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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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1篇

本文將以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為指導,從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精神內核、特質等方面進行淺析,探究湖湘文化和湘西文化的淵源與關系。

一、湖湘地域的遠古文明和湘西文化的源頭

“湖湘”一名最早見于唐初著名詩人王勃在其所撰寫的《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雖復蒼梧北望,湖湘盈舜后之歌;綠荇西浮,江漢積文妃之頌。”由此可見,湖湘之名由來已久,而湖湘文化則是一個復合體,“它是歷代湖湘民眾在湖湘大地上所創造的實物、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從社會上學得的能力與習慣的總和。”(引自聶榮華、萬里《湖湘文化通論》,P35)換而言之,作為一種具備時間(歷史發展)和空間(地域存在)雙重內涵的湖湘文化,必然是一種廣義的文化。從時間維度(也就是歷史發展軌跡)方面講,湖湘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同湖湘本土的史前遠古居民的活動息息相關。

據考古發掘的資料證實,遠在舊石器時代,湖南早有古人類活動;湖南境內屢次被發掘出來的大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則被部分學者認定為湖南本土的土著民族文化,而這個土著民族就是殷商人尚未進入湖南之前的本土史前文化的創造者“苗蠻”的一支,也極有可能就是史書上記載的赫赫有名而又撲朔迷離的“三苗”。至春秋戰國時期,據史料記載,湖湘大地上主要居住著五個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蠻人、濮人、巴人和楚人,而其中前三者最為古老,是真正意義上的湖南“原住民”。古越人是湖湘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分布于湘東北、湘東、湘中和湘南地區,后來由于歷史原因,向西南和南方遷徙,成為湖湘侗族的先民。蠻人也是湖湘地區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認為是殷商至西周時期的“荊蠻”,即遠古時期曾經與炎、黃兩大部族集團逐鹿中原的苗蠻――“三苗”的后裔。后來,在楚人的不斷征伐和排擠下,向湘西和湘西南遷徙,成為了現今湖湘“苗”、“瑤”族的先民。另外,濮人也是湖湘大地古老居民的成員,聚居在湘西的濮人成為了秦漢時期史籍中記載的“武陵蠻”和“武溪蠻”的主要民族構成部分,也就是現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瑤”等少數民族的族源之一。在我國先秦的古代典籍中,對于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統稱為“南蠻”,比如《禮記?王制》中所說的:“南方曰蠻”。顧棟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將南蠻分為盧戎、蠻、濮、巴四族,他認為“南蠻”實際上是指蠻、濮、巴三個民族或者部落群。巴人相傳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為廩君巴務相的后裔,在勢力日盛的楚國的逼迫下,向川東退縮,成為現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追溯歷史,可以看出湖湘本土“三苗”族群文化生活的發展演化,直接催生了湘西文化的雛形,“三苗”族群向湘西、湘西南等地區遷徙,而當時湘西如天然屏障般的地理環境、封建社會落后的民族政策以及各種深刻的歷史原因,得以完整地保留了湖湘先民的文化本色與精神特質。

故此,要細細體味湖湘文化的特殊秉性,只有深入神秘的湘西。那靜靜依偎沱江的鳳凰古城,那里既是苗族文化的寶庫,也是湖湘文化的縮影。

二、無所依傍,浩然獨往――湖湘文化與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質

湖湘文化精神的特質“可以用一個‘蠻’字來概括”。 (引自羅敏中《論湖湘文化之源及其‘蠻’的特質》)歷史上的先賢周敦頤、王夫之、王]運、譚嗣同以及的先驅黃興等,都是這一文化精神特質的鮮明代表。學者錢基博認為湖湘文化精神特質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成因――“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蓋四塞之國,……重山疊嶺,灘河峻激……人杰地靈,大儒迭起,……蓋地理使之然也。”(引自錢基博 《近百年湖南學風》,岳麓書社1985年12月版)在這樣特異的地理環境之下,萌生出極具獨立性的湖湘文化精神,這一精神的杰出代表――屈原,就是具備了“獨立自由”之思想,才能譜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離騷》。

歷史上,湖湘遠古居民、“三苗”族群與漢民族、中原王朝相對而言,長期處于生存空間、文化話語、政治話語的弱勢地位而被邊緣化。也正因為如此,湘西少數民族文化被磨礪出頑強拼搏、敢于冒險、獨立不羈、草野彪悍的精神品質,而這些品質與湖湘文化精神中的強悍、不畏艱苦、勇于探索、不肯屈服的精神特質是一致的。

