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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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轉型范文第1篇
由錫滬路沿線摩托車行業轉型而來的電動車產業，是不折不扣的民營“草根”經濟。不過，小草也有長成參天大樹的夢想。錫東新城商務區在推進“產城融合”發展中，著力培育龍頭企業、補足產業鏈、招引研發機構，做大做強內生因子活躍的電動車產業。土生土長扎根錫山區安鎮的雅迪集團，2001年創業之初只有7人，目前已集聚4300名員工，2014年實現銷售開票收入42億元，同比增長40%。公司相關人士介紹，雅迪將在3年內實現銷售100億元，稅收達到4億元。
在實體經濟普遍低迷的當前階段，錫山電動車產業何以逆勢上揚？商務區有關負責人直言，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競爭力的產業轉型是主要秘訣。目前，商務區電動車產業擁有4家省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4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1家院士工作站、1家博士后工作站，累計擁有600多項專利、20多項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的核心技術，每年推出60個新品。錫東新城商務區先后被科技部、商務部認定為“國家火炬計劃無錫輕型多功能電動車產業基地”、“國家級電動車摩托車出口安全示范區”等。
在政府部門的積極引導和大浪淘沙的市場競爭中，企業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積極性被充分激發。與雅迪同處錫山大道北側、廠區相鄰的新日集團，12年來在錫東建了5家工廠，創新的轉型的企業特質越來越鮮明。2013年10月，新日成立香港大學中國工程院院士陳清泉工作室，開發微米電動汽車，這種時速60公里的兩座小車，如今已奔跑在山東、湖北等地。公司還和荷蘭一家公司合作研制出了高性能電動三輪小汽車。2015年新日拿到工信部頒發的新能源汽車牌照，屆時與美國某電動汽車公司聯手研發的四輪電動汽車將實現量產，此款小型箱式貨車可用于城區物流配送。
“電動車的智能化、時尚化是大勢所趨。”在為新日配套研發控制器的賽盈公司車間內，幾名年輕人演示了最新款的智能電動車。如果車子出現拋錨等意外，手機app將自動跳到故障鍵面，并發送信息至后臺數據中心，通知售后服務網點就近提供檢修。走進新日集團的新品展示廳，波普風的小古怪、小新奇，披頭士乃至大嘴唇夢露等略顯夸張的車子外觀風格，令人耳目一新。同樣注重塑造電動車時尚品牌的雅迪集團，還與意大利、德國的知名設計公司合作，為年輕消費者量身訂制張揚個性的新潮車款。
智能化轉型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一專多能 素質模型 輔導員 專業化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882(2012)02-024-02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第十七章指出要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其中包括：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加強師德建設、提高教師業務水平、提高教師地位待遇、健全教師管理制度等相關內容。輔導員是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和管理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教師和干部的雙重身份。基于目前的形勢,建設好一支素質過硬的輔導員隊伍,是落實《教育規劃綱要》的重要措施。輔導員隊伍的專業化培養,必須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理論基礎,融合輔導員工作的實踐,結合各高校的實際情況不斷突破,才能滿足培養新時期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通過對一專多能素質模型的假設和構建,為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提供了新思路。
一、目前制約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的不利因素
“中央16號文件”及“教育部24號令”下發以來,輔導員隊伍建設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績,輔導員隊伍數量有所提高、素質有所增強、待遇有所改善、專業化程度有所發展。但是通過調查研究,我們發現一些制約輔導員隊伍專業化發展的不利因素還普遍存在。
（一）環境和客體的發展日新月異
有些年輕輔導員反映,目前做學生的知心朋友還可勝任,上升到人生導師層面感覺力不從心。當代大學生處于時代瞬息萬變、信息急劇膨脹、各種思想紛至沓來的特定時代,這對于思維敏捷、思想活躍的大學生來說,往往會由此引起深層次的思考,在思想上產生迷惘,認識出現多元化傾向。新的形勢要求輔導員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以敏銳的目光和扎實的理論為功底,從大學生認識心理的規律出發,糾正大學生認識上的偏差,進行科學引導,以實現大學生內心信念的科學轉移。
（二）工作和職能的內涵含糊不清
輔導員本職工作應該是學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服務。但目前各高校普遍感到,在一線從事學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專職輔導員配備不足,因此在具體工作中往往有意或無意地把輔導員當作“多面手”來使用。有的輔導員反映說,“很多部門在學生身上出問題,都需要輔導員去處理協調。輔導員分身乏術。”這種觀點雖然有失全面,但是也從側面反映了部分高校的一些輔導員的工作現狀,即“教育、管理、服務、導航”的職能要求過于寬泛；雙重身份讓工作內涵難以界定；多重領導,多頭管理,往往使工作陷入低水平重復；“全員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格局沒有在部分高校最終形成。
（三）培養和發展的方向迷茫不明
輔導員工作屬于基層工作,處于行政一線,有很多輔導員在一線工作了一輩子。輔導員要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導學生的專業學習、日常事務管理,做好大學生涯規劃、開展就業指導,幫助經濟困難學生和心理障礙學生等等。事務性工作多而繁雜,工作缺乏分工和協作,導致部分輔導員在某些方面能力越來越退化,只有“大而全”沒有“小而精”,形成“樣樣通、樣樣松”的素質格局,最終只能繼續做一線人員。
二、一專多能輔導員素質模型的假設和構建
“一專多能”是1979年中國人民開展群眾性練兵活動中提出的一項內容。“一專”指要精通本職專業技術。“多能”指要在精通本職專業技術的基礎上,學習掌握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其他兩項以上的專業技術。開展一專多能的群眾性練兵活動,是提高我軍戰斗力的有效措施之一。
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由于其職責廣泛,要求輔導員在理論、實踐、能力、素質等多方面全面發展。把一專多能引申到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方面的具體思路是：專職輔導員在工作一定年限后,在具有勝任大學生教育、管理、服務、導航等多方面工作的能力和經驗的基礎上,在某一項學生工作專業領域向縱深發展。
輔導員一專多能素質模型框架圖描述了輔導員由全面發展向專業化發展的培養過程。
三、今后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的創新思考
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的目標是,以專業化作為前提發展職業化,通過各種層次和類型的教育、培訓和研修,構筑起輔導員立體化的素質結構和多方面的工作技能,并在能夠某一項領域有所拓展和延伸,促進大學生的成長、學生工作發展和輔導員的自我實現。
（一）輔導員隊伍建設呼喚細致分工
從輔導員一專多能素質模型框架圖可獲得如下啟示,即依據“以人為本”的宗旨,在針對輔導員特長的基礎上,以學院或若干學院聯合為單位,劃分“研究導航型工作為主的導師”和“管理服務型工作為主的教師”。選拔有一定工作年限（可參考以四年為期）并綜合素質高的專職輔導員擔任研究導航型工作為主的導師,在管理好自己學生的基礎上,側重發展大學生黨團建設、學業指導、職業規劃、心理咨詢、文化建設、社區管理等一方面或幾方面技能,以一帶全,有所側重,成為大學生發展的“人生導師”。由“研究導航型工作為主的導師”組成“學生工作教研室”,在負責個性指導的基礎上,把學生工作作為學科建設,走科研為主的道路。選拔部分年輕輔導員、兼職輔導員擔任管理服務型工作為主的教師,承擔寢室衛生、紀律管理、上傳下達、資助管理等事務性工作,工作細化、分工明確,成為解決大學生問題的“指導教師”。由管理服務型工作為主的教師組成“學生工作辦公室”,承擔輔導員管理、服務的職能。通過逐步完善的分工協作機制,讓輔導員有時間和精力完善自身的專業化技能。
