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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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變化范文第1篇

上周美國勞工部公布的經濟數據令人雀躍：美國初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繼續下降，去年第四季度勞動生產率年率從最初估計的同比下降2.0%向上修正至同比下降1.9%。另外，美聯儲上周四公布銀行壓力測試的結果指出，18家接受測試的銀行中有17家可以在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維持正常運營，可見金融行業也運行良好。

最重要的是支撐美股持續走高的內在動力——全球量化寬松政策基石沒有動搖。3月7日，包括日本、英國、歐洲、印尼和巴西央行在內的多家央行，都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利率決定，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維穩戰略。湯森路透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分析師們認為在今年年底前英國央行再推量化寬松政策的機率高達60%。此外，市場普遍預期，日本新一屆央行官員將采取更大規模的寬松措施。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美國標普500公司近5年回購超過1萬億美元的股票，也是2009年以來的首次。這也是美股保持向上的一個影響因素。

諾森布拉特證券首席市場策略師布萊恩-雷諾茲（Brian Reynolds）認為，上市公司買回自己的流通股票以降低市場中股票數量的這種做法可以幫助推高股價。“在當前這個開始于2009年的信貸熱潮中，股票回購一直是股價走高的主要驅動力，其他主要市場參與者合并起來一直是凈賣出方。在2013年年初出現一些弱勢表現之后，回購只會有增無減。”

不過，他也表示，股票大額回購，是信貸膨脹達到一個新高度的警示性信號，正在延續的信貸膨脹，特別是債務抵押證券和擔保債務憑證的大量發行恐怕再次帶來金融危機。不過，目前還沒有達到危險的程度。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成本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2007a)，近百年來，全球表面的氣溫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間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費結構，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將增加25―90％，預計未來20年間，氣溫將每10年增加0.2℃。科學證據表明燃燒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積以及人類活動排放的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和氧化亞氮等是導致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氣溫升高可能導致極端氣候事件(如熱浪)發生的頻率加大、風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氣降水模式的改變以及海平面上升等。這些自然系統的變化反過來又會對生態系統的功能產生根本的影響，從而威脅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類財富的安全。

經濟學家Williams Nordhaus1982發表了題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開始應用經濟學研究氣候變化，從此氣候變化經濟學就將焦點落在分析氣候變化的影響和提供積極的針對面臨的氣候問題的政策分析。雖然和環境經濟學的其他領域有重疊，但氣候變化經濟學更多的是利用氣候變化的鮮明特點，即溫室氣體影響的長期性、氣候問題產生和影響范圍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來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多個側面。通過模擬經濟發展和溫室氣體排放增長的趨勢，檢驗和分析技術選擇對氣候變化進程和減排成本的影響，選擇控制氣候變化的具體措施(如碳稅和碳交易等)。

氣候變化經濟學已經建立了其研究領域和基礎要素，并在經濟學界達成了共識。1997年，美國2500名經濟學家，包括9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共同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出最有效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方法是通過基于市場的政策。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控制措施，溫室氣體繼續排放將導致世界隨著氣候系統的變化經歷根本性的變革。他們相信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能夠利用大量的證據和量化的風險評估提供的信息來幫助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二、氣候變化的損失和減緩的效益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氣溫升高、極端天氣現象頻率發生、降水模式的變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態系統的改變等，這些生物物理系統要素的變化將對人類的福利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經濟學家通常將氣候變化對人類福利的影響分為兩類：市場和非市場的損失。

市場的損失(market damages)來源于氣候變化導致的市場產品的價格波動和數量的變化給福利帶來的影響，主要是因為生產量的變化受氣候變化要素的約束。研究者通常應用氣候依賴型的生產函數來模擬氣候變化的福利影響。例如，小麥的產量是氣候要素氣溫和降水的函數，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氣候要素變化導致的小麥產量的變化。生產函數法還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務、水資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導致的洪水等產生的經濟損失。有學者認為生產函數法忽視了產品之間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樂價格法(hedonic approach)則成為估算氣候變化損失的另一選擇。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將享樂價格法應用到農業，基于選擇最大化地租的假設，利用跨部門的數據檢驗自然、物理和氣候變量對土地價格的影響。

