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管晏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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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管晏列傳范文第1篇

倉廩殷實意思是倉庫充實，就是說很富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俗語，出自《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的糧倉充足，豐衣足食，才能顧及到禮儀，重視榮譽和恥辱。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出自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成為第一霸主的管仲之口，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的引文中改動了一個字：“則”改成了“而”，就有了為后世津津樂道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現一般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出自《史記·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釋義為：糧倉充實就知道禮節；衣食飽暖就懂得榮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親就緊緊依附；禮、義、廉、恥的倫理不大加宣揚，國家就會滅亡。頒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頭，要能順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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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管晏列傳范文第2篇

1、感悟是一個漢語詞語，讀音為gǎn wù，是指人們對特定事物或經歷所產生的感想與體會，出自漢劉向《列女傳·張湯母》。

2、詞語解釋：

（1）感動使之醒悟、覺悟。漢劉向《列女傳·張湯母》：“君子謂 張湯 母能克己感悟時主。”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

（2）受感動而醒悟、覺悟。《史記·管晏列傳》：“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明史·胡世寧傳》：“每重獄，別白為帝言之，帝輒感悟。”錢鍾書 《圍城》四：“結果兒子‘為之悚然感悟，愧悔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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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管晏列傳范文第3篇

關鍵詞：司馬遷；經濟思想；淵源；政治革新家；態度與評價

司馬遷筆下的政治革新家，大多屬于法家或有法家傾向的人物。司馬遷對這些人物的態度，誠如徐朔方先生在《史漢論稿》中所指出的：“《史記》在肯定商鞅、韓非、李斯、賈誼、晁錯等政治革新家進步作用的同時，又不恰當地暴露和夸張他們的個人缺陷，如指摘商鞅‘天資刻薄’，‘少恩’；責備韓非‘慘少恩’；非難李斯‘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嚴威酷刑’；批評晁錯‘峭直刻深’，‘擅權，多所變更’；甚至對商鞅、晁錯的被害，也發出幸災樂禍的譏刺。”[1]雖然徐朔方先生用了“非難”等對司馬遷表示不滿的詞語；但是，他所指出的卻大致是一個事實。遺憾的是徐先生沒有對此做進一步的解釋和分析，致使讀者有語焉不詳的感覺。筆者不揣谫陋，企圖對此稍做補苴，以就教于徐先生并海內學者。

筆者認為，司馬遷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應該說部分導源于他的經濟思想。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他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是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這個“一家之言”，就其思想脈絡來說，也是很難用當時已有的哪一個現成的學派來加以規范的。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貨殖列傳》與《平準書》中，尤其是《貨殖列傳》。他在《貨殖列傳》的開篇伊始就說：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換近世涂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這段話是用發展的眼光來駁斥老子那種倒退的社會政治理想的。正是從這種發展的眼光出發，他接著又說：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承認人們的欲望，承認人們對欲望和財富追求的無止境性；而且認為，如果有誰想遏止這種追求，那必將是徒勞無功的。不僅如此，司馬遷還認為，人們對欲望和財富的追求是天經地義的，帶有極大的合理性。他在《貨殖列傳》里又說：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這里所說的“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符合客觀規律與自然法則的意思。

司馬遷更為深刻的認識是，他認為人們對欲望和財富的追求帶有普遍性的特征，在這里是不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分“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還是“編戶之民”的。他說：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他還對此進行了具體的論列，說：

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畜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榆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斗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余力而讓財矣。

司馬遷的這種觀點，不能不說是一種辯證發展的歷史觀，是他“見盛觀衰，原始察終”的史學思想在經濟問題上的具體體現。循此下來，就產生了司馬遷經濟思想中的最輝煌的部分，這就是他的“素封論”。

司馬遷的“素封論”，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司馬遷“素封論”的基礎是他的這樣一種認識：“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人富而仁義附焉”。他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這就是說，由于財富，編戶之民可以成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勢，也會出現“客無所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說：“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虛言也。”有些論者認為，他在《游俠列傳》里借鄙人之口所說的“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以及引用《莊子·篋篇》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都是憤激之語。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更重要的，卻是司馬遷道出了財富對仁義的決定作用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正因為他能認識并道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時代的任何一個史學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邊緣。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司馬遷才主張社會經濟生活的自然發展，而反對過多的行政干預；才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形成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的看法。(以上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系引自《貨殖列傳》)。

