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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宏觀經濟;相互影響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2
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 我國經濟正在不斷發展,以年均百分之九十八的速度高速增長, 但是在這其中還是存在著周期波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對于物價的穩定和刺激我國經濟增長方面一直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相關信息
能夠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手段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政府為了改變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通過支出來改變貨幣政策效率就能夠有效達到效果。由于在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制訂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由于政府支出在短期內過于巨大,導致財政支出方面負荷過大,影響了貨幣的供應量。
由于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 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雖然我國在2009年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了相應的改進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如此復雜的經濟形勢下還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如 如何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否通過單獨運用來達到預期的目標等。
從2010年到現在,加強連續性和穩定性開始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對于協調和配合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也更加關注,因為穩定地使經濟增長的方法只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在兩種政策的配合下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如對于物價的穩定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控等。而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因為存在著相互的作用,影響了兩者的獨立性。由于我國的過于弱小的市場經濟基礎,未能完善相關的金融體制,對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能發揮出自身的作用,而且還能影響到貨幣政策發展。
二、利用模型分析財政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由于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根據Jesus Fernandez - 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應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的。
(一) 家庭部門
提供勞動力給相應的廠商從而獲得能夠消費的資金是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由于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因此隨著消費的增加就會對邊際效用造成遞減的效果。能夠決定如何組合勞動與消費的正是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通過這種決策進是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在這條方程式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了0 < lt < 1。β,ψ分別為折現因子、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通過方程式我們可以看到,效用對消費的一階導數大于0,二階導數小于0,說明消費與效用成正比,且會隨著消費的增加減少邊際效用。由于有效的資源限制了家庭部門可的支配資源,其中主要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的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應為:
其中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表示貨幣供應。這條方程式則說明,由于按照穩定路徑增長或者供給穩定的總收入和貨幣的情況下,對于投資和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會造成非常明顯的擠出效應。
(二) 廠商
我們先假設柯布-道格拉斯的生產函數是廠商的生產函數。如果規模經濟存在在廠商之間,那么為了能夠使生產成本有所降低,廠商必然會將生產規模擴大,一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狀態均衡的情況下并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其中,Zt表示為技術上的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其中,δ表示資本折舊率。該式子反映了有動態的關系存在資本和投資之間,當廠商投資越多、折舊就會越少,這樣就能夠快速積累資本。投資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其中,io,t 和rt 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 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 > 0。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其中,ρ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這就表示在某一時期會出現具有相關性進步的技術,并且由于受技術沖擊決定,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會有可能出現技術沖擊。
(三) 政府部門
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都屬于政府部門的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一定要維持政府支出穩定,并且要確保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就會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要做出相應的變動,假設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了政府支出,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那么過程應為:
其中,v 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 為政府支出沖擊,且可視為政府支出對齊均衡路徑的偏離。P 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四) 貨幣市場
由于還沒有完善好中國的市場經濟,導致制定不了成熟的金融體制,因此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甚微。同時由于現行外匯制度的限制,還沒有操作空間能在貨幣政策中完全獨立,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其中,b,u,w 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是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方程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而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其中,q,n 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五) 國外部門
