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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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的精神范文第1篇
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在其論著《經濟增長理論》中曾談道：“決定經濟增長(發展)的人類行為可分為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直接原因：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努力，知識的增長和運用以及資本的積累，而決定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觀念和制度。”[1]10他將自然資源和人類行為視為經濟增長的兩大要素，并且尤其重視人類行為和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他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人類行為可以分為三類：節約行為(資本積累)、增進知識和運用、人均資本額和其他資本量的增加，這三類行為既相互區分又交錯在一起，對經濟增長所起作用的大小取決于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制度和觀念環境中。將經濟自身以外的因素，如觀念、制度、意識形態，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可以追溯到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研究。韋伯將資本主義在西方產生和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概括為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精神”，開創了資本主義研究的另類視角。之后，美國社會人類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Greenfeld)在堅持韋伯基本假設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內涵進行了重新界定，探討了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
一、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研究的理論溯源
有學者將資本主義研究分為三類：一種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角度分析資本主義的更替，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實質是生產力的發展，原因則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作用，以馬克思為代表;一種是簡單地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從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發展的結果;一種是從經濟范疇之外尋求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動因，以韋伯為主要代表人物[2]。我們可以將其簡單地分為兩種研究視角，即一種是把經濟增長看作一般的經濟現象，單純地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另一種則不單單把經濟增長的研究局限在經濟學的范疇，同時將其視作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尋找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
首先，我們來看經濟學是如何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的。一般而言，經濟增長就是指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的過程，是一般社會再生產動態過程的共性實質。就這一意義而言，自從有了人類的社會再生產活動，就有了經濟增長的問題。事實也的確如此。我們可以在古希臘的文獻中看到他們對于財富性質和來源的探討，也可以看到他們對增加財富方法的討論，這種分析的嘗試正是基于經濟增長問題最初的思想。對經濟增長進行系統研究是伴隨近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開始的。亞當·斯密可謂是系統研究經濟增長的第一人，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被人們認為是近代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之作。國民財富的增長是他在這本書中討論的中心問題。以此為中心，亞當·斯密分別分析了勞動、資本、土地、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據此得出了經濟增長動態均衡過程的模式。他認為資本形成率、技術變革率和制度環境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其中前兩個變量取決于制度和環境，所以亞當·斯密十分重視制度環境在促進國民財富增長上的積極作用[3]39-40。另外他也十分重視資本積累的決定作用，認為“要增加一國的財富，只有增加生產勞動者數目和提高勞動者的生產力”，無論是增加勞動者數目還是提高生產力都要資本投入[3]32。