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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裝著《詩經》,仿佛裝著一首樸素的愛情詩。穿梭于優美的詩行中,遙望先古河流兩岸的男女,他們充滿歡笑與淚水、幸福與悲傷的愛情故事,令人動容。他們的愛情真摯美麗,不曾呼喊偉大與高尚,只那些樸實無華的句子便讓人回味無窮。《關睢》中的君子對窈窕淑女的熱切追求,《擊鼓》里流傳千載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誓言,《蒹葭》中男子對伊人的盼望與思念,都是凡人真實的愛戀。字里行間,樸素之美盡現。
在心里裝著《詩經》,仿佛裝著幅幅質樸淡雅的國畫。或是月光如水的夜晚,或是芳香彌漫的田園,或是一叢叢纖塵不染的植物,皆不失古樸的意蘊。《詩經》的藝術形象簡約清純,沒有任何粉飾,卻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每當開卷讀《詩經》,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星點零落的古代村落。穿越三千年的漫長時光,依然可以感受到先秦諸民的生活。阡陌盡頭的那個古樸村莊,有雞鳴狗吠,也有男女談情說愛的影子,在水一方的“伊人”,逾墻的“仲子”,貽我彤管的“靜女”。戰爭來了,便有了建功立業的豪情與馳騁沙場的雄姿,漫漫長夜,給思婦留下望穿秋水的悲涼,翹首盼君歸在那個年代成為夢中的期許。
在心里裝著《詩經》,仿佛裝著開啟那個時代的鑰匙。《詩經》中除愛情外,還有那個時代的勞作與智慧,伴隨墜落的星辰,先民們耕種、打獵、祭祀、婚嫁。這是人類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生活方式,《詩經》就是那個時代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詩經》中的人們是幸運的,他們生活在最樸素的地方。推門而出是一片舒心的原野、山川與河流,讓人心曠神怡。這片廣闊的精神天地彌漫著清香和風羽,人們采摘著植物,采摘著屬于自己的快樂、憂傷和希望。生活的每一個片段都能唱出歌來,成為歌謠,也許這才是最高境界的詩歌,不加修飾,卻吟出最純粹的旋律。于是,那些手搖木鐸的采詩官奔走于花草樹木之間,步行于廣闊的田野,醉心于美妙的自然,聆聽至純至美的歌聲,執筆記下每一個音符。
《詩經》這部記載著從周朝到春秋長達五百多年時間的詩歌總集,在歷史的長河中涓涓流淌,滿載遠古的意蘊,婀娜而來。遠古的和風拂過心靈,感受這穿越千年依然至美的風景,在喧囂的塵世里,蕩滌出清澈空靈的樂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意思是有個獵人在野外打死了小鹿,用白色的茅草把它包好,用來作為獻給少女的禮物。一個少女對他動情,他就趁機她。最后三句很生動地表現出那個少女和獵人一起走向密林深處的心情:輕輕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間的圍裙,不要惹那黃狗嚇人地汪汪叫。
這首詩不直接寫性,只是描寫二人向林中深處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又多么自然健康!那時候的中國人并不認為性是一件見不得人的需要遮遮掩掩的事。
《邶風·柏舟》中則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說是一個女子有了一個適合自己的意中人,可是父母不同意,她大聲呼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說你們不體諒我的心愿,我死也要和他在一起!這種表達,多么直率大膽!