非市場的損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氣候變化導致的直接效用的損失、損失的生態系統的服務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導致的福利的減少。這些損失的價值不能夠在市場上直接觀察到。例如，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沒有和價格的變化有任何明顯的直接聯系，也觀測不到需求的變化。條件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爭議也是最為廣泛被采用的評估非市場損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國加州不同地域的公眾為阻止當地的氣候變化每月愿意支付的價格。結果表明冬季人們為阻止當地氣候變得暖濕／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別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為阻止氣候變得冷濕／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別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評估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場和非市場部門的經濟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區域氣候變化的經濟損失。總體上，基于模型的實證性研究報告了三種不同的氣候變化經濟影響的評估和結果。第一種是計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氣溫升高的情況下，氣候變化的影響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氣候變化對農業、林業、水、能源和海岸地帶五個市場部門的影響，結果表明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非常的小。如果氣溫比工業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況下氣候變化對上述五個部門的影響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場(農業、林業、水、能源、海岸地帶)和非市場的部門(生態系統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響)，結果發現如果氣溫比工業化前升高0.5℃時，氣候變化帶來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氣溫升高2-2.5℃，氣候變化的損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慮更多的市場部門、與氣候相關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態系統外，其模型還包括了氣候變化導致的災害的經濟損失。

第二種研究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則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經濟發展、技術變化和適應能力的假設前提下，經濟影響被按照時間的發展綜合，然后被貼現到現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進行的，有些估算是綜合一系列地區或是當地的影響以得到全球的總和。Stern(2006)應用綜合評估模型，設計了基準和高氣候變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結果表明，在“照常營業”(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動的話，氣候變化對市場部門的影響加上災害的風險損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將市場部門、災害的風險和非市場的損失都計算在內的話，氣候變化影響的損失估計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損失將一直持續。Jorgenson et al.(2004)應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氣候變化對美國投資、資本的存量、勞動力和消費的影響。結果顯示，如果溫室氣體排放導致氣溫升高3℃，在最佳的適應狀態和潛在的危害較低的情況下，氣候變化的凈收益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損失為GDP的3％。不管是哪種情景，70-80％的氣候變化影響是由農業產品的價格變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價格和死亡率的變化導致的。

第三種氣候變化影響研究的是估算社會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時間段或是任何時間內，SCC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經濟價值來估算的額外(邊際)影響或是損害，也可以理解為每減少一個單位的碳排放的邊際效益。SCC的計算盡可能將每一噸額外保存在大氣中的CO2的邊際影響加起來，此過程需要一個溫室氣體在大氣中停留的時間模型和將經濟價值貼現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會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為每噸碳(tC)43美元(即每噸二氧化碳12美元)，但該平均值的變化范圍很大，如在100個估算中，每噸碳從10美元(每噸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達每噸碳350美元(每噸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會碳成本大幅度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設上存在的差異造成的，如氣候敏感性、響應時間滯后、風險和公平的處理方式、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影響、是否包含潛在災難損失和貼現率選擇等。

三、溫室氣體減排成本的估算

美國國家環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區以及不同部門的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指出如果減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總的非二氧化碳的減排潛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當量)；如果減排成本為$20／tCO2eq，則減排潛力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溫室氣體來源，而且其在大氣中的累積對氣候系統產生巨大的影響，目前國內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討論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

1、減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取決于多種邊際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產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潛力越大，則滿足特定的減排目標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應用的模型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評估可替代性的選擇和減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術模型，提供了非常詳細的有關具體的能源過程或是產品的技術信息。模型趨于集中在一個部門或是一組部門，對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產品價格的變化對這些產品的中期和最終需求的影響。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針對行業的研究，所以將宏觀經濟視為不變。比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開發的LEAP，日本環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國際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許多研究機構都根據研究需要和解決的問題開發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從整體經濟的角度評估減排成本的經濟模型，包括“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這些模型的優勢在于能夠追蹤燃料的價格、生產方式以及消費者選擇之間的關系。然而，這類模型包涵了較少的具體的能源過程或是產品的信息，能源之間的替代通過平穩的生產函數來體現，而不是詳細的可選擇的不連續過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從整體經濟的角度評估減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關減排的綜合信息，并抓住宏觀經濟反饋和市場反饋。自上而下的結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模型建造的假設。Repetto & Duncan(1997)的綜合分析發現，廣泛應用的估算氣候變化減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設：低碳或是無碳技術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經濟對于價格變化反應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產品可替代性程度，達到具體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需要的年限。是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氣候變化的經濟成本，是否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氣污染的損害，碳稅稅收如何在一個經濟體內循環等。如果假設條件不同，得出的減排成本的差異是比較大的。

