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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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論文范文第1篇

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中長期匯率理論，或者稱為名義匯率理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取決于兩種貨幣購買力的比值。10年來，使用PPP方法，美元對人民幣的比率穩定在1：4左右，絕對購買力平價水平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相差一倍。可見，人民幣有長期升值的趨勢。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變動由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決定，中國數年的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升值相匹配。短期匯率理論是利率平價理論，著眼于短期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匯率走勢決定于兩國之間的利率差和遠期匯率預期。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利率沒有市場化，因此，解釋力不強，但基本趨勢是不錯的。轉載于中國

以外匯數量為基礎的國際收支理論，可解釋短期和中期匯率走勢。1994年以后，中國連續出現貿易與資本項目雙順差，國際收支順差越來越大，外匯市場供大于求，自然產生升值壓力。引起外資長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國市場開放的巨大吸引力，可獲得長期高回報。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發展，則刺激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幾方面理論和政策實踐都指向人民幣升值。

不僅如此，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壓力還可以從真實經濟中找到根據。當我們在長期經濟分析中根據“貨幣中性理論”，拋開貨幣因素，名義匯率就變成實際匯率。實際匯率定義為：名義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率，或是名義匯率除以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其深層次含義是：在中長期排除貨幣因素后，研究技術進步、經濟結構、生產率和工資變動等非貨幣經濟因素對匯率的影響。最新的匯率理論，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可貿易品價格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

實際匯率：可貿易品價格(%)／非貿易品價格(%)

國際經濟學上的“可貿易品價格”，是指可直接參加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品價格。在通貨膨脹時期，出口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品價格提高是匯率貶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決于工資和地價水平，但在中國并不明顯。我國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貨膨脹而提高，也不會對匯率有明顯影響。其次，是設備折舊和原材料，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部分。進口價格由國際價格、匯率和關稅決定，國內價格以工業品出廠價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費品價格表示。國內通貨膨脹率提高，主要是消費品價格上升，滯后于設備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大約一年。因此，在通貨膨脹非常高的時候，比如1994年達到20%，但并不產生人民幣貶值壓力，因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借并軌的機會一次性貶值了50%，這是一種提前超額貶值。

20世紀80年代，人民幣連續貶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價格改革，與此同時卻在積累著升值的壓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2000年，人民幣貶值的所有壓力，如國內價格改革、通貨膨脹、亞洲金融危機等都已釋放完畢，升值壓力就馬上顯露出來。

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中長期非貨幣因素的影響，表現為國內可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其含義有三：第一，國內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價格不斷下降。這是由于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快于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門工資的提高，因此，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非貿易部門工資比照出口部門提高，超過本部門生產率提高，因此，非貿易品價格絕對上升或者相對上升。第二，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不斷下降，特別是在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快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快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其工資水平的相對提高不僅慢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慢于發達國家貿易部門。按照“工資生產率彈性”，即工資水平提高與生產率提高之比，中國的出口部門應該是最低的。人們可以理解中國出口部門工資水平提高比美國慢，卻不能理解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速度比美國快。如果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是技術“后發優勢”造成的。中國的原創技術少，但在一定時期集中引進技術設備和原材料，則可以迅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成本。當本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而工資水平提高相對慢于發達國家時，出口和貿易順差就會增加，從而產生匯率升值壓力。第三，中國和美國如果有相同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將有升值壓力，因為兩國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變化不會相同。發展中國家是二元結構，缺乏統一均衡的市場，歷史所遺留的價格體系，服務教育醫療和房地產等價格很低，必然連續大幅度上升，而不像發達國家的價格體系已經比較均衡。因此，中國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國更快，而可貿易品價格上升則相對比較慢。如果兩國通貨膨脹率相同，一定是中國可貿易品降價，而非貿易品漲價。而直接決定匯率的，恰恰是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化，可貿易品價格下降就意味著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上述三個特點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國內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快于工資水平上升，使出口價格相對或者絕對下降，從而產生匯率的升值壓力。在大量引進技術和外資時期，可貿易品價格在發展中國家相對或絕對下降。如果以非貿易品價格為1，貿易品價格指數相對于非貿易品下降，這就是“實際匯率”的升值。

二、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國際資本流入

名義匯率如果不能隨實際匯率變動，就稱為“匯率錯位”，在固定匯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長期保持“匯率錯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幣明顯被低估，表現在一系列指標上，一旦被國際資本評估機構發現，他們的投資報告就必然會影響許多大的國際投資機構，并引起各國政府如日本和美國的關注，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出現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而引起投機資本進入。仔細觀察國際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機資本流動的“誤差與遺漏”項目，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一直為負數，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表明了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間卻突然逆轉，變成正數，大約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說明在2000年左右，國際投機資本對于人民幣升值已經達成共識，并開始大舉進入中國。

