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聯辭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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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辭職信范文第1篇

東風浩蕩拂名城，凱歌高奏迎佳賓。在這春光明媚的日子，在這孕育希望的季節，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壽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的開業慶典，這是我縣經濟金融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全縣信合事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首先，我謹代表壽縣縣委、縣政府以及壽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向蒞臨開業慶典的各位領導和嘉賓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今年以來，我縣農村信用社在省銀監局、省聯社的正確領導下，把深化信用社改革作為改進農村金融服務，促進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的大事來抓，以明晰產權關系、轉換經營機制為重點，認真開展了統一法人社的籌建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安徽銀監局正式批準信用合作聯社開業。在此期間，全縣信用社在切實做好改革工作的同時，積極開展各項業務。至3月末，信用社各項存款余額達到10.87億元，比年初增加5600多萬元；各項貸款余額8.07億元，比年初增加2900多萬元；農業貸款5.74億元，占全部貸款規模的71%；農業貸款累放9419萬元，占全部累放額的80%。信用社經營效益的不斷提升，有力地支持和促進了我縣農村經濟的發展。

我縣農村信用社能夠取得如此驕人成績，主要得益于省銀監局、省聯社、六安銀監分局、省聯社六安辦事處的悉心指導，得益于全縣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得益于信用社廣大干部職工的辛勤勞動。借此機會，我代表縣[找各類范文，到秘書文庫網]委、縣政府，向一直關心和支持我縣信合事業發展和改革的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人士，表示最誠摯的謝意！向參加會議的各位社員代表，并通過你們向全縣信用社的廣大干部職工，表示最親切的問候！，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壽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成立后，希望能夠繼續堅持“立足社區，服務三農”的宗旨，立足自身優勢，不斷開拓業務，打造特色品牌，努力提高效益，為壽縣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努力開創我縣農村信用社的新局面！

社聯辭職信范文第2篇

“兩年辦了兩份報紙，兩份報紙我們都曾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現任《中國房地產報?新北京樓市》廣告部主任的張志鴻說此話時沒有半點兒自豪，而是一臉的無奈和黯然。

（一）聚合

張所說的第一份報紙是《名牌時報?北京樓市周刊》（以下簡稱《北京樓市周刊》）。《北京樓市周刊》的創刊緣于湖南投資與《名牌時報》的一見鐘情。

湖南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長沙中意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即“湘中意”，于1993年12月在深交所上市，當時的主營業務為冰箱等家用電器的生產與銷售，公司由于1996、97年連續巨額虧損，被實行特別處理。此后，便如同多數ST公司一樣“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重組之路，經湖南省委、省政府、長沙市委、市政府牽頭，由長沙環路總公司對該公司進行資產置換，通過收購長沙市的收費大橋介入了城市基礎設施產業，主營業務也發生相應轉變。之后，湘中意確立了以基礎建設為主營、高科技和傳媒投資為兩翼的“飛鳥型”戰略。在傳媒投資方面，其理想是要通過戰略投資的方式構建一個傳媒集團。收購株洲市有線電視網以及創建湖南衛視新聞中心使其在傳媒領域小有斬獲，1999年5月，公司宣布計劃出資1500萬元與湖南電視臺合作創辦湖南衛視財經節目中心，該計劃擱淺后它又將目光轉向了京城報業。

1999年6月，時任湘中意總經理的鐘鐵軍找來好友鄧澤輝擔當傳媒文化投資重任，湘中意和《名牌時報》的談判也正是從此時開始。 《名牌時報》創刊于1997年，主要報道各地名牌產品，當時發行量僅幾萬份，盈利較少，但因隸屬于經濟日報報業集團而擁有較為豐富的相關資源。湘中意考慮到投資《名牌時報》所付出的成本要遠遠低于投資強勢媒體，并且自認為更易于擁有廣闊的運作空間，便向其伸出了橄欖枝。