之后，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亞當·斯密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同亞當·斯密一樣，大衛·李嘉圖認為經濟的增長就是社會財富的增加，并且都是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總產品增長進行研究。他把增加國家財富的途徑分為兩類：“一是用更多的收入來維持生產性的勞動;一是不增加任何勞動量，而使等量勞動的生產效率增加?！盵3]43即是說，李嘉圖也是將經濟增長的制約要素分為土地、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而社會經濟制度則是經濟增長的環境要素。與斯密不同的是，李嘉圖關注的焦點從勞動(生產)轉變為勞動過程中地租、工資和利潤之間的關系以及影響這些分配關系的外部要素，將經濟增長分析帶入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之中。在這個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是資本積累。
為了打破原先資產階級經濟學靜態分析的傳統，20世紀初，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阿羅斯·熊彼特提出了“創新—模仿—適應”的動態分析模式，認為經濟增長是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交替過程。在此之后，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和宏觀調控論，可以說是對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研究的又一突破。尤其宏觀調控理論是對亞當·斯密政府決策論的修正和深入發展，使其更加系統化，并且可操作性更高。正是在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基礎之上，在20世紀30—50年代形成了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增長經濟學，即是以經濟增長為中心問題的關于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動態發展的理論。①這一時期，西方經濟學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在波動過程中實現增長，創建了一些著名的動態均衡模型。此外，不得不談的是馬克思的經濟增長理論。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在《經濟增長理論》一書中談到經濟理論時指出：“者最接近于發展一種經濟增長的重要理論”[4]20。在馬克思的巨大理論體系中，政治經濟學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此中，他認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依靠的是擴大再生產，其途徑有增加工資積累和提高生產效率兩種。與之相適應經濟增長可以分為外延和內足兩種形式。在具體的增長過程中，馬克思還區分了三大經濟部類，認為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在三大部類自由流通、動態均衡的過程。
20世紀60年代，經濟增長研究迎來了轉變——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轉向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分析。②這一轉變也帶來了原先經濟增長理論基本假設的轉變，就是不再把經濟增長看作是簡單的經濟現象，即使經濟學家也慢慢地認識到經濟增長的社會效應。
其次，正如上面提到的，將經濟增長看作復雜的社會現象，無論在其動因分析還是在效應分析上都會有較為不同的論述。雖然馬克思和先前古典經濟學家也多有談到經濟增長的雙重性質，但是他們的分析總是沒有脫離經濟學的限制。如馬克思也認識到經濟增長不但是財富的增加，亦會引起復雜的社會效應：一是生產要素社會結合的深化，一些經濟組織和技術的應用在生產過程中日益重要，二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帶來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顯然，這些社會效應是偏重于經濟方面的。在動因方面，西方經濟學偏重于認為資本積累和知識增加與應用是主要的動力，而在觀念意識形態和制度方面尋求起源的首創者當屬韋伯。韋伯以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法律、行政機構和理性主義為中間變量，闡述宗教倫理如何產生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的精神氣質(Ethos)，論證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親和關系(affinity)。之后，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爭持續不斷，爭論的焦點在于觀念和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導致經濟行為取向和動機轉變的推動力。答案莫衷一是，反對者將之視作的對立物，認為是訴諸觀念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否定了物質在技術因素的決定作用;也有贊成者認為觀念意識形態才是經濟增長期的根本原因。也有學者為韋伯辯解，認為韋伯著述之“目的是解釋因活動而產生的社會態度的變化，而這些新型態度的本質，在當時存在的物質發展條件下與市場金融機構、技術、人口和農業產量現狀相適應，使經濟定位于發展并促使了對經濟發展的界定，即發展合乎社會需要，從而賦予發展以價值并促進了發展的制度化。該論點絲毫也不意味著這些文化因素全盤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或引發了除了一個要素以外的任何其他要素?！盵5]14
