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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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形勢 經濟改革 政策分析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國的改革已經基本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的作用已經逐漸發揮到經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中,起著基礎的資源配置的作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國民生產總值也逐年穩步增長。但隨著商品貿易的全球化,以及管理的提高,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競爭的加劇,加之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低迷萎縮,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影響嚴重,我國外貿需求自去年7月來連續五個月下滑,財政收入增長率明顯下降。新形勢下,我國新經濟體制受到的各方面的沖擊日益嚴重,其缺點與不足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也逐漸暴露了出來。

一、現狀與問題分析

亞洲開發銀行在2008年公布的年度報告中顯示,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的11.9%回落到2008年的10%,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至9.5%。經濟增速的回落具體表現在出口增長減速遠超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企業倒閉潮出現,工業利潤增長大幅放緩;宏觀調控下,房地產、重工業等投資增速回落;每年1000萬個新就業崗位完成很困難,農村隱性失業大量增加;居民消費增長速度下降,由于居民收入的不穩定性增大、股市的負財富效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等原因使居民的消費欲望受到抑制。

這些問題透露出我國經濟體制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挑戰,需要改進,總結起來表現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從宏觀上講,包括:國家的金融安全體系有漏洞,具有比較大的抗風險隱患;連續多年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而中國內部市場的購買力并沒有得到顯著提高;財政的再分配政策不健全,收入的兩極分化情況依然存在;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保障制度亟待建設,尤其是醫療衛生等事業沒有得到足夠的投入;部分地區政企仍然沒有分開;部分地區的工商業監管力度不夠等。

從微觀上講,包括:依靠資源消耗增長產量的小工廠林立,對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意識差,對企業周邊污染嚴重,缺乏治理;生產效率低,管理水平差,競爭意識薄弱;產品研發與創新能力低下,導致產品質量與功能落后于國際市場。

二、主要的相應政策

1、調整經濟增長方式

前一段時間,我國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暴露出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等一系列問題。據統計,我國在2004年,使用了全世界31%的煤炭,29%的鋼鐵,以及其他材料的大比重投入,創造了占全世界4%的GDP。反差如此之大,一方面說明我國企業的科技含量低,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長期下去,將對社會的健康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據此,國家要求對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轉變。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政府首次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上,又提出了“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大原則。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這一政策包含以下三個要點。

(1)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在過去的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除投資以外,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低成本、低技術的小商品獲得出口優勢,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資源也通過外貿的形勢流至國際市場。造成了資源的流失。另一方面,長期依賴國際市場對于小商品的消費賺取外匯,也形成了國內行業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不僅喪失了貿易中的主動地位,也同樣提高了貿易的風險。將兩股力量拉動轉變為三股力量拉動,不僅降低了國際貿易風險,也增加了大量的國內消費,提高了國內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貿易福利,同時也加大了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度,也同時促進了科技的進步和效率的提高。

(2)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于歷史和生產力發展等原因的限制,我國的農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不發達,造成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崛起,占據了GDP增長的絕大部分。然而由于我國的科技不發達,管理經驗落后,人們的文化素質不高,第二產業長期處于粗放型,勞動密集型的狀態。由于生產效率低,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促進三個產業的協調發展,使農業發展,為第二、第三產業提供發展的基礎,同時促進第三產業的崛起,使先進的科技與管理經驗作用于國民生產,創造價值。

(3)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轉變。科技水平落后,管理經驗匱乏,導致我國的經濟增長走的是一條依靠追加物質資料消耗的路線。然而有限的資源并不能滿足無休止的增加投入量。另一方面,由于設備不足以及人的環保意識差,環境保護也被許多企業忽略,加上政府的監管力度不夠,對環境的污染得不到遏制。這對社會健康穩定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轉型升級人才,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創新轉變,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吸引創新人才培植經濟增長點,使環境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相協調,創造綠色GDP,使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綜合提高有了可靠的保障。

2、調整財政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力度

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進行,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阻礙。另一方面,由于金融風暴的影響,我國從1998年起開始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到目前為止即將進入第十二年,并在今年將繼續保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明年要深化資源價格和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金融體制改革也將是明年改革的重點。

