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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內隱污名;外顯污名;心理疾病;內隱聯想測驗
分類號 R395
1 引言
心理疾病患者常被看作是缺少理性,失去控制,沒有責任感的人(Link,Phelan,Bresnahan.Stueve,&Pescosolido,1999)。不可否認,心理疾病可能嚴重影響個體的社會功能,但許多心理疾病患者,特別是那些接受治療的人,他們處于良好狀態的時間也會相當長(stier&Hinshaw。2007)。但大多數公眾并不清楚各種心理疾病患者之間的癥狀差異和社會功能受損情況,往往一概視之為不受歡迎的同一類人,即“心理疾病患者”。心理疾病污名(stigma of mental illness)正是指個體在社會互動中對心理疾病患者存有的負面評價、消極情感體驗和歧視。在遭受心理疾病痛苦的同時,心理疾病患者還要承受公眾施加的污名(Rfisch,Angermeyer,&Cordgan,2005)。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心理和行為障礙患者康復的最大阻礙就是社會對他們的污名和歧視”(WHO,2001)。心理疾病污名不僅會導致心理疾病患者回避治療,降低治療依從性(Rfisch,Todd,Bodenhausenc.Weidend,&Corrigan,2009c),而且即使疾病癥狀或機能失調得到控制,污名的負面作用也會持續存在(Jorm,Christensen,&Griffiths。2006;Verhaeghe&Bracke,2011)。
當前,心理疾病污名測量主要采用自陳式問卷或量表(Link,Yang,Phelan,&Collins,2004;Brohan,Slade,Clement,&Thornicroft,2010),集中于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兩個領域(corrigan,2004;Corrigan&Watson,2007;Stier&Hinshaw.2007)。這些研究關注的是個體意識到的、可控的心理疾病污名,也就是心理疾病外顯污名(explicitstigma of mental illness)。然而,研究表明自陳式外顯測量存在不足,特別是容易受社會贊許性影響而低估污名程度(Teachman,Wilson,&Komarovskaya,2006;Peris,Teachman,&Nosek.2008)。Link和Cullen的研究(引自Stier&Hinshaw,2007)發現,與行為測量或者更加隱蔽的測量方式相比,自陳問卷測得的被試對心理疾病的態度顯得更善良和仁慈。公開地貶低、排斥和歧視心理疾病患者已越來越受到社會的譴責,類似的觀念和行為也因此變得更見隱蔽和難以察覺。去污名研究也發現,外顯測量難以準確評估去污名干預的實際效果(Angermeyer&Matschinger,2005;Corrigan&Shapko,2010)。研究者認為,外顯測量不能準確反映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的真實態度(Peris et al.,2008;Rsch,Todd,Bodenhausen.&Corrigan,2010b)。
針對外顯測量存在的不足,Teachman等人(2006)首次采用間接測量對心理疾病污名進行了研究,這也被認為是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的開始(stier&Hinshaw,2007)。之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公眾和患者自身都對心理疾病患者存在內隱的心理疾病污名,但都未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提出明確界定(Teachman et al.,2006;Rfisch et al.,2009a;2009b)。在總結這些研究的基礎之上,我們認為心理疾病內隱污名(implicit stigma of mentalillness)是指個體難以內省或精確識別的與心理疾病有關的痕跡,它潛在地調節著個體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消極觀念和行為。目前,關于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實證研究還不多,但已有研究對內隱污名的構成成分、測量方法,以及去污名干預和效果評估都有重要發現。當前,我國也正在積極推進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構建和心理保健立法工作,而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和消除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污名,推動全社會對心理疾病患者的尊重、理解和關愛。本文將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測量方法和研究現狀進行分析,并探討未來研究的方向。
2 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測量方法
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一般采用內隱社會認知的間接測量法,也就是實驗者在實驗過程中不告知被試真實意圖,先給被試不同的實驗線索以影響他們的后續操作任務,比較不同操作任務下的成績來考察內隱態度或偏見的存在和程度(Fazio&Olson,2003)。目前,關于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測量方法主要有傳統和簡式內隱聯想測驗、啟動任務、生理心理評估。
