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要素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本文利用2006-2011年31個省市不同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不同資本素的流動性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相對中部，東西部借助政策優勢有效利用資本要素，具有更高資本流動性。從總效應的角度，除中部外，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均有正向作用。總之，政策導向推動資本市場的完善，同時也緩解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

關鍵詞：資本要素 資本流動性 傳導機制 區域經濟

引言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資本要素在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但資本要素種類偏多，不同資本要素在不同時代對經濟發展有不同影響，金融危機后有必要重新考慮資本要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郭金龍（2003）對1990-1999年的資本流動進行了計量分析，發現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實際存貸差、人均籌資金額以及人均利用外資都與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呈正向關系。門洪亮（2004）對我國各區域的資本流動與經濟發展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全社會固定投資、財政收支差額、銀行存貸款、外資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與經濟發展呈正向關系。Eslamloueyan（2010）對亞洲國家的貿易開放度與儲蓄投資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其資本流動性越強。本文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不同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探討，并分別討論不同資本要素的流動性問題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傳導效用，從而綜合分析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初步統計分析

在深入分析之前，先對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初步的統計觀察，以便了解研究變量間的基本關系。Sula and Willett（2009）根據投資者不同類型并考慮金融危機下資本要素流動的波動性，將資本要素分為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貸款三部分，這三種資本要素在金融危機下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在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和財政支出的穩定性較強，金融危機對其的影響不大，故本文參考Sula and Willett的研究，將考慮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這三種資本要素。外商直接投資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的統計年鑒；資本市場籌資包括股票籌資和債券籌資兩部分，其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考慮數據統計口徑及完整性并結合金融危機的影響，本文數據涉及2006-2009年不同資本要素和經濟發展的省際面板數據。

從圖1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貸款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呈正向關系，而資本市場融資與國內生產總值有較弱正向關系。根據以往的研究，資本要素主要集中在東部，從東往西逐步遞減，資本要素投入越多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越高，但具體關系還需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假設及變量說明

借鑒Aizenman（2011）的研究模型，模型設定為：

GDPi，t=a0+a1×Fdii，t+a2×Portfolioi，t+

a3×Loani，t+a4×Zi，t+ei，t

其中GDP為國內生產總值，Fdi為外商直接投資，Portfolio為資本市場籌資，Loan為人民幣貸款余額， Z為控制變量，i為各個省市，t為年份，a0為常數項，a1、a2、a3、a4為變量系數，e為隨機誤差?？刂谱兞可婕叭鐣潭ㄙY產投資、人力資本和制度因素。人力資本即平均受教育程度總和，制度因素包括政府財政支出和地方進出口總額。

（二）實證分析

根據初步分析的結果，本文分別對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實證研究。按照傳統的劃分方法：東部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面板數據的估計方法主要有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本文通過Hausman檢驗并考慮回歸的顯著性進行模型設定。同時，對于面板數據往往存在著異方差和自相關問題，故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分析結果見表1。

從全國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貸款余額對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而資本市場籌資卻阻礙經濟發展。第（2）列表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會促進經濟的發展。第（3）、（4）列表明，人力資本、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發展也有促進作用，但對資本要素的影響不大。第（5）列表明，隨著地方開放度的加入，其與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但改變了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與資本市場籌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由正向作用變為負向作用。對比全國與各地區的回歸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范圍內總體來說呈現出阻礙經濟發展的趨勢，具體來說在東部阻礙經濟發展，在中部和西部卻促進經濟發展，而資本市場籌資出現類似的趨勢，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全國和東部呈現負向關系，在西部卻呈現正向關系。人民幣貸款余額對經濟影響始終為正，但從西往東的影響系數逐漸變小。固定資產投資在全國和東部依然促進著經濟發展，但在中部卻不再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除西部，人力資本阻礙經濟發展。總之，從全國總體上來說經濟發展已不能過度依賴財政支出，但在中部財政支出依然促進經濟發展。除中部，地方開放度促進經濟發展，東西部擁有政策優勢，而中部的進出口制度相對不健全，從而阻礙中部的經濟發展。

資本流動性及傳導機制分析

（一）資本流動性

本文分別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人民幣貸款余額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關系，研究主要資本要素的流動性（見表2），模型設定：

Invi，t=b0+b1×Ci，t+ui，t

其中Inv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C為各資本要素，i為各個省市，t為年份，b0為常數項，b1為變量系數，u為隨機誤差項。

對于外商直接投資，東部的流動性最強，而西部的流動性較弱，中部的流動性是最弱的。流動性越強的地方，資本利用率越高，其資本市場結構越完善。東部資本要素市場結構比較完善，資本利用率更高，經濟發展也更快；西部則依托西部大開發政策得到了飛速發展，對資金的利用率也相應得到了提高；但中部卻沒受到多大關注，其資金利用率相對較低。

