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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職院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實現模式;實現途徑
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服務經濟社會,作為高校的三大職能,已成全世界的共識。人才培養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科學研究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職能;而服務經濟社會是高等教育職能的延伸。高等學校的社會職能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演變過程,不同時期的高等學校實際完成著不同的社會職能;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校承擔此三項職能的側重點和具體內涵也同樣有所不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已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作為生產知識的重要基地,高校成為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站,其服務經濟社會職能的發揮與社會的發展進步密切相關,服務經濟社會職能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高校應充分發揮其社會服務職能,從而更好地適應和滿足社會的需求。對地方高校而言,服務社會這個職能主要體現在服務地方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上面。而高等職業教育以直接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直接為產業部門培養各類勞動力為辦學宗旨,與普通教育相比,服務經濟社會的功能尤為明顯。因此,如何加強和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能力,實現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職能,是高職院校必須面對和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實現模式
知識經濟的到來使世界各國充分認識到,高等教育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為此,各國紛紛進行高等教育改革來突出和強化高校服務經濟社會的職能,并積極探索各種有效的合作模式,以促進高校與經濟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不同于普通高校的教育類型,決定了其自身的特點,服務模式定位有別于普通高校。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高職院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的模式進行探討。概括地說,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1、科技工業園區模式
科學工業園又稱工業科學園、科研工業區、新產業開發區、高技術園區、科學公園和科學城。是一種以加速新高技術研制及其成果推廣應用、服務于本國或本地區工業現代化以及開拓國際市場的需要而設置的新興產業開發基地。是以開發高新技術、開拓新產業為目標,促進科研、教育和生產相結合的綜合性基地。大都設在大學和研究所周圍。其實質就是知識密集區和技術密集區。園內企業主要從事科研成果的商品化和產業化,政府在稅收、金融等方面往往給予優惠待遇。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也屬科學工業園的性質。從其興建的形式分析,該模式又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企業組建型,如著名的波士頓128號公路高新技術開發區;政府組建型,如北卡羅來納研究三角園(RTP);高校組建型,如硅谷。
2、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顧名思義,是學校與企業或行業建立的一種合作模式。當前社會競爭激烈,包括教育行業,大中專院校等職業教育院校為謀求自身發展,抓好教育質量,采取與企業合作的方式,有針對性的為企業培養人才,注重人才的實用性與實效性。校企合作是一種注重培養質量,注重在校學習與企業實踐,注重學校與企業資源、信息共享的“雙贏”模式。校企合作做到了應社會所需,與市場接軌,與企業合作,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全新理念,為教育行業發展帶來了一片春天。該模式因行業、地方和企業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具體合作方式,如“研發帶動型”、“實體融合型”、“智力合作型”、“崗位培訓型”、“訂單融入型”、“繼續教育型”、“雙師指導性”和“借船出海型”等類型的校企合作模式。
3、學校、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四方合作人才培養模式
該模式是政府搭臺,校企唱戲,是一個以市場需求為“目標”、政府為“舵手”、行業、企業為“龍頭”、高校和科研機構為“軀干”的綜合性的“四驅互動式”人才培養模式。韓國、澳大利亞較為典型。目前,我國部分高校已經落實了四方合作人才培養模式。例如:成都航空職業技術學院管理工程系,通過采取學校加強與政府的合作,制訂行業崗位標準,密切雙證融通教育;學校密切與行業協會的合作,使該校物業管理專業教學團隊的專業水平處于行業的領先水平;通過不斷地深化與物業服務企業的合作,創新了校企人才培養的模式。
4、高校服務社區的多樣式模式
該模式是指高校根據區域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需求,為社會提供各類服務。主要形式有:高校為政府或企業部門咨詢,或者擔任顧問,以及開展社區服務等。如:學校的體育館、影視院、圖書館等一切設施免費或廉價對社會全面開放;向當地居民開設技術課程、掃盲等;鼓勵學生參加社區公共服務,以此作為增強學生公民意識和提高學生社會服務能力的基本途徑。高校開展社區服務是促進高校與社區互動發展的一種雙贏活動。一方面,高校可以贏得其所在區域的尊重,獲得相關研究和發展的有用信息,以及為教師和學生創造相當多的實踐機會;另一方面,社區公民的受教育機會和綜合素質也可以得到提高。[1]
一、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已成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制約環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2007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2500美元,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消費結構升級、產業結構轉型、利益格局多元和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國際競爭加劇的關鍵階段。要平穩度過這一階段并實現未來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目標,必須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即在促進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要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生態環境改善以及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
二戰以來的國際經驗表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是每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這一關鍵發展階段必須跨過的一道門檻。然而從歷史上看,并不是每一國家或地區都能成功實現這一跨越,20世紀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馬耳他和香港、臺灣等少數國家和地區獲得成功,巴西等拉美國家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都因為跨越挫折,正在經歷經濟長期增長緩慢,發展后勁不足的痛苦過程。
