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資源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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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企業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F23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1-0-02
一、礦產資源企業開展安全生產內部審計的必要性
1.開展安全生產內部審計是提高安全管理的需要。通過國家安全整治力度的加大，近幾年安全事故總體下降，但是每年仍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巨大威脅，重特大事故常發，安全生產基礎建設比較薄弱、安全責任落實不到位、排查隱患不徹底，法規體系不健全，安全投入不足。建立安全生產內部審計制度，及時排查安全隱患，確保安全法律法規貫徹落實，實現企業安全生產，是礦產資源企業提高企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一項新舉措。
2.開展安全生產內部審計是提高企業內部控制的需要。2010年4月，五部委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首次將企業安全生產列入內部控制范疇。內部審計作為內部控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對內部控制的適當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發表檢查意見，行使監督職責。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部門應對生產經營活動中的安全方面的內部控制制度和舉措開展監督評價，使內部審計成為完善企業內部控制、防范安全隱患的重要行動。
3.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方法的需要。風險導向審計強調以戰略觀和系統觀思想指導重大錯報風險評估和整個審計流程，對于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部門而言，其審計風險主要來自財務舞弊和安全生產出現的風險，在傳統“查錯防弊”功能的基礎上有了更高的要求。傳統的內部審計忽略企業主要風險，已不適應礦產資源企業安全生產的發展和需求，因此，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工作必須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應用風險導向審計將工作重心前移。
二、礦產資源企業安全生產內部審計存在的不足
（一）內部審計定位欠科學
礦產資源企業大多屬國有企業。這決定了其管理體制深深地刻上了行政干預的烙印。企業沒有充分實現自主管理，內部審計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審查所取代，導致其職能定位不清，主要表現在內審部僅僅從事財務審計和內審部在公司治理中的領導歸屬欠科學等方面。
（二）內部審計獨立性有待加強
內部審計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其一方面要保持獨立性，對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情況進行客觀評價，另一方面又要協作管理層提升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水平。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目標之一是確保生產安全，如果出現問題，證明內部審計部門沒有做足安全生產審計工作。因此，為了使礦產資源企業內審部能充分發揮安全生產中的防范及監督職能，必須授予內部審計人員更高的權利，增強其獨立性。
（三）內部審計人員執業水平不理想
礦產資源企業安全生產的內部審計，主要是檢查安全管理機制是否建立健全，現場管理、技術管理、隱患排查管理、安全教育培訓、事故處理和應急管理是否得到落實等進行的審計。這就要求內部審計工作人員不僅要掌握會計、審計、法律等相關知識， 還要掌握采礦、工程、機械等方面的知識。
但是礦產資源企業由于工作重心在提高產量、追求經濟效益，核心骨干力量和技術人員都被安排在生產第一線以及和生產直接相關的部門。有些內部審計人員是從其他輔助部門（如工會、紀委等）調到審計崗位的，以前所接觸的業務比較單一，知識面較窄，缺乏現場檢查的經驗，并且沒有得到專門的培訓。因此，他們風險觀念淡薄，審計風險考慮較少，對管理上的漏洞，操作上的不規范敏感度不夠。人才的缺乏導致審計部門無法有效開展內部審計工作。
三、建立礦產資源企業現代安全生產內部審計初探
（一）內部審計重新定位——提高權威性和獨立性
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的兩大對象是財務收支和安全生產。財務審計是由總經理下屬的審計部執行。審計和會計是天然的監督與被監督關系，總經理領導下的審計部其職責是代表總經理對財務部日常財務收支情況進行審計，聯系的對象主要是財務部。因此，財務審計相對有效率，也易于執行。但是，安全生產審計不同，一方面，由于行業的特殊性，安全生產審計肩負著更大的責任；另一方面，安全生產涉及到企業幾乎所有的部門，因此審計工作協調更困難，風險也更大。
（二）內部審計應服務于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
內部控制是指經濟單位和各個組織在經濟活動中，建立的一種相互制約的業務組織形式和職責分工制度。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與經營者之間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力與責任關系。內部控制與公司治理有很多共同點，但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側重點不同。公司治理更注重企業整體的把握，包括權責劃分以及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內部控制則強調企業各部門日常生產經營中相互配合，相互監督，明確責任。
1.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服務于內部控制
審計委員會領導下的內部安全審計小組擁有較強的權威，人員構成多樣化，多學科背景的審計團隊能滿足提高內部控制的要求。