在表述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方面，《平準書》可以說是對《貨殖列傳》的一個補充，這個補充主要表現在經濟政策方面。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平準書》就是記載在經濟政策上實行“因之”以至“與之爭”的過程及其結果的一部專史。《太史公自序》稱，“作《平準書》以觀”，大致就是這個意思。

關于“因之”政策的實施，《貨殖列傳》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平準書》說：

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佘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全。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后絀恥辱焉。

這便是實行“因之”政策的結果。“因之”政策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富足安定與繁榮昌盛。當然，一味地“因之”也并非不存在問題。《平準書》接著又說：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出現了這種情況，就需要“利導之”和“教誨之”了。賈誼的論“積貯”；晁錯的論“貴粟”；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供養匈奴之歸順者；且尊顯卜式以諷百姓輸財助邊，等等，都屬于“利導之”和“教誨之”的內容。然而，丞相為天下先卻“無益于俗”，天子出禁藏終不免“縣官大空”，尊顯卜式也無助于“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當“外攘夷狄，內興功業”之際，就只好“整齊之”并“與之爭”了。

就“整齊之”而言，其最大的措施莫過于告緡令的頒布了。于是，“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傾，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錢緡錢之故，用益饒矣”。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鹽鐵官營已經是“與之爭”范圍的事了。實際上，“整齊之”和“與之爭”只有一步之遙，而在武帝時期的具體實施上，則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于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申。……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繼之而來的措施是：

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孔)僅管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這些措施實行的結果，“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也即歸農；“而萬物不得騰踴”，也即物價得到了穩定；同時還取得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預期目的。然而，這里所蘊含的司馬遷的真實看法卻是：商賈歸農帶來的是經濟蕭條；天下用饒也是與民爭利的結果；國家富足了，人民卻貧窮了，“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因此，司馬遷借卜式之口所說的“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實際上也代表了司馬遷自己的心聲。這甚至不亞于“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那樣對夏桀的詛咒。有的論者認為，司馬遷寧肯給酷吏立傳而不給桑弘羊立傳，此事殊不可解。筆者則認為。這種看法的提出，是由對司馬遷的思想感情缺乏了解的緣故。大致在司馬遷看來，桑弘羊等人“言利事析秋毫”，當亦非廉潔之士；酷吏雖酷，其間卻不乏清正之人。兩相比較，興利之臣實不如酷吏多矣。這就是司馬遷不為桑弘羊立傳而只在《平準書》中見其行事的原因。況且，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司馬遷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此事耗資巨大，國力為之枯竭，然而由于“不參彼己”，因而“建功不深”(《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以上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系引自《平準書》)。

以上所述，僅僅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一些主要內容，而不是他經濟思想的全部。司馬遷的這些經濟思想，介乎儒、道、法三家之間，與三家俱有淵源，而又有所不同。下面試分別加以論列。

先說儒家。儒家的經濟思想以孔、孟、荀為代表。孔子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罕言利”(《論語·子罕第九》)。然而他也有“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話。同時他還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泰伯第八》)。這說明，孔子對利只是“罕言”，而并非不言。

孟子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他甚至認為“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與此相表里，他的另一看法是：“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于是，孟子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與此相類似，他的另一個結論則是：“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摒絕富利而只談仁義，是孟子經濟思想的主要特征。雖然孟子的其它言論也有與此相抵牾的地方，而且事實上他自己并不全然如此；然而他把“義”、“利”關系絕對化的做法，卻無形中為后世“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說教大開了方便之門。孟子的經濟思想，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可以說正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反面參照系。

在儒家的經濟思想中，真正與司馬遷比較接近的是荀子。司馬遷的“欲望論”可能即有所承于荀子。《荀子·禮論篇》就提出了“人生而有欲”的觀念。《荀子·王霸篇》說：“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者也。”《荀子·性惡篇》又說：“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荀子不僅認為“人生而有欲”，而且認為這種欲望是“窮年累世而不知足”的。《荀子·榮辱篇》說：“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而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荀子對欲望的這種看法，是與司馬遷頗為相近的。

