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詐騙如何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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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詐騙如何立案范文第1篇

借條中法律風險的防范手段

案件簡介：

據澎湃新聞報道，山東濟南章丘市市民寧女士稱自己一張31萬元的欠條字跡消失，變成白條，只留下了紅手印，報警后警方未立案。

事發后寧女士曾委托律師找到中國人民大學物證技術鑒定中心對欠條進行鑒定，經鑒定，欠條上顯現字跡，能看出借條、今借寧某某叁拾壹萬元整、借款人馬某和借款日期等字樣。

當事人寧女士一度懷疑，欠條上字跡消失是因為對方打欠條時使用的是消字筆。澎湃新聞查詢發現，消字筆又名自動褪色筆，外形與普通簽字筆無異，寫出來的字跡也與普通簽字筆沒有任何差別，但是由于采用了特墨水，會因材質、溫度、濕度、書寫速度等差異在十五分鐘至兩日內自然消失，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章丘分局宣傳處工作人員表示，之前并未受理過此類報案，將在分局法制部門對此案研究定性后決定是否立案。其介紹，23日，當事人寧女士再次來到章丘雙山第一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已進行處理。由于寧女士提供了鑒定等新證據，需向上級法制部門匯報，看將此案如何定性。若是定性為詐騙案，派出所將根據相關法律采取措施;若非詐騙案，將作為經濟糾紛移交相關部門進行處理。

律師分析：

簽重要文件最好自帶筆

使用消字筆書寫欠條，導致欠條變成白條。此類事件的發生，再次提醒消字筆可能存在的潛在問題。可怕的是，這類消字筆隨處可以買到。除了在濟南的一些小商品市場，在網絡上更是可以十分便捷的購買。記者在淘寶網上搜索消字筆搜到 了 共1260件寶貝。銷售這種消字筆是否構成違法?如何才能避免落入消字筆陷阱呢?

網絡詐騙如何立案范文第2篇

一、訴訟欺詐刑法規制的現狀及困境

“訴訟欺詐”并非立法用語，在我國現有規范性法律文件中并沒有關于“訴訟欺詐”的概念表述。理論界對“訴訟欺詐”的稱謂和范圍一直認識不一，常常將“訴訟欺詐”與“訴訟詐騙”“虛假訴訟”“惡意訴訟”“濫用訴權”等近似概念相混淆。本文所論述的“訴訟欺詐”包括所有在訴訟活動中弄虛作假，以使法院作出錯誤的裁決或執行的行為。即，為了騙取人民法院裁判文書，在提起或進行訴訟過程中，惡意串通，作虛假陳述或意思表示，或向人民法院虛構事實、提供虛假證據的行為。包括專門以侵財為目的的“訴訟詐騙”，《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以捏造事實提起訴訟的“虛假訴訟”，也包括在訴訟中“作假證”等訴訟作假行為，但不包括具有真實訴訟內容的“惡意訴訟”“濫用訴權”行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12、113條的規定，在訴訟過程中有偽造證據、惡意串通、作偽證等欺詐行為，構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責任。但在實踐中，行為人因訴訟欺詐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并不多，且存在很多司法困境。

(一)因訴訟欺詐被追求刑事責任的比例

普遍較低從近年來新聞媒體的報道和各地數據統計就可以看出，訴訟欺詐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最終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卻較為少見。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統計報道，2001年至2009年，廣東省識別出存在虛假訴訟的案件有940件，并逐年增加，最終作為刑事案件處理的比例較少，以致有政協委員要求將虛假訴訟獨立成罪入刑。［1］據浙江方面統計，僅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已確認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存在“訴訟欺詐”的就有107件。［2］但這些案件中被移送公安機關作為犯罪處理的不多。據統計，2006年至2010年，浙江省全省虛假訴訟犯罪案件只有86件104人。［3］江蘇省全省2006年至2010年共識別發現虛假訴訟案件1839件，2011年至2013年共監督識別525件，但能移送追究刑事責任的比例極少。［4］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對2008年審理的100件二審改判案件進行抽樣，發現超過20%的案件存在訴訟欺詐。［5］但本文通過北京法院網的裁判文書數據庫統計發現，2003年至2013年，北京市法院審理涉嫌訴訟欺詐的刑事案件只有18件。

(二)訴訟欺詐犯罪不易被立即識別、案發時間過長

廣東省2009年發現的940件虛假訴訟案件，80%都是2005年后才識別。這可以看出，實踐中很多訴訟欺詐不易被識別案發，或識別歷時很長。北京市審理的18件涉及訴訟欺詐的刑事案件中有近2/3是在法院已經作出裁決后才案發的，只有1/3是在未作裁決前案發。案發歷時一年以上的占72%，三年以上的有4件，最長的達五六年之久。在從案發原因上看，11件是被害人或利害關系人報案案發，5件是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案發，2件是法院審理發現案發。很多被害人報案經歷了較長的時間，且在克服較多困難下才報案成功。