綜合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擬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的過程，從溫室氣體的排放到氣候變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綜合的分析。這類模型將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集中程度、氣溫、降水等要素聯系起來，同時還考慮這些要素的變化如何反饋到生產和效用系統。綜合模型也多為優化模型，以解決隨著時間的變化如何將減排的利益最大化。綜合模型利用氣候變化經濟分析的方法，比較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減弱氣候變化的效益。這類模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IGMS模型和Stern報告中應用的PAGE2002等。

2、減排成本的實證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實現中期減排(2030年)，全球將溫室氣體穩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間的宏觀經濟成本處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長0.6％這一范圍內。實現長期減排目標(2050年)，大氣中溫室氣體穩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間，全球平均的宏觀經濟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損失5.5％。大多數研究的結論是隨著溫室氣體穩定目標的嚴格，減排成本加大。模擬也表明，假設排放交易體系下的碳稅收入或拍賣許可證的收入用于促進低碳技術或現有稅制的改革，將會大幅度降低減排成本。全球減排二氧化碳的宏觀經濟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總體假設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尋找全球最低的減排成本。

區域減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假設的溫室氣體的穩定水平和基準情景。對于相同地區減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設，最后得出的結果也有很大的差異。雖然計算結果在具體的數據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釋的總體特征還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國的MARKAL―MACRO模型，預測中國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費為4818Mtee，碳的排放量為2395MTC，從2000到2050年之間，中國單位GDP的碳強度將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減排幅度為基準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邊際減排成本在12美元／噸碳到216美元／噸碳，減排的經濟成本相當于在基準基礎上損失0.1％到2.54％的GDP。王燦等(2005)采用綜合描述中國經濟、能源、環境系統的動態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實施碳稅政策的減排情景。結果發現，在基準排放水平下CO2減排率為0-40％時，GDP損失率在0-3.9％之間，減排邊際社會成本是邊際技術成本的2倍左右。當在基準排放水平下CO2削減10％時，碳排放的邊際成本約99元／噸，GDP僅下降0.1％左右，如果減排率上升到30％時，碳排放的邊際成本約475元／噸，GDP將下降1％左右。

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報告了一項基于不同模型對于英國減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結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減排目標是在1990水平上減排80％，在基準沒有控制飛行的排放的情境下，減排的成本為GDP的2.49％；如果控制飛行的排放，減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則減排成本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結果顯示，在2050年，基準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

2.81％；加速技術革新的減排成本為GDP的2.58％；高燃料價格的情景下，減排成本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減排成本為GDP的2.04％。不管哪類模型，結果均顯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減排成本的關鍵因素。這兩個模型的結果也被用在英國能源白皮書中，強調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國的能源政策的優先考慮。

研究還發現估算CO2的減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的變量是關鍵的要素，例如貼現率的選擇、市場有效性的假設、外部性的處理、價值評估的問題和技術、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的影響、交易成本等，這些經濟要素的不同都會導致估算成本的差異。

3、技術變化與減排成本

氣候是由存儲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決定的。有些溫室氣體在大氣中能夠存在上百年，使得氣候變化成為一個長期性的問題，因此技術條件的假設對于減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溫室氣體的減排成本和技術變化的速率、技術替代以及新技術的應用是直接相關的。和沒有考慮技術進步的模型比較，將技術變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來的溫室氣體減排成本明顯的減低(IPCC，2007c)。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關鍵取決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研發支出的回報率、行業和地區之間的溢出效應、其它研發的推廣以及邊干邊學的模式和學習的速度等。

目前應用的技術進步模型已經有了極為顯著的改進，超越了早期的傳統模型中將技術看作是外部變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幾個模型允許技術進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對內在的政策干預做出反應。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則集中在研究和開發基礎上的技術變化，結合政策干預、激勵研發的政策以及知識的進步。其他的模型則強調基于學和做的技術變化，考慮累積的產出是和學習相關的，隨著產出的不斷累積而降低生產成本。相對于那些將技術認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產生的技術變化的模型能以比較低的減排成本達到規定的減排目標。

四、氣候變化經濟學與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最大的特點是不確定性，在科學上和經濟學上均具有不確定性。科學上的不確定性表現在我們還缺乏對一些科學問題的認識，例如排放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積累的量，溫室氣體集中程度的改變對全球氣候的影響，氣候變化在全球范圍內分布以及出現的速度，區域氣候變化對海平面、農業、林業、漁業、水資源、疾病和自然系統的影響等。經濟上的不確定性表現為我們不確定世界人口和經濟的增長速度，人類活動的能源強度和土地強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或是鼓勵技術發展政策對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累積的影響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確定性與氣候政策的選擇