先民們的天真爛漫和心無雜念,如同狂風暴雨洗后的天空,高遠而純凈地呈現在我們面前。《詩經》里面充滿了生命的歡欣,充滿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關鍵詞:《詩經》;阜陽漢簡;三家《詩》;漢初封國
一
阜陽漢簡《詩經》出土于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隨葬的遺物。漢簡《詩經》有簡片一百七十余條,殘損嚴重。與今本《毛詩》比照,知有《國風》、《小雅》兩種。《國風》有《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曹風》、《豳風》等殘片,只有《檜風》未見,共有殘詩六十五首(有的僅存篇名)。《小雅》則僅存《鹿鳴之什》中四首詩的殘句,包括《鹿鳴》、《四牡》、《常棣》、《伐木》。由于竹簡殘損嚴重,隨葬時是否為一部包括《風》、《雅》、《頌》的完整的《詩經》,今已不得而知;是否包含《毛詩》以外的佚詩,也難考知。從殘簡看,似乎每首詩后都標明每篇字數,所記字數與今本《毛詩》比照,有些篇目相同,但大多數篇目字數比今本《毛詩》字數要少。阜陽漢簡《詩經》和今本《毛詩》及三家《詩》相比有許多異文,為便于進一步探討,列表比照如下:
阜陽漢簡《詩經》與《毛詩》及三家《詩》異文比照表{1}
二
形成《詩經》異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字本身演變方面的原因;又有學術流派、師承家法、《詩經》傳本及《詩經》傳播者的文化素質和用字習慣方面的原因;同時不同地域方言俗語及社會政治文化思潮的影響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分析阜陽漢簡《詩經》與《毛詩》異文,我們認為異文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其一,由古今字形成的異文。《詩經》創作時代,漢字數量還比較少,其中不少用字是“身兼數職”的。隨著漢字的繁衍發展,陸續創造出許多新字,于是便產生了大量異文。如《詩經·邶風·谷風》:“中心有違”之“違”,阜陽漢簡《詩經》作“韋”。“韋”是古字,“違”是今字。這種由于古今字不同造成的異文在《詩經》中很多,詳見上文《異文比照表》。其二,由異體字形成的異文。《詩經》產生和流傳的時間長、地域廣,于是產生了《詩經》中大量的異體字,從而出現許多異文。如《詩經·邶風·靜女》中“貽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陽漢簡《詩經》中作“筦”。“管”和“筦”就是異體字,二字意符相同,俱從“竹”。“管”以“官”為聲,“筦”以“完”為聲,音符相近,故形成異體字。其三,假借關系形成的異文。“假借”是古代文獻特別是上古文獻中出現的字形臨時借用現象。刻本以前,得書十分困難,主要依靠先生口授,靠耳治;加之《詩經》在秦火之后,主要靠口耳相授而得以保存,長期重用耳治的結果,使當時讀書人養成了更加重視字音的習慣,并進而形成了“以聲托事”的用字習慣和方式。所謂“以聲托事”,就是在記錄或引用《詩經》原文時,不太強調使用本字,而是順手變通借用別的同音字或近音字。這是《詩經》中異文眾多的重要原因。假借賴以產生的條件是語音相同或相近,據此我們又可以把假借分為幾種類型:(一)音同假借。其特點是構成異文的雙方是同音關系,也就是說這兩個字的聲母和韻母在上古必須完全相同。如《詩經·周南·卷耳》“我馬瘏矣”,“瘏”阜陽漢簡《詩經》作“屠”,為異文。“瘏”與“屠”上古同屬定母魚部字,聲韻俱同,即為同音假借。(二)音近假借。構成異文的雙方具有音近關系。或者是韻部相同,聲紐發音部位相同(臨近);或者是聲紐相同,韻部相近即具有對轉、旁轉、通轉關系;或者聲母韻母俱相近。這種類型的假借在異文中最為常見。如《詩經·邶風·燕燕》“瞻望非及”,“瞻”阜陽漢簡《詩經》作“章”,為異文。“瞻”上古為章母談部字,“章”為章母陽部字,兩字聲紐相同,韻部相近(有通轉關系),“章”假借為“瞻”。在漢簡《詩經》異文中,還有一類特殊的假借字,我們于此稱為省形假借字。其特點是異文雙方內在本質聯系是在字形方面。所謂省形,是指字形省略。通過字形省略實現假借,又由假借形成異文。這種假借的特點是,一般只取本字的聲符作為借字。這種聲符也是相對獨立的字,且和本字保持著字音上的聯系。如《詩經·鄭風·女曰雞鳴》“與子偕老”之“偕”,在阜陽漢簡《詩經》中作“皆”,只取其聲符作借字。