談判很順利，到8月6日，雙方簽訂合作協議，并經過經濟日報社認可。根據這份協議，雙方在堅持采編與經營分開的原則下，以《名牌時報》的發行權和廣告經營權為合作內容，具體合作方式是：湘中意分兩個年度向《名牌時報》投資人民幣1000萬元，用于培育《名牌時報》的市場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名牌時報》將發行和廣告經營交給湘中意獨家總承包，承包期為10年，期間所有發行和廣告經營效益歸湘中意。此外，湘中意承擔合作期內全部辦報經費，每年大約500萬元，包括300萬元日常開支和200萬元發行、印刷費用，按季度支付給《名牌時報》。按照合同約定，湘中意還應每年向《名牌時報》支付定額費用。具體標準是，1999年下半年25萬元，2000～2002年每年50萬元，從2003年到合同期滿的2009年，則按上年交付的基數遞增10%支付。

8月16日，雙方又就一些合作具體細節簽署了第一份補充協議。

至此，湘中意與《名牌時報》的合作正式開始，鄧澤輝出任《名牌時報》社總經理。湘中意按照協議有關條款，在北京注冊成立了北京千秋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以該公司與《名牌時報》展開各項具體合作。北京千秋文化投資有限公司于1999年12月20日正式取得營業執照之前，向《名牌時報》的投資已經開始。湘中意按協議支付了相應資金，還承擔了《名牌時報》的所有債權債務各200多萬元。此后一段短暫時期，雙方相安無事。

（二）成長

由于在投資主報方面未能找到有效的獲利突破口，湖南投資決定利用《名牌時報》的媒體資源拓展新的傳媒增長點。在后面的日子里，雙方先后合作創辦《北京樓市周刊》、《醫周刊》和《玫瑰之約周刊》，將其作為新的投資方向，并完成了相應的基本建設。

經過幾個月的發展，三個周刊中《北京樓市周刊》成長最快，前景看好，其他兩個周刊則逐漸停刊。到此時，湖南投資與《名牌時報》的合作內容實際上變成了湖南投資承包《北京樓市周刊》的發行和廣告經營。 《北京樓市周刊》最初的經營模式是，投資方代表全面負責管理，社長陳堅發負責稿件終審，資金由投資款解決，收益按合作協議歸湖南投資。當時，《名牌時報》社派員擔任《北京樓市周刊》的主編、執行主編、周刊總監等要職，其余編輯記者等人員則從社會上招聘。最初一段時間，社長并沒有親自終審稿件，而是將權力交由總編代為執行。

適時而生、定位準確的《北京樓市周刊》在一群極富活力與創造力的年輕人手中迅速成長，到2000年4月，出生只有半年、原始投入僅為260萬元的《北京樓市周刊》就開始出現大量廣告，實現了扭虧為盈。參與創辦《北京樓市周刊》的人，不管今天身居何處，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都認為那是一段充滿激情的日子，廢寢忘食的辛勞付出之后，成功與輝煌在他們面前幾乎觸手可及。然而在成長之后，他們卻遭遇到了一系列的煩惱。

（三）沖突

也許合作雙方的根本矛盾在于理念分歧而非利益之爭，但事態的發展的確是從贏利之日開始出現了轉折，《北京樓市》開始賺錢之后，各種形式的沖突與博弈便接踵而至。

2000年4月，《名牌時報》撤出《北京樓市》的主編，稿件簽發權收回到社長手中，該舉措之后大約1/4的編輯部人員離職，周刊出現第一次人員嘩變。

2000年8月，《名牌時報》以“收回《北京樓市》編輯權”的名義派出一名副總編輯和一名編輯助理。為此，《名牌時報》報社社長和湖南投資方代表鄧澤輝發生爭執，互不相讓……

由于雙方仍然存有合作，其間的種種細節尚不足為外人道，孰是孰非也不便妄議。但可以肯定的是，雙方逐漸將很多精力用于了控制與反控制，而不是對這份新生報紙的發展促動。

大大小小的沖突未能得到妥善解決，日積月累之后便逐步走向激化。

（四）裂變

張所說的第二份報紙是《中國房地產報?新北京樓市》（以下簡稱《新北京樓市》）。這兩份報紙的定位完全重合，但出場的誘因卻恰恰相反――《北京樓市周刊》是湖南投資與《名牌時報》合作的結晶；而《新北京樓市》則是雙方分裂的產物。

