出，西部畜牧業生產的最大優勢是沒有嚴重的工業污染， 這有利于生態有機畜牧業的發展，對有機無污染動物食品進行產業化。這樣既能達到保護草地生態環境的目的，又能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機產業要求草畜平衡生產、不使用人工合成產品、保持牲畜合理飼養、不破壞生態環境。依照當前世界有機食品的價格，與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區發展有機畜牧業生產理論上可以使牧民達到小康收入水平。學者蘆清水和趙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辦法，比如收購三江源區牧民每天生產的鮮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業，生產加工成高檔嬰兒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時還可以利用當地的優質牛羊毛和牲畜，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企業。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認為，以生產歐拉羊種羊和有機畜產品為核心的河南縣初步組建了有機畜產品生產，加工與出售，并且開展了有機肥生產研究，寄生蟲和幼畜疾病控制技術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價格每公斤高于市場價格，使從事有機畜產品生產的牧戶增收3.7萬元，提高了牧民畜產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國西部地區發展生態畜牧業有機產業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實是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的基礎性投資巨大，生產成本很高，國內有機食品的市場規模不大，雖然有機食品的銷售價格很高，但考慮到高成本的投資和目前小規模的市場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內實現收入增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興海縣河卡鎮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機畜牧業生產批發基地的國家級認證，但由于認證范圍小， 年產出規模小， 沒有龍頭企業進行肉、奶初級產品加工生產， 并未能實現給牧民帶來增收的目標。
另外，在發展有機畜牧食品生產的企業時，應注意到牧民和企業之間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契約關系。在生產成本上升，利潤空間縮小或供過于求時，公司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過隨意降低收購價格或者提高收購標準等方式將利益損失直接轉嫁給牧民。學者朱海從企業制度層面提出了組織‘牧民協會’的建議。‘牧民協會’是牧民自發組織的經濟合作組織，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與有關有機生產單位發生聯系， 又可按照有機產業生產流程去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同時朱海還提出了在企業集團現有架構基礎上建立有機產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設立董事會和經理部， 作為對外聯系業務、對內安排工作的管理機構，另外公司下屬層面包括有機產品加工機構、牧民協會、研發部門、銷售部門和財務部門。“牧民協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低牧民的生產風險，避免企業過度壓榨牧民，從而改善牧民的整體經濟收入狀況。
盡管中國西部牧區構建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業區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同時這項工程的確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機會。畢于運認為，根據環境潔凈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個縣、玉樹藏族自治州的6個縣、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個縣和黃南藏族自治州的2個縣， 都具備發展有機產業的良好條件，都可以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就目前青海各地區的條件，可選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縣和澤庫縣，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瑪沁、達日、班瑪利甘德縣，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興海、貴南和同德縣， 共計10個縣內予以發展生態畜牧業基礎下的有機產業。李雙元以梅隴個案為例， 對青海省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 認為青海草地生態畜牧業還處于組織化轉型、產業化起步、生態化雛形的發展階段。總體來說我國生態畜牧業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尚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國和歐洲的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品生產系統相對較為成熟。比如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詳細的畜牧業有機產品生產規則。對于有機牲畜有著嚴格的要求，根據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的報告，有機牲畜必須在放牧季節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飼料必須是純有機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芻類動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須保證30%的干物質攝取（dry matter intake）是來自草原。歐美對于如何計算干物質攝取量有一套嚴格的科學計算系統，但這些中國目前的有機畜牧食品生產中并未給出具體的操作規定。相對于美國的有機畜牧產品的生產條件，中國西部條件較差。中國的有機食品生產系統可以參考北歐冰島的研究。北歐學者Dyrmundsson指出冰島的氣候惡劣，天然草場由于氣候的影響，并不能保證草原的牲畜有足夠的天然有機食物攝取，市場上的有機飼料相對較少，成本太高，對冰島的有機畜牧產業帶來負面的影響。如何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保證牲畜有足夠的有機食物攝取是一個值得跨領域專家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瑞典學者Lund提供了一個北歐有機畜牧業生產模式圖（見表2），該模式圖指出，除了在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外，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過程應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畜牧產品的生產者應和消費者達成和諧的互動，并且在生產過程中，牧民能夠感受到自身價值的存在。中國目前西部有機畜牧業的發展進程中，更多的是考慮市場化帶來的直接經濟價值和如何提高產量，而忽視了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對牧民自身幸福指數的關注。許多經驗表明，能否讓牧民主動地而不是被動的參與社會發展進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樣性，創造性，關系到政策及其項目的實際效果。在發展目標上，生態畜牧業建設下的有機產業鏈是一個長期發展與不斷完善的過程，需根據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確定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2.發展生態旅游業
在保護生態環境和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同時，一些學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態觀光旅游型畜牧業，在國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區應大力建設觀光型、生態型與市場型相結合的牧業生產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觀光型的畜牧業項目，從而提高參與項目的農牧民的收入。與此同時，政府需要警惕過度開發旅游業可能會給脆弱的西部生態造成破壞。
在生態環境允許的范圍之內適度開發西部牧區的生態旅游資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區具有強大市場吸引力，旅游資源的開發不僅能帶動當地建筑、金融、通信、娛樂飲食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還可以給牧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三江源農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來玉樹、果洛兩州的游客人數達到19.93萬次，旅游總收入9898.75萬元，同比增長40%以上。旅游產業的帶動作用開始凸顯，不少牧民群眾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鑒于極度脆弱的生態系統和難以再生的生態資源，三江源區核心區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為限制開放區。盡管三江源區生態旅游業發展勢頭較好，但仍處于起步階段，2010年項目研究報告指出生態旅游資源開發面臨諸多問題：（1） 基礎設施薄弱。三江源區地理環境復雜，交通線路密度低，公路等級低，路況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資源分布相對稀疏，旅游路線長，空間跨度大，可進入性差，存在著“一流資源，二流知名度，三流開發，四流交通，五流經營”等問題，嚴重制約著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2）環境制約性明顯。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環境氣候影響，不僅旅游日期短，而且對游客的身體狀況也有一定限制，影響了旅游業的發展。（3）缺乏與旅游業配套的相關產業的發展，產業鏈條不完整，難以形成產業優勢。（4）市場化推進步伐緩慢，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護條例
草原畜牧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草原的保護，草原是牧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2011年11月了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按照《草原法》的規定，維護基本草原是內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內蒙古草原保護的紅線。1983年內蒙古就頒布了《草原管理條例（試行）》。1984年成為正式條例，2004年進行了修訂。針對草原亂開濫墾問題，1998年還頒布了《基本草牧場保護條例》。而《基本草原保護條例》則是為了更進一步強化基本草原的保護與管理，其保護力度較以往的條例要大得多。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主要明確了基本草原的劃定范圍并加大了對草原的保護力度，更好地維護了農牧民利益。該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其他西部牧區的草原維護和畜牧業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性意見。
綜上所述，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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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