（1）通過內部審計督促安全生產管理部門建立安全檢查日報告制。由于礦產資源開采屬高危險行業，一旦發生礦難將會給國家、人民和企業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礦產資源企業生產管理部門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內審部通過執行工作敦促其在作業人員每天下井前進行如下檢查：通風設施是否完備、電路是否受損、緊急通道是否暢通、瓦斯是否突出、作業人員身體狀況是否良好、安全設備是否隨身配備等，并形成文字記錄，由檢查人員簽字向管理層報告。內部審計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對報告情況進行檢查。
（2）通過內部審計督促安全生產管理部門定期對員工進行安全作業培訓，培育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職工在長期作業過程中形成的安全價值觀念和科學操作習慣。礦產資源企業建立安全文化是確保安全生產的重要舉措，可通過職工崗前培訓、在職教育、模擬演練和技能大賽等多樣化形式進行。
（3）通過內部審計督促總經理制定緊急預警機制。當作業人員發現危急情況時，向安全管理部門報告沒有得到及時處理后，可直接向主管安全生產的副總經理或總經理報告，特殊情況下可自行緊急疏散信號，并事后做出現場情況書面報告。
（4）通過內部審計工作對安全生產專項費用的撥付和使用情況進行檢查。礦產資源企業每年應從營業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安全生產專項基金，用于安全知識培訓支出，安全設備購置支出、外部專家安全咨詢支出等。內部審計部門每年末對費用的提取和使用情況進行檢查。
2.礦產資源企業內部審計服務于公司治理
（三）安全生產內部審計內容
對安全生產進行內部審計時，應從安全規章制度、隱患排查與治理、事故報告及處理、安全投入、應急救援等方面進行重點檢查。（見表1）
表1 礦產資源企業安全生產內部審計評價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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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企業范文第2篇
摘 要 投資并購海外礦產資源,建立海外資源戰略基地,已成為中國鋼鐵企業發展的一個趨勢。本文分析了中國鋼鐵企業海外并購的動因及影響因素,并對中國鋼鐵企業海外礦產資源并購策略提出一系列的建議。
關鍵詞 鋼鐵企業 海外并購 策略
一、中國鋼鐵企業海外礦產資源并購的動因
1.中國鋼鐵企業對進口礦石的依賴度持續提高
據中國海關總署日前的數據顯示,我國2009年進口鐵礦石6.2778億噸,相較2008年的4.4345億噸增長41.6%,顯示中國鋼鐵業對鐵礦石的需求在2009年的強勁增長。而國產鐵礦石增量有限,產量增速低于進口礦。同時,國內鐵礦投資也呈現增速回落的趨勢。
2.國際采礦與金屬上市公司市值滑落帶來并購良機
到2009年底,一系列環球企業不可避免地走向倒閉,而一些企業在償還債務的壓力之下自行變賣資產等,將會導致不少財務交易項目的發生。隨著最近采礦與金屬公司市值的滑落,對于目前手頭有現金外匯的中國鋼鐵企業是有優勢的,對于迫切需要礦產資源的中國鋼鐵企業來說,這將是投資的好機會。
3.政策扶持及豐富的外匯儲備為并購提供支持
金融危機下,國外部分礦業公司由于經營成本偏高,融資困難,希望尋求新的合作伙伴和發展機會。而對于有實力的中國大型鋼鐵企業來說,這正是實現低成本建設和海外擴張的大好時機。同時,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也意味著巨大的金融風險,通過推動鋼鐵企業開展跨國收購,獲取海外礦產資源,借助市場的力量,將外匯儲備轉換成鐵礦、煤炭等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資源儲備來規避風險,對我國金融安全和資源安全具有雙重意義。
二、影響中國鋼鐵企業海外礦產資源并購成效的因素
1.企業非財務性因素
首先,國家政治風險。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對稀缺資源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劃分在所難免。因而中國企業在礦產資源領域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在一定時期內必然呈上升態勢,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障礙之一。
其次,政策風險。我國沒有專門的海外并購投資法律體系,與對外投資相關的國內立法與國外立法也不協調,我國企業財務管理制度與西方比有較大差距,缺乏海外并購的金融與財稅政策。同時,如果礦業項目所在國稅收、勞動用工、外匯管理、環境保護等政策發生變化,可能會導致投資和生產成本增加,預期收益降低。
第三,社會文化風險。主要指礦業項目所在地區的宗教和人文給項目帶來的不良影響。我國鋼鐵企業對投資地區由于社會制度不同而形成的“軟環境”卻很少顧及,這往往導致在處理諸如勞資關系、問題等突發事件時經驗不足,從而造成損失。
最后,勘探、開發建設及采礦等技術可行性風險。勘探風險是指對礦床的特征不能完全確定,發現的礦點成為經濟礦床的概論低。開發建設風險主要是礦床工程地質和水文地質條件的變化會導致工程設計的變更、工程進度延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增加,以及工程質量降低。常規成熟的采礦工藝技術一般風險不大,而新的工藝技術則存在一定的風險。
2.企業財務性因素
首先,企業價值評估風險。目標企業價值評估是企業海外并購的基礎性工作,是決定海外礦產資源并購成敗的關鍵環節之一。對目標企業價值進行評估,以便確定理論上的合理價格和收購所需成本,該工作的前提是必須依據詳實的企業信息、科學的評估方法以及合理的評估體系進行的。否則,將會對企業的價值評估過高或過低,這將直接影響評估效率。
其次,融資風險。企業海外并購融資風險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a.并購企業的資金結構;b.企業負債經營過度,財務籌資風險惡化;c.匯率波動風險;d.國際稅收風險;e.目標企業所在國的政治風險。
第三,外匯風險。海外開礦,出售的礦產品以美元計算向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銷售,而成本支出則以所在國的貨幣計價。當所在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出現變化時,所在國貨幣升值,礦石成本增高,企業經濟效益受損;所在國貨幣貶值時,礦石成本相應下降,企業經濟受益。同時,也會使我國鋼鐵企業海外并購時面臨貨幣錯配風險,即以外幣計價的海外子公司資產存量在以人民幣計價的國內母公司賬戶上貶值。
最后,利率風險。由于進行海外礦產資源并購所需資金龐大,企業一般都要到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如果利率上升,就會使借貸資金的成本上升,企業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支出,遭受損失,這就是利率風險。
3.整合因素
并購整合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整合兩個企業的文化、組織、管理、業務、人員和客戶等,以求獲得協同效應。依據貝恩管理咨詢公司的一項關于并購失敗的調查研究,從全球范圍內企業并購的失敗案例分析,80%左右是直接或間接地因企業并購后的整合,而只有20%左右的失敗案例出現在并購的前期交易階段。