（二）輔導員管理重心要向學院傾斜
輔導員隊伍的管理在校院兩級管理的基礎上,應該進一步將重心向學院下移,這樣有利于實現輔導工作“以學生為本”的科學發展宗旨。在黨委領導下,在學生工作部的宏觀指導下,高校應進一步擴大學院的自主管理權限,包括學院決定選聘人選、考核標準、崗位待遇、院內流動、職稱和職級評定等,使輔導員隊伍建設和管理在統一指導下實現多樣化和特色化,促進輔導員做好本職工作,加大和改善輔導員針對所在學院學生的工作投入、工作力度和工作實效。
（三）輔導員發展培訓要專業系統
鼓勵輔導員在學生工作專長方面研究深造。派出輔導員參加教育部、教育廳、各級學會舉辦的各類培訓,考取國家心理咨詢師等相關專業資格證書。加大輔導員攻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碩士比例,讓輔導員在實踐中得到理論的指導。學校通過設立專項課題,鼓勵輔導員提升學術研究水平。
（四）輔導員實踐提高要提供平臺
鼓勵輔導員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與“兩課”教師呼應,在實踐與理論層面相成優勢互補,拓展對學生全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平臺。鼓勵輔導員參與開設職業生涯規劃、心理健康教育、形勢政策課、團體輔導、領導力培養等方面的課程,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發展咨詢。
在多年的輔導員一線工作中,筆者深刻地領悟到,博百家之長為思想政治教育所用,對高校的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有很大的指導作用。今天我們從構建一專多能素質模型的視角,對輔導員隊伍專業化培養提出了一些探討,今后我們也會繼續開拓思路、創新方法,把高校的學生工作“科學、和諧”地建設好！
參考文獻：
[1]周遠清,季羨林．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C]．湖北：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
智能化轉型范文第3篇
工會，為什么要突出維護職能？
洪浩指出，《工會法》第二條明確指出：“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第六條明確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中國工會章程》也明確指出：“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呈現增速趨緩、結構調整、動力轉換三大特點，由此將給產業結構、市場體系、生產關系、職工隊伍及勞動關系帶來深刻影響，工會工作的對象、內容和環境條件也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面對這樣的形勢任務，以維權為存在目的的工會組織，亟需突出維護這一基本職能。
他說，首先，體量巨大的“體制外”職工合法權益亟需工會組織去代表和維護，這是今后一段時期的新常態，如果工會不突出維護職能，這些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就容易受到侵害。其次，職工自發維權行為和維權行動需要工會予以有序組織，對這些自發維權行動，工會如果不主動介入、不主動代表職工與企業溝通協商，工會就難以得到職工的認同，職工的自發維權也只會處于無序和混亂狀態，不利于形成和諧健康的勞動關系，最終利益受損的還是職工。第三，西方敵對勢力插手和信息化雙重因素疊加，亟需工會突出維護職能來增強防范抵御工作實效性。第四，勞工標準國際銜接問題對工會突出維護職能提出更高要求，工會一方面必須堅定立場，堅持原則，勇敢捍衛和執行我國的憲法和勞動法律法規；另一方面，要努力創新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與中國國情相符合的工會工作機制，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
維護，與建設、參與、教育職能關系
除了維護外，工會還有建設、參與、教育等多項職能。如何以維護為根本和核心，正確處理其與其他職能之間的關系，洪浩指出，要把履行“維護”職能作為核心和根本，通過“維護”促“建設”促“參與”促“教育”，在“建設”中實現“維護”、在“參與”中保障“維護”、在“教育”中提升“維護”，切實加強源頭維護、組織維護、監督維護、談判維護、宣教維護和特殊職工群體維護，為上海工會進一步創新轉型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把“維護”作為促進“建設”的重要手段、把“建設”作為“維護”的基本目標。維護的目的是為了讓職工獲得更多福祉，實現這一目標重要的就是做大蛋糕，這就需要工會發揮建設職能，調動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而要發揮職工的主人翁精神，又必須通過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提高職工收入待遇來激發職工的生產熱情和創造活力。
——把“維護”作為“參與”的基本目的、把“參與”作為“維護”的重要途徑。離開“維護”，職工難以有“參與”的動力；離開“參與”，“維護”就失去了一個重要途徑，維護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工會要以“維護”為目的強化“參與”，加強源頭參與，當好職工群眾代言人，把他們的具體利益體現于國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規及政策之中。
——把“維護”作為“教育”的重要內容、把“教育”作為“維護”的重要保障和實現建設高素質職工隊伍目標的重要措施。工會的宣傳教育不能“唱高調”，必須與維護職工“三最”問題有機結合起來。
實現維權，以創新轉型來確保
洪浩指出，要有效履行維護職能，各級工會要在思想觀念、工作機制、方式方法等方面進一步深化創新轉型。
他要求：要轉變和創新思想觀念，真正地站穩職工立場，從職工的角度想想怎么看、怎么辦，為職工說話代言；真正地“圍著職工轉”，把職工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工會工作的評判權更多地交給職工，使職工從工會工作中得到更多實惠；真正地“敢于碰硬”，要增強維護意識，敢于維權、敢于發聲、敢于碰硬，真正在維護上著力，讓職工獲得工會更多幫助。
智能化轉型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社會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國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當前經濟社會正向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工業社會、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開放多元的文化、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是中央政府為指導各地方政府開展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方針、依據、戰略等方法論的集合。此背景下將“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與治理的涵義一樣，可以通用）理論引入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探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涵義，分析我國社會轉型特定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與存在問題，提出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1 “治理”視域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職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內涵