(三)對訴訟欺詐犯罪行為適用的罪名不統一

實踐中對訴訟欺詐處罰適用的罪名不盡相同。以江蘇省蘇州市為例，2000至2013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27件訴訟欺詐刑事案件，適用的罪名包括妨害作證罪、受賄罪、幫助當事人偽造證據罪、詐騙罪、濫用職權罪、貪污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6］北京市審結的18件訴訟欺詐刑事案件，以詐騙罪判決的有10件，以妨害作證罪判處的有3件，以幫助偽造證據罪判的有2件，以貪污罪判的1件，以職務侵占罪判的1件，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判的有1件。對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適用不同的罪名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對于同種類型的訴訟欺詐，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法院或法官有時會適用不同罪名。有的以詐騙罪論處，有的會以妨害作證罪，或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論處，或是因行為人的職務身份而以職務侵占或貪污罪論處，甚至以審判人員的共犯論處。［7］如，湖北省檢察機關辦理的一起訴訟欺詐案件，公安機關對與法官勾結制造假案的李某以偽證罪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認定李某構成徇私枉法罪共犯［8］。雖然有可能是基于具體案情不同方面的原因，但實務部門之間對此類案件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認識分歧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訴訟欺詐的刑事規制機制乏力之原因

對訴訟欺詐進行刑法規制乏力的原因何在?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適用罪名的理論認知存在分歧是重要障礙(有法可依與無罪可用)

對于構成犯罪的訴訟欺詐行為，應以何種罪名判處?學界一直存在爭論。有學者認為審查證據真偽是法院應盡義務，刑法上沒有將訴訟欺詐規定為犯罪，不宜將之作為犯罪處理［9］。最高人民檢察院2002年10月《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行為如何適用法律的答復》也基本持此觀點。還有“三角詐騙”論觀點認為，訴訟欺詐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三角詐騙”，應當以詐騙罪論處［10］。但也有學者提出，詐騙罪的被害人交付財物不是基于自己的錯誤認識，而是在迫于司法的強制力，這與傳統的詐騙構成理論確實不太相符，其實質是借助法院的強制力迫使他人交付財物，更符合敲詐勒索罪特征［11］。還有的認為，訴訟欺詐應按妨害作證罪處理。最高人民法院第194期法院公報中刊登的一則刑事案例主張把訴訟雙方合謀串通的虛假訴訟中指使對方當事人作假證逃避債務的行為，擴大解釋為“指使他人作偽證”行為，從而以“妨害作證罪”對該行為作出判處［12］。這實際上是試圖通過具體案例的合理擴大解釋來彌補立法上的不足。上述觀點、《答復》、案例雖都不具有普遍法律約束力，但這些認識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實務適用混亂，也反映出針對訴訟欺詐的立法不足。特別是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實施的《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更是加劇了上述認識分歧。該解釋第二條第(四)項規定“與他人串通，通過虛假訴訟、虛假仲裁、虛假和解等方式妨害執行，致使判決、裁定無法執行的”，屬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條解釋中規定的“其他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情形”，應當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處罰。這就使得一些通過訴訟欺詐手段拖延、拒絕法院執行的行為，在罪名上會出現詐騙罪、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混亂問題。為此，很多學者主張對訴訟欺詐犯罪應在刑法上單獨設立一個罪名。《刑法修正案(九)》采納了這種意見，在刑法中專門增添了第三百零七條之一條規定，增加了“虛假訴訟罪”。新增一個獨立的罪名，對于統一立法標準，加強和提升打擊訴訟欺詐力度而言，確實很有意義。但筆者認為，即使新增了“虛假訴訟罪”的獨立罪名，也未必能完全消除上述分歧。原因如下:

1．從“虛假訴訟罪”罪狀表述上看，僅針對“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

從文義上看，其規制范圍就僅限于“提起訴訟”的行為。對于在訴訟、仲裁、公證、保全、執行程序中做假證，提供虛假證據、作虛假或和解等行為，則難以此罪名論處。此外，“捏造的事實”一般是指完全虛假的事實。而“訴訟欺詐”的作假程度可分為“完全虛假”和“部分虛假”兩類情況。那么，對于客觀上存在一定訴爭關系，但在訴訟中虛構或隱瞞部分事實，或制造、提供部分虛假證據，以使法院作出錯誤裁決，即人們常說的“作假證”的行為。如偽造部分證據、篡改證據、隱匿證據等虛構部分事實，或虛增部分損失、債務，或向法院作出虛假調解表示，或對部分權屬、權益作出虛假確認或處分等。是否都屬于“捏造事實”，如何界定虛假訴訟和偽造部分證據的訴訟欺詐行為，還將是司法適用不可回避的問題。

2．對于既存在侵財目的又存在其他非法目的的訴訟欺詐行為，以及行為目的不明確等復雜情形，其所侵害的客體

屬于復雜客體如何進行全面有效的評價，并非“虛假訴訟”獨立成罪可以解決的，也不是詐騙罪或其他任何一個個罪名可以獨立解決的。實際上，主張單獨設立罪名觀點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認為可以將犯罪行為侵害的財產法益和司法秩序法益全部包括進去。但是，司法實踐懲處帶有競合性質的犯罪最終適用的罪名未必具有囊括全部法益的性質。《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虛假訴訟罪”罪名也不可能將這些法益全部囊括。即，不能適用于全部的訴訟欺詐行為。對于其中的競合性犯罪，仍然需要借助刑法上競合犯理論和原則進行處罰。在實踐中，很多“訴訟欺詐”并非只有單一目的，也不限于侵財目的。如:為了規避北京車輛搖號、房屋限購政策;或是為了獲得獲得北京戶籍等特殊社會身份、資質;是毀壞競爭對手品牌聲譽;或是為了影響其他關聯案件、其他訴訟活動的進程或結果。