（二）傳導機制影響分析

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影響經濟。上文已經分析不同資本要素流動性，這里將表1與表2的回歸結果結合，通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傳遞效應，不同資本要素將繼續影響經濟發展，其導致的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也有所不同（見表3）。

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總效應相對于直接效應有很明顯的改變。除中部外，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均有正向作用。在東部，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影響有所降低，其逐步改變產業結構，依托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中部卻表現出負效應，這說明中部對資金利用率極低，沒充分利用資本來推動經濟發展，這與資本要素流動性分析的結果一致。西部則依賴資本要素實現自身的高速發展，以承接東部產業的轉移。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了不同資本要素流動性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發現，無論是從資本流動性的角度，還是從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角度，我國的政策導向性較強。在東部，繼續完善資本市場，降低對資本要素的依賴性，尤其是對外來資本的依賴，逐步實現產業升級，依托科技創新以促進經濟發展；在西部，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借助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人民幣貸款余額促進經濟發展，實現與東部的產業承接；在中部，資本市場并不完善，資本流動性較低，資本要素阻礙經濟發展，故應推行“中部崛起”政策，以政策為動力，完善資本市場，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金龍，王宏偉.中國區域間資本流動與區域經濟差距研究[J].管理世界，2003（7）

2.門洪亮，李舒.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4（2）

3.ESLAMLOUEYAN K，JARFARI M. Capital Mobility， Openness， and Saving-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n Asia[J]. Economic Modelling，2010，27（5）

4.AIZENMAN J，SUSHKO V. Capital Flow Types， External Financing Needs， and Industrial Growth： 99 countries， 1991-2007[C].NBER Working Paper，2011

5.SULAO， Willett. The Reversi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09，10（4）

作者簡介

肖智（1961-），男，重慶人，重慶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預測與決策方法。

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第2篇

一、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呈下降態勢，資本高增長趨勢難以持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投入高增長成為支撐工業高增長的主導力量。工業資本在波動中總體保持了較高增速，工業增長對資本的依賴性不斷強化。1992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以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0.7%，略低于同期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但顯著高于同期工業就業增長。以不變價計算，1992年到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人均固定資產擁有量年均增長9.3%。這一時期，資本產出效率則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92年以來，受益于市場改革加快推進，工業勞動生產率、技術管理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均有較大改善，因而促進工業資本產出效率明顯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0%，低于同期工業增速3.3個百分點；工業資本產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資高增長持續、勞動生產率增勢減弱及技術管理效率提升緩慢，近年來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依托資本數量增長推動工業增長的模式受到挑戰。2002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1.5%，與同期工業增速基本持平。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從2003年高點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個百分點。

我國工業資本高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高資本回報率帶來的拉動作用和高儲蓄率產生的推動作用，但兩個方面下降壓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業資本回報率強勁增長是工業企業擴大投資的重要誘因。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轉軌背景下工業資本回報率總體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到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達到最低點，之后則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總利潤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業資本也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兩者表現出較高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提高，資本回報水平已成為市場主體投資決策的重要風向標。目前，我國工業資本回報率已超過日本， 并逼近美國制造業回報率的水平。不可否認，深化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和配置效率明顯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長以及資本運營效率改善對工業資本回報率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關注的是，2003年以來工業資本回報率上升與工業資本產出效率趨降形成明顯的反向走勢，顯示存在產出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的現象。當前要素市場不健全導致要素價格存在扭曲，資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資源環境外部負效應未充分內部化，顯性資本回報率可能由于存在隱性補貼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糾偏，勢必會降低現實的工業資本回報率水平，工業資本增速以及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也將隨之降低。

另一方面，儲蓄率持續上升為工業投資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供給。近年來受扶養比下降及其他相關因素影響，我國總儲蓄率持續增長。1998―2011年期間，由38.2%上升至52.7%，期間儲蓄率增長與工業資本增長也同樣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顯示了高資本積累對工業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儲蓄率高低無公認的標準可以做出準確判斷，但未來繼續增長的確面臨壓力。當前，我國總儲蓄率在世界所有國家中遙遙領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高22.6個百分點。當前，居民儲蓄約占總儲蓄的50%，企業和政府儲蓄分別約占40%和10%。根據國際經驗，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將有所提高而儲蓄率會隨之下降；如果我國工業投資的隱性補貼減少、國企分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則企業和國家的儲蓄率也將隨之下降。