三、湖湘文化的“活化石”――神秘、古樸、務實、勁勇的湘西文化

泱泱華夏,各民族、各地域的居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類別。這些民族或地區的文化,既有普遍的、共同的、基本的人類性成分,又有其屬于民族性、地域性、社會歷史性的特殊個性。如果將湘西文化劃分為湖湘文化的一個子系統,湘西文化不但具備與湖湘文化相同、相近的文化特質,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個性。其緣由與湘西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一方面,湘西地區山高路險,崖壁陡峭,崇山峻嶺層層阻隔,使得與外界的信息交流極為不便,于是,大量各具特色的民俗傳統與民間文化得以完整、長久地保存下來;另一方面,由于長期被孤立,不能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使得湘西先民不得不借助祭祀神靈的方法來祈福納吉,消災避難。于是,眾多生動的神怪傳說、史詩佳話應運而生。此外,由于種種歷史、政治原因,湘西各族群之間的相對封閉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分布錯落有致,各自傳承特色鮮明。古時土家族的首領土司就實行“漢不入峒,蠻不出境”的禁令,遷出遷入者甚少,而土司轄地四周亦有封建朝廷的重兵把守,禁止漢人入峒。

湘西文化浸透了巫風楚韻,是一種以生命底蘊為人格理想、一種高揚著形式創造和內蘊著虛幻性審美智慧的文化,是研究湖湘文化的活化石。首先,崇巫好祀,順天逍遙,天人合一。崇神信巫是湘西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漢書?地理志》說:“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鬼巫,重祭祀”。在天人關系上,湘西文化主張順應天意而行,天人合一,追求自由自在、逍遙快活的生活,這一點在土家族“人化宇宙”的觀念上得到了印證。

其次,湘西文化具有原始古樸的品質。這種原始、醇正、古樸的品質閃爍在湘西文化的方方面面。湘西人偏愛紅、黑二色,常以紅、黑為主調去統一其他的色彩。紅、黑二色在湘西文化中具有原始巫術崇拜的涵義。黃永玉的畫作中經常運用這兩種顏色作為主調,拋開美學、裝飾性意味,就是其湘西文化底蘊的影響了。

再次,價值取向上務實進取,重情重義。湘西文化中飽含湖湘人務實進取,重情重義的價值觀。在長期的征服自然和抗擊的斗爭中,湘西人表現出雄強蠻悍、不屈不饒、桀驁不馴的氣勢,體現出勤勞勇敢、務實進取、重情重義的心理和精神特征,落后的農耕技術和艱難的生存環境培育了湘西人務實進取的精神。

最后,湘西文化彰顯出強悍、勁勇的民族性格。湖湘大地上巴人的民族性格素來就是強悍勁勇。史書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 (引自《 華陽國志?巴志》)湘西的土家族人就是繼承了巴人的精神特點,《大明一統志》云“南浦縣、涪陵郡,人多勁勇。”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2篇

關鍵詞：湖湘文學；民族音樂；協同高校教學發展；研究分析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3-0098-02

通過研究湖湘文化，我們不難看出其與民族音樂的密切關系，其特有的文化特征及音樂影響力使其成為湖湘音樂表達的重要內容及載體。地方民族音樂作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是當地人民喜愛并推崇的藝術展現形式，文化與音樂相互融合，相互影響，成為當地高校音樂教學的必然趨勢。地方民族音樂作為民族文化的展示方式，在湖湘文化的形成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對當地的高校音樂教學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

一、湖湘文學、民族音樂、協同地方高校音樂教學的背景研究

湖湘文學、湖湘音樂作為兩種不同的地域藝術呈現方式，在中華文學與音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做好當地高校音樂教學的發展指導，做好民族音樂與湖湘文學的音樂課程教學融入具有現實必要性。我國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中，明確指出四類協同創新模式之文化傳承創新的要求，具體闡述為：通過將地方民族音樂與當地文化融入到當地高校音樂課程教學中，切實提升當地高校音樂教學的創新力與傳承優勢，從而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增強我國傳統文化遺產在世界文化藝術舞臺上的影響力。但是我國大部分高校在開展音樂課程教學時忽略了當地文化與民族音樂的音樂教學影響力，特別是湖南地方高校將高校音樂教學與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割裂開來，忽視了其教學指導影響作用。對這一問題的改革，是我國各大地方高校音樂教學改革的主趨勢。

二、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教學的意義分析

1.有利于提升湖南高校音樂教育的精神品質與內涵。湖湘文化中最鮮明的一點就是“湖”與“湘”的解讀，“湖”從地理位置上解讀為洞庭湖，而“湘”則指湘江，因此從地理位置上，湖湘文化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的標簽印記，是特定歷史文化精髓的展現。長期的歷史文化積淀使其涵蓋豐富的思想價值與深邃的精神內容，這正是高校音樂教學中所要求體現的教學精神品質。只有引導高校學生感受湖湘文化，品位湖湘文化，探尋湖湘文化，才能使學生更深刻地了解當地的民族音樂內涵，才能在高校音樂課程的學習中做好對當地文化與音樂精髓的把握。湖湘文化不僅承擔著教育的橋梁與紐帶的作用，更將地域文化與民族音樂融入到高校音樂教學中，使高校音樂專業學生更深刻、更積極地參與到高校的音樂教育活動中。在高校的音樂教學研究中鼓勵學生研究、傳播湖湘文化，積極拓展湖湘文化層面中的音樂內涵與價值，讓學生在精神上得到啟迪、陶冶，從而樹立正確的音樂價值取向，指導后續的音樂專業學習，增強對音樂教育的親切情感。

