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動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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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第1篇

【關鍵詞】現代農業 新型農業勞動力 農業零工勞動 農業收益 技術進步

現階段，我國的農業經營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的雙層經營方式逐漸向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的經營方式轉變，這也是我國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結果。農業經營方式的這種巨大轉變必然會引起農業勞動力方面的變化，現有的農業勞動力供給情況也越來越不能滿足這種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

一、農業現代化及其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

（一）兩種類型的農業勞動力

在研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勞動力的需求情況時不妨以經營種植業的家庭農場作為研究對象。家庭農場在經營過程中要求其經營者必須具有一定知識、懂得現代技術、同時要善于經營管理，這對于家庭農場的經營好壞至關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農場在經營活動中對短期雇傭勞動力的需求情況。在分析中，暫且把家庭農場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從事糧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二是主要從事經濟作物種植的家庭農場。筆者在對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農場的實地調研中發現，這兩種家庭農場對農業勞動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糧食作物（的種植中，現代大型農業機械能夠得到極為廣泛的應用極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農場在整個經營過程中僅需在作物收獲和銷售時短暫雇傭少量勞動力。與之不同的是無論是蔬菜、瓜果還是花卉種植，在其栽種、管理、收獲的整個過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經營經濟作物的家庭農場就必須雇傭大量勞動力。

（二）對農業雇工勞動的需求特點

種植經濟作物對農業雇工的需求雖然較多但極不穩定[7]，總結其特點主要有：一是對雇工需求的臨時性。二是農業雇工多為當地村民，且以50歲上下的留守婦女為多，男性勞力很少。三是農業雇工勞動強度相對較大且工資較低。相對于外出務工或其他工作，農業雇工無論是在勞動強度還是工資水平上都處于明顯的劣勢。

二、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現狀與問題

（一）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不斷的向城市轉移進入到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就業。可以確定的是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繼續提高，還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農業勞動力還會繼續減少。

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外出務工或者經商的都是一些相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3]。我國農業勞動力所呈現出嚴重的老齡化和女性化特點，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較低，年輕農業勞動力甚少，且年輕一代大都不再愿意從事農業生產。

（二）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業勞動力質量的下降。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是一個具有高度篩選性的轉移過程，轉移的結果便是大多數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入城市，轉移到非農業部門，留守農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齡偏大且以女性為主的勞動力，農村留守勞動力質量下降嚴重[3]。這樣低質量的農業勞動力是根本無法滿足現代農業專業化、市場化的發展需求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2.農業后繼者缺乏。農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沒有再從事農業生產的意愿。現代農業經營主體不僅需要“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高素質勞動力，同時也需要大量的農業零工勞動。組成這種農業零工勞動的主要是較年長（50～60歲）的女性農業勞動為主，倘若再過幾年，這一批農業勞動力均已老去無法再繼續從事農業勞動，農業中所需的零工勞動又將從哪里來尋找？

三、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

（一）引導農地流轉集中，實現農業規模經營

在我國，土地作為農業生產中最為重要的一種生產要素由于過多的人口被極大的分散了，農業的比較收益低相當一部分原因農戶經營土地面積過小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發展現代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比較收益使農業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就業領域是解決農業勞動力問題的最根本途徑。

（二）農業技術進步

勞動節約型技術為農業的規模經營提供了條件，加之土地單產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農業也才能成為更有吸引力的產業農業，農業工資以及農業經營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術進步實現的對人力勞動的替代，將會減小農業零工勞動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為廣泛的勞動力流動機制

這種農業勞動力的流動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農村不同區域間的勞動力流動，第二是城鄉之間的勞動力流動。

除以上所講的幾點外：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加快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等方面對改善農業勞動力供給也是相當重要的。

四、結語

要實現農業現代化最關鍵的還是要有足夠的“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業勞動力和足夠的農業零工勞動。我國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勞動力非均質轉移之后農業勞動力出現了數量減少、結構劣化、后繼乏人的嚴重問題，對我國農業安全造成了威脅。實施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對于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從事農業經營尤其關鍵，此外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對于解決農業勞動力不足也十分重要，農業是弱質產業但更是基礎產業，在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時也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總之，保障農業勞動力供給對促進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非常關鍵，但涉及范圍之廣、之復雜還需更為細致的研究論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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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第2篇

關鍵詞：勞動力數量；勞動時間；隱蔽失業；絕對隱蔽失業；相對隱蔽失業；季節蔽失業

中圖分類號：F30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劉易斯（1954）認為，發展中國家傳統部門存在供給彈性無窮大的剩余勞動力，以不變的工資水平為現代部門提供無限數量的勞動力資源。盡管劉易斯并沒有直接提出農業存在隱蔽失業和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出為零的觀點，但他實際上隱含了對上述兩個問題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費（1961）利用邊際產出、制度工資等范式發展了劉易斯模型中隱蔽失業和勞動力轉移的理論。他將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部分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為零，這些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工業部門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拉費稱其為“多余勞動力”；第二個階段，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產出量（或制度工資），勞動力轉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這些勞動力以隱蔽失業的形式存在，拉費將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這些過剩勞動力統稱為“偽裝失業者”；第三階段，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等于甚至超過平均產量，農業勞動力工資不再等于制度工資，農業部門完全商業化，剩余勞動力轉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偽裝失業者”。

