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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ovitz(1952)指出具有最大期望收益率的資產組合不一定具有最小風險,它們之間應該存在一個比率。Markovitz假定投資者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并具有VonNeumann-Morgenstern意義上的二次期望效用函數。Markowitz提出的投資組合理論的前提假設是:投資者有恒定不變的風險厭惡程度,對證券的“信念”或主觀意愿的概率是一樣的,同時將資產看成一個整體,在區分有效組合和無效組合基礎上,提出了“有效邊界”(efficientfrontier)這一概念,因此,運用統計分析和證券分析,通過組合,證券的期望值、方差、協方差就能評估出來了。以投資組合在給定收益率水平條件下實現風險最小化為例,運用二次規劃模型刻畫為:
給定資產組合的期望收益率E(r),投資者為了使風險σ2最小,所要選擇的就是在各種資產上的投資比重wi。在有效邊界圖上,揭示出了風險對資產定價的關系是一個非線性關系。根據風險厭惡的假定,較大的風險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Markovitz的資產組合選擇理論奠定了現代金融學、投資學乃至財務管理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當然也標志著現代金融理論的開端。其最重要的貢獻是對單個證券的風險以及它在組合中對整體風險的影響進行了區分。他指出,投資者在試圖減少組合風險時,僅僅投資于多種證券是不夠的,還必須注意要避免投資于那些具有高度相關性(即高協方差)的資產。不過,Markovitz并沒有解決個體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問題,即投資者是如何決定持有何種有效合的。
Markovitz的均值-方差模型,要求計算組合內的每一種資產收益率的均值、方差以及收益率之間的相關系數,因此計算量非常大。
1.2Sharpe的“資本資產定價”投資組合理論
鑒于Markovitz的“均值-方差”理論計算繁雜之不足,斯坦福大學教授WilliamSharpe設想以犧牲評價精度來簡化有效投資組合的運算,提出了通過分析股票收益與股市指數收益之間存在的函數關系來確定有效的投資組合。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模型又叫單指數模型。其主要思想是:股票價格由于某共同因素的作用而有規律地上升或下跌。這樣股票i的收益與某一指數有關,可表示為如下線性方程形式:
數,而Sharpe的模型則只需估計303個參數。估計Sharpe模型中參數最通行的方法是利用歷史收益,用回歸的方法來估計參數。
Sharpe的單指數模型大大減少了需要估計的參數數量,并可相對容易地導出有效集,而且避開了有關滿秩解的技術難點。但若模型的假設與實際數據不相符(例如,單指數模型將股票收益的不確定性簡單地分為系統性風險與非系統性風險就與真實世界的不確定性來源有距離的),那么計算的簡便性將以不甚精確的結果為代價。
2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
CAPM建立了單個證券的收益與市場資產組合收益之間的數量關系,而(1)式中的反映了這種關系程度的大小。證券市場中不同證券所具有的不同系數正反映了各種證券的收益結構。
CAPM十分重要,因為它是不確定條件下資產定價的第一個均衡模型。它產生了大量的理論和應用文獻,前者旨在放松支撐模型的強有力假設,后者旨在把模型應用于實際的股票價格數據。Roll對CAPM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指出在實際中從來都觀察不到市場資產組合,也有的學者指出無風險資產根本不存在,所有這些都削弱了CAPM經驗檢驗的基礎。國內有的學者從允許賣空不允許賣空兩個方面分別提出了允許有無風險資產的β值證券組合投資策略模型。
3套利定價理論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建立在對投資者偏好的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而這些假定常與現實不符,在檢驗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時,難于得到真正的市場組合,甚至有一些經驗結果完全與之相悖。為了探討更具有廣泛意義和實用性的投資組合理論,1974年,羅斯(StephenRoss)提出了一種新的資本資產均衡模型——套利定價模型APT(ArbitragePricingTheory)。
APT模型假定證券的i收益受n個因素F1,F2,……Fn的影響,則其期望收益率通用公式為:
其中Rf表示無風險資產的收益率,bij表示證券i對于因素fj的敏感度(j=1,2,……n),λj表示第j個風險因素Fj的邊際貢獻。
