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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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繳費方式；社會效益；改革

中圖分類號：F426.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712 （2014） 12-0000-01

國家考察供電企業有沒有良好的運行的標準就是該供電企業的資金情況然而供電企業資金的來源就將是由電力所使用的電費情況，所以供電企業的資金是否穩定和供電企業能否正常的運行時離不開用戶所繳納的電費，這是維持供電企業的主要因素。目前的供電企業在日常工作中也在進行著一些改革，將以前傳統方式去收費點繳費的方式轉變成自動化的繳費系統，為供電企業提供了質的飛越和堅實臂膀。

一、多渠道繳費方式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

（一）實現了產權制度變革的價值。在傳統的經濟制度下，以前的投資者只會是國家。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體質的變化，投資者出現了多元化，隨著體制的改革電力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也逐漸的分離。這種情況下分散投資者只注重企業的經營成果還關心企業未來是不是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和發展能力。企業為了能夠更好的實現分散投資者的需求，開始把企業的經營利潤擴大到對企業的控制和規劃。所以，電力企業做好多渠道電費結算工作是新型變革制度下的必然選擇。

（二）實行多渠道電費結算管理是實現現代企業財務管理活動的經濟價值體現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變化，我國的經濟體制也在逐漸變化。企業、國家、個人的關系也發生變化，企業的經濟活動也逐漸轉變成連接市場和企業的連接紐帶，而不再是單純的資金收付活動。由于電力企業財務性質的轉變，對于電力財務管理的要求也就相應的增加。為此電力企業在選取不同的方案的時候要進行相應的對比分析，從而找出最適宜的方案。除此以外，還要對日常的資金運用進行管理。電力企業是不是可以正確的預算好需要的資金以及籌集、配置資金，關系到的不僅僅是一個電力企業的存亡而是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所以要想獲得更好的發展就應該建設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財務管理機制。

（三）實行多渠道電費結算管理是企業資本經營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市場經濟條件的需要，企業的存在就是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為此企業財務管理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所以要想更好的實現最大化的利潤企業就應該建立多渠道電費結算機制。讓企業在規定的資本經營機制中運行從而更好的實現經營利潤。

二、我國目前的電費繳費方式存在的缺陷

（一）繳費方式的局限性。盡管供電企業對于繳費方式有以前只能去各地方的收費實體點去排隊繳費到現在已經在網絡上也可以繳納電費的模式，但是經過長時間的調查人們還是習慣去各地方的收費實體點排隊等待繳費，這樣既浪費了用戶的時間同時也給營業人員的工作強度增加了不少。

（二）繳費時間的固定性。雖然現在不止有了營業廳繳費的方式還有了銀行代扣等等的繳費方式，但是其中還有一定的沖突和矛盾那就是時間的問題，大多數營業廳的收費人員上班的時間正好和大部分客戶上班的時間發生沖突，如果客戶為了繳納電費就要在收費人員上班的時間自己請假去繳納電費這無形中就給用戶造成了損失增加了客戶的負擔。繳費時間的固定性將是要改善的又一個關鍵。

（三）繳費地域的狹隘性。供電企業在建設繳費營業廳的時候也是會選擇人口比較密集人員比較集中的地方建設，那么偏遠的地方繳納電費怎么辦呢，他們繳納電費就會走很長的路耽誤很長的時間還會很不方便。這就又給客戶增加了很多的負擔。

三、多渠道繳費方式的出現創造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一）供電企業建設營業廳繳納收費。最初建設的收費方式就是到營業廳繳納電費，這種方式已經深深的印在了客戶的心里也就成了客戶放心熟知的繳費方式。然而要求營業廳的工作人員要面對面的解答客戶提出的問題所以就會要求工作人員要有很高的專業素質，還要對客戶進行笑臉的收取費用、開具發票的業務流程。由于營業廳的營業時間和上班族繳費時間之間正好發生沖突，很容易對電費的繳納延期形成滯納金，還有就是由于營業廳的數量少分布不均勻，對客戶在營業廳加納費用時會造成擁擠浪費客戶的寶貴時間。

（二）銀行柜臺代為收取電費。雖然營業廳分布不均勻但是銀行和各儲蓄網點的分布可是很密集的，供電企業可以和他們簽訂柜臺代收電費的協議方便了客戶的繳費難問題，銀行對資金的收取和管理上都有著很強大的優勢然而電費也可以被叫做銀行的吸儲資金，只要定期把資金轉給供電企業這樣就會減少供電企業的工作量，主要是方便了客戶對附近沒有電費繳費營業點但有銀行的客戶，銀行繳費將是繳費方式的有力補充。與銀行達到共贏的局面。

（三）銀行代為扣除電費。隨著時代的進步每個人都會去銀行辦理銀行卡，電力企業和銀行簽署協議由銀行自動在客戶電費不足時自動從客戶的銀行賬戶中扣除電費，但是必須要求客戶到銀行辦理自動扣除電費的業務。這樣既省去了客戶排隊等候交通不便和時間沖突的麻煩，還有就是因為電費是由銀行自動扣除的所以不能體現出電費的使用明細，所以供電企業還應該和通訊部門合作把每月的電費使用情況和銀行扣除客戶費用的情況以短信的形式發給客戶，這樣來體現供電企業對自己用電情況的詳細了解。