在義、利觀上，司馬遷沒有什么明確的論述，只說過“本富為止，末富次之，奸富為下”的話。(所謂“本富”，就是指由農牧業而致富；所謂“末富”，就是指由工商業致富；所謂“奸富”，就是指由“危身取給”而致富。所謂“危身取給”，就是指“劫人作奸”、“掘冢鑄幣”、“舞文弄法”、“刻章偽書”等。)而荀子在義、利觀上則較之孔、孟更加傾向利的方面，《荀子·大略篇》說：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

從經濟思想的總體上看，荀子的這種義、利觀是應該能夠被司馬遷所認同的。不過，司馬遷對經濟問題的論述，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一種客觀的全民意識，而荀子則時時刻刻地不忘站在統治者的角度，這就是兩個人的大不同處。

道家的經濟思想以老子為代表。老子的經濟思想主要是他的“無為論”。“無為論”既是他社會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也是他經濟思想的最高原則。老子認為“妄作，兇”(《老子·第十六章》)，要以無為“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從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四十八章》)的目的。司馬遷關于經濟政策的思想，其根源可能即本之于此。

法家的經濟思想以管仲和韓非為代表，管仲經濟思想的核心是他的“自利論”，他運用“自利論”來解釋人的社會經濟活動。《管子·禁藏篇》說：

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莢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仲的這種“自利論”，與司馬遷的所說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是一脈相承的。由這種“自利論”，管仲引出了“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管子·五輔篇》)；“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國篇》)；“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向篇》)等治國方略，同時也引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等倫理思想。管仲的這些經濟思想，可以說最與司馬遷相通，甚而至于可以說，它或者就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主要來源。但是，唯有在經濟政策的認識上，管仲與司馬遷卻極不相同。司馬遷主張放任的“因之”政策，管仲卻主張全面的行政干預；管仲的“輕重”理論，就是一種全面干預的理論。

韓非的經濟思想核心是他的“自為心論”。雖然韓非與管仲同稱法家，但二人的經濟思想卻差別很大。《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三》載其論曰：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于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周于用者，皆挾自為心也。韓非的這種“自為心論”，把他的老師荀卿的“性惡論”發展到了極端，變成了一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韓非把這種“自為心論”運用到一切經濟的與非經濟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就形成了他在政治上的人民為國家、國家為一人(國君)的極端專制主義思想，以及在經濟上的只求富國不求富民的思想。韓非的這種經濟思想，是與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截然對立的。盡管司馬遷認為人們對富利的追求有不可阻擋之勢，卻并不鼓吹韓非的那種冷酷的利己主義哲學。司馬遷所闡發的“欲望論”乃至“富利論”，都帶有既包括統治者也包括被統治者的全民性質，這即使與包括管仲和荀卿在內的所有先秦諸子相比。也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韓非的經濟思想又恰恰成了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另一個反面參照系。

在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及其淵源作了上述梳理之后，我們便可以來談談他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了。

中國歷史上曾經經歷過三次重要的政治革新：一次是商鞅變法，一次是王安石變法，一次則是近代的康梁變法。這三次變法，只有商鞅變發生在司馬遷生活的年代之前，因此我們便以商鞅變法為例，來探討一下司馬遷的態度與評價。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從司馬遷自述《商君列傳》的作意上看，關鍵是“強霸孝公”這四個字。商鞅適秦，先后曾兩次變法，所圍繞的，也都是這四個字。而且與之相陪襯，在《商君列傳》的開篇，司馬遷還特地記述了其以帝王之術進說孝公的情節。蔣禮鴻先生認為：“以帝王進說，此傳者矯妄之辭，太史公采人《列傳》，失審諦矣。[3]但是筆者認為，司馬遷如此寫法，還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因為就商鞅方面而言，其事未必不可有，且正是其“挾持浮說”而“非其質”的地方；就孝公方面而言，則正是商鞅用堅其志以行霸道的方法，或可謂欲擒之，故縱之。