APT模型不需要像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那樣對投資者的偏好做出很強的假設,只要求投資者對于高水平財富的偏好勝于低水平財富的偏好,對風險資產組合的選擇也僅依據收益率。即使該收益與風險有關,風險也只是影響資產組合收益率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因此,羅斯的套利定價模型的假設條件要比Sharpe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更為寬松,因而更接近現實、更具有實用價值。另一方面,Sharpe的CAPM必須要與單指數模型結合才具有使用價值,但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影響證券投資回報率并不像單指數模型假設的那樣,只有市場一個因素影響證券投資回報率,而是受多重因素影響。因此,當實際分析某個證券投資組合時,APT的多因素分析一般要比CAPM的單指數分析要準確。關于這一點已被James•L•Farrell實證研究所證明。
綜上可見,APT模型既具有單指數模型的簡單性優點,又具有全協方差模型的潛在的全部分析能力。因此,在證券投資組合決策分析方面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
盡管羅斯的APT具有以上幾方面優點,但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如在APT模型中沒有說明決定證券投資回報率非常重要因素的數量和類型。其中一個顯然比較重要的因素是市場影響力,但是關于哪些因素還應包括進來以補充綜合的市場影響力,或者當模型中沒有出現綜合市場因素時,應用哪些因素來替代它,這在APT模型中顯然沒有說明。
4動態投資組合理論及現資組合理論的發展趨勢
早期有關投資組合理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離散時間條件下的各種單期或多期投資組合問題,而自從Merton首次考察了連續時間條件下的投資組合問題以后,隨著隨機控制理論、隨機積分等數學工具以及計算機技術的迅猛發展,連續時間條件下的投資組合問題已成為研究的熱點。在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對動態投資組合模型進行研究。而近幾年來Value-at-Risk方法、行為金融理論的興起,也滲透至投資組合理論領域,從而為投資組合理論研究開辟了新的天地。目前基于鞅方法的衍生證券定價理論在現代金融理論中占有主導地位。隨著隨機最優控制理論、脈沖最優控制方法、微分對策方法、最優停止理論、智能優化方法的發展和應用,投資組合理論與應用問題會有更大的進展。
隨著Web技術的發展,投資組合系統在國外已開始使用,這種工具為投資者快速決策帶來了極大的方便。網上進行投資組合具有優點,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在國內,基于互聯網的投資組合選擇系統的研究與開發目前處于起步的階段,特別是網上投資組合的優化還是一片空白。
綜上所述,西方證券投資組合理論仍然還是個比較年輕的學科,它一直是世界各國經濟學家傾力關注的焦點,各種新觀點、新方法層出不窮,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理論范式。因此,我們在引進這些西方證券投資組合理論時,應著力把西方投資組合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構建出適合中國國情的證券投資組合理論體系,為我國證券市場健康快速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現資組合理論是現代金融理論和投資理論的基礎,它主要研究的是投資者在權衡收益與風險的基礎上實現期望效用的最大化。本文以現資組合理論的主要內容作為研究對象,按照從理論深化到實證研究的思路,將全文分為五章。
第一章從Markowitz的投資組合理論出發,建構了均值—方差模型并求取了有效邊界,對放寬了限制條件的模型進行了拓展。針對方差在度量風險中存在的弊端,引入了半方差和LPM的方法,并對三者的應用效率進行了比較。
第二章分析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揭示了當市場處于均衡狀態時的資產定價問題。在此基礎上,放松了標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的某些限制條件,對不存在無風險證券、存在非適銷資產的CAPM以及消費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進行了考察。最后結合現代行為金融理論,介紹了非理性預期下的行為定價模型。
第三章分析了風險資產的套利定價理論,對套利定價理論的模型進行了推導。針對套利定價理論的核心問題—因子的選擇進行了深入研究,介紹了兩種主要的因子選擇方法,分別分析了二者的使用范圍,結合各自的優、缺點進行了比較。