（四）網上繳費。隨著咱們進入網絡時代，網絡在人們的生活中也是越來越普及，人們的生活也是越來越離不開網絡。這也為供電企業開辟在網絡上繳費打下了基礎，客戶只要在銀行辦理網上銀行然后登陸供電企業制定的網頁進行注冊登陸就可以在網頁中看到關于電費的所有明細，客戶足不出戶就可以繳納電費。但是也是有弊端的那就是對于那些不會使用網絡的老年人就沒有實現互聯網方便快捷的優勢。

參考文獻：

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產業集聚區 經濟 社會 效益

一、產業型或產地型形式和市場型的集中是產業集聚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其中，產業型或產地型形式通常指的是同一或性質相近產業的很多企業的集聚。在傳統時期，交通并不發達，那個時期的工業或以生產資料為主的企業往往集聚在原材料生產地，如澳大利亞的牧羊業、法國的葡萄酒加工業和美國的石油工業。而在交通發達的地區，企業以加工產業型的集聚為主，如臺灣的電子信息產業等等。如果一個地區內的同性質的企業數量較多，就必然會帶來整個區域或者社會的產業生產規模擴大，分工協作能力增強，輔助產業發展以及生產總量的增加。市場型的幾種以市場為主要核心，一般情況下是在城市或者城市附近的不同產業或不同性質企業的集中。歷史證明：不管產業以哪種方式集中，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都會比孤立在各個地區帶來的經濟效益高，而且這種集聚會形成專業化的格局，這種專業化將通過貿易的不斷積累發展下去，這種集聚就會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進一步提高打下堅實而穩固的基礎。

但是我國的產業集聚與上面所述的集聚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多數的產業集聚區屬于內生型，絕大多數為中小企業；2.中國有廉價的聯動力，所以中國的產業集聚多數是加工型產業，極少數是依靠材料產地來確定產業類型的；3.大多數產業集聚以海外技術、資本及營銷渠道為主的；4.這些產業集聚區的企業市場范圍較大，他們以全國甚至全球為市場。

依據波特的競爭理論，產業集聚效應的出現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資源共享。公共基礎建設或者公共物品的共享使得其運用效率提高，最大化的利用資源，而集聚區產生的區域品牌效力則大大增強了集聚區內各企業的競爭力。

（2）資源集聚。產業的集聚會吸引專業化的人才以及專業的供應商，專業知識及技能的提升促使專業化市場的形成，產業集聚所形成的的這種效應為集聚區內企業的生產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地支撐。

（3）分工與協作。專業化市場的形成降低了生產及技術研發的成本，創造了更多的效益，提高了效率，同事，產業集聚區內部的企業通過學習和競爭，可以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4）區域集聚。因為類似性質的產業集聚在一個區域內，有利于集聚區內企業內部的競爭機制強化競爭壓力，市場促使其優勝劣汰，促進企業的深度發展和創新。

二、企業自發選擇和政府引導是我國產業集聚的兩個動因。產業集聚的動因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1.認人為安排，一般情況下是政府和國家依據自身發展需要對產業進行安排和選擇，確定發展的重點和支柱，表現出來的是在政府的規劃下一種引導；2.自發形成，在市場經濟的調節下，經濟人尋求進行資源、技術、人才等共享而產生的一種選擇性傾向；3.人為引導和自發形成的結合，我國的產業集聚就體現了政府引導和經紀人尋求利益最大化的結合。

進一步對我國產業集聚區產業集聚的經濟與社會效應進行分析，可歸納為以下十一個方面。

（1）有利于專業化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和分工細化。在我國，生產環節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個企業內部，然而產業集聚促使專業化分工，各個生產環節分布在不同的企業里，每個企業專業化的只做一個產品的幾個部件，甚至一個部件，企業分工自然有序。技術含量較高、價值較大的產品，不是一個企業生產的，其配套的零件供應商也不是同一個企業，企業的分工使得一個零部件生產商可以同時給不同的企業供應產品，從而就能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降低了生產成本；反過來說，生產技術含量高、價值較大產品的企業可以有多個供應商供其選擇，有利于通過競爭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工廠或企業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勞動力和資本性設備的專業化機會越多，相關的收益就增加。產量增加可以使企業招聘具有專業技術的員工，也為采用專用設備提供了可能性，并且為相關的垂直聯系的企業提供了專業化機會，由此也帶來了效率的提高。

（2）有利于產業縱向關聯的上、中、下游工業在空間上的聚集，加快工業化進程。波特指出：“產業集群只所以依地理集中，原因是彼此臨近有助于生產力和創新，讓產業集群獲得好處，交易成本下降，信息的創造和流動得到改善，本地機構更能隨時回應產業集群的專業化需求，也更容易感受到同行壓力和競爭壓力。”熊波特認為，“工業變動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增長的非周期性要素，以及由于創新的結果”。由此可以看出，企業的集聚，可以讓企業在有限的空間里交流、學習、開展競爭，從而加快技術創新，提高產品質量，有利于企業的深度發展和改善產業結構。