舒爾茨（1964）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批評了劉易斯的零值邊際勞動學說和隱蔽失業觀點。舒爾茨認為，劉易斯的錯誤在于沒有考慮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如果考慮到季節性，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則并不為零，不存在農業隱蔽失業現象。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舒爾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對其農業生產帶來負面影響的歷史事實，說明了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并不為零，不存在所謂的“隱蔽失業”。

為了統一劉易斯和舒爾茨在農業勞動邊際產出和隱蔽失業問題上的相反觀點，森（1966）提出了“每人邊際產品”和“每人每小時邊際產品”的概念。王檢貴（2005）將這兩個概念提煉成農業勞動力彈性工作負荷模型。根據王檢貴模型，當部分農業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時，要維持農業總產出不變，只能依靠提高農業留守人員的工作負荷，王檢貴將這部分轉移出去的勞動力稱為剩余勞動力。如果因為某種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員的工作負荷，則農業總產出不得不減少，這部分抽走的勞動力稱為“隱蔽失業者”。

縱觀上述學者對隱蔽失業問題的觀點，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處。劉易斯和舒爾茨對傳統農業社會是否存在隱蔽失業的觀點完全相反；拉―費三階段模型所指的邊際產出是“每人的邊際產出”，這正是舒爾茨批判劉易斯的癥結所在；森和王檢貴沒有將季節性特征變量明確納入進去。可見，前人對農業隱蔽失業研究的缺點在于，他們要么是從勞動時間或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出發，要么是忽視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據此，本文在總結眾多學者觀點的基礎上，擬從勞動力和勞動時間雙重視角建立一個農業季節蔽失業模型，試彌補眾學者在該問題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圖形基礎

（一）假定

1. 假定農業勞動時間的邊際產出大于0，且存在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2. 當農業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小于平均產出時，假定農業勞動時間獲得的收入等于平均產品。這個收入稱為“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它不是由市場力量而是由習慣和道德因素決定的，且具有變化的粘性特征。

3. 與工業生產過程不同，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將減少農業勞動力數量和勞動時間的替代空間。

4. 假定農業產出、農業勞動生產率為相互獨立的外生變量，農業產出由市場需求決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技術的單一函數。

（二）模型構建的圖形基礎

圖1為農業總產出曲線圖，橫軸代表全體農業勞動者在一年中從事農業生產的總勞動投入時間，T+為其最大值，縱軸表示農業總產出。曲線f（Q）和h（Q）代表農業總產出函數，切線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點處的邊際產出。根據假定（1），有f′（Q）＞0，f″（Q）＜0。

圖2為農業等產量曲線圖，橫軸表示農業社會一年中人均勞動時間，N+為其最大值（N+的理論值為365天×8小時/人），縱軸表示投入的農業勞動力數量。Q（TA）是一條雙曲線段，表示當農業總投入時間為TA時，農業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勞動投入時間的不同組合會得到一個相等的產量QA，它是一條等產量曲線，也是一條等總勞動投入時間曲線。同樣，我們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產量曲線。

圖3為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橫軸表示人均勞動時間，縱軸表示農業總產量。圖2中水平線P1A1B1表示，當農業的勞動力投入數量為P1時，不同的人均勞動投入時間和不同的農業總產出存在各種不同的組合。這種組合關系可通過圖3中的曲線Q（P1）表示出來。Q（P1）曲線是圖2中P1A1B1的一個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種經濟關系，是一條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同樣筆者可以畫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農業總產出線，它們分別反映各種不同人口數量下的農業產出情況。

圖4為平均產出線和邊際產出線圖，橫軸表示人均勞動時間，縱軸表示平均產出和邊際產出。根據假定（1）和平均產出的含義，應存在一條從左至右不斷下降的邊際產量曲線和水平的平均產出線。

三、模型的建立和結論

（一）隱蔽失業和總剩余勞動時間的定義及其轉移階段劃分

給定如下定義：

定義1 農業隱蔽失業和總剩余勞動時間：隱蔽失業是指總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小于其平均產出時存在的失業；總剩余勞動時間是指在維持產量不變的情況下，可通過延長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而替代的總勞動時間。

圖4中，根據假定（2），在D0的右端，盡管MP＜AP，但農業勞動時間同樣要獲取“固定制度工資”，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存在（N+―N-）單位的剩余勞動時間，總剩余勞動時間為Tts=PM×（N+―N-）。此時，如果人均投入勞動時間從N+減少到N-，則農業總產出將從QM減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這時的邊際產出小于“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則Tts數量的總勞動時間處于隱蔽失業狀態，D0點右邊階段存在隱蔽失業與勞動時間總剩余。在D0的左端，AP＜MP，總勞動時間的減少會引起農產品供給量的下降，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業勞動力將獲取一個與工業勞動力相等的市場工資，農業生產轉入商業化階段，D0點是商業化轉折點。D0點左邊階段的隱蔽失業消失，農業勞動力開始商業化。據此，筆者得到如下結論：

