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激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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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激勵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安全視角；循環經濟；傳統經濟；經濟發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當前，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糧食、能源、資源和環境等危及人類自身安全的五大問題。盡管國內經濟連續多年快速增長，但在片面追求增長率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問題的出現，情況甚至更為嚴重。
中國人大常委會審閱（第三次）了“循環經濟法草案”，并將其改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這表明該法的通過將指日可待，這無疑是中國解決上述問題并追求經濟循環持續發展途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但同時這也只是起步，對循環經濟理論進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嚴謹思考依舊十分必要。
二、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對傳統經濟理論安全性的挑戰
（一）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內涵看
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下，按照清潔生產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封閉流程，必將導致傳統線性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的安全發展模式。
（二）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
1、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說，力求社會安全持續發展。傳統經濟學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假定，它只重視經濟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對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會利益、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安全問題基本不予考慮，這就在理論上助長了經濟當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過程中的不可持續行為，對全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構成了威脅。而循環經濟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它要求經濟當事人在經濟活動中必須考慮自然資源的耗費及環境污染問題，保證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
2、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模式，謀求資源的安全耗用。資源配置模式的傳統代表是“帕累托最優”，它尋求在給定資源配置條件下既能讓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損害其他人福利的最優資源配置模式。在現實情況下，這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自然生態資源在以循環利用為標準進行配置時，“帕累托最優”理論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過分析傳統經濟的物料流動模式（如圖1）來解釋這種局限的致命性。由圖1可以看出，傳統經濟模式下企業和部門之間物質供應是一個線性開放系統，他們的食物鏈條呈線性非封閉狀態。在這種模式中，物質與能量流動的方向是單一的“下流式”的，沒有實現物質的封閉循環，其結果必然是資源致命地不斷減少和廢物致命地不斷增加。與此不同，循環經濟實行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的資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動模式（如圖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對“廢物”和副產品等進行處置、轉化、再利用等的企業，如廢物回收公司、資源再生公司等），這樣一來廢物會明顯減少。對于系統內成員分解不了的廢物，則由更大的循環系統的其他成員利用作為資源，并生產出系統內其他企業的原料，就可以維持系統與環境的相容性，還可以實現物質循環的封閉，避免傳統經濟先天不足導致的發展失衡，從而為經濟的安全持續發展提供可能。
3、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的“效用”和“效率”理論，尋求生態安全。傳統經濟學的精髓就是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尋求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的途徑，但往往忽略甚至極大地損害了生態效益，二者關鍵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圖3來進行分析。由圖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強調經濟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會使得F移向F″，生態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態效益，將使得F移向F′，經濟效益降低。由此可見，任何單一目標的抉擇均會引起對應目標的負效應，從而不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循環經濟效益，必然導致嚴重失衡。傳統經濟往往過分強調個體、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導致整體，長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這種整體和全局在長期和未來可持續發展機會的失去，最終也將導致個體的終結低效。與此相反，循環經濟在局部或短期內不一定能確保最優，但卻為長期或整體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間，使得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帶來高安全性。因此，無論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和內涵看，還是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整個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持續發展都離不開循環經濟理論的指導。