不確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別出一系列可管理的變量，二是估計每一個重要的參數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計參數的不確定性對所解決的重要問題的影響。一些成熟的數學模型已經被學者用來分析和成本效益相關的不確定性，如一些學者采用Monte Carlo模擬分析減排模型輸出的不確定性，決定那些缺乏知識的隨機的參數或是誤差如何影響被模擬的系統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給定政策的一系列結果或是一系列的優化政策。王燦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對CGE的二氧化碳減排模型的不確定性進行了分析，他們對CGE模型的50個自由參數進行隨機采樣，考察模型輸出的不確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來確定減排成本評估中對估算結果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還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來處理不確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綜合的氣候-經濟模型DICE同時分析不確定性。

2、不確定性與貼現率的選擇

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存在要持續一個世紀或是更長的時間，因此減緩氣候變化的效益必須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上被度量，這樣就提出了貼現率在氣候變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討論兩種貼現的方法，但這兩種方法均存在明顯的不確定性。一種是應用社會時間偏好率，即純粹的時間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長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慮市場的投資回報率，使項目的投資能夠得到這種回報。也有專家指出，應該選擇比預期價值低的貼現率，以反映貼現的要素以及貼現率和貼現的時間間隔之間的關系。針對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一個國家必須將其決策建立在讓貼現率能夠反映資本的機會成本的基礎上。發達國家一般采用4-6％的貼現率是合理的(這個貼現水平被歐盟國家用來評價公共部門的項目)，而發展中國家的貼現率可能會高達10-12％(IPCC，2001)。在Stern的報告中，基于對氣候變化公平性的強調，選擇了近似于零的0.1％的貼現率，致使其氣候變化影響的估算受到了經濟學界的批評。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貼現率重新模擬Stern的估算，發現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遠遠低于Stern的結果。

3、不確定性與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

除了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成本估算有影響，不確定性同時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否應該現在就采取行動減緩氣候變化?現在行動應該投入多少?還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確定性得到解決?經濟學原理建議，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轉性的情況下，社會現在就應該采取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溫室氣體的減排量應該是在預期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益相等的那個點。然而，無論是在成本側的低碳技術的投資還是在效益側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累計，氣候變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決策存在著固有的聯系。這些特征導致或是采取更為積極的行動來減緩氣候變化或是沒有行動，分別取決于各自沉沒成本的大小。實證性的分析和數學模型建議現在就應該開始采取措施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以獲得顯著的環境效益。Stern的研究報告(2006)顯示，如果現在采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氣候變化的損失會控制在每年損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應該立即行動，大幅度的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以避免氣候變化帶來的嚴重損失。

五、結語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 G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5）131-0011-02

0引言

在經濟條件日益完善，傳媒事業快速發展的今天，各個電視媒體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電視臺新聞也進入了激烈的受眾市場競爭之中。面對這種情況，電視臺新聞編輯的新聞策劃能力對提升其核心競爭力，打造電視臺品牌形象都有重要影響。

1.1 關注受眾需求

電視臺新聞面向的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電視臺新聞的編輯人員，其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在電視臺新聞播出之前，對新聞結構進行優化，完善新聞內容，保證新聞報道的質量。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與電視臺新聞編輯有密切的關系。

電視臺新聞編輯能夠使新聞內容滿足觀眾的需求，這就要求電視臺新聞編輯養成良好的工作習慣，平時關注時事政治與社會事件，在生活與工作中培養正確的新聞觀念。電視臺新聞應該體現國家政治導向，新聞素材的選擇也應該立足于社會。電視臺新聞編輯人員在工作中要建立正確的新聞導向，遵循國家方針政策。電視臺新聞編輯要有全局觀，以為人民群眾服務為準則，在電視臺新聞宣傳的過程中，要關注群眾的聲音，吸取群眾的意見，滿足群眾的信息需求。電視編輯在新聞內容中應該反映國家的先進文化、先進思想和正確價值觀。電視編輯要求具備創新意識，發現身邊的故事，使新聞內容貼近群眾，獲得群眾的認同，在身邊發現新聞素材能夠豐富新聞素材，獲得更多的群眾支持[1]。這就要求電視臺新聞編輯能夠深入生活，了解群眾需求。隨著物質水平的提高，群眾在滿足了物質生活需要后，逐漸更加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等新聞，人們的精神層次提高，對電視臺新聞要求提升，電視臺新聞編輯面臨更大的