二、民族主義VS新教倫理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體現了不同于馬克思資本主義研究的另類視角，認為起源于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和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賦予了宗教倫理重要的經濟內涵。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資本主義精神》中對資本主義精神作了新的界定。她在該書導論中提出：“試圖回答的兩個問題：一是現代經濟出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釋現代經濟區別于其他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傾向?二是是什么因素使經濟領域在現代意識，尤其是美國意識中占據了如此顯赫的地位，以至于我們的文明事實上可以被稱為‘經濟文明’?”[5]1對此，格林菲爾德的觀點是：“民族主義是導致經濟活動一再趨向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經濟領域在現代意識中所占據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國社會動態活力的產物，因而也是具有特色的美國民族主義使然?！盵5]1作為與韋伯觀點的對比，我們暫且將第二個問題擱置，來關注二人在現代經濟持續增長動因問題上的異同之處。
首先，二人在現代經濟持續增長動因問題上的觀點是具有相似點的。這一點后來者的格林菲爾德也并不否認。在《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專門論述了有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觀點及其引起的爭論，認為自己“關于民族主義和現代經濟的論點直接來源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前提”[5]26。格林菲爾德也并不否認“資本主義精神”的存在，仍然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精神動因。另外，除了在對“資本主義精神”認同方面，在尋找經濟增長動因的方式上，二人也具有相同性，即是在一個民族國家的觀念意識形態中尋找根本動因。此外，格林菲爾德在其文章中一再強調“動因分析而非條件分析”的主張，也可以追溯到韋伯《宗教社會學論集》的研究方法，即是證明宗教倫理對一個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或促進或阻礙的作用。
其次，我們也可以看到二人在某些觀點上的分歧，這也是主要的。其一，格林菲爾德與韋伯就經濟增長動因分析根本的區別在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不同。韋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倫理觀，實現由宗教倫理向經濟倫理轉變的關鍵是合理化和合法化;格林菲爾德則認為“民族主義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現代經濟行為的定位——并成為現代經濟出現的決定性因素。”[5]27，她反對將新教倫理視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甚至認為韋伯關于加爾文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關系的假說是錯誤的。她援引了荷蘭的例子來闡述這一觀點。荷蘭是與英國一樣信奉加爾文教的國家，在經濟方面它更具有取得“現代經濟體制下的持續增長的領先地位”的優勢，結果卻是英國實現了這一突破，原因即是“民族主義首先出現在英格蘭”，“民族主義必然促進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社會結構類型”[5]20，23-29。而且，論及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關系時，格林菲爾德將二者等同起來，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精神生來就是經濟民族主義”[5]143。
其二，“資本主義精神”內涵不一致。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雖然是在新教倫理中產生的，但它的基本內涵是根植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行為之中的，無論是在國內的貿易還是國際的競爭之中。格林菲爾德因其將民族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故而資本主義精神也具有了民族主義本身所具有的場域性特點，即是“只有在納入國際競爭領域的經濟形態中，只有在愿意介入國際競爭的國家中，才能發現‘資本主義精神’”，正因為如此，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內源發展方面具有較小的解釋力[5]629。但就資本主義精神與民族主義或是新教倫理的因果關系而言，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和經濟增長有更強的相關關系。
其三，新教倫理和民族主義產生作用的層次不同。新教倫理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最終需要通過社會個體的內化發生作用，也正是社會個體的經濟行為提供了資本主義產生的實踐基礎。韋伯最終把資本主義精神訴諸個體的社會行為之上;而格林菲爾德所說的民族主義發生作用的層面是集體，是超越個體意識的集體情感。正如她在書中所說的：“一般而言，‘資本主義精神’是民族主義國有的集體意識的經濟表象”[5]628。
