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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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范文第1篇
廉價勞動力緊缺
自從2002年年底以來，有技術的制造業工人一直處于緊缺狀態，過去兩年中這部分工人以及其他大多數城市工人工資上漲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長速度。而另一方面，非技術工人的短缺在中國則是前所未有的。
自2004年年初以來，珠江三角洲報告缺少200萬來自農村的制造業勞動力，而這種短缺的跡象迅速蔓延至其他沿海省份，目前甚至波及到內陸城市。制鞋廠及紡織廠等低端的制造企業突然經歷了農民工供應枯竭的苦惱――而過去20年中，這種供應似乎是沒有窮盡的。
為了解決招聘困難的問題并留住工人，許多雇主都采取了增加工資或工資以外的福利、改善工作環境等辦法。盡管數據公布的頻率不高，使得我們無法對福利成本增加的水平和速度及時作出評估，但季度性調查數據表明，農村勞動力的現金工資2004年上半年較去年同期提高了14．3％，2003年上半年的增幅為3％2002年上半年則下降了2％。
什么導致了失衡
毫無疑問，繁榮的經濟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特別是制造業和建筑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尤甚。另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國打開了新的出口市場，為此，中國需要進一步利用其勞動力資源充足這一比較優勢。
但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的剩余勞動力還有多少?據某些人估計，農村地區仍有大約1億人的剩余勞動力，據傳聞，多數有勞動能力的已經進入了城市的，留在農村的只有婦女、老人和小孩。
導致勞動力供應形勢逆轉的有三個因素：
――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高峰已過。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導致總人口和勞動力的增長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均有所下降。
――中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特別是年輕一代，這導致傳統的、沒有技術的勞動力供應減少。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得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村居民占總人口的比例1980年為81％，1990年為74％，2003年為59％。
這意味著什么
農村消費勢頭看漲。農民收入增加肯定會令中國政府滿心欣喜，因為這是今年的一項明確的政策目標。農民收入增加可能刺激農村消費的增長，多年來農村消費一直落后于城市消費。
屈貨膨張壓力將更為持久。收入的增加和糧食價格的上漲一樣，對宏觀經濟政策管理而言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中國今后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會變得更大，持續時間也會更長。
中國將輸出屈貨膨張尸因為全球多種制造品的邊際價格是由中國確定的，中國勞動力的工資以及通貨膨脹預期有著深遠的影響。除了其他投入價格(例如：電力和商品價格)上漲之外，工資的上漲可能會加劇中國出口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另外，中國央行遲遲不肯抑制通貨膨脹可能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預期上升。
勞動力范文第2篇
一、結構性失業的成因
結構性失業產生的理論原因,在于勞動者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間的流動障礙。首先假定存在一個由A、B兩市場組成的經濟體系,兩個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恒定,且初始狀態都是充分就業,均衡工資是W0,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A、B兩市場勞動力供求處于一個穩定的均衡狀態,用圖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曲線,DI指I市場的勞動力需求曲線,I=A、B)。
經濟的發展帶動經濟結構發生變動,導致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從而不同市場的勞動力供求穩定狀態受到了外界各種因素的沖擊,A、B兩市場的勞動力需求勢必也會發生改變。改變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縮,三是兩個市場勞動力需求異動[1]。在勞動力供給恒定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減少導致的都是極端結果,或者是整體工資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業的存在(也許會在政府強制力作用下導致整體工資水平下降),因此,這兩種情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是很少見的。在一個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轉型期,經常是勞動力需求的擴張和收縮在不同情況下共存。因此,根據我國國情,重點分析第三種情況。
假定A市場勞動力需求擴張,DA曲線移至DA’,工資由W0上升到WA,A市場的就業量保持不變;B市場勞動力需求收縮,DB曲線移至DB’,理論上工資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資率是缺乏彈性的,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資繼續保持W0水平,這種情況下將會產生(S0-S1)人失業。