（3）利于降低運輸費用，降低產品成本。企業集中在一起，企業之間互為市場，彼此提供原材料、生產設備和產品。不僅生產協作方便，供銷關系固定，而且距離縮短，運輸費用降低，銷售費用縮減，從而有利于降低產品成本和銷售價格。在我國，產業集聚區的發展，尤其是在招商引資方面，東部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明顯大于中西部地區。東部與中西部地區除了開發時期、思想觀念等有所差異之外，地理位置決定的運輸條件和運輸費用不同也是影響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加型工產業的重要因素之一。韋伯等學者的產業區位學說對于工業發展受運費的影響，有著許多精辟的論述。

（4）擴大市場規模。同一區位點上生產或銷售同類產品企業的集中，以及由此帶來人口聚集與第三產業分布之間的高度正相關性，將會促進企業的生產和市場上的消費，形成專業化市場，有助于較大規模的市場經濟的實現。在市場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各種資源條件更加優越，就會更加適合企業進行生產經營的發展，有利于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

（5）有利于技術、管理知識的交流和人力資源的培養與利用。產業集聚區的發展導致高素質勞動力、技術和管理人員的幾種，如果區域內的一家企業采用的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其他相近企業就可以進行模仿。專業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在離開一家企業自后可以有更多的選擇余地，人才就不會流失。在這種大的環境下，企業就更容易引進企業發展所需的各種專業人才，從而能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對此，馬歇爾認為這是導致產業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

（6）有利于專業性外部服務業和配套設施的發展，促進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的建立、發展和充分利用。企業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就需要相應配套的基礎設施來支持企業的發展。集中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將大大的節約成本，基礎設施建成后，會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時就可以產生更大的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

（7）有利于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借助產業集聚區產業鏈，可以集聚大量中小企業，它們之間在技術上既替代又配套，在市場上既競爭又結盟，促進了企業的發展和專業化市場的形成。中小企業發展的先天不足是企業規模小、市場接近難、市場勢力弱、融資渠道少、人才儲備不足、信息資源欠缺，等等，而產業集聚區產業集群的網絡化正是把大小不等的各廠商和各類機構聯成一個有效的網絡，彌補了中小企業的不足。產業集聚區有著良好的創業和創新的生產科研環境，有著許多優惠的自主政策和便利的政務服務，一些產業集聚區建立了科技創業“孵化器”、“科技創業中心”、“留學人員創業園區”、設立了科技風險基金等，以扶持中小企業的高新技術項目開發和研究。同時，集聚在產業集聚區內的大企業大項目催生了一大批中小企業的創新創業，也為中小企業在產業鏈上下游兩頭延伸發展帶來了商機。產業分工的專業化，以及地理的接近性、社會關系的依賴性、外部經濟資源的共享性等因素極大地增強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促使中小企業做專做精。這樣就可以與大企業實現共同發展。

（8）有利于提高城鄉人口的就業水平。產業集聚區內大量的企業以及企業所延伸的更多配套服務業可以提高大量的就業崗位，有利于解決當地人員的就業問題，有利于社會的穩定發展。很多產業集聚區引進了眾多的中外企業，其中居多數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為社會提供了更多適宜的工作機會，而且產業集聚區的企業往往融合在一個強大的產業鏈中，具有較強的產業競爭力，其提供的工作機會比較穩定，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社會經濟矛盾。

（9）有利于城市規劃的城鎮化建設。集聚經濟是各種產業和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產生的經濟效果以及吸引經濟活動向一定地區靠近的向心力，也是導致城市形成和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如英國的曼徹斯特原來就是個偏僻小鎮，中國的深圳原來就是個漁村。根據城市功能學說，城市形態功能是關于城市地域空間和硬件設施的布局，也是城市社會經濟功能賴以發揮的基礎和載體，而城市的社會經濟功能又將帶動城市空間和硬件設施的建設，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從城市功能的歷史發展看，沒有城市空間就沒有城市功能；城市不同的空間布局，又會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我國各地產業集聚區的建設，從城市規劃角度看就是一種產業布局的調整，是對各個產業部門在空間上的再安排，也是城市功能的再塑造。上海、天津等一些老工業城市之所以能夠迅速改變城市面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產業集聚區的建設，同樣，昆山、東莞這些新興城鎮的崛起，也同樣得益于產業集聚區的建設。