其四，我們可以將二人觀點的不同還原到宗教倫理與民族主義的不同。宗教倫理最終轉化成主導社會經濟行為的經濟倫理，是人們對待經濟行為的基本態度，也是一種經濟的觀念，而民族主義是基于民族認同的情感，它所針對的對象不是經濟，不可能轉化為經濟倫理來影響經濟行為。前者的表現是觀念和態度，后者的表現是排他的經濟行為。此外，雖然他們都是將對“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限定在民族以內，但是新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內源式的，民族主義是對外而言的。這也許與二人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理解不同有關，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該是包括內源發展和外部擴張兩個方面。
無論是新教倫理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還是民族主義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在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是一個復雜的經濟和社會現象，無論在起源還是在效應方面，任何形式的決定論都是片面的。韋伯并不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可以替代物質的因素，格林菲爾德也不否定宗教倫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動力作用。認識復雜事物，需要有多方的視角，多樣的研究恰恰為我們正確認識事物提供了這樣的可能。
竹子的精神范文第2篇
關鍵詞:自由主義 個人主義 個人權利
康德曾以一句名言概括了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信念,“這樣行動,無論是對你自己或對別的人,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當作工具?！盵1]將這句名言簡化一下就是“人是目的”。這里所說的“人”是指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個人,是與社會整體或國家相區分相對立的個人 ?！叭耸悄康摹边@一命題,確認了人是終極價值,最集中地表達了個人主義的信仰。這是古典自由主義始終不渝的信念,也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基石。
1、個人:自由主義的基石
個人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和精神基礎。自由主義思想家都是從個人出發,論述國家權力的起源、性質、范圍及其權利依據的。無論他們在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系上達至什么結論,其政治思維的邏輯是一致的:個人是國家的基礎,國家是個人的集合。個人既是國家的成員,又是自足圓滿的整體。如政治思想史專家O。吉爾克曾指出:近代自然法學派政治思想“將宇宙視為人為的整體,其中每個存在的部分——無論是集合的存在(團體)還是單個的存在 ——既是部分,又是整體。作為部分,它被宇宙的終極原因所決定;作為整體,它有自己的終極原因。”[2]
在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上,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表現在如下一些命題上:
(1)個人權利是前提,國家權力是結論;個人權利是因,國家權力是果;個人權利是原始和、先在的、自然的,國家權力是后發的、派生的、約定的?！睹绹鴳椃ㄐ拚浮吩诹信e了政府不得侵犯的一系列個人權利后,第九條明文規定,“本憲法對某些權利的列舉,不得被解釋為否定或輕視由人民保留的其它權利?！薄叭嗣癖Ａ舻钠渌鼨嗬边@一提法意味深遠,它表明,某些權利是個人固有的,并非源于憲法,嚴格地說,也不是“憲法權利”。它們是先在的權利 ,而不是政府賦予的權利;它們須由憲法來保護,但不是憲法賦予的。
(2)個人權利是目的,國家權力是工具,國家權力因個人權利而存在;個人權利限定了國家權力的范圍,設定了國家權力的界限,在個人權利的范圍內,國家權力是無效的。
(3)個人權利取最大值,國家權力取最小值,國家權力是單個人走到一起過共同的社會生活所必須的權力,是組成群體的個人的權利相互加減乘除之后的剩余權力。
美國人在制定憲法過程中,曾發生過是否應該將《權利法案》納入憲法的爭論。反對者認為,憲法設定了政府權力,余者均為個人權利,如將個人權利在憲法中列舉出來(任何文獻都不能窮盡個人權利),會被理解為余者均為政府權力;支持者認為,憲法授予政府的一些權力有可能被用來侵犯個人權利,因此需要將個人的某些權利明確列舉出來,規定政府不得侵犯。最終的結果是一種妥協,即憲法列舉個人的某些重要權利,同時加上但書,指明所列舉者并非個人的全部權利。[3]雙方著眼點不同,但都是站在個人權利立場上的。
總之,在世俗社會和世俗生活的層面上,相對于社會整體和國家,自由主義者將個人視為本原和終極目的。
2、個人:自由主義政治思維的邏輯起點
早期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借助于“自然狀態”概念來構建其國家理論的大廈。在他們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下,人被抽象為一個個孤立的單子,社會被還原到無政治權力的原初水平,國家權力被層層剝去后天人為的合法性外裝,約減為零度狀態。
近代社會契約理論所描述的“自然狀態”無疑有著歷史的和經驗的基礎,無論是自然人還是自然狀態,在歷史和社會現實中都能發現它的原型。但作為一種國家學說,“自然狀態 ”概念主要是一種邏輯推論的工具。它要回答的是,國家權力是如何產生的?其權利依據何在?自由主義者對此問題的回答幾乎異口同聲:國家(或政府)權力是在“自然狀態”的基礎上形成的人為的社會建構,它的權力和權利來源于個人固有的權利,是人民的委托。