“治理”英文單詞為Governance，也可稱為“公共治理”，原義為“控制”、“統治”或“操縱”，國外多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1990年以來，“治理”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報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我國學者對“Governance”翻譯不盡相同，如“管治”、“治理”、“協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義：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治理”強調的是合作，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1］。現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認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2］。
從以上對“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個共同內涵：第一，認為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的權力主體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等，強調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對公共資源與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是多元的，最終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第三，主張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以補充市場機制失靈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兩方面的不足，最終達到“雙贏”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國家沒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稱謂，與之功能和作用大體相似的有“土地規劃”、“國土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可稱之為“土地利用規劃”，是國家（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從1960年后Dvidoff的“倡導性規劃理論（Advocacy Planning）”至現今在規劃領域中提及的“公眾參與”，都是針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復雜性、政策性和社會性而采取的一種Governance思維。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來愈成為國外規劃過程中明確的理念得以確立，并成為主動的過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實踐，對土地利用利用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概念：即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的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其特征表現為政策性、整體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動態性。
實質上，國內、國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是一個土地利用的決策，也是一定時期內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標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國土地利用規劃權力制度化進程雖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規劃己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控制和參與區域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規劃過程己成為政府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基于這一認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是技術支撐的國家（公共權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具有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導向性，有限理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特征［3］。
根據治理理論內涵與土地利用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指政府、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利用與管理土地資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體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來確定稀缺土地資源（在中國尤其是耕地資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實現公共目標的戰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功效、主要表現、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并為各種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動安排合適的用地數量與用地范圍，使土地利用符合未來發展和戰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包括不同利害關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等的綜合協調，從而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以及共同行動的行為準則（政策制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5］，避免區域內土地權益者產生相互的干擾和由此而帶來的利益的抵觸和損耗。
第三，基本特征。為充分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其編制實施過程中是公共權力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此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權力居主導地位，通過協商和談判，與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共同構建土地資源配置的協同綱領，并為社會和業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權利者）的經濟活動提供高效服務。
2 轉型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述評
2.1 “第一輪”（1986-200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86-2000年）是在黨的以后，依據《土地管理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編寫的。1993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先后編制完成了19個省級規劃，9個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國的縣級規劃也大部分完成。《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基本方針是“切實保護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設用地”。基本上體現了當時處在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下的服務型土地利用規劃特點。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和鄉的五級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和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劃方法。