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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切實加強農村食品藥品的"安全網"建設,努力營造安全消費、放心消費的市場環境,經研究,現就加快農村食品藥品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如下意見:
一、農村食品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食品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事關社會穩定大局。鑒于農村食品安全保障體系相對薄弱的實際,我市各鎮鄉、街道和有關職能部門、食品生產經營企業要以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精神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工作,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健全組織領導體系。要緊密圍繞農村食品安全"三網"建設要務,進一步健全鎮鄉(街道)食品安全領導小組,切實做到對區域內食品安全負總責。要選擇政治素質好、責任心強的鎮鄉(街道)干部聘任為鎮鄉(街道)食品安全協管員,要在各村、社區選擇關心集體、熱心公益事業的干部聘任為村級食品安全信息員,要切實做好"兩員"業務培訓工作,實行年終考核評定淘汰制。建立鎮鄉(街道)、村兩級食品安全組織網絡和群眾監督體系,進一步完善鎮鄉(街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站,確保人員、資金、場所到位和制度上墻,完善工作臺帳,建立健全鎮鄉(街道)食品安全工作責任制度;切實推進社會監督,采取媒體曝光、征詢消費者意見、公布舉報電話、設置舉報信箱和在食品經營場所醒目位置懸掛《食品監督明示公約》等方式,暢通舉報渠道,落實舉報獎勵制度,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監督。
(二)加強食品安全責任網建設。要健全"地方政府負總責、監管部門各負其責、企業作為第一責任人"的責任體系,把食品安全納入目標責任管理,每年都要自上而下逐級簽訂食品安全工作目標責任書。各職能部門分別與各自的監管及服務對象簽訂責任書,鄉村基層組織與區域內的食品生產、經濟單位和餐飲戶簽訂責任書。市農業局、外經貿局、衛生局、工商局、質監局、食品藥品監管局等應當按照各自分工,實行"誰檢查、誰負責,誰監管、誰負責"的監管責任制,加強溝通,密切配合,共同推進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同時,健全"平時檢查、半年督查、年末考核"的督查考核體系,對照責任目標,進行量化打分,嚴格兌現獎罰。
(三)深入開展宣傳教育和培訓。各鎮鄉、街道和有關部門以及食品行業協會要采取宣傳欄、宣傳標語、廣播、電視和組織食品安全專業人員下鄉服務等形式;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實施條例的有關內容,傳授農業投入品安全使用技術,做到合理施肥、科學用藥,禁止使用高毒性、高殘留農藥,增強農民的食品安全責任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
(四)加強農產品市場質量監測監控。全面推行農產品市場準入制度,在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和連鎖超市建立鮮活農產品質量監測監控點,進一步提高與公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糧、肉、油、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產品等重點品種的食品安全水平。
(五)提升食品安全檢測水平。要整合現有食品檢驗檢測資源,建立協調統一、運行高效的食品安全檢驗檢測體系,積極推行跨系統跨行業的食品安全檢測結果互認,構建食品安全檢測信息服務平臺,實現檢測資源、信息的共享和檢測計劃的統一,以滿足食品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監管的需要。
