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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利用凈現值法和內含報酬率法進行林業投資決策的不足,根據伐木決策的特點,假設在持續經營的前提下方案以同規模在可預見的未來重復進行,推導出新的評價伐木決策的公式,該公式可以在較長時間內為投資決策提供更為可靠的評價。
一般在進行長期投資決策時,廣泛應用凈現值法(NPV)和內含報酬率法(IRR)進行評價,但他們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在評價時只考慮方案一個經營周期內的情況,而對于持續經營條件下不斷進行投資的情況下,評價則束手無策。怎樣站在戰略高度對長期投資決策做出正確評價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以下通過林業投資的一個案例來說明如何調整思路進行長期投資決策。
林業投資不同于一般的經營投資,其投資金額較大,周期長,見效慢,所以投資于林業的風險比較大。一旦開始投資,經營者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何時在成材樹區域伐木,由于伐木的時間是互斥的選擇,所以只有一個最佳伐木時間將使投資者的利益最大。
舉例如下:某人承包荒山植樹造林,于第一年年初一次性投資100,000元,有4個互斥方案可供選擇,可以在3年末,4年末,6年末,8年末伐木取得現金收入,各方案的現金流量和各自的凈現值和內含報酬率計算如下表(假設現金流出量發生于年初,現金流入量發生于年末,資金的成本為5%)。
通過計算,在凈現值法下,根據凈現值判定法則,因為8年后伐木的凈現值為116,588.60元,在各方案中最大,所以選擇8年后伐木為最佳方案。內含報酬率法計算的結果是4年后伐木的報酬率最大,所以選擇4年后伐木為最佳方案。筆者發現兩種方法作出的決策是不同的。由于4個方案的壽命不同,所以無論作出哪種決策其說服力都不是很強。
在以上計算過程中,筆者觀察到無論是凈現值法還是內含報酬率法只考慮了各方案在一個周期內的效果,沒有考慮伐木決策的重要含義是方案可以在可預見的未來重復進行。如果決定4年后伐木,那么就可以在相同的畝數上重新植樹來重復該項目,然后再等待4年伐木。結果是4年后伐木的決策實際上變成了長期戰略決策。所以在較長時期內持續經營的條件下,伐木決策在土地承包期內一般都可以重復進行再投資,因此完全可以假定方案重復進行(為便于計算,假設方案以同規模重復進行)。
為使各方案具有可比性,筆者用各方案的公倍數即24年為伐木決策總有效期,在這段時期內3年伐木方案共重復進行8次,以此類推其他方案分別重復6次、4次、3次。用凈現值法計算24年內各方案的總現值如下:
3年末伐木方案:
上式含義為:8年為一周期的方案在24年內重復3次的總凈現值是248910.93元。
雖然可以借助計算機,但上述計算過程仍很繁瑣。如果比較多個方案,并且其周期各不相同,則必須以它們的公倍數作為計算、比較的基礎年數,那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計算過程。由于伐木方案有可持續重復進行的特性,完全可以假定每個方案在可預見的未來以同樣規模重復進行,使每個方案有相同(無窮大)的壽命,該假設也符合財務管理中持續經營前提假設。筆者之所以仍利用凈現值法進行評價是因為決策方法要盡可能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理財目標相匹配。在方案持續重復進行假設下的伐木決策的總凈現值公式推導如下:(設i是資金成本,n為方案周期,k為重復次數)
該公式是一個n年期方案按相同規模重復進行無窮大次數的凈現值,可以用它來比較不同周期的可重復進行的方案。對于表1中各方案應用此公式進行計算如下:
記得在十多年前,我講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一位美國老太太在55歲退休時,拿著5000美元買了3只股票,老太太一直沒賣,到80歲老太太離世時,家人一清算嚇了一跳,這3個股票的凈值已經達到了1000多萬美元。25年時間,5000美元像“爆米花”似的變成了1000多萬美元,這個結果足以讓人仰慕。