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具有較強的計劃指令性質，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規劃治理職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規劃研究能與科學的規劃理論相聯系的十分鮮見，規劃編制缺少技術指導和規范。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體，嚴重缺少社會公眾和部門組織的參與（因為假設公眾利益是一致的，下級政府只須提供信息、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規劃指標），致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依然帶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公共治理職能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嚴格保護耕地的單一職能。注重土地自然資源利用規劃，強調保護耕地，從而導致許多人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看成是保護耕地規劃，這種觀念束縛了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內涵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規劃缺乏有效的建設用地調控機制和農用地非農化的約束機制，限制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和作用發揮。
第三，缺乏相關法規條例使規劃沒有得到良好實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社會地位和市場經濟下的法律約束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盡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據，但是沒有制定規劃實施具體法規條例，致使規劃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其公共治理職能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導致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建設占用耕地現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經濟過熱現象出現時，耕地減少速度達到高峰。
2.2 “第二輪”（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1997年，國務院了11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根據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護為重點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1999年l月實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了詳細規定，同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到2000年底，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級規劃并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職能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以耕地保護為主的目標，并以一套高度集權的、復雜的行政審批制度保證這套指標的實施。這輪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熱衷以及規劃本體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規劃的公共治理職能實現效果也有諸多不足之處。例如，指標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變相修改規劃，使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了挑戰。原因如下：
第一，規劃治公共理職能制定主體單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治理職能制定主體是政府（包括公務員）和國家職能部門，公眾參與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發揮。這種自上而下、缺少足夠“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單向規劃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無法做到實體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發展和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從而影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科學性。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目標不夠全面。在規劃治理目標上過分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護，以“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為目標。各類用地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致使對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需求保障不夠，對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實現規劃治理職能過程中存在上下級政府間的博弈。土地歸國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權由國務院（行政機構）通過各級政府層層（科層制）方式來實現，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要是從中央及地方兩個層面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國家級規劃對一定時期土地利用進行規范，規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為；土地制度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利與弊也是在規劃的調控與反調控間產生的，這就涉及到了兩個主體間的博弈［6］，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及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種規劃綜合運用的協調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專項規劃之間如何協調沒有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可循。發展規劃側重于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城市（鄉）規劃側重于城市（鄉）空間布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側重各類用地平衡，要求后兩個規劃協調一致，存在較大難度。專項規劃間的協調，實質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專項規劃與地方規劃的協調，實質是條塊利益的協調。部門條塊利益的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難點［7］。