(六)加強食品安全認證認可。積極推行"從農田到餐桌"全過程統一的食品認證體系,完善認證制度。建立農產品產地認定和產品認證制度,積極開展有機食品、綠色食品等認證工作,加大推進無公害農產品認證和飼料產品質量認證力度。開展農業投入品生產企業、農產品加工企業、農業生產過程的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七)強化食品生產經營者的社會責任。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標準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對社會和公眾負責,保證食品安全接受社會監督,承擔社會責任。食品生產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應當建立食品出廠檢驗記錄制度,查驗出廠食品的檢驗合格證和安全狀況,并如實記錄食品的名稱、規格、數量、生產日期、生產批號、檢驗合格證號、購貨者名稱及聯系方式、銷售日期等內容。
(八)加強食品從業人員的健康檢查。建立健全食品從業人員健康檢查制度和健康檔案制度。從事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員患有痢疾、傷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傳染病,以及患有活動性肺結核、化膿性或者滲出性皮膚病等有礙食品安全的疾病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應當將其調整到其他不影響食品安全的工作崗位。
(九)加強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包裝材料的標簽標識管理。標簽應當標明名稱、規格、凈含量、生產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產者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保質期、產品標準代號、貯存條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在國家標準中的通用名稱、生產許可證編號,以及法律、法規或者食品安全標準規定必須標明的其他事項。
(十)加強和改進食品企業日常監管措施。做好食品生產小企業、小作坊的規范和整頓,堅決取締和規范無證照攤畈和地下食品加工窩點,嚴厲打擊生產假冒偽劣食品的違法行為,嚴把食品安全關。引導和監督食品經營者建立和落實進貨檢查驗收、索證索票、購銷臺賬、協議準入、質量承諾、不合格食品退市以及市場開辦者質量管理責任等自律制度。
(十一)完善食品安全誠信體系。要在種養殖、生產企業、流通領域和餐飲消費環節開展食品安全誠信體系建設工作,建立食品安全誠信數據庫和食品安全監管信息,及時公布食品生產經營企業監管信息和誠信檔案,推進食品安全誠信分類監管。加強食品企業質量安全保證體系建設,建立食品召回和食品企業紅黑榜制度,充分發揮食品行業協會的作用,促進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提高自律意識。全面推行食品衛生監督量化分級管理,強化食品監督管理。
(十二)開展農村食品市場專項整治。要建立農村紅白事聚餐申報管理制度,凡是50人以上的家庭聚餐必須提前3天向所在村委會申報,并填寫《農村紅白事聚餐備案登記表》,再由村委會報鎮鄉(街道)衛生監督中隊審核批準,并派衛生監督員現場監督指導,做好食品衛生管理,要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工作,把印制漫畫形式的農村家庭聚餐食品衛生操作流程圖,發放到群眾手中,以通俗易懂、直觀明了的形式指導做好農村家庭聚餐食品衛生工作。
(十三)開展畜禽屠宰加工行業專項整治。要完善屠宰管理和執法體系,嚴厲打擊私屠濫宰等不法行為,實施屠宰企業分級管理,推行肉品品質強制檢驗,落實生豬宰前瘦肉精檢測制度,建立病害肉無害化處理保障機制,促進"放心肉"工程實施。
(十四)繼續推進"千鎮連鎖超市、萬村放心店"建設的擴面、提質、增效。提高農村食品放心店的統一配送率。抓好學校食堂、校內食品店、飲用水、學校周邊食品攤點的監管。加大對建筑工地、農家樂旅游點、小餐館和旅游景區餐飲攤點的監督檢查力度,建立餐飲業和集體食堂原料進貨溯源、集中定點采購等制度,鞏固省級食品安全示范市創建成果。
(十五)鞏固提升食品信息監測網絡建設。充分利用現有信息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食品安全信息共享系統,形成一個高效、快速、通暢的食品安全監督信息多向、多部門收集和傳輸,以及服務于食品安全監測分析、信息通報、事件預警、應急處理和食品安全科研及社會公眾服務的網絡體系。