第四章分析了VaR這一新型的風險度量方法,重點對VaR的四種主要計算方法進行了考察。對于應用較為廣泛的歷史模擬法,針對單一的收盤價提供的信息量不足問題,本文提出了一種加入開盤價、最高價以及最低價的歷史模擬修正算法,希望能對VaR的計算方法進行改進。
第五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本研究利用兩階段回歸法,參照Fama和Macbeth提出的橫截面回歸模型,結合深證B股市場36支股票的周收益率數據進行CAPM的實證檢驗,樣本時期為1996年7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實證結果顯示:深證B股市場的股票定價行為與CAPM不符,非系統性風險對股票收益率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關鍵詞:均值—方差模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套利定價理論;
風險價值模型;歷史模擬法
:36000多字的統計學專業碩士論文
英文摘要、目錄及參考文獻 價格400元
關鍵詞:價值投資 組合投資 有效市場理論 風險界定 收益衡量
一、引言
價值投資理論與組合投資理論都出現在二十世紀,前者的代表是格雷厄姆與巴菲特,后者的代表是馬柯維茨、夏普與法瑪。價值投資理論與組合投資理論都在尋找一種理想的投資途徑,但思想邏輯卻有著根本的區別,體現在理論假設、風險界定與風險控制方法、收益衡量與收益實現方式等方面如表(1)所示。組合投資理論邏輯是:投資者是理智的,市場是有效的,風險是以股價波動來界定的,收益是以價格與價格之間的相對差額來衡量的,而降低風險的途徑就是分散投資,增加收益的方法就是利用市場波動迅速而頻繁地交易。價值投資的理論邏輯則相反:投資者是有限理性的,市場經常有效但并非永遠有效,風險是以本金損失可能性來界定的,收益是以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絕對差額來衡量的,而降低風險的途徑是安全邊際,增加收益的方法是利用企業價值長期增長。兩種理論都對投資實踐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二者對風險與收益的衡量有著根本的區別,從而形成不同的投資操作方法。哪種理論對投資實踐更有指導作用呢?本文重點是對價值投資理論的風險收益衡量方法進行分析,并找出其對投資操作的要求。為了更好地說明價值投資理論對投資風險與收益衡量的方法,隨后將采用與組合投資理論對比的方式進行分析。
二、價值投資理論與組合投資理論的理論假設分析
(一)價值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經常有效但并非永遠有效
價值投資理論的創立者本杰明?格雷厄姆認為,投資者的理智是“有知識和理解力”,而非“聰明”或“機靈”,或超常的遇見力和洞察力。理智更多的是指性格上的特點而非腦力上的特點。顯然,格雷厄姆認為人是有限理性的。正是基于對投資者有限理性的認識,格雷厄姆認為,“過高估價普通股是市場習慣,那么邏輯上過低估價就是預料之中的……,這也許是股票市場存在的一條基本規律。”這一表述說明了價值投資理論認為市場并不完全有效,經常會出現高估或低估,即價格與價值出現背離的情況。在投資者是否理性及市場是否有效的問題上,巴菲特的表述更為直接,“在別人貪婪的時候恐懼,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貪婪”。顯而易見,巴菲特認為投資者會經常出現貪婪與恐懼的非理性情緒,價值投資者可以利用市場的非理性進行買賣操作。概括地說,價值投資理論認為由于投資者的有限理性使得市場并不總是有效,股票價格經常會偏離價值,價值投資者可以利用這種偏離來獲得投資收益。
(二)組合投資理論堅持市場有效性
有效市場假設(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是由芝加哥大學尤金尼?法瑪(Eugene Fama)提出的,并成為了組合投資理論的重要理論基石。法瑪認為,股價的不可預測性是因為股市過于有效。在一個有效的市場里,由于市場中充滿著許多聰明人(法瑪稱他們為“理智的最大利潤追求者”),任何信息的出現都會使得價格快速漲跌。換言之,股票價格迅速反映股票價值,價格與價值之間不存在差別的可能性。不可忽略的是,有效市場假設隱含著一種前提:市場是由“理智的最大利潤追求者”構成的。但行為金融學已經證明市場參與者是有限理性的,而非法瑪所稱的“理智的最大利潤追求者”。事實上,即使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理性人”假設也是相對的。歸納起來,有效市場假設存在著三點缺陷:第一,“理智的投資者”的假設不符合實際情況,大量的行為心理學研究表明投資者并不總是理性的;第二,投資者并不能總是有效地分析信息,實際情況是投資者常常依賴一些市場預期來決定股價,而不是根據對股票價值的基本分析;第三,有效市場假設認為長期戰勝市場的可能性不存在,但巴菲特、彼得?林奇、鄧普頓等價值投資家的投資實踐已經證明利用市場的非理性可以長期戰勝市場。