2.有效豐富了湖南高校音樂教育的藝術底蘊。湖湘文化作為歷史文化的產物，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與深刻的關注研究價值，但是很多湖湘文化卻隱匿在民間，等待著我們去發掘、探索。在這些湖湘文化中，我們也可以搜尋到音樂的影子，常見的花鼓戲、巴陵劇都是湖湘文化的內容，也是民族音樂的呈現，而這一切都為當地高校音樂教學指明了努力方向。在方向的指引下，我們不斷的去挖掘、搜尋，弘揚傳播當地的文化與音樂，做好高校音樂教學的拓展與延伸，不斷豐富與完善了湖南高校音樂教學的藝術底蘊。

3.有效推動湖南高校音樂教育理念的創新完善。湖湘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其傳承與創新性，而這也恰好是湖南高校音樂教學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只有在不斷傳承與創新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其“育人”導向的功能發揮，只有做好文化與當地民族音樂向音樂專業教學中的融入才能實現高校音樂教學理念的創新完善。一方面，湖湘文化與民族音樂為高校音樂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資源，使高校音樂教學更加系統、豐富。另一方面，音樂教學為湖湘文化的傳播與當地民族音樂的弘揚提供了便利，使當地的文化精髓更多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三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三、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的不足剖析

基于目前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的現狀來說，其不足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湖湘文化教育融入力度的不足。只有不斷強化湖湘文化、民族音樂中的音樂教學指導元素，才能真正實現三者的協同融合，建構起更加系統完善的教育融入機制。其二，高校音樂專業學生對湖湘文化及民族音樂關注意識較低。大部分學生不了解湖湘文化，更不熟悉當地的民族音樂，湖湘地域特色在其專業音樂課程學習中處于缺失階段，使三者協同性差，學生對湖湘文化、民族音樂缺乏基本的關注研究意識。其三，湖湘文化、民族音樂與高校專業音樂教學存在結合上的錯位。高校作為文化交流碰撞的綜合體，應該為學生建構起開放性的知識交流平臺，湖湘文化與民族音樂作為地域性特征的文化藝術形態，在與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結合時卻發生了偏離與錯位，多數高校的專業音樂教學忽視地域文化因素的教學指導作用，使其結合存在明顯錯位。

四、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教學的策略分析

1.加強對湖湘文化及民族音樂的關注，凸顯其高校音樂課程應用作用。從我國湖南各大高校音樂教學現狀來看，音樂教學課程設置缺乏地方關注，往往在教學大綱的指導下，以西學為主，帶有全盤西化的明顯印記，使當地的民族音樂與民族文化始終處于劣勢，本土音樂教學十分尷尬。要想打破現狀必須從轉變價值觀念入手，在當地文化的關注引導下積極推動湖湘文化、民族音樂的課程融入，打破原有的單一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參與到多元的課程教學建構中，通過系統化的建構讓學生在開展音樂學習時能抓住湖湘文化的歷史價值與審美意義，在文化與民族音樂的熏陶感染下茁壯健康成長。

2.積極開展豐富多樣的校園實踐活動，發揮湖湘文化的音樂教學指導。高校音樂教學的實施推廣必須與湖湘文化的傳播與民族音樂的發掘結合起來，而湖湘文化的傳播推廣與民族音樂的資源發掘要求高校必須做好教學實踐活動的組織與推廣，在這方面，校園藝術社團是高校教學實踐活動組織的主力。目前，我國湖南大多數高校都建立起形式多樣的校園藝術社團，其借助文學藝術實踐搭建了文化音樂交流的共享平臺。藝術社團在校園文化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在湖湘文化的熏陶感染下，在民族音樂的素材支持下，逐漸形成了以湖湘文化及民族音樂為主題的藝術類文化社團，使校園社團活動更加豐富多樣，實現了文化的傳播，也帶動了音樂的創新。在藝術社團的不斷努力下，完成了當地民族音樂素材的搜集與編寫演唱，而這些帶有湖湘文化特色并結合當地民族音樂優勢的民間歌曲，使學生更深入地了解了當地文化，感受到民族音樂的藝術魅力，也使其成為當地文化高校音樂藝術展示的有效窗口，對當地的文化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3.積極拓展湖湘文化的教育外延空間，實現湖湘文化與音樂教學同步。除了開展豐富多彩的藝術實踐活動，實地采風等也是了解當地湖湘文化，豐富高校音樂專業教學，尋求教學靈感與突破的有效手段。這些都為學生了解湖湘文化，參與當地民族音樂表演拓展了外延空間，成為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地采風使學生在實踐考察的基礎上，可以做好相關音樂素材的整理與編訂，使高校音樂專業教學課堂生動豐富起來。學生不僅僅能在課堂理論學習中感受音樂魅力，更能借助第二教學課堂實現課外拓展，這對于湖湘文化的傳播及民族音樂的創新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通過湖湘文化教育外延空間的合理拓展，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專業教學得到統一，實現了三者同步。