（10）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集聚區以較小的成本為企業集中供熱供氣，集中進行廢水廢氣等工業污染物的處理，大力實施美化、亮化、綠化工程，廣泛開展創建園林綠化和生態示范區活動，提供了生物醫藥、芯片制造等高科技產業所需要的特殊生產環境，使產業集聚區與企業共贏，人與自然和諧，保障了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11）有利于推動經濟以較快的速度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之中。產業集聚區內集聚的企業有許多是來自各國各地區的廠商，這些在華投資的外商、我國香港臺灣地區廠商將其供銷渠道、制造技術、科研開發、市場、信貸關系等經濟聯系帶進內地，內地企業則通過合資合作的方式，加深了我國區域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融合，在與國際競爭和國際接的過程中增強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力，為我國區域經濟走向國際化和專業化奠定了穩步的基礎，縮小了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參考文獻：

[1]陳雁云.產業發展.城市集聚耦合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J].改革.2011（04）

[2]朱麗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大南昌城市群與產業集群空間耦合構想[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05）

[3]全勝躍.產業集群視角下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城市群發展研究[J].價值工程.2011（14）

[4]孫艷，陳紀忠.基于產業集群的泛北部灣城市群互動發展研究—以中、越沿邊城市群為例[J].特區經濟.2010（01）

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法價值，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經濟秩序

價值是法律科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的主要活動。”[1]古今中外的學者通常認為法的價值包含秩序、正義、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價值在于實現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正義、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現代社會中，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的法。經濟法的價值則是經濟法通過其規范和調整所追求的目標。[2]學者們對于經濟法的價值，已多有闡述。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在于“整體效益”；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社會經濟福利價值和經濟民主價值兩方面；還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工具性價值-結果公平、經濟安全與體制效益，目的性價值-可持續發展。[3]上述觀點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經濟法的某種價值屬性。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卻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問題：沿用法哲學通用的概念，卻不曾賦予其有別于一般意義法的價值的特別意義與屬性；未能通過將經濟法價值與鄰近法律部門（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對比并有效區別，從價值角度來突出的經濟法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獨特的存在意義。只有把握經濟法獨立的內在價值并與其他法律部門如民法、行政法的價值相區別，才能從理性和邏輯的高度確立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為實現經濟法律體系內在和諧統一奠定基礎。[4]鑒于此，筆者傾向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表現為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和諧，并在本文中試圖將經濟法價值與一般意義上法的價值以及鄰近法律部門，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價值進行比較，以論證經濟法獨特的存在價值及意義。

一、實質正義

自從人類社會發生公正與不公正的社會問題以來，正義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視為維護和促進正義的藝術或工具。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學家強調，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法只能在正義中發現其適當的和具體的內容，也只能在正義中顯現其價值。但是，“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Proteanface），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5]從法哲學的理論高度來看，思想家與法學家在許多世紀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真正”的正義觀，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正義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義指一種德行；正義意味著一種對等的回報；正義指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種“自然的”從而也是理想的關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種公正的體制，等。在上述諸種正義觀中，社會體制即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具有決定意義，[6]是首要的正義。而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包括兩個基本方面，首先是社會各種資源、社會合作利益和負擔的分配方面的正義，即實質正義；其次是社會爭端和沖突的解決方面的正義，即形式正義。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陸法系或民法法系，從亞里士多德的校正正義中發展出來的形式正義，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對待。眾所周知，在各個法律部門所確立的形式正義是以民法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從根本上說，是與法律的普遍性相聯系的，其以個人主義為指導，以抽象的人格平等為假設條件，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提倡對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執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表明，民法試圖用自然法來建立永恒不變的法律與正義，只要實現平等對待就足夠了。與此同時，民法的正義價值又承認市場主體起點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這種不平等不是市場外的因素造成的，他們之間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日益復雜，國家積極地參與到經濟生活的管理、調控和運作之中；同時人們之間的能力、財富等方面存在著極大差別，如果法律嚴守形式正義的需求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也就必然導致、甚至加劇競爭結果的實質不平等。面對這些問題，以形式正義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民法無力解決，從而導致了新的正義觀及相應的法律規范的出現。“經濟法產生于國家不再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而要求通過法律規范以其社會學的運動法則來控制自由競爭的時候。”[8]相對于民法的形式正義而言，經濟法所要實現的法的價值首先在于實質正義。從理論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和實現實質正義的過程中，其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同時隨著法律調整手段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立法者和社會賦予執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執法者不僅根據普遍性規范來解決問題，也針對個別情況、個別主體、個別案情作特殊調整，體現了實質正義要求法及其調整所具有的能動作用、靈活性和適應能力；實質正義的法律調整手段之多樣化，更表現為經濟法為了糾正社會不會而采取的種種積極措施或手段。[9]從實踐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實質正義的過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種市場主體的意志和利益，維護和保障最大多數人的福祉。一方面，經濟法從市場規制角度出發禁止壟斷、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等破壞競爭秩序的行為以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市場交易主體一方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給以特殊的保護，以維護交易的公平和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經濟法從國家宏觀經濟角度，通過金融、稅收、產業指導等經濟手段引導市場主體作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選擇；規定企業、金融機構等權利義務，促進社會經濟收益的公平和社會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義的實現，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與經濟法又有不同，其對行政程序正義更加關注。美國著名的行政法學家伯納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實體法，而是程序法”。現代行政法是通過對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程序的規范和制約，最終達到行政法控權的目的的。一個行政機關，權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嚴格的程序規范，遵守一整套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規則，其對相對人權益的威脅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權力很小（如僅可對公民進行小額罰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沒有程序制約，可以任意行為，其對相對人權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脅。[10]“行政法的基本目標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為損害時為他提供充分的救濟。”[11]正是在這種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不體現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正確與否，而體現在防止權力在適用這種手段的過程中被濫用，并以有效的方式來監督權力的行使。顯然，行政法對程序正義價值追求是有別于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的。