2000年10月底，鄧澤輝向湖南投資集團遞交了辭職信，率領《北京樓市》執行主編朱曉丹、編輯部副主任袁野、兩名編輯人員以及廣告部主任張志鴻等9名廣告部人員和發行部副主任黃永奇出走，以自有資金和中國房地產報合作，創辦《新北京樓市》。

鄧澤輝辭職后，湖南投資立即指派鄧原來的助手毛仲興接替其位，出任投資方代表，繼續與《名牌時報》商談合作。同時，又從湖南調派人員過來增援，但這些舉措并沒有使合作轉危為安。

鄧的原計劃是帶走報社主要成員，立即拷貝《北京樓市周刊》，但計劃沒有完全實現。不久，鄧澤輝草草撤出，將《新北京樓市》轉手給一私人投資商后，《新北京樓市》一度停滯，但其基本框架保持完好，仍有投資價值。

湖南投資與《名牌時報》在相關合作問題上仍然處于僵局，而湖南投資的后續手段則使雙方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在毛仲興的提議下，湖南投資出資與中國房地產報社合作接手當時處于停滯狀態的《新北京樓市》，從而形成了湖南投資“一手托兩家”的局面，兩份報紙在市場中則是針鋒相對、競爭激烈。

應該說，從投資方的角度，“一手托兩家”是一種很積極的市場策略，但對于同《名牌時報》的合作關系確是有害無益。之后，雙方爭吵不休，直到今年8月份的訴訟事件。

湖南投資方面認為《名牌時報》未能嚴格履行雙方的合作協議，2001年7月，決定延期支付《名牌時報》今年第三季度辦報經費300萬元。《名牌時報》則一紙訴狀，將湖南投資告到北京市海淀區法院。

為避免司法介入后的兩敗俱傷，湖南投資高管層和《經濟日報》領導幾經磋商，達成轉變合作方式協議。湖南投資支付《名牌時報》300萬元辦報經費，承擔現有債權債務，從此不再參與《名牌時報》的經營管理。同時，在剩余8年里，享有《名牌時報》20%的收益權。

至此，雙方的合作在經歷痛苦之后形成的變局，似乎已經穩定，但也許還存有懸疑。

（五）懸疑

其實，目前最大的懸疑是關于《新北京樓市》。

湖南投資與中國房地產報社的合作方式自動延續了前任投資方與報方的約定，即：湖南投資承擔《新北京樓市》的全部辦報經費，對《新北京樓市》的盈虧自負，并每年向中國房地產報社交納40萬元費用。

但據知情人士透露，時至今日，湖南投資仍然未與中國房地產報社簽訂正式的合作協議，而且已經瀕臨勞燕分飛的境地。

不管怎樣，我們希望這個故事的最后結局令人鼓舞，也祝愿《北京樓市周刊》和《新北京樓市》能夠一路走好。

三方力量

從兩份報紙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三方力量：媒體資源的擁有方、資本方和運營團隊。而實際上，所有媒資聯姻的故事中，這三方力量的相互作用都將決定整個情節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對這三方力量及其相互關系細細打量一番。

（一）媒體：紅旗下的蛋

在中國，媒體是什么？

是在紅旗之下被捂了太久的金蛋蛋，是被追捧者竭力鼓噪的“最后一個暴利機會”……而進一步觀照后，我們會發現，經充分濃縮的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抽象為一個刊號、一個頻道或其他諸如此類的牌照資源，其他的一切都在此基礎上衍生而出。而在與資本的博弈中，傳統媒體僅憑借這一具有獨特性的稀缺資源便足以讓暴利留在媒體，使風險歸于資本。

很顯然，媒體資源是一個可以長成參天大樹的種子，是種子總會發芽，每一次春風徐來、冰河開凍之際，它都有可能鏈接到大筆資金從而煥發出新的活力。 《中國引進時報》是一粒種子，曾兩次停刊，兩死兩生，“經歷” 可謂復雜，最后雖然投身《人民日報》旗下，卻一直沒有重新發展的跡象。在經過秋的蕭瑟和冬的等待后，北大青鳥卻為它銜來燦爛春光――以《京華時報》的面目攜巨資強勢出場。資金的注入無疑起到將其直接激活的作用，5000萬元的大手筆，所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媒體，而將影響到特定傳媒市場的格局。