4.積極舉辦以湖湘文化為主題的講座，引導學生參與講座做好音樂創新。湖湘文化的既定文化優勢及民族音樂的獨有歷史底蘊為主題講座的開展奠定了前期基礎。因此在湖南等地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的過程中，可以以文化講座的形式實現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及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的協同。通過前期的主題選擇，講座的精心策劃，講座的合理安排與布局，講座的統籌協調，使教學更加生動、活潑，富有趣味性。學生在參與講座的同時感受到湖湘文化、民族音樂與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的密切關聯性，從而感同身受，受到啟發。通過定期舉辦該類型的講座，鼓勵音樂專業的學生就講座主題進行研究討論，積極探索音樂創新的有效方式與手段，實現高校音樂專業學生的技能提升。

五、結束語

音樂作為常見的藝術展現形式，只有繼承文化精髓，不斷創新發展，才能實現價值，發揮魅力。伴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浪潮，高校音樂專業教學也備受關注，在學習西方音樂藝術理論的同時，更應該加強對地域性及本土、本國文化音樂的關注。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往往與地域文化、民族音樂存在密切關聯，本文選取湖南地區的高校音樂專業教學，以湖湘文化、民族音樂、協同高校音樂專業教學為研究方向，就其協同意義、協同現狀進行闡述，在此基礎上從理念關注、教學外延的拓展、實踐活動的開展、藝術講座的組織等四個方面提出了協同方向與協同策略，為三者的協同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以期在新時期引導高校音樂專業教學實現新的突破與創新。

參考文獻：

[1]周玉屏.湖湘音樂融入地方高校聲樂課程的可行性分析[J].北方音樂，2014，（04）：176+182.

[2]王文君.論湖南高校音樂教育中湖湘文化的融入[J].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04）：280-281.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CR-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l007—8517（2012）10—0023—02

湖湘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是絢麗多彩的區域文化。有著“山水湖南，人文湘楚”之美譽的湖南，在湖湘醫學研究方面，學者們分別對湖湘醫家醫著、湖湘中醫文化、湖湘道地藥材和湖湘民族醫藥等內容進行了整理研究，出版和發表了相關的著作及學術論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現將湖湘醫學研究近況概述如下。

1　湖湘醫家醫著的研究

1986-1989年禹新初零星整理了部分湖湘醫籍，繼而曾勇系統收集了自先秦迄今二千多年來湖南醫學著作480種，出土醫書14種，及歷代正史、野史、地方志書、醫史專著、人物傳記、筆記雜說等數百卷中的有關內容著成《湘醫源流論》。書分淵源、學術、人物、醫籍四篇，研究湖南醫學源流；由湖南省衛生廳組織專家組編出版了大型中醫古籍叢書《湖湘名醫典籍精華》，該書精選了湖南歷代名醫的著作100余部匯編而成，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臨床指導意義，內容囊括了內經、傷寒、金匱、診法、醫案、醫話、養生、雜錄等各方面，涉獵內容十分廣泛，堪稱湖湘醫學之大成。

潘遠根按歷史發展的進程，探討了湖湘醫學發展的脈絡。先秦時期，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醫書即可看到湖湘醫學的興盛。其后漢末長沙太守張仲景一部《傷寒雜病論》又為湖湘醫學增色。晉唐時期，湖湘醫學走入低谷，而后又起于宋元，盛于明清。易法銀等收集考證了有關史志、醫籍及著述，共錄民國前之湖湘名醫666人，編著成《湖湘名中醫略傳》，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取存著作者68人，分“生平簡介”、“醫籍簡介”和“學術思想及臨床經驗”三部分，以顯示湖湘醫學的繁榮；中篇按朝代之序輯與民國前湖湘名醫有關之史志文獻，以示湖湘名醫之輩出，下篇將與湖湘中醫有著密切關系的《馬王堆醫書》、醫圣張仲景、炎帝神農氏、藥王孫思邈作一概述。張璐礫收集了散落的文獻，探討了劉月恒《生草藥性方譜》的學術特色。萬勝等認為湖湘中醫文獻具有歷史悠久、著述浩繁、內容豐富、收藏分散的特點，是湖湘中醫學術繼承與創新的基礎，并對當代湖湘五大名醫李聰甫、劉炳凡、夏度衡、譚日強和歐陽锜的學術思想進行總結。

在湖湘醫家婦科學方面，魏飛躍等選取清代湘籍醫家婦產科代表作中的實例，挖掘出醫家們不僅具有在治療上強調護胃健脾、處方時師古意而用藥靈活、善于通過“隨癥用引”，而且其著作常以注重實用、要言不煩見長。在湖湘醫學傷寒論研究方面，劉仙菊通過文獻整理，提出了“湖湘仲景學說”的概念，認為湖湘大地為仲景學說的發祥之地，亦是湖湘仲景學說的起源之地，湖湘醫家在注解《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時精究考據，尊重經旨，提“相體辨治”，完善體質學說。