3社會轉型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影響3.1 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內在要求第一，規劃治理內容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轉變。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顯著增強，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治理內容將相應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轉變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應控制和實現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規劃治理職能的市場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與全球統一的、網絡化的市場體系，以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要求我國各地區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逐步運用價格規律的獨立性，從開放的國際市場中選擇土地開發的機遇，將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積極融入到國際經濟競爭進程中去，以市場為基礎引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場經濟下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的弱化。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我國社會轉型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種要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間存在形式，對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尺度產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效應表現為不平行的空間拓展［9］，致使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日益弱化。同時，市場機制中，供求信息橫向傳播和市場橫向調節資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過規劃縱向集中和下達的，土地面臨著兩種不同質的配置方式運轉，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發展對土地規劃治理職能有特殊要求。轉型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戶籍對人口遷移限制作用力的減弱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向農村地區延伸。在這一過程中，城鄉空間結構將不斷整合，土地利用也會隨之而調整和改變。這樣一種與土地利用有關的“二元”結構變化，對規劃治理職能有著特殊的需求：即應有利于“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這種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會轉型期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條件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管理內在矛盾的運動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加入WTO促進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正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和市民社會加強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的新理念。因此，這一時期有以下條件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第一，市場化經濟奠定社會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級政府職能逐步轉變，經營性用地由原來的政府行政與計劃管理模式向市場機制與政府服務監管模式轉變，國家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同時，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利益主體和要求趨于多元化，促進了相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公眾平等權利的實現，使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過程中發揮所應具有的決策和參與作用，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會自我管理、服務的意識和社會中介組織體系，為實現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民主化進程奠定政治基礎。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對原有的政府集權政治結構進行調整，大大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政府行政觀念與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轉變，表現為政府權力的稀釋與下放，非政府組織、民間精英對土地利用決策和行政過程的直接參與［11］。現階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逐步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創建了電子網絡信息流動渠道與信息反饋機制，集中民智以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規劃過程，有利于國土行政部門職能行使的最優化，為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動力源泉。加入WTO意味著我國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參與國際競爭。轉型時期，我國國土行政管理部門、土地相關的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土地權益者能夠根據WTO規則和市場分工，通過溝通交流、合作與伙伴關系，與世界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方式的接軌，并參與全球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了國家制度供給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創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為中國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動力源泉和壓力所在。
4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單一的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為本的公共治理，成為國家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根據上述分析，為了更好地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4.1 科學確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公共治理目標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目標的確定應充分考慮本區域社會概況、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在科學的制度和規則安排下，允許并鼓勵非政府行為主體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政府分享政治權威和公共權力，共同決定規劃的目標與戰略方向；政府應從土地“經營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轉變，并將這種理念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配置全部土地資源的公共規劃，不是保護耕地與城鄉經營性用地供給的專項規劃，它要滿足社會發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發展觀來確定規劃公共治理目標，從而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良好治理職能。
4.2 規劃編制實施中樹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念