3．新增的“虛假訴訟罪”如何與現有的其他妨害司法類罪名的銜接與協調的問題

特別是存在共同犯罪或其他妨害司法的行為情況下，對于幫助偽造證據、指使他人作偽證，或是采用欺詐、串通等手段拒不履行法院裁定、判決等行為如何適用相關罪名。以及在司法實踐中，行為人通過惡意串通、虛假訴訟、偽造證據等作假手段，轉移、隱匿財產，導致法院無法執行等，應以“虛假訴訟罪”還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犯罪”處理，難免還會存在分歧。

(二)入罪標準不明確、民刑銜接不順暢是機制性因素

刑事立法的標準不明，導致司法實踐操作過于寬泛，入罪難。表現在:因缺乏明確的立案標準，民事審判部門即使在審判中發現有訴訟欺詐嫌疑，也不好判斷是否應當移送公安機關;因缺乏明確的標準，公安機關立案處理缺少硬性規定，公安機關也會擔心越權干涉法院審判而不敢貿然立案;因缺乏明確立案標準，利害關系人不好判斷是否應向公安機關報案，面對司法機關不作為時，也不能找出明確法律規定予以維權抗辯。

(三)信息溝通有障礙、訴審發現不及時是源頭性因素

從司法實踐中看，訴訟欺詐案件不易被及時識別發現，案發歷時長，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被害人等利害關系人信息掌握不足。一是利害關系人沒有參與訴訟，或是沒有掌握有效證據，不能及時發現;

二是利害關系人雖參加訴訟，但因對信息不對稱，不能及時察覺其中的欺詐行為;或因掌握的證據不足或法律知識欠缺，不能及時報案。

三是法院對訴訟各方及關聯主體、關聯信息掌握不足。如，對訴訟各方的真實身份信息掌握不全面，對訴訟參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不易查實，特別是對于合謀串通的欺詐，很難對雙方真實意思進行核查，對關聯案件、糾紛信息掌握不足等。很多行為人在其他法院或仲裁機構存在關聯案件，因全國法院內部信息不暢通，相互不了解，不易發覺其中的欺詐行徑。四是利害關系主體與司法機關之間的信息溝通不夠及時、順暢。表現在，部分利害關系人因基于畏懼、不信任等心理，不愿意將實情全部告知法院，或因自身知識水平等原因，不能準確或及時地向法院表達自己的意見或愿意，部分司法人員缺乏與當事人溝通的必要耐心或警覺性，相互推諉等。

三、健全和完善訴訟欺詐刑事應對機制之建議

通過上述問題分析，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健全和完善訴訟欺詐的刑法規制機制。

(一)立法上統一明確的“入罪”標準對于訴訟欺詐的“罪與非罪”的界限必須明確。具體而言，包括:

1．應明確訴訟欺詐的范圍，將之與濫用訴權、惡意訴訟或訴訟技巧、訴訟策略等相近行為嚴格區分開，防止打擊面過大。

2．應對訴訟欺詐犯罪進行系統分類，并根據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設定不同的入罪標準。建議作“侵財類訴訟欺詐”與“非侵財類訴訟欺詐”兩大類型區分。

3．對不同類型的訴訟欺詐的程度要件進一步細化。如，對侵財類訴訟欺詐的入罪“數額標準”，建議參照詐騙類犯罪標準。對于非侵財類訴訟欺詐的入罪“情節標準”，建議以司法程序進度、是否采取司法措施及裁決、欺詐次數、手段惡劣程度、欺詐次數、涉案人數、涉案面、社會危害后果等方面作為評判標準?！缎谭ㄐ拚?九)》新增的虛假訴訟罪的罪狀對非侵財類訴訟欺詐，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作為入罪的罪量要件，仍不夠全面。因為有些非侵財類訴訟欺詐不僅妨害了司法秩序和當事人權益，而且還可能謀取其他非法目的，侵害其他社會權益或公共利益，或是破壞行政法令的實施、執行，甚至有時侵害性更大。如果僅以“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作為入罪要件，則難以對這些訴訟欺詐進行刑法規制。建議使用“情節嚴重”，或增加“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作為入罪要件，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具體標準予以明確。

4．解決牽連行為的“入罪”問題，即對訴訟欺詐中的偽造公章、公文、文件，偽造金融票證等牽連行為，即使這種欺詐不成立詐騙類犯罪或妨害司法類犯罪，也可對這些牽連行為進行刑法評價。如，可以偽造國家機關公文、印章罪，偽造金融憑證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等罪名論處。