對于國際資本的流動我國是會實行一定的限制,在不完全流動的資本情況下,我們假設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就能實現國際經濟波動的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出口方面。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受國家競爭力影響,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其中f 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為凈出口沖擊,且
(六)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家庭部門方面的兩條式子中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而剩下的所有式子就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三、結論
通過構建了一個我國宏觀經濟的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
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以及加強財政政策并協調配合顯得非常重要。通過模型分析,要確保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具有持久性,是不能夠只依靠政府的主導行為。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宏觀經濟在不斷進步,貨幣政策和行政政策相互效應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加快了金融國際化的步伐,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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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亞洲特別是東亞經濟的飛速發展使亞洲出現了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的趨勢,亞洲金融危機加快了亞洲貨幣合作的步伐。亞洲實行貨幣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從目前來看,實行區域貨幣合作的困難重重。展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如果亞洲各國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亞洲經濟能夠相對平穩發展,亞洲區域貨幣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間。
現在,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又出現了區域匯率協調安排和貨幣區域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obert Mundell在2000年就曾預言在未來十年內將會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合作區。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正發展得如火如荼。亞洲貨幣合作,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開始啟動。亞洲貨幣合作的直接動因是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發生的貨幣危機起始于泰國,在很短的時間內擴散到東亞其他國家,最終發展成為地區性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有必要加強本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以下從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開始,到貨幣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論述國際貨幣合作,之后結合亞洲發展現狀分析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必須加強亞洲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目的
開放經濟中所有的宏觀經濟原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討論都涉及到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問題。各國要實現國內充分就業,維持經濟增長和低通貨膨脹以及國際收支平衡這樣一個內外均衡的宏觀經濟,必須協調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此外,還要使本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國的經濟政策相協調。匯率政策是國際經濟協調的核心之一。國際貨幣合作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穩定匯率。穩定匯率的目的就是能夠保持與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固定匯率,減少國際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穩定發展,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個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擁有自主地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利,為了能夠比較自由地選擇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的各種組合,為更好的管理國內經濟提供更多的政策選擇。第三個目的是防止投機。防止投機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方便地控制投機性的短期國際資本流動,以防止這種資本流動可能帶來的不穩定的經濟沖擊。
二、國際貨幣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國際貨幣合作形式
為了解決以上三者間的問題,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實行國際貨幣合作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就像麥金農和蒙代爾所建議的那樣建立最佳貨幣區,或者象歐盟那樣建立單一的貨幣聯盟或單一貨幣區。下面就國際貨幣合作程度的差別,簡述貨幣合作的形式。
1.匯率聯盟。匯率聯盟要求各個成員國相互之間實行不可改變的,純粹的固定匯率,而且不允許做出任何邊際調整。這樣的國際貨幣合作顯然要求各個成員國對短期資本國際流動進行控制。否則,短期資本流動會使固定匯率難以維持。
2.貨幣一體化。貨幣一體化也叫最優貨幣區,它包括的內容有: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3.貨幣單一化。這種貨幣合作形式有三個要素組成:統一貨幣,統一儲備,統一央行。成員國沒有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匯率水平以及儲備數量由統一的央行來決定。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外匯支付與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來處理;每個成員國的金融當局只能擁有少量的外匯儲備用于日常的周轉支付。
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證成員國同時獲得匯率穩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資本流動這三個目的,充其量只能獲得其中的兩個。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國家還熱衷于進行國際貨幣合作呢?這個問題只能從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貨幣合作不是最優的政策選擇,但確實次優的政策選擇。
(二)國際貨幣合作成本
國際貨幣合作的成本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匯率調整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因為參與貨幣合作要穩定匯率,所以成員國失去調整和選擇匯率的權利,參與貨幣合作的結果將合作前的匯率沖擊轉化成合作后的貿易沖擊。