三、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從國外的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來看，德國走的是從個別到一般、從工業實踐到法制鞏固推廣的發展之路；日本是從整體到具體、從目標法制化到實踐部門化的發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實現循環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安全考慮，中國循環經濟正處于由倡導、理論探討向實踐全面推進的時期，參照國際經驗，中國現階段十分需要從國家實際出發，研究并解決循環經濟所面臨的理論發展和法制建設問題。
（一）循環經濟模式作為一種主動的社會變革，對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賴性
現代社會已經步入法制文明時代，生產行為己被納入整個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體系對非循環型社會體系的承認，是進行循環型社會和循環經濟建設的法律障礙。沒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創新，循環經濟社會的建設就會增加突破法律障礙的社會成本，從而使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只能是個別現象，而難以在全社會進行推廣。探索循環經濟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鞏固下來，才能從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會對環境問題的執行力度，從強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環經濟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斷鞏固社會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會參與循環經濟模式的積極性，從社會成本上減少對循環經濟模式的阻力。
（二）循壞經濟模式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結構要求
國外循環經濟模式日益呈現出社會性的產業理念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形勢，其對社會的調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對這種結構體系之間進行明確的法律線條區分。從循環經濟模式的建設情況來看，循環經濟所要求的法律是作為整個社會得以遵從和堅持的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門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門法的特征，表現為依據憲法性文本與部門法律法規之間的“鏈條”，起到指導多個部門法律法規的作用。
（三）從國內外的發展情況看，循環經濟立法有其自身價值與必要性
德、日兩國不同的循環經濟建設方式均表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原則提供指導性原則的作用，又為具體部門法律法規改革提供了指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作為一種特殊的基本法體系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法律約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強力作用下推進循環經濟建設。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問題卻日益嚴重。據保守估計，中國因環境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占GDP的2.1-7.7%，因生態破壞導致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5-13%，兩者之和大約為GDP的7-20%，也就是說，每實現1萬元GDP，大約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損失。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環境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是以環境要素資本來支撐和推動的，這必然加大了經濟增長的投入成本。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勢在必行。
四、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經濟學破解
國際國內的形勢要求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中國目前的循環經濟立法還只處于萌芽階段，法律、法規對循環經濟的規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吸納經濟學和安全發展理念，制定一個整體的框架和規劃，確立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制定操作性強的循環經濟基本法規，完善各項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環型社會的經濟理念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
循環型社會要求保證環境發展優先于經濟發展，防止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要求國家調節環境社會關系的活動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國家和各級政府在制定相應計劃和推進循環社會政策的實施時以此為目標。再通過法律知識的普及，讓企業和公眾都有建立循環型社會的參與意識，并自覺地循環利用社會資源、保護環境和相互監督。
（二）以安全的發展觀為循環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
安全的發展觀，其重大創新就在于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核心內涵，解決了要發展、為什么要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明確了增長和發展的關系。改變了過去單純只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觀，將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基礎，以區域、城鄉、集體與社會統籌發展為內涵，以國內外相統籌為手段，實現安全穩定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出路。因此，開展循環經濟立法必須以安全發展觀的理論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三）以法律法規的指導性作用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