根據自由主義的理論范式,自然狀態中的人已經掙脫了各種天然聯系的社會臍帶,成為獨立、自由和平等的原子式的人。他們感受著自己的痛苦和快樂,要表達自己的意志,追求自己的利益,滿足自己的欲求。這樣的個人是國家之根,這樣的個人天然具有的權利,即所謂“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就是國家權力之源。就是從這種純粹個人的感受、欲求 、利益和權利中,自由主義者推演出政治權利和義務體系,推演出國家權力的性質和范圍。早期自由主義者幾乎都將“自然狀態”和“自然人”作為其理論出發點和政治思維的邏輯起點。霍布斯和洛克是為自由主義奠定基礎的人物,他們都將論證國家權力的權利根據作為目的。盡管前者的主要傾向在于論證國家權力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后者的主要傾向在于論證國家權力的有限性,但他們都從一種缺失政治權力的自然狀態出發,從自然狀態下人所具有的權利出發。這種權利被他們表述為“自然權利”,不僅因為它們存在于自然狀態,還因為它們是按人的本性所享有的,與生俱來的,人因為是人而天然享有這些權利。[4]它們是政治權力的終極來源和依據,也是自由主義整個政治哲學體系的基石。施特勞斯認為,在霍布斯那里,不是以傳統的作為“客觀秩序”的自然法為理論起點,而是以“自然權利”為起點。這種“自然權利”是一種絕對合理的主觀訴求,它不但不依賴于先在的法律、秩序和義務,而且是它們的淵源。[5]洛克在這點上繼承了霍布斯。在他那里,國家權力是由個人轉讓出來的權力構成的。個人讓渡出來而由政府享有的這些權力是人們過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個人沒有轉讓的權力,國家則不能享有。即使國家建立后,個人仍保留了某些基本權利。
由霍布斯和洛克奠定的這種思維模式統治了一個多世紀。到18世紀末,在自由主義的故鄉英國,邊沁首先起來置疑“自然狀態”理論的真實性。在他看來,17—18世紀人們作為口頭禪的“自然狀態”不過是子虛烏有?！白匀粰嗬闭f明了國家權力的來源,但“自然權利 ”本身卻沒有來源。人們所享有的實證權利是法律之子,是國家法律賦予的,但“自然權利 ”卻是一個“無父之子”。
面對這個找不到來源說不清出身的“無父之子”,自由主義者們感到十分窘迫難堪。在實證精神滲入政治思考的各個角落的時代,自由主義思想家舍棄了“自然狀態”這一理論形式,不再從“自然人”和“自然權利”出發來構思國家權力的性質和范圍,但他們并沒有放棄最初由“自然狀態”概念所體現的個人主義取向的運思方式,以及由“自然人”和“自然權利”所承載的個人主義精神。他們越過了“無父之子”的虛構,直接從個人利益、幸福、權利、自由等出發討論國家權力。
18世紀末,面對法國大革命的迷狂與喧囂,冷靜的德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洪堡已經洞察到一種新的政治趨向,那就是國家對人的終極目標漠不關心,力圖把人變成“機器”,期望個人完全徹底地認同自己的任務,成為一種沒有任何個人特征的、毫無獨立意志的工具。抵制國家的這種發展趨向,保護個人自由,是洪堡政治學說的主題。在被譽為“德國自由主義大”的《國家的作用》一書中,他開篇就點破主題:他要研究的是“整個國家機構設置的工作目的,以及它的作用有何限制”。[6]國家學說的個人主義基礎在洪堡那里沒有明確地表述,但這個前提無疑是隱含在他整個理論體系中的。貫穿于洪堡關于國家權力的目的及其限制的全部論述的核心精神,就是如何使國家不會侵犯和妨礙個人自由和權利。
19世紀初法國自由主義者貢斯當也把個人自由作為其政治學說的出發點。他相信,“個人獨立是現代人的第一需要”,個人自由是“惟一真實的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7]這種自由是國家權力必須面對的現實。“公民擁有獨立于任何社會政治權力之外的個人權利,任何侵犯這些權利的權力都會成為非法的權力。”[8]在確認了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前提下,貢斯當再去探討國家權力的性質和界限。
邊沁和J。密爾提出功利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他們將“趨樂避苦”視為人類的本性和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從這一基點出發,他們提出一個簡潔的公式來衡量國家的優劣,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在他們看來,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所以個人利益是惟一真實的利益。只有每個人增加了快樂的總和,減少了痛苦的總和,實現了他的最大利益,整個社會才能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梢?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放棄了自然權利學派關于“自然人”和“ 自然權利” 的理論形式,但卻繼承了其個人本位的理論內核,繼續將個人和個人自由作為其國家學說的出發點。他們的政治思維仍然從個人出發定義國家,而不是從國家出發定義個人。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并沒有解決人們對“自然權利”的批評:自然權利是虛構的,沒有實證的基礎,那么,脫去了“自然權利”外衣的“個人權利”、“個人自由”以及“功利”的依據是什么?他們為國家權力提供了依據,但卻沒有為這依據提供依據。他們設定個人權利為國家權力的界限,但卻沒有解釋為何個人權利是國家權力的界限,而不是反過來,國家權力是個人權利的界限。
3、個人主義的文化之根:理論上的不自覺與文化上的無意識
自由主義者內部似乎有一種默契,即對他們作為其理論體系出發點的“個人自由”和“ 個人權利”的根據保持沉默,不作進一步有效的論證,這正表明他們實際上將其作為政治推理的“原點”,也是啟動他們政治思維的原動力。自由主義理論體系處處都浸潤著個人主義精神,個人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但它的個人主義最突出的表現,乃在于它將個人的權利視為不證自明的,而國家(政府)的權力則是需要證明的;政治哲學需要為國家權力提出根據,發現其權利何在,但卻不需要為個人權利提供依據。個人權利是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力的原因,但它本身卻沒有原因。
竹子的精神范文第3篇
怎樣才是成功的選擇,執著?還是變通?