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趨于弱化，結構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低成本勞動力資源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并且隨著工業資本深化、人力資本素質改善及技術進步，工業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和大規模下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勞動力數量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間，工業從業人員出現連續下降。但“減員增效”改革卻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業從業人員數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應工業勞動生產率（不變價）則年均增長高達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開放條件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斷發揮，工業就業人員恢復增長態勢；盡管資本深化、技術進步等因素仍然驅動勞動生產率繼續提升，但由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趨緩，勞動生產率增速呈現明顯下降趨勢。2002年到2011年，工業就業年均增長4.2%，工業就業占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僅增長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還多。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工業增長對勞動力數量增長的依賴程度有所提高。

我國工業就業數量增加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轉移。2000年到2011年，非農領域就業增加與全國勞動供給增量和農業勞動力轉移之和基本相當。這一時期，估計轉移到非農領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一半左右成為工業就業人員。未來上述兩個方面均發生重要變化。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空間已十分有限。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見頂后將持續下降，預計勞動人口絕對量也將在2015年見頂后下降，到2020年將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勞動參與率由83.2%下降至78.4%，仍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在就業門檻提高、社會保障提升等因素影響下仍有繼續下降的可能。勞動人口和勞動參與率下降將共同導致勞動力供給總量在2015年之前見頂趨降。這樣，工業勞動力數量增加將主要依靠非工業部門尤其是農業就業向工業轉移。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和成本正不斷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國農業就業人數仍有2.6億人左右，占全部就業人數的34.8%。目前，發達國家農業就業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來農業就業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將最多有1億人左右可以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而當前農村勞動力結構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可供轉移的年輕勞動力已較為有限。2011年，4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占農業從業人員的63.8%。近年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均每年新增900萬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平均每年新增僅600萬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減少了約300萬人。而且，轉移勞動力的成本也不斷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工資年均增長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綜合判斷，未來十年工業勞動力供給數量增速將比之前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

同時，勞動力結構性供需矛盾也日漸突出。一是年輕勞動力供給更趨緊張。2011年，20―39歲的年輕就業人員占制造業就業的60.3%，而20―39歲的年輕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重僅為44.8%；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已經在2010年見頂，未來將會以快于勞動人口的速度下降，預計到2015年和2020年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將分別減少1200萬人和2500萬人。二是勞動力技能錯配現象也有所加劇。過去十年間，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職業技術學校年畢業生人數卻小幅增長1.3倍。教育體系與人才需求間錯配產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勞動力短缺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提高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無疑將有益于勞動力素質的長期提升，但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協調制約了潛在人力資源向現實人力資本的有效轉化，弱化了人力資本質量提升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加劇了勞動力供需矛盾。

三、技術進步難度和風險加大，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明顯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工業間接利用國外技術的重要途徑。1997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長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為直接技術引進大國。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占我國GDP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點下降了3個百分點。隨著工業發展水平的繼續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擴散效應正趨減弱。隨著引進數量的增加，技術引進步伐開始趨緩，2002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速（5年移動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時，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相當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顯示隨著我國技術位勢提高，進一步直接引進技術的成本和難度有所加大。當前，工業企業的外部直接技術來源呈現由國際主導向多元化轉換趨勢，技術進步方式由跟隨引進向自主創新轉換將加大技術進步的難度和風險。2000年到2012年，我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費用與購買國內技術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與國內消化吸收費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當前我國工業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和動力明顯不足。近年來工業企業研發強度增長明顯慢于全社會增長，且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縮小也并不十分明顯?？紤]到全社會R&D支出還包括其他支出，工業企業研發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業研發投入和技術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為2.14%）；但同期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國全社會研發強度相當于美國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別達到71.1%和57.5%，但我國制造業研發強度仍僅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25.4%和24.8%。企業研發強度增長嚴重滯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會研發資源被較多地分配到非產業領域，對企業獲取研發資源形成一定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反映產學研存在明顯脫節，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間存在突出矛盾，技術創新資源潛力未能有效轉化為產業實際創新能力。同時，盡管我國高技術產值和出口快速增長，但技術水平存在顯著高估，出口產品中的勞動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練工人為主。根據測算，我國制造業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練工人是熟練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主體，多數國內企業在產業縱向分工中主要承擔較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