通過法律法規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相關產業政策應強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環境保護，以利于循環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應從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決策層次系統地規范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原則，建立以循環社會為目的的、以區域性循環經濟法律法規及政策措施為保障的社會激勵體系。
五、結論
總之，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次變革，建立和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基于安全考慮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環經濟自身規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
1、Oughton C. The regional paradox: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2(27).
2、王煒.循環經濟是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革[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7).
3、劉學敏.循環經濟挑戰現代經濟學[N].光明日報,2004-02-10.
4、黃賢金.循環經濟:產業模式與政策體系[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黃英娜等.循環經濟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學基礎[J].環境經濟,2004(8).
經濟學激勵理論范文第2篇
一、 監管特有的相反視角
政府監管這一視角，對應著反對特性的另一視角，也即部門利益架構下的服務視角。芝加哥學派經由多年調研，對區域之內的電力部門，進行了特有的價格查驗。這樣的學派，創設了部門利益獨有的新穎視角，并讓人們明辨了政府規制應有的真實成效。實證累積得來的數值成果，促動了部門利益關涉的原理形成。
例如：施蒂格勒經由實證調研，得來這一結論：通常來看，擬定好的管制路徑、接續的管制設計，都要依托區域之內的企業，予以爭取得來。平日以內的這種管制，服務于特有的受制企業。政府監管特有的利益指引，應當建構在集團原初的利益根基上;這樣的管控，也應能促動利益層級的提升。
接納了經濟供求這一范疇的視點，解析了慣常提到的監管。把區域范疇中的工商企業，看成管控中的主體;把供求特性的總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構。從供求更替這樣的總傾向，來判別監管對策特有的服務指引。
二、 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 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 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 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 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 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
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 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 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經濟學激勵理論范文第3篇
（一）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
在高考招生中，獨立學院為本科第三批，總分相對較低，并可以適當降分錄取。這就導致獨立學院的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特別經濟學類的專業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數學基礎相對更差，而在宏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導，使得學生學習起來有困難。基礎知識較差的原因大多是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的問題，這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改正，所以很多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感覺難跟上，聽不懂。
（二）學生綜合素質較高，學習新生事物能力較強
獨立學院的收費較高，所以能上的學生大多家庭條件較好，家長一般對教育比較重視，學生思想活躍，情商高，興趣廣泛，大多有文藝特長，對計算機、網絡技術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現代技術學習。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有很強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討厭刻板的理論學習。
（三）學生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
學生在高中階段沒有養成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自控能力較差，在大學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學習習慣很難改正，導致學習事半功倍，學習效果不顯著；學習方法也缺乏靈活性，由于習慣了高中的填鴨式的學習方法，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不會自己總結和解決問題，嚴重依賴教師。此外，由于家庭條件較好，學習上缺乏刻苦學習的精神，對較難的問題往往不愿深究，考試前臨時抱佛腳。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方法探討
針對以上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我認為應該扎實基礎、加強課程教學的互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習精神。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獨立學院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畏難態度，使學生真正把宏觀經濟學學好
（一）扎實基礎知識
主要體現在數學和經濟學原理兩門課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數學的學習中應該拿出相當的時間復習高中的數學知識，另外，在高等數學的學習過程中還要使學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既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又可以打實基礎。在經濟學原理的學習過程中，要通過各種手段，例如案例教學、實際問題分析等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能培養他們學習的信心和動力。