如果兩個市場的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則B市場中將會有一部分富余人員流向A市場,使得A市場的勞動力供給增加,供給曲線向右移動至SA’。不考慮勞動力的流動成本,這種流動將會緩解B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過剩和A市場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使得兩市場勞動力供求重新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均衡工資水平為W1。如果兩個市場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則結果是:(1)A市場將會因勞動力短缺而使工資率遠高于均衡水平;(2)B市場由于勞動力需求降低和工資剛性的作用導致勞動者失業。事先假定勞動力供給是恒定的,因此這種失業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將上述A、B兩市場擴展到多個市場,分析過程類似。
從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結論:勞動力在不同市場間的流動障礙是結構性失業產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現為不同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的差異,結構性失業越嚴重,工資水平差異越大。
二、勞動力供給結構偏差分析
在圖1的模型中,A、B兩市場也可看成是一個經濟運行體中的兩個不同的區域、產業部門或行業等,以同樣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結論。同時,探求結構性失業產生的現實原因,在于不同地區、產業部門或行業間勞動力流動的障礙。造成勞動力不能迅速從一個部門向另一部門轉移的因素有:(1)求職者所擁有的技能與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職者與工作空缺地點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國家在行業之間設定了進出壁壘;(4)不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不能有效傳遞勞動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種情況在我國都曾經存在或者依然存在著。如農民工、下崗職工的低技能素質難以滿足新興產業發展的要求,交通運輸的落后和信息機制的不健全使得勞動力流動存在極大的盲目性,戶籍制度形成了城鄉行業間的進出壁壘。但是我國現階段,隨著市場化改革、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信息網絡建設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地理位置、行業進出障礙及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將會逐步削弱,技能素質與市場需求不匹配,成為了當前勞動者難以在不同勞動力市場中轉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質的極大差異性導致了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典型的是雙元結構勞動力市場。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多林格爾和邁克爾•皮奧雷提出了雙元結構勞動力市場模型,即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一級市場中的勞動者供給由高技能和高素質的勞動者構成,該市場中工資高、工作條件優越、工作穩定、員工有接受培訓和晉升的機會。二級市場中的勞動者由大量的非熟練工人、低技能、低素質的勞動者構成,該市場中勞動力供給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飽和的,工資較低,幾乎沒有培訓和晉升的機會。若一級市場存在職位空缺,二級市場上存在勞動力供給過剩,由于勞動者自身素質的限制,兩市場不能進行相互補充,勞動力的供給在不同市場間出現了結構性的錯位。大量的被二級市場排擠下來的勞動者面對一級市場中的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興嘆”!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表明,工資最高的行業都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俗稱IT業。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的到來,IT業成為了人才就業的熱門行業。再看IT業的工資水平、工作條件、晉升和培訓機會,無一不表明IT業屬于典型的一級勞動力市場,對應于圖1中的A市場,是勞動力需求擴張型行業。根據世界工程師大會報告,中國軟件人才缺口較大。美國占全球軟件產業份額39.8%,日本占10.6%,中國占3.55%。美國擁有軟件人才240萬,日本140萬,而我國通過科研院所培養的人才僅30萬,尚缺25萬[3]。連續多年屬于工資最低的行業——農、林、牧、漁業,依據工資、工作環境以及員工素質來考察,其屬于典型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對應于圖1中的B市場,是勞動力需求收縮產業。從農、林、牧、漁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大部分都是重體力、輕腦力的藍領工人,無法滿足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行業對員工技能素質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為了當前勞動力供給結構性偏差的具體體現。據統計,中、高級技工的比例遠低于我國產業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同時,技能人才的匱乏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轉換。農業是典型的勞動力需求收縮產業,其勞動者基本上無須具備專業技能,在產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時,勞動力比重卻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這部分剩余勞動力技能水平低下,無法順利的向第
二、三產業轉移。