積極的貨幣政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1)長期發行國債。發行國債能夠帶動社會總固定資產投資,集中力量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結構的優化也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2)積極調整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和企業自主投資能力。首先,政府提高了機關事業等單位的工資水平,并且設立了年終獎等制度。其次,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再次,我國政府還加大治理亂收費、規范分配秩序的力度。另外,再分配政策還是有效調節收入差距的有力杠桿,為規范社會主義正常的經濟秩序提供有力保障。

(3)財政政策的具體實施中,經常注重與貨幣政策相協調,共同發揮作用。長期的建設國債主要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發行,它的投資項目也帶動了銀行的貸款業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銀行資金利用率。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增強了銀行的抗風險能力,為社會的財政、金融協調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以更大力度推動改革攻堅。“目前經濟企穩回升,正是推出資源稅改革的好時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積極運用財稅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健全促進消費的財稅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可以更好地調動企業、居民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關部門應抓緊做好相關配套改革,盡早推出資源稅改革方案,這一改革也有助于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

(5)加大金融體制改革力度,深化金融監管機制建設。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有助于增強金融對經濟服務功能,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機制建設,改善境外投資外匯管理和服務,繼續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管理。尤其要加快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

3、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保障動力和前提條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而我國對于社會保障體系制度建設從1993年第一次闡述到2010年遠景目標文件中,都沒有就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構成發表過任何論述,而針對我國實際,出現這樣總體設計框架的不足是由于:各有關方面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認識尚未達到應有的高度;不少人對社會保障制度的了解和認識存在某些偏差、錯誤,甚至誤區和對于社會保障制度專業化、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認識不足。

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我們有以下建議。

(1)擴展勞動保障的覆蓋面與實施力。為了增強公平性,必須盡快實現不同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并軌,同時變市級統籌為省級統籌,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各自為政、標準不一的狀況,擴大統籌范圍進而建立覆蓋全國的統籌體系,并以社會保障稅方式取代保險資金的征收,用法律強制力確保征繳和合理使用。

(2)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經濟改革。農村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中依然存在的二元結構嚴重制約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形成的城鄉失衡的狀況如果沒有改觀,不僅使廣大農民的活水平提升較慢,而且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制約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要推動科學發展,構建新型城鄉關系,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在統籌城鄉中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加速形成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互促共進機制。

(3)加強對于社會保障專業人才建設的重視和培養。人才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社會保障方面要通過各種途徑和渠道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和學科建設,來改善社會保障法學專業以及涉外社會保障法學專業研究人員稀缺和學科建設落后的現狀。同時要加強對現有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及政策的宣傳,尤其是缺乏對于人口眾多的農村地區社會保障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推廣,以此來保障農村經濟的穩步前進。

(4)提高立法層次,修改《勞動法》中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內容要與其他法律部門的立法內容相銜接,確保社會保險金的無風險支付和保值增值。同時逐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并且適應經濟全球化,對社會保障法律制度從國情和國際雙線出發,進行接軌,在健全社保司法機制方面可借鑒國外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建立我國專門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院,充分體現勞動和社會保障事務的特殊性。同時修改勞動法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部分,加強宣傳,強化監督,勤于發現問題與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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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城鄉非平衡競爭； 機會不均等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2）08-0017-02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問題日益嚴重，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考察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變化及其影響因素，對統籌河北城鄉發展，構建和諧河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河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

通常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做出河北省城鄉收入比的變化軌跡，如圖1所示。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如下特征：

（一）從總體趨勢看，城鄉收入差距偏大。從總體情況看，1978年以來河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在絕對收入差距方面，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162元增加到2010年的10305元。2010年河北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6263元，而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卻只有5958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城鎮居民的收入少了將近2/3。在相對收入差距方面，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從1978年的2.42擴大到2010年的2.73。