三、價值投資理論與組合投資理論風險界定與風險控制方法分析
(一)價值投資理論把本金損失的可能性界定為風險
價值投資理論的創立者本杰明?格雷厄姆對投資的定義:“投資操作是基于全面的分析,確保本金的安全和滿意的回報。”其中,本金安全是風險控制的根本要求,滿意回報是收益的最終目標。他認為,價值投資者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持有公司的股份,他很少被迫出售股票,股價波動并不會給他帶來損失。首先,不被迫賣出股票是一個成為價值投資者的重要前提。換言之,價值投資者一定不會借錢投資以至于股價低迷時被迫出售股票,也不會屈服于內心或外在(如市場、家庭、親友)壓力被迫低價賣出股票。其次,強調合理價格即遠低于企業價值的價格買入股票,而不是支付過高的價格。最后,強調持有公司股份,意味著是以所有者的身份長期持有股份而不是以交易者的身份短期買賣股票。這三個要求決定了價值投資者實際只面臨三種風險:買價過高的風險、企業價值下降的風險、通貨膨脹的風險。(1)買價過高帶來的本金損失風險。投資者由于無法準確評估或忽略股票的內在價值,在市場樂觀時支付過高的買價是非常普遍的。注意,買價過高是相對于企業內在價值而言。如果買價相對于股票內在價值是足夠低的,市場波動將不構成實質風險。簡言之,市場波動誘使投資者支付過高買價時才構成風險,因為投資者的命運與企業長期價值相關,而與短期波動無關。(2)企業價值下降帶來的本金損失風險。有關研究表明,股價與企業價值長期正相關。美國投資家羅伯特?哈格斯特朗(Robert G. Hagstrom)跟蹤1200家公司,對其收益與股價的相關性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持股時間越長,股價由收益決定的比重越大,受其他市場因素影響就越小。對于股價與企業價值的關系,巴菲特有過明確說明,“從長期看,市場價值與企業價值是同步的,但在某個年度二者的關系可能是神秘莫測的。”國內相關研究也表明,以十年為期限考察,股價與企業價值增長正相關。既然股價與企業價值長期正相關,而價值投資者的目的是以合理的價格持有公司的股份。那么,只有企業價值下降才可能使得價值投資者本金發生損失,形成風險。因此,價值投資者極其關注企業長期價值增長,而極少關注股價的短期波動。(3)通貨膨脹帶來的購買力風險。所有投資者都面臨著通貨膨脹風險,而且通脹帶來的購買力風險很容易被低估。因此,要控制通貨膨脹帶來的購買力風險,投資的最低要求是:投資收益率要跑贏通脹率。具體到選股時,則需考慮所選企業是否具有抗通脹能力。
(二)價值投資理論把安全邊際作為風險控制的方法
首先,以安全邊際作為風險控制的根本方法。無論是通貨膨脹、買價過高還是企業價值下降,都可能使得投資本金產生損失。價值投資理論認為以安全邊際為原則可以有效控制上述各種風險。由于市場的非有效性,價值投資者可以在價格遠低于價值時買入股票,然后在價格回歸價值時賣出股票。安全邊際是價格與價值之間的巨大差額,是保護價值投資者的“緩沖墊”。簡言之,投資中遇到的各種風險,通過安全邊際可以獲得有效控制。其次,以集中投資作為風險控制的輔助方法。價值投資操作中,由于需要對股票價值進行逐個準確的評估,與此同時,符合長期穩定增長的企業非常少數。因此,集中投資于少數價值穩定增長的超級明星股的策略成為價值投資的控制風險的必然策略。
(三)組合投資理論把價格波動界定為風險
美國經濟學家哈里?馬柯維茨(Harry Markowitz)于1952年首次提出風險收益相關性理論。認為沒有哪一個投資者只承擔低于平均成都的風險而獲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報。1959年,馬柯維茨在《投資組合的選擇:有效多元化投資》(Portfolio Selection:Efficient Diversification of Investment)對風險做出全面的解釋:“我用標準差作為風險尺度。標準差或方差可以視為距離均值的遠近,距離均值越遠,風險越大。”組合投資理論用均值與方差來描述收益與風險兩個關鍵因素。組合投資理論把收益的波動稱為投資風險,即收益率波動越大,投資風險越大。馬柯維茨提出用投資組合多元化可以消除波動帶來的風險。到1964年,比爾?夏普(Bill Sharp)提出資產定價模型(CAPM),并用β值衡量投資組合的風險。至此,馬柯維茨與夏普兩位學者完成了多元化可以平衡風險收益的理論與風險的界定,而有效市場理論則由法瑪完成的。學者的研究共同構成了現代組合投資理論。組合投資理論認為股價波動是風險。實際情況是波動本身不是風險,只有買價過高給投資帶來損失才構成風險。巴菲特認為,“作為企業所有者,股票持有者也一樣,股價下跌實際上是降低了風險而不是增加了風險。學術界對風險的定義實在是有失水準,近乎于無稽之談。”格雷厄姆則認為市場波動對于投資者不是風險而是獲得收益的機會。指出“從根本上講,價格波動對真正的投資者只有一個重要的意義:當價格大幅下跌后,提供給投資者購買機會:當價格大幅上漲后,提供給投資者出售機會。”
(四)組合投資理論把分散投資作為風險控制方法