（二）加強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因為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源于歷代經濟學學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經濟問題的解決。因此，在教學中，應該將經濟理論和歷史或現在的經濟現象聯系起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和獨立學院的學生注重實用性的特點是想符合的，通過形象的各種實際案例可以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生動的現實問題，逐步培養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建立起正確的經濟學思維模式
（三）創新教學手段
在教學方法上，也不能單一的利用教授法，這樣難免使學生感到枯燥，失去學習興趣。而應該充分理由學生知識面廣、才藝突出、對計算機和因特網的熟悉來創新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對于通貨膨脹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去采訪自己的親朋好友的通貨膨脹經歷，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現出來，既可以發揮學生的特長，又可以提高學生的主動性；對失業問題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互聯網上查找典型國家的失業率指標，然后用PPT的方式進行演講；而對于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這樣理論性比較強的章節，就可以通過課程提問的方式互動，多做練習，多多激勵和表揚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總之，不能采取單一的教學模式，要根據不同章節的特點，相應的選取合適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四）完善激勵制約機制
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自制能力較差，逃課現象比較突出，上課不專心聽講。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學習也同樣如此，因此，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對學生形成良好的制約。例如，在上課時，對積極互動發言的同學加平時學分，對上課玩手機不認真聽講的學生和遲到曠課的學生減平時學分，對曠課嚴重的學生給予退課處理等。通過獎懲兩方面的作用，從外部起到激勵和制約的作用，并轉化為內在的學習動力。
三、總結
經濟學激勵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財務經濟學邏輯起點資源配置激勵機制
近年來財務學科發展明顯特點是其“外延”不斷擴張，以至于學科之間“邊界”越來越模糊；各學科的內容也處于經常變化與調整之中，不斷地引入其他學科理論來豐富財務學的內涵。在整合與滲透中財務學科與其他學科正走向融合或交叉，財務經濟學在此背景下形成新的邊緣交叉領域。
一、財務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回顧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財務學與經濟學幾乎沒有交集，經濟學者對金融機構、投機行為以及構成財務主要部分的不確定性及其他層面等極少關注，財務學的研究主要依賴經驗法則以及零散的例證，缺乏理論基礎及嚴謹的實證研究，財務學科內容分布也非常零散，大都只是羅列一些具體的制度和措施。1952年，亨利?馬柯維茨(H.Markowitz)提出了資產投資的組合理論，并將投資選擇問題系統闡述為不確定性條件下投資者效用最大化的問題，這是學術界首次將經濟學理論與財務學結合。隨后，威廉?夏普(w.Sharpe)將這一模型進行了簡化，并提出了資產定價均衡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也是第一個不確定性條件下的資產定價均衡模型。由于股票等資本資產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CAPM的實質是討論資本風險與收益的關系。但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一系列嚴格假設之上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假設顯得過于理想化，該模型的實用性和有效性不斷受到質疑。在對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提出質疑的同時，不少經濟學家開始探索新的資產定價理論。如斯蒂芬?羅斯(Stephen Ross)于1976年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的套利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正是經濟學家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得財務學和經濟學的結合更加緊密，并由此引申出一門新興的學科――財務經濟學。西方國家有關財務不但有豐富的理論體系，還有廣泛的實證檢驗，得以驗證理論建構與其現實狀況的關聯。與西方國家蓬勃發展的財務經濟學研究現狀相反，我國還僅是限于介紹和零散的研究，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財務經濟學體系。財務學教科書重心仍在介紹有關財務會計核算原理、主要資產經營以及選擇優劣股票的各種經驗法則和財務制度的介紹等，沒有一種可供廣大學生了解這些現象的整體架構和完整的理論體系。
二、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及理論框架體系
(一)財務學理論的邏輯起點研究現有的財務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對財務經濟學有很大的啟發。縱觀財務學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大體上可以分為本質、環境、假設、產權、目標和本金起點論等觀念。“本質起點論”認為，財務的內在本質決定了財務的多種形態，是奠定財務獨立存在的客觀基礎。這一觀點符合我國傳統的哲學思維習慣，突出了財務不同于其他經濟領域的特征，但本質起點論不能反映社會經濟環境發生的變化及財務各領域的內在聯系，更不能成為財務系統的向導和溝通財務理論與實踐的橋梁，以本質為起點會阻礙財務應用理論的發展。“環境起點論”認為，在上個世紀財務管理的發展過程中，財務管理目標、財務管理內容、財務管理方法的變化，都是理財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即有什么樣的理財環境，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理財模式，也就會產生相應的財務理論結構。該觀點根據環境的需要確定財務管理的目標，進而確定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財務理論體系。用歷史發展的視角考察財務理論的發展，有利于理解不同時期的財務內涵，但將環境作為起點構建財務理論結構是不合理的。