結論1 勞動時間邊際產出和平均產出的大小比較關系是區分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存在與否的標志，也是劃分其轉移階段和商業化階段的標志。當MP＜AP時，存在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當AP＜MP時，則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時間和隱蔽失業。

（二）隱蔽失業的分類、結構和衡量

定義2 絕對隱蔽失業者和相對隱蔽失業者：絕對隱蔽失業者是指，可通過延長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確保農業產出不會受到影響而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那部分勞動力；相對隱蔽失業者是指，即使將留守農業人口的工作時間延長到理論最大值，農業產出也將受到影響而從農業中轉移出去的那部分勞動力。

假定目前的農業總產出量為QB，等產量線段BMB1與Q（P1）和N+MM共同相交于點B1（圖3中假設三點共同相交于一點是合理的，因為QBB1必定與某條等人口產量曲線相交于它的最高點），BM和B1是兩個特殊的點。BM表示如果有PM數量的農業勞動力投入農業，則要得到QB的農業總產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勞動時間為N0；B1表示要得到同樣多的農業總產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勞動時間延長到最大值N+，則農業勞動力投入數量從PM下降到P1。這表明農業勞動力數和人均勞動時間存在替代關系，它使數量為（PM-P1）的勞動力投入減少效應可通過數量為（N+-N0）的人均勞動時間投入延長效應而得到補償，從而確保農業產出不會受到影響。數量為（PM-P1）的隱蔽失業就是絕對隱蔽失業，從勞動力數量的角度看，它的邊際產出為0，數量的減少對農業產出沒有影響，可以也應該徹底轉移。當（PM-P1）數量的絕對隱蔽失業從農業部門中轉移出去后，剩下（P1-P0）數量的勞動者滯留在農業中，它的勞動時間邊際產出MPB小于其平均產出AP，仍處于隱蔽失業狀態。與絕對隱蔽失業不同，這部分勞動力的減少會引起農業產出的下降。（P1-P0）數量的勞動者就是相對隱蔽失業者，從勞動力數量的角度看，它的邊際產出不為0，為了確保農業產出不受影響，相對隱蔽失業不能轉移，農業商業化進程受到阻礙。由此，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2 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農業產出水平決定了絕對隱蔽失業和相對隱蔽失業的大小和內部組成結構。絕對隱蔽失業的消除不會影響農業產出，可徹底轉移；相對隱蔽失業的減少會引起農業產出下降，從而使相對隱蔽失業轉移受到阻礙，無法向絕對隱蔽失業順利轉移。

（三）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的區分和衡量

農業生產具有強烈的季節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長允許收割時間跨度不能超過N*天。當存在季節性限制時，人均最大投入時間從原來的365天×8小時縮短為現在的N*天×8小時。這種變化可通過在圖形2中做一條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勞動時間限制線N*M*表示出來。N*M*表明，在季節性約束下，要得到QB的農業產出，投入的最小農業勞動力數為P2，而不是P1。圖形3中的Q（P2）是與最低農業勞動力數P2相對應的等人口產量曲線，Q（P2）與BMB1相交于B2，與B2對應的人均勞動投入時間為N*。根據假定（3），當農業總產出量為QB時，Q（P2）曲線以下的等人口產量曲線將變成虛線。即只要農業勞動力數小于P2，該農業社會的產量就會受到勞動力不足的威脅。為了分析季節性特征給隱蔽失業和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有如下定義：

定義3 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指，即使考慮季節性約束的存在，把他們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也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的那部分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指，如果考慮季節性約束的存在，把他們從農業部門轉移出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的那部分隱蔽失業；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指不是由于季節性特征的原因而導致的隱蔽失業。

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絕對過剩，而季節性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相對過剩。從大小來看，（PM-P2）是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P2-P1）是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P1-P0）是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其中（P2-P1）數量的失業在這里具有特殊性，當不存在季節性約束時，它是絕對隱蔽失業，當有季節性約束時，它變成了相對隱蔽失業。如果一個社會的農業生產沒有季節性限制（事實上不可能），則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將全部向絕對隱蔽失業轉化。在這里，（P2-P1）數量的失業具有相對和絕對隱蔽失業的雙重身份，二者在某種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這就告訴我們：一方面，為了保證某種季節農產品的生產不受影響，要留用足夠的農業勞動力；另一方面，可通過延長這些農業留用勞動力的工作時間，確保農業總產出不受影響。據此，可得如下結論：

結論3 農業隱蔽失業人口數等于季節性絕對、季節性相對（或非季節性絕對）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之和。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和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可相互轉化，季節性特征的強弱決定了二者相互轉化的范圍。