四、工業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增大，資源環境后發劣勢正在凸顯

近年來，我國工業快速發展帶動能源資源和環境成本不斷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總量年均增長6.4%，廢氣和固體廢物排放分別年均增長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強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來由于工業結構呈現明顯重型化趨勢，帶動工業能耗和污染增長明顯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年均增長8.4%，比前10年上升了3.8個百分點；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長分別比前10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9.2個百分點和9.8個百分點，尤其是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速顯著高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強度有所攀升。當前工業成為我國主要能源資源消耗部門和污染物排放源，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排放分別占全國的85%和40%左右。能源資源和環境損耗使我國工業增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成本出現明顯上升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機前的2008年曾一度達到10%以上。據估算，工業資源環境損耗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顯然，能源資源損耗和環境損失對我國工業高速增長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資源環境成本偏高助推工業增長一定程度偏離了理性規模，資源環境約束成為我國相比先行工業化國家的顯著后發劣勢。我國工業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強度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明顯。目前我國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別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強度相當于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已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甚至也明顯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國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已相當可觀，未來繼續增長的壓力不斷加大。我國煤炭、鐵礦石和鋁土礦等資源消費量已分別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資源性產品進口量持續增加，原油、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鐵礦石、銅精礦超過60%。而且工業污染導致的環境風險逐漸增大，水體、土壤和大氣的累積性環境污染不斷顯現，近年頻繁出現的霧霾天氣對資源環境高損耗型的工業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未來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生活環境要求將越來越高，國際上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大勢所趨。在能源資源約束日漸增強的條件下，盡力降低能耗污染強度成為未來工業發展面臨的必然選擇，具體需要依靠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兩種途徑。結構調整要求降低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而這些產業往往具有較高的收入增長彈性；技術進步則要求企業加大節能環保投入，無疑將會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報。無論哪種途徑都難免會對工業增長產生很大抑制作用。

綜上所述，未來勞動力增速放緩幾成定局，資本由高增長態勢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則取決于技術進步和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的進展與效果，此外，考慮資源能源環境損耗成本下降帶來的減速效應，如果現有增長模式延續而效率狀況未有顯著改善，未來我國工業年均增速將由改革開放以來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盡管短期內仍然存在通過人為推高投資和忽視資源環境繼續提升工業增速的可能，但在長期將會因為延遲效率提升而導致未來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進一步發掘工業增長潛力保障工業長期持續發展，只有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加快技術進步，實現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國際分工地位躍升。

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第3篇

一、把能源審計作為摸清能耗家底、找準節能方向的基礎

2005年,蘇州市單位GDP能耗明顯低于全國1.22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在江蘇省也屬于能源效率水平較高的地級市。在蘇州市這樣的城市應如何推動節能工作,是當時蘇州市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蘇州市經貿委決定對蘇州市的國家“千家企業”和年耗能5000噸標準煤以上的400多家重點用能企業開展能源審計工作,通過能源審計摸清重點用能企業的能源消費情況,以及企業在能源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找準節能工作的方向和發力點。

各市(區)專門召開會議部署工作,組織企業進行宣貫培訓,并將能源審計工作推進情況納入地方節能目標責任考核內容。常熟等一些區縣由市鎮政府出面,采取集中簽約模式,督促企業實施能源審計。

二、建立較為完善的能源審計工作制度

由于蘇州市外資和民營企業比重較高,蘇州市在推進節能工作別注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能源審計工作開始前,蘇州市結合新修訂的節約能源法宣貫工作,以市政府文件形式下發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確能源審計的對象、內容和方法,建立審計工作的組織、技術和經費保障,規定審計報告的內容、格式、質量要求等。從制度上規范能源審計,確保能源審計工作的可操作性和有序實施。

三、重視專家隊伍質量

為了保證能源審計的質量,蘇州市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建立了專家篩選“門檻”制度,所有應聘的專家首先要通過專門考試,考試不通過一概不聘用;組建了以蘇州市節能中心為主,河南南陽能源監測所、大連理工大學、南京師范動力學院、南京熱工學院、中國化工協會等機構共計80余位專家組成的能源審計專家隊伍,成立了10個審計小組,充分發揮專家專業技術優勢,并定期組織技術交流,為審計工作提供堅實的技術和人才保障。

四、建立能源審計質量全過程控制體系

蘇州市節能中心作為專業節能技術服務機構,承擔了與企業簽合同、管理審計工作和質量把關的職責,對審計工作全過程進行控制。蘇州市節能中心分別與審計專家小組和被審計企業簽訂合同,明確各自職責。市節能中心對審計效果也提出明確要求,除綠色照明、變頻調速等通用節能技術的節能項目外,能源審計挖掘的節能量必須達到企業總能耗的5%以上,否則審計報告不予通過。審計小組的審計報告,必須由被審計企業簽字確認后才能提交蘇州市節能中心進行初審。審計報告必須在市節能中心組織專家完成初審并復審合格后,才被認定為有效報告。蘇州市采用過程控制和經濟激勵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有效保證了能源審計的質量。

為規范審計小組工作,市節能中心建立了獎優罰劣機制。一方面,對審計小組提出的符合要求的節能項目,按照項目類別和節能量,對審計人員給予數額不等的獎金;另一方面,蘇州節能中心還不定期地進行項目質量抽查和滿意度回訪。對發現問題的審計小組,要求其積極整改;出現嚴重問題的將被終止合作協議。