因為財務環境是經濟、法律、社會、風俗、文化等若干要素的綜合，而邏輯起點只具備單一性，用一個復雜且多變的概念作為財務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勢必影響整個財務理論體系的構建質量。“假設起點論”認為，任何一門獨立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都是以假設為邏輯起點的，然而在財務學中卻忽略了這一點，假設對任何學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為本學科的理論和實務提供了出發點和奠定了基礎。這種觀點重視對財務假設理論的研究，將財務理論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無需證明的命題基礎之上，符合人們對事物本質研究的習慣。但邏輯假設因其過于完備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理論體系，在假設前提發生變化時轟然倒塌。“產權起點論”是近年來人們在研究產權問題時產生的，認為產權作為一切經濟制度的基石，對企業的經濟行為起約束作用，財務管理作為一項經濟管理活動，必然受到產權結構的制約。不同的產權結構形成不同的財務管理模式，產權結構決定了企業的財務管理，因此，研究財務管理應從產權結構著手。該觀點強調了產權結構對財務理論結構形成的深刻影響，揭示了不同財務模式產生的產權關系，但財務模式的調整除受到產權制度的影響外，還受到社會制度的約束，因此，產權關系不能構成所有社會制度下財務模式的基石。“目標起點論”是近幾年在大量借鑒和吸收西方財務理論過程中較流行的一種觀點，該觀點認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為，只有確定合理的目標才能實現高效的管理。這種觀點突出了財務管理目標在財務管理理論結構中的作用，有利于財務管理理論對財務管理實踐的指導。但將財務基本理論的具體內涵作為財務理論結構的邏輯起點，并貫穿整個財務理論體系顯得有些勉強。本金起點論認為，本金是指為進行商品生產與流通活動而墊支的貨幣性資金，具有流動性與增值性等特點，經濟組織的本金按其構成可以分為實收資本、內部積累和負債等組成部分，強調本金起點理論符合邏輯起點的基本標準，彌補了其他起點理論的各種不足。但以本金作為財務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實質上還是探討財務的本質問題。
以上這些觀點從不同的側面構建了各自不同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但這些邏輯起點理論均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其理論體系極不穩定，忽略了財務理論運用的復雜性和多變性，也沒有合理地解決理論與實踐的接口問題，不能有效地指導財務管理實踐，因而不利于財務理論體系的完善。
(二)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及理論框架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分析應基于財務學，但又不同于傳統財務學。這一新興學科將經濟學和財務學集于一身，其邊緣交叉組合的性質導致其理論邏輯起點應包容這兩大學科，并構成兩個學科的共同基石。眾所周知，經濟學研究理性經濟人的行為，作為理性經濟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觀的
自利動機、理性的行為和客觀的利他結局。而財務學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兩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觀資源的有效配置，尋求資源的最佳利用，從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由此筆者將這一共性提煉為“財務資源的理性配置”，并以此作為財務經濟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基于財務經濟學的邏輯起點，這一學科理論體系，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財務經濟學結構體系包含三個層次：第一，資源理性配置理論是財務經濟學體系的基礎。財務資源配置是指資本在不同來源渠道的組合和不同經濟用途之間的分配，其涉及到財務活動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資本的形成進行組合，
即融資中的資源配置。資源的配置表現為資本在不同時期之間和不同性質之間的安排，從而形成了融資的核心問題，即融資結構的合理安排。包括長期資本和短期資本的安排、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的安排；另一方面是對資本的使用進行分配，即投資中的資源配置，這里的資源配置主要表現為資本的合理分配，從而形成了投資的核心問題，即資源流向和流量的調整。而資金的籌措和使用正是財務的核心所在，其決定了資源配置的目標、原則和內容，可以視為整個學科的理論基石。第二，財務經濟學基礎理論是由一組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的概念集、按其內在邏輯關系排列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其建立在財務經濟學邏輯起點之上，是財務實務理論的根基和出發點，決定財務經濟學的目標和原則，反映了財務資源的客觀屬性及其規律性，即財務資源配置緣于它的稀缺性。而財務資源的稀缺性客觀上要求人們通過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對財務資源進行合理的配置，將有限的財務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財務資源配置應以優化融資結構和投資結構，提高稀缺資源的產出率一資本收益率，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稀缺資源為目標。資源配置的基礎理論可以圍繞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以及各自與企業價值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和探討。有效市場假設、投資組合、資本結構、委托、股利政策、資產定價以及風險與收益均衡等理論，正是從不同側面探討財務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這些理論相互輝映構成一個完整的財務經濟學理論基礎。第三，財務實務理論。建立在財務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上的財務實務理論體系，是財務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對財務工作進行操作和管理的具體闡述。該理論直接對現行財務實務做出解釋，并有效地對未來的財務活動進行預測。具體而言，是從財務資源的籌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幾個環節進行資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達到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三、財務經濟學結構體系
經濟學激勵理論范文第5篇
2016年10月10日，奧利弗?哈特與本特?霍姆斯特羅姆憑借“在契約理論方面的貢獻”共同獲得201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契約理論循著古典契約理論―新古典契約理論―現代契約理論的發展脈絡演化至今。眾所周知，現代契約理論也稱作現代企業理論，公認的開山鼻祖是科斯。