（四）勞動生產率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

當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時，f（Q）往上移動到新的位置h（Q）（見圖1），邊際產出曲線從MP0移動到MP1的位置（見圖4）。根據假定（2），只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資增長速度，就可以認為“勞動時間固定制度工資”不變。這樣，在h（Q）上必存在一點A*，有MPA*=AW成立。根據假定（1），點A*的位置一定在點A的右上方。即商業化產出線從Q（A）會向上移動到Q（A*），點A0則上移到A0*。Q（P0*）是與A0*相對應的新的隱蔽失業臨界等人口產出線。當勞動生產率提高時，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圖1中A*點一定在A點的右上方，意味著圖3中點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從而點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間，這種位置關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現在分析勞動生產率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根據假定（4），勞動生產率提高后由市場需求決定的農業產出仍為QB，但Q（P1）會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產量線Q（P1′）所代替。顯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別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前后的絕對隱蔽失業人數。此外，勞動生產率提高前后的相對隱蔽人數分別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時有（PM-P0）＞（PM-P0*）成立。據此有如下結論：

結論4 在農業產出等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會引起隱蔽失業數和相對隱蔽失業數發生相反方向的變化，引起絕對隱蔽失業數發生相同方向的變化。

（五）農業產出變化對隱蔽失業的影響

如果農產品需求外生變化導致農產品增加，則農產品等產量線段會往上移動且變短，這相當于農業勞動力和人均勞動力投入時間兩個變量相互替代空間的縮小。根據定義2和結論2，絕對隱蔽失業人口數將下降，而相對隱蔽失業數會增加，隱蔽失業總數不變。特別是，當農業總產出為QM時，等產量線段會縮短成為一個點，絕對隱蔽失業完全消失，隱蔽失業人口全部變為相對隱蔽失業人口；當農業總產出為商業化產量時，等產量線段達到最大值，相對隱蔽失業完全消失，隱蔽失業人口全部轉變為絕對隱蔽失業人口。于是我們有如下結論：

結論5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產品需求量的增加（減少）導致農業絕對隱蔽失業人數減少（增加）和相對隱蔽失業人數增加（減少）。

四、模型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筆者建立的隱蔽失業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理論意義表現在：

第一，統一了劉易斯的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和舒爾茨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劉易斯模型暗含農業勞動者的邊際生產力為零，而舒爾茨明確提出農業勞動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兩種理論觀點看似根本對立，但我們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將二者統一起來。模型假定勞動時間的邊際生產力大于零，這與舒爾茨的非零邊際生產力觀點相一致。同時，模型中等產量線段表明，可以通過延長每個農業勞動者的年均投入勞動時間，釋放一部分勞動力來維持農業總產出不變。這意味著農業生產中一部分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為零，而這正是劉易斯的零邊際生產力觀點。

第二，批判了舒爾茨的非隱蔽失業學說。舒爾茨從農業季節性特征出發，認為農業生產中不存在隱蔽失業現象。筆者的模型同樣從農業的季節性特征出發，得出了農業中存在隱蔽失業現象的不同結論。定義3和結論3表明，即使考慮到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農業生產中仍然存在季節性絕對和相對隱蔽失業，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可以向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轉化。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是農業勞動力的一種絕對過剩，相當于劉易斯無限供給的農村勞動力。可見，筆者的模型與劉易斯的觀點相一致，得出了一個與舒爾茨完全相反的結論，是對舒爾茨非隱蔽失業觀點的批判或發展。

第三，繼承和發展了拉尼斯-費的隱蔽失業思想。筆者的模型從分析范式、研究視角和邏輯結論繼承和發展了拉尼斯-費的隱蔽失業思想。拉尼斯-費利用農業總產出曲線、邊際產出、平均產出、固定制度工資和農業剩余等范式，從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將農業勞動力轉移劃分為農業勞動力絕對剩余、隱蔽失業和農業勞動商業化三個不同的階段，并分析了勞動生產率、人口和資金積累在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結果。視角的局限使該模型同樣暗含農業絕對剩余勞動力邊際產出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學者的非難。而筆者的模型繼承了拉尼斯-費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將勞動力數量單一視角放大到勞動力數量和勞動時間雙重視角，研究了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過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視角的不同外，從結論看，筆者同樣認為隱蔽失業的轉移存在短缺點和商業化點兩個關鍵點，存在絕對隱蔽失業、相對隱蔽失業和隱蔽失業徹底消除三個階段。尤其是分析了季節性特征對隱蔽失業產生的影響，明確將隱蔽失業劃分為季節性絕對、季節性相對和非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并分析了它們之間的數量依存和相互轉化關系，這是對拉尼斯-費模型的一個較大發展。

除了上述的理論意義之外，筆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一，關于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與隱蔽失業壓力的化解。結論4告訴我們：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會使商業化產量向現實產量不斷逼近，相對隱蔽失業數會不斷減少甚至消失，最終實現農業商業化。這為傳統農業將不斷向現代農業轉化提供了客觀可能性和理論依據。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會加大絕對隱蔽失業者的就業壓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斷增加的絕對隱蔽失業者，現代農業建設將受到阻礙。