國家安全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大數據；文化安全；挑戰；對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7）03-0087-05

一、大數據時代與我國文化發展環境的變化

自進入21世紀特別是其第二個十年以來，在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加速發展和應用的推動下，人類社會開啟了一個大規模生產、分配和應用海量數據的時代，即大數據時代。不言而喻，大數據時代的信息風暴給每個國家、社會及個人帶來了巨大變革。對于我國文化及其發展環境而言，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也使其傳播方式、生成路徑和影響效應等發生了巨大變革，呈現出與以往不盡相同的時代印記與現實表征。

第一，大數據推動了我國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近現代社會以來的文化傳播主要表現為精英化、中心化、單向性和價值主導性等特征。而到了大數據時代，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方法和路徑被相當程度地顛覆和變革，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時代特征。特征之一是文化傳播的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以往，文化交流和傳播的主導權主要掌握在黨宣機構、政府部門、新聞媒體以及專家學者手中，他們在文化傳播的議程設置方面有著絕對的主導權；然而，到了大數據時代，由于媒體技術可獲得性與便捷性大幅度提高，這就使得普通大眾也能夠輕松掌握和運用媒體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傳播的主導權開始下移，借助于微博、微信、博客等自媒體平臺，普通大眾在文化交流和傳播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從而呈現出去精英化和去中心化的發展趨勢。特征之二是文化傳播的互動性和價值多元性。進入大數據時代，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傳播主導權的不斷下移，文化傳播主體之間的互動性大大增強；而在此影響下，以往那種帶有明顯價值導向性的文化傳播模式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受到擠壓，文化傳播過程中呈現出來的價值多元化和多樣性也愈發明顯和突出。

第二，大數據推動了我國文化生成路徑的變革。從一定意義上講，自文化產生以來，其本身就是一種精英文化。因為文化是一種高度凝結人類智慧和知識的精神產品，只有具有較高知識素養的人或由他們所建立的機構才能夠進行生產。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由于教育的普及，雖然這種狀況得以改觀，但文化生產的精英化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步入大數據時代，文化生產的精英化狀況從根本上得以改觀，文化生產的既有范式發生革命性變革，由過去的撒網式、跟風式、標準化生產變為如今的定制化、差異化、個性化生產。在前大數據時代，文化生產者往往很難對大眾的文化需求類型、關注點進行精確化的分析和把握；而到了大數據時代，受眾在網絡上的每一次點擊、每一個評論等數據都可以通過相應的渠道和途徑進行全面、系統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從而精確找到普羅大眾文化需求的聚焦點、匯聚面。在這方面，騰訊視頻可謂是作出了比較成功的探索和嘗試。如騰訊視頻制作的新聞視頻節目《事實說》借鑒了美國Netflix《紙牌屋》的生產模式，將對大數據的分析和應用貫穿于《事實說》的選題、制作、傳播、營銷的生產全流程，精確地找準受眾的關注點和興趣點，進而在競爭激烈的娛樂視頻領域收獲不錯的市場份額。據統計，自播出以來，《事實說》以其言論的深度和邏輯性、內容的知識含量受到關注，特別在70后、80后、90后群體中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目前第一季共計12期已播完，總播放量達8千萬、評論量達19萬、大數據調查的參與量達3千萬[1]。

第三，大數據推動了我國文化影響效應的變革。過去，受制于通信條件、地域阻隔等因素的影響，文化的擴散和傳播往往只能局限于一時一隅，文化的影響力受到很大限制。到了大數據時代，在網絡通信技術的推動下，一種新的流行文化往往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傳播到全球范圍，在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人群中產生巨大影響。就我國的情況而言，以往，受文化生產力發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我國文化在國際文化交流和傳播中的影響力比較微弱。然而，近十年來，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的助推下，我國文化與相關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得到很大提升，正在一步步走出國門，成為傳播國家形象與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張亮麗名片。僅以依賴網絡通信技術程度較高的網絡游戲這一文化產業為例，根據《中國游戲產業報告》統計的數據顯示：從2006年開始，中國網游海外出口就開始呈現爆發式增長，近十年來，中國網絡游戲出口規模已經漲了30倍之多。2015年，中國自主研發網絡游戲海外出口實際銷售收入達到53.1億美元，同比增長72.4%。可以說，網絡游戲已經超越其他文化形式，成為中國文化出口的主力軍。