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經濟總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當前所面臨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挑戰無疑是空前的。在過去長達近30年的時間內,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9.6%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四位,但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格局一直延續,經濟發展方式沒有實現根本性轉變。
有關研究提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面臨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不足與對投資和出口高度依賴的矛盾。長期以來投資率和凈出口率不斷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2006年最終消費率僅為49.9%,其中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僅為36.2%。目前我國是全世界投資率和投資增長率最高、消費率最低的主要國家。若按國際通行評價投資效率的“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衡量,2005年以來我國的ICOR值始終在4.7-5的高位徘徊,即是說每增加1元GDP,需要增加4.7-5.0元的投資,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于日本、韓國和臺灣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指標。二是產業結構中一產基礎不牢、三產發展不足與對二產高度依賴的矛盾。經濟增長對第二產業的依賴帶來了沉重的資源環境壓力,而服務業發展不足反過來又嚴重制約工農業更好發展,也難以促進其他產業的專業分工和技術創新,客觀上造成了我國制造業發展仍處于國際產業分工鏈條的低端,同時限制了國內消費市場的啟動。三是投入結構中物質消耗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矛盾。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經濟總量的5.5%,但能源消耗占全世界的15%,鋼材消耗占30%,水泥消耗占54%。高強度的資源消耗不僅使國內資源難以為繼,即使考慮世界資源供給,也無法長期得到維持。四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與高素質勞動力嚴重不足的矛盾。全國每年申請的各種專利中,發明專利只占專利總數的約1/3。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國內企業每部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支付給國外專利持有者。我國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8.5年,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程度從業人員比例已達25%,高中文化基礎上受過專業或職業訓練的知識型工人已成為勞動力隊伍的主體。五是經濟增長較快與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全面同步提高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已達到了小康水平,但發展很不平衡,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異較大,農村貧困人口仍有1479萬人,就業不足導致部分人群難以獲得公平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群眾上學、看病和文化生活條件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
必須引起重視的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緩慢的制約因素很多,一般認為多與經濟領域本身因素有關,但實際上與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存在緊密聯系。
我們認為,在現代經濟中,社會事業不但具有傳統意義的社會福利性質和民生功能,也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具有經濟功能。一方面,社會事業的投資和消費水平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和作用于經濟的整體運行效果。這不僅在于對社會事業的投資和消費及其勞務的價值計入國內生產總值,直接貢獻于經濟增長率,同時對產業結構也具有影響作用。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事業既包括社區服務、旅游休閑、文化娛樂、教育培訓、健身醫療等面向生活的服務業部分,還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公共文化、社會保障等主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型事業。當社會事業供給出現短缺時,產業之間的聯系就處于不平衡狀態。而存在有效的社會需求,就存在投資社會事業并取得高于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回報機會,進而促進社會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更應注意到,現代經濟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推動,即對勞動者知識、技能以及體力(健康狀況)的依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指出,上世紀最后20年,人力資本投資對國家年增長率的每個百分點中的貢獻率為50%;勞動生產率與勞動者文化程度呈現出高度正相關,與文盲相比,小學畢業可提高生產率43%,初中畢業可提高108%,大學畢業可提高300%。正因如此,使得能夠積聚起人力資本的教育、醫療、文化等社會事業突顯出對經濟發展的智力支撐和保障作用。而且,隨著物質的生產越發展,從事物質生產所需要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技能將越多、越復雜,教育、醫療、文化、社會保障等在勞動力生產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顯然,這種緊密關聯性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得到了充分印證。從需求和供給角度看,國內消費遲遲難以啟動、第三產業占經濟比重近年來持續走低等經濟挑戰的背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公共服務有效供給不足和文化、體育、旅游等社會服務業發展緩慢等起到了重要的制約作用。從生產要素角度看,經濟發展過分依賴投資拉動的問題,根本上在于我國人力資本長期投入不足,勞動者素質相對較低,經濟發展得不到自主技術、管理創新及高素質勞動力的有力支持。有研究表明,我國自然資源和資金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約為65%,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僅占35%;相比之下,發達國家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則高達75%左右。
由此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遠遠超越了經濟領域本身,不僅是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同樣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換言之,僅僅依靠經濟領域自身的調整和完善,難以實現長期發展方式的轉變。應當進一