另外在阜陽漢簡《詩經》及其他簡帛文獻所引《詩經》中(當然上古其他文獻中也有),還有另一類型的異文,即通用字(也有人稱之為同義假借字)。通用字嚴格來講并不是假借字,假借字強調字音上的聯系,“以聲托事,因聲求義”,要求音相同或相近而不強調其意義。而這種由于通用造成的異文,互異雙方內在本質聯系則是在字義方面,當然也有許多通用字音也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說,構成異文的兩個字是同義關系,或者是語法意義相同,或者詞匯意義相同。這種通用字,也許今天并不能看出它們意義上有什么本質聯系,但許多古代文獻都一直這樣用,所以,我們也歸入這類中。如《詩經·召南·摽有梅》“其實七兮”,“兮”阜陽漢簡《詩經》作“也”,“兮”“也”均為句尾語氣詞,義近相通。此外,“非”通“匪”、“有”通“又”等皆為此種用法。其四,由疊音詞的不同寫法而形成的異文。疊音詞是用來描摹事物狀態或摹擬事物聲音的疊音詞的顯著特點是以聲表意,和漢字本身的意義沒有關系。由于疊音詞是以聲表義的,所以也就容易形成異文。如《詩經·鄘風·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之“彊彊”,在阜陽漢簡《詩經》中作“強強”。其五,由倒文、衍奪、正訛形成的異文。倒文致異,是由于顛倒詩文次序而形成的異文。倒文的原因,可能是傳寫誤倒,也可能是師承有自。這類異文與上述諸類異文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互異雙方文字次序不同。如《詩經·齊風·載驅》“齊子游遨”,“游遨”在阜陽漢簡《詩經》中作“敖游”,這就是由于倒文造成的異文。典籍抄寫引用者由于不慎誤添或脫落文字,或者由于對原句理解錯誤,師心自用隨意增刪文字,是衍奪致異的主要原因。如《詩經·衛風·木瓜》“非報也”,在《阜詩》中為“非報之也”,《阜詩》衍“之”字。因為《木瓜》共三章,而其他兩條殘簡此句皆作“非報也”,以此證明“之”為衍文。另外阜陽漢簡《詩經》所記各詩篇字數與今本《毛詩》各篇字數不同,也說明衍奪在《詩經》傳播過程中的存在。正訛致異,也是形成異文的一個原因。由于我國古籍文字錯訛情況比較復雜,有的錯訛不易識別,特別是錯訛字和假借字不易區分,因之古人對此非常慎重,一般是議而不動,存而不改。于是就形成了異文。《詩經·陳風·墓門》:“歌以訊之”,“訊”在“阜詩”中作“誶”。“訊”和“誶”形成異文就是由于《毛詩》“訊”之誤造成的。《廣韻》引此句作“歌以誶止”{1},清人段玉裁等指出今毛本“訊”為“誶”之誤{2}。其六,由地域方言不同形成的異文。由于漢語的使用地域極廣,不同地域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雖然漢語書面語具有超越地域方言的特點,但地域方言對漢語書面語也還是有一定的影響。《詩經》在流傳的過程中,由中原地區到楚地,必然要受到楚地方言的影響。這也是《詩經》異文形成的一個原因。如《詩經·邶風·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汎汎”在《阜詩》中作“苞苞”。“苞”是“泡”的同音借字。《方言》卷二:“泡,盛也。……江淮之間曰泡。”③“汎汎”、“苞苞”就是由于方言而形成的異文。漢簡《詩經》異文中有許多是語氣詞,這恐怕也和地域方言有一定的聯系,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其七,意義可能不同的異文。在漢簡《詩經》異文中,有些異文很難發現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很有可能是意義不同的異文。也就是說這些異文不僅僅是文字形體的不同,而且文字所表達的文本意義也不同。由此造成對整句詩,甚至整首詩的意義理解不同。《詩經·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今本“殷其雷”,《阜詩》作“印其離”。“印其離”與“殷其雷”音近,但可能是意義不同的異文。“印”讀如“殷”。《說文》:“殷,痛也。”《爾雅·釋訓》:“殷殷,憂也。”“離”,為別離之義。《楚辭·離騷序》云:“離,別也。”“印其離”,傷痛別離也。這類異文有些在語音上有一定聯系,有些沒有語音上的關系。即使有語音聯系的,我們也不能作為假借字來理解,而很可能是意義不同的異文。如《詩經·秦風·小戎》:“文茵暢轂”,“暢”《阜詩》中作“象”。《詩經·齊風·雞鳴》“甘與子同夢”中“甘”,《阜詩》作“敢”。這類異文在漢簡《詩經》異文中雖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對于研究漢簡《詩經》與《毛詩》及三家《詩》的區別至關重要,從而對于我們研究《詩經》在先秦至漢的傳播及其不同《詩》學流派的形成有著重要意義。