五、積極實施政府補貼和“以獎代補”政策

為了鼓勵企業接受能源審計的概念,江蘇省和蘇州市分別對能源審計采取了政府補貼政策。江蘇省對每個接受能源審計企業補貼2―3萬元,蘇州市各區縣也提供了20―50%不等的政府補貼。由于企業僅承擔了極少的審計費用,因此企業要求開展能源審計的積極性普遍較高。

各級政府“以獎代補”的節能量獎勵資金政策,也進一步推動了企業能源審計工作。企業通過能源審計發現的節能潛力,通過申報國家和省級節能量獎勵資金項目,可獲得節能改造專項資金的支持。企業嘗到了能源審計的“甜頭”,進一步激發了企業開展能源審計的積極性。常熟、昆山、太倉等地區今年已計劃對年耗能3000噸標準煤以上的企業開展能源審計工作,擴大了能源審計的覆蓋范圍。

六、蘇州市能源審計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截至2009年4月,蘇州市已完成370家重點用能企業能源審計工作,共建議節能技改項目1739個,預計總投資約83.6億元,年可實現節能量404萬噸標煤,年節約能源成本約64.3億元。據測算,每個能源審計項目挖掘的節能量平均占企業總能耗的10―15%左右。甚至一些工藝技術水平領先的外資企業,也都挖掘出了近10%的節能潛力。

通過能源審計,蘇州市建立了重點用能企業能源利用狀況數據庫,為各級政府及時了解節能現狀、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根據能源審計結果篩選出成本經濟性最好的節能技改項目,確保了節能專項資金用在“刀刃”上,政府投入發揮最大的引導作用。

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第4篇

[關鍵詞]房屋銷售　計量模型　經濟因素影響　異方差檢驗　ADF法

從2009年10月起，各地區的房價開始瘋長，少則提高50％，多則如海南般從炒出了7萬元一平米的天價，房地產市場已然到了泡沫經濟破裂的邊緣。同時各地也開始限購令等措施企圖抑制房價的飆升，逐步推出物業稅、房產稅等政策實施調控，以期將泡沫經濟的房地產業拉回正軌。而高房價的源頭實際在土地價格，土地價格更多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進行炒作，要治理應該首先從根上解決土地流通的高價格。

當前研究影響房地產銷售的主要經濟因素，將為政策調控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數據，可以通過對這些因素的分析，進一步分析其風險性，有效采取措施規避風險。在學術上，一般而言，認為對房地產銷售的主要幾大影響因素包括：國內經濟狀況、居民收入水平、房地產投資情況以及由于市場偏向性明顯而引入的貨幣流動性。關于這幾個因素，可以相應的用GDP，居民平均收入，房地產投資額及M2。本文正是希望在短期，通過調整以上四個主要宏觀變量的辦法，來實現局部性的市場健康，使房地產市場偏離較小些，以為出臺根本治理政策騰出時間和空間。

一、實證分析

首先，設定五個變量，即房屋銷售額(SALE)與GDP、居民平均收入(INCOME)、房地產投資額(INVEST)以及M2等，其中設定房屋銷售額是因變量，而其他四者是自變量。樣本時間是從2005年到2009年的各個季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署網站及參考文獻數據。

將以上數據在EVIEWS6.0下建模，分別得到以下四個結果：

模型一：SALE=0.196569*GDP-3807.647；模型二：SALE=117158000*INCOME(由于居民平均收入單位是元，而房屋銷售額單位是億元，故需要給系數成上10的8次方)；模型三：SALE=1，297095*INVEST-1088.059；模型四：SALE=0.008375*M2-2828.738。

首先，做經濟意義檢驗。模型一中，GDP系數為正，GDP對房地產銷售正相關符合經濟意義。且房地產作為GDP中的重要―部分內容，常數項應當為負。模型二中，居民平均收入提高應該提高了房地產銷售額，但由于此處是個人收入水平，故系數較大且為正，符合經濟意義。模型三中，房地產的投資額與銷售額成正相關，系數為正，符合經濟意義。模型四中，M2由于流動性偏向于房地產，故其系數為正，符合經濟意義。

其次，做統計檢驗。模型一，其T(t=11.19985)檢驗和F(F=125.4366)檢驗都通過，且擬合優度(R-squared=0.850783)較好，D.w.值(2.485862)也較好，統計檢驗通過。模型二，其T(t=6.217661)檢驗通過，D.w.值(I，530392)也通過，但擬合優度(R-squared=0.197351)較差，需要進一步修正模型。模型三，T(t=8.113526)檢驗和F(F=65，82930)均通過了檢驗，擬合優度(R-squared=0.749514)也相對較好，D.w.值(1.874327)也很好，該模型通過統計檢驗。模型四，其T(t=4.543239)檢驗和F(F=20.64102)檢驗通過，D.W.值(1.853102)也很好，但擬合優度(R squared=0.484065)相對較差，需要進一步修正模型。