2.參與國際貨幣合作的成員國將因此失去貨幣政策自主這個重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成員國不能自主控制貨幣政策,那就必須面對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通貨膨脹,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國家的失業率。
(三)國際貨幣合作收益
國際貨幣合作的收益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1.可以降低國際貿易的匯率風險。對于國際貿易商來說,不穩定的匯率是它面臨的風險之一。通過貨幣合作可以形成相對固定的匯率,那么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進各國貿易的增加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2.可以減少貿易商貨幣兌換的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合作,各國貨幣就難以自由兌換,那么貿易商貨幣對方成本和投資商資本流動的費用就大大增加。通過貨幣合作可以降低這種交易費用,刺激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帶動各國經濟增長。
3.可以減少國際貨幣投機的沖擊。一方面成員國之間匯率和貨幣收益因為貨幣合作而趨向于拉平,貨幣差價縮少,減少投機利潤;另一方面因為一體化之后貨幣的絕對規模擴大,國際投機者沒有那么大的經濟實力沖擊一體化的貨幣體系
4.可以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益。由于貨幣合作而導致的貨幣一體化的結果將穩定匯率和減少國際貨幣兌換成本,推動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發展,由此產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將大于自由貿易協定或直接跨國投資而產生的效應。也就是說貨幣合作將進一步放大自由貿易協定或跨國直接投資產生的結構優化和規模經濟效應。
三、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從最優貨幣區理論來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國家適合組成貨幣合作區:經濟開放程度較高,勞動力和資本流動性較強,工資價格具有充分的彈性,貨幣政策目標相似等等。
(一)對外經濟開放度。伴隨經濟一體化的投融資活動的一體化,因此,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應僅僅以對外貿易占GDP比重來衡量,還應該考慮綜合開放程度,以體現一國貿易,投資,金融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和的程度。東亞地區的綜合開放度比較高,但國別差異較大,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區性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而中國,日本,韓國綜合開放度較低。因此迫切需要穩定匯率,進行貨幣合作。
(二)工資價格剛性。亞洲地區的工資和價格具有較大的彈性。這是因為亞洲是具有較高增長速度的發展中地區,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剛剛完成,而另一些地區則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轉移,這種轉移在滿足工業化過程對勞動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另外,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國家相比較弱,談判能力低,失業保障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
(三)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亞洲各國和地區目前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因素很多,包括語言障礙,法律障礙,文化障礙等,這都使亞洲各國的勞動力流動程度很低。其次,亞洲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亞洲區域大國——中國,韓國,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資本流動存在一定的障礙,致使整個亞洲區域的資本流動性不高。
(四)政策目標的相似性。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貨幣合作各方的政策協調越容易,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亞洲各國的通貨膨脹率差異很大,為建立貨幣合作區的政策協調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目前,亞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個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存在差異,貨幣合作便經常在兩國或三國之間進行,以兩國或幾國簽訂協議的形式存在,具有雙邊性。此外,亞洲各國還沒有涉及匯率穩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定的嘗試性合作,如建立雙邊或多邊的政府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
四、亞洲區域貨幣合作要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貨幣合作的形式主要有匯率聯盟、貨幣一體化、貨幣單一化三種形式。亞洲的最優選擇應該是第二種演進路徑。貨幣一體化要求:成員國之間相會實行固定匯率,而且不能作邊際調整;成員國實行貨幣一體化,即沒有外匯管制,成員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金融市場一體化,即資本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流動;成員國具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與歐洲相比,亞洲貨幣合作的困難可能主要來自政治方面,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在分歧,如領土糾紛,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差異等,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對方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合作伙伴。其次,貨幣合作要求各國要讓度一部分經濟政策的自主權,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這就要求亞洲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協調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行相近的通貨配置率和失業率;要實現區域貨幣合作,就要實行共同的貨幣政策,亞洲國家和地區要顯示出愿意放棄貨幣自主權以換取貨幣合作成功的決心。第二,加強亞洲各國的政治文化交流與合作;交流各自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交流說實行政策對經濟形勢影響的看法;只有這樣,成員國相互間才能增進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從而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邁出堅實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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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心理預期 博弈 政策制定者 公眾 宏觀經濟政策
一、引言
近年來金融危機爆發越來越頻繁。尤其是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已經演變成自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更可怕的是造成全球投資者信心崩潰。如何樹立“比貨幣、黃金還貴重的信心”,已成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難題。