步深刻認識和發揮社會事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和促進作用,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切實將發展社會事業作為推動解決投資消費結構失調、產業升級緩性、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等發展問題的重要舉措之一,并在實踐中全面加以貫徹實施。
二、加快發展社會事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戰略選擇
加快發展社會事業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互作用、相輔相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經濟更好更快發展,并為社會事業發展創造物質保障基礎。社會事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積極因素之一,也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智力保障和精神動力。著眼于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三大根本途徑,加快發展社會事業無疑是當前乃至今后一項迫切而重要的戰略選擇。
(一)發展社會事業,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高新技術的不斷應用,世界產業結構正在迅速向高科技化、服務社會化方向轉變,依靠資源要素(包括資本、土地和勞動力數量等)大規模投入的外延式產業發展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國際競爭新格局。當前,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已由輸出產品轉向輸出技術、管理,IBM、GE等眾多國際知名、歷史悠久的生產型企業也已轉型成為專利所有者、標準制定者和管理服務提供者。這些事例表明,在經濟發展的要素需求方面,人力資本已替代其他生產要素成為各國產業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人力資本不等同于勞動力數量,更多地需要以平均受教育時間和技能素質來衡量,是社會事業發展的重要指標和內容。提升人力資本對當前推動產業升級、自主創新和投資結構調整,居重至首。我國無論是實現第二產業結構向信息產業、生物產業轉移,或整體產業結構向服務業領域升級,都需要以大規模、高素質的專門人才為支撐。在這方面,愛爾蘭已為我們提供了人力資本支撐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成功案例。愛爾蘭長期重視人力資本投入,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也始終占GDP的5.5%以上,一度超過6%,高于同期英國、法國等其他歐洲主要國家的平均水平。正是長期的人力資本積累,有力支撐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愛爾蘭軟件業的快速發展,形成了令人矚目的國際競爭能力,使其從2000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軟件出口國,僅2005年軟件出口額就達297.9億美元,是我國2007年軟件出口與服務外包額的近3倍,帶動了愛爾蘭經濟近20年的高速增長。
對于自主創新,人力資本的主導性作用更加明顯。目前,我國企業創新效率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與港澳臺相比同樣有一定差距。據統計,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每申請一項發明專利需要R&D人員77.8人,需要R&D經費1265.5萬元,而港澳臺資企業則分別只需要18人和425.4萬元,究其原因,國內創新型人才不足和缺乏有效培養使用是最主要的問題。反之,一旦重視了創新型人才培養使用,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必然會引導投資向高附加值的新型工業化和服務業領域轉移、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創立傾斜。在這些方面,深圳、大連等國內城市和奇瑞等企業也已經走出了成功道路。
因此,無論是加快科技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還是實現管理創新,加大人力資本投入都是先決條件,也是必由之路。然而,總體而言,我國的人力資本發展還較為滯后,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要。以教育投入為例,2006年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僅為3.01%,不僅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低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4%左右的年均水平。尤需關注到,我國人力資本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苗頭性問題早已經出現,今年以來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影響表現突顯,上述地區大量被迫關閉的中小企業大多屬于長期忽視自身人力資本投入、缺少核心競爭力,而這種情況還有進一步蔓延的趨勢。對此,轉變觀念,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已刻不容緩。
(二)發展社會事業,加快文化、體育、旅游等社會服務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是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也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方向之一。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服務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7年為39.1%,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至2008年上半年的40.8%。而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0%左右來自服務業,發達國家平均達到70%。我國服務業發展無論是在需求面還是供給面上都顯不足。從需求面看,由于公共服務體系的缺位和新興生活服務業發展不足使大量現實需求無法實現,出現了服務業功能殘缺問題。從供給面看,一、二產業對生產業的需求強大,但由于供給能力不強,出現了服務業部分功能性喪失。
文化、體育、旅游等社會事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加速發展服務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突破口。在美、日等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近年來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以文化為例,發達國家綜合實力很大一部分來自文化產業,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文化產業每天創造220億美元產值,并以5%左右的速度遞增,其中美國文化產業產值超過航天航空業及農業,1998年起占本國GDP的18%-25%,成為美國第二大產業。以體育產業為例,目前全世界體育產業的年產值已超過5000億美元,并且以每年近20%的速度高速增長,在美國,從1995年到2002年體育產業的產值由1520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130億美元,占當年美國GDP的2.4%,已經成為美國第六大支柱產業。