(二)司法上對訴訟欺詐分類別適用相關“罪名”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后，如何準確適用好“虛假訴訟罪”，解決處理好與之相近、相似或相關罪名的關系，同樣成為司法實務界需要面對的新問題。筆者認為，沒有必要再對訴訟欺詐行為增設獨立的新罪名。實際上，只要對刑法上現有的個別罪名的適用范圍稍作修改和調整，依據現有刑法理論和解釋方法，同樣可以有效應對和處罰。

1．應根據不同的欺詐類別、行為方式及對象客體，選擇適用不同罪名，不搞“一刀切”

建議侵財類訴訟欺詐，根據其侵犯的財產權屬、性質及特征，選擇相對應的罪名。如侵犯訴訟對方或第三方財產的，可定詐騙罪;如果有利用職務便利訴訟欺詐，侵占本單位財物或公共財物的，則以職務侵占或貪污罪論處等。同時給司法秩序造成破壞了，可作為一種從重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評價。對于非侵財類的訴訟欺詐，主要考慮妨害司法類罪名，以其對司法秩序的破壞程度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據，對其他社會秩序或利益的侵害作為補充情節予以考量。

2．罪名的解釋適用應全面，能囊括所有的訴訟欺詐行為

特別是對于“非侵財類”的訴訟欺詐，在罪名適用選擇規定上，必須考慮不同的行為人身份、手段、方式及訴訟完成程度等。例如，當事人雖未偽造證據，但相互串通，合謀虛假調解、撤訴的;或只是偽造部分證據，沒有捏造完全虛假的事實。如果僅從“偽證罪”、“妨害作證罪”、“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虛假訴訟罪”的罪名字面解釋上，不能完全契合的。那么，建議嘗試進行合乎法意的擴大解釋。如，可將“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指使他人作偽證”，擴大解釋包括指使對方當事人作偽證，與對方當事人合謀作偽證，指使他人提交虛假證據，讓他人制作偽證后提交給法庭等情形，則對于在訴訟中偽造部分證據，謀取其他非財產性利益的訴訟欺詐，或未騙到錢款的訴訟欺詐就可以這一罪名進行規制了。又如，可將“虛假訴訟罪”中的“捏造的事實”擴大解釋包括捏造完全不存在的事實，也包括通過欺詐手段虛構部分事實的情形;將“提起訴訟”擴大解釋包括在訴訟中提起訴請的情形，那么，“虛假訴訟罪”就不僅限于以捏造事實提起訴訟一方或一種情形，也可以包括在訴訟過程中通過捏造事實或偽造證據提出訴請的任何一方或情形。當然，如果確實無法擴大解釋的，可以由立法機關對個別條文進行必要修正。如此，“偽證罪”就可以適用于民事訴訟中偽造證據、捏造事實的訴訟欺詐行為。筆者比較贊同有的學者提出的一種大膽想法，即可以將“偽證罪”“妨害作證罪”“幫助偽造證據罪”等幾種相近且容易混淆的妨害司法秩序罪名進行統一修正、組合，甚至可以合并為一個統一罪名，適用于所有妨害司法訴訟程序的犯罪行為［13］。

3．處理好相關的“競合”“牽連”問題

特別是同時侵犯財產性利益和司法秩序或其他社會秩序、利益的復雜的訴訟欺詐行為?？梢赃\用刑法競合犯或牽連犯的理論，從多種客體和行為性質對比角度予以評價。如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與外人合謀，通過訴訟欺詐獲取本單位財物的，可以考慮職務侵占與妨害司法行為的競合，規定擇一重罪處罰。對于通過訴訟欺詐影響其他案件執行，或其他訴訟，或實現其他違法犯罪目的的，可以按照牽連犯的處罰原則，選擇適用罪名。但這種適用規則必須以司法解釋的形式予以明確。只有將這些特殊情況的適用規則在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才能保證司法認知和法律適用協調統一。在侵財類訴訟欺詐中，有可能出現侵財未遂與妨害司法秩序既遂的競合情況，可以根據想象競合犯的處理原則，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即，在適用侵財類犯罪罪名認定犯罪未遂時的法定刑，與認定妨害司法秩序罪名犯罪既遂時的法定刑，兩者進行比較，選擇重者適用。例如，采用欺詐、串通等手段指使他人作假證從而拒不履行賠償10萬元的法院判決，后被法院及時發現而強制執行的情況，同時符合詐騙罪、妨害作證罪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構成，屬于想象競合犯，因為詐騙罪未遂以數額巨大為追訴起點，本案情形適用的法定刑應在三年以下，且主要侵害的還是司法執行秩序，故應以處刑較重的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論處。

(三)在司法工作機制上，健全司法信息公開和資源共享平臺，構建民刑立案銜接的常態機制

1．健全司法信息公開

平臺充分利用現有信息系統、網絡平臺及新聞媒體、網絡微博力量，為社會公眾搜索、查詢、了解相關案件進度信息提供便利。特別是對于權利人缺席訴訟、涉眾型、涉案面廣等訴訟糾紛，應盡拓展信息告知渠道和途徑，將有關案件信息及時通知到相關利害關系人。盡量防止利害關系人因信息掌握不全而不能及時維權報案。