勞動者技能水平的差異決定著勞動者從事的勞動力市場的層次,甚至會影響勞動者受雇傭的產業部門。低技能的勞動者一般從事于二級市場,如臨時工、季節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資低、待遇差、晉升機會少、易于進入、經常面臨失業危險。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勞動者進入正規部門的可能性很小,在較低的工資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環境中,勞動者對自己未來的預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導致了較低的人力資本投資。也就是說,在二級市場上,某些勞動者從事著工資較低的工作,預期人力資本投資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從而減少投資,形成較低的人力資本積累。
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如圖2。這種“怪圈”導致大量過剩的低技能勞動者失業和需要高素質員工的崗位空缺并存,結構性失業進一步加劇,甚至會進一步拉大不同行業部門間的工資水平,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三、我國結構性失業問題日趨凸顯
判定一個經濟體系中是否出現了結構性失業,以及結構性失業程度,可以有多種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區,若一個地區的職位空缺集中,另一個地區失業集中則為結構性失業。第二,看失業持續時間的統計情況,經歷長時間失業人數的比例上升意味著結構性失業越來越嚴重[4]。第三,根據第一部分的分析,通過工資率水平差異來判定結構性失業,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越大,結構性失業越嚴重。
首先,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城市,崗位供給率相對較高,經濟的發展促使這些城市形成了對高技能素質人才的需求。但是勞動力過剩的市場又無法形成供給,導致了區域間結構性失業嚴重。其次,結構性失業一般表現為失業時間較長,也可以根據失業時間來判定結構性失業程度。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在一些發達城市,長期失業者所占比例較高。這表明結構性失業在我國已十分突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職工平均工資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也在增大,行業工資差距擴大的速度遠遠大于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的速度。另外,細看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所處的具體行業,最低工資所處行業無一例外都是農、林、牧、漁業,最高工資所處行業都是一些高專業化、高技術性行業。有資料表明,在發達國家,這些行業就業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國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就業人數,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從而可以推斷,這些行業就業量小可能是由于勞動力供給短缺造成的。
眾所周知,農、林、牧、漁業在中國是典型的勞動力供給過剩產業,從業人員的技能素質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專業化、高技術性行業恰恰是一些勞動力需求擴張性產業,迫切需要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技能型工人。不同產業間勞動力供求錯位,大量低素質的非技術工人被拋入結構性失業大軍中,同時也拉大了行業間收入差距。
從以上三種判定角度得出,我國存在較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且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占主導地位,對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結構性失業將日益凸顯和加劇。
四、解決勞動力供給結構性偏差的對策建議
勞動力供給不對稱,與需求相錯位,形成了勞動者在區域間、行業間流動的障礙是結構性失業產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供給”,實現勞動力供給和就業崗位需求相對接,是解決結構性失業中勞動力供給偏差的關鍵點。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資本積累
技能素質低下成為制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間流動的最大障礙,教育是提升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主要途徑。關注教育,首先應增加教育投入,延長勞動者受教育時間,增長人力資本積累,從整體上提升勞動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這對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著雙重意義,一是直接減少了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人口數量;二是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緩解因經濟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結構性失業的壓力[5]。其次,學校教育應與市場之間保持必要的聯系。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應考慮到市場的需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使學生畢業后學有所用,用有所長。
(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完善培訓體系建設