三、中國鋼鐵企業海外礦產資源并購策略建議
礦產資源企業范文第3篇
新能源產業是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確定的七大新興產業之一，主要包括核能、太陽能、風電和生物質能。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不僅是我國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調整能源結構、推動能源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更是擴大內需、拉動投資、增加就業，進而應對金融動蕩的有力手段。新能源產業的蓬勃發展孕育著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既是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也是搶占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美國政府把未來戰略產業的設想納入宏觀規劃，并把目光鎖定在以新能源為核心的新興戰略產業上，奧巴馬政府上臺后不久就推出了“美國復興與再投資計劃”，促成《2009年恢復與再投資法》和《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的通過，聚焦于開發新能源及環保節能，通過立法制定能源政策、預算資金傾斜、補貼等多種方式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日本政府也通過激勵、政策法規、價格手段等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在《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可再生能源法》、《關于完善農林生物質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以及《風電并網技術國家標準》等政策的支持下，我國新興能源產業呈現出有史以來最好的發展勢態。新興能源規模不斷擴大，在一些重要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政府鼓勵政策不斷出臺，標準逐漸完善，市場逐步健全，呈現出積極的發展態勢。
2011年3月，我國《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已通過國家發改委的審批，上報國務院，預計未來10年我國新能源投資將達5萬億元。國家將綜合運用貸款貼息、風險投資、償還性資助等多種投入方式，對新能源產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給予重點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具有高投入、長周期、多關聯等特點，尤其是面臨大額資金需求，以支撐初期技術研發至后期的示范推廣，而風險資本具有承擔高風險、謀求高回報的特點，對新興能源產業具有較強的偏好，對新能源產業的投資也呈上升趨勢。
1 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特征
“十一五”期間，我國新興能源產業尚處于技術攻關和工程試驗階段。作為一個新興產業，新能源產業需要經歷技術突破、產業化、市場培育等一系列起步和成長階段，才能邁上健康發展軌道。新能源產業的獨特性使其有別于現有的傳統產業，對經濟結構具有重要影響，其有如下特征：
（1）新能源產業技術研發的高投入 。新能源產業屬于技術密集、知識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科技產業，以重大的技術突破和發展需求為基礎，需要持續的技術改進和創新。技術研發的高成本使得新能源企業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并且由于技術難度高，新能源行業的投資額較大，如光伏產業動輒幾億、幾十億元的投資。因此，擁有核心技術、專利技術的企業在新能源產業鏈中具有較大的話語權。
（2）新能源產業子行業之間的低技術關聯度。新能源產業的覆蓋范圍較廣，涵蓋太陽能、風電、生物質能和核電，行業之間的技術關聯度不強。如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技術屬于電子科學領域，風能利用更多的是機械科學的應用，因而各成體系，是非常獨立的產業。如太陽能光伏產業的源頭是硅，有些太陽能企業是從電子企業演變而來的，而風電產業主要屬于機械加工業，因此很多風機設備企業是從機械加工業演化而來的。
（3）新能源產業子行業發展成熟度不一致 。社會對新能源行業的需求正處于快速增長階段，隨著國家對節能減排政策的不斷深化和能源需求與供給關系的日益緊張，新能源的市場需求空間不斷增長，刺激更多的企業進入該行業，同業競爭激烈，但是子行業發展成熟度不一致，處于不同的發展周期，太陽能和風能都較為成熟，而核能和生物質能的廣泛應用需要較長時間。（4）新能源產業的后期示范推廣需要大額資金。從技術開發到后期推廣，唯有技術快速商品化才能實現技術能力向競爭實力的轉變，新能源產業在初期由于技術開發需要大額資金投入，在后期示范推廣中由于市場的不確定性、同質企業的競爭、公司擴張等同樣需要大額的資金投入。
2 我國新能源產業分布狀況及發展瓶頸
2．1 我國新能源產業的分布狀況
目前，全國范圍內上市的新能源企業有87家，風險資本（包括PE和VC）融資企業達到205家。從上市和未上市新能源企業的分布來看，位居前6位的省市均相同，分別為北京、江蘇、廣東（除深圳）、上海、深圳和福建。北京和江蘇兩地的上市和非上市新能源企業數量均位居前2位。從整個產業布局來看，目前，新能源上市和非上市的地區分布主要集中在3塊：北京、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廣東珠三角地區。上述3個地區的新能源上市企業和非上市企業分別占據全國的65．5％和62％。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分布之間存在較大的依存度，其中北京主要聚焦于節能環保，依托于北京大城市，具有較大的發展前景；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同樣聚焦于節能環保，浙江和江蘇除了節能環保以外，在太陽能子行業中的發展也較為成熟；在廣東珠三角聚集的新能源企業中，節能環保同樣占據較大比重。節能環保企業更多地存在于發達城市，可以將研究成果迅速應用于龐大的商業需求，對企業發展較為有利。目前，江蘇已初步形成太陽能產業集群，代表性企業有無錫尚德、林洋新能源、中電光伏、阿特斯及天合光能等。除了產業集群企業之間的依存之外，由外界條件形成的風能行業主要分布在新疆，具有代表性的企業有金風科技等。
2．2 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瓶頸