其實,這個過程并不復雜,每年的遞增率也就是35%左右,如果您現在有5000元人民幣,如果您能做到每年35%的收益,25年之后,您就是千萬富翁!在投資理財上要做到一年賺35%并不難,難的是年年在以往的基礎上賺35%。結果是人人仰慕的,可過程卻是極其痛苦的,因為在25年中要遇到多少個牛市、熊市,經歷多少個突發事件啊。特別是碰到像坐過山車般的暴跌,人們一旦將手中資金的市值與日常消費聯系起來,一個正常思維的人很難無動于衷,就像咱們現在的股市,今年一季度就不多不少正好抹去35%那般,如果股票還拿在手中的人,要說不痛苦那就是說瞎話了,盡管還是長期投資的信奉者、也盡管自己還行進在未來25年的征途上,只要您天天與市場親密接觸,任何人都難沉得住氣。而那些人們仰慕的成功者,要么是大智若愚、要么就大愚若智,才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在股市低迷之時,長期投資永遠是被別人安撫和安撫別人最好的說辭。長期投資有多長?有句著名的教導說得在理:“就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去”。財富永遠是人生的伴隨物,在人的一生中用不完的錢叫遺產,過早用完而欠下的錢叫債務。像本文開頭那個例子中的美國老太太,留下的遺產讓子女幸福,而她的財富卻未必使她幸福,這樣的理財觀在21世紀的今天未必理性,如果長期投資都是買了股票放到死,那人生還有什么意義。
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那么現在的股市就是“鐵打的股市、流水的股民”,此話怎講?股市是一個永遠的市場,從1990年末100點起步之后展開了一場只有開始永遠沒有結束的博弈,而我們每一個人一生只能陪著市場玩一段,很羨慕現在的年輕人,25歲開始介入股市就可跟隨市場博弈50年,像我這樣的已到知天命年齡的人,盡管有幸在市場的萌芽時期一直玩到今日,未來也只有25年與市場同行,我所考慮的是在25年中怎樣使自己的投資得到最佳并且最安全的組合,并盡情地分享投資帶來的快樂。長期投資有多長?實際上是一個因每個人的年齡而定的一件事,對每個人而言,答案是不一樣的。實際上盡管沒有規定長期投資的年限,但就活在當下的每個人而言,最長也就是50年左右,與房產所有權的期限相差不多,至于離開了這個世界,股市還將經歷暴漲、暴跌,但與逝去的人無關了,也正因為如此每個人應該有自己風險控制的底線。
如今中國股市進入了令人心靈震顫的寬幅震蕩,如果您是一個短線博弈者,面對這樣的行情,看著自己的個人財產流失會寢食不安,但如果您是一個以20年、30年、50年為單位的長期投資者,那么您當下經歷的只是在股市歷史長河中的一段小行情而已,您完全可以泰然處之。
長期收益可能低于中短期
看看幾只長期中的績優股吧。如果你在1998年1月以市價21.10元買入四川長虹,長期持有7年到2005年3月,你將虧損80%以上,因為當時的市價已經跌到3元以下;如果持有接近10年到2007年8月22日,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你仍將虧損50%以上,因為當時的市價也只漲到10.13元。即使你很幸運,能在1994年3月以發行價3.31元買入四川長虹,那么你持有10年至2005年3月的結果仍然是虧損。而如果你持有近4年至1998年1月,反而可獲得5倍以上的收益。
再看看長期作為基金重倉股的陸家嘴吧。如果你在1997年5月以市價21.38元買入陸家嘴,長期持有8年到2005年7月,你將虧損80%以上,因為當時的市價也是跌到3元以下;如果持有接近10年到2007年8月22日,你的總收益率為33%左右,因為當時的市價漲到28.62元。但這實在不是個值得欣喜的成績,你的年收益率不到3%,只相當于定期存款。如果你能在1994年3月以發行價3.85元買人陸家嘴,那么你持有11至2005年7月的結果仍然是虧損。而如果你持有3年至1997年5月,也可獲得5倍以上的收益。
個股很難獨善其身
有人會問,你為什么只舉那些與股市齊漲齊跌的個股呢?貴州茅臺、萬科不是在大熊市中逆勢而上嗎?茅臺和萬科確實有其特殊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完全游離于規律之外。茅臺2001年8月以5.2元的發行價上市,到2005年6月能逆市漲到17.09元,固然離不開其壟斷資源、獨有品牌和出色業績,但也與新股效應不無相關。如四川長虹、陸家嘴,在上市初期的3-4年內都實現了5倍以上的上漲,茅臺實現2倍多的上漲不足為奇。
萬科1991年發行上市時才0.2元,2005年6月漲到1.89元,14年成長了8倍,雖然從走勢圖上看像蝸牛一樣爬行,但確實是一個極為罕有的長期穩定增長的特例。不過這一漲幅相對2005年6月至2007年8月23日兩年中的18倍漲幅,還是讓人有“長期投資不如中短線操作”之嘆。這樣一只大牛股到14年后才一飛沖天,實在讓人感嘆,中國股市這14年究竟是投資還是投機?