二、社會效益

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學上的概念，表達的是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其基本意義是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

產出，即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以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為一種法的價值目標導入法學領域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律經濟學的勃興。從法哲學角度講，所謂法的效益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或人們的較少或較小的投入而獲得較多或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的意義。[12]法的效益價值在于利用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方式，來規范資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機作用促使效益結果的出現。法律不僅要以自由、正義、秩序、安全和平等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義、秩序等價值之實現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為現實的法律價值，總是與某種評價相關聯的，包括個人效益價值和社會整體效益價值；其中法的社會效益外延十分廣泛，主要表現為權力運用效率的提高、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會公正的維護等。[13]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而市民社會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有學者認為，在民法的規制與引導之下，個人自由競爭成為規范經濟活動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將勞動與資本引導至能產生最大利益之場所，實現對資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14]可見民法根源于社會分工、個人占有和個體小生產，它追求的價值目標雖然也是效益，但其卻是以個人利益的基點的，它確認和保護單個經濟主體依照自主意志與市場規則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價值追求的是個體的、微觀的經濟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個體效益價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民法規范不應為主體行為設置人為障礙，不得使主體的交易成本無謂增加；二是民法規范應該盡量增加或保護交易的達成，而不是減損主體的交易機會。[15]基于民法對個體效益價值的追求，按照亞當？斯密之觀點，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最終會促進實現社會的財富最大化。換言之，民法的價值取向是充分保證個體效益的實現，而對社會效益的維護則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調整個體利益之間的沖突來實現個體與社會效益的平衡。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自身固有的缺陷，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面對市場失靈，面對“對個體利益的無限追求反過來會扼殺個體利益”的悖論，[16]雖然傳統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對契約自由作出了限制，從過錯責任發展出無過錯責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個體本位的價值取向使其無力解決效率與公平、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等矛盾問題。于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應運而生。

經濟法自產生之日起就以社會效益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經濟法根源于集體協作、共同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其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和經濟的成果只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7]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于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18]經濟法對社會效益價值的追求，要求個人經濟行為與社會總體的經濟發展相協調，其不是追求每個市場競爭主體的個體利益最大化，而是側重于促進市場的整體運行效益、調控個別、微觀經濟效益以取得國民經濟整體效益最優，另一方面，經濟法亦在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的過程中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防止“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狀態的出現，為市場主體的競爭與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從而為每個市場競爭主體自由競爭以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總而言之，“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

行政法對“效益”的價值追求與經濟法、民法有著明顯區別。行政法調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關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產過程，不能直接創造財富，而且其在調整行政管理關系過程中都以消耗社會物質為代價。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經濟效益”為其價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價值取向。在行政法規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過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作出行政決策時盡可能減少誤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與管理目標之間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為的進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價值取向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決策的準確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僅減少行政管理過程中的物質消耗，而且也間接地改變再生產過程中社會資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勞動成果的比率，從而對社會經濟效益的增長起到積極作用。[19]

三、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統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屬性。從哲學角度講，自由是要能夠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對血緣、宗法聯系、思想禁錮和專制政經體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對自由的設定和保障，是人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活動的權利。而秩序從廣義而言是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性現象，某種程序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與秩序本身是一對與生俱來的矛盾。當放任、無度之自由破壞了由一定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作為社會之人與人的正常秩序之時，法律就必須發揮其強制作用，規制自由以恢復秩序。法律，甚至于社會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對社會個體不時發生的自由沖動構成約束并予以匡正，而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對舊的秩序時時構成沖擊”[20]的輪回中而不斷發展與進步的。自由作為傳統市民社會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貫穿于市民社會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帶有濃烈的市民社會個人主義的色彩，這突出表現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則中（它是建立在19世紀個人自由主義觀念基礎之上，即依個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民法自由始終以個人權利的弘場為最終目的，其基本內涵在于：一是行為自由，即民事主體可以支配自己的經濟活動方式，選擇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體在經濟活動中都僅依自己的個人意志決定行為的內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強制。[21]當然，民法對自由價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對秩序價值的向往。在“讓市場機制自主發揮作用以實現經濟運行的良好的狀態”的經濟學觀念的指引下，民法試圖在無任何外力干預的市場經濟自然秩序狀態下，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主體的自由，即為市場機制的自由發揮創造條件以保障和實現人們最大的經濟自由。