職業技能培訓也是提升勞動者素質,增強勞動者可就業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強職業技能培訓,首先應實行分類指導,針對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培訓目的開展培訓工作。從目前社會職業競爭壓力來看,職業培訓一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針對一些欠發達地區,或低技能素質人員如農民工、下崗職工等,主要解決他們的就業上崗資格問題,稱為“生計型”培訓;第二類是幫助已就業人員解決知識更新,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稱為“發展型”培訓;第三類是針對高級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資本積累,稱為“資本型”培訓。隨著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三類培訓都應該得到長足的發展。面對我國龐大的低技能素質勞動力大軍,“生計型”培訓顯得尤為重要。其次,應加強職業培訓的立法工作。目前職業培訓市場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訓機構、非法資格認證等情況,關鍵在于培訓的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違法成本和巨大的潛在利潤。因此,要完善我國的職業培訓工作,需要一部統一且權威的中央政府立法,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培訓體系的健康發展。
(三)鼓勵非正規就業,搭建就業轉移平臺
雙元結構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將就業劃分為兩個方面: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對應于二級市場,是吸收低技能勞動力、經濟結構轉型中產生的結構性失業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現實中,非正規就業總是和低報酬、低保障聯系在一起。非正規就業和正規就業在工資報酬、勞動條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異。這一方面減少了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接受培訓的機會,另一方面降低了他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預期。因此,政府應積極認識到非正規就業的重要性,通過立法縮小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會對非正規就業者的歧視,為勞動者從無技能到有技能、從低素質向高素質的轉變提供一個平臺,使非正規就業成為人們提高自己人力資本積累,向正規就業轉移的一個“橋梁”。
(四)完善信息網絡建設,加強區域間流動
不同行業間或區域間的流動障礙還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盡管這些因素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會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響來看,仍不容忽視。因此,完善信息網絡建設,加強區域間流動仍是一個關注點。
信息網絡建設一方面基于電子信息的發展,以縣域為單位建立勞動者信息資源庫,從整體上把握勞動力的流動和供求情況。可借鑒的是江西省德安縣的做法,該縣建立了勞動力資源信息庫,同時每個鄉鎮建立了企業用工需求信息庫和培訓機構管理信息庫,實現了勞動力供給、需求和培訓的全接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職業介紹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職業介紹體系,充分發揮他們在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中的信息傳遞作用。加強勞動力在不同區域間的流動,首先應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區域間流動障礙,如導致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證的前提下,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尤其是不發達城市、邊遠地區的交通業,為勞動者的流動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時,為了鼓勵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和流動,政府還應在政策和財政上給予鼓勵和支持。
勞動力范文第3篇
最近我在朋友的鼓動下，安裝了一個手機應用軟件，可以像預約出租車一樣，預約上門的家政服務。結果，周一開始預約卻發現，直到周末的服務全都約滿了。之前幾天，在一次官方和學界共同參與的人口論壇上，政府部門聲稱在過去一段時間嚴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外來人口數量下降。其中，一段時間以來，政府通過更苛刻的上學控制，已經減少了2萬左右外來人口的孩子上學。
經常看到一些報道，稱中國農村現在的人口結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老齡化和女性化。城市出現招工難，農村出現空心村，這兩個現象同時出現，真的說明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嗎？而統計局的數據又告訴我們，2014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勞動力都去哪兒了？ 勞動力去哪里了？
對一個城市化率剛剛過半的國家，未來還有大量的勞動力需要從農村轉向城市。那么，又如何去解釋中國的農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當地出現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為嚴重的老齡化。
中國的勞動力流動過程當中，舉家遷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個家庭要決定把哪一個成員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舉家遷移的情況下，當然是年輕男性進城打工。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中國仍然有5000萬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萬的留守女性。