(十六)健全食品安全應急體系。完善市以及鎮鄉、街道應急管理體系和各部門協作的快速反應聯動,完善重大事故和突發事件報告機制。發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單位對導致或者可能導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設備等,應當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并自事故發生之時起1小時內向所在地鎮鄉政府、街道辦事處報告,鎮鄉政府、街道辦事處在知悉食品安全事故后1小時內向市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作出初次報告,并根據事故處理進程或者上級的要求隨時作出階段報告。市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接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報告后,應當在2小時內向上級政府和上級有關部門報告。要加強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指揮系統的基礎設施建設,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應急救援基地和物資庫。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調查處理標準操作規范和技術方案。建立食品生產加工、流通環節突發事件應急快速反應處理系統。
二、農村藥品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要牢固樹立科學監管理念,深入整頓和規范藥品市場秩序,強化農村藥品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把農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用藥安全問題解決好、維護好、保障好。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強化監管責任,建立網絡運行保障機制。進一步落實和完善以地方政府負總責、食品藥品監管部門為主、農村藥品協管員和信息員等社會監督力量為輔的農村藥品安全保障責任體系。將農村藥品安全列入工作目標責任考核,確保農村藥品安全監管責任層層落實到位。繼續保證對農村藥品"兩網一規范"建設經費和農村藥品協管員、信息員的培訓、考核經費投入。
(二)強化監管網絡建設,保證監管網絡運行質量。進一步完善鎮鄉、街道建立藥品安全監管站,明確工作人員和工作職責,保障工作經費。藥品安全監管站要協助市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做好轄區內藥品安全監管工作,積極參與有關監管部門融合農村公共安全協管人員隊伍,進一步推進"多員合一"工作,落實藥品安全協管員責任,實行統一培訓、統一管理、統一考核,提高藥品協管人員藥品安全意識和開展社會監督的能力。探索建立農村藥品安全"區域監管責任制",建立分區負責、分片包干制度,細化分解監管目標任務,明確考核標準與方法,落實監管責任人。主動加強與藥品協管人員聯系,保持正常溝通,加強業務指導,保證藥品監管網絡的運行質量。
(三)監督藥品生產企業按照《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的要求組織生產。生產藥品所需的原料、輔料,必須符合藥用要求,不符合質量要求的產品不得出廠。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按照規定對藥品生產企業是否符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的要求進行認證,對認證合格的,發給認證證書。
(四)強化進貨渠道監管,保證藥品供應規范方便。加強對農村藥品經營企業和醫療機構渠道的監管,保證藥品購進渠道"合法、清晰、穩定",加強藥品質量的源頭管理。鼓勵具有一定配送能力的藥品批發企業直接參與配送和鄉鎮衛生院以"代購分發"形式向村級醫療機構配送藥品,減少藥品流通環節、規范藥品供應渠道、解決山區藥品"配送難"。鼓勵藥品連鎖企業向農村延伸藥品零售網點,支持企業在"雙無村"(無醫療機構、無零售藥店)設立零售藥店或乙類非處方藥藥柜,開展各種符合實際、形式合法、操作規范的藥學服務,解決山區群眾"購藥難",提高藥品供應覆蓋率。
(五)規范藥品銷售方式,健全藥品保管制度。藥品經營企業購銷藥品,必須有真實完整的購銷記錄;銷售藥品必須準確無誤,并正確說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項;調配處方必須經過核對,對處方所列藥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對有配伍禁忌或者超劑量的處方,應當拒絕調配;必要時,經處方醫師更正或者重新簽字,方可調配。藥品經營企業必須不折不扣執行藥品保管制度,采取必要的冷藏、防凍、防潮、防蟲、防鼠等措施,保證藥品質量。
(六)規范醫療機構藥房(庫)管理。對村級衛生所藥房改造實行"四個統一",即統一領導機構,由藥監、衛生部門聯合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對藥房改造全過程進行幫促指導與監督。統一規范標準,嚴格參照GSP標準和誠信藥房考評標準實施藥房改造,制定規范的管理制度。統一檢查評比,由衛生部門牽頭,組織人員進行評估驗收。統一人員培訓,加強對村衛生所負責人的法律法規和業務培訓,增強他們的法律意識和質量意識。