2．健全司法行政機關內部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

首先，應健全全國法院內部案件信息共享系統，保證各地法院隨時能搜索、查詢到全國關聯案件;其次，應健全法院與公安、工商、稅務等行政執法部門的信息資源共享平臺，保證相關案件信息互查暢通。再次，應健全司法行政案件誠信登記系統，將執法、仲裁、審判、執行公證中不誠信人員、行為進行登記備案，并進行相關誠信等級分類，提高司法機關對不誠信記錄的人員的警惕性。

3．構建和完善民刑銜接常態機制

首先，應加強法院民事審判部門與公安立案部門之間銜接溝通，建立互信互訪的常態交流機制;其次，應加強法院內部刑民部門的溝通交流機制，進行業務交流機會，增強民事審判人員的刑事警惕性和敏銳性;再次，構建民事審判與刑事立案的案件移送、交接常態機制，健全專門渠道，提高司法人員責任心及證據審查的積極性，有效完善和增強訴訟欺詐刑事應對機制的發現和啟動機制。

四、結論

網絡詐騙如何立案范文第3篇

關鍵詞：信用卡  事后不可罰行為  惡意透支  單位犯罪

一、信用卡及其界定上的理論爭議問題

信用卡是指銀行、金融機構或專營公司向信用良好的單位和個人簽發的，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或場所進行直接消費，并可在發卡銀行及聯營機構的營業網點存取款、辦理轉賬結算的一種信用憑證和支付手段。它的基本功能是：（1）轉賬結算。（2）消費信貸。（3）自動存取款。但是由于我國信用制度的不健全，多數銀行卡仍停留在借記卡水平上。所謂借記卡，是由銀行發行的先存款后消費的銀行卡，持卡人在申領時需要事先向發卡銀行存人一定款項，其支付的額度以存款余額為限，當存款余額減少到一定額時需要及時補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頒布的《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借記卡屬信用卡范疇。但是有學者指出，借記卡沒有透支功能，不具備信用卡的信貸功能，不應歸類于信用卡，且中國人民銀行1999年1月5日的《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銀行卡又被明確區分為借記卡和信用卡，根據后法優先原則，借記卡也不再屬于信用卡范疇。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首先，從刑法的立法原意看，新刑法頒布于《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之后，《銀行卡業務管理辦法》之前，因此刑法立法確定信用卡范圍不可能參照后者，在無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行政規章的頒布不能改變刑法這一基本法律的適用范圍。其次，從借記卡的性質看，雖然它沒有透支功能，但它有信用卡的另外兩大功能即轉賬結算和存取款功能，且作為一種記名金融憑證，實踐中不乏被冒用、被偽造而騙取財物的，同樣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其行為在外在表現上也與其他信用卡詐騙犯罪沒有區別。最后，如果將借記卡詐騙歸為普通詐騙罪，可能會導致量刑上的不均，因為通常情況下信用卡詐騙罪的法定刑重于詐騙罪，而且會降低信用卡詐騙犯罪刑法規定的立法效益。因此，筆者主張借記卡仍屬于信用卡范疇。

二、信用卡詐騙的客觀表現形式及其爭議問題

根據新刑法規定，信用卡詐騙有四種形式：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

偽造信用卡的核心是將他人信用卡上的信息復制到偽造卡或變造卡上，一般來說完全偽造的信用卡與真卡在外觀上總有些差異，有的甚至與真卡外觀上完全不同，但這些偽卡在ATM機或刷卡機（如POS終端機）上卻分辨不出真偽。因此偽卡的鑒別往往要靠刷卡人員識別能力。隨著偽造技術的提高，識別偽卡的難度也相應加大，這就要求刷卡人員經過專業性的培訓。但實踐中也發生過刷卡人員明知是偽卡而允許使用的。此種情況下，刷卡人的行為如何定性？筆者認為這種行為是職務侵占罪或貪污罪與信用卡詐騙的共犯的想象競合，應擇一重處斷。因為刷卡人的行為代表商戶，刷卡人有過錯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由商戶承擔，而非銀行，這實際上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便利騙取本單位的財物，因此根據其身份的不同，可能構成職務侵占罪或貪污罪。同時刷卡人還與使用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共犯。根據情節的不同，應擇一重處斷。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

作廢的信用卡，是指因法定原因而失去效力的信用卡。按照有關規定，當銀行接持卡人的掛失申請后，應按規定辦理掛失手續，并將掛失信用卡的號碼以及有關信息，通過計算機網絡迅速發給有關的終端系統，并通知各特約商戶。在電腦網絡健全的情況下，一旦有人使用已被掛失的信用卡就會立即被電腦識別出來。然而我國信用卡業務開展時間不長，有些地方信用卡管理系統尚不完備，計算機聯網系統、通訊系統不夠先進，銀行傳遞信用卡掛失信息到特約商戶接到銀行止付令，有時需要兩三天甚至更長時間，這就有個時間差。利用作廢信用卡詐騙目前為止主要利用這個時間差。例如持卡人先在銀行掛失，然后到某一偏遠地方在時間差內使用該卡大量購買或提款。造成被他人冒用的假象。由于現金支付發生在銀行掛失之后，因此只能由銀行承擔損失，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當然現實生活中也不乏非法持卡人在掛失期間使用該卡騙取財物的，這種情形下是屬于冒用他人信用卡還是使用作廢信用卡？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主觀上如不能確知是否已掛失的，則實際上仍然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為。還有學者將各種情形的廢卡重新修整后加以使用也列為使用作廢信用卡，這也并不準確，這實際上是一種使用偽造信用卡的行為，是在真卡的基礎上修改其中所儲信息從而制成偽卡加以使用的行為。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