即使如此,茅臺和萬科的當前市值僅0.17萬億元,而A股流通市值高達10萬億元,投資者不可能都去買茅臺和萬科,而在A股市場中像茅臺、萬科這樣逆市而行的股票能有幾只?在市場崩盤、系統性風險釋放之時,絕大多數績優股都將在劫難逃,很難有獨舞的空間。新興市場是如此,成熟市場也是如此。1973~1974年道瓊斯指數于1年內被腰斬時,美國漂亮50就經歷了30%-50%的暴跌,直到20年后才收復失地。
不宜長期投資事出有因
如果你仔細研究滬深300成分股,你會發現個股不具備長期投資價值的現象十分普遍。為何過去18年中很多個股的長期投資收益,反而可能低于短期投資?
股市仍處嬰兒期
過去的18年中國股市幾乎都處于嬰兒期,漲跌也像嬰兒的臉般忽睛忽陰。股市市值占GDP不足50%,如果說它和宏觀經濟的關系應該像狗和主人,那么18年中這條狗還像是未馴化的狼;政策層對股市像是還未熟悉嬰兒習性的父母,經常該讓股市笑卻弄得股市哭;業績不像是投資的依據,而更像是被某些大勢力操縱坐莊的工具;投資者像是未經訓練的烏合之眾,有利益時一轟而上,落難時樹倒猢猻散,導致股市的系統性風險很高;流動性是政策面使喚的仆人,見風使舵,忽進忽出。在這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主宰下,中國股市暴漲暴跌,而且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被炒作得很高,一旦崩盤常常突破前期的支撐位,暴跌不起,并使中國股市呈現顯著的牛短熊長特征。
股改難改積習
有人說股改等一系列制度性變革將使中國股市脫胎換骨。不可否認股改可能使中國股市擺脫歷史的窠臼,但它本質上只是對過去所犯的股權分置錯誤的一個修正。一個人即使改正了過去犯的錯誤,他也有更長的路要走。
中國無論股市整體,還是個股股價,都遠未達到長期穩定攀升的境界。經濟周期與股市的相關性在增強,但還遠遠不夠強,不足以支撐股市隨宏觀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政策面的透明化和可預期性還很差,隨時可能刺激股價暴漲暴跌。上市公司業績與股價表現相關度仍不強,國有上市公司的治理不可能因股改而脫胎換骨,業績可持續性難以預期,中國也還沒有涌現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巔的大公司。牛市使機構確實越來越重要,但散戶也越來越多,一旦市場到高位,散戶的恐慌性殺跌就成為懸于市場咽喉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股市的財富效應讓人們認為錢永遠不會少,股市和房市會一直漲下去,當年的日本也是這樣的,而當前的中國股市也流傳著同樣的傳言。
前車之鑒
正可謂歷史是不可以跨越的,時間和階段也是不可以跨越的,投資者境界的提升也是不可以跨越的。美國股市一開始就是全流通的,應該說起點很高,但早期腐敗是家常便飯,賄賂收買司空見慣,操縱做假無所不在,杜爾投機案、伊利股票逼空案、1869黃金投機案、北太平洋公司爭奪戰等均引發過市場暴漲暴跌。直到1929年史無前例地一次崩盤后才痛思悔改,逐步展現出到現在的面貌,但也還沒有完全改掉,2000--2002年科技股泡沫破滅,就讓很多長期投資者血本無歸。
成立于1878年的日本股市,被很多人認為對中國股市最具參考意義,但20世紀80年代也被炒作到39000點,然后在接下來的14年中節節下跌7600點,長期投資者虧損嚴重。中國股市的18年,就能夠跨越美國的200年、日本的100年嗎?