此種案例不勝枚舉，幾乎所有的新生媒體都屬于“老樹發新芽”的情況，畢竟媒體資源是稀缺的。

除稀缺性之外，有關專家指出，我國傳媒產業的特殊性還在于，媒體的核心領導者不是由資本權力而是由行政權力來決定的。因此，資本對于核心領導者的影響相當有限。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真正影響媒介運作的與其說是資本的力量，不如說是人際配合的溝通、共識和默契。

（二）資本：豪賭的失語者

湖南投資方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稱，相比于四川的托普集團，湖南投資應該深感慶幸了，畢竟其與《名牌時報》的合作還算體面，通過轉換合作方式給雙方留下了回旋余地和想象空間。而湖南投資與《中國房地產報》的合作則屬小打小鬧，更像是一種補救嘗試，因此成敗如何也不必太過掛懷。

來看一看托普的不幸。

2000年下半年，托普看中了《四川文化報》--一份四川省文化廳下屬的機關報，并注入了300萬元資金。當時《四川文化報》的發行量很小，影響不算大，托普一心想對它進行全面改版，重點推出。但是，在對報紙的控制權問題上，托普跟文化廳的矛盾出現了。省文化廳要求總編由其派人來擔任，而托普則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最后托普只得無奈地退出，300萬元打了個水漂。

這還僅僅是個開頭，托普遭受重創是在《蜀報》和《商務早報》。據稱，托普在這兩家報紙上的投入已經達到4000萬元，但這兩份報紙卻突然消失了（根據四川省及成都市有關主管部門決定，兩報自2001年6月1日起停刊），至此，托普所期待的媒體暴利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接下來托普將不得不為減少投資損失而四處奔走……

顯然，政策風險不容回避，因為投資方對于媒體只能擁有經營權卻無法獲得品牌，而在今年的17號文件之前，所有投入媒體的資金都被視為借貸或贈予。于是，在所需投入越來越大的介入門檻和勝者通吃的市場環境下，傳媒投資已經成為一種豪賭。

相關報道中的一段分析文字深入揭示了傳媒資本的資本的尷尬境地―

尷尬在于，適應傳媒產業化運作的體制構造還遠未建立起來，并且，越是接近于傳媒運作的核心部分，這種構造的市場化因素就越稀少。因此，在資本的媒介進入中，就會存在著這樣一種悖論：盡管只有將媒介的所有環節和因素都加以合目標的系統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資風險，贏得投資回報；但我們面對的現實是這一整合的邊界和權限是受到嚴格限定的，不同的環節常常會以兩種不同的語言在說話，它們的運作取向并不總是一致，而且更多的情況下是有可能背離。

投資還是不投資？這是一個問題。國康沒敢對《三聯生活周刊》大筆投入，結果被掃地出門；托普很有魄力，卻也輸得很慘。

總之，面對傳統媒體，在網絡產業中屢露崢嶸的資本意志蕩然無存，一旦大筆資金注入，便難免要淪為軟弱無助的失語者。

（三）團隊：夾縫中發力

在《新北京樓市》處于停滯期的2001年3月，辦報團隊由張志鴻牽頭曾與中國房地產報社達成了報社控股51%、團隊融資49%的富有機制創新的運作模式意向，后由于湖南投資力爭介入和其他原因而未能實現。而在4月5日正式創刊的半年之后，湖南投資與中國房地產報的合作又一次面臨和《名牌時報》的同轍故事。事態搖擺之中究竟何去何從？報紙的運營團隊再次染上了郁悶。

盡管已經離開整整一年，回想《北京樓市周刊》的命運起伏，張志鴻、袁野等人依然嗟嘆不已。現任《新北京樓市》編輯部主任的袁野坦承：《北京樓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北京樓市》在短期內的快速成長應主要歸功于當時團隊的激情奮斗，而目前的不如人意則可在很大程度上歸罪于包括自己在內的那次人員嘩變，道理不言自明，少了一份力量，多了一個競爭對手，焉能不衰？