經檢驗，模型一和模型3不存在異方差；而模型二和模型四存在遞增性異方差。需要進行修正。通過對模型二、四加權消除異方差，可以得出結果如下：

模型二修正后為：SALE=139072300*INCOME；模型四修正為：SALE=0.005626.M2

經過修正后的模型，無論是經濟意義檢驗或是統計檢驗都通過，且消除了異方差，故該模型較好。

由于四個模型均是單變量模型，無須作多重共線性分析，同時五個變量均有明顯季度性，且變化規律相同，序列相關分析對結果并沒有經濟意義，可不做序列相關分析。

另外，由于研究的房屋銷售額具有明顯的季度性，對其作時間序列檢驗，根據ADF法建立模型，由于模型的統計檢驗均通過，可以根據其分析得出，房屋銷售額對于其滯后一、二、三期均有明顯的時間序列影響和滯后性影響。在研究房屋銷售額問題時應相應得根據其季度滯后作用，分析其變化規律。

二、綜合分析

根據前文得出的最終修正后的四個模型，可以得出：SALE=0.196569*GDP-3807.647,SALE=1 39072300*INCOME SALE=I，297095*INVEST-1088.05％SALE=0.005626，M2這四個模型。從中看出四個因素的乘數影響程度依次為居民收入水平、房地產投資額、GDP、M2。但可以明確地是，GDP和M2又深刻影響了前兩者，同時GDP對前兩者影響程度更高。

(一)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作為居民買房的首要條件，直接有效的影響著房屋的銷售額。中國人對衣食住行，尤其是“住”十分講究。有房才能有家，成家才能立業，因而無論有多少收入，購房的首要目的是居住安家，其次才考慮買房投資。所以居民即使沒有太多的富余資金，也會盡可能地通過各類途徑貸款購買住房。從我國國情來看，只要房地產泡沫適中，尚未脫離居民收入水平太巨大(如北海90年代的房地產泡沫)，房屋的銷售還是有相當保證的。當然，收人多了，才能保證買房的資金充足，才能有效消化泡沫。因此當前我國迫切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還富于人民是十分必要的，有利于各方，尤其是對我國經濟發展有重要影響作用的房地產業。當個人有足夠資金購買住房，則當前所謂的房地產泡沫市場也會回到健康發展的道路上了，因此，解決房地產市場的首要任務是解決收入問題，同時收入問題的解決也切實的解決了許多當前矛盾突出問題。

(二)房地產投資額

正如上文所說，我國的國情所決定房地產業需求是相對剛性的，所以說投資額的影響作用乘數性極大。當然，房地產的投資額是與房屋銷售額呈緊密地正相關關系是毫無疑問的。一旦市場機制的深入完善，這種程度的擴張投資必將導致房地產泡沫的破裂，而當前出臺和即將出臺很多政策都只是對于開發商和投資者的限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的。這么多年各種緊縮手段以控制房地產投資的擴張，并未對房地產泡沫起到徹底的抑制作用，泡沫風險依舊存在且搖搖欲墜。

(三)GDP

從模型一中可以看出，GDP對房屋銷售額的影響是正相關，積極的。而房地產產業在我國也是一大重要的GDP構成成分，同時，GDP

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房地產投資額。GDP作為整體宏觀環境的重要指標，意味著我國的房地產產業發展必須緊跟著整體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國家一直的GDP保8的增長速度，對于房地產產業是受益頗深的，就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一旦GDP增長速度放緩，甚至衰退，房地產立即受挫，且銷售情況相當冷清。但當國家保8政策出臺后，其銷售額迅速回暖，在09年下半年的經濟復蘇時期，房地產整體行業一路高歌猛進，甚至是翻倍的增長，其中與GDP大環境的回暖是密不可分的。經濟的高速發展必將會推動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GDP特別是人均GDP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時，是一個國家房地產行業迅猛發展的黃金階段。2005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700美元，與此相應，房地產行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國家統計局有關統計顯示，199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平均在8.6％以上，房地產投資直接拉動GDP增長達2至3個百分點，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保持在10％至20％之間。所以，作為反映整個宏觀經濟發展水平和房地產業發展經濟背景的GDP，同房地產價格之間必然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緊縮放貸政策時期，抑制房地產的過快擴張會反作用于GDP，導致國民經濟環境受挫。GDP這一因素進入兩難的處境，究竟是保民生，還是求發展，將成為一大難點。從當局的行為可以發現，逐步放緩GDP的增長，乃至持平是當前良策，寧可短期損失部分增長，來調整產業風險，使之進入健康的發展軌道是關鍵，抑制房地產的泡沫膨脹才是短期內的首要目標。