除了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社會服務業發展更是提升發達國家軟實力、擴大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從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的制定、產業結構的特點,到企業的生產過程、管理方式和名牌產品的創立,這些經濟活動都蘊涵著非常復雜的人文資源和文化內涵。仍以美國為例,NBA、好萊塢、迪斯尼等文化、體育領域品牌的影響力絕不亞于任何一個制造業品牌,僅NBA的比賽及相關節目就被以43種語言播放至全球214個國家和地區,有調查顯示其影響力已經超過了戴爾、惠普和百事可樂等傳統制造業國際品牌。“軟實力”實質是一個國家的制度和文化,隨著代表國家“軟實力”的文化等產業的迅速發展及其對世界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響,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軟實力”正在逐漸轉化為“硬實力”,足見社會服務業影響力之大、之深遠。
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重要內容和經濟增長新的亮點,我國社會服務業雖然剛剛起步,但已經具備了快速發展的條件。第一,我國正處于從溫飽型需求向多元消費需求轉型升級時期,對文化、旅游、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的需求旺盛。以旅游為例,僅從2000年至2007年,我國國內旅游總人次數和總花費就分別由
7.44億人次和3176億元增加到16.10億人次和7771億元,7年間分別增長了約116.4%和144.7%,大大超過其他多數服務業領域的增長速度。第二,相對于金融、通訊等高端服務業國際競爭激烈,大型跨國公司已形成高度壟斷的情況,社會服務業屬于生產生活服務的范疇,更加貼近百姓生活,進入門檻低,符合我國國情.可以充分利用我國的豐富文化底蘊、人文資源和勞動力優勢,迅速形成比較優勢,推動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并有效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第三,我國文化、體育、旅游等社會服務業已經具備一定的發展基礎,能夠在短期內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相關領域的發展。以文化產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2006年我國文化產業實現增加值5123億元,比上年增長17.1%,高出同期GDP增長速度6.4個百分點,高出同期第三產業增長速度6.8個百分點。2006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人員已高達89.5萬人,創造增加值812億元,約占當年全市GDP的10%。湖南省、深圳市的文化產業產值占其GDP也已超過5%。這些數據和事例說明,我國正在迎來社會服務業高速發展的重要時期。
(三)發展社會事業,擴大公共服務,促進國內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投資與消費、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城鄉消費之間的結構性問題是制約我國消費啟動的重要因素,直接表現為居民消費預期過低,儲蓄率居高不下。這里有我國的特殊國情與發展階段因素,但也要看到公共服務不足是造成我國目前居民儲蓄率偏高、國內消費難以啟動的重要原因之一。近20年來,隨著原有依托單位、集體的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被打破,而新的以政府主導的公共服務體系尚未形成和完善,造成政府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尚不能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群眾在教育、醫療衛生、養老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負擔迅速增大。一方面,在教育、衛生等主要公共服務領域,政府的絕對投入雖然逐年增加,但相對投入卻在降低,而居民的投入比例逐年提高。以教育投入為例,國家投入比例從1991年的840%下降到2005年的61.7%,而同期家庭投入比例則由4.4%迅速上升到20%,由此可見,國家投入減少部分大多轉由居民個人負擔。另一方面,在居民公共服務實際支出方面,無論是絕對值還是占家庭消費比重都在持續增加,根據中經網提供的數據,1995年城鎮家庭人均醫療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和農村家庭醫療保健現金支出占現金總支出的比重分別是3.11%和4.94%,而到2006年迅速相應增加到7.14%和7.93%,都已高于用于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所占的比例;在農村甚至還高于衣著消費所占的比重。2006年,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達49%。由此看出,正是由于教育、衛生等社會服務的長期消費負擔過重,使得廣大居民不得不壓抑甚至削減其他消費需求,并增加儲蓄存款以防范預期公共服務領域的支出,極大影響了居民的即期消費。很多研究顯示,若按多年平均測算,教育、醫療消費實際支出已經成為家庭非食品類支出的第一、第二大消費。
因此,現階段擴大消費應著力擴大公共服務。若不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問題,繼續通過投資刺激、單純發展消費產業等經濟手段啟動消費,恐難達到預期效果。要調整公共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教育、衛生、養老和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支持力度,解除居民的后顧之憂,保障廣大群眾能夠實現基本的“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以有效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培育消費心理,減少全社會被動儲蓄和預防性儲蓄行為,從而大幅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四)發展社會事業,使城鄉居民公平及時地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充分發揮社會事業利益協調器功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和良好環境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將經濟發展的成果及時和公平公正地分享給廣大人民群眾,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社會事業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就是要為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成果的合理分配構筑平臺和載體。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本世紀以來,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社會領域改革的受關注程度不斷上升,逐步躍升為群眾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同時,社會領域發展改革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影響也日益凸顯。一方面,發展社會事業,構建社會安全網,能夠有效改善經濟體制改革的外部環境,促進社會和諧,減少改革面臨的阻力。當前我國所處的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階段,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需面對更加復雜的社會利益格局和多元化的社會需求,需要協調更多的利益關系,這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初很少遇到的。