中短期操作更務實
如果說一定要理出中國股市最根本的脈絡的話,那一定是股市總是呈現周期性漲跌,漲到遠離基本面時就進入最后的晚餐,晚餐何時結束沒有人知道,而一旦暴跌就可能深深擊破基本面,步入漫漫長夜,跌到價值投資點才能見到曙光,然后開始新一輪的漲跌。漲跌總是圍繞合理的市盈率水平進行,周而復始,無窮無盡。對這種漲跌,政策的話語權正越來越弱,越來越趨向導火索和信號的作用。
牛市也有期限
同樣重要的是了解這種漲跌周期的長短。目前中國股市廣泛流傳著“2006年以來的這輪牛市會持續10年以上”的觀點,然而在曾經滄海難為水、已經實現熊短牛長的美國股市,牛市周期也才延長至7~8年,熊市周期才縮短至2~3年左右。在建立股市比中國早100年、但與中國具有較好可比性的日本,牛市周期約為4~5年,而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熊市長達10年以上。在中國股市18年中,顯著的牛市周期僅為2~3年,熊市周期則長達4-5年。本幣升值各國在崛起時都經歷過,不能因此而將中國牛市的周期無限夸大。
長線選股中短線操作
18年股史證明,在作為新興市場、投機性強、牛短熊長的中國股市,由于股市本身不具備長期投資價值,學究式地奉行“長期投資”很可能血本無歸。進行中短期操作是更務實的選擇。股市上漲可能在價值投資范疇內,但違背價值投資的時間可能更長。此處推崇的投資理念是“長線選股,中短線操作,順勢而為,適可而止”。為了不至于一蹶不振,一定要買有投資價值的股票,但不必持有5~10年;如果市場流行投機,投資者更要學會做短線。
可能更應該重視趨勢而不是周期,要學習趨勢投資,重視選時,按照股市的運行周期,在相對的低點去買,相對的高點去賣。而在熊市大多數股票都維持持續下跌格局時,要控制住自己不要染指。
中長期反向投資更有效
與長期投資策略相關的另一問題,是不同期限的投資應采用動量策略還是反向策略之爭。動量策略,指購入過去表現良好的個股,并賣出表現不佳的個股;反向策略則剛好相反,指購入過去表現不佳的個股,同時賣出表現良好的個股。
SMEIF:2011年,外資在中國醫藥流通業的動作頻頻,尤其是全球醫藥商業巨頭英國聯合博姿和南京醫藥將成立合資公司一事備受業內關注。您是如何看待這類問題的?
付明仲:這個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國醫藥流通業的整體發展水平和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外資公司進來勢必會對國內企業帶來一定的沖擊;但是另一方面,有競爭才能夠有發展,國內企業可以從競爭對手身上學到先進的管理經驗或者服務理念,從而使行業實現加速發展。這就像家樂福和沃爾瑪初入國內的百貨業一樣,實際上對行業整體發展來說是一項促進因素。
SMEIF:他們對行業發展會產生哪些影響?
付明仲:影響是多方面的,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外資公司進來以后會改變企業競爭的形態。我們說企業競爭有三種形態,第一種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第二種是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競爭,第三種則是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目前,我國醫藥流通業既有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又有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競爭,還沒有到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但這是一個趨勢。而外資公司進來之后就會進行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整合,加快這種趨勢。國內企業要看清這一點。現在,國內已經有了外資的供應鏈集成商,他們可以對行業內所有的流通資源、供應商資源、醫藥資源進行整合,整合后就會出現供應鏈與供應鏈之間的競爭。
SMEIF:國內企業該如何應對這種變化?
付明仲:這要求我們國內的企業必須做好轉型的準備。現在國外的醫藥流通企業也在轉型,向服務轉型,具體體現在對上游客戶和下游客戶提供了哪些服務,從而提升其在供應鏈上的服務價值。我們國內的企業需要對此深入研究,快步跟上。這方面的一個利好的因素是,《全國藥品流通業發展規劃綱要(2011-2015年)》提出了“提高行業集中度,調整行業結構”的任務,相關政策措施有助于企業搞轉型,相關企業要把握好機會。
SMEIF:目前醫藥流通業的投資價值如何?