考驗。

1.2 重視創新

隨著經濟發展，電視媒體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對于電視臺新聞來說，要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一定要在新聞進行報到前對其進行充分準備好精心策劃。同樣的新聞內容，經過精心的準備和策劃下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新聞中報道的事件多為突發事件，一些突發事件會對社會產生影響，能吸引群眾的關注。遇到這類具有吸引力并能引起社會反響的事件，新聞編輯應該抓住機會，對這一事件進行跟蹤或后續報道，從而吸引群眾達到持續關注的目的。同一個事件，經過不同的策劃所產生的影響與吸引的關注度將會不同，能否對新聞事件實現優化報道，將是新聞報道實現個性化的重要手段。

新聞的策劃需要電視臺新聞編輯發揮自己的能力，加入自己的創意，將新聞內容如實呈現的同時還要使新聞事件具有吸引力。電視臺新聞編輯在工作中要豐富自身的能力，在有限的工作時間內對最新事件進行快速了解，并能夠在新聞報道方面展現自己的控制力，對重要新聞事件進行深層次挖掘，滿足受眾需求對受眾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

1.3 新聞宣傳

電視臺新聞報道的根本要求是實時性與真實性，在電視媒介的優勢下，電視臺新聞具有傳統媒介所不具備的便捷性、及時性和豐富性特點。但是電視臺新聞在傳播中也存在不易儲存的缺點，很多受眾群體在收看一次電視新聞報道后，難以對新聞中的事件有深刻印象。這就不但需要電視新聞編輯在新聞策劃上下工夫，還要求電視新聞編輯在日常工作中全面掌握電視臺新聞的特征，看到電視臺新聞優點的同時還要看到其缺點[2]。

電視臺新聞編輯在新聞宣傳中，應該實行反復宣傳與重點宣傳相結合的宣傳方法。反復宣傳就是對一件新聞事件進行報道的過程中，要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來進行報道。重點宣傳是在進行新聞事件宣傳中，對某一問題進行集中、重點和深層次的宣傳。在宣傳中實現人盡皆知的效果，兩者方法不同，產生的效果也不同。不過兩種方法都需要新聞編輯掌握一定技巧才能實現，并不是簡單的重復。新聞編輯在新聞報道中選擇合適的方法增強新聞報道的宣傳力度，拉近新聞與群眾的距離，提升電視臺新聞編輯策劃的核心競爭力。

新聞內容要求客觀真實，并要結合主觀描述，在對新聞進行編輯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新聞編輯工作人員應該能夠滿足新聞報道的要求，新聞編輯工作人員是新聞業繁榮發展的基礎，新聞編輯工作人員具有優秀的職業素養和專業的工作能力，才能使信息得到傳播。

新聞編輯的工作對象是新聞，新聞的實效性與客觀性使得新聞編輯與其他文字編輯有明顯區別。電視臺新聞編輯應具備基本的政治素養，新聞具有明顯的政治性，對于一名電視臺新聞編輯來說，應不斷增強自己的政治基礎，培養自身的政治素養[3]。電視臺新聞編輯的基本職業能力就是具有編輯能力與編輯素養。不具備編輯實務能力無法勝任新聞編輯這一崗位。新聞報道內容要經過新聞編輯的能力來體現，電視臺新聞編輯在面對新聞素材時，是展現其優秀編輯素養的時刻。要呈現優秀的新聞，不但要真實且具有實際意義的新聞內容，還需要新聞編輯發揮出自身的能力，新聞編輯首先應能夠對新聞素材有整體定位，再對新聞素材進行分類整理，其次要能夠在眾多的新聞素材中找出重點，并在新聞報道中突出新聞主體。電視臺新聞編輯人員整理新聞素材的過程，是對新聞素材進行把握的過程，是體現新聞編輯人員編輯能力的重要階段，在對整理好的新聞素材進行編排時，將展現新聞編輯人員的思想。作為合格的新聞編輯人員必須能夠對新聞有感性認識，并具備豐富的理論知識。