實際上最近的金融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最初實體經濟基本面并沒有顯著惡化,只是由于虛擬經濟的波動拖累了實體經濟,最終導致整體經濟衰退,正如伯南克所描述的“小波動,大周期”。以此次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據IMF統計,美國抵押貸款和相關證券規模不足1.4萬億美元,已將全球經濟拉人泥沼,不能自拔。可見,金融經濟周期一且形成,治理起來則事倍功半。截止到2008年全球已經獲批的救市方案金額已逾4萬億美元,救市規模已遠遠大于次貸規模,但讓人失望的是這些前所未有的全球聯手救市措施仍然不能驅散次貸危機的陰影,達到止滑提速和提振信心的作用。
很明顯,金融危機期間負向波動被金融市場缺陷和人們的悲觀預期放大了,中央政府要治理危機并從中擺脫出來,避免或降低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進一步影響,關鍵要治療公眾的悲觀預期和心理恐慌。
二、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知道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的恢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要治理危機,首先要理清金融市場缺陷和心理預期在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傳導機制,才能選擇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
1、國外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外學者主要從金融市場缺陷――市場信息不完全導致的預期偏差角度間接描述了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費舍爾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認為,經濟繁榮階段由于微觀主體樂觀預期導致的“過度負債”與經濟蕭條階段基于悲觀預期的“債務清算”形成了金融經濟周期,危機爆發后企業為清償債務而廉價銷售使凈值下降,引起利潤水平下降甚至破產,進一步導致產出和就業水平下降。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心理預期是影響供給和需求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導致經濟波動的決定因素,就業水平、貨幣需求、投資水平以及經濟周期都與之有關。伯南克和哥特勒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缺陷在經濟蕭條時期被通過資產負債表渠道放大,導致企業凈值降低,外部融資困難,從而使得投資下降,產出減少,危機進一步加劇。米爾頓從委托一問題的逆向選擇出發,分析了金融危機下微觀主體中鍛行的行為:負向沖擊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準備金,銀行可貸資金將減少。銀行為了滿足資本充足率和法定準備金率的要求,防范陷入“擠兌危機”和“流動性困境”,采取壓縮自身信貸規模、規定更加嚴格的信貸合同、催還企業貸款和提高信貸實際收益率等措施。其直接后果是企業的可貸款規模減小,成本上升。投資急劇減少,整體經濟的活躍程度降低。
2、國內學者有關心理預期對危機的影響機制
國內學者則主要從心理預期角度論述了微觀主體在金融危機產生和蔓延中的角色。劉駿民,許圣道等認為心理預期在金融危機傳導和深化中非常重要原因在于虛擬經濟是以心理為支撐的價值系統。其獨特的定價方式與人們的預期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而且由于現代金融市場固有的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與生俱來的貪婪、恐懼和從眾心理決定了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注定了虛擬經濟具有過度波動性和敏感性。劉春航,張新指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比較大的環境下,心理預期所發揮的作用更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其他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心理預期來間接影響投資行為。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不能直接有效地發揮作用,其主要原因之一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參與者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市場,才能對各種宏觀政策信號作出及時地反應,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都認為金融危機期間,由于金融市場信息不完全,心理預期在危機由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傳導過程中起了推波助讕的作用。
三、治理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
大部分研究在選擇宏觀經濟政策治理危機時都忽視了金融加速器和心理預期的重要作用,而主張選擇明確的擴張財政政策。輔以適當擴張的貨幣政策甚至中性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期間當利率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再也不會使利率下降,進而不會使投資和產出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失效。從而主張選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治理衰退。貨幣主義學派代表弗里德曼的單一規則貨幣政策認為。應避免貨幣政策受政治因素左右,不管經濟出現什么情況。央行都應保持穩定的增長率,確保經濟主體享有穩定的貨幣政策環境預期,以實現經濟穩定。
但是。在次貸危機中我們觀察到一個事實:危機期間理性預期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機制發生改變。經典理性預期假定認為公眾能夠對政策制定者的行為做出合理預期,事先估計擴大貨幣供給帶來的物價上升,從而在物價上漲之前。工人就會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從而導致雇主因為成本增加而放棄擴大生產的打算,因此貨幣政策失效。但是。在這次危機期間,由于失業人數增加和就業壓力倍增,工人失去提高工資的動機和談判籌碼,結果是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同時利率下降,企業投資成本降低,從而最終導致企業因為投資成本降低而擴大雇用人數,擴張生產,提高產出水平,即擴張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而且,從邏輯上講,擴張財政政策對實體經濟恢復最有效,擴張貨幣政策則對恢復虛擬經濟最有效,危機起源于虛擬經濟,繼而拖累實體經濟。虛擬經濟衰退是因,實體經濟衰退是果。如果只重點治理實體經濟衰退,而虛擬經濟仍未恢復的話,實體經濟還是會被虛擬經濟拉入泥沼。所以,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樹立投資者的樂觀心理預期,有利于恢復虛擬經濟進而使整體經濟復蘇。
四、一個簡單博弈模型
在上一節的分析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通過一個兩階段的非完美信息博弈模型來論證和描述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在治理危機中發揮作用。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政府與公眾包括企業和家庭的基于市場缺陷的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過程:政府通過發送各種信息或信號――緊縮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企業和家庭觀測到信號后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政府根據企業和家庭的預期再重新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的過程。在詳細描述博弈模型前。我們需要了解幾個函數:
1、企業產出函數:
式中表示充分就業時的產出水平,u為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為
公眾預期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b0表示宏觀經濟政策與預期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對產出的作用。這個產出函數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在金融危機時期意料之中的宏觀經濟政策也能影響產出水平。
2、政府收益函數:
這個收益函數的含義是政策制定者的目標是使“產出低于目標水平的損失”與“宏觀經濟政策松動導致的通貨膨脹、聲譽損失之和”最小。式中C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松動有可能導致的通貨膨脹在政府收益函數中的權重,C值越小表示政策制定者關心失業或產出增長更甚于通貨膨脹,由于凱恩斯主義者主張干預,所以在金融危機時期,傾向于選擇較小的以獲取較低的失業水平或較高的產出水平,即。
3、企業的收益函數:
企業收益函數告訴我們企業總是試圖正確預測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在時他們的收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具體博弊模型描述如下:
I 參與者:政策制定者,公眾(企業和家庭);
Ⅱ 政府類型:凱恩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
Ⅲ 博弈順序:
a 自然賦予政策制定者某種類型c,政策制定者向公眾發出選擇緊縮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號;
b 公眾形成對第一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c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預期,其后根據收益最大化原則選擇第一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d 公眾觀測到(但不能觀測到政策制定者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然后形成對第二期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
e 政策制定者觀測到,然后選擇第二期的真實宏觀經濟政策。
這個兩階段非完美信息動態博弈的均衡解告訴我們: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能夠明確判斷出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因而他們預測的宏觀經濟政策松緊程度與政策制定者實際實施的宏觀政策能都達成一致,從而不會形成悲觀預期,能夠做出與政策制定者期望相同的投資決策,有利于較快走出危機泥沼。
但是在非完全信息條件下,公眾只能夠觀察到政策制定者的現行政策,而無法觀測到政策制定者的類型,即不知道他們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在悲觀預期和風險厭惡的雙重約束下,公眾可能減少投資,因而不利于經濟恢復。為了讓公眾明確自己的類型。政策制定者在實施第一期的救市措施時,可以通過突破以往尺度的寬松宏觀經濟政策,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來表明自己的類型,使公眾相信政策制定者會繼續采取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直至經濟復蘇。從而有利于提振公眾信心,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復蘇起來。
五、政策建議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執行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及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反應。因為不管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需要獲得公眾的理解、接受并主動配合。
(一)金赫危機期間,貨幣政策依然有效
對實體經濟而言。寬松的貨幣政策能夠影響微觀主體的心理預期,使消費者對未來更加明朗,減弱謹慎動機,提高消費傾向;可以降低企業投資成本,使投資預期收益率大于投資成本而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對虛擬經濟而言,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公眾信心恢復。有利于資產價格上升,資產價格上升又可以通過托賓q效應、莫迪利安尼財富效應、資產負債表效應,進一步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與消費帶來積極影響,最終形成良性循環,從經濟周期中恢復過來。
(二)政策制定者辟遞政策信號的明確性套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制定者在治理危機期初選擇明確的政策信號有利于化不完全信息為完全信息,從而有利于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透明度。便于公眾理解政策制定者和樹立信心。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在表明自己的危機治理態度后,要保證按照態度傳遞的信號制定政策并嚴格執行,以向公眾鞏固其在危機中的積極態度,從而有利于經濟恢復。
[關鍵詞]貨幣政策;透明度;通貨膨脹率;非完整性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通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來抑制央行的欺騙沖動,防止產生時間不一致行為。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等國家中央銀行更是從目標、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操作過程等多方面實現了透明化,建立了完整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體系,并且在實踐中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Haldane和Read(1999)的研究表明,在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整時,完全透明、完全可信的貨幣政策將使收益率曲線免于出現跳躍。然而,大多數貨幣體制都是非完全透明和可信的。其典型特征是,在官方利率發生變化的時候,收益率曲線會出現跳躍。但是,英國的證據表明,伴隨著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引入以及一系列透明度改革的完成,收益率曲線的跳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阻抑了。顯然,透明度提高的效應通過收益率曲線的穩定性被表現出來,尤其在短期內更是如此。同時,隨著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可信性不斷提高,即使貨幣政策發生變化,更長期限的收益也會更加穩定。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使透明度建設具備了完整的體系,其中包含了通貨膨脹率明確而嚴格的目標,則其目標透明度自然是整個透明度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概念及分類
一般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標、宏觀經濟信息、央行決策過程相關依據和程序的公布程度。透明度提高,有利于公眾對貨幣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進行監督,從而約束央行的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貨幣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中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種環境,即在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有關政策目標及其法律、制度和經濟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職責。并且,該《行為準則》對透明度提出以下幾個要求:明確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作用、責任和目標;公開中央銀行制定和報告貨幣政策決策的過程,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制定和報告金融政策的過程;公眾對貨幣和金融政策的信息的可獲得性;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的可信性和責任性。我們說,透明度有利于實現公眾對央行的監督,在公眾監督之下,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完成其責任,使社會福利最大化;而其可信性的增強,則有利于在長期內使貨幣政策更具連續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長期波動,使經濟穩定增長。