（二）城鄉收入差距交替波動，且低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從城鄉收入差距的動態變化情況來看，呈現縮小-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交替波動發展態勢；從波動狀況來看，波幅較大，城鄉收入差距逐步擴大的時期大于逐步縮小的時期，且每次波動的波谷都高于上次波谷，波峰高于上次波峰，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但與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又相對較低，從等分時段數據來看（見表2），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比值）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期擴大，從1981～1985年的0.14擴大到2006～2010年的0.54。此外，從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交替波動的發展階段來看（見表3），也支持了這一結論。

（三）從農民純收入的來源看，工資性收入占比逐年增加。工資性收入反映農村住戶成員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靠出賣勞動而獲得的收入。從統計數據來看，河北省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略高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此外，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逐年增長且高于全國同期平均水平，2010年工資性收入占農民純收入的比重為44.54%，高于全國41.07%的同期平均水平。工資性收入的持續穩定增長說明，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進城農民工雖然實現了職業轉變，卻沒有完全實現空間遷移和身份認同，因此仍被劃為農村人口統計，也反映出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河北省的城市化進程。

二、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競爭性市場具有自動趨同功能，因此，城鄉經濟發展與收入差距應伴隨市場化體制改革的推進和要素流動性的加強而趨于縮小，然而，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經驗事實恰恰相反。我們注意到，一方面，城市部門和農村部門出現了不同的市場化水平和競爭程度，生產要素在城鄉部門具有不同的產出效率，城鄉發展不平衡；另一方面，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農業比重偏高，農民總是處于弱勢地位，城鄉居民之間面臨不同的發展機會。

（一）城鄉非平衡競爭。市場作為生產要素配置的基礎性力量，是影響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重城市、輕農村”的非均衡性，河北省二元結構特征尤為突出，城鄉經濟存在著巨大差異。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產業結構水平偏低，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工業內部以重化工業為主，且近年來重化工業呈加速發展趨勢，2010年河北省三次產業產值比重為12.6∶52.5∶34.9，產業結構明顯偏重。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輕、重工業產值比重分別為19.9%和80.1%，重工業比重比2000年提高了5.3個百分點。農村人口比重較大，城市化率明顯偏低，2011年，河北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56%，城市化率達44%，但低于全國49.95%的水平。

（二）機會不均等。由于歷史、體制、政策等原因，河北省城鄉之間機會不均等現象較為嚴重，農村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以教育為例，教育就增加人的知識和技術存量來說是人力資本投入的主要方面，然而，城鄉分別采取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導致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城鄉辦學條件存在明顯差距，農村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和公用經費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劉山，2010）。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的；而農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設施，國家的投入則相當有限，有相當一部分要由農村自己來負擔。不僅如此，由于經濟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質上的制約，城鄉在公共產品供給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幾乎沒有，文化資源相當匱乏。

三、促進河北省城鄉收入差距收斂的對策

（一）加快和完善市場建設，推動市場化改革。衡量市場化程度的高低，不僅要看產品和要素是否通過市場來分配，還要看競爭規則是否透明、城鄉之間是否平衡競爭，因此要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建立起城鄉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當前尤為重要的是盡快建立和健全包括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在內的城鄉統一的市場體系，逐步破除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制度，鼓勵生產要素流入農村。同時，公共財政投入要重點向農村傾斜，不斷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這樣，合法、合理的差距會進一步刺激和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非法、不符合市場規則的收入差距會隨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而逐漸消除。

（二）推動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城市經濟。作為農業大省，河北省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極大地影響著河北省人均收入的總體增長，同時，城市化率較低，城市化進程滯后，在11個設區城市中，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亦較小，因此，加快推動城市化進程，大力發展城市經濟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義。

（三）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于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張家俊，2010）。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對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意義重大。充分考慮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優勢，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第三產業應作為城市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選擇。

（四）推動機會均等。以提升人力資本為出發點，使市場主體機會均等，公平競爭，這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應為城鄉居民創造機會均等的發展環境。對于“人力資本成長的機會鏈條”，當前最重要的是教育、就業和社會保障等三個方面，國家應提供均等的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盡可能實現勞動者自身素質初始條件均等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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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世錦.從改善民生到機會均等[N].中國經濟時報，2012-1-17.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第3篇