2.1內隱聯想測驗
內隱聯想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由Greenwald和Banaji(1995)提出,已被證實能夠有效且準確地反映個體對某個特定社會群體的自發反應(Greenwald,Nosek,&Banaji,2003,),是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早期研究常用的測量方法(Pefis et al.,2008;Riisch et al..2007;Teachman et al.,2006)。
IAT是通過相容和不相容的分類任務來測量兩類詞(概念詞與屬性詞)之間的自動化聯系的緊密程度,以反應時為指標間接測量個體的內隱認知。以Teachman等人(2006)的研究為例,概念詞(心理疾病)和屬性詞(壞)之間的聯系與被試對心理疾病的內隱評價一致,稱之為相容任務,反之則是不相容任務。在相容條件下,概念詞和屬性詞的關系與內隱態度一致程度高,聯系緊密,判斷分類加工的自動化程度較高,反應時較短;而在不相容條件下,由于概念詞與屬性詞之間的關系與被試的內隱態度不一致,二者缺乏緊密聯系,導致被試的認知沖突,此時辨別歸類需要進行較復雜的意識加工,反應速度較慢。兩種條件下反應時之差為內隱態度的指標,差值越大,表明內隱態度越強。在數據分析上,一般先對極端數據進行處理后,用相容組和不相容組的反應時相減,將反應時之差除以兩種任務的反應時總方差,結果稱之為D值,即內隱態度的強度(Greenwald et al.,2003)。
2.2簡式內隱聯想測驗
簡式內隱聯想測驗(Bfief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BIAT)是在IAT的基礎之上,Sriram和Greenwald(2009)發展出的一種更為簡化的內隱測量方法,也是當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中最為常用的測量方法(Rtisch et al.,2009b;2010b;RUsch,Todd,Bodenhausen,&Cordgan,2010c;Rfisch,Todd,Bodenhausen,Olschewski,&Corrigan,2010d)。
BIAT也包括類別材料和屬性材料,兩類材料的特征要有明顯區別,如文本一圖片或圖片一文本,如果材料都是文本,那么字體或顏色也要不同;每個BIAT包括兩部分聯合任務,在每部分BIAT前,首先給被試呈現兩個焦點類別(focal category)及其對應的具體材料,以控制被試反應過程的意識加工0(Sriram&Greenwald,2009)。以RUsch等人(2010b)的研究為例,第一部分的焦點材料是“心理疾病和消極詞”,非焦點(non-focal)材料為“生理缺陷和積極詞”;第二部分的焦點材料是“生理缺陷和消極詞”,非焦點材料為“心理疾病和積極詞”。在聯合任務前,首先呈現兩類焦點材料的所有具體刺激,并要求被試記住兩類焦點材料,并對焦點和非焦點材料分別指定相應的反應鍵。相對于傳統IAT范式,BIAT的反應次數和實驗耗時顯著減少,但數據分析也是采用D值法(Greenwald et al..2003)。如在“心理疾病.生理缺陷,消極(積極)”BIAT中,D大于O表明“心理疾病-消極”的聯結強度大于“生理缺陷一消極”。
2.3啟動任務
啟動任務(Ptiming Task)是一種考察先前呈現的刺激(啟動刺激)對測驗刺激(目標刺激)影響程度的間接測量方法(Fazio&Olson,2003)。啟動某個概念增加了該概念用來解釋它所適用信息的可能性,因而影響了對相關信息的判斷與評價。啟動刺激可以是文字或圖像(Cunningham,Preacher,&Banaji,2001,),呈現方式可分為閾上和閾下兩種。當啟動刺激閾上呈現時,稱為閾上啟動任務(supraliminal pdming task);當啟動刺激閩下呈現時,稱為閾下啟動任務(subliminal priming task)(cunningham et al.,2001;Fazio&Olson,2003)。啟動任務主要包括兩個步驟:第一,目標刺激判斷。呈現一個目標刺激(積極或消極),要求被試盡快對目標刺激作出評價判斷,以獲得被試評價反應的基準值;第二,啟動任務,呈現一個啟動刺激(心理疾病或生理疾病),短暫間隔后呈現目標刺激,要求被試對目標刺激作出判斷,以獲得被試啟動之后的評價反應時(Rnsch,Corrigan,Todd。&Bodenhausen,2011)。在每個trial的啟動刺激出現前或后,往往要采用掩蔽刺激(如XXXXX),消除被試預存網膜影像。
在數據處理上,啟動任務一般也是首先處理極端數據和判斷錯誤的反應,將反應時按一定規則進行換算,把轉換后的基準值和啟動之后的‘反應時值’之差視作啟動效應的指標。以RBsch等人(2011)的研究為例,如果個體持有對心理疾病的內隱消極評價,心理疾病與消極的目標刺激就存在自動化的聯系,作為啟動刺激的“心理疾病”就會激活和促進之后個體對消極詞的判斷。他們采用“crazy”和“sane”作為閾下啟動刺激,發現“crazy"促進了人們對消極詞匯的判斷,公眾比患者自身對心理疾病具有更強的消極刻板印象。
2.4生理心評估
生理心理評估是實驗者操控目標刺激呈現,并記錄被試的生理指標,以考察被試對目標刺激的真實態度(Blascovich,Mendes,Hunter,Lickel&Kowai-Bel.2001;Graves et al.,2005;Stier&Hinshaw,2007)。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心室收縮(ventricularcontractility)、心臟輸出量(cardiac output)和肌肉緊張(muscle tensi‘on)等生理反應往往是自動化的、不易受意識控制,因此也被用作內隱偏見和態度的指標。研究者通常讓被試面臨不同的合作對象去完成一個設置的或假設的合作任務,并記錄被試的口頭報告、行為意向和生理反應(stier&Hinshaw,2007)。Graves等人(2005)采用這種方法測量了個體對心理疾病標簽的心理生理反應。研究發現,當呈現有精神分裂癥標簽時,被試的額頭肌肉緊張增加,心率降低,而這些生理反應很好地預測了個體傾向于保持與精神分裂癥個體的社交距離。可見,心理生理指標可以反映個體對心理疾病患者的內隱態度和行為傾向。