組合投資理論模型表明股票投資收益和風險成正比,認為股票投資風險由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構成,通過適當的投資組合,可以避免非系統性風險。組合投資理論提出了有效投資組合的概念:在相同的風險水平下,投資組合有最高的收益;在相同的期望收益下,投資組合有最低的風險。組合投資理論把波動當作風險,而通過具備不同相關性的股票進行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波動從而降低風險。組合投資理論把降低風險的途徑建立在構建有效的投資組合上。
四、價值投資理論與組合投資理論收益衡量方法與實現方式分析
(一)價值投資理論以價值為標準衡量投資收益
如前所述,股價長期與企業價值正相關,故價值投資者則以企業是否保持長期價值增長來衡量投資收益。以價值評估為核心是價值投資者與其他類型投資者之間的本質差別。在買入前,價值投資者要求對股票價值進行全面評估;在買入時,嚴格按照安全邊際原則,以低估的價格買入股票;在買入后,用股票價值是否上升來評估投資收益;如果市場價格遠高于股票價值,價值投資者賣出股票實現收益。本杰明?格雷厄姆對此有過論述:“只要企業的內在價值以令人滿意的速度增長,那么它是否也以同樣的速度被人認可它的成功就不重要了。事實上,別人晚些認可它的成功反而是件好事,可以留出機會以低的價格買進高質量的股票”。既然價值投資者的投資收益取決于企業價值的長期增長,所以價值投資者極少關注股價波動,而更多關注企業經營管理。既然價值投資者以企業價值增長來衡量投資收益,而企業價值增長是以年為周期的,是緩慢的。從邏輯上講,價值投資業績的衡量一定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股價波動。任何以短期波動來衡量投資業績的投資者,不是純粹的價值投資者。只要企業保持長期增長,即使股價短期下跌,甚至是嚴重下跌,也不會對價值投資者的長期投資業績產生實質的影響,最多只是心理層面的。對此,格雷厄姆對衡量投資收益有明確的表述,“讓我再一次指出,投資成功與否應該用長期的收益或長期市場價格的增長來衡量,而非短時間內賺取的差價。”價值投資實踐的結果又如何?我們對幾位杰出價值投資家的業績進行考察,如表(2)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除了巴菲特外,其他價值投資家都有不少年份投資業績低于市場平均水平,平均比例達到28%。這五位價值投資家平均有2年左右連續業績低于市場平均水平,落后比例有的高達38%。所有這些說明,雖然價值投資者長期而言都取得不錯的投資收益,但短期內業績很可能低于甚至大幅度低于市場平均水平。因此,衡量價值投資業績應以長期增值而不是短期價格波動來衡量。
(二)價值投資理論以價格與價值的差異為依據進行買賣實現絕對收益 價值投資者用價值來衡量收益,但收益卻需要通過價格來實現。價值投資者盈利的關鍵是利用股票市場中價值與價格的背離來進行套利。價值投資者認為市場價格經常會偏離價值,并且在這種偏離后市場會出現自我糾正的趨勢。格雷厄姆把影響證券價格波動的因素比喻為“市場先生”,“市場先生”是一個情緒容易波動的家伙,他會根據各種各樣難以預料的情緒來報價,使價格落在他愿意成交的價格上。價值投資者視“市場先生”為朋友,認為“市場先生”的情緒越狂躁對其越有利。將成功的根本原因歸結于價格波動帶來的機會。因此,價值投資理論是以價格與價值的差值作為買賣依據,最終實現投資的絕對收益。價值投資操作中,風險越小收益越高。價值投資者非常重視支付價格,因為支付價格的高低直接關系到最終的投資收益率。事實上以不同折扣價買入股票,當價格回歸價值時,投資回報率差異很大。依據安全邊際原則購買股票,其風險越低,收益率越高。
(三)組合投資理論以短期波動衡量投資收益
組合投資理論把波動當作投資風險,自然以股價波動來衡量投資收益,否則對風險的定義就失去了意義。奉行組合投資理論的基金業就是以短期市場波動來衡量投資業績的,最典型觀點的是“市場永遠是正確的”。每個季度對基金經理的業績進行排名集中體現了價格衡量標準。基金經理為了使自己的業績不落后于市場平均水平和同行,頻繁換股,對于業績不佳的股票馬上賣出,買入可能上漲的股票,整個基金業陷入了短期業績衡量的誤區。美國投資家賽思?卡拉曼指出,“多數機構投資者和許多個人投資者追求相對表現,他們的目標是取得比市場或其他投資者更好的表現,而不關心取得的是絕對正回報還是負回報。”組合投資理論風險收益衡量實例。由于國內證券歷史較短,此處采用美國的相關數據,更有統計意義。
(四)組合投資理論以價格與價格的差異為依據進行買賣實現相對收益
組合投資理論把價格波動當作風險。這就引申出兩個問題:一是當投資者以比買價更高的價格賣出股票時,風險消除,即使所持有的股票價值下降。二是如果股票價格比買入價更低,風險增加,即使所持有股票價值上升。簡言之,組合投資理論的股票買賣依據是價格與價格之間的差額而不是價格與價值之間的差額。進而體現在操作上,投資者需要不斷研判市場下一步的看法是悲觀的還是樂觀的,而基本不用關心股票真正價值,即使關心也是作為判斷市場看法的輔助工具而已。這樣,頻繁交易以實現相對收益,并避免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成為組合投資理論信奉者的必然選擇。
五、價值投資理論風險收益衡量方法對投資操作的要求