二、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我國文化安全面臨的挑戰

（一）信息安全風險劇增

步入大數據時代，計算機與互聯網已是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必備工具，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正是由于計算機與互聯網的大面積使用，也使得信息安全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與日俱增。如果那些記錄著個人和組織的海量信息被泄露或被盜取，將會給用戶、企業乃至整個國家的安全和利益帶來極大的損害。如有媒體就曾報道，2015年4月22日，重慶、上海、山西、沈陽、貴州、河南等超30個省市衛生和社保系統出現大量高危漏洞，數千萬用戶的社保信息可能因此被泄露。從補天漏洞響應平臺獲得的數據顯示，繞社保系統、戶籍查詢系統、疾控中心、醫院等曝出高危漏洞的省市已經超過30個。據統計，僅社保類安全漏洞所導致的信息泄露就超過5279.4萬條，涉及人員數量達數千萬，其中包括個人身份證、社保參保信息、財務、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2015年的10月19日，烏云漏洞報告平臺接到一起驚人的數據泄密報告后新漏洞，漏洞顯示網易用戶數據庫疑似泄露，影響到網易163、126郵箱過億數據，泄露信息包括用戶名、密碼、密碼密保信息、登錄IP以及用戶生日等[2]。

（二）西方文化入侵和滲透日益加劇

在經濟全球化的助推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席卷全球，向世界各個角落輻射和傳播。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西方文化的傳入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但同時也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安全面臨著極大的風險和挑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也未能幸免。正是基于這一現實，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國家文化安全，在保障正常的國際文化交流與合作的同時，也采取了多種措施防范西方文化的過度入侵和B透，并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和成效。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在新的信息技術推動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和滲透比以往更甚，幾乎是無孔不入，并呈現出新的特征和趨勢。一是方式更加多樣。在大數據時代環境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和途徑都是西方國家經常使用到的文化入侵和滲透方式。二是手段更加隱蔽。手段的隱蔽性是大數據時代條件下西方文化入侵和滲透的又一個重要特征。因為大數據環境下的文化入侵和滲透只需要網絡終端就可以進行，而無需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接觸，這就使得防范文化入侵和滲透變得更加困難。三是影響更加深入和廣泛。大數據時代西方文化入侵和滲透所造成的影響程度既是深入的，也是廣泛的。這一方面體現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滲透對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構成了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體現為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滲透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構成深刻的影響。

（三）文化產業市場遭受蠶食

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在推動經濟增長和滿足人們精神需求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在美國，文化產業對經濟的貢獻值越來越突出和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文化產業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入，也采取了多種措施推動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然而，作為一個文化資源大國，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相對薄弱，許多方面尚處于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狀態，這就使得具有巨大比較優勢的西方文化產業能夠不斷入侵和蠶食中國市場，從而對我國文化產業市場構成嚴重沖擊。文化部前部長孫家正就不無警醒地指出：“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WTO，我們面臨著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其雄厚的資本實力、強大的文化傳播優勢和豐富的市場運作經驗，借助現代市場機制和高新科技手段，將大量的精神文化產品輸入中國，在獲得巨大的商業利潤的同時，對我進行文化的擴張和滲透，搶占、爭奪我國的文化市場、文化資源和文化陣地，嚴重威脅了我國的文化和文化安全。”[3]進入大數據時代以來，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在信息技術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西方文化產業入侵更為便利，這就使得我國文化產業市場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

（四）主導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在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蠶食中國文化市場的同時，還使我們的主導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這是因為，那些在大眾中頗受熱捧的西方流行文化、快餐文化表面上看只是占領和蠶食了我們的文化市場，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其中就會發現，這些文化消費品同時在傳遞著西方的價值觀念、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一直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不間斷地利用文化貿易、文化產品輸出等方式向我們或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其政治制度、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況且，由于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技術發展水平同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文化產業不夠發達，不能完全滿足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高水平文化的消費需求，從而使他們對西方文化產生向往和依賴。可以肯定，長期浸染于西方文化，其價值觀就很容易被西化，而我們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則很容易被淡忘。以弘揚愛國和孝道的中國傳統故事花木蘭為例，這個故事本來講述的是一個女孩代父從軍、保家衛國的英勇故事，在被美國迪士尼公司改編為動畫片后，其主題已經變為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追求，愛國和孝道的主題被“實現自我”的主題所取代。此片被引進后，在青少年中比較受歡迎。在文化輸入過程中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顯然，如果這一狀況持續下去，我們的主導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就很容易被邊緣化。

三、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維護我國文化安全的對策

（一）建構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機制

常言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從這個意義上看，要有效維護我國文化安全，就必須首先從現實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認識到建立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機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得益于信息網絡技術的便捷性、可追蹤性和互聯互通性，也使得建立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機制具備了可能性和現實性。具體來說，在充分利用大數據的技術優勢建立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機制上，我們可以從以下兩方面來著手：一是要著力構建一個系統化的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平臺。這一平臺要把負有維護文化安全責任的各個政府職能部門有效地聯合和吸納進來，建立統一、高效的合作機制和工作體系，要通過對文化安全信息及時準確地收集、分析和判斷，從而發現危險因素和信號，及時做出預警，以供決策部門制定相應對策。二是要制定一個具備科學性、標準化和可操作性的文化安全預測和預警指標體系。這一預測和預警體系要能夠“通過對國內文化遺產保護狀況的隨機檢測和國際文化市場文化商品的流動趨勢及其以各種渠道影響和進入我國文化市場所可能導致對我國文化生態、文化產業、文化市場發展構成威脅，特別是可能引發對我國文化生態和文化產業發展構成災難性后果的不良趨勢的分析，能夠及時而準確地作出預告性和警示性反映”[4]。