求學生涯中,一直不忘老師的諄諄教誨,如灌頂醍醐—人生在世,就是要有所為,相信自己,才能堅持到最后.是啊,如果沒有那份執著的信念,我們哪里會有所作為呢?空想,大話導致了一無所獲,連最基本的信念都未曾確立,是永遠與成功沾不了邊的.三心二意更是與成功的方法背道而馳.故執著是必要的.
有人說,世界是靈動的世界.在靈動的世界里,智慧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小說<<誰動了我的奶酪>>中告訴我們,事情是復雜多變的,要想找到新的奶酪,不能只停留在原地,要不斷地去尋找新的奶酪.這樣的道理幾乎適用于所有的事情,工作?生活?交際等等.像我們一類的中學生,在學習方法的掌握上,感觸更深.事物不是死的,所以變通很重要.
終其所述，成功的選擇就是要精神的執著與智慧的變通。魯迅先生早年學衣，之后又棄醫從文，事業在改變，志向卻執著著。無論以醫治人還是以筆救人，全心全意為的都是國民百姓?！爸两袼柬椨?，不肯過江東”。有人佩服項羽執著的氣概，但我卻認為變通或許可以再次給他成功，像項羽如此有抱負的英雄，投河自盡未免可惜了。而像我們這樣，的的確確是需要執著與變通的結合，要執著但不要固執，要變通但不要變化無常。保持自己一貫的風格，但也要層出新意；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但也要多方面奏效；生活保持高尚但也要方式新穎。就這樣，把執著與變通結合得恰到好處。
竹子的精神范文第4篇
長期以來，我們所采用的課堂教學模式依然是傳統的教學模式，教師處于教學的中心地位，是知識的的傳授者，而作為認知主題的學生處于被動地位，"教師講，學生聽；教師寫，學生抄；教師考，學生背"的現象比比皆是。傳統的教學模式通過反復灌輸，強化作業，以及無休止的評優，竟賽和考試等手段，以外在的壓力推動學生的學習進程，使學生只知道呆讀死記現成析結論，只對結果目標感興趣，而對探求真理的過程本身缺乏熱忱向往，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潛能發展受到禁錮，主觀能動性和創創造精神受到壓抑。這種模式下培養出來的高分低能，高學歷低創造力的人，是很難應付知識經濟時代瞬息萬變的復雜局面的。素質教育將揚棄應試教育的弊端，變傳統的灌輸教式教育為創造性教育，它重視學生個性的發展，注重學生的興趣愛好，培養動手動腦能力，以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創新能力為目標。這樣的高創造性人才肯定是社會所需的。"自主性學習"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教學形式之一。所謂自主性學習就是學習的內在品質而言，相對的是被動學習機械學習和他主性學習。
物理“自主性學習”的實質是學生參與確定對自己有意義的學習目標的提出，自己制定物理學習進度，參與設計評價指標體系；學生積極發展各種思考策略和學習策略，在解決問題中而學習；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認知活動能夠進行自我監控，并作出相應的調適。是自我成為主體的學習，是握有學習的主動權，操縱控制自己的學習，是當代教學的基本思想。通過自主學習，除讓學生掌握大綱規定的知識技能外，還應讓學生具有較強的自主學習能力，主動發展精神，自我完善意識，成為能夠主動地創造性地進行認識和實踐的主體。自主學習要著重培養自主識別自主選擇自主攝取自主調控的自主學習能力，而自主學習能力的形成依賴于教師有意識地按照能力形成的規律，去創設適宜的教學情境。教師要努力創設機會，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讓學生的學習、由被動變為主動。
2.在教學中促進學生自主性學習的措施
2.1 教師轉變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觀念是實現自主性學習的關鍵