在新聞工作中以理論指導實踐，追求新聞內容的真實性，將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電視臺新聞應該是對社會真實的反映，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新聞編輯具有良好的新聞素養。電視臺新聞編輯的工作不僅僅要對新聞素材進行文字處理，還要將文字新聞內容與圖像、聲音相結合[4]。電視新聞給受眾的是視覺聽覺多層次的感官享受，新聞編輯人員要結合新聞內容對呈現的畫面進行剪輯工作。畫面剪輯工作中新聞編輯者應該具備良好的邏輯思維，在進行剪輯前對新聞內容了解清楚，按照事件的發生順序對畫面進行剪輯。另外，科技不斷發展，電視技術及編輯系統也在不斷升級，新聞編輯應該具有發展思維，增強系統操作能力的提升。

3 結論

電視媒體競爭激烈的同時也在快速發展，可以說當今時代對于電視媒體來說是一個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電視臺新聞媒體在這種環境下，應該發展自身能力，通過有效的手段來提升新聞編輯的核心競爭力，提高電視新聞質量。電視臺新聞編輯在實際工作中要重視受眾的地位，以為人民服務為原則，在新聞策劃方面增強創新意識，使新聞更具有吸引力，擴大新聞受眾范圍。電視臺新聞編輯要嚴格要求自己，在掌握了扎實的電視新聞策劃編輯能力后，實際工作中還要不斷學習，豐富自身的能力與理論知識。

參考文獻

[1]葉晨星燦，陳慧慧，凌玲.提升網絡電視臺新聞節目核心競爭力研究[J].青春歲月，2013，12：122，121.

[2]武娟.淺析我國地方電視臺民生新聞的核心競爭力[J].科技與創新，2014，20：117-118.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第4篇

    談及經濟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經濟政策”這一概念。一般認為,經濟政策是指經濟政策主體在某種特定的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的基礎上,采用經濟政策手段,去實現某種經濟政策目標的行動或者行動方針。經濟政策和經濟法律、法規都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兩者的職能都是為了實現對國家經濟的管理,追求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共同目標。法律都來源于人民意志,統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體現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經濟法律、法規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規范化,可以說,經濟政策是制定經濟法律、法規的依據。但經濟法律、法規不是經濟政策的簡單重復。因為在經濟政策法定化過程中,要進行修改、提煉、廢棄一些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不符合現實和發展需要的內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經濟法律、法規,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經濟政策。雖然經濟政策和經濟法律、法規一樣,都是根據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要求制定的,但經濟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而經濟法律、法規則是比較正確地利用了客觀經濟規律,并把經濟規律法定化、制度化。經濟政策的“活躍性”區別于經濟法律規范的“穩定性”。當國內或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時,應對的政策會及時的隨之調整變化,及時有效的解決各類問題和矛盾;與之相對的是經濟法律、法規的穩定性,其調整的對象在一定范圍內是固定不變的,這是由其法的本質所決定的。經濟政策的“指導化”區別于經濟法的“具體化”。由于經濟政策是黨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經濟工作的方針、原則和路線,不可能很具體,一般都較為原則。而經濟法律、法規則是組織、管理經濟的重要工具,具體規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違反規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責任,用以調整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從經濟法與經濟政策的關系來看,經濟法是經濟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現,也就是說,經濟法體現了一國現行經濟政策,是通過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經濟政策,二者是一種“表”與“里”的關系。與此同時經濟政策除了通過經濟法表現以外,還有其他表現方式,如國家和政府的經濟決定、經濟通知、經濟發展建議等,它們都是統一于一個國家總政策和基本經濟政策的。但經濟法不同于其他表現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將現行經濟政策中適于實踐與發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內容加以系統化、規范化,從而形成相對穩定的經濟法律規范。法律化后的經濟政策由于帶有法律的“頭銜”,因此具有強制執行力與規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經濟法的重要特征。經濟法的其他一切表現,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政策性展開的,如靈活性、多樣性、實踐性等。