三
通過對阜陽漢簡《詩經》與《毛詩》異文的比照與歸納分析,我們發現阜陽漢簡《詩經》和《毛詩》有如此之多的異文。據此,我們可以斷定其絕不屬于《毛詩》系統。那么,它和已經亡佚的齊、魯、韓三家《詩》又是什么關系呢?由上表阜陽漢簡《詩經》與《毛詩》及三家《詩》異文的對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阜陽漢簡《詩經》和《毛詩》存在大量的異文,有些異文意義很可能不同,由此異文所屬的詩句以至詩篇的意義和《毛詩》的訓釋亦不同。所以阜陽《詩經》絕非《毛詩》系統。(二)阜陽漢簡《詩經》系統也不會是三家《詩》中任何一家。三家《詩》早已亡佚,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僅是片言只字,阜陽漢簡《詩經》也很有限,所以我們并不能做全面比勘。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根據現有的材料對漢簡《詩經》和三家《詩》進行分析比較。雖然漢簡《詩經》異文和《三家詩》存在少數相同的文字,如《周南·樛木》之“樛”在《阜詩》中作“朻”,與《韓詩》同。《周南·卷耳》:“我馬瘏矣”之“瘏”在《阜詩》中作“屠”,與《魯詩》同。但我們還發現漢簡《詩經》和三家《詩》中的任何一家都存在大量的異文,文字相同的僅是極少數。同樣也有些漢簡《詩經》文字和三家《詩》不同卻和《毛詩》相同,如《邶風·靜女》:“說懌女美”,“說懌”三家《詩》作“說釋”,而《毛詩》作“說懌”和《阜詩》同。我們很難因為《阜詩》這些極少數不同于三家《詩》而同于《毛詩》的文字便認定《阜詩》屬于《毛詩》。因此,我們說漢簡《詩經》雖然和三家《詩》有極少數的文字相同,但它不會屬于三家《詩》中的任何一家。而可能是未被《漢書·藝文志》著錄而流傳于當時的另外一家。那么,主要產生于中原地區的《詩經》是怎樣從中原流傳到南楚地區的?秦火之后,漢代初年《詩經》的流傳情況怎樣?對這些問題進一步地探討對我們研究《詩經》及其他先秦儒家經典在漢代初年的流傳大有裨益。
秦統一天下,李斯倡言禁百家。秦火之后儒家的許多典籍被毀,《詩經》也難逃其劫。漢初廢秦挾書令,征天下未焚之籍。而《詩》由于其流傳廣、應用多,加之其自身簡潔、精練、押韻、重章疊句、便于口誦等特點,故遭秦火以后沒有受到損缺。班固云:“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1}漢代,《詩經》的教化功能,社交功能(包括賦《詩》言志的外交功能)、禮儀功能仍然存在,《詩經》對維護統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詩經》在漢代很受重視。《詩經》在漢代擁有大量的學習者,傳習規模之大是其他四經無法比擬的。《史記》記載,申公的學生“自遠方至受業者百余人”{2}。這不僅是《魯詩》一家。《漢書》記《齊詩》《韓詩》亦曰:“皆至大官,徒眾尤盛。”③可見《詩》在漢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僅在民間,而且在朝廷、學術界也具有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基礎。《詩經》在漢代擁有如此廣泛的基礎,說明《詩》學的豐富性和流派的眾多。在眾多的《詩經》學流派中,齊、魯、韓、毛四家《詩》無疑是影響最大的。隨著漢簡《詩經》及簡帛文獻所引《詩經》的出土,使我們對漢代的《詩經》傳播及其《詩》學體系不得不重新認識和做進一步的研究。