3 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主要研究領域
分別進入“Web of science”(http://isiknowledge.corn,西南大學端口)和“Sciencedirect”(htw://省略,西南大學端口)數據庫,以“stigma、implicit和mental illness”為關鍵詞,以是否研究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為標準進行文獻檢索,最終發現2005-2011年期間有18篇直接關于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英文文獻(其中綜述2篇,實證研究16篇,見表1),其他多為相關領域的研究。而國內尚無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實證研究,僅在個別綜述提及(李強,高文,許丹,2008;張寶山,俞國良,2007)。從研究的數量和起始時間來看,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內隱污名的成分、公眾污名、自我污名和去污名干預及效果評估。
3.1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成分
Corrigan等人認為污名是一個復雜而多維的概念,是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的復合體,其中刻板印象是一種社會認知,偏見的本質則是情感體驗,而歧視是行為反應(corrigan,2004;Corrigan.Markowitz,&Watson,2004)。研究者認為,僅僅只是刻板印象,還不足以導致心理疾病污名(corrigan,2004;Rusch et al.,2007;管健,2007;李強等,2008)。例如,人們對醫生也有負面刻板印象或偏見,但是醫生不會被排斥、歧視而成為遭受污名的群體(管健,2007)。由于外顯測量方法難以測量到污名的這些成分,Rfisch和Corri~an等人采用間接測量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得到了許多對污名性質和構成的新發現(RUsch,Lieb,Bohus,&Corrigan,2006;Rtisch et al.2009b;Rusch,Corrigan,Todd,&Bodenhausen.2010a)。
在傳統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中,外顯測量往往忽略了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的自動化情感反應(Corrigan,2004;Link et al.,2004)。Rfisch等人(2007)采用傳統IAT范式以“羞恥”和“焦慮”為屬性材料,考察了人格障礙患者自我污名中的情感成分,結果發現羞恥與自我(self)的自動化聯系強于與朋友的聯系。但由于IAT的相對性,這一結果不足以說明羞恥與心理疾病之間是否存在“絕對”的自動化聯系。Riisch等人(2010d)進一步采用BIAT范式研究發現,心理疾病患者自動化地傾向于將“心理疾病”與“羞恥”聯系在一起。以公眾為被試的BIAT研究也發現,人們對于心理疾病患者不僅存在自動化的羞恥反應,還存在自動化的恐懼反應(Riisch et al.,2010b)。
對心理疾病患者的負面評價是心理疾病污名的重要成分。Teachman等人(2006)采用IAT范式研究發現,58%~78%的被試將“心理疾病”與“壞”、“罪有應得”和“無助”自動化聯結在一起,且聯結程度要大于這些形容詞與生理疾病之間的自動化聯系。采用BIAT范式的研究表明,心理疾病與“破壞性、危險性、負面和壞”等負面評價存在自動化聯系(Riisch et al.,2009b)。Riisch等人(2010a;2010b)后續研究表明,心理疾病還與“責任性、罪惡、丟臉和責備”等負性形容詞存在自動化聯結;無論是公眾,還是心理疾病患者,他們都對心理疾病患者存有內隱的負面評價。采用啟動任務范式的研究也發現,與心理疾病相關的啟動詞能夠促進人們對負面詞匯的判斷,表現出對心理疾病的內隱負面刻板印象(RUsch et al.,2011)。
這些研究表明,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存有自動化的負面評價和情感反應。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成分是復雜的,可能也包括負面的認知評價、消極情感體驗和歧視傾向,不可簡單地把它看作是刻板印象(corrigan,2004;Stier&Hinshaw,2007)。
3.2公眾和患者的心理疾病內隱污名