(七)強化日常監督檢查,保證藥品使用安全有效。要結合"小藥店"藥品質量安全整治與規范工作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加大對"小診所"藥品質量整治與規范力度,保證藥品存儲設施等達到基本要求。加強對醫療機構從藥人員培訓,保證使用藥品質量,提高合理用藥、安全用藥水平。要進一步完善藥品市場"一連三線五制度"的長效監管模式。"一連"就是鼓勵發展藥品零售連鎖經營,采用寬嚴相濟、靠前服務、依法行政等措施,積極發展藥品零售連鎖經營;"三線"就是藥品貯存溫濕度、零售企業藥師在崗、藥品經營品種流向三種監管難點問題實施網上在線監控;"五制"就是推行"監管建議書"、"涉藥單位約談"、"日常監管情況通報"、"藥品銷售人員登記"和"藥品質量監督檢查明示"等五項創新制度。達到有效監管、依法監管、和諧監管、全程監管。
(八)實行醫療器械監管"四定一報"制度。"四定"指定人、定區域、定檢點、定檢查頻次;"一報"指質量可疑產品、不良事件、突發事故報告制度。要實行醫療器械定人管理。藥監部門要確定懂業務、責任心強的專兼職人員作為醫療器械監管人員,監管人員要相對固定,有明確的分工并經常參加各類業務學習。要實行醫療器械企業單位定區域管理,藥監部門對轄區內所有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使用單位進行全面清理,合理劃分監管片區,明確各片區監管責任人,確保轄區內所有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使用單位都有監管人員負責。監管責任人與責任片區內的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使用單位逐家簽訂監管責任書,明確雙方責任義務。要確定需重點檢查的醫療器械企業、單位。藥監部門每年年初下文確定區域內年度重點監管的醫療器械企業、醫療機構,監管檢點為:上一年度被評為警示、失信的企業;國家、省重點監管企業;上一年度出現安全事故和隱患較多的企業和單位;生產、經營無菌器械、植入器械等高風險醫療器械企業。年底結合日常監督檢查結果,對轄區內的醫療器械生產、經營、使用單位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對重點監管醫療器械企業單位進行增減。
(九)加強信息化建設。把信息化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設經費列入年度財政預算,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實施藥品監管信息化工程,促進藥監系統網絡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提升監管效能和水平。完善和優化已開發使用的藥品生產監管、批發企業監管、特殊藥品監管、醫療器械生產企業日常監管、藥品稽查等信息系統,啟動藥品GMP認證管理信息系統、醫療器械不良事件網上直報系統、保健食品生產企業監管等系統建設。建立假劣藥械信息、抽樣檢驗信息、稽查應急信息、案件處置情況等信息共錄共享機制,真正體現電子監管的科學高效。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平臺建設,開發藥品監管行政監察系統,完善與政府電子監察網絡的對接功能,做到實時監控、在線監督。
(十)提升技術支撐能力。加快組建市食品藥品檢驗所的步伐,配足檢驗人員,逐步添置檢驗設備,注重檢驗技術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工作。推進以統一計劃、經費和信息為主要內容的檢測資源整合工作,建立"監督抽檢、評價抽驗和企業自檢"三位一體的檢驗檢測體系,努力為食品藥品監管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深入開展藥品不良反應和醫療器械不良事件監測工作,提高分析、評價、預警水平。
關鍵詞:陸費逵;危機公關;中華書局;民六危機
中圖分類號:C9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8122(2010)11-0029-03
激烈的市場競爭是近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這使得每一個社會組織不可避免的會遇到突如其來的風險甚至危機。在發生危機時,相關主體就必須及時采取措施以制止、消除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所謂“危機公關”。具體而言,危機公關是指組織針對危機開展的一系列公共關系活動,是通過采取相應的公關策略及措施來預防、扭轉或者修復組織的形象、使公眾恢復對組織的信任。