1城市貧困居民現狀及其特點

1.1現狀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對城鎮居民采取供給制度，城鎮居民總體生活水平雖不算太高，但較為穩定。城鎮貧困人員主要是“三無人員”（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贍養人或扶養人），由于數量少，政府能較好地解決。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貧困人口的數量開始逐年增多，*年達到281萬人，*年達到402萬人，20*年已達到2053.6萬人。近幾年國家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的力度，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近幾年的城市貧困發生率基本為6%-8%,而20*年我國城市貧困率為5.3%。城市貧困發生率有下降趨勢，但仍大大高于十年前水平。

1.2特點

分析20*年幾個省市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狀況的問卷調查可以看出其以下特點：

1.不同類型區域與城市的貧困程度差異較大

20*年東南沿海地區的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4.7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4.18%，而東北地區低保戶占總戶數的比例平均為10.5%，低保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比例平均為9.1%。20*年的低保平均水平為2*.6元，東北地區為143.1元，明顯低于平均水平，而東南沿海地區為221.5，高于平均水平。顯然，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貧困程度較東南沿海比較發達的地區更為嚴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與區域經濟結構特征和城市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有關。

2.城鎮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

近幾年的城鎮貧困發生率基本在6%-8%，而20*年的這一數字下降到5.3%，貧困問題有適當程度的緩解，這得益與我國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救助計劃的多年累積效應。近幾年來，我國不但致力于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問題，而且也更加關注城市貧困群體，相繼建立和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社會救助計劃。

2致貧原因分析

我國城市居民致貧原因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因素，即由于區域產業的結構調整與企業破產，致使職工下崗與失業，家庭實際收入減少；二是個人因素，如個人健康問題、素質問題、擇業觀念等原因，導致不能從事或只能從事低收入工作；三是家庭因素，如贍養系數大或其他負擔過重等等。

本調查問卷設計了五個具體原因和一項其他原因。

從調查結果看，首要原因是無固定職業；其次是下崗；并列第三的是子女上學和其他；第五是意外事故；第六是天災。

其中，無固定職業的比例最大，為40%，所占比例將近一半。其次是下崗，所占比例為16%。這一現象的產生與我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是分不開的。一些受舊體制束縛的行業和企業，人浮于事，冗員膨脹，工作效率低，經濟效益差，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競爭的需要，企業陷入極大的困境。國家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使下崗、失業人員大量增加，造成其收入下降，陷入經濟困難。這一宏觀經濟因素已經成為當前城鎮致貧的主要因素，應當予以重視。

根據調查結果，子女上學已成為城市居民貧困第三大原因。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和物價指數的提高，教育費用也水漲船高，在居民消費開支中，教育開支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對本來生活上就難以維繼的貧困居民來造成很大的壓力，對子女教育費用的支出可能導致其更加貧困。調查結果顯示，其他致貧原因主要來自貧困居民家庭因素，如子女患病、主要勞動者身體狀況差失去勞動能力、家庭突遭變故等。

3政策建議

>對于低保戶最須解決的問題，本次調查列出了六個項目，即“提高最低保障水平”、“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建立助學機制”、“給介紹一份合適的工作”和“建立養老機制”。根據調查結果，列為解決的問題首位的是工作問題，其次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接下來依次是建立醫療保險機制、助學機制和建立養老機制。

我國現階段主要通過社會救助制度解決城市貧困問題。其主要是由政府牽頭，通過法律保障，建立社會救助制度。我國針對城市貧困的社會救助制度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醫療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災害救助制度。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城市救助制度的核心，在解決當前貧困問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解決了我國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問題。正如調查結果所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是城鎮居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所以我們應該充分發揮低保制度的優越性借以解決當前城鎮貧困問題。但是這項制度在實踐中存在一些問題，必須加以重視，如：低保制度覆蓋范圍過窄、低保制度的管理問題、低保標準不夠合理、低保制度的公平與效率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調查結果，雖然要求提高最低保障水平的人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是有更多的人希望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再就業工程，多方面擴大就業渠道。具體建議如下：

（1）實施再就業培訓計劃，提高貧困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水平，為再就業提供保障。