2　湖湘醫學文化的研究

何清湖從湖湘文化源流以及湖湘歷代名醫探索了湖湘中醫文化的淵源。湖南，自古就有“人文湘楚，山水湖南”之美譽，自炎帝于姜水而徙于南，數千年來，湖湘文化之發展可謂大儒迭起，書院崛興，承前啟后。荊楚之域，歷代名醫更是迭起不窮。初有炎帝神農嘗百草；漢·蘇耽“橘井泉香”流芳百世的佳話；長沙馬王堆出土古醫書14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者畢具，可謂中國醫學稀世之璧玉；唐宋以后，“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者不乏其人，匯聚成浩瀚的湖湘醫學，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醫圣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奠定了臨床辨證論治的基礎，因其做過長沙太守，故亦有稱“張長沙”者，其方亦被稱為“長沙方”；藥王孫思邈與湖湘中醫之緣結于漣源龍山，他長期居住于龍山采藥、治病，其《千金要方》即撰于此。綜觀歷代湖湘醫家所著，醫經、傷寒、金匱和養生等面面俱到，形成湖湘中醫文化體系；何清湖還總結了醫德為先、心憂天下，思變求新、敢為人先，執中致和、道法自然，兼容并舉、中西匯通的湖湘中醫精神特質；闡述了湖湘中醫的歷史地位；分析了湖湘中醫的發展趨勢，提出了打造現代湖湘名醫、建立湖湘名醫俱樂部的發展模式。

3　湖湘道地藥材的研究

道地藥材的研究與推廣應用是湖湘中醫的特色，湖南省地形地貌為東、西、南三面山地圍繞，中部丘崗起伏，北部湖泊平原密布優越的地勢氣候蘊藏了豐富大量的藥用植物，蔡光先等主編的《湖南藥物志》該書收集藥物近5000味，其中植物藥2077種，動物藥256種，礦物藥51種，道地特色藥材有玉竹、吳茱萸、湘蓮、梔子、白芷等，基本收集了湖南境內全部植物、動物和礦物藥，全面系統地整理湖南省的中藥資源，總結近40年來湖南本草學的發展情況，突出湖南特色，系統地總結了湖湘名家、名方及流傳于民間頗有療效的單方、驗方。葛曉舒等也對湖南中醫藥單驗方收集整理情況進行述評。

4　湖湘民族醫藥的研究

湖南省是我國的少數民族大省，少數民族55個，近700萬人口，湖南省民族醫藥資源豐富，省內四大主要世居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醫學，即土家族醫學、苗族醫學、侗族醫學、瑤族醫學，是我國民族醫藥學的重要組成部分。1981年至1984年湘西自治州鳳凰縣歐志安引先生先后在《貴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學報》等雜志上發表或報道有關湘西苗族醫藥研究成果。歐志安研究完成的《湘西苗藥匯編》，獲1981年度湘西科技成果獎，拉開我國苗族醫藥研究的序幕。此后周衛華探索了湘西苗藥治療婦科病資源。

同時湖南土家族、瑤族、侗族醫藥研究不斷興起，在學術上有較高的建樹。田華詠等心全面系統的介紹了土家族醫藥特色，醫學理論基礎，病因病機，診斷與治療方法，衛生保健和常用的土家族藥物，在臨床證治上重點介紹了土家族醫藥的命名與分類，還編撰了《土家族醫藥研究新論》選錄論文30余篇，包括“湘西土家族醫藥論述”、“土家族醫藥發展史略”、“土家醫脈學簡析”等。在湖南瑤族和侗族醫藥方面，劉育衡收集整理了湖南流傳的瑤族“龐桶藥浴”及藥浴植物，湖南瑤族傳統端午藥市調查與比較研究等內容。湖南省中醫藥研究院通過對湖南省境內侗族聚居地的實地調查，共考證侗藥689種，整理醫方1420首，辨考病名938種，病癥453種。而諸國本則對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內的土家族醫藥和苗族醫藥的歷史、現狀做了調查，總結了對當前民族醫藥繼承發展中普遍存在的科研、開業和職稱評審等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

田華詠編纂的《湖南民族醫學史》，共十章，25萬字，分別介紹了湖南少數民族概況、南土家族醫藥發展史、湖南苗族醫藥發展史、湖南侗族醫藥發展史、湖南瑤族醫藥發展史、湖南民族藥資源、湖南省民族醫藥研究成果和湖南省民族醫藥學術團體及學術交流等。

綜上所述，湖湘地方醫學內容豐富，具有湖湘地域特色。但我們應客觀地看到，一方面，就湖湘地方醫學自身內容來說，尚未能系統地揭示湖湘地方醫學的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從研究湖湘地方醫學流派而言，尚未對湖湘地方醫學流派的學術經驗和診療特色進行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和研究探討，因此，我們應不斷創新湖湘地方醫學流派的內容，探討湖湘地方醫學流派的學術特色和用藥特點，促進湖湘醫學的教學、科研和臨床向更高層次發展。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區域文化；文化動力；民營企業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3YBB127）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區域文化特征與民營企業文化動力源泉