付明仲:有些投資者認為這個行業利潤率比較低,投資回報率比較低,實際上這個行業主要依靠的是規模效益。舉個例子,美國醫藥流通行業的平均凈利潤率還達不到1%,但是美國前三大醫藥批發商的年銷售額可以占到全美醫藥市場年銷售總額的95%。美國藥廠共有100多家,他們的年銷售額基本都保持在2000億美元以上。而我國的藥廠有4000多家,年銷售額在1億元以下的有很多。不過,這涉及到一個戰略定位的問題,美國藥廠定位在全球市場,而我國的藥廠定位在國內市場和區域市場,所以兩者還不能簡單地拿來作對比。
單說國內,我認為這個行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為醫藥流通行業的覆蓋人群廣,加上人們對健康越來越重視以及老齡化的到來,這個行業今后還會持續增長。不過,由于藥價存在下降趨勢,行業增速不會太快,所以這個行業更適合長期投資,投資的是這個行業的未來,而不宜追求短期收益。對于投資者,我還有一個提醒:醫藥流通行業現處于結構調整和轉型的關鍵點,投資者對此要有深刻的認識,在此前提下再決定投資方向。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5, to carry on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 and its impact factor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main business income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productive investment proportion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of three species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 Tobin Q valu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and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productive investment proportion; compensation incentiv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non-current assets growth rate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turnover.
關鍵詞: 長期投資政策;影響因素;實證檢驗
Key words: long-term investment policy;the influencing factors;the empirical test
中圖分類號:F275;F83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15-0003-05
0 引言
長期投資決策是公司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關系到公司的長遠發展和可持續增長,直接影響公司的經營風險、盈利水平以及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長期投資決策與“三去一降一補”中的“去產能”直接相關,同時也會影響“降成本”和“補短板”,是供給側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中必須解決好的重大課題。
本文選擇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三個行業為研究對象,對2007-2015年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統計分析和實證檢驗。
1 研究設計
1.1 變量選擇
本文分別用長期投資規模、長期投資結構和長期投資周轉率來反映長期投資政策,其中長期投資規模用非流動資產增長率來表示,長期投資結構用生產性投資比例來表示,長期投資周轉率用生產性投資周轉率來表示。將長期投資政策的影響因素分為兩大類,即成長機會變量和激勵機制變量。其中,成長機會變量包括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托賓Q值和市凈率;激勵機制變量包括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各變量的類型、名稱和量方法等見表1。
1.2 回歸模型
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法(OLS)研究長期投資政策的影響因素,回歸模型見式(1)。
在模型1中,CQTZ是被解釋變量,包括非流資產增長率(NLA)、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和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
解釋變量包括成長機會變量和激勵機制變量以及兩者之間的交叉項。YSZZ、TBQ和PB是成長機會變量,分別表示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托賓Q值和市凈率;XCJL和GQJL是激勵機制變量,分別表示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
控制變量包括治理結構變量、經營環境變量和公司規模變量。GSXZ、ECR、ECR2、ERR、ERR2是治理結構變量,分別表示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SCZY、SCDW、DFL和DOL是經營環境變量,分別表示市場占有率、市場地位、財務活動不確定性和經營活動不確定性;年末資產總額(SIZE)是公司規模變量。
1.3 樣本時限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7-2015年滬市和深市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等三個行業研究對象,利用國泰安(CSMAR)數據庫進行樣本公司的篩選和原始數據搜集。初選樣本公司同時滿足以下條件:①“行業分類標準”選擇“證監會2012年行業分類”;②“股票市場分類”選擇“上證A股”和“深圳A股”;③“ST&非ST”選擇“非ST股票”,即不包括ST股票;④在“證監會2012年行業分類”中分別選擇“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1.4 數據處理
先從國泰安(CSMAR)數據庫導出非流動資產總額、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工程物資、年末資產總額、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托賓Q值、市凈率、報告年末薪酬總額、凈利潤、高管持股數、年末收盤價和凈利潤等原始數據,然后利用EXCEL計算“(本年非流動資產總額-上一年非流動資產總額)/本年非流動資產總額”、“(年末固定資產增加額+年末在建工程增加額+年末工程物資增加額)/年末資產總額”、“(第T年的營業收入總額/第T年的(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工程物資)”、“高管薪酬總額/凈利潤”、“高管持股市值總額/凈利潤”等變量。
并利用Stata13.0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①缺失值的處理。把含有缺失值的樣本,從初選樣本中刪除。②異常值的處理。通過winsor命令進行5%的縮尾處理。
2 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長期投資政策變量、成長機會變量、激勵機制變量和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發現:①在長期投資政策變量中,非流動資產增長率(NLA)的均值為0.1488,標準差為0.2299;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的均值為0.0245,標準差為0.0522;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的均值為3.7668,標準差為3.8779。②在成長機會變量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的均值為0.1289,標準差為0.2341;托賓Q值(TBQ)的均值為1.7174,標準差為1.2845;市凈率(PB)的均值為3.5512,標準差為2.3257。③在激勵機制變量中,薪酬激勵(XCJL)的均值為0.0288,標準差為0.0450;股權激勵(GQJL)的均值為0.0563,標準差為0.1622。④在控制變量中,治理結構變量公司性質(GSXZ)、股權集中度(ECR)、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ECR2)、股權制衡度(ERR)和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ERR2)的均值分別為0.4022、0.3471、0.1394、0.3854和0.2786,標準差分別為0.4904、0.1378、0.1031、0.3607和0.4093;營環境變量市場占有率(SCZY)、市場地位(SCDW)、財務活動不確定性(DFL)和經營活動不確定性(DOL)的均值分別為0.0022、0.1796、1.5285和1.5032,標準差分別為0.0036、0.1173、0.9459和0.5246;公司規模變量年末資產總額(SIZE)的均值為22.1165,標準差為1.0866。