與此同時，由于城市對于外來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視，201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100萬。中國正在出現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家庭分居現象。而當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在為這種狀況進一步“做貢獻”。
那么，當前農村事實上已經出現的老齡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已經枯竭，農村將不再是城市勞動力供給的蓄水池了呢？不是這樣的。在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過半的同時，經濟發展也步入后工業化階段，服務業的產值剛剛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的發展對勞動力的體力要求低于制造業，年齡偏大的勞動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從事服務業的就業空間。在發達國家，60多歲的人在餐館做服務員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務員的現象比比皆是。 農村人口結構如何調整？
未來中國的嚴峻挑戰是城市部門是否能夠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且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就業崗位，特別是服務業崗位，從而吸納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斷提高，直至80%以上的水平。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勞動力總量的枯竭，而是未來城市是否具有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
如果城市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不斷上升，帶來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就必然會在農村出現人口減少。而在當下，一種表現就是空心村的出現。空心村的出現完全是一種不必要擔心的情況，這甚至是一件好事。政府應去關心那些仍然留守的人，保障他們的生活質量，而不是采取政策去阻礙空心村的出現。
那么，農業生產又怎么辦呢？很多人擔心，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農業生產會受到威脅，并且列舉出農村現在就出現大量田地荒蕪的情況。
農業產出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相應的土地面積，而不是人口數量。這一點只要看看過去中國的糧食產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進程在推進，另一方面糧食產量不斷增長。隨著農村人口的減少，已經出現機器替代勞動的現象，而這恰恰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過程。
與此同時，隨著農業人口的減少，大規模的農場將逐漸出現。要知道，當前中國的人均土地面積只有美國的四百分之一、歐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積小，意味著農業從業人員的收入難以提高。而為了讓農業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對農產品的價格采取保護措施。如果未來農場面積可以不斷擴大，那么，農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規模農場生產的農產品價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給農業的補貼則相應減少，這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在這個過程當中，農村人口的結構是一個“內生”變量。當前，恰恰因為經營農業的收入低，所以現在農村的人口結構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來，隨著農場規模的擴大，農業生產對于年齡和技術要求將不斷提高，這會使得年輕的男性勞動力，甚至接受過較好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回流到農業當中去，以適應農業對于體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們不能靜態地來看待當前農村的人口結構，要知道這樣的人口結構是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和戶籍等制度共同決定的結果。當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當戶籍和公共服務歧視這些問題逐漸減弱，很多今天在農村出現的現象，包括人口結構，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 城市化受阻而不是過度？
人們往往把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問題誤以為是城市化的錯。簡單來說，如果在發達國家城市化歷史上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那么，并不需要過多擔心。而在發達國家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問題，才是值得擔心的，而這往往是中國當下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錯，比如農村的老齡化、女性化和留守兒童問題。
如果中國真的到了勞動力枯竭的階段，那么，我們應該看到農村大規模的農場普遍出現了，甚至應該看到，一些年輕男性和受過較好教育的勞動力回流到農村，應該看到農民已經富有了，城鄉差距也由此不斷縮小，國家也不需要對農產品價格進行全面的保護了。同時，未來在城市里的服務業，將不斷出現年齡較大和女性勞動力，補充其勞動供給。