第二，關于農產品貿易和隱蔽失業的減少。結論5告訴我們，當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農產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總數和農業生產技術不變時，隱蔽失業人數會相應減少。因此，為了減輕我國農村人口的就業壓力，我們應該提高農產品的有效需求，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就是加強我國農產品競爭力，擴大農產品出口量。

第三，關于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的結構分析和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結論3告訴我們，季節性和非季節蔽失業存在一定的結構和數量關系。季節性絕對隱蔽失業的轉移不會影響農業總產出，因此，發展中國家應加快這部分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鼓勵他們“離土又離鄉”。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的轉移會影響農業總產出，因此，我們不能采取“離土又離鄉”的方式將這部分勞動力徹底轉移出去，但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畢竟是一種失業，工作負荷不足，具有負面效應，因此，我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勵兼業）熨平季節性相對隱蔽失業者的空閑和工作時間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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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第3篇

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將主要來自內需，而內需主要是指城鎮化過程所帶來的投資與消費需求。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可持續的時間還有多長，將決定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還可以維持多久；而城鎮化的持續時間又主要取決于第一產業勞動力可轉移的數量。因此，農村究竟還有多少剩余勞動力，將轉移多久，值得研究。

農村從事農業勞動人口知多少

盡管國家統計局每年都會公布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但這一數據是否真實反映了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就業人數，值得商榷。如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66億，扣除城鎮從事第一產業的360萬人之后，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約為2.62億。這一數據與實際相符嗎？從《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兩組數據看，第一組數據：2010年扣除城鎮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之后的農村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76億；第二組數據推算：農村從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農村就業人數-（鄉鎮企業就業人數+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個體），計算結果為1.96億，與第一組以產業來分類獲得的數據相差約8000萬。

為何兩個數據相差如此巨大呢？筆者理解認為，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就業人員可分為全職（full time）和非全職（part time）兩類，如美國勞工部在統計時就有這樣的區分，但中國統計部門并沒有作如此區分。此外，從農村居民純收入的構成中也可以發現，工資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萬的原因，可以理解為這8000萬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還兼職從事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勞動，并獲得一定報酬。

那么，剔除非全職的第一產業勞動者之后，剩下的1.96億就算是全職農民了嗎？筆者認為仍存在疑問。國家第二次農業人口普查顯示，2006年末，以農業為主要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年齡41-50歲的人口占23.1%，而51歲以上的占32.5%（表1）。與1996年第一次農業人口普查數據相比，當時51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口比重為18.11%，相當于此后年均增加1.44個百分點。其中，51-60歲農業人口比重在第一次農業普查時為10.81%，第二次農業普查時則上升至21.3%。可見，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已經顯現。

2006 年至今，時間又過去了6年，農村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老齡化問題應該更加突出。從不少草根調研的數據看，全職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年齡在50歲以上者估計占到70%左右。更有學者（朱啟臻、，2011）調研了10省的20村，發現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年齡結構中，50歲以上勞動力占87%（表2）。因此，當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以中老年勞動力為主體時，第一產業的全職人數接近2億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2010年《中國人口年鑒》統計，2009年全國農村50歲以上人口為1.7857億，占鄉村總人口的比例為28.92%，若我們樂觀假定50歲以上人口的務農率為70%（剩余30%為從事非農業勞動或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口），并同時假定50歲以上農業勞動的人口占整個農業勞動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國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大約為1.79億。或再樂觀假設農村60歲以上人口的務農率為80%（據2010年《中國人口年鑒》統計，2009年全國農村60歲以上人口為0.91億），又假定這部分人口占到農業勞動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大約為1.21億。由于農業勞動力人口是逐年減少的，故我們認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中兼職從事鄉鎮企業、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勞動，并獲得一定報酬的8000萬之后所剩下的1.96億勞動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

因此，根據農業勞動力的年齡構成比例、老年勞動力的務農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國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表3）。

從全球范圍看，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間，日本農村30-59歲男性勞動力占農村全部男性勞動力的比重從27.73%下降到21.47%；60歲以上農村男性勞動力占農村全部男性勞動力的比重從60.59%上升到70.58%；60歲以上農村女性勞動力占農村全部女性勞動力的比重從55.65%上升至 65.37%（李應春、翁鳴，2006）。此外，如美國、南非等國家的農民平均年齡也接近或超過60歲。

為何農業勞動力的老齡化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呢？這主要是由行業勞動報酬率的平均水平決定的。從很多案例看，一個行業從業人員的平均年齡與該行業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關性。如我國的園林養護、環境衛生等行業也存在從業人員老齡化問題。如園林養護行業的平均薪水較低，故吸引不了青壯年勞動力，“據園林管理處統計顯示，450名園林工人平均年齡為60歲左右，月工資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報》2012年5月24日）。同樣，環衛行業也有類似之處，“來自貴陽市城管局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該市有環衛工1.2萬余人，其中一線臨時聘用人員約1.1萬余人，占總人數的90%以上。而他們中的90%又來自偏遠農村，多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齡結構偏大，45歲以上的占70%，部分人員還有輕微殘疾”（摘自中國新聞網2012年7月15日）。而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薪酬往往還低于園林和環衛行業的勞動薪酬，在中國勞動力流動已經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老齡化就成為必然趨勢。