過于理想化的東西往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19世紀末期當壟斷等出現之時，民法所熱切追求的經濟自由與自然經濟秩序的和諧狀態即宣告終結。自始就將公與私融為一體的經濟法，在自身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獨特的價值追求中，開始重塑市場經濟的自由與秩序的和諧與統一。如前所述，經濟法以實質正義和社會效益為其價值取向，在經濟法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價值追求中，實質正義與社會效益價值亦發揮了其應有作用。例如，經濟法在自由價值的追求中，多數情況下它總是表現為以適當犧牲個

人自由去爭取社會自由，以此實現社會效益和實質正義。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以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整合選擇度的延拓為目標，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采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經濟法對于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之統一性與和諧性的實現，在于經濟法是一種將代表“公”的國家意志滲入經濟關系之法律制度化的產物。[22]為實現這一目的，要求經濟主體按照經濟法制之規定，保證其行為之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的相互關系，消除任何主體在市場活動中對自由之不當限制或無度妄為；要求國家經濟機關積極執法，嚴格遵守法律約束，不得利用經濟權限使經濟主體承擔不法義務或侵害其權利，并克服政府經濟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法律，保證經濟司法之合法性。

現代行政法的“控權”為其理論基礎，其核心內容自然是行政職權的賦予、行使及違法行使行政職權的法律責任。因而，在自由與秩序的價值選擇中，行政法往往側重于對“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設定行政機關的權力范圍，公平分配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行政執法既要求公民服從行政權，又摻入民主與公平的機制與因素，以保證權力的正當使用；而行政救濟則是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或行政權濫用的監督和對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可見行政法的“秩序”價值的追求處處表現于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在權利上的動態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得以實現。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參考文獻：

[1][美]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55.

[2][9][17][20][2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2，154-155，157，158.

[3]歐陽明程。整體效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主導價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魯籬，蘇明。經濟法價值新論[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3）；呂忠梅，陳虹。論經濟法的工具性價值與目的性價值[J].法商研究，2000（6）。

[4]單飛躍。經濟法的法價值范疇研究[J].現代法學，2000（1）。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52.

[6]所謂社會基本結構是指一整套的主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基本結構的作用是把各種主要的社會組織一體化，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社會合作項目和利益。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03.

[7]賈海燕。經濟法價值分析[J].法學論壇，2002（6）。

[8][德]拉德布魯赫著。法學導論[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77.

[10]姜明安。行政法和行政訴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

[11][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序言[M].群眾出版社，1986.3.

[12]卓澤淵。法的價值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6.

[13]盧云。法學基礎理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18.

[14]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3.

[15][21]何平。論民法與經濟法價值定位的二元互補律[J].山東法學，1999（4）。

[16]歐陽明程。整體效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主導價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

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新聞編輯；電視臺；經濟效益；社會公共利益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5）133-0043-01

1 電視臺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沖突困境的現狀分析

1.1有償新聞

某些新聞編輯工作者人員將有償新聞作為變相謀取私利的手段，盡管我國已明確禁止，但近幾年來依然屢禁不止，甚至有愈發蔓延的趨勢。以某礦難事故的電視報道為例，該煤礦發生嚴重爆炸事故，造成38名礦工死亡，事故發生后，當地電視臺11名記者和電視編輯工作人員，收受礦主的現金賄賂，在新聞編輯報道時，故意隱瞞事故嚴重性。這種有償新聞現象，正是電視臺編輯人員在面對個人與社會公共利益時，經常遇到的情況，同時也是考驗電視臺編輯人員職業道德時需要正視的情況。

1.2違法廣告

廣告是以付費的方式，委托電視臺報道相關商品或者服務信息，對于引導社會公眾的消費行為，具有直接影響作用。電視臺的廣告傳播，商品或者服務情況報道的真實與否，需要電視臺編輯的嚴格把關，如果編輯后的廣告信息，未能真實反映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情況，則可能對消費者造成誤導。在電視臺廣告傳播實踐中，違法廣告現象并不少見，我國工商局監測數據顯示，2014年國內35家地級市電視臺共了31883次藥品廣告，其中包含9684份違法廣告，這種情況正是是電視臺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共管利益沖突的典型，嚴重破壞了電視媒體的形象。

1.3新聞娛樂化

電視傳媒走向市場后，促使犯罪、、離婚、、暴力等軟性內容的娛樂新聞不斷涌現。這種類型的新聞，在傳媒市場中受眾數量眾多，以致某些電視臺編輯工作人員，為提高節目的收視率，而主觀杜撰真實性有待考證的“曝光”新聞，使得電視新聞成為迎合受眾的低俗信息載體，甚至扭曲了受眾的思想和行為，成為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絆腳石。

2 新聞編輯面臨電視臺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沖突困境的權衡建議

2.1深化媒體體制改革

在電視臺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沖突中，如何權衡雙方利益，成為擺在電視編輯人員面前的工作難題，其中深化媒體體制改革，是權衡舉措的基本前提。

1）管理體制創新。電視臺媒體以事業化的經營管理模式，本身具有盈利的成分，但同時肩負社會輿論引導的職責，在管理體系創新中，電視臺編輯工作人員，要在政府的職能監督下，定位好自身的宣傳和公共服務行為，進而在保障產業贏利的同時，綜合應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協助電視臺科學權衡社會輿論支撐和營利功能。