前人將漢代《詩經》學分為齊、魯、韓、毛四家,只是大體而言。除此而外,四家《詩》學之下又分為若干支派。《漢書·藝文志》曰:“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1}這是包括了《齊詩》中的后氏、孫氏兩家。不僅如此,《齊詩》亦有冀匡、師伏之學;《魯詩》中又可分出韋氏學、許氏學及張、唐、褚氏之學;《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等等。其實我們把《詩》分齊、魯、韓、毛,只是漢代《詩經》流派的犖犖大者,是當時影響顯著的《詩》學流派。其背后還應當有其他《詩》學流派,盡管這些流派沒有四家《詩》那樣顯赫,沒有那么大的影響,但這些《詩》學流派及它們所依據的《詩經》傳本仍然在各諸侯封國及民間流傳。阜陽漢簡《詩經》的出土就證明了這一點。阜陽漢簡《詩經》殘存簡片一百七十余條,拿《阜詩》的斷片殘簡與《毛詩》及齊、魯、韓三家《詩》比照,我們發現《阜詩》與四家《詩》有大量的異文存在。在這些異文中,有些異文我們找不到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可能是意義不同的異文。而對這些異文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到對整句詩、甚至對整首詩的理解,從而也影響到對詩意旨的不同理解。如《詩經·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之“殷其雷”,《阜詩》引作“印其離”。《毛傳》:“殷,雷聲也。”《鄭箋》云:“雷以喻號令于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發聲于山之陽。”{2}《阜詩》“印其離”,我們認為不同于《毛傳》和《鄭箋》。“印”是“殷”的借字。《說文》:“殷,痛也。”《爾雅·釋訓》:“殷殷,憂也。”離,如字,為別離之義。“印其離”,傷痛別離也。此詩開首送別于南山之陽,傷痛別離也。從而我們亦可斷定此詩為送別傷離之作。而沒有《毛傳》、《鄭箋》所說的“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于四方猶雷殷殷發聲于山之陽”及“勸為臣之義未得歸也”的政教色彩。《詩經·邶風·谷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阜詩》引作“不我有怒”。《毛詩》《鄭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③由此可見《毛詩》更強調夫婦之宜。而《阜詩》作“我”更強調抒情主人公自身的怨憤。《詩經·齊風·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鄭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4}《毛詩》“甘”《阜詩》作“敢”有“豈敢”“不敢”之義,是女主人公勸男子不要貪戀床笫。細玩詩意,“甘”“敢”不同。《詩經·秦風·小戎》:“文茵暢轂”《阜詩》作“文茵象轂”。《毛傳》“暢轂,長轂也。文茵,虎皮也。”《阜詩》“象轂”對“文茵”從詩義上來看更恰當。這些異文都不能按同音或音近假借來理解,而是意義的根本不同。所以我們說《阜詩》絕非《毛詩》或三家《詩》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流傳于漢初而未被《漢志》著錄的另一《詩》學系統。從而顯示了漢代《詩》學流派的豐富性和《詩經》傳播的多樣性。我們認為《詩經》在有漢一代的傳播,除了文獻記載的齊、魯、韓、毛四家之外,在民間還有不同于四家的《詩經》傳本傳流。其實這一論斷并不難理解,只要我們了解一下《詩經》在漢代的傳播方式,這一問題就自然解決了。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周南)
《漢廣》的奇特之處,乃在于一個沒有意思的字最終成為最有意思的詩的主角。詩中的“思”字,是虛詞,并無思啊想啊的意思。然而我們今天讀來,卻正是作為動詞的思在統率著全詩,且其思之深廣之綿長之浩渺之不可止息,千百世之下仍令人追思不已。