從事農業勞動的合理人口數

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第4篇

在劉易斯教授經濟發展學說中，假設農業和其他傳統部門勞動邊際產出很低，為零，甚至為負值，是其無限勞動供給以及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理論支柱之一（Tignor， 2004）。利用印度大流感案例提供的經驗數據進行檢驗，源自在經濟發展理論史上與劉易斯教授齊名的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雖然兩人同時獲得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對傳統農業經濟屬性特征，對農業在發展過程中功能作用具有不同甚至對立認識和解讀。舒爾茨不同意農業零值勞動假設，并在上世紀60 年代利用印度大流感對農業影響的經濟史案例，第一次對上述假設進行定量經驗分析，得到不支持零值勞動假說的經驗證據。舒爾茨這一研究引發與另一位經濟學大家森教授爭論。大流感對農業生產影響本身是一個災難性事件，然而為實證檢驗農業零值勞動假說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自然實驗”場景或案例。

一、對零值農業勞動的贊成

阿瑟?劉易斯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零值農業勞動”這一概念。他認為，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勞動力是如此豐裕，以致在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的國家里，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存在的。也就是說在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很小，為零或負的情況下，農村出現勞動力剩余。在這個學說中，其認為在農業的生產活動中，一些勞動力對農產的增長沒有起到促進的作用，即使是有些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所以，劉易斯認為這些人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所以，其認為農業中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活動中剝離出去也不會對農產的生產造成任何的影響。

對于零值農業勞動并沒有考慮到農民勞動能力方面存在不同，而且也沒有把一些不具有勞動能力的人排除在外。1943年，P?N.羅森斯坦-羅丹通過對東歐以及東南歐一些國家的實證研究，其發現這些地區的零值勞動力的比例在25%左右。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在這個時期由于農業生產技術基本上沒有發展變化，并且波蘭的農民有20%被德國抽調，這樣并沒有導致農業產量的減少。劉易斯在其《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通過對印度勞動力的實證研究得出，針對印度的目前勞動需求，零值勞動力的比例在25%左右。

二、對零值農業勞動的反對

R?S.埃卡斯在其《不發達國家的要素比例》（1955）一文中對零值農業勞動的假設是：農業要素技術無替代，這是在適用余量存在的條件下，然后通過對窮國農業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作為論點，通過例子的形式來說明零值農業勞動力的存在。瓦尹納在《對“隱蔽事業”概念的某些說明》中提出：“我發現，要是人文在其他生產要素的數量及形式都不變的條件下，通過已知的方法，即通過更仔細地選種和播種，更廣泛地鋤草、耕作、間苗和施肥，更辛勤的收割、拾穗和清掃谷物來追加勞動不會使產量有某些增加，這是不可能的。”

西奧多?W?舒爾茨在其“拉丁美洲經濟政策教訓”一文中，首先對零值農業勞動的存在提出質疑；在《改造傳統農業》（1967）一書中提出“零值農業勞動”不存在，其通過對零值農業勞動的各種理論和思想進行評述，并且使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的數據對零值農業勞動進行實證檢驗，舒爾茨認為：貧窮社會中部分勞動力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學說是一種錯誤學說。它有一些值得懷疑的根源，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理論前提之上。從經驗分析角度看，舒爾茨（1964）認為零值勞動假說如果成立，就應能在一個貧窮農業社會觀察到以下現象：農業基礎生產條件沒有改變前提下部分勞動力脫離農業時，農業產出仍能保持固定不變。需要注意的是，已實現現代增長國家曾經歷農業勞動力減少與農業產出增加同時發生的事實，并不構成支持零值勞動假說的經驗證據，因為這可能是伴隨農業技術現代化與資本深化結果。支持零值勞動假說經驗證據要求，在基本沒有發生上述變革前提下，農業勞動力顯著下降不會導致農業產出顯著減少。

森從剩余勞動力概念的經驗含義和統計檢驗兩方面對舒爾茨檢驗提出挑戰。森認為，通常理解的剩余勞動力假說認為，如果農業勞動力減少方式服從一種特定的家庭或地區分布，那么N%的農業勞動力減少不會引起農業產出的下降。森之所以強調勞動力減少方式因素影響，是因為他認為市場不完美導致勞動和土地再配置過程需要較多時間或存在較多局限。就“特定分布”的具體含義，他進一步提出一個命題，農業經濟中轉移出N%勞動力，只要是在經濟激勵作用下發生的，譬如外出務工，那就不會對總產出產生影響。他認為在經濟激勵下，邊際生產率越低的家庭將有越多的轉移勞動力。由于印度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損失在地理與家戶上具有集點，森認為舒爾茨應用印度大流感事件來檢驗剩余勞動假說有不適當之處。