如果不能有效保障各個利益群體、各個階層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能使群眾廣泛從經濟體制改革中受益,就很難推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甚至面臨空前的改革阻力。而加快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事業發展,正是實現國民收入的有效調節、促進人人共享改革成果的主要渠道,能夠為體制機制和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例如,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城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以及此后住房、醫療等各項救助制度的完善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開,初步構建了一張覆蓋城鄉的社會安全網,有效保障了群眾的基本生活,客觀上減少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阻力,并為此后在企業所有制領域、價格領域和公用設施領域的一系列改革提供了平穩的改革環境。另一方面,深化社會事業改革,能夠直接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例如,新的《勞動合同法》頒布后,雖然部分企業因此面臨了用工成本增加的現實困難,但從長期看卻推動了企業和個人更加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和技術創新,加快了技術創新和升級步伐。又如帶薪休假制度、文化體制改革等等,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旅游業等服務業加速發展的推動作用也都已初見端倪。
(五)發展社會事業,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全面履行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增強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性和動力
首先,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在我國,各級政府掌握有大量的公共資源,行使著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決策和管理權力,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承擔著無可替代的重要職責。然而,在長期以來對推動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各級政府也客觀形成了“重審批、輕服務,重經濟、輕社會”的觀念和行政管理體制機制,這反過來制約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為重要前提,將各級政府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更加注重發展社會事業、提供公共服務以及社會管理上來,確立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醫藥衛生、社會保障、文化體育、計劃生育等基本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實現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
其次,需要在行政目標定位上實現由單一追求經
濟增長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現實中,各級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盲目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將發展僅僅看作是經濟發展和GDP增加,熱衷于招商引資、上大型項目上,忽視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這種行政目標定位雖在一定階段內有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速度,但從長期看這種增長難以持續。一段時間來國內煤礦安全、食品安全事故多發,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忽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以及監管缺位的問題。由此,必須建立與服務型政府定位相適應的政績考核機制,將各級政府的行政目標盡快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集中,變短期增長目標為長期發展目標,變單一經濟指標為經濟社會綜合指標,從根本上促進政府能夠將更多的精力放到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上來。
第三,需要在管理手段上實現由側重經濟要素管理向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轉變。目前,各級政府以行政手段和直接控制為主的經濟管理方式尚未完全改變,管理經濟多是通過管投資、管項目、管土地、管貸款等具體的“要素管理”來進行。這種管理手段,既不能滿足建立靈敏有效宏觀調控體系的需要,也不能適應復雜多樣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而改變管理手段,還是要在“服務”上下工夫,逐步將公共服務上升為政府調節社會發展的主要手段,從而減少不必要的各類壟斷、行政干預。
三、促進社會事業發展適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需要
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歷程已表明,發展社會事業不僅能夠直接有效地改善民生,而且有利于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適應新的宏觀戰略發展要求,必須切實提升社會事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加速扭轉社會事業基礎薄弱、歷史欠賬較多和投入不足、發展滯后的局面,同時更要創新發展觀念、主動服從和服務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上取得突破性進展。
要樹立投資社會事業就是投資于人力資本的理念,切實調整投資結構,加大社會事業投入,形成社會事業投入穩步增長機制。投入不足是制約社會事業發展的首要因素,急需改變。第一,要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將財政支出的重點轉向優先滿足城鄉居民的長期公共服務需要,確保社會事業財政投入逐年增長,增長幅度不低于財政支出增長幅度,并穩步提高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進一步壓縮用于一般投資活動和產業擴張的財政資金數量,引導地方政府將更多的財政支出用于社會事業發展。同時,加快實行有利于加快社會事業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提高社會事業投資的效率。第二,要充分認識投資社會事業對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長期推動作用、對擴大內需的激勵作用和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要像投資鐵路、港口、機場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一樣,投資建設社會事業。第三,要優先滿足教育、衛生等對人力資本形成作用最大領域的投資。加大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逐步將其占GDP的比重提高到4%以上。加大政府投資占醫療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提高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視程度,通過政府補貼和信貸支持等多種手段,引導和帶動企業、個人和其他社會組織主動投入人力資本。建立健全人力資本使用和配置的市場機制。在注重開發人力資本的同時,還要重視人力資本的使用和配置,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效能。