詩的首章便直接以其魔力般的音節沖擊人心。四個“不可~思”在錯落的節奏中蜿蜒而來,從而激蕩起人心中不可遏止的追思之情。然而從音節而來的詩的魔力又是最難言傳的,所謂的涵詠,便是令那些動人的音節在唇齒之間婉然繚繞、流轉,并在人心里引起一種無法自抑的微妙的震蕩。然而這樣來說《漢廣》,卻嫌過分。因為《漢廣》只是平實:所見是實景,所思是實情,因而音節也平實得可愛。“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從用字上講,樸實得甚至到了木訥之境地,然而合在一起,疊詠而下,但覺其泳也浩淼,其思也無窮。這真是藝術上的奇跡:這么簡單的字,這么平實地說出來,怎么這么容易就成就了這么了不起的詩篇了呢?古人的詩長于平實,卻又總是渾然天成,因為古人的心是平實而康健的。然而《漢廣》一詩的好處卻在這平實之外,因為詩人用樸實的音節所傳達的卻是浩蕩的思情。字詞的樸實與思情的激蕩本是矛盾,然而卻在詩里調和了,這乃是古人的本事。“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讀起來是多么爽朗康健啊。像后來的詩“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致也是綿長的,然而卻顯得柔弱。這柔弱不是弱在情致上,而首先是在音節上敗了,因為音節乃是我們直接的內心,是直接的the outside of an inside。動輒言愁煩,便會帶來一些過剩的想象遮蔽實感的人生,反而對眼前的實景實情視而不見。這乃是文人的壞毛病。
說是實景實情,卻并非說詩人所寫不攙雜想象。“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我不太相信詩人乃是見喬木而起興,非得要站在喬木之下,才開始詠嘆喬木。那么游女呢?詩人也許見著了,也許沒見著。《韓詩外傳》《列仙傳》皆引神話來解釋此詩,說詩中游女為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為神人。如果說游女為神人,想來見著的機會是不多的。然而既有此說,則激發出后世人無窮的想象。如曹植的《洛神賦》寫洛神:“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又說洛神“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總之呢,同樣的主題,到了賦這種文體里,想象力顯得太過剩余,并成為一種裝飾。裝飾的想象力在詩經里就被稱之為“”。你看,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哪有什么裝飾呢?仿佛想象力被修剪得只剩下本質的部分。既不覺得他說得多余,也不覺得他說得不夠,這恰到好處的分寸感,便是所謂的“溫柔敦厚”么?
然而漢有游女,卻未必是神女。后二章說,“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卻正是實在的感情。哎呀,嫁給我吧,我愿意給你洗衣,愿意給你煮飯,愿意給你劈柴,愿意給你喂馬。千百年后,我們不是還在這樣說嘛,因此游女乃是屬于人間的、煙火的,其平實與切近,即使是神女也需俯下身來。因此詩的每章前兩句,乃是實感,使得后來即將奔流的情感有了實在的依托。每章的后兩句,因有了這依托,也便成了實情。然而每讀至“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卻總覺得這幾句里含著莫測的天機。因為它們乃是自足的情感,不必借助游女的起興也仍能和江河同流。與此相比,《關雎》、《蒹葭》中如果沒有窈窕淑女與在水一方的伊人,那輾轉反側與溯洄從之的追尋則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命名為《漢廣》而不是《南有喬》,這乃是對天機的領會。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這是綿綿不盡的追尋之情;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這乃加重了追思的邃密與久遠。而幾個“不可”,乃是追尋而不能的悲情;幾個“不可”的重疊乃是對這種不可的否定,因為“不可”并未構成追尋的禁令。《漢廣》的妙處在于:這種求而不得而益求之的情感被它的音節鼓蕩得如此悠遠綿長與深邃。當這種情感在音節中獲得它的自足性時,它乃包孕了一種形而上的痛苦。它必須追尋,因為乃有一種形而上的追迫,而結局是“不可”,因為此乃人類形而上的命運。而這種形而上的追尋,必得借助詩才能說出,未說出之時,它只是人心中的塊壘,一旦說出,便有深沉的喜悅。孔子愛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時”,當他誦唱《漢廣》時,當是有難得的深沉的喜悅的。因此在這里,我們也恰如其分地看到虛詞“思”的好處:“思”之一字,以其平聲的發音在這種隨時可能走火入魔的情感面前保持了一種審慎與克制。在這首詩中,它將隨時轉成動詞參與到我們的人心的喜樂中。而追思卻是無窮盡的,因為此乃是我們最樸實的情感,所以我們愛“漢之廣矣,不可泳思”綿延不盡的詠嘆。