根據規定信用卡只能由持卡人本人使用，為了防止信用卡被冒用，在我國，有的信用卡上印有持卡人照片，有的雖未印有照片，但在使用時，需出示身份證。需要注意的是持卡人的親屬朋友有時出于善意而冒用信用卡，這種情況下因為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當有別于信用卡詐騙，不能認定為犯罪。另外根據刑法第196條第3款之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以盜竊罪論處。據此有學者認為冒用信用卡的行為不過是盜竊行為的實現，是事后不可罰之行為，單純盜竊信用卡而不冒用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的未遂。這種觀點尚有待商榷，首先倘若一行為可以決定犯罪的既遂與未遂，那就不能說是事后行為，因為只有在犯罪過程中才可能有未遂的問題，套用事后不可罰之行為理論本身就是不妥的。其次這種觀點與信用卡的記名性質相矛盾。

與其他記名存款憑證相同，由于有密碼、預留簽字和身份證明等保護，單純只盜竊而不冒用的行為尚不能侵害或威脅到持卡人的財產所有權，所以這種情況下不宜認定為犯罪。筆者認為單純盜竊信用卡的行為尚不具有可罰性，冒用行為也不同于銷贓，而正是犯罪構成意義上的危害行為，是侵犯財產所有權的行為。因此如果嚴格貫徹刑法理論，盜竊并使用他人信用卡的以信用卡詐騙論處無疑是更為合理的，而且從國外有關立法以及判例來看這種情況也多以詐騙論處，例如美國，使用偷來的信用卡是濫用信用卡罪；法國判例，以欺詐論。然而，現行刑法規定也必須忠實遵守，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盜竊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必須以盜竊論處，但在此基礎上，應當限制適用范圍，不能將其擴大到未遂領域。

（四）惡意透支的。

網絡詐騙如何立案范文第4篇

關鍵詞：銀行卡；犯罪；生物識別技術；建議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支付領域改革進程的深入進行，銀行卡作為現代金融與信息技術相互融合的產物，作為一種記名無面值支付工具的推廣和使用，對于促進消費，減少現金流通，改善流通環境，降低交易成本，方便人民群眾日常經濟生活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然而隨著銀行卡業務的發展，銀行卡也逐漸成為不法分子作案的工具，并逐漸呈現出智能化、專業化特點，已嚴重危害到銀行卡的資金安全，給持卡人和發卡行造成經濟損失。如何有效地防范和打擊銀行卡犯罪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一、當前銀行卡產業發展及犯罪概況

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促進銀行卡的業務迅速發展，功能也大大加強?，F在的銀行卡不僅可以辦理大量的代收代付業務，而且也有較強的理財功能，包括通存通兌、自動轉存、電話銀行、手機銀行、證券轉賬、證券買賣、外匯買賣、酒店約定、長話服務等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銀行卡。據中國銀聯統計，從1985年中國銀行發放國內第一張銀行卡。至2008年12月底，我國銀行卡發卡總量超過17億張，平均每個國民擁卡量超過1張，有的人甚至手持十幾張。

然而，近年來，隨著銀行卡產業的蓬勃發展，銀行卡犯罪發案數量和涉案金額持續增長，犯罪手段不斷翻新。據統計，2007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銀行卡詐騙案件2946起，同比上升46.6％；涉案金額達9906萬元，同比上升6.3％。而僅在2008年4月人民銀行與公安部聯合舉行銀行卡犯罪專項整治行動期間，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銀行卡犯罪案件達到3672起，同比增長1.4倍；涉案金額1.7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1倍。

二、銀行卡犯罪簡析

目前，比較常見的銀行卡犯罪主要是通過網絡銀行詐騙、在自助銀行安裝設備竊取信息復制銀行卡盜取客戶資金、利用手機短信進行銀行卡詐騙、在銀行ATM機上張貼含詐騙內容的“溫馨提示”等。從各種銀行卡犯罪的案件分析，銀行卡犯罪進入一個相對高發和蔓延的態勢，銀行卡犯罪特點也由過去的區域性、單一化等向職業化、智能化、國際化、流竄性、手段變化快等轉變，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涉案金額也越來越大。從銀行卡犯罪技術本身而言，目前我國的銀行卡大多數為磁條卡，磁條卡信息通過一般設備即可讀寫，磁條卡所包含信息比較簡單，它最大的弱點是容易被讀到和復制，其安全性較差。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大量制造偽卡，與此有直接關系。利用磁條卡的安全隱患而進行的專業化的高科技犯罪已經成為銀行卡犯罪集團的一大特點。