在心理疾病公眾內隱污名方面,Teachman等人(2006)研究表明,相對于生理疾病,公眾對心理疾病有更強的負面評價。Riisch等人(2007;2010a;2010b)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不僅存在內隱的負面評價,還存在自動化的羞恥和憤怒。Peris等人(2008)研究還發現,相對于社會福利求助人員,公眾對心理疾病患者有更明顯的負面評價,也比心理健康服務從業人員對心理疾病患者持有更強的負面評價;而心理學背景的從業人員比其他專業背景的從業人員對心理疾病患者略顯積極。Lincoln,Arens,Berge和Rief(2008)的研究也發現,心理學和醫學專業的大學生對于心理疾病患者的責任性、危險性和不可預測性的判斷在內隱測量上存在差異:醫學背景學生表現得更為消極,更傾向于與患者保持社交距離,病情嚴重程度的判斷也偏重。外顯污名研究也發現,心理健康服務人員對于心理疾病患者存在外顯的偏見和歧視,表現為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悲觀預期和排斥傾向,如不愿與心理疾病患者做鄰居或把房子出租給他們(Ogunsemi,Odusan,&Olatawura,2008)。總之,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表明,無論是采用詞匯(心理疾病),還是以具體的人(自己)作為心理疾病標簽,或者采用不同的測量范式,公眾對心理疾病或患者都表現出了內隱的、自動化的負面評價和情感反應,即使心理健康服務人員也不例外。
外顯污名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患者會將污名內化,形成自我污名,表現為自責、自我貶低、社交退縮和負面情緒等(corrigan&Watson,2002;2007)。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也發現,與生理疾病相比,心理疾病患者對心理疾病持有“壞”、“罪有應得”和“無助”等方面的內隱負面評價(Teachman et al.,2006)。以“自己.他人”作為心理疾病的類別標簽,心理疾病患者對自身表現出明顯的負面評價,認為自己是“壞的”、“罪惡的”、“罪有應得的”(RUsch et al.,2009b;2010b;2010c)。采用其他屬性材料作為心理疾病標簽的研究也發現,患者自身對于心理疾病患者存在自動化的負面評價,表現出明顯的自我內隱污名(Rttsch et al..2009c;2010d)。但是與公眾相比,心理疾病患者對于心理疾病的內隱負面評價略顯積極(Riisch et al.,2011)。研究者認為,這可能是由于心理疾病患者之間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對他們的病情、社會功能和行為是否存在危險或傳染性有更為客觀和準確的認識。Rtisch等人(2007)也發現,公眾對于心理疾病患者的自動化羞恥反應強于患者自身。
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表明,不同心理疾病患者之間的自我內隱污名存在差異,這與外顯測量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Rfisch et al.,2006;2007)。例如,Rusch等人(2007)研究發現,邊緣人格障礙患者自動化的羞恥強于社交恐懼障礙患者。然而,當前內隱自我污名的研究被試以嚴重心理疾病患者為主,如精神分裂癥、物質濫用、情感分裂性精神障礙和人格障礙等,缺乏關于輕度或一般心理問題患者的研究支持(Rfisch et al.,2007;2011)。總的來看,基于內隱測量的心理疾病污名研究表明,公眾污名和自我污名都存在一個內隱的、自動化的水平,且不同人群之間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性。
3.3內隱污名與外顯污名的關系
內隱社會認知研究認為,外顯和內隱測量的結果基本上是不相關的,二者測量的是各自獨立的結構(Gawronski&Bodenhausen,2006;Teachman&Woody,2003;Wilson,Lindsey,&Schooler,2000)。Teachman等(2006)采用相同的形容詞考察了心理疾病的外顯和內隱態度,測量發現人們對心理疾病的外顯態度是中立(中性)的,但內隱態度是負面的。Peris等人(2008)研究也發現,公眾和心理疾病患者對于心理疾病的外顯和內隱污名之間相關不顯著。然而,Riasch等(2011)發現內隱和外顯污名的關系在不同群體上是不一致的。在公眾中,內隱測量與外顯測量的結果呈顯著正相關,但二者在心理疾病患者中的相關關系不顯著。
在行為預測方面,研究者認為內隱和外顯測量的預測作用也不同(Teachman&Woody,2003)。外顯測量能夠很好地預測那些受意識控制的有意行為,而內隱測量能更好地預測那些自動化的行為。研究發現,內隱污名對于心理健康從業人員評估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具有預測作用,而外顯污名則對于做出是否屬于某種心理疾病的診斷判斷有較好的預測作用(Peris et al.,2008)。Peris等人
(2008)認為診斷判斷可以參照明確的診斷標準進行仔細、反復的觀察和思考,是一個意識過程,更容易受到外顯污名的影響,而病情嚴重程度沒有明確的標準,依賴于主觀經驗,更容易受到內隱污名的影響。Ruisch等人(2010b)研究表明,內隱污名能夠較好地預測人們對于心理疾病患者的社交距離變化,但外顯污名沒有這種預測作用。總體來看,大多數研究者支持心理疾病內隱污名和外顯污名屬于不同的結構,彼此相互獨立(R~sch et a1.,2007;2010c;Stier&Hinshaw,2007)。 3.4去污名干預和效果評估
與外顯污名研究一樣,內隱污名研究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地消除污名對心理治療和康復的負面作用。研究表明,內隱污名測量不僅可用于測量心理疾病污名(Rfisch et al.,2007;Rfisch et al.2010b;Teachman et al.,2006,),還可評估去污名干預的效果(Lincoln et al.,2008;Rtisch et al.,2010b),甚至可以直接作為去污名的干預措施(sdram&Greenwald,2009;Shaffer,2011)。