2）媒體產業化。當前在學術界和業界中，電視臺是政府、社會群體、社會大眾對外宣傳的窗口，孕育著巨大的經濟潛力。電視媒體以產業化的手段壯大自身實力，該舉措實際上無可厚非，但是否遵循新聞工作者“原汁原味”的職業操守，發揮媒體宣傳和公共服務功能，成為擺在電視臺編輯人員面前任重而道遠的工作。筆者認為，電視臺編輯人員的工作，既要符合媒體產業發展的規律，爭取為電視臺創收盈利，也要嚴格恪守職業道德，在法律、制度的規范下行駛職權。

2.2健全受眾監督制度

對于電視臺媒體來說，社會受眾是電視臺新聞監督的主要力量之一，關于受眾監督的健全，具有顯然的必要性。

1）受眾監督的組織性。在建立電視臺媒體制度的前提下，社會受眾對電視臺新聞的監督，要有一定的組織性，否則無異“一盤散沙”，適時監督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而關于受眾監督的組織性，筆者認為有必要由政府相關部門牽頭，設立社會監督委員單位，由受眾代表監控新聞工作者的傳播行為。在受眾組織監督下，電視臺編輯要認真聽取受眾的意見和建議，以受眾監督下所反饋的信息，作為判斷自身輿論引導效果的良莠，并檢查編輯新聞內容是否存在有失翔實、公正之處。

2）受眾監督的自覺性。電視臺為受眾主體提供熱線電話、讀者信箱、網絡郵件等舉報投訴電話，歡迎受眾反映有償新聞、虛假報道、違法廣告、低俗新聞等問題，電視臺編輯在舉報投訴行列內，如有關舉報問題查證屬實，電視臺將在查明問題原因的同時，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2.3完善媒體自律機制

近幾年不斷出現的有償新聞、虛假廣告等媒體亂象，其主要原因中，不乏電視臺新聞工作者濫用傳媒權力，做出違背電視臺和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從側面要求電視善內部自律機制.

1）處罰機制。2007年，北京電視臺新聞調查節目《紙做的包子》，被查證造假，北京電視臺嚴厲處罰了該新聞采編、審查、播出等工作負責人，有效消除了此則假新聞的不良社會影響，由此說明電視臺處罰機制的重要性。電視臺編輯是每則新聞舉足輕重的創作主體，只有以嚴厲的處罰機制作為約束，方可杜絕編輯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示范情況的出現。

2）職業道德建設。電視臺編輯職業道德行為與品質，直接關系所編輯新聞的質量，上文所提到的“有償新聞”、“虛假廣告”、“新聞娛樂化”，期間，假設電視臺編輯能夠恪守職業道德，完全可以避免這些現象出現。電視臺編輯需要不斷接受相關的職業道德教育，端正對社會道德原則規范的理解，增強自身明辨是非、甄別善惡、判斷美丑的主觀能力，方可自覺履行自身的道德義務，在編輯工作中，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

3結論

文章通過研究，基本明確了電視臺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共利益沖突的困境現象，以及電視臺編輯在這種困境中，如何權衡各方利益的綜合性建議，但考慮到電視編輯工作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因此以上方法需要在電視編輯實際工作中，予以靈活參考借鑒，同時進行補充和

完善。

參考文獻

[1]郭瀟.如何創新地方電視臺新聞編輯工作[J].西部廣播電視，2013（5）：35-36.

經濟及社會效益分析范文第5篇

【關鍵詞】防止風沙災害 改善生態環境 農田防護林 防風固沙 保持水土 農防林

農田防護林是我國五大林種之一，在“三北防護林”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容易忽視的，農防林在農林生產與生活的實踐中，發揮了森林的多種效益，為廣大群眾的生產、生活創造了美好的條件，做為吉林省西部風沙干旱地區來講，其作用尤其顯著。

一、農田防護林能夠有效防止風沙災害

農防林防風效果顯著。據觀測，林帶有效防林距離為樹高的20―25倍，平均降低風速20-30%。林木越高，防護范圍越大，效果越好。有葉期好于無葉期。據在德惠縣布海鄉的觀測，寬10米，樹高5米，由6行雙陽快楊和北京楊組成的透風結構林帶，在無葉期林帶背風面20倍樹高范圍內的風速，比空曠地低19%；有葉期降低25%。在農安縣前崗鄉，4行、12行、43行護路林網，在0-20倍樹高范圍內，風速平均降低22%；5倍樹高范圍內降低38%；10倍樹高范圍降低23%。乾安縣大師鄉大師村，在900公頃農田上，造起82公頃林帶（占庇護農田面積的9.1%）使根本不能正常耕種的跑風地，變成了良田。如1976年以來刮了幾次30年來罕見的大風，風力達8-9級，有時瞬間最大達12級，在這種情況下，受保護的農田未受害。