（2）通過發展勞動力市場，積極轉換就業機制，從以行政安置為主向以市場配置為主轉變。

（3）鼓勵各地、各部門根據自身情況，增大就業安置量。組織失業職工參與以服務街道為主的便民利民活動、公益勞動、家庭手工業等進行生產自救。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第4篇

這標志著山西轉型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給山西發展帶來空間的機遇、項目的機遇、開放的機遇、政策的機遇，其巨大的影響力、帶動力和經濟社會效益是難以估量的。

不轉型山西將難以為繼

“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這首歌曾激發起多少中國人對這片土地美好的向往。然而，已經有不少年頭了，山西離地肥水美越來越遠，變成了地塌水枯的瘡痍之地。

傷害這片土地的，是嚴重依賴煤炭的“病態經濟發展方式”。山西因煤而興，也為煤所困。由于支柱產業單一，國際金融危機襲來，山西先嘗苦頭，經濟大起大落；由于資源型經濟粗放型、初級化的特質，山西萬元GDP耗能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2倍以上；在山西全省有2萬平方公里因采煤形成采空區，相當于山西省國土面積的1/8。與此同時，安全事故頻發不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而與之相比更顯無奈和酸澀的是，山西居民并沒有因采煤而致富――一擲千金的煤老板絕對不是山西的代表。目前山西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都排在全國20位以后。

另一問題同樣值得關注，隨著不可再生的煤炭資源不斷被挖掘，山西不少“以煤立市”的市縣已經出現資源枯竭，面臨后繼發展乏力的難題。

正是對天然資源優勢的過分依賴，一步步讓山西走向發展困境，今天的山西，必須背水一戰。

綜改區含金量高

山西獲批“綜改區”是國務院在批復直轄市重慶之后，首次批復一個省的全部地區為綜改區，同時也是地域面積最大的綜改區。山西省總面積156579平方公里，現轄太原、大同、朔州、陽泉、長治、忻州、呂梁、晉中、臨汾、運城、晉城11個地級市，而此前批復的省級城市重慶的總面積為82402.95平方公里。與其他八地相比，山西綜改區更多體現了中央的指令改革意圖。

但是山西的“特區”之路仍任重道遠――不僅要消除本省長期粗放式資源經濟帶來的后患，還將為中國經濟轉型探路。正如有官員所稱：“作為典型的資源型經濟代表，山西‘綜改區’的每一步嘗試，其經驗甚至是教訓都極具標本價值。”

目前，我國正處于能源基地西移的過程中。按照規劃，國家能源將逐步形成山西、鄂爾多斯盆地、西南、蒙東、新疆5個綜合能源基地，在中東部建設核電站，形成5＋1能源開發總體格局。但產業結構單一，滿足于資源開采帶來短期暴利的景象，使得這些新的基地已經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似曾相識的“山西特征”。而山西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負增長的現實已經證明，產業結構單一的資源型經濟在金融危機面前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如果這些正在形成的新基地依然走山西的老路，那么下一次金融危機席卷而來時，負增長的現象或許將不止出現在一個省份。

因此，山西獲批“綜改區”，其意義絕不會僅僅局限在本省范圍。正如此前山西大力開展的煤炭資源整合已經成為其他省份參照模仿的樣本，未來山西“綜改區”獲得的經驗，也將是同類型地區學習借鑒的榜樣。

山西省通過此次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能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探索出一條新的路子，對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示范。同時也為中國資源地區、資源城市經濟轉型的改革探索出一條新路。

或許這也是山西能夠很快獲批“綜改區”的原因。據了解，山西省向國家發改委申請“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在2010年4月，至11月，即得到國務院批復，其間歷時僅半年多，是全國獲批最快的“綜改區”。

最大綜改區使山西獲得“第一推力”

把山西設立為“轉型綜改試驗區”，可謂“國家有布局，山西有訴求”。這個大品牌、大載體、大平臺花落山西，使山西實現資源型經濟全面轉型的夢想成為可能。

“轉型綜改試驗區”為山西提供了廣闊的體制創新和政策“給力”的發展空間。

據有關人士分析，首先是山西積極謀求中央財政支持，特別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而最大權利就是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先行先試”，在“先行先試”之下，山西將在多方面實現改革突圍。