    二、經濟法的政策性

    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法的基本內容,同時經濟法又體現了經濟政策的各項任務。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四條以“國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扶持發展居民住宅建設,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為發展目標。這一發展目標是經濟政策,但通過法的基本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并在該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對城市房地產的開發、交易等作了細化規定。又如,產業政策對經濟立法也有很大影響。《反壟斷法》作為“經濟憲法”、“經濟基本法”,雖然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過遏制壟斷和限制競爭等行為以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國自2008年實施的《反壟斷法》標志著政府要充分發揮“市場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自由競爭,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則僅為補充和糾正市場經濟的自身不足,為自由競爭創造必要的條件和環境。可以說,現代國家基本上都奉行這樣的基本經濟政策,即自由競爭和國家適度調節。而“適度調節”是因國情而異的,因時而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數國家所認同,即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必須適可而止,絕不能過分干預市場主體的活動。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國為例,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調整經濟政策以應對社會問題,以國家干預理論為指導的政府出臺大量經濟政策解救美國經濟。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過度的干預使市場本身的各項優化職能得不到充分發揮,故又不得不因時因事的調整各項政策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使市場的自身職能得到最優的發揮。政策的變化也推動著法律的變化,二者在變動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著能更快適應社會、更加切實解決現實問題、更加有效地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前進。正是順著這條前進方向,如今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的經濟法現在基本已形成以競爭法為核心、以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為側翼的法律體系。因此,政策因經濟形勢或其他社會需要而經常發生變化,經濟體制也非一成不變,經濟法也受其影響而處于變動之中。如為了應對國家保護中小企業的產業政策,我國《反壟斷法》規定的壟斷協議豁免事項包括“為提高中小經營者的經營效率,增強中小經營者競爭力的”,專門對中小經營者做出了壟斷協議豁免規定;根據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條約,德國修改《聯邦銀行法》,把對貨幣和金融的控制權交給歐洲中央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起在巴黎簽署《禁止超越國際的賄賂行為條約》后,締約國則需相應地制定或修改國內法,以禁止企業為取得合約而向外國官員提供好處。經濟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樣體現在執法與司法領域,并非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要通過經濟法的形式表現出來。

經濟政策變化范文第5篇

環境經濟政策已逐步成為我國環境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而對我國環境問題產生原因理論上更深入的認識以及我國新時期、新階段面臨的國內國外新問題，一方面越發凸顯了作為連接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切入點的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給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

中國環境經濟政策理論研究與實踐

“直接管制”類環境政策的管理實踐困境催生環境經濟政策由社會經濟活動的純經濟性和行為的無約束性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性，是環境問題形成的理論根源。同時，由于自然環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質，因此“直接控制制度”從一開始就成為環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國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時”等8項制度為框架的環境管理制度和政策體系，就大部分屬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國長期主要依賴行政手段控制環境污染，實踐證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內可能能夠獲得較大的環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識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會成本過高，在有些領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政策制定者開始重點研究和運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礙甚至能夠刺激經濟發展的經濟激勵制度——環境經濟政策。對環境問題成因更深入的理論認識，使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實踐越發受到重視除去極少的純粹由自然效應和自然災害所導致的環境污染事件外，絕大部分環境污染都是由于人類的各種行為所造成的，而人類行為歸根結底可以分為兩類，即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為此，七次環保大會明確指出“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具體來講，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我國單位產出的資源能效消耗遠高于先進國家，重投資貿易輕消費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使我國污染形勢復雜、污染事故多發、污染留在國內、產品出口國外現象嚴重，無節制、不公平的消費模式極大地加速了資源和環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時期環境政策的制定應圍繞“優化生產方式、引導消費模式”這一核心要求展開，而能夠基于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全流程制定相關措施，統籌兼顧投資、出口、消費三方面的發展與保護的環境經濟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應用。

新時期、新階段的新問題及外部新挑戰對環境經濟政策提出新任務、新要求

一是我國現有的資源環境壓力巨大，由于資源匱乏、環境脆弱、人口眾多、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環境監管滯后等歷史和現實原因，導致我國當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比任何國家都要突出；

二是發展的新階段可能帶來新的資源環境問題，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500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前一時期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各種矛盾可能集中爆發，加之該階段我國發展將面臨后工業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國可能面臨新的資源環境問題；

三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我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提出了新挑戰，當下發達國家可能集體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產泡沫破滅、資產價格下跌、失業率高企、消費低迷等現象同時出現，在金融領域去杠桿化并重啟國內制造業，國際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同時，以我國限制9種原材料出口案敗訴為標志的資源環境領域的貿易爭端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極大地壓縮了我國一直以來倚重的通過貿易限制保護資源、倒逼環保升級的政策空間，國際貿易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應用仍存諸多問題

一是對環保的促進作用還有限，“十一五”時期，以污水處理收費政策、脫硫電價補貼等為代表的環境經濟政策對促進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減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對大規模污染源（如火電廠和污水處理廠）外，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工作整體進展緩慢，市場機制在污染防治、生態保護和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企業節能減排的內生性動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種類少、作用小，綠色貿易、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等能夠有效促進先進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受重視不夠、研究不深、實踐不廣，目前上述政策的應用基本僅停留在通過限制落后來倒逼污染治理和環保升級上，而對能夠通過環保優化發展的鼓勵先導類的貿易、信貸和金融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和應用的還非常少；