要以需求為導向,擴大公共服務供給,全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積極發展多樣性的社會服務產業,逐步健全覆蓋城鄉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在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和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基礎上,要迅速扭轉社會服務產品供求不平衡狀態,擴大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公共文化、社會保障等應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產品的供給,加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大力發展潛在需求巨大、面向市場需求的職業技能培訓、醫療健身、文化娛樂、社區服務、老齡照料、旅游休閑等社會服務產業,在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積極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公平開放社會事業的市場準入,鼓勵、支持和引導多元化投資,提高服務產品的供給水平、質量和效率,建立起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滿足城鄉居民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尤其需要強調公共服務向農村、向貧困地區、向弱勢群體的傾斜,這既是保障所有公民基本權益的需要,同時在這些地區和人群中蘊含著巨大的需求和消費市場,對擴大公共服務消費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以科技優勢服務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是地方高校發展的不竭動力。地處湖南省岳陽市的湖南理工學院恪守“立足岳陽、面向湖南、輻射全國”的辦學定位,注重科研特色培育和科研成果轉化,堅持產、學、研結合,著力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這已成為學院辦學的重要特色之一。
發掘地方經濟文化資源 培育地方高校科研特色
毋庸諱言,地方高校主動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實現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就必須發掘區域優勢資源,形成科研特色與強項。
洞庭湖區有著豐富的經濟資源。據此,學院成立了“洞庭湖旅游經濟研究所”和“洞庭湖環境與經濟發展研究所”,組織力量對洞庭湖區的人力資源、生態環境、旅游資源等進行專題研究。如鐘興永教授主持的“宋元以來洞庭湖區的堤垸與堤垸經濟研究”、鐘華教授主持的“東洞庭湖濕地資源可持續應用整治機制研究”、楊新榮教授主持的“洞庭湖區域農業經濟發展研究”、譚解文教授主持的“東洞庭湖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江立中教授主持的“中西部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底蘊研究――以歷史文化名城岳陽為示例”、高加成教授主持的“岳陽市軟質巖石地基承載力折減系數的綜合研究”、張秀娟副教授主持的“洞庭湖濕地土壤生物學指標的研究與應用”、朱上準副教授主持的“旅游作為岳陽區域特色經濟發展的戰略研究”等等,一批以洞庭湖區域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項目得到了各級立項資助。2005年,“洞庭湖區高效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與關鍵技術研究”獲得了國家與湖南省引進國外智力項目資助。此外,針對洞庭湖區是全國血吸蟲病重點防治區域的特點,學院與湖南省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所簽訂了科技合作攻關協議,進行了“殼聚糖基有機錫滅螺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研究成果。
岳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在旅游經濟和文化產業日趨興旺的新形勢下,湖南理工學院以《云夢學刊》為平臺,開辦《屈原研究》欄目,數十年不變,使之以全國屈學研究重要平臺的地位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的高校學報特色欄目;一批教師充分依托區域文化和旅游資源,貼近地方、貼近實際、深入調研,推出了一批地域文化精品。如余三定教授針對岳陽文藝創作繁榮特點,系統研究地方作家群的代表作品,出版了專著《文壇岳家軍》,產生了巨大影響;江立中教授潛心研究岳陽傳統文化,出版了專著《遷謫文學與岳陽精神》,戴錫琦、鐘興永等教授開展的“屈學研究”被確定為湖南省2005年重點社科規劃項目。
適應地方企業科技需求促進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是科技創新的重要目標。高校在人才、智力等方面得天獨厚,企業在技術、設備等方面優勢明顯。校企聯姻,優勢互補,是地方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的有效途徑。它有利于構筑設備精良的研究基地,組建開拓創新的學科團隊,拓寬科研項目的立項渠道,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應用,打造具有科研競爭力的地方高校品牌。
湖南理工學院通過多種途徑,促使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向企業轉移,提高成果轉化率。如學校教師研制的高科技產品“飼料生產線自動監測系統”、“CMAS移動機車自動化系統”、“微電腦金庫門”等項目都實現了科技成果轉讓和轉化。“微電腦金庫門”科技成果曾獲得湖南省科技進步獎,并獲得國家專利,該技術已轉讓給湖南保安工具設備廠,年產值達千萬元。2003年,CMAS移動機車自動化控制系統獲省教育廳科技成果推廣與產業化項目,目前已申請3項國家專利;2005年6月,該成果被確定為國家重點新產品,獲重點資助,同時獲“湖南省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目前,該產品已應用于一批國內企業。2005年10月,廖仲德教授與岳陽昌德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合作開展“環乙烯催化氧化制備環氧環己烷工藝研究”,該項目被列為岳陽化工行業重點攻關課題,具有較大的應用價值。學院先后與湖南景達公司開展了“血吸蟲病防治疫苗”研制、生物醫藥攻關聯合開發,與泰格林紙集團開展了“造紙墨液處理及回收”項目開發等等,平江縣化工廠聯合開展“DMF食品添加防腐劑的研制與開發”項目,均取得良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2005年,唐課文博士開發研制的“姜黃中有效成份綜合提取新技術”經省級專家委員會鑒定認為:“成本低,產品純度高,具備了工業化生產的條件。產品安全性好、可靠性高,符合出口標準,達到了國際市場需求。”湖南福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學院簽訂了合作研究開發“姜黃素系列產品”的協議,初步投入2000萬元,進行規模化生產。
穩步發展校辦產業提升地方高校辦學實力
遵循市場規律,穩步發展校辦產業,既能有效地解決教育與經濟的脫節問題,又可以將學校的智力優勢和人才優勢轉變為技術優勢和經濟優勢,推動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根據1998年教育部科學技術發展中心高校科技產業處統計,湖南理工學院(時為岳陽師專)校辦企業岳泰集團位列全國高校校辦產業第18位。至2004年,學院校辦產業收入總額連續7年位列全國高校百強。
岳泰集團是湖南理工學院以人才技術入股、發起創辦的股份制集團公司,也是地方高校發揮知識、人才和技術優勢,推動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典型。該企業于1993年以120萬元起家,目前已發展到以飼料生產為主、科工貿并舉,在全國各地擁有9家子公司的大型企業集團。這個由湖南理工學院帶人才、帶專利、帶技術、帶試制產品起家的企業迅速實現了技術和開發研究成果“連土帶苗式”的移植,并不斷發展壯大。近幾年,岳泰集團每年上繳地方財政數千萬元利稅,并支持回報學校發展。