(一)價值投資控制風險的操作要求
(1)嚴格遵循安全邊際原則。由于股市波動可能給投資者帶來買價過高的風險。價值投資者一方面要對企業進行全面分析,準確評估其內在價值;另一方面等待市場低估的機會買入。支付足夠低的買價是進行綜合風險管理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市場波動、宏觀經濟波動、企業經營管理、投資者判斷失誤等四個方面帶來的風險。(2)選擇長期穩健高增長的企業。一方面,大量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企業無法保持長期的高增長。另一方面,價值投資的盈利主要來源于企業的長期增長。這就給價值投資者帶來困難:如果找不到能夠長期保持高增長的企業,投資收益將大打折扣。因此,選擇長期穩定增長企業成為價值投資者獲得滿意回報的必經途徑。一般地,只有那些擁有長期競爭優勢的壟斷企業才能成為價值投資對象。(3)選擇抗通脹的壟斷性企業。既然所有投資者都面臨著通貨膨脹的風險。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帶來的購買力風險,投資最低收益率要求高于通貨膨脹率。而對于價值投資者而言,投資命運與企業長期價值增長密切相關。故所投資企業的產品是否具有抗通脹能力非常重要。一般地,消費類、制藥類企業具有抗通脹能力,另外,壟斷性企業具有轉嫁通脹的能力。因此,價值投資者選股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抗通脹的壟斷性企業。巴菲特長期投資的可口可樂、吉列公司、美國運通無一例外的屬于抗通脹壟斷性企業。
(二)價值投資實現收益的操作要求
價值投資者長期投資收益來源于企業價值長期增長,而不是來源于短期股價波動。因此,實踐操作中必然要求忽略短期股價波動,堅持長期投資。如果價值投資者在具有安全邊際的價格買入長期穩定增長的企業,其面臨的風險只有一個:企業能否保持穩定增長。市場波動不再是價值投資者面臨的風險了,因為長期而言,股價與企業價值正相關。因此,投資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忽略股價波動,等待企業價值成長與價格回歸價值。
*本文系2011年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本杰明?格雷厄姆價值投資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1JCYJ01YBM)與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2011年度重點科研項目“價值投資理論在中國適用性的實證檢驗”(項目編號:SZYZD2011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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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模型對金融衍生品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技術支持,在這一模型創立之初就得到了很多經濟學家的關注,同時在金融實務界快速應用,對衍生品交易市場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美國芝加哥期權交易所(CBOE)的成交記錄統計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僅僅在1974年3月份的股票期權成交量就已經遠遠超過了1972年OTC市場全年的交易量,到1974年全年成交的期貨合約所代表的股數也呈現迅速增長的趨勢。在這一時期交易的股票期權標的的股票種類呈現出爆發式增長。相關記錄顯示從1973年的16家最熱門股票很快就擴大到1400多種。在這段時間,新的期權品種創新不斷,像指數期權、期貨期權、外匯期權、利率期權、互換期權等都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這些豐富的期權種類為投資者和避險者提供了合適的選擇工具,也為后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一些保險公司和擔保公司也在不同程度上運用這一理論模型,總之B—S模型的出現,推動了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也為投資者提供了豐富的交易模式,對促進金融市場的成熟和完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盡管B-S模型在實際中得到了很廣泛的應用,也取得了不錯的實際效果,但不可否認其仍然存在諸多不合理的地方:①B-S模型在使用時假設可以根據過去的股票價格波動率來預測現在或將來的股票價格。但是,這一假設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很大的偏差,在現實中的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波動性難以預測。②盡管B-S模型的假設條件相對較弱,但還是與真實的市場情況存在很大的出入。③B-S模型的另一種比較特殊的假定是股票價格在長時期內的價格概率分布是對數正態分布,但其實這種情況并不如假設的那么準確,在很多情況下會出現較大的偏差。