我國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結構要求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進行調整，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因此，要求規劃決策者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高度，考慮規劃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分析規劃實施狀況，以利確定規劃地區適宜的土地利用發展戰略和土地利用調整的原則。應在遵循“供給制約、引導需求”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跳出規劃地區本身，從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從市場的角度等考慮經濟發展與土地調配的協調問題。避免主要用地指標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區規劃指標明顯偏離實際的問題［12］；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情況動態評價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國際（WTO規則）兩個市場對規劃公共治理職能進行結構調整和不斷優化。
4.3 構建與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規劃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對地區發展實行調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轉型期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與完善，規劃內容和職能應從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構建和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內容與治理職能方面，要在服從于經濟發展為主導走向的同時，更要滿足自然條件適宜、經濟有效、社會接受、環境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方向。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統籌協調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保障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各類用地矛盾，從致力于“物”的物質建設規劃轉向更注重于“人”的社會全面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4 規劃編制中發揮公民社會的網絡治理作用
所謂公民社會介入，首先是各種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以多種形式直接舉辦與土地相關的社會中介組織或資助公益事業；其次，從法理上講，每個社會集體或公民都對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權，以適當方式參與土地公共治理與監管應是其本分［13］；最后，市場經濟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則要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規劃編制中，公民社會網絡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門、社會中介組織、私營部門和公眾等多元共同行動主體通過彼此合作，共同編制與協商規劃方案的互動過程，在協商過程中充分反映和協調他們的利益，從而，因地制宜、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地制定適合本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貫徹執行。
4.5 規劃實施中加強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引導地區發展的規劃形式之一，其實施過程實質上是要通過規劃的宏觀引導和調控保證市場運作的長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預下（糾正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得到自覺發揮。這就要求在規劃的實施中，變革簡單的行政實施方式，借鑒西方國家市場機制對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變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經營者的角色，提高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競爭性；改革征地制度，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一級市場談判，確保農民主體地位和不同主體之間是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利益關系。從而降低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農民有一個合理補償與安置，例如，將征地與開發通過資本運作聯結起來，走政府、失地農民和企業共贏的新型土地開發之路，保證農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帶來的收益。
4.6 完善規劃法律法規，加強對微觀主體規制
依法建立規劃體系并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為了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地位，應盡早出臺《土地利用規劃法》或《土地利用規劃條例》，進一步肯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同時，在多方主體參與、踐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程中，即放松進入規制的同時，更要加強對這些微觀主體的質量規制和約束規制。需要對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作用、職能等做出法律條文上的規定，約束和監督規劃審批與土地利用主體的行為。最后，“違法必究”是實現土地利用規劃目標的重要保障，加大執法力度嚴格依法行政。
4.7 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是指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及空間規劃之間的協調。可以將主體功能區規劃作為協調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關系的主要載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關系較為明確，而且編制的部門是一致的，協調難度較小；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有共同的空間載體，協調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通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連接，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協調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實際意義。一方面，它使國家空間規劃體系變得更加密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針對我國現行規劃相互割裂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嘗試性統籌與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預“空間規劃體系割裂”窘境的重要舉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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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智能化轉型范文第5篇