其中,非流動資產增長率、生產性投資比例、生產性投資周轉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薪酬激勵、股權激勵、公司性質、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和市場占有率的標準差比均值大,標準差分別是均值的1.5450、2.1306、1.0295、1.8161、1.5625、2.8810、1.2193、1.4691和1.6364倍,說明公司之間的非流動資產增長率、生產性投資比例、生產性投資周轉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薪酬激勵、股權激勵等差別較大。
3 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的相關分析
長期投資政策變量、成長機會變量、激勵機制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的相關分析結果,見表3。
從表3中可以發現:①與非流動資產增長率(NLA)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股權激勵(GQJL)、公司性質(GSXZ)、股權集中度(ECR)、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ECR2)、股權制衡度(ERR)、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ERR2)、市場占有率(SCZY)、年末資產總額(SIZE)。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644、0.303、0.078、0.035、0.044、0.048、0.057、0.048、0.062、0.161,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118、0.0019、0.0006、0.0001、0.0006、0.0000、0.0000;與非流動資產增長率(NLA)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薪酬激勵(XCJL)、財務活動不確定性(DFL)、經營活動不確定性(DOL)。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106、-0.085、-0.103,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000、0.0000;與非流動資產增長率(NLA)沒有顯著相關關系的變量有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托賓Q值(TBQ)、市凈率(PB)、市場地位(SCDW)。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0060、0.0190、0.0190、0.0160,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6470、0.1840、0.1770、0.2630。②與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股權激勵(GQJL)、股權集中度(ECR)、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ECR2)、股權制衡度(ERR)、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ERR2)、市場占有率(SCZY)、年末資產總額(SIZE)。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254、0.027、0.062、0.067、0.053、0.050、0.091、0.240,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529、0.0000、0.0000、0.0001、0.0003、0.0000、0.0000;與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托賓Q值(TBQ)、市凈率(PB)、市場地位(SCDW)、薪酬激勵(XCJL)、公司性質(GSXZ)。其相關系數分別-0.220、-0.113、-0.091、-0.082、-0.037、-0.068,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0.0000;與生產性投資比例(SCBL)沒有顯著相關關系的變量有財務活動不確定性(DFL)、經營活動不確定性(DOL)。其相關系數分別為
-0.0130、0.0180,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3620、0.1980。③與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托賓Q值(TBQ)、市凈率(PB)、股權集中度(ECR)、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ECR2)、市場占有率(SCZY)、市場地位(SCDW)。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116、0.038、0.091、0.054、0.038、0.277、0.464,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059、0.0000、0.0001、0.0068、0.0000、0.0000;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公司性質(GSXZ)、股權制衡度(ERR)、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ERR2)、財務活動不確定性(DFL)、經營活動不確定性(DOL)。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069、-0.042、-0.052、-0.122、-0.223,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0000、0.0027、0.0002、0.0000、0.0000;生產性投資周轉率(SCZZ)沒有顯著相關關系的變量有薪酬激勵(XCJL)、股權激勵(GQJL)、年末資產總額(SIZE)。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0060、-0.0210、0.0050,顯著性水平分別為0.6890、0.1350、0.6950。
4 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回歸分析
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
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模型1中:①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的回歸系數為0.3297,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②托賓Q值(TBQ)的回歸系數為0.0096,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③市凈率(PB)的回歸系數為-0.0027,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④薪酬激勵(XCJL)的回歸系數為0.2761,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薪酬激勵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⑤股權激勵(GQJL)的回歸系數為0.0253,但不顯著,說明股權激勵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⑥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YSZZ*XCJL)的回歸系數為-1.9745,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⑦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YSZZ*GQJL)的回歸系數為-0.1255,但不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⑧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TBQ*XCJL)的回歸系數為-0.2808,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⑨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TBQ*GQJL)的回歸系數