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理論范文精選

演講與辯論

本文關心的是語言在由新加坡電視機構和中國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的國際漢語大專辯論賽－－再推而論之－－在我們生活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無論是按照做學術的慣例還是漢語大專辯論陳詞的傳統，我在闡述觀點前都應該先來一段開篇立論，為語言這個概念做一番定義。首先，我想先考察語言的傳統和后傳統定義，因為定義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必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認為，傳統學術給語言的定義存在著太多的想當然、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如果我要揭露這些表面上的當然和自然，捅些婁子，添些亂子，必須要先以語言的傳統定義做為突破口。

有關語言的美麗童話

什么是語言？讓我們首先參考《辭海》對語言的定義：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它同思維有密切的聯系，是思維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征之一"。把語言定義為人類不可或缺的工具，這是無可厚非的。同樣道理，語言也是辯論、甚至贏得辯論比賽的工具。可是，一旦語言被定義成人類的文明或文化水平的標志，就會產生這樣一個結論，即語言是中性的、客觀的、自然的、不含任何偏向性的。無獨有偶的是，《現代漢語詞典》注明語言"一視同仁地為各個階級服務"。

按照以上定義，語言對人類具有兩種不可或缺的作用：1)語言作為思想載體的工具性作用；2)語言作為文明標志的中立性客觀標志性作用。從這兩個作用可以推論出兩個引伸意義，即：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有什么樣的語言，以及誰的語言說得更好誰就更文明更高級更偉大。在歷屆國際漢語大專辯論賽上，漢語做為攻城拔寨、克敵致勝的刀槍，其工具作用自然不可低估。與此同時，漢語作為思想水平和文化文明水平的標志也得到無微不至的彰顯。

隨著國際漢語大專辯論賽歷史的延伸，語言的引伸意義，即作為思想文化水平的標志，遠遠超越其工具性作用。而且，語言本身越來越異化成藝術，而不是思想表達、溝通和交鋒的工具。資深辯論教練和評委張靄珠女士曾撰文指出，漢語已"達到至善至美的藝術境界。漢語不僅有豐富的詞匯、靈活多變的語法結構；歷代積累的典故成語、詩詞、警句、諺語、箴言之豐富堪稱世界之最，使漢語在世界各種語言之中出類拔萃、魅力無窮"。語言的藝術化，表現在漢語大專辯論賽上的結果是，辯論不再是思想觀點、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交鋒，而是語言藝術的展覽。據張靄珠女士稱，"華語既是辯論的工具，對華語掌握運用的水平又是評判的標準……"。漢語大專辯論賽展示的可能就是上面羅列的種種語言美妙之處吧。

【摘要】：《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中指出，“兒童是在真實的生活世界中感受、體驗、領悟并得到各方面的發展的”，“兒童品德的形成源于他們對生活的體驗、認識和感悟”。用“體驗、認識、感悟”等過程性目標動詞來刻畫學生品德形成的過程，體現了在品德與社會的教學中實施活動教學的迫切性。

【關鍵詞】：活動體驗實踐

活動是孩子的天性，是孩子的生命，是學生知識習成和技能掌握的最有效方式。《品德與社會新課程標準》把基本要求由過去的“識記、理解、運用”改為“識記、理解、活動”，并要求用于“活動”的時間不得少于總課時的20%。這就要求教師應進一步從課程理念的高度，肯定“活動式”教學是品德與社會課的必需。面對課程標準的規定和新課改對品德與社會課的教學要求，結合“活動式”教學實踐，筆者談一些自己的體會。

一、品德與社會“活動式教學”的立論理念

“活動式教學”是指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內在需要為基礎，以活動為主線，以學生主動參與、主動探索作為特征，以活動促發展的一種教學方式。品德與社會課提倡“活動式教學”，主要是基于以下教學理念：