我國的基礎設施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傳統產業均在快速發展的通道之中，面臨龐大的需求和投資空間，在產業結構較復雜的局面下，新能源產業發展依然存在諸多問題，這些瓶頸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風險資本在新能源產業的介入程度，影響新能源產業的發展。目前，各細分產業的主要問題有：
（1）太陽能有產業沒市場。我國太陽能產業有13家企業實現海外上市，與快速發展的光伏產品市場相比，我國光伏發電產品的市場應用還很少，目前主要用于解決偏遠地區和特殊行業的用電問題，與海外市場旺盛需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內“有產業，沒市場”，對太陽能這一綠色、清潔能源的應用相對滯后。
（2）風電產業同質化競爭加劇，集中化趨勢加強，僅華銳風電、金風科技、東方電氣3家風電整機企業所占的國內市場份額合計已近60％，買方市場壓縮了設備制造商的利潤。同時，國家產業政策發生較大變化，工信部公布的《風電設備制造行業準入標準》（征求意見稿）中規范風電行業發展力度增強，提高了公司進入風電行業的門檻。
（3）生物能源產業發展面臨諸多問題：生物質資源不足、品質不佳、收集困難、難于轉化；生物質催化與轉化效率低下，過程能耗和水耗高；生物轉化工藝難以低成本規模化放大；生物能源終端產品品質不佳、產品標準欠缺等。盡管新能源產業面臨上述問題，但是風險資本對新能源產業的投資增長迅猛。
3 我國新能源產業風險資本介入現狀及問題
新能源產業在上升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高度的同時，受到資本市場的熱捧，風險資本在新能源領域的角逐已十分激烈，呈現如下特征及問題：
（1）風險資本投資的企業以中后擴張期為主。風險資本投資早期和獲利期相對較少。早期的新能源企業與風險投資之間幾乎沒有交集，這不利于新能源企業的快速發展。處于成長早期的企業由于技術、市場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低估值性等因素，發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風險資本的介入處于觀望狀況。同時，位于獲利期的新能源企業，備受風險投資機構的親睞，各方角逐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上市不一定可以彌補進入成本，使得風險投資機構在激烈競爭的同時保持審慎態度。
（2）風險資本投資數額巨大，政府資助有缺口。由于風險投資階段的中后期偏好，使得發展初期的企業成長較為艱難，而政府扶持金額難以滿足新能源成長的需要。CVSource中新能源企業首輪投資平均數額為800萬美元，達到了千萬人民幣的數量級。相對于政府創新基金、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最高不超過200萬的限額，顯然單靠政府的優惠扶持措施只能杯水車薪，對新能源企業的成長難有顯著影響。同時，由于風險資本追逐較高回報、高成長性的企業，良好的企業項目投資數量有限，大多數企業更多地依賴于銀行貸款或是政府方面的創新基金和資金扶持政策，因此，大多數早期階段的新能源企業的資金需求存在嚴重的缺口，而目前政策方面提供的資金扶持額度遠遠不夠。新能源企業的融資需要難以得到滿足，風險投資的中后期偏好使得兩者之間存在資金缺口。帶動風險投資向早期階段移動成為關鍵，亟待相應的政策法規出臺，以推動風險資本更好地投資早期階段的新能源企業。
（3）風險資本介入新能源企業以A輪投資為主。上述205家非上市新能源企業中以風險投資進行資金募集的企業有159家，共發生191次投資事件。在159家接受風險資本融資的企業中，A輪投資事件有148件，占77．5％；B輪投資事件有33件，占17．3％；C輪和D輪投資事件分別占3．6％和1．6％。可見，風險投資對于新能源企業的投資仍較多地處于A輪階段，對于新能源企業的成長及進一步的發展情況還處于觀望狀態，對于新能源企業未來的預期并不明晰，由此折射出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新能源企業的發展、成長至形成成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4）風險投資在新能源產業細分產業投資的比重不同。最受親睞的是環保節能產業，其次是太陽能產業，再次是風能產業，然后是生物能源。在新能源產業細分產業的投資具有差異性，環保節能產業相對處于蓬勃發展中，其涵蓋的范圍較廣，從清潔能源、清潔技術、廢物處理、水處理到污染控制，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太陽能和風能產業對并網的配套措施具有較高要求，并且也只有在并網配套措施較完善的前提下，太陽能和風能產業才可能保持持續、穩健的增長，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新能源并網的對接辦法、技術標準都沒有完善的政策保障和實際行動。另一方面，太陽能和風能產業的發展雖走在新能源的前端，但企業重量不重質，缺少技術創新，使得發展面臨瓶頸期，風險投資對這兩個產業的投資正由激情走向理性。
（5）風險機構的增值服務有待完善。為創業企業提供增值服務（Value Added Service），是風險投資不同于一般投資的重要特點，增值服務指的是風險投資機構除了向創業企業提供資金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參與創業企業的管理為創業企業提供一系列旨在使企業價值增值的服務。而目前，風險機構與新能源企業的矛盾層出不窮，風險投資家為投資設定苛刻的對賭協議，缺少與企業共同成長的指導和扶持，磨合的過程相對較長，這與企業忽視風險資本在企業發展中的定位不無關系，企業需完善治理機制，解決與風險資本的持股分歧。總的來看，目前存在較大的兩個問題是資金缺口和新能源產業發展的結構化問題。從實驗室發明到發明市場化、產業化乃至新興產業集群化的過程中，資金鏈如同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一旦出現斷裂，將會影響整個系統的形成與演化。另外，我國新能源產業整體技術含量不高，難以走出技術困境，未找到真正可持續發展的迸發點。
4 促進新能源產業風險資本介入的對策
基于風險投資的中后期投資偏好，以及目前國家對風險投資的多種運用方式，如創新基金、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基金中的基金等，從政策、制度、提升風險投資效率等方面，對引導風險資本向新能源企業進行早期投資給出如下建議：
（1）以公共風險資本帶動私人風險資本，促使新能源企業投資向早期移動。政策的強力支持是關鍵，政府需要制定詳細的引導政策，確保私人風險資本利益最大化，同時降低公共風險資本的投資風險。公共風險資本在政策的扶持上享受優勢，但更注重社會效益，而私人風險缺少政策上的保證，卻有高逐利性的特質，在政策制定中應著重圍繞以公共風險資本帶動私人風險資本的思想，使私人風險資本享有相關優惠政策，并且雙方協議共同投資，在出資比例上進行商榷，使得私人風險資本盡可能多地得到高回報，而同時公共風險資本也可以減少投資風險。最后，逐步完成由公共風險資本主導到私人風險資本主導轉變為由市場投資體系解決新能源企業初期投資不足問題。