李遠芳，盧鋒，Kyle P. Chauvin，陳思丞在《劉易斯農業零值勞動假說的“自然實驗” 檢驗--來自印度大流感與中國的證據》（2012）一文中，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1958-1960的作為個案對零值農業勞動進行實證研究。其得出了在這個期間，零值農業勞動不存在，和舒爾茨的觀點相一致。

三、總結

舒爾茨把劉易斯理論基礎命題之一概括為農業零值勞動假說，從經濟學常識角度對這一理論邏輯提出評論，利用二戰后一些發展中國家政策實踐案例對這一理論假說提出質疑。尤其重要的是，舒爾茨結合印度20 世紀初大流感疫情前后經濟環境變化這一難得“自然實驗”條件，對劉易斯農業零值勞動假設提出計量分析檢驗。無論在推動當時經濟發展研究方法朝實證化和可檢驗化方向演進，還是在認識劉易斯流行學說潛在局限性方面都自有積極意義。雖然森教授對舒爾茨研究提出反批評，不過森利用印度大流感時期調整數據提供分析結果也顯示零值勞動假說缺乏嚴格經驗依據。劉易斯和舒爾茨兩位發展經濟學大師同獲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我們理解什么是好的經濟學理論、經濟思想如何通過學術批評演講發展都具有經濟學說史角度的啟示意義。

農業勞動力需求范文第5篇

關鍵詞：剩余勞動力；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188-03

1 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產生的原因

1.1 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分類

所謂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勞動力合理配置過程中的客觀現象,也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指超過農村農業生產所需要的那部分勞動力。農業剩余勞動力是一個動態的和相對的概念，它隨著耕地面積、機械化程度、科學技術等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這里的剩余是相對的剩余，即隱形或不充分就業的剩余，其邊際生產率為零。

根據農業生產的特點，農業剩余勞動力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積累型剩余農業勞動力。是指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勞動力的增長超過農業生產的需求而日漸增多的剩余勞動力。它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農村勞動力的自然增長超過農業需求能力，沉淀在農村的勞動力日益增加而造成的；其次是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對農業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日漸加多。

其二，效益型剩余農業勞動力。是指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新技術的應用、產業的更替等原因使部分勞動力剩余。其產生的原因主要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勞動效率的提高，使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實際需求減少而使農村部分勞動力剩余出來。

其三，結構型農業剩余勞動力。是指由于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導致的城鄉經濟不合理，限制了農業勞動力向城市及工礦企業轉移，以及農村產業結構的單一，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自由地向非農產業轉移，而產生的剩余。

其四，季節農業剩余勞動力。是指由于農業生產自身具有季節性特點，農忙時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較多，農閑時對勞動力需求較少，在農閑時產生部分剩余勞動力。

1.2 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原因

一是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造成的不適應性剩余。隨著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步伐加快，出現了一些新興的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由于新興的產業對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而農民大部分素質較低，短時間內無法滿足用人需要，因此造成農村勞動力剩余；同時隨著傳統農業及農產品工業資本存量的調整，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也致使一部分人無事可干，從而導致農村富余人員增加。

二是農業邊際報酬率遞減造成的棄地剩余。自1978年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至上世紀80年代末，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土地的收益率發生了質的飛躍，農民的收入也上了一個新臺階。但是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農民物資投入的增加，農業生產出現了“邊際報酬遞減”的效應。農業邊際報酬遞減促使農民增加對農業的投入，進而增加農業生產的成本，因此邊際報酬遞減現象就更加突出，致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于生產增長，農民家庭直接減收。不斷減少的土地回報率使農民的收入逐年減少，有的地區甚至僅能解決農民的基本溫飽問題，農民的生活水平無法得到提高，更無法滿足他們對生活質量的追求，最終農民不得不從土地上游離出來，成為隱形失業者。

三是農業耕地面積減少造成的資源短缺性剩余。我國是一個土地資源缺乏的國家，可用于耕地的面積尤其較少。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人均農業耕地面積正在快速減少。從全國來看，目前我國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僅近1.3畝，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積的1/4左右。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步伐的不斷加快以及一些對土地的不合理的使用，我國耕地正在以每年500－700萬畝的速度減少。與此同時，我國農村勞動力卻以每年1000至1300萬人的速度急劇增加，使得我國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

四是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造成的相對性剩余。隨著我國農業科技戰略實施的不斷深入，農業科技的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科技成果得以廣泛的實施。在農業中出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如高效農藥的使用、良種的推廣、收割機等機器的使用都極大地減少了農民為施肥、收種、除草、滅蟲等田間管理的勞動時間；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農業技術效益不斷增加也大大提高了農村勞動生產率，資本有機構成相應地提高，使農業對活勞動的需求減少，也增加了農村剩余勞動力。

2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1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動力