《史記·商君列傳》正面敘及變法的是這樣兩段話。

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于是以鞅為人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從這兩段話不難看出，盡管變法的措施有多種，而要在“農”、“戰”二字之上，《商君書·農戰篇》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鞅變法的這種農戰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要依靠農業提供戰爭的兵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以便于運用戰爭手段統一中國，從而使國家得到最大的安定。使國君得到最高的尊崇。這里面，自然包括歷來最被人們所稱道的“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以及“為田開阡陌封疆”等措施。如果把商鞅和管仲做一下比較，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二人的不同。管仲也講農戰，但他主要是講寓兵于農，是要以軍事實力作為后盾來實現他的政治謀略，目的是為了“帥諸侯而朝天子”(《國語·齊語》)，因此他并非用戰爭來解決一切問題。商鞅則不然，他幾乎把秦國變成了一座大兵營，無論貴族還是平民。無論經濟政策還是其他政策，都圍繞著戰爭服務。由此，筆者不得不對長時間以來盛行于史學界的一種看法提出質疑，這種看法就是：商鞅變法是為所謂新興地主階級服務的，他與一切阻礙和反對變法力量的斗爭，都屬于新興地主階級與舊奴隸主貴族之間的階級斗爭。這種看法顯然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如果說商鞅變法使一部分生產力得到了解放，那也是為了戰爭，而戰爭的最終目的則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旨在使國君一人獨尊的極端專制的國家(這一點，韓非、李斯等法家人物與商鞅具有共同性)。另外，我們似乎也不能說，啟用商鞅的秦孝公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而車裂商鞅的秦惠王代表的卻是舊奴隸主貴族。倘若如此，“后世遵其法”又當作何解釋?“后世遵其法”不獨是司馬遷一個人的看法。《韓非子·定法篇》說：“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賈誼《過秦論》也說：“孝公既歿，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假如“后世遵其法”是事實，那么車裂商鞅就應不屬于階級斗爭的范圍，而應當另外做出解釋。

這里順便談一下商鞅之死的問題。

關于商鞅之死，《史記·商君列傳》是這樣記載的：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為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敞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叩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納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商君列傳》的這段記載，情節有點像小說家言，很有傳奇色彩；然而卻未必不是實情。類似的記載還見之于《呂氏春秋·無義篇》：

泰孝公薨，惠王立，以此(指欺故友魏將公子卬事一一筆者按)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裹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叩也，吾無道知君”。同時，《淮南子·泰族篇》也說：“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史記·商君列傳》則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而《戰國策·秦策一》說得更甚：“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按照上古人的語言習慣，所謂“秦人”，有全體秦國人的意思，這里是應該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部分人在內的。甚至與商鞅同道的所謂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也不得不在《韓非子·和氏篇》中實事求是地說：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十)八年而薨。商君車裂于秦。……秦行商君法而富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由此人們不難聯想到，《史記·商君列傳》用很大篇幅記載趙良見商鞅時的談話，并非出于無因，它其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司馬遷本人的看法。趙良談話的最后部分說：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子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泰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泰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趙良之所以能將商鞅的下場說得如此真切，恐怕還是鑒于當時的世道人心；而當時的世道人心之所向，則與商鞅的個人品格和推行變法的方式密切相關。因此我們并不能說，趙良的談話只代表舊奴隸主貴族的利益，而不代表秦國普通百姓的利益。事實上，趙良的談話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篇末論贊中所說的“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還是有充分根據的。

現在，我們再回到有關經濟思想的問題上來．

商鞅變化的要點既然是“農”、“戰”二字，那么“重粟”就必然成為他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商君書·去強篇》說：“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強。”還說：“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但是《商君書·說民篇》卻又說：“王者國不蓄力，家不

積粟。國不蓄力，不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對照這兩段話不難看出，商鞅一方面主張重農貴粟，主張可以用粟來買爵捐官；另一方面卻又主張“家不積粟”，這明顯地是一種“國富民貧”的思想(這種思想在韓非那里也可以找到)。而且不僅如此，商鞅還主張通過“刑”、“賞”來控制人們的貧富。《商君書·去強篇》說：“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實際上，這里說的“貧者使以刑則富”是假；因為對于貧者來說，能夠維持生計就算不錯，他們很難達到用粟來買爵捐官的程度。而“富者使以賞則貧”卻是真的；因為國家可以通過強迫的手段來使他們買爵捐官，從而讓他們“家不積粟”。商鞅的這些思想和主張，與司馬遷的“欲望論”和“富利論”是完全背道而馳的。由思想的差異而導致了感情的對立，這就是司馬遷在實錄商鞅等一些政治革新家變法功績的同時，又往往有些貶抑之辭的原因。

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就是應該如何理解《史記·商君列傳》所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的問題。筆者認為，由于商鞅變法所造就的秦國，實質上是一個類似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軍國主義國家，因此他之取得這樣的成效也就無足為怪了。不過，所謂“家給人足”，也只是相對而言，它是通過“刑”、“賞”等強制手段來達到的。

這里還需要補充說明一點：同被稱為法家人物，為什么管仲在司馬遷的心目中卻是另一番形象?