（2）對于新能源企業融資不足問題，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風險資本。2010年5月7日，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產業建設，引導龐大的民間資本進入新能源產業，改變風險資本中政府資金占比過高的狀況，發揮政府基金的引導作用，促進民間資本的進入，增強公共風險資本的投資能力，解決新能源企業通過銀行的創新基金融資和資金補貼不足等問題。
礦產資源企業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礦產資源；稅費體系；要素研究
[中圖分類號]F810.4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5595（2014）01-0010-04
礦產資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越來越受到各方的關注，但中國目前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情況不容樂觀，存在開采效率低下、浪費嚴重、開發過程中不注意環境保護等諸多問題。[1-2]為改變中國資源高消耗、高浪費、低產出的現狀，運用稅收手段調節礦產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的經濟利益關系勢在必行。
目前，中國礦產資源稅費主要由一稅、五費、兩價款及一個收益金組成，即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探礦權使用費、采礦權使用費、勘查登記費、開采登記費，探礦權價款、采礦權價款，石油特別收益金。現有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對中國礦產資源的合理開采具有積極意義，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資源稅定位不清、礦產資源補償費費率過低、探采分離、遺漏環保相關稅費等，因此，其不能完全起到保護國家所有者權益、促進高效開采礦產資源的目的。[3]
一、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改革原則
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是整個稅制體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要使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更加完善，應該堅持以下幾項原則：
一是尊重礦產資源開發規律原則。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只有符合礦產資源勘探開發規律，才能促進礦產資源的合理有序勘探開采。
二是協調統一原則。應該遵循國家、礦山企業和社會多方利益協調統一的原則，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既要維護國家所有者權益和穩定財政收入，又要考慮礦山企業實際承受能力和礦產資源發展，還要考慮節約利用礦產資源和保護環境的需要。
三是公平、環保、效率原則。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改革既要體現內資和外資企業、海洋和陸地之間的公平，又要能提高群眾的環保觀念，促進礦山企業保護環境并恢復礦區環境，還要促進改變中國現在“高投入、低產出”的模式，避免資源的白白浪費，提高礦產資源的開采效率。[4]
總之，中國礦產資源稅費體系重構的最終目標是既簡化稅制，又調節重要的利益關系；既保護環境、避免浪費，又提高礦產資源開采效率，同時還要建立良性的礦產資源勘查投入機制。
二、中國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構成分析
（一）礦產資源稅費種類構成
筆者在礦產資源稅費體系構成分析中發現，國家有四重身份：礦產資源所有者、勘探投資出資者、礦區土地所有者、公共事務管理者。國家要從不同的身份出發對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征收稅費。
其一，礦產資源所有者的身份主要體現在權利金方面。權利金是國家向非礦產所有人因開采礦產資源而收取的稅費，是對現行體系中的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和礦區使用費進行的合并。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和礦區使用費本質上體現的都是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這就造成了稅費性質不明、重復征收，而且礦區使用費對內外資企業規定不同，導致內外資企業之間的負擔不同。筆者建議將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和礦區使用費合并在一起征收權利金，使內外資企業一致。同時，應區別不同的礦產資源，通過采取高低不同的權利金費率，來反映礦產資源的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及其耗竭特性。
其二，勘探投資者身份主要體現在礦業權價款方面。國家向礦產勘探開采人征收礦業權價款，礦業權價款由探礦權價款和采礦權價款合并而來。探礦權和采礦權的分離使探礦活動的投資者只承擔巨大風險卻無收益補償，久而久之，探礦投資就只能由國家負擔。而實行探采合一后，探礦活動本身的巨大風險將由采礦活動可能帶來的巨額收益進行彌補，這符合“高風險高收益”的一般經濟規律，它將吸引更多的資本投資探礦活動。澳大利亞多年的實踐經驗也證明了探采合一具有可行性。[5]
其三，礦區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主要體現在礦地使用費的征收方面。礦地使用費是企業由于占用礦區土地需繳納的費用。礦地使用費反映礦業權利和礦區土地權利之間的相互關系，實際上也是土地作為一種資源要素在參與礦產資源的價值分配，它主要用于協調礦地所有權人和礦區土地所有權人的經濟利益關系。
其四，公共事務管理者的身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征收資源特別收益金和資源耗竭補貼，目的是調節礦區企業不合理的超額利潤和不同階段的利潤水平，避免產生社會不公和資源的浪費，調節不同時段的收益；二是征收環境資源稅，促進開發主體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以利于環境保護和資源開發利用[6]；三是征收勘查登記費、開采登記費并把其作為行政事業性收費。
新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如圖1所示。
（二）效果分析
新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的構建借鑒了國外市場經濟國家礦業稅費經驗，解決了中國現行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第一，完善了礦產資源稅費體系。礦產資源稅費體系的重構，避免了現行體系中的重復和遺漏相關重要稅費的問題。各稅費之間既無重復也無遺漏，并且相互配合，彌補了現行體系的漏洞，完善了礦產資源稅費體系。