盡管“危機公關”一詞來自于現代公關關系(Public Relations)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才逐漸傳入我國。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國近代史上也曾經出現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及相應的公共關系實踐,著名出版家、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陸費逵之所以能引領中華書局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出版業的重鎮,與他善于運用公關理念進行經營和管理是分不開的。[1]
基于此,陸費逵在面臨著市場危機的時候,也采取了一定的危機公關策略,帶領中華書局走出困境。本文即以中華書局發展史上著名的“民六危機”為例,對陸費逵的危機公關策略進行探討。
一、“民六危機”的爆發
陸費逵1912年創立中華書局后,由于編印教科書的一舉成功,事業發展極為迅猛。中華書局創立時資本為2.5萬元,至1916年,資產已增至160萬元,為期不到五年,資產已翻了6倍多。這種發展速度讓陸費逵躊躇滿志,為取得更大的發展,他決定投入更多的資金,擴大書局規模。在1916年第6次股東會上,決議增加資本100萬元。其后,在上海靜安寺路(現南京西路)的印刷廠和棋盤街(現福州路河南路轉角)五層大樓的總店先后落成。在印刷方面,從國外購置了不少新設備,并選派人員出國研究和學習先進印刷技術。此時,中華書局在全國各地的分店也擴張到40多處。
但就在中華書局快速擴張、一派繁榮景象的同時,危機也慢慢顯現出來。1916年的經營狀況已經不佳,比上年減少了近三成。由于受到軍閥混戰的時局影響,多省分局停業達半年之久,而兩年來各方面的擴充花費了相當多的資金,為了解決資金問題,陸費逵決定將企業全部資本用于添置固定資產,依靠吸收股東存款和銀行押款作為周轉資金,以高于銀行利息作為號召。1917年初,因多種原因,副局長兼文明書局協理沈知方辭職,直接引爆了中華書局的危機。[2]當時中華書局資金周轉極為困難,為擺脫困境,陸費逵曾與商務印書館協商,采取聯合經營(也有說將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合并),但因商務印書館內部意見分歧,雙方經多次談判但并未達成一致意見。此時,外間謠傳紛起,以為中華書局即將破產并被合并,存戶紛紛前往提存,數日之內達八九萬元,造成擠兌風潮,書局進一步陷入窘境。此時,上海金融界已無人肯貸款,正如陸費逵在向股東報告情況時所說,“經濟困難已達極點,現已不能支持”。[3]中華書局史上被稱之為“絕大之恐慌”的嚴重經濟危機――“民六危機”爆發了。
二、“民六危機”的產生原因
“民六危機”是中華書局發展歷程中所經歷過的最為嚴重的危機。其發生在時間上較為突然,但其原因卻潛伏已久。具體而言,有如下三點:
(一)內部管理不善
在組織結構上,中華書局在1913年成立董事局,采取立法、監察、執行三權分立的形式,明確董事會、監察和局長的各自職責。但中華書局一直沒有成立專門的財務部門,致使內部財務管理混亂,諸事缺乏明確計劃。“民六危機”就充分暴露了中華書局在財政管理上的軟肋。例如,當時中華書局副局長沈知方挪用公款從事股票投機,結果分文不歸,同時還有多人借款不還,使中華書局資金周轉陷入困境。據查,當時股東查賬代表打開保險箱時,發現庫存僅有1元大洋。當時中華書局全部固定資產為290萬元,負債為120萬元。而其中各項固定財產之中,可以變價償欠者,如房產、印刷機器設備、紙張、原料、儀器共計僅90余萬元。[4]
對財務問題,陸費逵在復股東查賬代表的信中也坦承:“董事兼副局長沈知方的欠款3萬元,湘局經理王衡甫的欠款2萬余元,均系先挪用后改為押款的,并非債務抵進押品。自嘆才短力薄,用人不當,局面過大,駕御乏術,對于股東深用愧悔……”。[5]這些都說明中華書局內部管理上的缺陷。
(二)盲目擴張導致資金困難
中華書局成立初期取得了迅速的發展,陸費逵就考慮擴大中華書局的規模。至1916年,已建立40處分局,并于當年在上海靜安寺路購地43畝,建成二層樓房五棟、平房四棟共500間廠房,前后共投資30余萬元;接著又投資20余萬元設立發行所。在印刷業務方面,既向國外購置不少新的設備、器材,又選派人員出國研究和學印刷技術。編輯方面高薪聘請了英文和日文等翻譯人員。還拓展經營范圍,擴制造和銷售文教用品,先后開發品種多達2000余種,并在發行所設文具儀器課又在短時間內創辦8份雜志;并盤入文明書局與民立圖書公司,將其全部資金陸續都轉為固定資產。
由于盲目擴張造成資金周轉困難,陸費逵不得不高息吸收存款達120萬元。陸費逵在對銀行和存戶的信中承認:“至所收160萬股本,只能充作財產等用,平時營運全恃存款、押款以圖周轉……”。[5]由此可見中華書局在資金周轉上的極端困窘。
(三)激烈的市場競爭