現代契約理論從交易行為的角度解釋企業，將企業看作是個人間交易產權的一種合作組織，由一系列契約聯結而成，企業行為是所有企業內部成員博弈的結果。該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即交易成本理論和委托―理論，前者著眼于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不完全契約下的企業所有權安排；后者則側重于分析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及企業成員之間的委托―關系。兩種理論的共同特點是都強調企業的契約性、契約的不完備性及由此導致的所有權和激勵問題的重要性。哈特的主要貢獻在前一方面，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則在后一方面。
科斯的貢獻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人，則進一步研究了在科層式組織中契約如何定義、科層式組織如何完善等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科斯所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及其門徒再次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組委會的垂青，進而引起全球經濟學家及普通人的關注。
不完全契約理論及哈特的貢獻
傳統觀點認為，契約一旦規定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便是有利于激勵長期投資的。標準的契約理論假定契約是完全的，契約的設計以及監督實施都是沒有成本的。
然而現實中的契約是不完全的。契約的不完全、不完備會導致事前的最優契約歸于失敗。由于契約的不完全，所以事前的專用性投資便無法寫入契約。一旦自然狀態實現，在這種具有雙邊鎖定特征的談判過程中，投資方就面臨被對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準租金”的風險，即投資者投資的邊際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對方分享了。由于預期到這種敲竹杠行為，投資者在事前就會選擇投資不足或者做出無效的專用性投資。
經濟學家們正是在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由于契約不完全所導致的效率損失中，逐漸發展起不完全契約理論。而不完全契約與完全契約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不事先規定各種或然狀態下的權利和責任，而主張在自然狀態實現后通過談判來解決，因而重心就落在對于事前的權利（包括再談判權利）進行機制設計或制度安排；后者則在事前規定了各種或然狀態下當事人的權利和責任，因此問題的中心就是事后的監督。
作為現代契約理論的一個分支，不完全契約理論主要由交易成本理論、激勵理論和產權理論組成。現代契約理論考慮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不對稱信息下的收入轉移；二是不同風險態度的當事人之間的風險分擔。兩個核心問題正是不完全契約理論聚焦所在。
第一個發現契約不完全的經濟學家極有可能是科斯。他在開創性的《企業的性質》（1937年）一文中指出：“由于預測的困難，關于商品或勞務供給的契約期限越長，那么對買方來說，明確規定對方該干什么就越不可能，也越不合適。”
哈特則從三個方面較為全面地解釋了合約的不完全性：第一，在復雜的、十分不可預測的世界中，人們很難想得太遠，并為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都做出計劃。第二，即使能夠做出單個計劃，締約各方也很難就這些計劃達成協議，因為他們很難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來描述各種情況和行為。對于這些，過去的經驗也提供不了多大幫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對將來進行計劃和協商，他們也很難用下面這樣的方式將計劃寫下來：在出現糾紛的時候，外部權威，比如說法院，能夠明確這些計劃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強制執行。
簡單概括哈特上述三點：一是因當事人的有限理性而使預見成本較高；二是因當事雙方語言溝通的障礙特別是對書面語言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締約成本；三是由第三方“可觀察但不可證實”所造成的證實成本。
不完全契約理論正是以合約的不完全性為研究起點，以產權或（剩余）控制權的最佳配置為研究目的。它是分析企業理論和公司治理結構中控制權的配置對激勵和信息獲得的影響的最重要分析工具。不完全契約理論認為，由于人們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項的不確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權利的成本過高。因此，擬定完全契約是不可能的，不完全契約必然是經常存在的。
由于不完全契約的存在，所有權就無法以傳統產權理論那樣以資產這一通常的術語來界定。因為在契約中，可預見、可實施的權利對資源配置并不重要，關鍵是對那些契約中未提及的資產的控制權，即剩余控制權。因此，對一項資產的所有者而言，最為關鍵的是對該資產剩余權利的擁有。據此，哈特等人將所有權定義為擁有剩余控制權或事后的控制決策權。在哈特等人看來，當契約不完全時，將剩余控制權配置給投資決策中相對重要的一方是有效率的。
在此，有必要區分特定權利與剩余權利。特定權利就是指在合約中被明確規定的權利，而沒有被明確規定的權利就是剩余權利。不完全契約理論主張：企業與市場的區別不是由剩余收入索取權的分布決定，而是由剩余控制權的分布決定。市場意味著剩余控制權在交易雙方是對稱分布的，而企業意味著剩余控制權的非對稱分布。當兩個經濟行為主體進入一種交易關系，財產被用來創造收入，而要在契約中列出所有關于財產的特殊權利的費用極為高昂時，最經濟的做法就是一方兼并另一方，即一方購買另一方的剩余控制權，術語稱一體化。但是“剩余權利對購買方來說是一種收益，對另一方卻是一種損失，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勵機制的扭曲。因此，一種有效率的剩余權利的配置必須是購買者激勵上所獲得的收益能夠充分彌補售出者激勵上的損失”。由此可知，投資行為最重要的一方應當取得剩余權利的所有權。
不完全契約理論又被稱為GHM理論或GHM模型，由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莫爾（1990）等共同創立。GHM模型直接承繼自科斯、威廉姆森等開創的交易費用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發展。其中，1986年的模型主要是解決資產一體化問題，1990年的模型發展成為一個資產所有權模型。