第二，促進了中國礦產資源產業同國際接軌。重構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以權利金為核心，重點在于保護國家――礦產資源所有者的權益。這和國際上普遍存在的權利金制度接軌，便于礦產資源稅費根據國際慣例進行調整。
第三，促進礦產資源產業的發展，保護礦產資源的安全。重構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將探礦權和采礦權合二為一，統一征收礦業權價款，用采礦活動的高收益彌補探礦活動的高風險，可以吸引民間資本、外國資本進行礦產勘查活動，促進中國礦產資源產業的發展，保護礦業安全，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國礦產資源的對外依存度。
第四，調節礦業權人和礦區土地所有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重構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理清了礦業權使用費的定義，將其重新定義為調節礦業權人和礦區土地所有權人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礦地使用費，結構清晰，避免了礦產資源勘探開發過程中的利益沖突。
第五，提高民眾的環保意識，促進礦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重構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將以前未重視的礦區環境問題納入考慮范圍。環境資源稅的征收有利于促進礦區企業環保意識的形成，同時環境資源稅形成的專項基金用于礦區環境的保護與恢復，也有利于礦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六，調節了礦產資源產業階段性的收益差別。重構的礦產資源稅費體系單獨設立了收益調節基金，對礦產資源產業不合理的超額利潤和階段性的收益差別進行調節，并將礦山企業高收益階段征收的資源特別收益金作為后期轉產和繼續開采的耗竭補貼的資金來源，避免了礦產資源開采末期對資源的無端浪費，也為礦產企業的轉產和尋找替代資源提供了資金支持，有利于礦產資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礦產資源稅費要素相關問題
（一）權利金
1.權利金計征方法的選擇
權利金的征收方法主要有從量計征和從價計征，也有按利潤的一定比例計征的。各種征收方法分析如下：（1）如果從量計征，當礦產資源價格上漲時，權利金卻依然不變，不能很好地保護國家的所有者權益，因此筆者不建議采用從量計征。（2）如果按利潤的一定比例計征，國家需要對礦山企業的利潤進行審計監督，必定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無形中會增加國家的管理成本，不符合職能精簡的原則。另一方面，利潤跟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有關，礦產企業的利潤很難確定而且充滿著變數，權利金定性為國家基于所有權的收益，不應由國家承擔礦山企業利潤變動的風險。因此筆者也不建議采用按利潤的一定比例計征。（3）如果從價計征，當資源價格上升時，征稅增加，通過價格傳導機制，下游企業的成本增加，促使下游企業節約資源，有利于資源保護及更有效利用；目前中國在新疆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稅從價計征已擴展到全國范圍[7]，接下來從價計征將會擴展至煤、鐵、銅等其他礦產資源行業，這將為權利金的從價計征提供良好的經驗。
2.確定權利金費率需考慮的因素
權利金的計征需要根據不同礦產資源產品的市場情況以及勘探或開發的技術水平，因地因礦區（種）地確定權利金費率。對那些具有戰略地位的礦產資源（如稀土、某些有色金屬資源）制定較高的權利金費率，既可以維護國家的戰略安全，也可以體現資源的稀缺性價值，保護國家的所有者權益。對國內需求失衡的礦產資源，如果國際市場價格不高，而中國的勘探開發成本和環境成本較高，則應該制定較高的權利金費率以鼓勵從國外進口。對礦產資源制定的權利金費率必須體現礦產資源的天然差異（如賦存條件、資源品位、交通狀況及開采條件等）。[8]高品位的礦產資源，按照較高的權利金費率征收權利金；品質低劣的礦產資源，按照較低的權利金費率征收權利金，以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二）礦業權價款
礦業權價款是指國家以投資者的身份將其已進行過勘查投資形成的礦業權轉讓給他人時，收取的用于回收和補償其初始投資的金額，數額由礦業投資和礦業投資的獲利能力決定。
礦業權價款的確定不考慮國家具體投資礦山的資源稟賦和品位等問題，只考慮國家過去的勘查投入和行業的平均投資收益水平。由此，礦業權價款應包括地勘投資和地勘投資收益兩部分。為體現地勘投資的現時值，通常用地勘投資復原重置成本做為地勘投資。礦業權價款計算公式為：
P=Td+B
式中，P為礦業權價款；Td為地勘投資復原重置成本；B為地勘投資收益。
其中，地勘投資復原重置成本主要是將過去歷次國家出資勘查過程中用各種勘探手段所投入的全部實物工作量，按新的價格和費用標準進行重置，再扣除技術性貶值得到。地勘投資收益由地勘投資復原重置成本乘以同類礦種的行業平均投資利潤率得到。用公式表示即為：
Td=∑Ni=1（UiTi）（1+α）（1-β）
B=Td×K
式中，Ui為各類勘探實物工作量；Ti為各類勘探實物工作量的現行單價；α為其他地質工作、綜合研究及編寫報告、巖礦實驗、工地建筑等費用分攤系數；β為技術貶值系數；N為勘探實物工作量項數；K為同類礦種的行業平均投資利潤。
（三）礦地使用費
礦地使用費是占用礦區土地所支付的費用，因此應按占用礦區面積大小進行征收。礦地使用費金額的確定要考慮礦地的機會成本；礦地使用費的征收要考慮對礦地的影響，分勘探和開發階段確定不同的標準。因為勘探階段對礦地的影響較小，而開采階段卻可能對礦區土地造成顛覆性的影響，對土地所有權人的利益侵害也較大。所以，開采階段的礦地使用費征收標準要高于勘探階段的礦地使用費征收標準。
（四）環境資源稅
環境資源稅應從量定額征收，按生產和開采礦產資源的數量征收，以遏制無序開采礦產資源的行為。具體稅額的確定要考慮不同資源勘探開采過程對環境的影響不同而分別制定，同時還要區分不同礦產資源的戰略意義和稀缺程度。對國家稀缺且對發展具有戰略影響的礦產資源要課以重稅，通過稅收來避免資源的無端浪費。
（五）收益調節基金
收益調節基金包括資源特別收益金和資源耗竭補貼兩部分，部分資源特別收益金作為耗竭補貼的資金來源。
1.資源特別收益金
國家對礦產資源開采企業銷售礦產資源因價格超過一定水平所獲得的超額收入按比例征收的收益金稱為資源特別收益金，資源特別收益金由石油特別收益金擴大征收范圍過渡而來。由于部分世界性資源商品的價格常常受壟斷組織、國際形勢、國際投機炒作的影響而異常，在開采成本不變的條件下，可能會出現非正常超額利潤，國家應該憑借其行政管理權對某些礦產資源征收資源特別收益金，以調節資源開采企業超額利潤水平。
資源特別收益金征收數額的確定可參照石油特別收益金的征收方法，確定起征點和累進費率，根據測算的開采成本、資源企業的社會負擔及合理利潤確定其他礦產資源的起征點和費率，并根據開采技術變化等引起的開采成本變化適時調整起征點和資源特別收益金費率。