2期權組合策略的作用
①杠桿作用,看漲期權就可以說是一種按照一定比例的杠桿進行擴大資金規模的投資。②保險作用,投資者可以運用期權組合對風險頭寸進行鎖定,同時鎖定收益和風險,起到保護已有收益和鎖定風險的作用。③風險管理作用,其實和保險作用有相同之處,都是通過對期權組合策略的運用,實現風險的提前鎖定,一般都是使用對沖投資組合策略,減少不確定的風險頭寸。
3期權組合策略及分析
①購入有保護的看跌期權。它是指股票同看跌期權(虛值)多頭的組合,假如A公司現持有的股票市價為S0,看跌期權價格為C,執行價格為X(S0>X),那么該組合的期權回報與盈虧圖如表1中圖1所示。②出售有擔保的看漲期權。它是指股票同看漲期權(虛值)空頭的組合,假定A公司現持有的股票市價為S0,看漲期權價格為C,執行價格為X(S0<X),那么該組合的期權回報與盈虧圖如表1中圖2所示。③雙限期權。這種期權是指持有股票的同時,還持有看跌期權多頭和看漲期權空頭。假定股票的現行價格為S0,看跌期權的執行價格為X1,看漲期權的執行價格為X2,X1<S0<X2,且看跌期權與看漲期權的價格相同。本文來自于《價值工程》雜志。價值工程雜志簡介詳見
4結束語
摘要:風險投資運作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組織模式是否合理。風險投資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孵化器。比較風險投資的組織模式,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的風險投資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風險投資,組織模式,比較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高科技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高科技產業的順利發展離不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是一種全新的投融資制度,它有效地把現代科技知識與金融資本結合起來,使知識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成為高科技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助推器”。在風險投資制度中,企業組織模式設置的恰當與否是該制度有效發揮作用的關鍵。由于世界各國的國情不同、制度環境等不同,因此,各國在發展高科技產業過程中所采用的組織模式也不同。實踐證明,不同的風險投資組織模式運作效率是不同的,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本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世界各國在發展風險投資過程中主要采用了有限合伙制、子公司制及公司制等形式。
一、有限合伙制
有限合伙制是美國風險投資公司采用的最主要組織形式。據統計,美國2003年有限合伙制投資基金參與風險投資額占風險投資總額的81.2%。有限合伙制是由投資者(有限合伙人)和基金管理者(普通合伙人)合伙組成的一個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人是風險資本的主要提供者,通常對風險投資公司投入99%的資金,一般不參與公司的具體經營,負有限責任。普通合伙人通常是風險資本的經理人,即風險投資家,他們投入的是科技知識、管理經驗和金融專長,負責公司的管理,同時還必須投入風險投資公司大約1%的資金,負無限責任。有限合伙制的主要特點在于:
1、有限合伙制是有期限的。為激勵普通合伙人努力工作,有限合伙協議普遍約定企業的生命周期為5—10年,風險投資家為了能得到后續融資,必須在前一個合伙期限內有所成就。因此,風險投資家容易產生努力工作的動機。
2、有限合伙制大多采取“無過離婚”條款。所謂“無過離婚”是指即使普通合伙人并未犯原則性的錯誤,只要有限合伙人對其失去信心,他們也會停止追加投資。因此,普通合伙人必須充分合理地運用已籌集到的資金。
3、獨特的報酬體系。有限合伙企業中普通合伙人從合伙關系中得到兩種報酬,一是少量的管理費,二是在投資成功后獲得20%投資收益。這樣,一般合伙人通過1%的出資額,就可以獲得類似期權形式的20%的利潤分享權,成為合伙企業的內部股東,大大激勵了風險投資家去努力工作。
4、額外控制權。在投資之初,風險投資家不了解創業企業家的經營才能,不了解所投資項目的收益與風險情況,信息不對稱尤為嚴重,可能導致“逆向選擇”,因此風險投資家往往要求額外控制權,例如董事會中的絕大多數席位,使其擁有充分的權利更換管理層,以限制創業企業家在信息傳遞時的不誠實行為。