摘要: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的信息化建設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也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階段,我國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也愈加頻繁和密切,這使得我國的學術交流經驗與科研成果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之下,作為學術交流最前沿的核心知識載體的科技期刊也面臨著多方面的發展機遇與挑戰,如何順應時代的發展,提高科技期刊的質量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關鍵詞:新時期社會語境;科技期刊;發展方向
隨著知識經濟與全球一體化戰略的進一步實施,科技期刊作為一項重要的知識載體,同時作為推動知識經濟及提高生產力的重要工具,科技期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廣闊大發展空間,同時也面臨眾多挑戰與困難。如何面對當前局勢對于科技期刊帶來的機遇,以及面對期刊內部的自身狀況陷入的發展困境,作為一名期刊工作者應當在其中做出權衡考量,并通過相應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斷、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協助推進科技期刊的高速發展。
一、當下科技期刊的發展現狀與困境
在當前的經濟環境與社會環境下,科技期刊已經一改往日置身于高高的象牙塔之中,更深層次的與市場經濟接軌已經是當下的不爭事實。
放眼目前的國內期刊市場,目前國內科技期刊五千余種,雖然數量已經相當龐大,但是在國際上具有知名學術影響力的刊物卻寥寥無幾,國內很多優秀的、具有領先性和創新性的頂尖學術文章往往都發表在國外權威科技期刊上面,國人自己對于自己國家期刊的不自信已經值得我們期刊工作者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改正。并且,我國科技期刊無論是在學術深度還是在發行數量和發行范圍上,都遠不及國外知名的科技期刊,并且國外的科技期刊往往都有高昂的廣告收入,而我國科技期刊往往都是為一些科研項目或者相關產業免費刊登廣告或者宣傳內容,這方面對于科技期刊的經濟效益來說也是影響巨大的。
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與改革迫在眉睫,迫切地需要期刊工作者對于當前的信息技術環境以及科技發展趨勢有一個良好的把握。網絡化與信息化使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對于科技期刊同樣如此,對于傳統的以紙質媒體為傳播途徑和傳播載體的科技期刊,需要打破紙質媒體的弊端與桎梏。在過去的經營方式上,由于紙張作為傳播載體的限制,科技期刊在印刷和運輸上面往往需要進行高額投入,傳播速度低下,過刊信息的重復利用率偏低,都是科技期刊曾經面對的困境。而另一方面,在沒有進行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之前,傳統的期刊征稿往往通過紙質稿件的投遞和審理完成,作者將稿件打印出來,再郵寄到編輯部,通過編輯的初步篩選進入審理過程中,再經過專家的三審后,再進行發表。這期間不僅僅浪費了物質資源同樣也浪費了人力資源,耗時費力,對于提升期刊編輯部的工作效率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科技期刊需要學習國外知名科技期刊的運作模式,在學術上面和知識經濟效益上面對于期刊的經營模式以及時刻把握國際學術研究最新課題及內容的靈敏度上進行研究學習。同時,我國科技期刊唯有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在市場經濟規律的指導之下進行合理的經營,才能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才能實現科技期刊自身的學術價值和品牌價值。科技期刊工作者唯有更新自己的觀念,開拓創新,更多地吸納優秀稿件,提高期刊整體質量,才是科技期刊創新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礎的部分。
二、當下科技期刊的發展方向與發展策略
在科技期刊的發展策略上,我們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把握和入手。
首先從管理模式上面對于當下的科技期刊進行優化處理。縱觀當下科技期刊的辦刊模式,仍然處于分散的形式,依然沿用著計劃經濟的經營框架,過于分散的辦刊單位讓各個刊物的辦刊實力和規模參差不齊,另一方面由于辦刊單位通常是大專院校以及科研單位等機構,刊物對于學術內容的把握和辦刊層次上無法達到一個理想的高度,同時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如經濟條件及硬件條件的制約,這些刊物通常無法達到一個理想的規模,很多刊物的生存能力很弱,無法實現其應有的學術價值,也不具備相關的學術資源整合能力,讓當下大部分科技期刊都處于一個不上不下的尷尬境地,質量與刊物的經濟效益無法得到一個良性的平衡時當下科技期刊的普遍生存狀態。所以,科技期刊必須聯合起來,從聯合辦刊入手,將當下一些科技期刊的資源進行整合,實現集約化管理,進行雙方或者三方聯合辦刊以擺脫科技期刊的經營困境。聯合辦刊不僅有利于資源的整合,提升學術期刊的品牌知名度,獲得專業科研學會的資金注入壯大期刊的整體實力,同時也有利于科技期刊管理上的集約化。
其次,科技期刊應當著力發展自己科研內部的專業優勢,打造專業品牌,充分發掘自身學術資源的可利用價值,通過對于期刊發表學術文章內容的整體方向的把握和堅持,以吸引更多更專業的稿件,提升期刊的整體競爭實力,努力發展成為具體某一領域的學術帶頭期刊。
再次,加強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網絡的出現則打破了科技期刊傳播效率和傳播范圍受到局限性的尷尬,通過對于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不僅可以實現對于紙質期刊的電子化數字化處理,極大地提升傳播速度和信息的可重復利用率,同時還可以實現期刊的印刷成本以及運輸成本的降低,節省開支,避免對于紙張的浪費。另外,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對于稿件的審理流程的優化是值得我們重視和采用的,通過審稿系統的建設,使稿件的接收和反饋都被電子化,不僅節省了資源也避免時間的浪費。電子稿件的使用不僅僅對于稿件的審理具有優化功能,同時對于稿件的排版以及后續的傳播也是十分方便的,對于期刊出版是一項具有開創性的嘗試。
最后,科技期刊應當與國際接軌,不斷吸納國外優秀期刊的先進管理經驗與學術資源,同時結合當下的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利用互聯網與計算機技術,前期組建屬于科技期刊獨有的國際專家團隊,對于刊物的經營和稿件的審理進行綜合的指導和把握,通過國外相關領域的專家的介入指導,會對于科技期刊的發展和整體刊物質量的提升有相當大的幫助和提高,對于當下科技期刊寧缺毋濫,著力打造精品期刊的目標的實現具有關鍵性的推動作用。同時加強科技期刊的信息化建設力度,加快期刊改革的步伐,全面推行期刊的數字化經營策略,嘗試多語言翻譯相關的優秀學術文章并進行數字化操作,與國際接軌,提高國際間的學術交流的頻率和效率。
三、結語
總之,處于新時期社會語境之下的科技期刊面臨諸多挑戰,只有不斷改革經營策略,提高創新意識,才能更好的適應當下的社會環境對于科技期刊的要求。從內容的采集到編輯出版再到發行,我們期刊工作者需要拋開傳統的思想觀念,結合其他優秀期刊的辦刊經驗,結合自身實際情況,逐漸整理出新的思路和方法,通過對于國內外期刊和學術領域研究情況的時刻把握,努力將科技期刊推向更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實現精品期刊的打造目標。(作者單位:長春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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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階段性和層次性
1 中國經濟的梯度發展