三、制約打擊銀行卡違法犯罪的幾個問題

(一)銀行卡防盜取、復制技術相對落后。我國銀行卡大多采用磁條卡技術，從技術本身而言。磁條卡最大的弱點是客易被讀到和復制，其安全性較差。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能大量制造偽卡，與此有直接關系。利用磁條卡的安全隱患而進行的專業化的高科技犯罪已經成為銀行卡犯罪集團的一大特點。

(二)持卡人風險防范意識淡薄。主要表現在存取款時不排隊照順序操作、將存取款憑證隨意丟棄、設置和輸入密碼時不提防旁人窺視，有的甚至認為銀行卡和身份證均在自己身上，別人即使知道了自己銀行卡的卡號和密碼也不能取現。這也是犯罪分子能夠輕易竊取卡號、密碼的主要原因。

(三)銀行卡犯罪取證存在一定難度。從公安部門反饋的偵破信息來看。首先案件定性沒有統一標準，借記卡案件犯罪是否能夠劃入銀行卡犯罪中；其次銀行卡犯罪分子一般采取本地作案異地取款的方武，受害人大部分是弱勢群體。案發到發現案件時間普遍時滯較長，即使受害人已向公安部門報案，但由于交易發生在異地，涉及異地管轄權的問題，立案存在難度；再次是在跨境信用卡詐騙案件中，從真實持卡人的信用卡磁條信息被盜，到該磁條信被利用制作成偽卡用于詐騙犯罪，其空間、時間跨度均較大，往往重要證據不能及時或無法交到案件的承辦員手中。

(四)部分銀行對銀行卡風險控制意識不強、風險防范措施不到位。目前，銀行卡業務競爭日益白熱化，各發卡機構出于擴大市場份額的考慮，片面追求發卡量，甚至將發卡任務核定到每個職員，強行推銷，“重發卡、輕審核、輕管理”是目前商業銀行對銀行卡業務的一種現象，對于申請人的信息不經認真核實就發卡，跟蹤掌握持卡人信用情況更是少見，忽視了各類潛在的風險，業務管理規則和制度也未有效落實，為不具備領卡條件及惡意作案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機。

四、生物識別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

生物識別是指對生物特征進行取樣。提取其惟一的特征并且轉化成數字代碼，再進一步將這些代碼組成特征模板，人們同識別系統交互進行身份認證時，識別系統獲取其特征并與數據中的特征模板進行比對，以確定是否匹配，從而決定接受或拒絕該人。生物特征是唯一的、穩定的、普遍的、可以測量的、也可以驗證的，如指紋、掌紋、虹膜、視網膜、面相、聲毀、筆跡、步態等。

生物特征識別技術在國內外金融業的應用較為成熟?；ㄆ煦y行已經在新加坡推出本地首個“無卡”生物認證付款服務，讓持卡人在沒有帶卡出門的情況下，也可以靠指紋和輸入密碼來付款。在歐美市場上，利用生物認證科技來進行付款比較常見。在美國的超市、藥店、便利店的收銀臺前，300多萬顧客付款時只須掃描一下指紋，或者鍵入個人識別碼就可以完成支付，信用卡或借記卡已經被淘汰；荷蘭的一家銀行也向400多萬名顧客推出一種新型的電話銀行服務系統。該系統能運用語音分析技術驗證用戶身份，形象地被人們稱為“聲音指紋”；在日本的自動提款機前，也有200多萬人使用不接觸式手掌掃描器提取現金。國內浦東發展銀行在長沙推出了“指紋存取款系統”。北京農村商業銀行開始在其700余網點布設指紋自助銀行設備。

五、防范和抑制銀行卡犯罪的對策

除了持卡人要加強個人防范意識外，發卡機構從技術、管理等方面入手，建立一整套成熟而又完備的銀行卡產業體系，從源頭上防范和打擊銀行卡犯罪。

(一)拓展_生物識別技術的應用，提高銀行卡使用的安全性。防范銀行卡犯罪最關鍵的是技術上的問題。銀行卡犯罪主要體現為技術犯罪，如何堵塞漏洞是考慮問題的直接出發點。按照國外的經驗是推廣使用芯片卡，但目前國內大多是使用磁條卡，替代還有一個漫長過程，如何從技

術上加強管理和提升交易安全級別設計是現階段解決防控問題的核心。首先發卡機構應加大對銀行卡風險防控技術系統建設的投入，聯合有關技術部門，投入資金研究在銀行卡使用時加入用于識別個人獨有物理特性的開發應用，如指紋識別、虹膜識別等系統，甚至可以與公安部的公民身份信息聯網核查系統進行身份核查，這可以在交易過程中實現由原來的僅需一級密碼身份驗證向多重身份驗證轉變，確保在銀行卡使用上方便、準確地確定和驗證個人身份信息，提升銀行卡的智能化和人性化，從而為客戶資金安全建好第一道防線；其次防止銀行卡信息系統設計上的漏洞，后臺監控信息必須合理控制，交易日志查詢及管理必須嚴格限制范圍，對持卡人敏感信息的訪問進行物理隔離和限制；第三發卡機構要聯合開發全國統的銀行卡計算機處理系統，在計算機系統中預設交易管理參數、預設取現消費限額、加強系統內拉監督機制等，使計算機系統對所出現的有關銀行卡的異常情況能自動預警，以降低風險發生率。