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的觀點或許可以作為最好的注解：媒體成敗依賴于人。

（四）關系：兩種類比

對于這三方力量的相互關系，張志鴻有一種略帶牢騷意味的類比，他認為：

刊號方――地主階級，不甘心只收租，只會把貧瘠的土地出讓；

投資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有錢人，到處圈地并努力尋求權力；

辦報團隊――擁有智力資本的農民，在依附狀態下辛苦勞作，而在內心深處自以為是。　下面的一種類比或許更具建設性。

在一次運動會上，見過一種名為“兩人三足跑”的比賽項目：每個參賽隊由兩人組成，兩人并排站立，將相臨兩腿捆扎在一起，使之成為共進退的整體，然后各參賽隊站到同一起跑線前待發令槍響便向前奔跑，先到終點者為優勝。

媒資聯姻的傳媒產業運作與“兩人三足跑”何其相似！

如果說媒體資源和資本分別是甩在兩邊的兩條腿，那么運營團隊就是合二為一的相鄰兩腿，三條腿必須步調一致才可能在競爭中勝出。而且有一點十分重要，甩在兩邊的兩條腿應該成為合二為一的第三只腿的有力支撐，而不是羈絆，媒資雙方若稍有不調便會形成內耗，牽扯團隊的戰斗力，甚至跌倒在跑道上或者干脆分崩離析。

若干建議

由.com生發出的注意力經濟已然過時，以傳媒為代表的影響力經濟正在粉墨登場。

但登場之后如何確保演出的精彩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有“傳媒軍師”之稱的喻國明教授認為搭建良性關系是各方力量順暢合作的基礎。喻教授指出，良性關系的搭建有兩個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第一，明確有關各方的職責劃分，各方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互補配合，而不能越界干預對方；第二，建立良性溝通機制，各方應以建設性的態度協商解決合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

（一）夯實基礎

業內有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說法，媒介和資本的結合像是一種“婚姻”關系，必須兩情相悅才能“家和萬事興”，任何一方如果試圖改造對方都將會是痛苦和危險的。

對于湖南投資和《名牌時報》的結合，曾參加雙方簽約儀式的喻國明教授在當時就表示了疑慮。喻教授認為它們的合作是一見鐘情的聯姻，缺乏詳盡的調研和溝通，但實際上雙方未必般配，雙方的話語方式未必一致。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雙方對未來的“生活安排”缺乏具體規劃。“我沒有看到成文的商業計劃、運營目標等類似文件，”喻教授說，“而缺乏計劃就容易陷入盲目，沒有雙方承諾并相互認可的運營目標則無法在未來的合作中對各自行為和業績進行客觀評判，主觀的意氣之爭將在所難免。”

（二）形成制約

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就系統外資金進入媒體而制定相關的法律及法規，現有政策對于媒體經營中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也沒有明文規定，因而各項合作協議本身難以具備相應的法律保護。一旦發生違約的情況，投資者很難保護自身的利益。

出于對輿論安全等因素的考慮，國家在政策上偏斜于媒介，這就造成了資本與媒介的權利義務在實際上的不平衡。因此，資本方應正視現實，在投資之初就營建制約機制。喻國明教授很贊賞成都商報所訂立的“懲罰性條款”，該條款約定：一旦投資方從媒體退出將可以獲得按平均利潤計算的10年回報作為喪失品牌獲利權的補償。 “懲罰性條款”除了事發補償的作用外，還可使得資本方和媒介方都有所顧忌，從而有利于增強雙方合作的穩定性。

（三）引入第三方

平面媒體的運作看似簡單――全部內容不外乎圖文采編、印刷發行、廣告及延伸經營，但在表象之下，其復雜程度超乎想象。拋開目前種種“曲線”掌控方式蘊藏的玄機和風險不談，傳媒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門外漢”一時難以理解的獨特文化，運行機理也明顯區別于其他產業，用來界定傳媒產業的一個時髦名詞是“影響力經濟”。

由于這些獨特性，資本方進入之后，很容易同媒介方產生理念和思路上的分歧，而且很可能雙方所持有的話語方式根本不同，結果就容易引緒化矛盾，犯下低級錯誤，影響媒體的正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