國家安全論文范文第3篇

布魯金斯學會的政府改革項目已進行5年，該學會研究員威廉?蓋爾斯頓和伊麗莎白?麥克艾爾文近日發表題為《機構創新：如何發生/為什么重要？》的論文，探討政府機構創新的發生機制，以及政府機構改革對公共政策和民主的重要性。這篇報告主要聚焦于導致新機構產生的改革，而非對舊機構的改革。

蓋爾斯頓和麥克艾爾文首先探討了機構的性質以及機構改革進程艱難的原因。他們認為，機構改革分為“急劇改革”和“漸進改革”。“急劇改革”進程很快，一般由接近決策的人士主導，在決策過程中產生新機構，黨派分裂程度較低。“漸進改革”因為進程緩慢、信息透明程度高，“漸進改革”經常落入黨派紛爭的窠臼。

兩位作者對幾個美國政府機構進行了案例分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創立是“急劇改革”的經典案例。當時整個國家的銀行系統面臨崩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運而生，其創建過程具有快速、危機驅動、共識推動的特點。國土安全部則是“急劇改革”的另一個案例，它是在颶風危機時建立的。美國環境保護局的建立屬于“漸進改革”，進程緩慢，自下而上推動改革。國會預算辦公室、美聯儲處于“急劇改革”和“漸進改革”中間地。而搭建了二戰后情報機構、軍事、國家安全決策框架的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反映的是長期問題。

政府的“急劇改革”方式多樣。有些“急劇改革”反映了危機時刻的緊急問題，而有些則是抓住了長期問題的機會之窗；有些反映了輿論的壓力，有些受到內部專家和當選政治家的驅動；有些改革有社會運動和私營部門推動，有些則由行政機構或國會推動。但有一點是基本不變的：政府基本形式的設定――特別是在議會共和體制內。改革需要克服慣性和抵抗，需要持續努力來改變現狀。

國家安全論文范文第4篇

英文名稱：Coal Mine Blasting

主管單位：國家安全生產監管理總局

主辦單位：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爆破技術研究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安徽省淮北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34-1137/TD

國內刊號：34-1137/TD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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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方式

國家安全論文范文第5篇

圍繞國家安全的需求，究竟應該優先發展何種項目，只要看被“禁運”的是哪些項目或者看哪些項目將被列入外資“斬首并購”即可.目前，我國在CAE科技方面的研究依然有較強的理論和實踐優勢，現有的眾多小型軟件在各自行業中依靠所擁有的自主核心技術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發展自主CAE系統項目不能指望在短時間內開發出能與成熟商業軟件相抗衡的市場平臺，但在資源整合和體制創新上所確立起的國家意志，將可以帶動多學科、多領域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水平的凝聚，以及成果轉化和群體突破的聯動能力.

建設具有自主軟件系統的平臺是構筑可持續發展自主軟件產業的起點，對我國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具有很大的帶動作用：國內具有自主核心技術的研究成果可以有“生根開花”的土壤；先進技術成果和企業市場需求可以有成果轉化的平臺；人才流動更能有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服務國家內需的導向；科技計劃的資金投入與產業建立起有機的聯系.

2007年6月22日，中國科學院提出《關于發展事關國家競爭力和國家安全戰略的CAE軟件產業的建議》，標志著中國科技工作者近40年的不懈追求和創新機遇再度吹響進軍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中行”誠然可貴，但也不能總是亦步亦趨僅限于模仿，跟著人家走了好多年，都沒有換來技術和市場，何況“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更重要的是“獨復”，不僅要創新飛躍，還要綜合集成，追求“1+1>2”的效應.當前CAE市場出現大規模的整合和并購，洗牌過后也許會更加強化國外軟件廠商對我國CAE市場的壟斷.建設自主CAE軟件產業確實是個艱辛的成長過程，只有集中進行資源整合和體制創新，同時結合作為某些國防科技、前沿科研領域實驗手段的工具和滿足國內龐大市場的需求，突破“禁運”才是“道”.

自主CAE軟件開發是知識經濟最典型的行業，已成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更新的重要基礎和支撐.經過多年努力，自主CAE軟件在許多戰略領域已經形成較為雄厚的應用能力和技術基礎，已經具備加快整合軟件資源和共享知識成果的基本條件.結合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需要，上兵伐謀，已經到了重新構造軟件產業的國家戰略技術創新體系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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