收錄日期：2017年1月18日

文化動力是指文化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文化動力觀就是對這種推動作用的認識。企業文化動力中所包含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科學與技術文化、精神文化、傳統與慣例文化、突破與范式文化、道德與責任文化等。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民營企業的文化動力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然而，其本身的動力來源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一、區域文化對區域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現代區域之間的競爭，是不同地域范圍內區域間綜合實力的角逐，既是其資源、能源、技術、項目等“硬實力”的競爭，更是文化、生態、科技、形象等“軟實力”的競爭，其中文化是一個區域經過千百年的積淀，在特定的區域里一點一滴形成的，是當地所特有的，是一個區域的靈魂和內涵，是一個區域品格的象征。看一個區域有沒有吸引力，有沒有競爭力，它的文化資源、文化氛圍、文化發展水平至關重要。

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各地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不斷演變，各文化群體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廣度、頻度的不同，以及各地長期以來獨特的不對稱的文化心理積淀，都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不同區域內人們各有千秋而又相對穩定的傳統習俗、風土人情、性格特色和心理特征，也創造了豐富多彩、千差萬別的文化成果。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淀，某些地理區域出現了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質，其居民的語言、、藝術形式、生活習慣、道德觀念及心理、性格、行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區域文化就這樣產生了。區域文化是區域內形成的思想意識的總和，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反映了一個地區特定的人文歷史境遇，也構成了這個地區基本的人文特色，與其他區域的文化相區別。

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被稱為文化的東西，是影響制度創新和經濟體制變革的重要因素。傳統文化從風俗習慣到觀念系統，從心理到意識，形成了對人際關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獨特看法；傳統文化所確認的行為規范、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在人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任何制度中都包含著文化內涵，制度的內涵從文化的角度就是以自身的存在包含、象征、實現著人的觀念及其所體現的人內心感悟的生存世界和意義。傳統文化所表現的習慣和風俗，在制度創新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成為制度創新的新資源，把民間流行的風俗習慣演變為有效的制度；二是成為制度創新的“瓶頸”，即它們唯有改變方能建立新制度。一種制度只有與文化相容才能被接受和發展進而發揮作用。

從技術創新的角度，優秀的區域文化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優秀的區域文化能夠發揮創造能力，培育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創新的主體，他能決定創業企業經營的理念。許多具有潛在創業優勢資源的創業者在優秀區域文化的激勵下嘗試經營活動和在此激勵下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同時，優秀的企業文化有利于形成鼓勵創新的企業文化。創新文化決定著企業技術創新的價值取向，是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機制得以形成和高效運轉的環境，是現代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效率和效益的源泉。企業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企業內部成員在企業內部發展過程中不斷融合的過程，另一方面是區域文化的結果。

區域文化在企業文化形成過程中同，從以下方面發揮作用：第一，區域文化影響企業文化個性。企業文化是企業的價值理念、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是企業的個性。一個企業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地區人文特征、商業特征的縮影。區域文化觀念對區域內企業文化的培育、形成、發展都有無形影響；第二，區域文化有利于企業員工對企業文化的認同。消費者的文化淵源決定著企業文化的認同；第三，區域文化有助于企業規避文化風險。企業文化風險的產生“源自于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就內部來看，文化風險主要是針對來自不同文化員工的管理風險，即由于不同文化導致的管理風格的差異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員之間和員工之間不能建立起協調關系而帶來的管理失敗的風險。化解企業文化風險，需要文化整合。區域文化能有效建立文化認同，有效緩解文化沖突，消除文化差異。

二、典型區域文化形成的企業文化特色

中國傳統的區域文化按地理位置，主要有潮汕文化、徽商文化、晉商文化、湖湘文化、江浙文化等。在特定區域內的企業文化，無一不打下當地區域文化的深深烙印。

（一）潮汕文化。潮汕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兩個方面的精髓。一是精細。農業的精耕細作、手工業的精雕細刻、商貿的精心經營、飲食的精工制作、藝術的精益求精，無一不與精細有關。在地少人多、孤身下南洋的窘迫下，激發了潮汕人敢闖敢拼的同時，他們還學會了善于謀略、精打細算、精明細致地經營事業，精而不奸，使他們在異國他鄉的商業競爭中站穩腳跟、成熟事業；二是樂群。潮汕人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他們樂觀、團結、能與人為善，既能團結內部族群，又善于與異族打交道。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不斷遷徙的族群，與其他族群互為影響、碰撞、交匯、融合而發展成的民系。潮汕文化通過移民、商業傳播以擴散出去，同時又受到華僑文化的影響，煥發出獨特的僑鄉色彩。在2016年的“寶萬之爭”中，據報道，寶能集團得到了來自潮汕商會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支持。