不管當前中國正在出現什么狀況，這里所說的二元經濟邁向現代化的過程是經濟的普遍發展規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會是人類發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減少外來人口的子女教育機會當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政績，倒反而會讓這些城市成為全人類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違反經濟規律來辦事，只會讓自己受損。當前，在特大城市招農民工比招大學生還難。一方面上級領導要求減少外來人口，另一方面基層官員陪著企業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外來移民還在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放慢了，而基層上報的外來人口卻在下降。到底哪個數據出了問題，放眼一看全國情況就知道了，其他地方人口在逐漸流出，難道他們是人間蒸發了嗎？
勞動力范文第4篇
一、突出工作重點，推動勞動力有序轉移
堅持從拓寬出路、凝聚合力、完善體系和基礎聯動四方面入手，夯實勞動力轉移工作基礎。
1、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拓寬轉移出路。堅持一手抓招商引資，一手抓全民創業。自以來，全縣共引進客商投資項目900多個，其中億元或千萬美元以上項目30多個，培育壯大了鞋革、食品、建材等主導產業，僅工業園區就新增就業崗位近3萬個，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提供了廣闊空間。
2、同等重視招工與招商，凝聚轉移合力。堅持把勞動力就近轉移作為解決企業用工不足以及促進農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出臺了《縣科技工業園區企業用工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啟動了園區企業用工服務試點工作；今年又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完善工業園區企業用工服務管理辦法》。在部署開放型經濟工作時，要求縣直各單位把服務勞動力就地轉移作為工作重點，并下達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園區轉移的指導性目標，形成各部門相互銜接、縣鄉村上下聯動抓用工服務的共識共為。春節期間的一星期，該縣就為園區企業招聘員工6236人。
3、加快建設勞動保障平臺，完善服務體系。一是高標準興建了縣級勞動力市場。總投資達1500萬元的縣勞動力市場投入使用，全縣職介機構全部進入市場開展業務。二是建立并完善了鄉級服務平臺。全縣所有鄉鎮（街道）勞動保障事務所一次性建制到位；工業園區勞動保障事務所掛牌成立，并與縣、鄉勞動保障工作機構實行聯網辦公，資源共享。三是勞動保障服務延伸到村。今年6月份，采取公開組織選聘、實行工資補貼的辦法，在居委會、村委會分別選配了勞動保障工作專管員和協管員。今年以來，各勞動保障服務機構累計提供就業服務2.6萬人次，幫助1.1萬人實現轉移就業。
4、完善“三個臺帳兩個合約”，夯實對接基礎。按照富余勞動力轉移與企業用工互補共贏的思路，重點開展了“三個臺帳”建立和“兩個合約”推廣工作。一是勞動力資源臺帳。根據客商由“要優惠政策”向“要用工保障”轉變的情況，進行了第一次全縣勞動力資源調查，調查結果有效促成了裕盛的落戶；進行了第二次普查；目前基于網絡數據庫管理的第三次普查也全部完成。二是園區企業用工需求臺帳。主動應對農村勞動力由“輸出為主”向“就地轉移”的轉變，對工業園區企業實行了每季度一次用工信息的制度。在此基礎上由縣勞動保障部門牽頭，整合全縣企業用工信息，建立了目前每月一更新的用工需求臺帳。三是培訓機構臺帳。全面建立了職業培訓機構的管理臺帳和學員基礎臺帳。出臺了“三個臺帳”管理辦法，并實行聯網管理，做到“一點登陸、資源共享”。四是引導企業與農村富余勞動力簽訂轉移就業協議。/！/企業對照勞動力資源臺帳“按圖索驥”，勞動力則按照企業需求臺帳“對號入座”，簽訂轉移協議，形成有效對接。為滿足重點企業的用工需求，專門成立了“縣勞務派遣服務中心”，采取“由中心先期儲備培訓勞動力，再根據企業需求，及時向企業派遣”的運作模式，實現招工和就業的對接。以來，該中心已為裕盛輸送員工1萬余人，基本滿足了企業的發展需要。五是引導企業與職業培訓機構簽訂定向委托培訓協議，提高員工職業技能水平。
二、強化培訓引導，提升需求對接水平
堅持把培訓引導作為促進勞動力轉移的關鍵來抓，整合培訓資源，擴大職業技能培訓覆蓋面。
1、改革培訓體制。一是打破部門界限。選擇縣職業技術學校作為示范窗口，推進教育部門理論教學與勞動保障部門職業技能培訓的“強強聯合”。學校提供師資和場地，側重理論培訓；培訓機構籌集實訓器械，側重實訓操作。二是打破不同培訓項目之間的界限。把“陽光工程”、“雨露工程”和“金藍領工程”有機結合起來，區別不同主體、共同服務企業員工的培訓，優先滿足重點企業的需求。三是打破不同所有制之間的界限。引導民間資本、企業資本參與開發培訓市場。今年以來，該縣四所民辦學校已完成勞動力轉移培訓1228人，其中為園區企業培訓輸送980人。
2、創新培訓機制。一是建立校企合作機制。職業培訓機構把實訓課堂開設到企業車間機臺，模擬操作；企業則把新員工的公共培訓交給培訓機構，實行優勢互補。二是建立政企互動機制。由政府部門牽頭，選擇技術力量雄厚、設備先進但又存在用工缺口的企業，共建培訓基地，開展聯合培訓。承擔培訓任務的企業除能享受培訓補貼外，還有錄用受訓人員的優先權。如順譽服裝有限公司就通過此種模式，在招收到了急需的300余名職工。
3、激活培訓模式。一是積極引導定向訂單式培訓。依托企業用工需求臺帳和培訓機構臺帳，引導企業與培訓機構簽訂定向培訓協議。今年以來，培訓機構與園區16家企業簽訂了5750人的培訓協議，目前已培訓員工5405人。二是鼓勵開展企業自主式培訓。如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堅持每周開展一次技能考核培訓，在競爭中增強職工自主學技術、增本領的動力。三是認真抓好勞務儲備式培訓。引導培訓機構對接園區企業的用工需求，強化制鞋、縫紉、紡織等專業的培訓，并在田心、塔下和南港等鄉鎮建立培訓基地，培養和儲備一批實用技能人才。以來，已組織轉移培訓6680人次。
三、優化就業環境，實現勞動力穩定就業
堅持把留住員工作為鞏固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關鍵來抓，合力優化就業環境，推動勞動力就近就業。
1、暢通返鄉就業渠道，鼓勵在外人員就近轉移。縣委、縣政府堅持每年寄送《致在外務工人員的 一封信》，傳遞家鄉發展的信息；組織勞動保障部門前往廣東、江浙等地走訪在外務工人員，動員返鄉就業，并給予差旅費補貼；利用春節期間在外務工人員回鄉較為集中的時機，組織開展走訪、慰問、座談等活動，同時聯合用工企(來源：文秘站 ）業召開專場招聘會，吸引各類人員就近就業。目前，該縣在外務工人員由高峰時期的5萬余人下降到目前的3.1萬人。
勞動力范文第5篇
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