由于經營業務基本相同,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之間存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華書局經常以各種名義舉辦一些廉價售書活動,曾以三折銷售本版教科書、其他書五折、外版書六折。商務印書館則依靠自己的雄厚實力,不惜跌價傾銷,購書加送贈書券,具體方法是“購教科書一元,加贈書券五角;購雜書一元,加贈書券一元”,中華書局也只好如此辦理,[5]直接影響到售價收入。在廣告方面,雙方為推廣自己的教科書,曾大登廣告,滬上最大報紙《申報》成為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圖書宣傳競爭的主戰場,一兩個月內就在《申報》各自刊出廣告6、7次之多。其中以在1913年的“三期書”引發的中華與商務互相詆毀事件尤為典型。由于前述中華和商務的個人恩怨,使一般的商業競爭發展為互相詆毀,為了維護各自利益,雙方甚至對簿公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曾不無擔憂地說過,商務與中華如此下去,“非兩敗俱傷,恐兩敗俱亡也。”[6]
1917年春,為緩解同業激烈競爭的消耗,陸費逵曾和商務印書館協商采取聯合經營。在談判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中華書局將被商務印書館合并的謠言,造成儲戶瘋狂集中提取存款,形成擠兌風潮,直接引發了“民六危機”,這不得不說是同行競爭的直接后果。
對“民六危機”的成因,當時的查賬人代表就明確指出中華書局的三點致命原因:“進行無計劃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為其第二原因,開支太大為其三原因。有此三因,即無時局影響、人遷,失敗亦均不免。”[6]陸費逵自己進行總結時也提出發生該危機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預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預算,復因內戰而減少收入,因歐戰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業競爭猛烈,售價幾不敷成本;三則副局長某君個人破產,公私均受其累。”[7]可見,管理不善、盲目擴張、同業競爭是造成“民六危機”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應對“民六危機”的公關措施
在突如其來的危機面前,陸費逵針對發生原因,及時采取了多種措施加以應對,總結起來,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調整人事,改革組織機構
“民六危機”使陸費逵認識到建立企業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及時采取調整高層領導,自己引咎辭去局長職務,退為司理,吳鏡淵則由墊款人身份進駐中華書局,在第七屆股東會上被推選為查賬代表,并成為監察、駐局監察、駐局董事,后來中華書局形成了以吳鏡淵代表董事會對企業進行財務監督、審查的制度。在吳氏的建議和主持下,中華書局對廠店組織進行改革,分局進行整頓,陸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1919年12月,中華書局董事局改為董事會,局長負責制改為總經理負責制,總經理由董事會聘任,主持局務。總公司各所所長和分局經理,則由總經理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后聘任。陸費逵由司理改任總經理,全權委托監察吳鏡淵辦理財務制度。設立專門的稽核處,凡是涉及財務開支,必須有預算。預算外開支須經稽核處逐項審查,否則,任何人不得隨意支出。并開董事會決議,公司逐日賬目,應由監察檢閱,月終將支款憑證交由監察審核無誤,應于總結處蓋印,年終時總清各款由總結處蓋印。
吳鏡淵在掌握財政大權后,處事嚴明,精打細算,給中華書局職工留下深刻印象。老年職員高念修,是吳鏡淵早年在家鄉教館時的學生,他在書局工作數十年之久,曾任董事會秘書。他說:“其時吳氏已年近古稀,我每將賬目上呈他審批的時候,從不輕易放過,每筆都要用算盤一一親加復核。”[8]陸費逵作為企業負責人,也能很好的遵守財務制度,支付款項都要取得吳的同意,如1917年7月,陸費逵致函吳鏡淵、黃毅,其中提到學校等存款要提前攤還,希望能稍予通融。[9]如此,就在短時間內改進了中華書局的內部管理。
(二)瞄準市場,調整經營項目
在危機面前,陸費逵改變過去注重搶占市場的經營策略,收縮戰線,根據市場需求對經營項目予以調整。中華書局原本創辦的八種雜志,除《中華教育界》外,其余都停刊,并把其中五種雜志改為叢書出版,具體包括:《大中華》雜志改為“大中華叢書”、《中華學生界》改為“學生叢書”、《中華婦女界》改為“婦女叢書”、《中華小說界》改為“新小說界叢書”、《中華實業界》改為“實業叢書”。全部分集出版發行。另外,中華制藥公司內部設立的龍虎牌人丹部后來因為營業不佳,于1920年并入中法藥房。