在去污名干預中,人們可能迫于社會壓力而掩飾真實態度,而外顯測量難以測量到人們的真實態度是否發生變化(Lineoln et al.,2008;Rfischet al.,2010b)。內隱測量能夠反映人們對心理疾病的自動化態度,是評價去污名化效果的有效方法(stier&Hinshaw,2007)。許多研究者認為,開展心理疾病遺傳病因說(genetic model of mental illness)宣傳有助于降低患者的自責感,減少心理疾病污名(Austin&HoneL 2007)。但內隱污名研究表明,在基于心理疾病遺傳病因說的教育干預之后,內隱污名沒有明顯變化(Lincoln et al.,2008)。新近研究則發現,無論是心理疾病患者還是公眾,贊成遺傳病因說的被試都表現了相對更強的內隱污名,且公眾還表現出進一步增大與患者社交距離的行為傾向(Rtisch et al.,2010b)。R~sch等人認為支持遺傳病因說會讓人們覺得心理疾病是穩定的、內在的或不可改變的,這有助于減少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患病的公開指責,但卻無法改變對患者的內隱負面評價。此外,內隱污名研究還對其他傳統去污名措施提供了一些重要啟示。例如,心理疾病從業人員對于心理疾病具有相對積極的評價(Peris et al.,2008),,而心理疾病患者的自我內隱污名也低于公眾污名(ROsch et al.,2011)。這些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增進對心理疾病的了解,增加與心理疾病患者的接觸,有助于改善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的態度和反應”(corrigan,2004;Peris et al.,2008;Rfiseh et al.,2011)。總的來說,采用內隱測量評估去污名效果的研究還不多,得到的研究結果也需驗證,但內隱測量提出的質疑對于實施和改進現有的去污名措施是非常有益的。
更值得關注的是,Monteith,Mark和Ashbum-Nardo(2010)認為內隱偏見教育可以通過參加內隱聯想測驗的方式予以實現(sdram&Greenwald.2009)。Monteith等人先讓一部分被試參加心理疾病BIAT,接著再完成外顯污名測量,而另一些被試則接受完全相反的測驗順序,結果發現前者對心理疾病的外顯態度比后者更加積極。在后續實驗中,Menatti等人考察了BIAT的測量結果反饋對于去污名的作用,但未發現接受測量結果反饋的被試與沒有接受反饋的被試之間在外顯污名上存在顯著差異。Shaffer(2011)進一步研究發現,被試的內隱測量經驗對于外顯污名降低沒有直接作用,而是通過偏見控制動機影響外顯污名降低的。根據偏見自控模型(serf-regulation0f prejudice model)(Monteith et al.,2010),當個體認識到自己對某個事物做出偏見反應而違背自己的非偏見意愿時,控制偏見會促使其檢查未來可能做出的污名化反應(shaffer,2011)。Shaffer認為內隱測驗經驗能讓個體“感知”到自己對心理疾病患者的內隱偏見,并體會到這些偏見對于歧視行為的影響,而內隱測量經驗就可能成為個體偏見控制的線索,進而減少外顯污名。從已有研究的干預效果來看,內隱聯想測驗作為去污名措施的積極作用是有限的。
4 展望
心理疾病污名不僅涉及心理疾病患者的康復和合法權益,也與社會和諧及公平相悖(corriganet al.,2004;Verhaeghe&Bracke,2011)。當前,我國也正在積極推進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構建和心理保健立法工作,無論是從理論的角度,還是實踐的角度,心理疾病內隱污名都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4.1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構成問題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背景中,人們對某一概念或事物具有自己的內隱評價,并且這種內隱觀具有系統的結構,以某種形式存在于個體頭腦中(Sternberg,1985)。人們對于心理疾病的觀念和反應也是如此。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表明,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有自動化的負面評價和消極情感反應(Peris et al.,2008;Teachmanet al.,2006;Rtisch et al.,2009a;2010d)。公眾也自動化地把心理疾病患者視作危險的、不安全的,表現出回避和排斥的行為傾向(Lincoln et al.,2008)。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們對心理疾病患者的內隱負面評價,以及自動化的消極情感反應和歧視傾向,但關于內隱污名成分的研究仍比較零散,缺乏系統性。從研究材料可以看出,作為屬性材料的形容詞多是來自研究者的主觀選擇,且單個研究中的屬性詞多為同義詞,這并不能完全反映心理疾病污名的內在結構(Rfisch et al.,2010b)。由此可見,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構成尚要進一步研究。
此外,基于ERP源定位以及fMRI的研究表明,參與刻板印象認知加工的腦區可能包括杏仁核、前扣帶回、前額皮層以及外側頂葉皮層附近的顳頂聯結區(賈磊,羅俊龍,肖宵,張慶林,2010)。如果污名是負面刻板印象,那么個體對于心理疾病信息的認知加工過程應與刻板印象一致。從以上視角來看,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認知神經機制研究不僅有助于理解污名的認知神經基礎,同時也可為污名的構成提供新的證據。
4.2不同類型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特異性