2.資源耗竭補貼
資源耗竭補貼的資金來源于資源特別收益金。在礦區企業處于開采的末期，其收益率低于社會平均收益率時予以耗竭補貼，以利于其尋找新礦體，緩解其轉產的壓力，平衡礦產資源開采企業的收益，提高礦產資源的采出程序，達到保護和節約資源的目的。
理論上講，應在礦區企業的平均收益率低于社會平均收益率時給予資源耗竭補貼，具體見以下公式：
資源耗竭補貼=銷售收入×（社會平均收益率-礦山企業的平均收益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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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產資源企業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礦產資源；相關利益主體；利益博弈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0月9日
一、引言
西部的優勢在于資源，其礦產資源豐富，是全國重要的能源戰略區域。特別是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成為國家資源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國家的工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帶動了地方經濟和相關產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西部的矛盾也在于資源。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存在著“資源低價，環境無價”的觀念，資源價值對西部的貢獻并未在經濟發展中充分體現出來，西部地區也出現了“守著煤山砍柴燒”等“富饒的貧困”現象。實證研究表明，“資源詛咒”在西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已經出現。另外，礦產資源開發也給資源輸出地帶來了一些環境外部性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
礦產資源收益分配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一直以來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礦產資源收益分配是由礦產資源產生的經濟收入在不同主體間的分配。我國礦產資源收益分配主要包括礦產資源補償費、資源稅、礦業權收益三種（楊德棟、王娜，2006）。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利益分配問題是西部社會經濟發展各種矛盾的集中體現。已有研究表明，西部礦產資源開發利益矛盾主要表現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矛盾、政府與礦業企業的矛盾、地方政府與中央企業矛盾以及政府、企業與資源地居民的矛盾；矛盾形成源于利益主體之間訴求能力差異及利益主體訴求能力差異的制度背景（王艷、程宏偉，2011）。
從現有的研究趨勢來看，我國對資源開發中利益分配問題存在很大分歧。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分配仍然不合理，所以不同利益主體在利益分配方面一直存在著利益博弈。已有不少研究致力于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博弈問題，但是對相關利益主體視角下西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博弈的分析還不夠深入，所以本文從相關利益主體視角切入，著重分析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博弈過程，并針對博弈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利益協調措施。
二、西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相關利益主體分析
礦產資源收益分配是由資源產生的經濟收入在不同利益主體間的分配。目前，我國礦產資源收益主要有三種類型：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礦業權收益。我國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國家利益是一個可以層層分解的利益層次，在中央政府利益優先保證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也可以依法分得部分利益。礦業權人是完整的企業法人，應享有相關法人財產權所帶來的正常投資利潤和超額風險回報。在集體土地上開采礦產資源，一般都會對集體土地和周邊生態環境構成一定的破壞。資源地居民作為集體土地的主人，不得不承受礦產資源開發活動的負面影響，因此資源地居民作為相關利益主體，也應當得到相應的補償。
礦產資源的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存在著比較明確的行政隸屬關系，不論是礦產資源的中央政府主管部門，還是地方各級行政機構以及由此產生的相關的礦業企業或是地勘單位，他們之間存在明晰的行政隸屬關系。各個相關利益主體的行政上的隸屬關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就是一種委托關系，而且是一種多層次的委托關系。在多層次委托關系下，礦產資源開發主要利益主體政府、企業與資源地居民之間的利益沖突不斷升級，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資源開發收益權的分配沖突與推動當地經濟發展方面的分歧；當地居民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但是由于礦權與地權的分離其利益沒有得到有效補償。因此，根據已有的研究，本文認為西部礦產資源開發應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礦業企業、資源地居民等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依照不同的法定權利在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進行利益博弈，表現形式錯綜復雜。