（一）“育人德為先”的理念。

1基子辯論賽主體、定義與規則的傳播學解讀

1.1正反方、評委及觀眾在傳播中各自的角色

要完成一次基本的傳播活動,需要具備以下幾個要素:傳播者、受傳者、訊息、媒介和反饋。在一場辯論賽中,通常由正反雙方辯手、評委和觀眾組成。對于究竟辯論是如何成為一項傳播活動,而辯論賽中的主體又是如何與傳播的要素發生相互聯系的,將是筆者希望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一場辯論賽的比賽部分,正反雙方的辯手既是主動發出訊息的傳播者、又是訊息的接收者和反應者,構成一個傳播——反饋機制。辯論的雙方在辯題所要求的討論范圍內,將自己對于概念的理解、對于社會問題的認知、對于辯題的價值判斷通過陳述、反駁、質詢的方式輸出給對方辯手,而對方辯手則通過傾聽、記錄、回應等一系列程序對于對方的觀點提出反饋意見,在這一連串的互動活動當中,雙方進行意義交換和共享活動,并借此加深對對方的理解。正方和反方由于立場的限制必須在辯論場上針鋒相對,但就正反雙方與評委和觀眾之間的傳播過程而言,正反雙方不是分散地將各自的觀點傳播給評委和觀眾,他們之間是合作關系,而非對立的。例如,正反雙方對于同一個公共議題的不同角度的闡釋,提供的是兩種對于此議題的看法,正反雙方在交流和辯駁的過程中不斷地迫使對方更加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論點,這也使得作為受傳者的評委和觀眾能夠完整、全面地理解此公共議題。正反雙方是通過對抗性的傳播方式相互合作以共同達成認知自我、闡釋問題、探討真理的目的。正反方傳播給評委與觀眾的訊息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知識性的內容,二是價值性的判斷。知識性的內容是包含專業術語、相關理論及信息資源等中立的客觀的資料,其目的是為了使受傳者獲得知識上的增進和視野的拓寬;而價值性的判斷則是通過發表某一看待人生哲學問題的角度,以使受傳者獲得價值上的啟發和感染。通過上述傳播過程我們發現,辯手與觀眾和評委之間,是通過交流意義進行互動和傳播的。傳播學中的意義,是指人對自然事物與社會事物的認識,是人給對象事物賦予的含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m符號學的創始人皮爾士強調,傳播即觀念或意義(精神內容)的傳遞過程。因此,傳播時所進行的符號交換過程,實際上是意義建構和共享的過程。辯論賽作為一項口語傳播活動,正是通過符號來交流、交換意義并建構意義共享空間的過程。

1.2定義一共通的意義空間

定義一般是在辯論賽的第一個環節一立論中提出的、對于辯題中涉及到的概念的內涵和語詞的意義進行的簡要而準確的描述。對于不同賽制的辯論賽,定義權的歸屬也有所不同。在奧瑞剛賽制當中,正方擁有強制定義權,即雙方必須根據正方的定義進行辯論。而在傳統辯論中,雙方共享定義權,正反雙方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己方的立場對于概念和語詞做出傾向性的理解。由于傳統辯論當中主辦方很少限定辯題背景和概念解釋,因歧義、含混或專業術語等的存在導致不同的概念理解時有發生,所以傳統辯論中的對于定義的討論在整場比賽中占據尤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本文以傳統辯論為例對于辯論賽的定義環節進行討論。先來看一個例子。在2001年國際大專辯論會的決賽中,正反雙方針對“錢是不是萬惡之源”的辯題展開辯論。正方對于“萬”字的定義是種類繁復、數量極多,反方對于“萬”字的定義是全部、一切。在正反雙方交鋒的第一個階段,反方一辯就向正方提出質疑:“世間上的惡可是成千上萬,難道用單一的錢就可以解釋所有的惡嗎?強盜殺人放火也許是為了錢,但難道今天家庭暴力、虐待兒童甚至種族大屠殺都是為了錢嗎?”,而正方二辯為了維護己方對于“萬”字的定義也提出了如下說法:“他們(對方辯友)告訴我說’《辭海》中萬是一切,可是我方也查過《辭海》,無論是《辭海》、《辭源》,還是《說文解字》,萬從來就沒有一切的意思.其實錢是萬惡之源,就是說錢能夠產生數量極多,而且品種繁復的惡行。”由上述案例我們可以發現,一般情況下在雙方正式開展辯論時第一個任務就是“確認定義”,一般由雙方的二辯完成,這個環節的目的在于雙方就對方立論當中所提出的定義進行再確認,并通過質詢的方式厘清概念的內涵、外延,承擔此工作的辯手一般被賦予兩個任務,一是尋找與對方定義的共識,并確定下來;二是針對雙方理解有分歧的部分,向對方和評委解釋為什么己方的定義是更有意義的或是更容易接受的。上文提到,辯論賽為辯手雙方與評委和觀眾構建意義共享空間,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對定義的討論和共識的達成,其最大的作用便是擴大傳播雙方的共通的意義空間。意義交換的前提是交換雙方必須要有共通的意義空間。共通的意義空間有兩層含義,一是對傳播中所使用的語言、文字等符號含義的共通的理解,二是大體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所以定義與達成共識的環節是打通對于含混、多義、曖昧的語言符號的理解,是整個辯論傳播活動的基礎,只有建立在共通的意義空間之上的辯論,才是有意義的辯論。如果雙方對于辯題中的語言符號的解讀并不相同,而雙方又沒能在最一開始找到分歧并充分討論,那么整場辯論賽將會陷人不知所云的爭論中,雙方只能講自己準備好的辯詞念給對方辯手以及評委,這樣完全喪失交流、互動的辯論活動由于根本無法進行意義交換而使得辯論比賽成為一場演講比賽或者是辯論秀。