心理疾病(mental illness,),亦稱精神疾病,俗稱精神病,是指在內外各種致病因素的影響下,大腦機能活動發生紊亂,導致的心理和行為障礙;常損及患者的社會功能、人際關系和生活能力,
可分為一般心理疾病(強迫癥、抑郁癥等)與嚴重心理疾病(精神分裂癥、妄想障礙等)(車文博,2001;Wikipedia,201 1)。對于大多數公眾而言,心理疾病是一個復雜而又模糊的概念,他們對其的界定、分類和診斷標準并不清楚,往往將貼有“心理疾病”標簽的人都視為不受歡迎的“心理疾病患者”。心理疾病外顯污名研究表明,無論是嚴重心理疾病,還是一般心理疾病,都存在心理疾病污名問題(Alonso et al.,2009)。
在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中,BIAT中使用的“心理疾病”類別材料也是人們日常對心理疾病的稱謂,如“mental.ill,mental disturbed,mentalillness,mental unbaIanced”(Rilsch,et al.,2010a;2010b;2010c;2010d)。也有研究選用具體的疾病(如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作為“心理疾病”的類別材料(Teachman et al.,2006;Lincoln et al.,2008)。這些研究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心理疾病內隱污名在不同類型的心理疾病上都是存在的,但研究沒有考察心理疾病的類型和程度是否會導致不同的心理疾病內隱污名。而自我內隱污名研究發現,邊緣人格障礙患者自動化的羞恥強于社交恐懼障礙患者(Rdsch et al.,2007)。外顯污名研究已表明,嚴重心理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癥)的自我污名程度會高于一般心理疾病患者(如焦慮癥,抑郁癥)(Corrigan,2004)。然而,當前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尚無法明確回答不同類型心理疾病的內隱污名之間是否有差異。如果有差異,它們的程度、構成及其特點是什么?隨著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是否存在未被污名化的心理疾病?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4.3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測量方法的改進
從測量方法看,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測量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作為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最為常用的測量方法,BIAT需要匹配概念的互補對,自我.他人、種族和性別等都有天生的配對物,但心理疾病沒有。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中一般采用生理疾病、生理缺陷或其他人員來與心理疾病或患者作為比較的類別刺激(見表1)。顯然,選擇什么心理疾病的“標簽”作為評價的概念刺激,選擇什么作為比較的概念刺激,是會影響心理疾病內隱污名測量結果的(Greenwald&Farnham,2000;Greenwald et al.,2003)。而BIAT還需要匹配屬性的互補對,但目前研究中使用的屬性材料都未經過標準化篩選,缺乏代表性。最后,采用BIAT范式的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研究都是將負向評價或情緒屬性材料作為焦點類型和反應。以正向情緒或評價為焦點的BIAT業已證實是有效的內隱測量方法,而以負向評價或情緒為焦點的BIAT的有效性卻尚無定論(sriram&Greenwald,2009)。在傳統IAT范式的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將心理疾病的類別標簽與另外一個類別標簽進行比較。例如,Teachman等人(2006)的研究中,對心理疾病的評價比對生理疾病的評價更消極,這是個體對心理疾病存在內隱偏見,還是對生理疾病的積極評價和對心理疾病的中性評價呢?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4.4去污名干預及其效果評估
在未來研究中,將心理疾病污名內隱測量與去污名相結合是值得深入的一個領域。首先,內隱研究揭示了心理疾病污名“看不見”的一面,讓人們對其性質和機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這些信息對實施更有效的去污名措施極具參考價值。例如,Riisch等人(2010b)對基于遺傳基因說的教育干預提出了有力的質疑。Peris等人(2008)發現心理健康從業人員也有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盡管他們都接受了專業知識訓練,也有明確的職業道德規范要求。這一結果不僅對如何去污名化有重要啟示,對心理健康服務人員的教育培訓也是十分有價值的。
其次,整合內隱和外顯的測量方法,以實現對去污名效果更簡便、更準確的評估。目前還沒有一個關于去污名化干預效果評鑒的“金標準”(stier&Hinshaw,2007)。盡管外顯測量受社會贊許性的影響,而內隱測量則能較好地避免這一情況,但前者簡單方便、易操作的優勢又是后者難以超越的。因此,內隱測量方法有一定優勢,但不足以取代外顯測量,它只是測量心理疾病污名的有效方法之一。未來的去污名干預研究應力求將內隱測量與外顯或行為測量相結合,對干預效果作出更為客觀的評估。