關于管仲的經濟思想，前面已經有所論列，這里不再重復。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里著重談一下司馬遷對管仲在齊國為政情況的看法。《史記·管晏列傳》說：“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這段話要言不煩，對管仲做了全面的肯定性評價。這說明，管仲任政相齊所有作為，都能得到司馬遷的贊賞和認同。另外，司馬遷將管仲與晏嬰合傳，作為七十列傳的第二篇，也決不是偶然的行為。這誠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盡管管仲與晏嬰的個人風格很不相同，但他們作為齊相，卻都得到了司馬遷極高的尊崇。司馬遷在傳末的論贊中說：“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又說：“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后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司馬遷對管、晏二人的褒美之情已經溢于言表了。值得注意的是，同為法家人物，為什么司馬遷對管仲的態度與對商鞅、韓非乃至李斯、晁錯的態度竟有著如此大的區別?這里的關鍵還是在于他們之間經濟思想的差異。從管仲的經濟思想到管仲的政治措施，都帶有一種民本主義的傾向，他的富國強兵是以這種民本主義為基礎的，因此他所走的，是一條近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共同富裕的道路。雖然司馬遷與管仲在經濟政策的見解上差別極大，但是從總體上看，二人的認同之處還是很多的。而商鞅、韓非乃至李斯、晁錯則不然，他們時刻不忘站在最高統治者的立場上看問題，其一切的經濟思想和政治措施，都是為了最高統治者一人服務的。他們間或也曾想到過編戶之民，但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最高統治者一人。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的思想和做法，才很難得到司馬遷的贊賞和認同。

縱觀中國古代的政治革新，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為了富國強兵；其中在財政方面的目標，也幾乎都是“民不益賦而國用足”。這一點，無論是商鞅變法，桑弘羊理財，還是劉晏理財，王安石變法，都一個樣。然而，既然“民不益賦”，那么“國用”何從而“足”?這自然就要靠“與民爭利”。因為國家要增加財源，舍去給民加賦，就只剩下“與民爭利”了，幾乎沒有第三條道路好走。而從“與民爭利”的角度來說，基本上是不分階級、階層，也不分貧富的。過去那種認為某朝代某人變法代表的是某階級利益的說法，大致是靠不住的。即如通常所說的商鞅變法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也是如此。至如康梁變法，因為它涉及建立限制皇權的君主立憲制度，因而帶有某種資產階級性質，則就應當另作別論了。這里面，管仲的因民心而利導之、富上而足下的治國方略，在法家人物中，就帶有極大的特殊性。他作為二千五百年前的一位政治革新者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從整個封建社會來說，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筆者論述了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及其淵源，并聯系比較了以法家商鞅為代表的政治革新家的經濟思想及其革新措施與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差距，從而探討了司馬遷在對政治革新家的態度與評價中褒里有貶的原因；同時提出了管仲這個例外的情況。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還對過去史學界不恰當地運用階級分析法分析變法事件的做法提出了疑議。在所有這些論述當中，可能會存在不少偏頗和疏漏的地方，筆者企望徐先生并海內學者予以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 徐朔方．史漢論稿[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10．

[2] 諸子集成[M]．北京：中華書局，1954。

[3]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敘[M]．北京：中華書局1986、1.

[4]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Brief Study on Sima Qian' s Economic Thought and Its Origin

史記管晏列傳范文第4篇

《晏子春秋》內、外篇記載了與齊景公的長臺有關的三件事，說起，這三首歌謠也都與此有聯系。

《內篇諫下第二》記載，晏子要出使魯國，他前腳一走，齊景公后腳就下令國都的老百姓開始建造大臺（有專家考證說，就是那個長臺），當時正值天寒地凍，老百姓忍著饑寒去服勞役。晏子回匯報完出使情況后，景公請他坐下喝酒。酒興正濃時，晏子說道：“君王若肯賞臉的話，請聽我唱支歌吧。”于是就唱道：“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老百姓說：“透骨涼的冰水泡著我，眼看要凍死了怎么辦？講排場的國王摧殘我，不讓我活呀怎么辦！”）唱完后，晏子長嘆一聲，淚流滿面。