第一個便是采氣權的改革。當前，中國煤田的煤炭和煤層氣的開采主體分離，采煤權和采氣權分開，導致煤層氣開發嚴重滯后。而此次，山西有望借助“綜改區”政策春風，對氣、煤開采權分開進行改革，實現“兩權合一、氣隨煤走”。作為產煤大省，山西將從這項政策改革中獲益良多。

在土地置換方面，山西也有望實施“重大改革”。據有關人士介紹，山西有望通過對礦區廢棄塌陷土地進行整理復墾開發，實現耕地“占補平衡”，從而“置換”到等量的建設用地指標。如此一來，山西將徹底甩開此前困擾多時的建設用地不足的包袱。

此外，山西還將獲得更大權限的項目審批權，以及在金融融資政策方面獲得更多便利，從而為山西發展解開“項目不足”“融資困難”等兩大束縛，助力山西跨越式發展。

除了“改革先行先試權”，目前全國其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有的一些好的經驗、好的政策，將“優先”在山西進行移植和推廣。這意味著山西不僅享有“資源轉型”政策優勢，也將可能獲得其他類型“綜改區”所實行的優惠政策。

新特區將給山西帶來什么

山西的能源曾經并且繼續點燃著中國的經濟，在國家級戰略的支持下，在包容性增長的經濟環境下，我們期待著一個新的神話在這塊熱土神奇上演。

山西將繼續推進煤炭資源整合，建設現代化煤炭能源產業，建設煤電氣一體化的綜合能源基地和產業體系，打造文化旅游強省，實現全省經濟由單一資源化主導型產業向新型、多元、現代產業體系轉型。

山西還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植壯大新興產業，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深入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境保護，有效破解影響山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要全面走循環發展的路子，加快推進清潔生產，建設循環工業園區，實現土地集約利用、廢物交換利用、能量梯級利用、廢水循環利用和污染物集中處理。

同時，山西將發展現代物流業和服務業，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政府和企業會投入更多資金恢復生態環境，礦業收入的更多資金將投入到公共設施中。轉型發展不僅給老百姓帶來實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未來幾年民生將會分到更大的“蛋糕”。

如今，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再造一個新山西”的施政藍圖已經體現在了山西省的下一個五年規劃中，而全國面積最大的“綜改區”在山西起航，就相當于為實現這個目標提供了最強力的支持。

相關鏈接

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是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為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而推出的一項新的舉措。它是我國改革開放繼深圳等第一批經濟特區后建立的第二批經濟特區，亦即“新特區”。

國家設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目的，是為了探索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區域發展模式、提升區域乃至國家競爭力的新思維、新思想、新路徑、新模式和新道路，通過選擇一批有特點和有代表性的區域進行綜合配套改革，以期為全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新的經驗和思路。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應對特殊的經濟發展環境作出的現實選擇，它的提出必將對未來改革和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設立的核心在于“綜合配套”，其宗旨是要改變多年形成的單純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要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城鄉關系、土地開發和環境保護等多個領域推進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一、遼寧區域差異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環境差異。不同地區自然環境的差異是導致各區域經濟差異的客觀因素，而這種差異主要表現在區位和資源上。遼寧的地形可以分成三部分，分別是東部丘陵山地區、中部平原區和西部丘陵山地區。發展最好的城市，如沈陽、鞍山都位于中部平原區；而大連、營口則借助臨海的港口優勢，帶動了經濟的騰飛。靠近遼寧省西北部省界的朝陽、阜新和鐵嶺，由于沒有港口，也不是陸上交通樞紐，給外向型經濟發展帶來較大的阻礙，限制了資金、技術、人才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資源流動，造成經濟發展緩慢。而同處丘陵地區，位于遼寧中部的撫順、本溪、錦州等城市，一方面由于和沈陽、鞍山等較發達城市接壤，受其經濟輻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由于擁有豐富的煤、鐵等礦產資源，重工業較為發達，經濟的發展水平較朝陽、阜新和鐵嶺高。從遼寧各市的發展態勢來看，由區位導致的區域差異正逐步擴大，而由資源導致的區域差異則趨于減小。如沈陽、鞍山、大連、營口等城市所占比率都呈上升趨勢，而遼陽、撫順等資源型城市的比率則趨于減小。