最后,Monteith等人(2010)和Shaffer(2011)的研究表明內隱聯想測驗經驗有助于降低被試的心理疾病外顯污名。Shaffer(2011)嘗試從偏見自控模型的角度解釋這一干預措施對去污名的作用機制,但實驗結果與預期并不完全一致:接受內隱測量結果反饋的被試,沒有表現出相對未接受測量反饋的被試更強的污名降低。顯然,Monteith等人和Shaffer的研究為去污名干預開啟了一條新途徑,但也留下了不少新問題。尤其是,內隱聯想測驗作為去污名措施的干預效果和作用機制尚不明確。
4.5心理疾病內隱污名的本土化
NO.1 抑郁癥傾向自測
“無”為1分;“有時”為2分;“經常”為3分;“持續”為4分。
1.我感到情緒沮喪,郁悶;
2.我感到早晨心情最好;
3.我要哭或想哭;
4.我夜間睡眠不好;
5.我吃飯不像平時一樣多;
6.我的不正常;
7.我感到體重減輕;
8.我為便秘煩惱;
9.我的心跳比平時快;
10.我無故感到疲勞;
11.我的頭腦不像往常一樣清楚;
12.我做事情感到困難;
13.我坐臥不安,難以保持平靜;
14.我對未來感到沒有希望;
15.我比平時更容易激怒;
16.我覺得決定什么事很困難;
17.我感到自己不是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人;
18.我的生活沒有意義;
19.假若我死了別人會過得更好;
20.我不喜愛自己平時喜愛的東西。
指數=總分/80×100%。指數在50%以下,屬正常范圍;指數在50%至59%,為輕度抑郁;指數在60%至69%,為中度抑郁;指數在70%及以上為重度至嚴重抑郁。
NO.2 焦慮癥傾向自測
“沒有或很少時間”為1分;“小部分時間”為2分;“相當多時間”為3分;“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為4分。
1.覺得比平常容易緊張和著急;
2.無緣無故地感到害怕;
3.容易心里煩亂或覺得驚恐;
4.覺得可能要發瘋;
5.覺得一切都不好,感覺會發生什么不幸;
6.手腳發抖打顫;
7.因為頭痛、頭頸痛和背痛而苦惱;
8.感覺容易衰弱和疲乏;
9.覺得不心平氣和,并且不容易安靜地坐著;
10.心跳得很快;
11.因為一陣陣頭暈而苦惱;
12.有暈倒發作,或覺得要暈倒似的;
13.吸氣呼氣都感到很不容易;
14.手腳麻木和刺痛;
15.因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惱;
16.常常要小便;
17.手常常是冰涼潮濕的;
18.臉紅發熱;
19.不容易入睡并且睡得不好;
20.做噩夢。
將各項得分相加得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數即得到標準分。焦慮評定的分界值為50分,分數越高,焦慮傾向越明顯。
NO.3 強迫癥傾向自測
“沒有”為0分;“很輕”為1分;“中等”為2分;“偏重”為3分;“嚴重”為4分。
1.頭腦中有不必要的想法或字句盤旋;
2.忘性大;
3.擔心自己的衣飾不整齊及儀態不端正;
4.感到難以完成任務;
5.做事必須做得很慢以保證做得正確;
6.做事必須反復檢查;
7.難以做出決定;
8.反復想些無意義的事;
9.注意力不能集中;
10.必須反復洗手,點數;
11.反復做毫無意義的一個動作;
12.常懷疑被污染;
13.總擔心親人,做無意義的聯想;
14.出現不可控制的對立思維、觀念。
強迫癥以前一直被歸為焦慮障礙的一種,直至2013年新改版的DSM診斷手冊中,強迫癥及其相關障礙被單獨列出來,成為一個“譜系”。它終于得到了它應有的重視。
強迫癥出現的時候,人的腦袋里面有拋之不去的念頭,讓人覺得很焦慮,于是人就發展出大量重復的、無意義的“強迫行為/思維”,來緩解自己的焦慮。
而實際上,越來越焦慮。
舉例來說,“強迫”的同學看見這個歪了的小格子,即便接下來要去見客戶,或是給編輯交稿,有一萬個訂單要談,也無法控制地想要把這個小格子搬正、搬正、搬正。
而且……他們邊想邊不要自己想,萬劫不復。
廣場恐懼癥Agoraphobia
廣場恐懼癥也是焦慮障礙的一種。
不同于其字面意思的是,“廣場恐懼”并不單指恐懼廣場、公開場合或人多的地方;而是說,人擔心自己在某種情境/場合出現驚恐發作的癥狀(如心跳加快、血壓升高等),而產生過度焦慮。比如擔心自己外出、去人多擁擠的地方、過橋、坐火車諸如此類。
所以,患者會拼命地避免這些場合,一想到這些,就充滿焦慮感。
厭食癥Anorexia Nervosa
我一個美國的督導師說,如果現在你沒有接待很多進食障礙的來訪者,作為咨詢師,你要做好這樣的準備:未來10~20年,中國會出現大量的進食障礙的來訪者,其中就包含厭食癥。
原因是有人做過調查發現,當一個區域面向西方文化開放,媒體上大量出現模特、美女,一段時間之后,在這些“非理性”的媒體渲染下,大量的“厭食癥”就會隨之催生。
“厭食癥”來源于希臘語,字面原意是:“神經性的食欲喪失”,多少有些誤導。實際上厭食癥的人并非喪失食欲,而更像是對“戒食”成癮,欲罷不能。多出現于青少年時期和年輕人。
和這幅圖畫一樣,厭食癥的來訪者很難對自己的身材做出“合理”的評價。TA有著一尺四的小腰,你若讓她用手來畫一個和她腰一樣大的圈,她會畫出兩尺四來。
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不認同自己的性別,認為自己生錯了身體,對自己的性別極度不適。又極度渴望成為另一種性別,或期望按照另一種性別的方式被對待。在診斷上,孩子和成年人有所差別。
“性別認同障礙”是否歸屬心理障礙領域備受爭議。
Dr. Darryl Hill說,所謂“性別認同障礙”,不過反映了父母在自己孩子對性別有不同看法的時候,產生的巨大焦慮。2009年,舊金山舉辦的心理學年會上,場內外都有抗議者示威,呼吁將“性別認同障礙”從心理障礙領域剔除。
我自己也曾經有一個好朋友,對我說過一模一樣的話:“我有記憶起,就覺得自己長錯了身體。”
抑郁癥Depression
“抑郁癥”是諸多心理障礙診斷名詞中,大家最常聽到的一個。
上班久了心情不好,老公沒刷碗心情不好,領導沒給假心情不好……人人都會抑郁。典型的抑郁癥核心癥狀是:持續的情緒低落、對周圍一切事情失去興趣、乏力記憶力減退。
我每次提起這些的時候,身邊的朋友都大呼小叫:“我有哎!我也有哎!”