1960年,J.弗里德曼提出著名的“中心一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的較高級階段,區域經濟將成為一個互相聯系的等級規模功能單元的綜合體。大多數人口及經濟活動集中于都市區,中心區不僅增長迅速,而且還能夠從較不發達地區吸取動力,由此其它地區成為次要地區或區。國家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和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東部和中西部在信息、交通、能源方面的差異逐漸縮小。中部地區近幾年經濟發展,交通條件也相對便利,土地價格相對低廉,最重要的是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因城鎮化而轉移,根據經濟人原則,轉移目的地肯定是就近轉移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所以,內地便具有勞動力和土地的價格優勢。
2 中部地區經濟比較優勢
中部地區發展擁有明顯優勢。首先中部崛起戰略早已成為國家戰略,其次是交通區位優勢,中部地區北抵北京,南近香港,東鄰上海,西靠重慶,處于“十”字形架構的核心地帶,區位優勢明顯。最重要的是,與東、西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明顯。主要表現在:一是土地優勢,能夠作為資源利用的土地較少,而中部地區能作為資源利用的土地較為豐富;二是勞動力資源優勢,人口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區;三是資本后發優勢:中部地區有很多的產業等待開發,具有較高的資本預期收益,會吸引更多區域外資本進入。
3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階段性和層次性
現在提到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際上是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影響的拓展和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的序幕,東部沿海地區主要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面臨高新技術對接,中西部地區主要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影響,主要做大做強制造業,壯大產業規模。宏觀層面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是調結構,擴內需,要創新;微觀上講東部沿海地區工業化積累已經完成,能夠有資金、有能力對產業布局進行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任務是把生產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促進產業戰略升級,開展高精尖技術研發工作。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喪失了比較優勢,比較優勢轉移到了中部地區。所以我們在思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問題的時候,就要和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有所區別。在國家的新一輪經濟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作為中部地區,我們要給自己定準位置,把握東部地區產業戰略調整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的機會,吸引更多的企業來中部投資,形成產業規模,在規模形成過程中,人力的積聚、物的積聚、人才的積聚、資本的積聚逐漸形成,所以說做大產業才是中部地區的當務之急。
二、中部縣域經濟發展的面臨的問題
1 經濟結構低端化
從總體上看,縣域經濟結構仍處于低級化水平,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色彩難以在短期內抹掉。由于政策、機制、市場等因素的制約,縣域經濟結構調整短期內難以有大的突破和質的飛躍。一些原來工業基礎相對較好的縣(市),由于產品結構不合理,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近些年在市場競爭中大都轉制或淘汰。一些過去的農業大縣,近幾年出現了“高產不難高效難、增產不難增收難、生產不難銷售難”的窘境。
2 縣域財政十分困難
就多數縣(市)來講,普遍財力弱、負債多、包袱重、壓力大,突出反映在入不敷出,許多應當投入的投不了,許多該辦的事沒錢辦,雖然有財政轉移支付,但財政支出需求剛性強,需要財政保障的支出不斷增加,縣一級財政壓力很大。
3 城鎮化進程緩慢
從多數縣(市)來看,城鎮普遍存在基礎差、功能弱、發育不成熟、帶動力不強的問題,特別是城市基礎設施、城市環境建設落后,對外缺乏吸引力,難以聚集資本和生產要素;對內缺乏帶動力,使縣域經濟的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難以充分開發和有效利用,難以使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延緩了農村城市化進程。
4 環境污染
由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縣域環境污染越來越明顯。縣域經濟規模不足以對環境問題進行根本治理,再加上生活設施不便,導致社會精英不愿將人生發展定位在縣域,這對縣域長遠發展極為不利。
5 經濟資源匱乏
經濟資源中最關鍵的是資本和技術,這兩大方面縣域經濟基本上都不具備,尤其是像中部這些縣域。除去一些具有典型優勢縣域,大部分縣域是一窮二白,在這樣的條件下,內生型發展很難實現,必須要依靠外部力量。
三、中部縣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的任務
1 做好社會管理
社會管理很復雜,涉及方面很多,要抓重點。在立足優化招商環境的前提下,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要理順利益關系,關鍵在于部分群眾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能否達成一致。要理順關系,一方面要靠宣傳教育,另一方面要在加強法治社會建設的同時,減少社會管理主體和層級,避免多頭管理,打消一部分人獲取法外超級利益的幻想。
2 加速推進城鎮化
就全國而言要完善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機制,走大都市圈和中小城市協調共進的綜合城鎮化發展道路。沒有節制地讓人口涌進大城市的后果難以想象。要改變這個問題,就需要在中西部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使縣域成為大中城市的衛星城。在發展中小城市的過程中間,鼓勵農民工返鄉就地創業和就業。一方面,要進行戶籍改革,放開農民工入戶的條件,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服務業,擴大城市就業容量,再次,鼓勵農民工就地創業,多提供服務,少設置障礙。要形成縣域較為強勁的就業吸納力,讓農民能留得住,安得下。
3 轉變政府職能
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應把做好公共服務放在第一位。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提出,以領導方式轉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領導方式轉變關鍵就在于黨委和政府的服務、統籌和協調,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斷優化投資環境,注重制度化和法治化環境建設,減少管理層級和主體,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
4 大力發展具有本地特點的中小企業
本地企業的強勁發展才能有力助推縣域經濟的大發展。開發內線和外線兩個市場,要把本地市場做起來的基礎上,穩步開拓外部市場。
5 加大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
注重內生型人才的發掘和外生型人才的引進。要明確政策和待遇,誠信立木,使廣大干部和群眾有干勁有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