景公見狀，馬上說：“先生是為修建大臺的事情而傷心吧，我馬上下令停止！”晏子聞言向景公拜謝。晏子出去后直奔大臺工地，拿起木棍就抽打那些不干活的勞役者。勞役都說：“晏子這是幫著君王作惡！”晏子還沒有回到家，國君就傳出了命令，馬上停止建臺。

晏子為什么要抽打勞役者？他是要把惡名留給自己，而把好名聲留給國君。他是個非常聰明的宰相，做事以達到目的為原則，只要目的達到了，他就千方百計地給國君一個好名聲。這樣智慧的助手，哪個國君不愿意使用啊！

孔子聽到了這件事，感嘆道：古時善于做大臣的，把榮譽歸于國君，而把災禍留給自己，入朝就想著怎樣改正國君的缺點，出宮就極力贊揚君王的德行，因此即使侍奉的是怠惰的君王，也能讓他做到無為而治，使諸侯聞風朝。他卻從不敢炫耀自己的功勞。能稱得上有這種品德的，大概就是晏子了。

《外篇上》中同樣也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也是與這個“長臺”有關。景公正在修筑長臺時，晏子也是在酒宴上邊跳邊唱：“歲已暮矣，而禾不獲，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矣如之何！”（已經到了冬天，而莊稼還沒收完。擔憂啊，怎么辦？已經歲暮天寒，而勞役還是不停，憂懼啊，怎么辦？）就這樣，舞了三次，唱了三次，眼淚把衣衫都浸透了。景公聽了感到很慚愧，就下令停止了長臺的勞役。可能這件事發生在上面說的那件事之前，或者是另一年的事，也就是說晏子還沒有出使魯國之前。這也就很容易解釋上面提到的，晏子前腳出使，景公后腳就下令馬上建造長臺的原因了，他是怕晏子再次勸阻。

那么這座長臺建建停停，究竟建了多長時間才建好，在其《內篇諫下第二》一個條目下有這樣記載：“又為長之役，二年未息。”也就是說，記載這件事的時候，建造長臺已經兩年了，但是還沒有完工。

《內篇諫下第二》還記載了另外一件事，景公筑好長臺后，準備好好地裝修一番。晏子又唱了一首歌：“穗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谷穗熟了啊不能收獲，秋風刮了啊全部零落。風雨無情，拋灑了我的糧食，君王奢侈，毀掉了我的生活。）這次齊景公聽到晏子唱的歌，就急忙走過去勸他不要再唱了，說道：“先生今天為了賜教而唱歌譏諷我，這是我的過錯。”于是撤掉了宴席，停止了工役，裝修長臺的工程最終沒有完成。

史記管晏列傳范文第5篇

春秋戰國是我國歷史上社會動蕩的時代，也是變革的時代，彼時百家爭鳴，諸子論道，思想文化發展繁盛。經過歷史的實踐，最終證明，法家崇尚的法治思想最具社會實踐效應。今天筆者將在這里淺談一下歷史上極富盛名的齊國賢相管仲的法治思想。

管仲，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他身處諸侯并起爭霸，禮樂崩壞的動蕩時代，以其卓越的膽識、過人的智慧，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1]，成就霸業，其間采取的最重要的政治手段就是大力實行法治。管子對法律的地位、立法、執法的一系列主張對當代的法制建設仍頗具借鑒意義。

二、管子對法律地位的界定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紛止爭也。”[2]即法，是用來鼓勵建功、威懾暴行的；律，是用來平定紛亂、制止爭端的。“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3]就是說，法是天下的規程、萬事的制度，天下人事不論簡雜、不分貴賤，都應納入這一統一規范之中，受其調整約束。

這兩段話雖然簡潔，但對法律一般特征的描述卻十分深刻。一是認識到了法的客觀屬性，在春秋之前的堯舜至商周時期，人們都將一切法令視為上天的旨意，但在管子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已經認識到法的產生是由于社會有了“定紛止爭”的需要，是社會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二是指出了法的規范性。認為法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功能就是定尊卑名分、辨是非曲直，以保持社會秩序穩定。三是主張了法的公正性，認為法乃天下章程、萬事儀表，在所以人事上都是統一適用的。當然，在當時的剝削制度下，君主貴族官吏都享有著普通百姓無法比擬的特權，在整個社會想實施法律的公正性是難以做到的，但我們不能無視時代背景苛責賢者，管子的進步思想仍值得我們肯定。