這讓“抑郁癥”顯得不那么穩重,隨隨便便就得上了,隨隨便便也就好了。而實際情況是,它是和“感冒”、“肺炎”一樣的生理疾病,有著自己的生理特性和生理癥狀,也因此它值得更認真、更規范地治療。
我所了解的抑郁癥的來訪者往往本身很聰明,又擅于假裝自己“很好、沒問題”。在生病的狀態下,盲目的樂觀鼓勵,只能讓他們雪上加霜。相比“打雞血灑陽光”式的開導,他們更需要身邊的人來承認他們的困境,關注他們的內心苦痛。
多重人格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多重人格障礙算是臨床診斷上最富有爭議的一個障礙了,從起因、診斷標準到治療,都存在無數爭議。
一個人身上顯示出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角色”的人格特點。這些不同的“角色”各自有著自己的行為習慣、思考方式、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對自己的認知,“他們”輪番出來主導一個人的行為。“角色”之間相互并不認識,我們亦無法用“忘記”來解釋。
1646年Paracelsus報告了全球最早的案例。經過漫長的爭論、發展、研究,自1970年之后,對多重人格障礙的診斷越來越流行。越來越多的案例被報告出來,而一個個案身上顯示出的“角色”數量,也從2、3個升至平均16個。有人認為這些個案的增多是一些“催眠”治療師的誘導所致,亦有人認為是由于治療師們診斷標準不一而致。
1994年,DSM 第四版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多重人格障礙)更名為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直譯為:不相關的身份認同障礙),意在強調不同角色之間意識、身份認同的區別,而弱化人格的不同。
嗜睡癥Narcolepsy
嗜睡癥的人白天無法控制地昏睡過去,連續超過三個月;會出現短時間的肌肉喪失張力,而發生猝倒;亦會短時間進入快速眼動的狀態。
升學考試的重負
帶有這類病灶的人群主要是考生,面對著緊張繁重的學習任務、家長老師的殷切期盼、自身一舉成名的夢想和自我加壓,使廣大考生肩負著巨大的壓力,極易誘發心理問題和疾病。最近湖北對該省39個城市的初、高中的調查發現,考生中有各種各樣的中輕度心理問題和疾病的高達72%。考試重壓的病灶所引發的心理問題和疾病,主要有反應遲鈍或過激、焦慮不安、恐怖癥、臆想癥、抑郁癥等等,人稱考試后遺癥。
長期溺愛中的獨生子女
部分獨生子女的任性、自私、不善交際也成為家長、老師及教育界人士辣手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源于獨生子女從小就享受著家人的溺愛。在溺愛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往往養成任性、自私等不良習性,這種習性則成為誘發孩子心理疾病的病灶,導致孩子產生暴力傾向和行為、性格孤僻、受挫力差、交際恐懼癥、自閉癥等心理問題和疾病等。一項調查表明我國獨生子女中約30%有適應能力障礙,這是潛在的危機,是一顆定時炸彈,到一定時期就會爆炸,引發心理疾病和更嚴重的后果。
長期投資不中或資本嚴重受損
從事投機如買彩、炒股的人群,如果長期投資下去而又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回報,或資本受損,必然會產生受挫折感和心理的不平衡。心理因投機長期焦慮不安,波動起伏不定或處于失衡狀態中,極有可能導致心理疾病。
對社會飛速發展不適應
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有許多人因種種原因而產生不適應感,如對社會上的不公現象看不慣、對一些改變了的生活習慣不能適應、信仰的泯滅而產生的無歸屬感等,這些往往導致現代人心理失衡和對生活的無望感。
“我女兒正在讀研究生,她特別喜歡看韓劇,她得出一個結論,韓劇中的‘灰姑娘’最終閃光、大富大貴,除了心地善良等,還是要靠出眾的美貌。其實,我女兒雖然長相平平,但也五官端正,青春可人,可她最近對自己容貌特別不滿意,已悄悄去咨詢了美容醫生,說要來一個‘韓式大修’。這會不會影響她的學業?”
以上兩位父母的咨詢,很有代表性,所以有必要提醒人們注意。
醫生點評 成年人愛看動畫片,這很正常,也是現代社會一種釋壓的好方法,但過分了,如沉溺于動畫片中不能自拔,心理發育停滯不前,平時做人處事都以“動畫片”為榜樣,這就有問題了。在心理疾病中將這種成年人的精神撒嬌叫“彼得?潘綜合征”。彼得?潘是童話人物,他生活在夢幻里,不想長大。患“彼得?潘綜合征”的人雖然在生理年齡上已進入成年,但在心理上還不能與之相適應,言談舉止都像孩子,總是在逃避責任、生活和愛情,年齡不小了,還同父母住在一塊,拒絕長大。但總有一天,等他們突然明白生活原來并不是“動畫片”時, 已經太晚了,心靈已受到嚴重傷害。
“彼得?潘綜合征”的形成與家庭環境、教育有很大關系。在過分保護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已形成了依賴行為模式,習慣于讓別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對這些“彼得?潘”們,應有目的地迫使他們面對現實,并懂得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后果,走出依賴、等待和幻想的心理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