(四)貨幣供給量M2

貨幣供應量將從供給方面影響房地產投資信貸規模，從需求方面影響購買水平。同時，自國家鼓勵發展個人住房消費信貸的政策放寬后，個人住房信貸消費逐漸發展成為住房消費最主要的形式。1997年全國個人住房消費貸款余額僅為190億元，到2004年增加到15853億元，比2003年增加4073億元，是1997年的83倍。從模型四中也會發現，其對房屋銷售額具有正相關關系，但其貢獻作用比前三者，不夠明顯。但不得不承認，對貨幣供給量的調整，是央行在控制房地產產業發展過程中最有效、最可控的工具。每一次對貨幣政策的調整，往往不能直接明確的對房屋銷售額和房價起到效果，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推行后，總能收到其想要的結果，M2不失為一種帶有豐富間接影響效果的因素。

(五)季度性

房地產銷售額的季度性特點是，某一季度的銷售額，對其后一季度均有影響，相關性極強。同時就樣本數據分析，往往四季度是銷售額大幅提高的季度，同時，上年第四季度的銷售額，將成為當年銷售情況的基準，逐步提高。這點也符合實際房屋銷售情況。因此，在對房地產產業的政策調整和規劃，易于在四季度末推出，將起到顯著的效果，并在下一年逐步調整適應，達到其目的。

三、結論與預測

經濟發展的要素范文第5篇

內容摘要 :知識經濟時代,區域經濟的發展將更多地依賴于區域的無形資產―區域智力資本,區域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凸顯。本文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從區域智力資本的內涵、構成及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出發,對國內外區域智力資本研究新進展進行了梳理。在此基礎上,對我國未來區域智力資本的研究趨勢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區域智力資本 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 經濟發展

隨著21世紀的到來,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經成為影響生產力、競爭力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德魯克,1993)。智力資本作為最重要的知識資源,不僅是企業創造價值和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而且是影響區域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隨著智力資本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已經由分析企業這一微觀層面,逐步擴大到了分析中觀和宏觀層面,即研究區域智力資本或國家智力資本對區域或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識到區域的無形資源―智力資本,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提升區域經濟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區域智力資本的內涵及其構成要素

區域智力資本相對于其它促經濟發展的有形資源而言(勞動、土地和實物形資本),它們之間本質的區別在于區域智力資本著重強調了區域內部可以創造經濟價值和促進經濟增長的無形資源。對于區域智力資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

Bontis(2004)從價值觀的角度,認為區域智力資本是個人、企業、研究機構、社區和區域多擁有的隱性價值,它們是當前和未來創造財富的源泉。Bontis將區域智力資本可以由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兩部分構成;結構資本又可以分為社會資本和組織資本;組織資本還可進一步分為創新資本和流程資本。但他并沒有給出區域智力資本各構成要素的具體定義。與Bontis給出的界定不同,Andriessen etal(2005)從資源觀的角度出發,認為區域智力資本是區域內可以利用的所有無形資源,它能夠產生比較優勢,通過整合可以創造未來的利益。他將區域智力資本分為人力資本、流程資本和市場資本,并給出了各構成要素的定義:人力資本指的是知識、教育和個人實現區域目標的能力,而教育是人力資本的基礎;流程資本指的是人力資本以外的資源,它由硬件(技術、信息和通信系統等)、軟件、數據庫、實驗室和組織結構等構成;市場資本指的是區域內的關系資本,它體現了一個地區投資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水平。國內學者李平(2007)和袁瑞萍等(2009)也對區域智力資本的內涵及其構成要素進行了界定,但究其實質與國外學者現有的定義和分類差異不大。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區域智力資本內涵進行界定,盡管在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大都強調了區域智力資本具有隱形價值和創造未來利益的特征。在智力資本構成要素上,學者們大都基于Edivinssion和Malone(1997)提出的智力資本導航儀模型,對區域智力資本進行二因素(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和三因素(人力資本、流程資本和市場資本)的劃分,而對于各構成要素內涵的闡釋還不夠明確。

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關系研究現狀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是最早開始研究智力資本的。研究之初,學者們主要探索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結論證實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存在積極的促進作用?；谥橇Y本的重要性,一些學者開始將目光從微觀層面的企業,轉移到了研究區域這一中觀層面中來,試圖分析區域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機理,從而為提高區域的經濟發展提供建議。

Bontis(2002)是較早研究區域智力資本的學者之一,他在Edivinssion和Malone(1997)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并修正了的區域智力資本導航儀模型(見圖1)。在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運用智力資本指數方法研究了阿拉伯地區智力資本發展情況。在分析過程中,不僅考慮了區域智力資本各構成要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還考慮了各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對經濟的影響。人力資本在一個地區的知識財富積累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創新資本只有在流程資本發揮作用時,才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區域智力資本各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間接地影響經濟發展。