三、相關利益主體視角下西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在我國分稅制體制下，稅費分成比例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過程中的直接矛盾。按照我國資源稅費分配政策，資源補償費中央與地方一般是4∶6分成，礦業權出讓權益中央與地方2∶8分成。僅僅從這兩項的比例上看，地方政府應該獲取了大部分收益，但是由于資源稅稅負相對較低，因此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比重較少。按我國分稅制體制，增值稅和所得稅屬于中央與地方共享稅，75%的增值稅和60%的企業所得稅收入歸中央，而增值稅和所得稅是名副其實的財政收入的重要稅種，這就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利益。
另外，與礦產資源相關的權、責、利分配不一致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博弈的根源。中央政府是礦產資源產權主體，獲得所有權收益，地方政府不具有資源所有權，但可以通過資源開發許可權的行政配置和投資權的控制來獲取收益，資源開發權決定了利益分配格局?？傮w上，中央政府在資源開發中獲得了更多經濟利益，而地方政府又承擔本地經濟發展的絕大部分責任，因此為獲得更多資源收益權利不可避免與中央政府產生利益博弈。
（二）政府與礦業企業的利益博弈。礦業企業與政府的利益博弈主要在稅費征收與礦權定價方面。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現行稅費體系由于稅種較多，加上存在重復征稅或者地方政府向企業攤派稅費的情況，造成多數礦業企業稅費負擔過重，綜合對比國內外礦業稅收，我國礦業稅費率較國外高出6個百分點，增值稅和資源稅是負擔較重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稅費負擔過高的同時，部分中央企業以極低的價格獲取礦業權，不但嚴重低估礦產資源價值，政府利益受損，而且很可能會使部分中央企業獲得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未充分利用礦產資源。
（三）地方政府與中央企業的利益博弈。西部地區礦產資源的多數開發權分配給了中央企業，中央企業的經營活動與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可避免會產生矛盾。資源地政府為保障地方的長遠利益，通常會選擇發展附加值更高的資源利用項目，但是已有學者研究發現，因為中央企業開發的資源主要以向東部輸出為主，因此基本不考慮地方政府的產業規劃，地方政府依靠引入大型中央企業來促進當地就業率、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愿望往往不能實現，相反，規模經濟效應和中央企業的壟斷行為會嚴重擠出地方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市場份額，這便直接影響了資源地政府經濟利益。
（四）政府、企業與資源地居民的利益博弈。資源地居民承擔了礦產資源開發中的負的外部效應，在礦產資源開發相關利益主體中處于弱勢地位。由于礦業企業在資源開發中占用土地以及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從而與資源地居民產生直接的利益博弈。另外，地方政府要獲得經濟發展的同時又要兼顧本地區社會穩定，在土地補償、稅費征收和環境恢復補償方面與礦業企業和當地居民都存在矛盾。例如，土地補償問題是礦業征地的核心問題，既關系到當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
四、西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協調措施
（一）建立合理明晰的礦權制度。建立合理、明晰的礦產資源礦權制度是解決各利益主體在礦產資源開發中利益博弈的關鍵。按照科斯定理的基本原理，存在交易費用的前提下，產權初始配置的合理化是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必要條件。礦產資源的開發也應遵循這一原理，以避免礦權制度的不明確成為礦區地方政府與中央利益沖突的根源。因此，在有關礦產資源初始礦權的配置法律條款中，應該明確未來礦產資源初始礦權的二元分布（即明確未來國有土地下潛在的、新的礦產資源的初始礦權歸中央政府所有；集體土地下礦產資源的初始礦權歸地方政府所有）。這樣，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可通過對礦產資源初始礦權的行使和轉讓獲取礦權收益。
（二）建立完善的礦產資源收益分配制度。礦產資源收益分配制度就是規范政府與礦業企業利益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按照國際慣例，將礦產資源總體收益分成稅、礦權收益和投資收益三部分，而目前我國在資源稅費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方面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稅費設置不合理、稅費制度缺乏靈活性，沒有鼓勵劣等資源開發的政策等。針對這些問題，一方面繼續完善行政性稅收政策，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例如應擴大增值稅征稅范圍，將所有企業提供的與礦產企業相關的勞務均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這不僅便于征收管理，也可以充分發揮增值稅稅收中性優勢，符合我國擴大增值稅征稅范圍、實現公平稅負的趨勢；另一面完善權利金制度，明晰礦權收益，例如完善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享機制，是解決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關鍵。
（三）建立有利于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能從源頭上促進經濟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基本目標是要求以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和評估礦產資源的價值，要求資源收益地區對資源貢獻地區給予環境恢復補償，從而停止浪費資源、破壞生態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獲得長期的、可持續的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不僅能迫使企業改變無償使用礦產資源的觀念，而且可以使企業在資源開發中主動尋求生態成本降低的措施。這樣既可以促使企業努力提高生產技術、合理利用資源，又可以減少對生態環境的不良影響。相信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合理的資源稅費制度以及完善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能夠充分協調不同利益主體在礦產資源開發中的利益博弈，在增強地方經濟發展活力和動力的同時，又能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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