三、管子的立法思想

1、生法者君也。生法者君，執法者臣，法于法者民。這是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奉行的法制觀念，管子也不例外。這種思想在現在看來自然是侵犯了平等、民主等法律必備要素，但在當時的動蕩局勢中，這種思想是很有必要的，諸侯爭霸為成就霸業，“君尊”的理念必須貫徹到每一處上層建筑。

2、立法必法道。管子把天有其常、地有其則、四時有其節稱為天、地、四時之道。我們可以認為，道，就是客觀規律，看不見形體，但存在于萬物之中。管子在如何立法這一涉及治國成敗的重大問題上，在承認“生法者君也”的同時，強調天地之道的制約作用。“法天合德，象地無親”[4]，即法應該像天地一樣公正無私，像四時運行一樣沒有差錯，才是治世的良法。天、地、人是中國思想史上歷時最久的基本哲學元素，至今人們仍在其中為我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尋找理論根據，管子把天地四時與立法聯系起來的思想，突出了法的權威與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時，遵循客觀規律制定法律，也有助于增加法律的科學性。

3、法要隨時而變，因俗而動。我們在研究法律的時候，經常會強調法律的穩定性，不可朝令夕改，但法的內容也不可以一成不變。在這一問題上，管子堅持立法既要遵循歷史傳統，吸取有價值的內容，又要做到 “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5]，就是不羨慕古代，不滯留于今天，要隨時代變化而變化，隨民俗變化而變化。在動蕩不安的春秋亂世，管子的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變革意義，正是他的勇于創新，銳意改革，使得落后的齊國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

4、法要立民所欲。要實現法治社會，立法后最重要的是實現守法。管仲從“人皆好利”這一認識出發，強調一切法令的制定都要切合民眾利益，守護民眾所想的，威懾民眾所惡的，才能促使國民知法守法。這種在立法中考慮民情、民欲、民利的認識，保證了法令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對今天我們的立法活動仍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四、管子的執法理念

1 令重于君。在春秋時期，君、臣、民等級分明，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最高權力的享有者。“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就是說，君主，專擅生殺，具有威勢，手握權柄駕馭群臣。管子這段話，明確的體現了君尊的理念，但在執法行為中，管子又強調令重于君，認為，法雖出于君，但國君不應恣意廢法，因為法令一方面反映君主的意志，另一方面法令更重要的是能發揮鞏固君主地位的作用。君主駕馭群臣是通過法令的實施來實現的，如果法令可以朝令夕改，缺乏威信，那么君威也難現。因此，管子強調“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三者相互聯系，相輔相成。

管子這一思想，帶有濃重的法律工具主義特色，是明顯的“人治”主義，放在當下自然不通。但在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中，對令重則君尊的強調，有助于法律地位的穩固和法令的實施，不失為智者所為。

2、法制不儀，刑殺毋赦。在執法活動中，管子最強調的另外兩點，一是“法制不儀”，即法令一旦制定，就神圣不可侵犯，君主都不可以隨意改廢，更毋論其他階級，更是不容許有任何非議，以此來保證法令的權威性和強制性。可以說，在當時管子的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實現，齊國舉國對法令可謂令行禁止，為成為一代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這一觀點在現代看來是及其不正確的，法令頒布后就不允許人們非議，必定會貽害無窮。法令是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制定的，那就不可避免的會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經過廣大民眾的研究探討，集思廣益，才能不斷修復法令的不足，畢竟，民眾活動是法律的調整對象。

另一點就是強調“刑殺毋赦”，即罪刑不容寬赦，這樣民眾就不敢輕易觸犯法律，也不敢忽視為善。這樣似乎過于嚴苛，但治亂世當用重型，我們后世之人無需多言。

五、結束語

上述即為筆者對管子法治思想的淺析探討所得，可以看出，盡管相隔千年之久，但管子的眾多法治思想都和當代一些先進的法治思想不謀而合，有些甚至對我們深具學習反思意義，很好的表現了地處海濱，因“樂水”而“崇智”的齊學特色。

參考文獻：

[1]《史記·管晏列傳》

[2]《管子·七臣七主》

[3]《管子·明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