哈特等人進一步指出，剩余控制權直接來源于對物質資產的所有權，相當于所有權。一個人擁有的資產越多，外部選擇權越多，剩余控制權就越大；談判力越強，得到的剩余越多，事前的專用性投資激勵就越強。由于剩余控制權于契約雙方而言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得到剩余控制權的一方固然增加了投資激勵，但失去的一方卻因此減少了投資激勵，所以社會最優的投資激勵不可能實現。這就是一體化帶來的收益和成本。GHM模型認為，應該通過資產所有權或者剩余控制權的配置，確保在次優條件下實現最大化總剩余的最佳所有權結構，這就要求把所有權安排給投資重要的一方或者不可或缺的一方。因而，剩余控制權天然地歸非人力資本所有。在契約不完全的環境中物質資本所有權就是權力的基礎，而且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因此企業也就是由它所擁有或控制的非人力資本所規定。哈特等人這種對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將導致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的觀念，深刻地洞悉了組織權力的來源，相對于以前的理論而言是進步。然而，現實世界還存在著擁有更多物質資產卻并不意味更多投資激勵的現象，有時權力不僅僅來源于物質資產。這是哈特等人資本強權觀和資本至上觀方面存在的問題。
哈特與莫爾（2006，2008）還提出了一種與傳統契約理論相融合的互補性觀點：契約為交易關系提供了一個參照點。在他們的模型中，一方交易當事人的履約行為是從契約承諾中獲得的權利感受的函數。交易雙方既可以簽訂柔性契約，允許當事人對事后不確定性作出適應性調整，也可以在事前簽訂一項與未來結果密切相關、當事人對未來的任何結果都不會感到失望的剛性契約。前者有可能由于一方粗糙履約的投機行為造成無謂的損失，而后者正是降低這種無謂損失的方法，當然這也會降低柔性契約可能帶來的好處。因此，他們提出了當事人在柔性契約和剛性契約之間進行權衡的觀點，為長期契約提供了基礎，同時闡明了為什么事先確定價格，允許雇傭者選擇任務的雇傭型模型是最優的。
簡單對不完全契約理論做一個總結性評論。
GHM模型用一階方法和博弈論建立了一個嚴密的形式化分析框架，為不完全契約的研究開辟了全新天地，這一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它的分析環境過于簡化，相對于科斯和威廉姆森創立的交易成本理論而言是一種退步。如何在同一個分析框架下考察有資產的資本家和無資產的經理人及工人，從而建立一個科層理論，這是一個挑戰。另外，以GHM模型為代表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一方面假定當事人在某種程度上只具有有限理性，另一方面又假定當事人具有計算未來成本和收益的動態規劃能力，這種對理性程度的“曖昧”假設遭到經濟學界的批評。為規避這種曖昧的有限理性假設，同時為了內生化契約的不完全性，哈特和莫爾（2004）將契約分為“緊的”和“松的”兩類，似乎又向完全契約的理論靠近了一步。
對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核心概念“剩余控制權”的定義也存在爭議，它有時表示“剩余權利”（格勞斯曼和哈特，1986），有時又以“全部權利”的面目出現。作為一個組織理論，不完全契約理論如何解決這個核心概念的歧義問題，同時賦予其連續的性質以便拓展到更為現實和復雜的科層分析之中，又是一項挑戰。市場和官僚機構可以被認為是分別對應于完全契約和不完全契約的兩種極端的治理結構，不完全契約理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市場的理論研究。
總體而言，不完全契約理論在完全契約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把握，增強了契約理論的整體解釋力。其對控制權、組織邊界、組織結構、金融契約、法律執行以及政治制度的解釋，為我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另一扇門，其研究方法亦正越來越成為企業理論、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等領域的基礎工具。
完全契約理論及霍姆斯特羅姆的貢獻
委托―理論是過去40多年現代契約理論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它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一些經濟學家不滿阿羅―德布魯體系中的企業“黑箱”理論，而深入研究企業內部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發展而來，創始人包括威爾森、薩平頓、羅斯等學者，也包括獲得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霍姆斯特羅姆和哈特。
委托―理論的核心是解決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委托人人的激勵問題，即問題。作為制度經濟學契約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該理論主要研究的委托關系指一個或多個行為主體根據一種明示或隱含的契約，指定、雇傭另一些行為主體為其服務，同時授予后者一定的決策權力，并根據后者提供的服務數量和質量對其支付相應的報酬。授權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權者就是人。簡言之，委托―理論主張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企業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權，而將經營權利讓渡。經過多年的發展，委托―理論已由傳統的雙邊委托理論發展出多人理論、共同理論和多任務理論。該理論也早已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的邏輯起點。
委托―理論遵循的是以“經濟人”假設為核心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以委托人和之間利益相互沖突、委托人和人之間信息不對稱兩個基本假設為前提。由于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委托人必須設計某種契約或者機制，誘導人選擇適于委托人利益的最優努力水平。
委托―理論遵循如下基本分析邏輯：委托人為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將其所擁有（控制）資源的某些決策權授予人，并要求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務或行為。人亦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經濟人。在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人在行使委托人授予的資源決策權時可能會將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進而損害委托人的利益，即產生問題。由于問題的存在，委托人就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機制（契約）來規范、約束并激勵人的行為，減少問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
早期委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單一委托人、單一人、單一事物的雙邊委托問題。雙邊委托是所有委托類型中最抽象最理想的研究形式，也是其他理論的基礎。霍姆斯特羅姆（1971）的模型給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最優解為：（1）委托人無法觀察或控制人的努力，蘊含著一個重要的效率損失，即在滿足激勵相容約束與參與約束條件下的結果是“次優”，無法像在信息對稱情況下，達到帕累托最優；（2）權衡最優契約效率和對人的激勵兩個相互沖突的目標，并作出決定，且人必須承受風險。
多人理論、共同人理論、多任務人理論是雙邊委托理論的擴展形式。霍姆斯特羅姆對多人理論和多任務人理論有著重要貢獻。