1.3規則——最大程度上消除傳播障礙

民商事判決書是我國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為“定紛止爭，分清是非”，在“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礎上，依照法定程序對所審理的爭議事項從實體上和程序上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書面判斷或者界定。民商事判決書是民事司法審判的載體，其書寫制作改革是民商事審判方式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份好的民商事判決書應當具有公開、公正、自律、激勵、協調、息訴、檢驗及歷史等方面的價值。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為了提高訴訟文書的質量，制訂了各類司法判決的文書樣式，讓各地法院參照使用。但各地法院的民商事判決書不盡相同，本文據此對我國民商事判決書結合實際從理論上論述我國民商事判決書應具備的特質。

一、民事判決書的功能和作用

（一）民事判決書的功能概括地來說就是體現一種法的精神，它必須是依法制作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具體來說，其具體功能如下：

1、民事判決書具有對確認、給付、形成（或者說變更）訴求的判定功能；

2、民事判決書具有定紛止爭的功能；

3、民事判決書具有圍繞著當事人的訟訴訟請求對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回應的功能；

摘要：經濟法基礎課程是高職院校財經商貿類專業的必修專業基礎課程之一，它對學生的專業綜合素養和法律基礎知識水平的提升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不少高職院校的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出現一些困境，具體表現為教學環境與教學效果的改善存在難度、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協調性和系統性不強、教學方法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教學評價活動和教學目標的聯系不夠緊密等。基于此，高職院校的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師需要探索改進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的對策，解決以往教學過程中的問題。

關鍵詞：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困境；改進對策

經濟法基礎課程是高職院校財經商貿類專業的必修專業基礎課程之一，它對學生的專業綜合素養和法律基礎知識水平的提升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學生、教師、教學資源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當前高職院校經濟法基礎課程的教學出現了一些困境[1]。為此，需要采取對策，努力促使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擺脫困境，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一、高職院校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教學環境與教學效果的改善存在難度。由于學生主體、教師主體和教材及教學實訓條件等客體共同構成主要的教學環境，教學環境的改善往往受到多方因素影響，包括學生法律常識因素、教師教學方法因素、教學內容因素、教學相長因素等。長期以來，高職院校的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難以達成目標，不利于高職學生法律素養的順利培養[2]。造成問題的主要原因：一是教材方面的不足。由于多種教材版本的實際培養目標不同，再加上高職院校的教材選擇過于單一，使得不同專業學生的教材選擇存在匹配性缺失。二是教學模式方面的缺失。由于教學課時有限、教學內容體量龐大，高職院校的經濟法基礎課程教學模式難免會出現“急功近利、照本宣科”現象。三是學生的主體地位難以確立。經濟法基礎課程的學習往往單純依靠教師講解和引導，學生主體作用發揮不足，使得學生有關經濟法常識的儲備過程出現問題，最終不利于課程教學的推進和教學目標實現。

（二）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協調性和系統性不強。各高職院校經濟法基礎課程均不同程度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現象，更有部分高校該課程就未安排實踐環節教學[3]。課程理實不協調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實踐教學環節的完整性不夠強。高職院校教師尚未持續完善已有實踐教學方式的流程設計，使得經濟法基礎課程的實踐教學過程過于簡單，教學與應用脫節，實踐環節內容不實，難以保障實踐教學和理論教學的系統銜接和有效協調。另一方面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的實際課時安排比重失衡。高職院校往往過于追求理論教學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教師安排的實踐教學環節存在形式化、規范性不足、課時安排緊張等現象，再加上實踐教學的考核標準不科學，該課程的實踐教學過程形同虛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