5、多輪次投資。在投資時,風險投資家不是把資金一次全部投入,而是按照企業發展的階段分期投入,并且風險投資家具有放棄前景黯淡的項目的權利,這一權利也成為風險投資家限制創業企業家的一個籌碼。
6、風險投資家為風險企業提供管理。風險投資中,有限合伙人不僅對風險企業投入資金而且還注入自己的管理。風險投資家通過對風險企業的財務、人事、計劃和戰略等一系列的管理、監督,降低了企業運作風險。
7、獨特的出資結構。在有限合伙制企業里,有限合伙人一般有10—30人,而且都規定最低的出資額,通常每個有限合伙人的最低投入是100萬美元,大型基金的最低限額為1000—2000萬美元。由于有限合伙人之間的利益結構與資本力量相對均衡,各個有限合伙人都有足夠的動力和控制力去搜集信息、評價監督一般合伙人,因此這種股權融資結構克服了一般企業廣泛存在的股權過于分散情況下中小股東搭大股東便車的問題和大股東“以大欺小”問題。可見,有限合伙制上述一系列的契約安排,有效解決了風險資本提供者和風險投資家之間以及風險投資家和風險企業家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建立了合理的激勵與監督機制,適應了風險投資市場上的高風險性和信息不對稱的特點,因此頗具制度效率。
二、子公司制
子公司制也是風險投資的一種組織模式。這里的子公司指的是大的金融機構或實業公司以獨立實體、分支機構的形式建立的風險投資公司。其主要目的在于為母公司提供創新動力。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財富》500強中有25%的公司開展了子公司形式的風險投資計劃。
在日本,風險投資的主要組織形式是附屬于金融機構的投資公司,日本的風險投資公司平均74%隸屬于銀行或證券公司。這是由日本的投融資習慣和政府的政策導向等因素決定的。日本投資行為過于求穩,冒險精神和合作意識不強,有限合伙制和私人投資方式在日本缺乏生存環境,加之政府的扶持政策主要集中在貸款貼息與擔保方面等因素造成的。歐洲風險投資組織模式也是以金融機構附屬風險投資公司的形式為主。在歐洲各國的主要政策與計劃中,其重點扶持的投資主體是銀行,如英國的信貸擔保計劃,德國的風險投資促進計劃等等,都是針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從事風險貸款制訂的貼息與擔保計劃,其目的是鼓勵金融機構進行風險投資。
三、公司制
公司制是指以股份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設立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組織模式。我國由于沒有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制度,因此,我國風險投資機構主要采用了公司制的組織形式。公司制組織形式在風險投資中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有限合伙制相比,公司制的激勵機制是有限的。在公司制下,缺乏適當的激勵機制,管理人員很難得到有限合伙制下的豐厚的報酬水平。因此管理人員努力工作的動力不足。
2、在公司制條件下,決策過程比較復雜,決策權實際控制在董事會手中。風險企業往往是科技型企業,要求決策者講究決策的專業性、靈活性和實效性。出資人由于缺乏風險企業的專業知識而出現決策的低效率和失誤。甚至影響到風險投資家的積極性。
3、公司制的運營成本高。首先,公司制成本十分高昂。公司制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比有限合伙制更為嚴重,更容易產生人的道德風險從而增加了成本。其次,從運作成本上看,由于有限合伙不是稅法上的納稅主體,風險企業取得贏利時無須就該贏利交納所得稅,只是投資者在取得相應利潤時才交納個人所得稅,這就避免了重復納稅,而公司制形式下風險投資公司及投資者都是納稅主體,因此存在重復納稅問題;二是從日常管理費用的支出來看,由于有限合伙是一種自由合同關系,當事人完全可以通過協商事先約定管理成本,因此管理費用也是可控的。而在公司制下,股東將無法采用固定費用的方法支付風險投資家的報酬。
在公司制構架下,無論設計多么周密的治理結構,最終還是解決不了弱激勵機制、高運營成本等問題;因此其運行效率低下。
總之,我們在構建我國的風險投資體系時應該積極地學習和大膽地借鑒有限合伙制度。通過上述風險投資組織形式的比較,可以看出,與其它的組織形式相比,有限合伙制在風險投資的運作中是最為有效的組織形式。其巧妙而獨特的制度設計符合并適應了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內在需要,有效地解決了企業中的權利與責任的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形成了強有力的激勵約束機制,極大促進了對風險投資業的迅速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