總的來說，委托―理論作為西方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豐富了現代經濟理論，為我們分析現實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分析框架，并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當下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許多經濟社會問題通過委托―理論得到了很好的解釋。但在運用該理論時，須充分注意委托―理論的前提假設及其所適用的條件。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用現有的委托―理論模型去分析，更不能直接套用委托―理論的結論，而應該是運用其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對中國現實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得出符合國情的結論，以便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
張五常對契約理論的貢獻
哈特因不完全契約理論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就為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鳴不平，認為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借鑒”了張五常教授關于合約結構的思想，哈特是用數學的語言詮釋了張五常的思想。誰先誰后、誰借鑒誰等學術考據不是本文討論的范疇，但也毋須諱言，對于這位在華裔經濟學家中幾乎是唯一有可能獲得諾獎的學者的支持，輿論中不乏民族主義情緒。在此，不妨回顧一下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張五常稱契約理論為合約理論）。
張五常對現代契約理論的研究，以《分成租佃論》為肇端。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他從分成制度入手研究了合約的選擇與風險規避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問題。20世紀80年代，又從分析企業的合約性質開始，深入地研究了合約的本質以及交易費用的關系，并系統地形成其合約理論。張五常的合約理論就是對合約的局限條件的研究，是關于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對簽訂合約如何形成影響的研究。
在張五常看來，在現代社會中合約的存在與選擇，都是在一定的局限條件下資源有效運行的結果（市場的合約是以私有產權為局限的）。而市場價格機制則是減少資源消散最為合適的方式，任何其他方式都會造成大于其機制運行下的租值消散的情況。根據張五常的“租值消散”定律，如果要使經濟增長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須減少在競爭情況下的資源浪費。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就要制定競爭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這些競爭規則就是約束人們行為的產權制度。張五常將約束人們行為的規則分為三類：以規制來限制財產的使用；以“人”本身為界定權利的單位或以等級來分配權利；以資源或物質本身來作為界定權利的單位。而物質或資源的衡量標準又是以市場價格機制為基礎的。
但市場價格的運作不是無成本的。科斯在其《企業的性質》里提出了交易費用問題，也就是張五常所說的租值消散，即市場價格的運作成本。科斯主張，為了減少這種租值消散，以企業組織代替市場價格機制。但是張五常認為科斯關于“企業代替市場”的觀點是不完全的。人們在交易中對合約安排的選擇只是一種合約安排代替另一種合約安排，而不是一種企業代替一種市場。正是在這意義上，在私產局限下，一種企業組織制度的安排就是一種合約安排的形式，企業組織的選擇本質上就是合約的選擇。合約安排的本質在于如何在局限條件下把租值消散最小化，所以，對不同的合約安排的選擇也就決定了交易費用的高低，決定了社會經濟發展快慢及資源配置效率。
科斯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的演講中多次提到張五常是新制度經濟學主要的貢獻者。而合約理論是張五常對現代經濟理論貢獻最大的方面，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現代契約理論而言，張五常無疑是最為主要的創始人之一。
總結
微觀經濟學研究方面，從科斯開始是一個重大轉折。
在科斯以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市場。企業在新古典經濟學眼里只是“黑箱”，即把企業當成一個生產函數、一種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在市場和技術的約束下純粹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分析單位。故而，在“前科斯時代”，經濟學家并不分析企業的內部結構。
自科斯以降，微觀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才開始從市場拓展到企業。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的契約研究便是延續并深入了科斯所開拓的這片研究領域。
企業內部的問題，從更廣義上講，是組織問題、科層等級制問題，并不屬于市場研究的范疇。在市場中，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或企業，各方地位平等，誰也不能指揮誰。但是在科層組織內部，第一要義就是下級對上級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這是在市場上所沒有的。所謂企業內部的契約，即是此種科層等級制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規定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下級要無條件地服從上級的權威。這是市場契約與組織契約的本質不同。
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包括之前獲得諾獎的莫里斯、威廉姆森等人）就是在科斯的基礎上深入研究企業。科斯的貢獻在于提出了為什么會有企業、為什么需要科層式組織。而哈特等人則進一步研究了科層式組織中契約是如何定義的。不完全契約的服從僅限于一定范圍，但范圍又無法在事前定義清楚，這就意味著雙方都有鉆空子的機會。哈特的不完全契約理論研究的就是如何把鉆空子的機會主義行為壓縮到最低限度。故而哈特等人的貢獻即在于如何完善科層式組織。
這一研究方向與19世紀的古典經濟學專注于研究市場有著重大差別。人類社會的關系無外乎兩種：平等關系與隸屬關系。平等關系的研究（市場）到了馬歇爾時代，已經研究得差不多了。而科斯明確指出了人類社會不平等關系之企業內部的隸屬關系、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哈特等人則是進一步深入研究了這種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年獲得諾貝經濟學獎的哈特與霍姆斯特羅姆是在科斯開拓的這片學術領地上深耕細作，算得上科斯的門徒，當然還包括之前的莫里斯、威廉姆森、梯若爾等新制度經濟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