（二）徽商文化。徽商發端于東晉，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以經營鹽、典當、茶木為主，是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之一，曾雄踞中國商界達三百年之久，擁有“無徽不成鎮”的盛名。徽商文化精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賈而好儒的文化追求。其“曉詩書、通大義、好賢禮士、雅好藝事”的儒商形象，體現了徽商對高文化素質的一種追求，在此追求中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完善自我，方能在商道中運籌帷幄，立于不敗之地；二是以義取利的誠信品格。徽商在經營活動中，堅守“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的信條，以儒術飾賈事，遵行“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徽商“以義取利”的誠信品格，守信用、重承諾，正是當今社會最為可貴的品質；三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徽商的創業歷程可形象的稱之為“徽駱駝”精神，“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充分地體現了徽商的這種駝商創業文化；四是回報社會的感恩情懷。徽商在致富之后，不忘回報社會，積極捐資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建義倉、修水利、筑道路、興學校等。

（三）晉商文化。晉商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明清時期，他們是當時國內勢力最大的商幫，在國際貿易中也是實力雄厚的商業集團。他們經營的品種之繁多、商業資本之雄厚、活動區域之廣大、在商業界的影響之深遠，與猶太商人、威尼斯商人并稱為世界三大商人。中國傳統商人主要在儒家思想文化影響下從事商業活動，可稱作儒商，而晉商則是儒商現象的典型形態。晉商文化及其精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山西地處黃土高原，自然條件差，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熏陶及客觀地理環境的影響，造就了晉商艱苦奮斗、自強不息的創業精神；二是集群發展的抱團意識。晉商的集群發展是以利緣、地緣、神緣、親緣、業緣為紐帶而形成的抱團意識；三是開拓進取的創新精神。晉商在創業過程中，勇于開拓，不怕風險，有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他們曾經擺脫地域和傳統觀念的束縛，棄農經商、背井離鄉、走出故里、闖關東、下江南、越戈壁、甚至到國外發展；四是競合相間的兼容策略。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眼光敏銳，審時度勢；積極主動，適機而上；協調關系，增強友誼；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

（四）江浙文化。作為工業化時代一個社會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特別適應市場化、工業化變革的精神素質，江浙文化實質是一種具有極為廣泛的社會基礎的自主創新精神。在江浙人的性格中張揚著創新、開拓、不墨守成規的精神或文化因子。正是這些文化因子使浙江、江蘇成為制度、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江浙文化核心內容有：一是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勇于創業、善于創業、不斷創業及創新創業則是江浙商人的共同本質特征。@種勇于創業的精神，支撐著他們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和壓力都無所畏，這種善于創業的能力，也源于他們堅忍不拔的意志，硬是在別人不愿做、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業中取得成功；二是勤于思考、靈活應變的競爭意識，強烈的經營謀利動機和敏銳的市場意識，調動了江浙創業者大腦中的每一個神經，他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開動腦筋、勇于探索、挖空心思地捕捉商機，絞盡腦汁地尋找市場空當，乘勢而上，乘虛而入；三是學習模仿，小中見大的務實精神；四是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創新冒險精神。

（五）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文化。來源于兩種文化的融合：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為以儒學文化為正統的省區，被學者稱為“瀟湘洙泗”、“荊蠻鄒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荊楚文化。這兩個淵源分別影響著湖湘文化的兩個層面。在思想學術層面，中原的儒學是湖湘文化的來源。從社會心理層面，如湖湘的民風民俗、心理特征等，則主要源于本土文化傳統。湖湘文化的精髓主要有：一是心憂天下的精神，具有責任意識。從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到變法圖強的譚嗣同、中的湖湘志士，以及時期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瀟湘大地上一代又一代偉人先賢心憂天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救國圖強為理想的偉大精神凝聚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精髓；二是兼收并蓄的精神，具有開放意識。從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率先打破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思想禁錮，創立了具有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思想光輝的哲學體系，到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新主張而成為近代中國對外開放思想的首創者，再到率先將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實現了中國化的第一次偉大飛躍；三是敢為人先的精神，具有創新意識。湖湘文化中蘊藏著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博采眾家的開放精神與敢為天下先的獨立創新精神；四是經世致用。經世致用是傳統儒學的一種“入世哲學”，目的就是要改變社會動亂、禮崩樂壞的局面，恢復理想中的社會秩序。經世致用就是關注社會現實，面對社會矛盾，并用所學解決社會問題，以求達到國治民安的實效。

三、識別民營企業文化構建的動力源泉

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千變萬化，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也存在差異，企業的發展歷程也完全不相同，企業成員的背景各異，由于復雜的經歷、學識、能力等個性因素與市場競爭、社會責任觀等共性因素的綜合結果，造就了豐富多彩的企業文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企業發展的文化有著相似的動力來源，識別這些文化動力來源，有助于企業培育與強化軟實力。

（一）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對民營企業管理的影響。中華傳統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百花齊放，如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政”，即民本思想或人本主義，其主要內容包括：和、中庸、仁、富民、德治，教化、正己、禮、正名、義利、信、尚賢等。道家《道德經》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既有“治國”，又有“用兵”；既有宏觀調控，又有微觀權術，是被稱為“君王南面之術”的重要著作。其“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管理原則，善下的用人思想。老子說：“知人者智”。意思是說：認識人才，發現人才，才稱得上有智慧。如何使用人才呢？老子形象地比喻：“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這句話的意思是：江海之所以能成為許多河流所集聚的緣故，是因為它處于低下的好地位。老子把江海比作領導者，把許多河流比作眾多的人才，領導者對待人才應該謙下。法家的以法治國的行政管理思想、富國以農的經濟管理思想、用人唯賢的人事管理思想。兵家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較之以計而索其情”的索情――信息管理，“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的五事與系統管理文化。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謂之曰領導者的才能素質。其他的流派，謂之曰諸子百家，各有所長。