同年,Pulic(2002)把自己開發的智力資本增值系數法(VAICTM)(見圖2)運用到了克羅地亞區域智力資本的研究中去。研究發現,克羅地亞21個地區的智力資本增值系數與對地區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在Bontis和Pulic研究的基礎上,Andriessen(2005)等運用多維價值測量理論,構建了智力資本監測器模型(見表1),以歐盟15個國家為例,首次較系統地分析了區域智力資本的情況。研究發現,如果將歐洲看作一個整體與美國和日本相比,歐洲的智力資本價值相對低于美國而稍微高于日本。

Schiuma(2008)從認知學的角度出發,構建了基于知識樹的智力資本模型(見圖3),研究意大利地區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積極的相關關系。但區域智力資本各構成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各不相同。

從上述國外研究中不難發現,不同學者選取不同樣本、運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探索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結果顯示不同地區的智力資本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存在促進作用,但區域智力資本及其構成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還存在較大差異,而研究中大都沒有給出產生差異的原因。

(二)國內研究現狀

由于國內智力資本研究起步較晚,所以區域智力資本的研究成果較少。主要研究成果有:一是構建評價指標進行比較研究(李平,2006;陳鈺芬,2006;劉曉寧,2006;趙海林,2008)。陳鈺芬(2006)構建了區域智力資本測度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首次對全國31個省市地區智力資本發展水平進行了比較和分類,并根據不同類別提出了相應的建議;趙海林(2008)則從智力資本現狀、投資預測及智力資本效果三維角度選擇指標,以華東六省一市為分析樣本進行比較分析,研究發現智力資本在區域間發展存在嚴重不均衡現象,并提出了促進區域間智力資本發展的建議。二是探索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王學軍,陳武,2008;王孝斌,王學軍,陳武,2009)。王孝斌、陳武等(2009)以2006年我國31個省市地區為研究樣本,探索區域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研究發現: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并且區域智力資本每提高1%,GDP則提高0.815%,而區域人力資本、區域關系資本、區域結構資本和區域創新資本也都與區域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它們在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從國內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區域智力資本研究主要從兩方面展開,構建評價指標進行比較研究和探索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區域智力資本評價指標選取上,由于區域智力資本內涵和構成要素的差異性,目前國內研究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在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中,研究結論顯示不同地區的區域智力資本發展存在不均衡現象,而且智力資本及其構成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

結論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運用不同的測量方法、選取不同的指標和研究樣本,對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展開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結果大都證明區域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區域智力資本及其構成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鑒于我國目前的研究現狀,本文對我國區域智力資本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明確區域智力資本的內涵與構成要素。國外學者對區域智力資本的內涵和構成要素存在諸多分歧,而國內學者往往照搬國外已有成果,沒有從我國自身區域經濟發展的特點出發對區域智力資本內涵形成統一的認識。在區域智力資本的構成要素上,還存在概念混淆的不足,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應當統一對區域智力資本內涵及其構成要素的界定。

深層次地探索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盡管國內外研究大都證實了區域智力資本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但不同地區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不同,而且區域智力資本及其構成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還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這些差異產生的原因,國內外學者并沒有進行深入討論,所以探索這些差異存在的原因將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加強區域智力資本管理理論研究。國內外學者側重于對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評價研究,探索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而對區域智力資本管理的研究較少。區域智力資本的實證和規范研究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區域智力資本的實證研究可以促進智力資本管理理論的形成,而區域智力資本理論又可以指導實證研究。所以,加強區域智力資本管理理論的研究將是未來研究的又一方向。

重視區域智力資本的研究,明確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核心競爭力之間的關系,探索區域智力資本的哪個構成要素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最為密切,分析造成區域智力資本各構成要素貢獻度存在差異的因素有哪些等等。一方面可以促進區域智力資本管理理論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國區域智力資本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從而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建議。理論的發展最終要指導實踐,研究區域智力資本將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和區域核心競爭力的形成產生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李平.區域智力資本:區域經濟研究的新視角[J].重慶大學學報,2007(5)

2.袁瑞萍,吳祈宗,韋健.區域智力資本測評及管理模型研究[J].商業時代,2009(10)

3.李平.區域智力資本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選擇[J].當代財經,2006(11)

4.陳鈺芬.區域智力資本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J].統計研究,2006(2)

5.劉曉寧.智力資本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縱橫,統計與決策,2006(9)

6.趙海林.區域智力資本的衡量及和諧發展[J].華東經濟管理,2008(11)

7.王學軍,陳武.區域智力資本與區域創新能力的關系―基于湖北省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