以上定義顯示,貨幣政策透明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即政策目標、決策過程和決策信息。顯然,要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也要從這幾個方面出發,Hahn(2002)認為,透明度應包含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其中目標透明度是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要明確,如果是單一目標,則自然明確,如果是多目標,則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政策偏好必須明確。知識透明度,是指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央行對未來經濟狀況、通貨膨脹預期的知識和信息公布的及時和充分程度,以及公眾對其的理解程度。操作透明度指貨幣政策決策過程的公開程度,主要包括決策方式、政策會議記錄和投票的公開程度,以及對決策結果的解釋等。
二、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結構和原理
既然貨幣政策透明度體系包括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則三方面內容的組合自然就是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結構,然而三類透明度的作用卻并不完全相同。
(一)三類透明度發揮作用的基本原理及透明度基本結構的合理性
依據中央銀行公布的貨幣政策目標、宏觀經濟信息、經濟模型等,市場主體不僅要形成對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還包括對中央銀行將采取的貨幣政策的預期。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本身是保證通貨膨脹的一定目標范圍的,中央銀行的透明度體系只是根據經濟形勢的現狀會不會使通貨膨脹改變來進行貨幣政策決策,如果通貨膨脹狀況發生變化,則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圍內即可。此時,并不涉及對未來經濟形勢的預期,因為此時的貨幣政策只是使現時的超越目標范圍的通貨膨脹率回到范圍內,并不是避免將來出現某種不合理狀況而采取貨幣政策。然而,將市場主體的預期全部整合為共同預期,卻可能會導致市場波動的加大。機制是這樣的:如果市場主體發現通貨膨脹率超出目標范圍,并預期到中央銀行會采取措施使之回到范圍內,則市場主體并不會調整其投資和消費計劃,因為其相信通貨膨脹的升高只是暫時現象。如果中央銀行信守承諾,采取措施使之回到目標范圍內,則市場主體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動。顯然,在以上分析中,發揮作用的是目標透明度和知識透明度,這兩者足以使市場主體相信中央銀行會采取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率回到目標范圍內,然而對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過熱進行認定卻成為一個困難的任務。當然,我們可以使用物價指數或者通貨膨脹率水平,但僅憑物價指數并不能確定目前宏觀經濟形勢是否過熱,也許目前經濟增長是需要通貨膨脹率上升到某個程度的。如果當通貨膨脹率超出目標范圍就立即采取反通漲的貨幣政策,則可能形成誤判。而貨幣政策的結果也許可以壓制通貨膨脹,但也有可能造成經濟衰退,則經濟衰退的原因就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誤判,誤判的原因是僅憑通貨膨脹率來認定經濟形勢是否過熱,而沒有全面地分析經濟因素的影響。顯然,央行控制通貨膨脹率的目的是讓經濟不過熱,也不過冷,保持穩定發展,但是通貨膨脹率并不是經濟是否過熱的可靠憑據,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并不一定代表經濟過熱。那么,當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時候,央行就必須對經濟是否過熱做出判斷,既然僅憑通貨膨脹率并不能對經濟是否過熱做出判斷,則中央銀行就可能誤判形勢。不幸的是,在完整的透明度體系中,卻必須單獨依據通貨膨脹率這一指標來確定貨幣政策,并執行貨幣政策。因此,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目標透明度效率比較高,其原因在于通貨膨脹率是經濟是否過熱的一個最直接的反映指標。
對于經濟是否過熱的判斷,三類透明度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目標透明度的作用首先是判斷經濟是否過熱,其初衷是利用將通貨膨脹率控制在目標范圍內,從而使經濟不過熱,也不過冷,平穩發展。另外,當意外通貨膨脹產生時,可以穩定市場主體的預期,使其相信央行會立即采取措施使之下降,而不至于立即做出對投資和消費計劃的調整,而使通脹率大幅度上升,從而增加央行控制通貨膨脹的成本。而知識透明度,包括宏觀經濟數據、經濟模型、對未來預期的公布等,可以使市場主體深入學習中央銀行是如何對貨幣政策進行決策的,以及是如何判斷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其目的在于彌補僅憑通貨膨脹率判斷經濟是否過熱的缺陷。于是,央行在知識透明度的建設中進一步介紹其使用的經濟模型,宏觀經濟數據的詳細信息,甚至公布了貨幣政策報告來教會市場主體,央行是如何使用經濟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數據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對未來形成預期的。然而,由于對經濟過熱與否的判斷是一件復雜的事情,對于通貨膨脹率、宏觀經濟數據,市場主體會形成不同的解釋;又因為模型的條件是會變化的,憑借某個經濟模型難以做出準確判斷。因此,即使具備了目標透明度和知識透明度,還是不能避免形成對經濟是否過熱的誤判。因而需要進行操作透明度建設,由不同的專家分別對經濟是否過熱形成判斷,并詳細分析和說明原因。
(二)貨幣政策的時滯及其對透明度體系的要求
以上分析顯示,央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有可能失誤或存在偏差,即使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采取的貨幣政策也不一定能解決現實問題,原因是貨幣政策的力度是很難把握的;即使對經濟形勢的判斷是準確的,采取的貨幣政策也是適時的,力度是準確的,其效應也可能是極其有限的,原因在于貨幣政策的執行是有時滯的,我們無法準確的判斷貨幣政策執行后什么時候開始起作用。一般認為,央行無法克服貨幣政策的時滯,則由于時滯的存在,當時正確的貨幣政策在已經不再適合的時間開始發揮作用,會對經濟穩定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可見,貨幣政策透明度雖然可以讓市場主體了解和學習央行是如何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又是如何根據該判斷進行貨幣政策決策的,甚至通過反對意見的表達標示了風險,但仍然無法克服誤判的風險和時滯問題。由此我們得出結論: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提高并不能克服央行誤判的風險和解決執行時滯的問題。央行并不能準確地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也不能準確地通過貨幣政策來抑制經濟過熱,央行可以保證的僅僅是通貨膨脹率的穩定,或者說叫做物價的穩定。但是我們要明確,雖然這并不能表明經濟是否過熱,但卻是央行唯一能準確控制的,所以通貨膨脹率目標是重要的,也就是說,目標透明度是重要的。
由于時滯問題的存在,因此貨幣政策必須考慮對未來的預期,預期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然后在貨幣政策決策和執行中考慮這些因素。由于央行會在貨幣政策決策中考慮該因素,對未來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就變得十分重要,市場主體必然也需要進行該預期。那么,對于央行來說,也就需要引導和管理市場對未來的預期。這一點也可以通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部分得到解決。因此,透明度所應該解決的引導和管理市場預期的問題應該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引導和管理在現時狀態下市場主體對經濟過熱的判斷以及央行貨幣政策的預期;二是引導和管理對未來一段時間內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期;而其重點則在第二部分。
三、我國的實踐
由于貨幣政策透明度建設在許多國家發揮了良好的效應,我國央行也開始著手采取措施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然而,由于我國的貨幣政策體制的限制,目前情況下,透明度建設遇到一個問題:真正意義的目標透明度沒有建立起來,目前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來。
(一)我國央行提高透明度的措施