（二）區域戰略重點的轉移。遼寧省境內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鐵、硼、菱鎂石、金剛石、滑石、玉石、溶劑灰巖等礦的儲量均居我國首位，遼河油田是我國第三大油氣田，石油、天然氣儲量分別占全國的15%和10%。建國初期，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建設了鞍山、本溪、撫順、盤錦等重工業城市，遼寧也因此成為我國重要的重工業基地。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國家的建設重點逐步轉向東南沿海省份，與此同時，遼寧省也制定了“外向牽動”的發展戰略，將其戰略重點向南轉移。在這種發展背景下，遼寧省內唯一的全國沿海開放城市大連和東北第二大港營口，借助其港口優勢以及在政策、資金上可獲得的巨大支持，經濟迅速發展。營口也成為遼寧省除沈、鞍、大以外唯一的比率呈上升態，相對發展速度大于1的城市。反觀遼寧省一些重工業城市，在原有體制下，并未形成完善的自我發展體系，因此在失去國家政策、資金支持以后，發展速度逐漸放緩。這也是導致省內經濟差異擴大的原因之一。

（三）經濟結構的效率差異。每一個地區區域經濟的發展與該地區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所有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要素、資源都需要由經濟結構來轉換和體現。因此，不同地區經濟結構效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資源利用的效率，導致資源與要素流向利用率高的地區，并最終造成區域間的經濟差異。在地區的經濟結構中，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國有經濟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比較嚴重，與三資、股份制經濟等所有制相比，經營的靈活性較低，社會成本較高，因此，在市場經濟體制公開競爭的情況下處于劣勢。建國初期，國家的大力扶持，使得遼寧在我國重工業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也決定了在遼寧省經濟中，國有經濟成分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隨著體制改革的進行與深入，遼寧省內的所有制改革也獲得一定成果，截至2004年，鞍山、大連、沈陽三地的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比例已經降到60%以下，而錦州、撫順、本溪等原有的重工業城市的這一數值仍超過80%。經濟發達地區的國有經濟比重較低，經濟增長的活力較強，增長速度也較快；相反，不發達地區的國有經濟比重較高，經濟增長遇到較大阻礙，速度較慢，這是導致遼寧省內區域差異進一步擴大的原因之一。從產業結構來看，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技術層次高，產業規模與產業聯系搭配得當，將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率，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2004年遼寧省的沈陽、大連、鞍山等經濟發達地區都已進入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正在向高級產業結構的方向邁進，其中沈陽的三個產業之比為6.4：44.3：49.3，基本完成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的產業結構轉變。而鐵嶺、朝陽等市的產業結構尚處于較低級的階段，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都接近甚至超過30%，這種低級的產業結構說明生產要素在三個產業中分配的結果使得各產業收益相等，但卻未獲得生產要素分配的最高效率。遼寧省內這種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的生產要素分配效率的差異，也導致了省內不同地區間的區域經濟差異。

二、遼寧區域協調發展對策建議

（一）制定以縮小區域差異為目標的區域發展政策。政府對區域經濟的干預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投資和政策調控。在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已不能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集中財力、物力發展落后地區經濟，這種發展方式也不利于這些地區形成自身的經濟發展體系。因此，遼寧在未來的發展中，應主要通過政策進行調節。如健全區域的補償體系，利用政府的轉移支付，對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利益進行再分配，鼓勵落后地區發展的積極性。針對西北部內陸不發達地區的具體情況，結合各自的經濟基礎以及相對優勢，制定不同的區域發展政策。推進落后地區的所有制改革，減少國有經濟成分的比重，增加經濟活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得區域要素與資源的流動向高效化、合理化發展。加強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政府間的合作，充分發揮政府在資源調配中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