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增強了城鄉文化交流和信息傳播，促進了社會變革，塑造了一代新型農民，產生了廣泛的回歸效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意味著農業的剩余向農村轉移、農村的剩余向城市轉移的絕對轉移思路,也意味著勞動力本身、農業、農村自身的直接發展所形成的吸納勞動力就業能力的提高而導致的相對轉移。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與農村經濟協調發展是良性發展過程的應有之意。”勞動力的轉移一方面使資本、技術、信息隨人員流動而運動，使區域間交流日益增多，縱橫聯系加強。另一方面，勞動力的大范圍轉移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產物，是繼后，對中國傳統體制的第三次沖擊。由于它的存在，促使政府對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勞務市場法規制度，以及戶籍管理、住房等多方面進行了改革。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使農村勞動力得到比較充分利用，充分發揮了農村存量資源的經濟作用，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持續增加，從而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前提，也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成為可能。第一，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為農村非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人力保障。第二，在現有戶籍制度下，農村轉向非農經濟的勞動力，無論是離土不離鄉或是進城務工經商，從根本上說沒有脫離農村，他們務工經商所得除一部分用于提高自身生活水平外，相當一部分資金投向本地的農業或非農產業，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稀缺資金。第三，返鄉創業的農民，不僅帶回了稀缺的資金，更帶回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也帶回了市場，為農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所需技術、管理和市場。第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使農業經營模式，由小塊的分散經營向規模經營轉移，發揮規模優勢，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搞特色經營，創農業品牌，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農業現代科技的推廣應用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經濟發展減輕人口負擔。“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關鍵是要持續提高農民收入；而提高農民收入，關鍵又在農業人口的非農化，以及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增加農民的就業機會。”人口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和城市的轉移，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一條重要途徑，其轉移的速度取決于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城市化進程的快慢。現代城市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資源要素聚集的一種物化體現。資源要素的集聚，是城市化的內在推動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各地各類專業及綜合市場的成功發育，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向城鎮聚集，使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絕大部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改革開放后逐步向小城鎮轉移，毫無疑問，為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減輕了人口負擔，為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效率做出了貢獻。

2.2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農村現代化而帶動農村經濟發展

加快推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必須實現農業和農村現代化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一方面，從世界經濟發展規律看，只有不斷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比例，才能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水平，才能不斷提高農村經濟的綜合實力和農村現代化水平。我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歷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貢獻不僅僅表現在勞動力非農化水平的提高方面，而且更在于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使農民收入、農民的消費水平、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機械化程度等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對于農村經濟，現代化意味著通過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的增長和農業中現代科學技術含量增長的作用，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如果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順利轉移，過大的人口壓力必然阻礙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對傳統農業生產要素的替代，制約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從而減緩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以充分轉移，才能有真正的農業和農村現代化，才能推進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

2.3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高農民素質為農村經濟發展鍛煉人才

在現代社會，勞動者的素質是勞動力就業競爭中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和用人單位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過程，這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決定了一個勞動力要從農業向非農行業轉移，必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和綜合能力。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通過轉移過程中的工作和學習，通過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環境，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掌握了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開闊了視野，培養了新的意識和觀念，如市場意識、競爭意識、價值觀念、法律觀念等，進而全面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發展農村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可以說如果沒有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也就沒有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加，也就沒有農村的小康和富裕。農民的富裕又反過來在農村進行教育和其他智力投資，不僅增加了農村經濟發展的資源，而且提高了自身素質，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2.4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農村經濟發展注人了資金，繁榮了農村市場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包括三層含義: 產業轉移、地域遷移及身份改變。產業轉移指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進入非農產業,也就是說,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本質是勞動力在產業間的重新配置;地域遷移指農村剩余勞力向城市的聚集居住;身份改變是指農業剩余勞動力在轉移過程中造成職業生活的轉變并失去農民身份。”產業結構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項重要指標。目前，西方發達國家農村人口均低于10%，而我國卻高達80%。人口流動不但能降低我國務農勞動者的實際人數，還可較快地改變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業組合，并有力地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外出勞動力增加的收入，絕大部分帶回家鄉消費，帶動了當地建材業和商業的發展，這不僅提高了當地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發展農村經濟，部分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事實證明，一批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才和善于管理的企業家、實業家已經在“ 打工仔” 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其中許多人致富后帶著資金、項目、技術回家，促進了當地市場的繁榮，加快了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步伐，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2.5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優化農業結構，加快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在客觀上推進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能夠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市場比較優勢，把土地資源置換出來，發展用地較少，而耗費勞動力較多的高附加值的產品生產，迫使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業就業容量。同時，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如高標準農田基本建設、小流域治理、荒山綠化、平原綠化、農村交通建設等，引導農民平整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通過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緩解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壓力。

此外，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可以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步伐。農業產業化經營，通過發展農村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帶動關聯產業群的發展，將產業優勢和產品優勢轉化為農民的就業機會，拓展農民的就業渠道。具體而言，產業化經營是以建立高效農業體系為核心，注重發展農副產品的深度加工和流通，可以調整鄉鎮工業的產業結構，使其圍繞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和農副產品為原料辦鄉鎮企業。這種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能夠降低鄉村辦工業的成本，有助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鄉鎮企業、鄉鎮加工業，有助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產前、產后環節轉移，緩解農業生產勞動力過剩的壓力，形成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很強的吸納能力，從而為農村經濟發展積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