為0.0564,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⑩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PB*XCJL)的回歸系數為0.1062,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PB*GQJL)的回歸系數為-0.0065,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模型2中:①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的回歸系數為0.0666,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②托賓Q值(TBQ)的回歸系數為-0.0039,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③市凈率(PB)的回歸系數為0.0002,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沒有顯著的影響;④薪酬激勵(XCJL)的回歸系數為0.0423,但不顯著,說明薪酬激勵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沒有顯著的影響;⑤股權激勵(GQJL)的回歸系數為-0.0028,但不顯著,說明股權激勵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沒有顯著的影響;⑥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YSZZ*XCJL)的回歸系數為-0.2836,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⑦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YSZZ*GQJL)的回歸系數為-0.0554,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⑧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TBQ*XCJL)的回歸系數為-0.0622,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⑨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TBQ*GQJL)的回歸系數為0.0153,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⑩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PB*XCJL)的回歸系數為0.0289,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PB*GQJL)的回歸系數為-0.0026,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模型3中:①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YSZZ)的回歸系數為0.9222,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②托賓Q值(TBQ)的回歸系數為0.4645,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托賓Q值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③市凈率(PB)的回歸系數為-0.0579,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④薪酬激勵(XCJL)的回歸系數為13.2492,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薪酬激勵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⑤股權激勵(GQJL)的回歸系數為0.1232,但不顯著,說明股權激勵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⑥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YSZZ*XCJL)的回歸系數為-5.1675,但不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⑦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YSZZ*GQJL)的回歸系數為0.1720,但不顯著,說明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⑧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TBQ*XCJL)的回歸系數為0.2980,但不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⑨托賓Q值和股嗉だ的交叉項(TBQ*GQJL)的回歸系數為0.1907,但不顯著,說明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⑩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PB*XCJL)的回歸系數為-1.8364,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PB*GQJL)的回歸系數為-0.0594,但不顯著,說明市凈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沒有顯著的影響。
5 研究結論
本文以2007-2015年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為研究對象,對上市公司長期投資政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
通過相關分析發現:①與非流動資產增長率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生產性投資比例、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股權激勵、公司性質、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市場占有率、年末資產總額;與非流動資產增長率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薪酬激勵、財務活動不確定性、經營活動不確定性。②與生產性投資比例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股權激勵、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市場占有率、年末資產總額;與生產性投資比例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托賓Q值、市凈率、市場地位、薪酬激勵、公司性質。③與生產性投資周轉率顯著正相關的變量有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托賓Q值、市凈率、股權集中度、股權集中度的二次項、市場占有率、市場地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顯著負相關的變量有公司性質、股權制衡度、股權制衡度的二次項、財務活動不確定性、經營活動不確定性。
進一步的回歸分析發現:①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托賓Q值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薪酬激勵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非流動資產增長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②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托賓Q值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托賓Q值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托賓Q值和股權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比例有顯著的正面影響。③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托賓Q值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薪酬激勵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市凈率和薪酬激勵的交叉項對生產性投資周轉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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