關鍵詞：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財務管理職能轉型
現階段，我國各領域都開始進入深化改革時期，要想實現持續、健康發展，企業也應遵循當前市場整體發展趨勢，進行內部改革，并尤為注重財務管理體系的完善，構建財務業務一體化模式，推進企業內部財務信息的共享，提升財務人員的工作效率及工作質量，并有效避免因財務人員主觀意識而造成的數據不完整、信息不準確等情況，實現高效的財務管理工作。
一、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概述
我國企業傳統財務管理中，財務與業務系統相分離，產生了加工后數據無法運用等問題[1]。財務業務一體化是基于現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借助計算機網絡技術優勢的一種財務管理模式，能夠更加直觀的反映企業實際經營情況，通過對信息管理平臺的運用，實現財務信息的傳遞和共享，將會計信息與會計實務充分融合，從而為企業管理人員提供更具有效性、更加具體的財務分析信息。再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需要面對極為激烈的競爭局面，必須要盡快實現財務業務一體化，并結合當前市場經濟角度，開展企業財務管理職能轉型工作，從而實現企業財務管理工作的進一步優化，使其市場競爭力得以進一步增強。
二、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面臨的困境
（一）缺乏財務管理創新意識
當前一些企業缺乏財務管理創新意識，忽視財務管理信息化建設，認為應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先進生產技術的研究和改善上，從而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這便使企業對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工作的重視度大大降低，無法意識到這一工作能夠為企業帶來的長期效益，從而導致企業財務管理水平始終難以得到有效提升，且一旦財務信息管理出現問題，則會給企業帶來嚴重的損失。
（二）財務業務一體化融合不充分
企業在落實財務業務一體化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二者融合不充分的情況。財務管理與業務之間的有效融合，是實現一體化的重要條件[2]。企業需要建立一體化信息系統，將所有業務信息輸入到系統中，并運用計算機網絡將信息傳遞給財務管理部門，從而獲得業務授權，并予以執行，使企業財務管理工作能夠與業務活動同步執行。但是一些企業在二者融合過程中，存在信息系統兼容性不足等問題，導致融合不充分，企業各環節信息無法實現統一和同步，信息難以得到及時的傳遞和共享，無法充分發揮其利用價值，導致企業整體運營效果不佳，甚至給企業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
（三）缺乏合理的組織體系
當前很多企業都存在組織體系不合理的情況，多強調等級制度。并在企業中運用三層金字塔體系，將整體組織分為決策層、管理層和執行層[3]。同時，在信息溝通方面，各個層次的信息交流只在上下級之間，信息傳遞方式為垂直傳遞，需要逐級層層呈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傳遞的速度，影響了信息的時效性，出現的問題難以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阻礙了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進程。
（四）財務管理人員適應性較差
在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過程中，很多財務管理人員難以適應新的工作流程、工作要求，仍在工作中運用原本的工作方式，導致一體化模式無法得到有效執行。同時，在實現一體化和職能轉型后，部分財務管理人員也無法適應隨之變化的崗位要求，專業水平、業務素養、判斷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都存在嚴重的不足，無法確保執行力度與執行有效，導致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流于形式。
三、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推進策略
（一）引入現代化新型管理理念
企業在管理工作中，企業管理者應積極引入現代化新型管理理念以及科學的會計理念、方法[3]。并充分認識到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的重要意義，在財務管理中融入集約化、精細化管理理念，加強財務管理的信息化建設，以實現對其財務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升。
例如某企業在其財務管理工作中，積極引入新會計準則及方法，在其憑證打印功能中，添加了利潤中心字段，并推動移動兩票業務發展，實現了對其庫存統計分析報表等財務資料的進一步優化，為企業管理者在物資采購方面的決策，提供了更加科學的參考依據。
（二）優化融合與轉型準備工作
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是企業發展中的一項長期工作，因而，為避免融合不充分或是轉型不成功等問題的發生，企業還需在該項工作的正式開展前，做好相應的準備工作。首先，在財務業務一體化方面，企業應先結合企業實際需求、現存問題等，制定明確的融合方案，并對方案進行可行性分析，充分滿足財務業務一體化需求。方案內容中應包含企業當前實際情況、財務業務一體化目標、任務開展的投資預算等，并請專業人員對方案進行分析，確保方案能夠有效實施。同時，企業應建立專門的財務業務一體化工作效率，組內成員由經驗豐富的財務管理人員、高素質信息技術人員等共同組成，從而確保二者的順利融合。其次，在財務管理職能轉型方面，企業應先樹立足夠的信心，做好思想準備。注重將傳統財務管理模式種的財務考核、記賬等方面職責融入到業務管理中，避免這些職能的獨立存在，并提前組建適應財務管理職能轉型的人才隊伍，從而確保財務管理職能的轉型任務的順利完成。
（三）構建合理的組織體系
企業應對當前的組織體系進行調整，構建適應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的組織體系。首先，應適當減少組織結構層次，縮減管理人員數量，實現組織架構扁平化發展[4]。從而對原有的財務業務工作流程進行進化，避免因過長工作流程而造成的時間浪費，提升工作效率。同時，這一流程的簡化，也能夠加快信息傳遞速度，充分保證信息的時效性，使管理者的決策更加具備針對性，對市場變化進行及時反應。其次，將財務業務權力下放，減輕管理人員工作負擔，使其只需對關鍵決策進行處理即可，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提升事務處理準確性，實現企業的高效運行。
（四）增強財務管理人員適應能力
要想保證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以及財務管理職能轉型工作的有效執行，企業還應增強財務管理人員的適應能力。首先，企業應加強宣傳力度，使財務管理人員意識到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正確認識且主動參與該項工作。其次，企業應構建有效的人員培訓機制，對培訓方式及內容進行優化，著重培養工作人員的信息處理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提升工作人員的整體能力素養，使其能夠盡快適應優化后的業務流程，提升企業運行效率。最后，應對財務管理人員的信息技術水平進行重點提升。財務業務一體化的實現，是建立在相關信息軟件基礎上的[5]。因而，財務管理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計算機操作水平，企業應要求財務管理人員在日常工作中運用信息系統軟件完成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并在應用中發現當前軟件的不足之處，及時反映，以便推動企業系統軟件維護工作的進一步完善，確保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的有效落實。
四、結論
企業財務業務一體化與財務管理職能轉型，是當前我國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重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還存在著眾多的問題，需要企業積極引入現代化新型管理理念，優化融合與轉型準備工作，構建合理的組織體系，并增強財務管理人員適應能力，從而實現企業財務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促使企業管理工作精細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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