又:
那些植物有著古樸而美麗的名字,字形美,音韻也美――蒹葭(蘆葦)、(車前子)、諼草(忘憂草)、萇楚(獼猴桃),還有荇菜,蘩、、葑、菲、芄蘭……它們有著不同的形態、不同的功用,在不同的環境無憂無慮地承接著甘霖的恩賜,盡情恣意地生長著。《詩經》中,用來形容草木繁盛的樣子的詞,簡直可以信手拈來:蒼蒼、萋萋、采采、楚楚、與與、翼翼,蓁蓁……
那些植物自由自在地生長于野外,是上天給予人類的恩賜。智慧的先民們已經知曉植物各自的用途,有的可以食用,有的可以入藥。于是,在他們的生活中,采摘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動。他們采各種各樣的野菜、水草、藥草,當然,也會去采摘植物的果實。他們反復地詠嘆著“采啊采,采啊采”,不只是在表達勞動的喜悅、收獲的快樂,同時,也在表達著人類對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而有的篇目,看似在寫采摘活動,實則借物抒情,其中包含的情感是那樣豐沛充盈 ,簡直要噴涌而出。
以漫天遍地的植物為背景,生活的場景一幕幕拉開,其間,交織著多少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關雎》)――不只有水鳥“關關”的叫聲作映襯,那左挑右選采摘來的長長短短的荇菜,不也暗示了多情男子追求心上人的決心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蒹葭》)――秋意漸濃,水邊的蘆葦蒼茫一片,營造出凄清朦朧的意境。美麗的女子,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即。心中那濃濃的相思該向誰人訴說?“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夭》)――有盛開的桃花作襯托,幸福的新嫁娘愈發顯得嬌艷明麗,光彩照人,明快的色彩中洋溢著掩飾不住的幸福。
那個年代,刀耕火種,生活簡單,物質貧瘠。或許,唯其如此,才讓我們觸摸到生活最本真的質地。在先民的眼中,那些隨處生長的植物是有靈性的,雖質樸無華,卻可以寄寓他們的溫情浪漫。“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靜女》)――青年男女約會,美麗的姑娘贈給小伙子的定情物是紅管草,在小伙子看來,那草真是熠熠發光呀。纖纖小草傾訴著姑娘的深情厚誼,能不被他視若珍寶嗎?“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洧》)――還是青年男女約會,兩情相悅之時,小伙子贈給姑娘的只是一朵芍藥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她”送給“他”的是木瓜,“他”回贈“她”的卻是美玉。在“他”看來,愛情不是物質上的對等,而是情感的水融,表面上是一種回贈報答,其實不然,他所追求的是永恒的愛。
一株草,一朵花,一個瓜……那些定情的信物簡單質樸之極,然而,它們所表達的感情是那樣純粹、真摯、動人,一點也不比現代人在鉆戒、寶石輝映下的愛情有絲毫遜色。
那些古老的植物,扎根于《詩經》時代,歷經滄桑,綿延于今。青翠的生命在人類幾千年的吟唱中永不枯萎,即使今非昔比,在廣袤的大地上,漸漸讓位于鋼筋水泥的叢林,它們也會生長在人們的內心,長得蓬蓬勃勃、郁郁蔥蔥。
讀《詩經》,青春漸行漸遠的我懷揣了綠色的夢――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我愿像那些蓬蓬勃勃的植物,呼吸新鮮的空氣,沐浴甜美的陽光,自由地、無所顧忌地生長。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我要做一個采薇、采蘩、采卷耳的女子,攜一只筐走過水邊,走過原野,過簡單而快樂的生活。
假如時光可以倒流,假如我遇到那個一見鐘情的他,我要請求他――請為我采一株奇異的草吧,然后編一只戒指,套在我的指尖。
【賞讀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