二、農田防護林可以改善生態環境

冢防林不僅可以減弱風速，而且可以調節地面空氣層（農作物發育變高）的小氣候。春、秋兩季可提高大氣及土壤耕作層的溫度；夏季則又能降低大氣和土壤耕作層的溫度，提高空氣和土壤濕度，減少地面水分蒸發和降低作物的無效蒸騰；冬季又可使積雪均勻分布。這些都為農作物生長創造了良好的生育條件，保證了農田穩產、豐產。據吉林省林業設計院在各地多年的實際觀測：

1.提高溫度作用。在德惠縣布海鄉觀測，春季在林帶背風面0-25倍樹高范圍內，空氣溫度提高0.2-0.8度；5-20厘米深處土壤溫度，提高0.6-1.4度。在農安縣前崗鄉的觀測，護路林帶庇護區內空氣溫度提高0.2-0.6度；5-20厘米深處0.7-1.3度。這就可以提早達到作物發芽出土的最低溫度，從而減輕了低洼地因低溫造成的“粉種”。如在布海鄉觀測，在林帶庇護范圍內，種子能提早3-5天出土；發芽出土率，在1-25倍樹高范圍內，提高46-66%。由于氣溫、地溫的提高，減少了由寒流而引起的平流冷害，從而使無霜期延長10-15天。

2.改良土壤質地作用。由于林帶背風風速變小，隨風飄來的有機質土粒降落下來，使林帶庇護范圍內耕作層土壤物理粘粒增多。據測定，在樹高5-20倍處，物理粘粒增加59-79%，有機質含量提高16-36%，農作物的生長發育情況明顯地好于空曠區。

3.降低農作物無效蒸騰強度。水是農防林區農業生產活動的重要限制因子之一。由于農防林的建立使防護區的風速減小，濕度提高，從而防護林區內的水分平衡得到改善。據農安縣林業局的觀測，高粱的蒸騰強度，林網內比空曠區低25%，谷子低38%。由于農作物水分的無效損失降低，使植物內含水量相對增加，從而能提高水分在植物體內的有效生理作用和對于熱災害的抵抗力。如在布海鄉觀測，在林帶庇護的范圍內，高粱生長比對照區高16厘米，大豆高11厘米，玉米高23厘米，谷子高11厘米。

4.提高糧食產量。農防林種有益作用，綜合反映在糧食增產上。據在布海鄉觀測，樹高10米，4-6行楊樹透風結構林帶，庇護區20倍樹高范圍內，增產面積（扣除抹牛地、排水溝、耕田路、林帶脅地面積）為89.7-95.6%。作物增產率，谷子為18%，大豆為19%，玉米為31%，高粱為34%。

在梨樹縣喇嘛甸鄉，營造農防林前有1600公頃農田，產量一直不高不穩。自從營造農防林以后，無霜期延長了7-10天。近幾年在耕地有減（造林占地）無增情況下，糧食畝產由造林前105公斤，到現在增加為244公斤。

三、農田防護林還能夠保持水土，固定基本田塊，擴大耕地面積

在松遼分水嶺的部分地區，地勢起伏較大，水土流失現象嚴重。由于采取營造農防林和水土保持林相結合，生物措施與工程措施相結合，喬灌木相結合的防治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如德惠民縣達家溝鄉郝家村，從1995年開始，在585公頃耕地上造起了全長30公里，58條，形成56個網眼的防護林帶。林帶主要橫山設在截流排水溝下沿，起到了防風固土、護渠作用，封住了浸蝕溝。使護溝林、農防林帶、用材片林相銜接，形成了多林種綜合防護體系，達到了“小雨不下山，大雨不成災”，控制了水土流失。實現林網化以后，糧食產量比造林前提高了2倍。德惠縣達家溝鄉杏山村和菜園子鄉張家溝村，都在治理坡耕地的同時，對迎風坡面達300米以上的地塊，隔幾帶灌木栽一帶喬木，在梯田埂上栽灌木，這樣既保住了田埂，又擋了風，使部分地塊的糧食產量增加3倍多。

平原地區，實行林、路、水“三網”化，林帶同時起到防風護路、護渠作用。如雙遼縣建設鄉，地處西遼河下游，過去連年遭洪澇災害，使河床抬高，河道多變，每年汛期都出現塌峰堆堤現象。過去單純采取工程措施沒能解決問題，改用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兩結合，實行“造林護堤、鎖洪波”，在33公里長的河灘沿岸，栽起茂密樹叢，配合土石工程以后，穩定了河床，封住了沙灘，保住了堤防，從而保證了農業穩產高產，效果十分顯著。在防護區，通過造林，擴大可耕地面積，效果也是顯著的。如在扶余市沿大師村，自營造農防林以來，使75公頃的棄耕地，恢復成為可耕良田。榆樹縣李合鄉，實行林、水、路統一治理后，封住了斜路，取直了彎路，取消了荒邊道沿，擴大了耕地面積42公頃。德惠布海鄉岫巖村，建成方田林網后，也擴大耕地20多公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