轉變教育思想就是教師由“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由教學的主宰轉變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即教師必須確立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觀念，首先教師樹立主體的學生觀。學生的學習過程是學生在一定條件下對客觀事物的反映過程，是一個主動的構建過程，知識不同于實物，可以由教師簡單地傳遞給學生。例如，公式規律，必須由學生自己來構建，并且納入自己已有的知識結構中，別人是無法代替的。因此，摒棄過去那種把學生看作知識的接受器，忽視學生個性差異的學生觀，樹立主體的學生觀。其次是建立平等的師生關系。教師要平等地看待每一個學生，尊重每個學生的人格，相信每個學習都能做得更好，在學識上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已不再是傳統的一桶水和一碗水的關系了，而是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學生也有自己的專長，真正做到教學相長。
2.2 激發學生自主探求的動機和興趣是進行“自主性學習”的核心
學生的學習是由動機激起和推動的，它直接影響到自主學習的水平進程和效果。學習興趣是內部動機中最活躍的成分，是推動激發學習的最有效的動力。因此要培養學生自主探求的意識，主動發展的精神，必須把激發學生自主探求的動機和興趣放在首位。要讓中學生能自主性進行物理的研究性學習，首先要讓他們喜歡物理，了解物理的研究方法。教師可以通過指導學生翻閱科普書籍和有關物理雜志，作好閱讀筆記，直至在互聯網上查找有關物理資料等形式，讓學生理解物理知識的含義，了解物理發展的歷史，如物理學家奇特而偉大的構思和重大發現，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學術爭論，以及為科學獻身的品質等。同時重大科學的發現總是與物理學家的創新活動分不開的。因此讓學生自主地了解物理發展的歷羅，有利于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
2.3 加強物理教學的實踐性是實施“自主學習”的途徑
物理是一門實驗科學，重視和改進實驗教學是落實課改的有效途徑。隨著教學條件的不斷改善，應當改變過去那種演示實驗多于學生實驗的狀況，積極地創造條件采用“邊學邊實驗”代替“獨角戲”式的實驗模式，把總結性實驗驗證性實驗改為探索性實驗，改變學生被動接受的形式，讓學生動手動腦探索新知，品嘗成功的喜悅。
竹子的精神范文第5篇
風，吹著，
鳥，叫著，
樹，搖著，
魚，游著……
生活，難道只是這樣么？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沒有感情，沒有色彩，機械而又冷漠……我否定這是有意義的生活。也許有人會說，這是自然界的必然規律呀，你是無法超越在規律之上的。地球人都知道，人多的地方沒有積雪，難道只有沒有積雪的地方才是所謂的正途？你錯了。其實，只有打破這種規律的探路人，才會是以后的成功者。
比如說南丁格爾。佛羅倫斯*南丁格爾小時候家境極其優越，在當時稱得上是富豪家庭。她從小受過十分嚴格的教育，她的父母也希望她以后成為最幸福的家庭婦女——這可是當時的女孩子們最夢寐以求的夢想。而南丁格爾不同。她的夢想是當一個優秀的護士，照顧需要幫助的病人?？伤母改覆⒉煌?，因為護士這個行業在當時看來，只有卑賤身份的窮人才肯做。可見當時的南丁格爾心理矛盾有多激烈。不過還好，她的決心占了上風，她拋開了父母對她的“勸告”，就好像“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樣的襟懷。最后呢，她不是成功了嗎？
你能說南丁格爾在當時、在別人眼里走的是“正途”么？而她，超越了規律，勇敢的在雪地里艱難的行進。雖然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雖然每一步都在“逆”風而駛，但她不怕，因為她有始終不渝的精神，而這種精神致使她一步一步地邁向成功的大門。
你說離成功這扇大門有多遙遠？其實并不遙遠。遙遠的只是勇氣與智慧上的差距。你敢，你就有可能會贏；你不敢，那就永遠也不會有什么成績。
如果說現實是此岸，理想是彼岸，那么勇氣和智慧則是說明書，困難是教你乘風破浪，尋找光明，尋找真諦。
柔軟的云，悠悠的飄著，
溫暖的風，青青的吹著，
樹上的鳥兒，嘁嘁喳喳地叫著，
柔嫩的樹苗兒，也隨著風的笑聲，盡情地玩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