《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1996年起中央銀行正式采用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開始公布每年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目標,包括N1和M2的目標區間,并按季度向社會公布各層次貨幣供應量統計數據,在每月中旬公布上月MO、M1和M2實際增長率、金融機構短期和中長期貸款、企業存款和儲蓄存款以及外匯儲備情況等月度金融統計數據。
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創辦了《中國人民銀行文告》,該文告主要刊載有關金融方針政策、法律法規,以及中國人民銀行的制度、辦法、決定、通知、金融統計資料和其它需要公布的事項。
1998年3月開始,央行堅持每月與各商業銀行召開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會上,央行通報全國金融情況,并根據宏觀經濟狀況對未來貨幣政策走向進行預測;各綜合經濟部門和商業銀行介紹其運行情況,并向央行提出貨幣信貸政策要求。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從2001年第1季度開始,在每季度結束后對外公布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該報告以詳盡的統計數據闡明了貨幣政策執行情況、貨幣信貸概況、金融市場及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并對下階段經濟金融前景進行預測,提出貨幣政策操作意見。
2002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將貨幣政策決策依據和過程等知識向公眾公布,包括我國當前實施穩健貨幣政策的由來、內涵、實施效果,以及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和所要采取的措施等。
人民銀行網站可供公眾隨時查詢其公布的各種信息,包括中央銀行的職能、各種政策法規和大量宏觀經濟和金融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包括人民銀行公告、季度與年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政策調整及其相關解釋、貨幣政策委員會季度例會情況、對金融形勢與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狀況的分析說明、貨幣供應量統計表、本外幣信貸收支表、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匯率報表、外匯交易統計表、黃金和外匯儲備報表、企業商品價格指數、全國城鎮居民收人與物價信心指數表等。另外,央行也通過舉行新聞會和中央銀行負責人發表談話的方式來說明央行的貨幣政策意向。
形勢分析會與《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及其他公告形式提高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知識透明度,在市場主體和央行之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和反饋渠道,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傳導。
中國人民銀行1999年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并從當年6月開始每季度召開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主要針對有關貨幣政策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問題進行討論并提出建議,并在會后公布相關信息和會議決議。
我國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建立了透明度較高的公告制度,每周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中標結果產生后,央行通過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的“中國債券信息網”和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的“中國貨幣網”及時向社會公開當日交易品種、期限、招標量、招標利率以及中標利率等相關信息。
(二)我國透明度體系的非完整性
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通脹率目標一般被嚴格控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必須長期堅守。然而,我國目前公布的貨幣政策目標是貨幣供應量的M1和M2的目標值,且每年都有變化。顯然,該目標和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通脹率目標存在明顯差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只是央行對下一年度貨幣供應量的一個預期值或預期區間,并不是央行必須長期堅守的目標。因此,該目標對于共同預期的形成不能產生明顯效用,只能顯示央行對一年內貨幣供應量的預測以及央行控制貨幣供應量的意向。依據目標透明度、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分類和定義,則貨幣供應量目標值屬于知識通明度的內容。
同時,目標透明度要求貨幣政策目標是單一的,避免多目標。然而,在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體系中,貨幣政策實質上是多目標的,或者說是被迫采用多目標的,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匯率穩定。我國目前不可能采用貨幣政策單一目標,也就是說,目標透明度建設目前是不能完成的。既然我國的貨幣供應量目標不符合目標透明度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國目前不存在目標透明度;同時,由于我國央行實質上被迫采用多目標協調的貨幣政策,不能實施單一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因此,我國目前也不可能建設所謂的目標透明度。然而,在完整的透明度體系內,目標透明度是知識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的基準,沒有目標透明度,就沒有貨幣政策目標的嚴格范圍,從而共同預期不易形成,可信性得不到改善。顯然,我國不能建設完整的透明度體系,則透明度體系必然具有非完整性的特征,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透明度建設是失敗的、無效的。如前所述,知識透明度可以通過公布和介紹央行使用的經濟模型,宏觀經濟數據的詳細信息,甚至公布貨幣政策報告,來教會市場主體央行是如何使用經濟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數據的,是如何利用模型對未來形成預期的。市場主體同樣能夠掌握央行判斷經濟過熱與否的復雜和靈活規則,并掌握其決策的依據和方法,于是也能形成對央行貨幣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的預期。那么在目標透明度缺乏的情況下,我國央行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強知識透明度的建設,從而使透明度體系也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 宏觀經濟信息 研究綜述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在我國,由于利率管制的限制和債券市場發展不成熟等多方面的原因,學者對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運行的關系的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貨幣和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微觀主體參與度的提高和金融產品創新等一系列內源推動下,利率作為引導金融資源配置的重要杠桿,其作用日益凸顯,因此對利率期限結構和宏觀要素之間關系的研究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一)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的國外研究現狀
Litterman和Scheinkman(199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美國政府債券收益率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將影響利率期限結構的三個潛在因子分別稱為:水平因子、斜度因子和曲度因子,但是并沒有給出這些因子的宏觀經濟含義。