(二)嚴格落實銀行卡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銀行卡犯罪必須取得的正是相應的關聯信息，雖然從主觀原因來看，持卡人自身防范意識淡薄，諸如將存取款憑證隨意丟棄、設置和輸入密碼時不提防旁人窺視，操作不當等等，留下了致命的隱患，但是現如今的不法分子大多是形形的高智能犯罪分子，往往會使出渾身招數，利用普通老百姓的擔心、焦慮等心理，通過發短信、電話告知等方式套取持卡人的基本信息，以達到詐騙持卡人資金的目的。因此。加強銀行卡信息安全管理工作顯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一是發卡機構在發卡時有義務告之持卡人銀行卡的所有關聯信息及提醒注意對銀行卡信息的保密管理，并經常查詢賬戶和保留適度余額；二是發卡機構的渠道及牽涉人員較多，必須從制度上加以控制和從道德上加以教育，確保持卡人信息不能泄密；三是發卡機構要積極培養員工識別風險的能力和風險防范的意識，減少以信任代替制度，以習慣代替制度的陋習，對每張申請表均要通過公民身份信息聯網核查系統、央行征信系統、人工電話資信調查等環節進行核查。

網絡詐騙如何立案范文第5篇

在懲治與防范金融犯罪的過程中，檢察機關遇到了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如何更好地發揮法律監督職能，為金融中心的建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課題。基于這種形勢，我們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措施，提高檢察機關服務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能力和水平。

在懲治金融犯罪及相關職務犯罪方面，一是嚴厲打擊嚴重危及金融安全。破壞金融秩序的經濟犯罪。金融自由與金融創新必須以健康、有序的金融秩序為前提，因此，在保護金融創新先行先試、尊重金融規則的同時，依法打擊利用金融產品創新、金融市場拓展、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機遇發生的新類型金融犯罪，凈化金融市場，優化金融發展環境：在倡導合法交易、保護金融自由的同時。依法懲治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涉及金融非法經營等涉眾型金融犯罪。依法打擊資產評估、會計審計等金融服務過程中發生的犯罪，加大涉案贓款贓物的追繳力度，依法保護各方金融主體的合法權益，引導金融理性創新的外部環境，保障金融安全，切實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二是依法查辦發生在金融領域的職務犯罪案件。重點打擊在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配置過程中發生的貪賄犯罪和侵吞、私分、挪用國有資產的職務犯罪：依法查處金融服務行業中有關國家工作人員、等損害金融機構利益，造成國家財產重大損失的瀆職犯罪；依法查處金融監管過程中有關國家工作人員違法行政、等行為；堅決查辦金融領域權錢交易，侵蝕市場公平基礎的商業賄賂犯罪，及時查辦職務高、涉案數額大、手段惡劣、人民群眾反響強烈的大案要案，維護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場環境，推動金融產業的健康、規范發展。

三是強化檢察監督職能，優化金融司法環境。充分發揮刑事抗訴三級聯動機制的作用，加強涉及金融領域案件的訴訟監督，對涉及金融領域案件確有錯誤的刑事裁判依法及時提出抗訴。加強對金融領域犯罪案件的立案監督和偵查監督，尤其是加強對金融監管部門等相關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監督力度加強對疑難復雜、新類型金融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導取證工作。充分發揮民事行政檢察監督職能，對涉及金融產品創新、金融交易方式的民商事案件，充分運用抗訴和檢察建議的方式監督審判機關依法裁判，糾正因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司法人員徇私枉法等因素導致的錯誤裁判，維護和促進司法公正，優化金融司法環境。

在探索金融專項檢察機制，提升金融檢察專業水平方面，首先，探索金融專項檢察機制，提高金融案件檢察的專業水平。通過設立各金融專項檢察機構或部門，發揮案件集約辦理的聚合效應。

其次，加強金融檢察專門人才的配備。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設立金融犯罪專業研究小組，加強對金融領域犯罪的研究，指導和引領金融領域疑難復雜案件的專業辦理。各金融檢察專項機構或部門抽調既懂法律、也懂金融的檢察業務能手與檢察專業人才組成，提升金融檢察專業水平。構建與高等院校、本市金融科研機構、上海市金融法制研究會等專業學術團體的合作研究機制。組建專家咨詢委員會，聘請國內外知名的金融領域的專家擔任檢察機關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為檢察機關辦理金融領域案件提供咨詢幫助。

第三，加強金融檢察專業知識的培訓。建立金融檢察人才的培養機制，整體提升金融檢察的能力。

在加強工作協調機制，提升金融檢察工作效率方面，首先要加強區域及國際司法協作和交流。進一步依托“長三角”地區檢察機關執法辦案協作交流機制，加快江浙滬等地區檢察機關辦理金融領域案件信息共享平臺構建、司法規范性文件溝通交流制度建設，推進“長三角”檢察機關之間司法協助網絡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