三是對環境經濟政策政策效益的評估尚待深入，區別于傳統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對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機理復雜、政策協同運用多，導致其政策效益較難評估，具體體現在，首先，缺乏對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環境效益的評估，比如綠色信貸政策，對其效果的評述僅局限于“4萬余條環境違法信息、7000余條項目環評審批驗收信息進入銀行征信管理系統”。其次，缺乏對大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效益的評估，各項環境經濟政策減少了多少污染、減少了多少資源消耗等資源環境效益，相對來說較好估算，但是，其具體減輕了多少環境代價、取得了多少的經濟效益、相對備選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較少。

再次，對環境經濟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評估，整體上進展緩慢。新時期環境經濟政策的體系在認清國情、妥處世情的基礎上，七次環保大會制定了“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總基調，提出了“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保新道路”的總要求，指導“十二五”時期環保工作的開展。七次環保大會為新時期、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為連接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賦予了新任務、提供了新機遇,具體來講，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和要求。

一是要從宏觀層面研究制定覆蓋再生產全過程的環境經濟政策。針對經濟活動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均存在環境污染的現象，應有針對性地設計研究相關政策手段從而建立覆蓋整個經濟活動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影響企業生產環節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有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環境財政、環境稅/費政策，其中，來自金融機構的資金是企業生產活動得以維持的根本，因而綠色金融政策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生存；環境稅/費政策一方面通過懲罰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內部化，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通過優惠政策來激勵企業改善自身環境行為，降低企業生產成本；而環境財政政策通常為激勵性政策，通過補貼或轉移支付的形式來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影響商品消費環節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綠色采購政策、環境標志產品認證政策、環境稅/費政策和信息公開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側管理，其中，綠色采購、環境標志產品認證和信息公開政策可直接引導各消費主體選擇環境績效較好的廠家生產的商品或本身環境污染較輕的商品，而環境稅/費政策通過增加或降低消費者的消費成本，引導綠色消費。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可有效降低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環境污染事故發生的風險。綠色貿易政策旨在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可以鼓勵生產過程中污染輕、生態影響小的產品出口，從有針對性地抑制和鼓勵國外消費的角度，引導和倒逼國內環保升級。上述多環節、多層面、多角度且各有側重的環境經濟政策，為達到刺激內需、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質量的政策目標，從“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民生改善”這個聚集點和連接點，直接提供了靈活、有效的備選政策工具組合。#p#分頁標題#e#

二是從中觀層面研究制定針對特定區域和行業的環境經濟政策。針對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的環境問題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開展工作，就是牽住了環保工作的“牛鼻子”。電力行業和鋼鐵行業是典型的高硫、高氮行業，二者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工業排放量的60％左右，造紙行業和印染行業的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占工業排放量的40％左右，控制住了四個行業的排放總量，就為總量減排目標的實現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我國的大氣、地表水、地下水、重金屬等污染，均呈現典型的區域化特征，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粒子導致的灰霾天氣，湘江流域、“錳三角”等區域的重金屬污染等，如果能夠針對區域性的問題出臺一些地區性的環境經濟政策，或是將一些主要環境經濟政策的試點選擇在重點區域，將對區域性的環境質量改善起到巨大支撐作用。具體來講，主要有針對重點行業和區域開展排污交易試點，針對重點行業深入開展差異對待、兼顧獎懲的綠色貿易和綠色信貸研究，在區別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對電、水、氣等涉及民生的資源產品實行有區別的價格政策，以及完善旨在維護區域間發展與環保機會公平均等的生態補償和綠色財政政策等。而且，上述中觀層面的環境經濟政策，一方面是促進總量減排、質量改善和風險防范等環保重點工作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是促進環境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和改善環境基本人權、更好地發揮環保在服務民生中的重要作用的政策保證。

三是從微觀層面研究制定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環境經濟政策。直接運用價格、稅收、財政、金融等經濟調節手段，給予經濟主體足夠的激勵，將環境問題內化到企業的決策過程中，成為其決策的變量，這樣企業在做決策之前就會像考慮勞動力與資金成本一樣，將對所采取的行動作為一個決策因素，或是將保護環境本身作為一種可贏利的事業加以發展，從而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具體來講，該部分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資源定價、綠色稅收、環保投資、綠色保險、綠色證券、排污收費等。這是為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污染防治、生態保護和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催生企業節能減排的內生性動力而進行的資源環境改革的關鍵環節，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