Ang和Piazzesi(2003)將宏觀變量加入到三因子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中,通過建立VAR模型對1952~2000年的美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宏觀經濟因子可以解釋利率期限結構中短期和中期利率變動的85%,可以解釋利率期限結構中期及長期利率變動的40%;通貨膨脹對利率期限結構中的短期部分具有較強的沖擊,且利率期限結構中的水平因子可以識別這種沖擊;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受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較大;加入宏觀經濟變量的模型對利率的預測精度有明顯的提升。
Hans(2006)在Ang和Piazzesi(2003)的基礎上將宏觀因子的長期預期值納入模型中,采用卡爾曼濾波算法對無套利的VAR模型進行估計,并將估計出的三個潛在因子與宏觀經濟因子進行正交回歸,結果表明:引入長期預期值后,模型的擬合優度與預測能力大幅度提升,且水平因子與通貨膨脹有關,斜率因子與經濟周期有關,而曲度因子則與貨幣政策有關。
Diebold和Li(2006)在Nelson和Siegle(1987)的NS靜態曲線的基礎上,提出了動態的Nelson-Siegel模型,構建動態利率期限結構模型,通過卡爾曼濾波方法來估計參數,從中提取出了利率期限結構的水平、斜率和曲率三個潛在因子,在此基礎上利用VAR模型檢驗利率潛在因子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雙向響應關系,將三因子向量擴展成包含宏觀經濟變量的六因子,從而探討利率潛在因子與宏觀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
Rudebusch和Wu(2008)構造了利率期限結構的宏觀金融模型,發現短期利率是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相互影響的傳導變量。
Van Binsbergen等(2012)將利率期限結構引入DSGE模型,對比了包含不同變量的估計結果,發現利率期限結構能替代通貨膨脹指標得到相近的估計結果,并且包含了有關貼現因子、投資者風險厭惡程度等微觀信息。
Kagraoka和Moussa(2013)發現利率期限結構對未來宏觀經濟的預測能力存在時變特性,他們根據經濟狀況對樣本觀察期進行分段,再利用傳統模型對分段后的子樣本進行估計,基于分段方法存在較大的主觀性,這種做法并不能準確刻畫變量之間的時變特性。
Frances Shaw,Finbarr Murphy和Fergal(2014)將動態Nelson-Siegel模型運用于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s)上,并且結果表明,該模型對信用違約互換曲線的擬合效果很好,并且預測能力也比較好。
Dara Sim和Masamitsu Ohnishi(2015)在無套利Nelson- Siegel(AFNS)模型的基礎上,轉換視角將AFNS模型中的服從高斯過程的水平因子替換成服從CIR過程的水平因子,實證表明替換后的新模型更適合美國短期國債利率,而對于到期期限較長的國債收益率預測效果較差。而對于日本的零息債券而言,新模型與AFNS模型沒什么差別。
Jared Levant和Jun Ma(2016)在動態Nelson-Siegel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三個宏觀經濟變量:貨幣政策利率、工業生產總值、通貨膨脹預期,將模型擴展成MFA-DNS(Macro-Factor Augmented Dynamic Nelson-Siegel)模型,來研究英國的債券市場利率期限結構,結果表明,貨幣政策和經濟活動對英國債券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顯著,并且水平因子和斜率因子與通貨膨脹預期和貨幣政策有關。
(二)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的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利率期限結構理論的研究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起步較晚。此外我國存在一定程度的利率管制,中國債券市場發展僅30年,不管從市場規模、市場質量上看都還不成熟,因此對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運行的關系的研究還比較有限。
傅曼麗、屠梅曾和董榮杰(2006)應用常用的四種靜態利率期限結構模型對上海證券交易所國債稻萁行實證分析。通過多方面數據比較,得出Nelson-Siegel模型和Svensson模型更加適合我國金融市場的結論。
劉海東(2006)研究了2002年4月至2005年8月期間我國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該文章首先用指數樣條法對我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進行估計,然后用7天期國債回購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變量,以此來檢驗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貨幣政策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顯著,且短期利率受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大。
郭濤,宋德勇(2008)用Nelson-Siegel模型對我國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期間我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分析了央行貨幣政策以及通貨膨脹對利率期限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Nelson-Siegel模型可以較好的擬合我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長短期利差可以反映出貨幣政策的狀態,利率期限結構的水平因子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協整。
季紹波,孫鐵卿,于鑫和李延喜(2010)通過VAR模型,考察了2004年至2009年我國國債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因素之間的動態關系。研究發現,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期限結構水平因子的影響顯著,水平因子、斜度因子和曲度因子三個因素可以解釋90%以上利率曲線的變化,利用脈沖反應和方差分解,發現實際經濟變化主要影響收益率曲線的斜度和曲度,其中貨幣政策是影響水平因子的主要原因,這一點與發達國家不同。
曾耿明,牛霖琳(2013)運用簡約無套利宏觀金融模型,首次將2005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間的中國銀行間國債收益率曲線分解成債券市場實際利率和通脹預期的期限結構,通過對名義收益率曲線的方差進行分解,得到通脹預期對一年期及三年期的名義收益率曲線波動影響最大,而實際利率對五年期及以上的收益率曲線波動的影響最大。
何曉群,王彥飛(2014)選用動態Nelson-Siegel模型估計出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的三個潛在因子,同時,本文研究發現宏觀經濟在邊際上影響著利率期限結構,其主要是實體經濟(CPI和工業增加值)對斜率和曲度的影響,而對利率期限結構的水平移動沒有明顯影響。
金雯雯,陳亮(2014)利用動態Nelson-Siegel模型估計出國債利率期限結構,并構建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TVP-VAR)模型研究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從中探尋利率期限結構隱含的宏觀經濟信息。研究表明,我國利率期限結構的調整與經濟運行相匹配,相比于經濟周期和通貨膨脹而言,我國利率期限結構沒有明確體現出貨幣政策利率調控的信息,貨幣政策利率對利率期限結構變化的反應不夠靈敏。
尚玉皇,鄭挺國(2015)基于混頻Nelson-Siegel模型來研究中國國債收益率及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混頻模型可以改進同頻模型擬合效果并能夠較好的刻畫出期限結構的水平、斜率和曲度因子;發現水平因子對通貨膨脹有明顯的作用,曲度因子受GDP正向影響;且通過方差分解發現通脹因子主要作用于水平因子及收益率曲線的長端,而GDP對曲度因子和中期利率的影響較大。
崔永濤(2016)通過Nelson-Siegel模型擬合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參數,并將利率期限結構中的不同期限利率利用夾角余弦算法分為人們對未來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利率預期來考察貨幣政策對人們各個時期利率預期的影響。結果發現,貨幣政策的變化對長期和短期利率預期有顯著影響,而對中期利率預期影響不顯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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