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第5篇

關鍵詞：湖湘元素；動畫角色造型；視覺元素；風格

中圖分類號：J9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15（2014）09-60-1

一、動畫中角色的重要性

角色，指演員扮演的劇中人物。在電影中，由演員所扮演的劇中人物是絕對的核心，它串聯著整個故事，也影響著電影的方方面面。把角色放在動畫中，簡單來說就是動畫中的人物，角色可以說是動畫的靈魂，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角色是創造者們分析，創造的產物，創造者們在動畫中賦予了角色不同的人格，性格，可以像人類一樣傳遞喜怒哀樂給觀眾。一個優秀的動畫角色不僅僅可以演繹出精彩動人的故事，也可以在影片最初就抓住觀者眼球，讓人印象深刻，從而使一部動畫更加成功，比如中國優秀動畫《大頭兒子與小頭爸爸》中的截然不同的父子倆、日本動畫中的機器貓、奧特曼、皮卡丘等等，儼然成為了一個國家文化的象征。

二、動畫中角色造型的特點

無論是美國動畫中的大力水手、米老鼠、唐老鴨，日本動畫《千與千尋》中的千尋、龍貓，還是八九十年代中國動畫中的阿凡提、舒克與貝塔、黑貓警長，雖然它們來自世界各地，風格迥異，但它們的形象都同樣地深入人心。前輩們的這些優秀動畫作品、動畫角色造型，也給今天的動畫設計師們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動畫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需要考慮到方方面面，比如設計的角色形象既要有特點，也需要結合劇本中角色的性格特點，去設計角色基本造型和角色的動作、語言。由此可以看出，動畫角色設計過程是非常復雜、繁瑣的，但設計者的想象空間是無限寬廣的。

三、湖湘元素在動畫角色設計中的應用案例

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期，湖南動畫產業的發展進入了快車道，湖南動漫在全國處于領先位置，打造了一系列動漫品牌。不僅有藍貓、虹貓、山貓等知名品牌，還打造了“動漫湘軍”這一核心品牌；與此同時，也大量地把湖湘文化中的剪紙、年畫、皮影戲、花鼓戲等傳統藝術形式融入了動畫中。

（一）“吃得苦、霸得蠻”湖南人精神的運用

自2000年至2007年，湖南動漫產業進入全盛時期，年度生產動畫占國產動畫市場的1/5，以絕對優勢領跑全國。這其中以“三貓一鷹”為主的動畫貢獻了大部分力量。“三貓一鷹”中的藍貓，作為中國原創動漫的“領頭貓”，在《藍貓淘氣3000問》中，給觀眾呈現出的是活潑、開朗、淘氣、遇到問題之后“吃得苦、霸得蠻”的典型湖南人性格，深受全國觀眾的喜愛。

（二）皮影戲的運用

湖南皮影戲，舊稱“燈戲”“影子戲”或“燈影戲”，流行于湖南長沙和衡陽，以及益陽、常德、湘潭等地。早在60年代，湖南皮影就取得過輝煌成績，湖南皮影藝術家何德潤、譚德貴創作的《鶴與龜》《狐貍與烏鴉》在國際上獲得過許多大獎。作品《鶴與龜》中鶴的造型運用細長的曲線，展現纖長的頸部、足部，使得鶴的造型整體十分協調，不用太多的潤色，便能表現出丹頂鶴優雅傲慢的性格。

（三）花鼓戲臉譜的運用

花鼓戲，中國漢族地方戲曲劇種，通常特指湖南花鼓戲。2008年，湖南花鼓戲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花鼓戲作為湖南特殊的文化，勢必成為湖湘動畫所借鑒的對象。花鼓戲的臉譜和京劇類似，都是用油彩把臉涂滿，去表現不同人物性格特征。我國早期優秀動畫《天書奇譚》中很多動畫人物造型，就借鑒和吸收了花鼓戲中的人物造型。

四、結語

湖湘文化源遠流長，精彩紛呈，湖湘英豪可歌可泣的傳奇歷史，為優秀的動畫創作提供了好的素材和靈感來源；湖湘大地具有鮮明文化地理特色的景觀，也為動畫場景創作提供參考。湖南人獨特的人格氣質為設計師創作優秀活潑、妙趣橫生的動漫人物形象提供了最好的借鑒。在信息技術發達的今天，動畫創作者也能運用更加成熟和優良的動畫技法、手段。在動畫制作上，更要吸收和傳承前輩們的寶貴經驗和優秀傳統。湖湘動漫人不但要制作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動畫，也更應該要注重把湖湘元素融入動畫，將其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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