在減縮經營項目的同時,陸費逵也注重對于出版市場的觀察和把握,集中力量推出新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搶占先機。例如在1919年,當初級小學教科書是否改國文為國語還在討論的當頭,陸費逵就已經未雨綢繆,專門到北京訪問時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常任干事的黎錦熙,并由黎錦熙推薦,認識了黎錦暉及其編寫的語體文課本。該書稿在第二年春季開學前中華書局正式予以出版,名為《新教育教科書國語讀本》,并獲教育部審定通過,配合了教育部通令改國文為國語的教育改革大潮,取得了相當好的市場業績。陸費逵專門引進黎錦暉,成立了國語部,在幾年內又編寫了《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該書為中華書局擺脫“民六危機”而走向“經濟好轉”立下了不小的功勞,也反映了陸費逵敏銳的眼光和不斷開拓創新的公關策略。
(三)縮減開支
在經營的困難時期,陸費逵果斷提出核減開支,帶頭將自己的月薪降為100元。中華書局董事局通過開支縮減決議,具體措施包括:1.駐局董事、駐局監察、司理每月公費100元,不另外支付薪水;2.各部門薪水每月不得超過3000元,印刷所按工作量支付;3.總店薪水滿50元的八折核減,40元以下照舊,主任以外的職員除了書記、翻譯薪水不得超過20元;4.文明書局的開支由駐局董事、司理與該局主任會商核減。
經過陸費逵的不斷努力與奮斗,1918年7月至1919年6月,中華書局營業額為82萬元,毛利28萬多元,減去償還舊債本息及地租欠息等17萬多元,再除去開支,盈利2萬多元;到1919年7月至1920年6月,中華書局營業總額為110萬元,毛利36萬多元,盈余22萬元,逐步消除了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1922年1月,總經理陸費逵的月薪從100元漲到200元,[10]標志著中華書局真正走出了這場危機。
四、陸費逵個體人格在危機公關中的作用
上述應對措施,都是客觀上幫助中華書局克服經營困難的具體之策,但不可忽視的是,陸費逵個人在“民六危機”所表現出來的人格魅力也是最終克服危機的重要因素。在中華書局擔任總經理的幾十年間,陸費逵始終以普及教育、傳播文化,以文化振興中華民族為己任,這種為發展出版事業而艱苦奮斗的敬業精神對整個中華書局的工作人員起到了榜樣和示范的作用,對出版人才起到了激勵作用。“民六危機”爆發后,中華書局資金周轉失靈,陸費逵被迫辭去局長職位,改以司理名義主持業務。這時他面臨一次人生的抉擇,不少好友勸他離開書業,另謀他職。當時,范源廉邀他去教育部任職,高子益請他去外交部任職,汪漢溪高薪聘請他擔任《新聞報》主筆,還有另外的一些機會可供選擇,然而陸費逵均委婉謝絕了他們的好意,選擇繼續留在中華書局,大有與書局共存亡的氣概。這種執著的信念是非常少見的。如果沒有對出版、教育和文化事業的一腔熱血和責任感,他是無法堅持下來的。同時也正是他這種頑強不屈的精神和氣度,使得中華書局很快度過危機,再現輝煌。
對于這樣一種專一精神,陸費逵本人也很自得,曾提出一個人辦事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專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這三點正是他的人生經驗總結。由于陸費逵這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意志,以及作為出版家的見識和氣度,贏得了股東們的信任,在“民六危機”過后的1919年股東大會上,他以最多數票當選董事,并為董事會推任總經理,中華書局也在短時間內重現輝煌。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盡管在“民六危機”當時,公共關系和危機公關的理論尚未產生并引入中國,但陸費逵已經有意識的采取綜合的公關策略,保持中華書局的公眾形象:一方面是及時進行內部變革,調整人事、組織及經營策略,下猛藥治愈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利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感染全體職工、股東和社會大眾,使他們對中華書局不至于喪失信心,從而為克服危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不得不承認,陸費逵樸素自發的公關意識、公關智慧以及富有特色的危機公關實踐,已成為其事業成功的重要原因,它不僅是中華書局的財富,也是中國公關業的歷史財富,直到今天,陸費逵的公關理念和實踐對公共關系學界和業界而言仍然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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