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代表論三個代表的信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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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代價值和深刻內涵已逐漸被人們所認知。因為這一重要思想既立足于現實又放眼于未來，既激發人們建設小康社會的熱情，又引導人們超越片面的物質功利追求而注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而科學地將小康社會這一具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與共產主義這一更具超越性的價值信仰有機地結合起來。因此，深入挖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信仰價值，不僅能夠加深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意義的認識，而且能夠為重塑中華民族的共同信仰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
一
當代中國正處于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期，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劇烈的震蕩和變化，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人的共同價值信仰有所弱化。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有人認為，現代化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信仰下降為純粹的私人事務，共同的價值信仰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可能，現代社會已進入了一個“后信仰時代”或“無信仰時代”，因此，無需為共同信仰的弱化而憂心。實際上，共同價值信仰的存在之所以是必要的，其最基本的理由就是，信仰不僅僅是個人的一種純粹的精神寄托，它往往關涉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并成為社會凝聚力的源泉。在我國，共同理想始終是我們團結奮斗的精神動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信仰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構建共同理想，重中之重的任務就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不同于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變革了人們的信仰方式和內涵，這是人類精神家園的當代性重建。它注重通過科學方式來理解、認識信仰，并通過科學的途徑來塑造信仰，從而突破了傳統理性主義的藩籬。它把信仰歸結為共產主義理想，又把這一理想歸結為歷史的邏輯、生活的邏輯和人的發展邏輯，因而達到了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它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它作為共同的理想是每個革命者把握實際、凝聚人心、開創未來的精神動力源，并成為黨的共同行動的重要依據。鄧小平指出：“列寧之所以是一個真正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就在于他不是從書本里，而是從實際、邏輯、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頁）這里所揭示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共產主義理想、邏輯和哲學之所以能夠同實際緊密相聯，就在于它是革命者把握實際的眼界和方法。這種理想不是脫離現實的觀念，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不是空洞的口號、僵死的條文，而是活生生的歷史過程，是生活本身的邏輯，是歷史發展規律的集中體現。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通常講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概括起來其實就是“共產主義理想”。第二，它作為個人信仰是每個革命者超越自我、奠定生命的不朽價值的終極依托。正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轉換，“人民”成為每個共產黨員心中的“上帝”，“為人民服務”成為個人有限生命獲取無限價值的現實途徑，“艱苦奮斗、不驕不躁”則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內在素質和政治本色。“兩個務必”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要求，也是每個黨員干部生命價值追求的需要。
理想之所以為理想就在于其沒有完全實現，因此就具有某些未知、不確定的性質。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陷入空想，就在于其誤認為可以從每個具體細節上把握理想和未來。圣西門的“實業體系”、傅立葉的“協作制度”和羅伯特•歐文的“合作公社”為人們設計了未來社會的模型。馬克思主義則認為只能把握理想社會的基本特征，而其具體細節、形態是不知因而也不能去預設的。“我們對未來社會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頁）
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歷史的展開過程，因而是終極性和階段性的有機統一。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首次將共產主義劃分為低級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和高級階段（即成熟的共產主義），并明確指出工人階級政黨的首要任務是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奮斗。列寧首先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問題，隨后努力探索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作為中國這樣一個革命前政治、經濟、文化極其落后的國家，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道路顯然更為漫長。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膚淺、簡單。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認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一百年左右時間，我們總體上看還屬于社會主義的不合格、不發達階段，一切要從這一實際出發。則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很長歷史過程中的初始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將來條件具備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會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同上，第42頁）這就把中國社會現今和以后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更高的發展階段；三是與全世界一道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從而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辯證統一關系的認識，也體現了我們黨是“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們邁向成熟、發達社會主義并進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堅實基礎，因而也是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形式。說到底，共產黨人之所以永不自滿、艱苦奮斗，就因為心中裝著共產主義大目標，理想的階段性將被理想的終極性所不斷突破。
應當指出，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的終極性，只是相對于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而言，它決不意味著歷史的終結。馬克思曾經預言，階級社會的解體、共產主義的實現，只是“人類史前史的結束”和真正歷史的開始。也明確指出，人類的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結束。我們相信，隨著歷史的進步，人類的信仰方式也會不斷地更新，而共產主義理想中的某些不朽價值也將繼續以更新了的形態存在。
二
科學信仰體系總是與特定的行動目標聯系在一起的。在今天，“三個代表”信仰價值集中落實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行動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體現了共產黨人堅持為崇高理想奮斗與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這一奮斗目標固然有著社會發展的全面指標，然而最能表達共產主義理想價值的卻是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追求。經濟和文化建設終究還是為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理論層面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所揭示的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的根本特征；從實踐層面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要求，既體現了現實的需要，又體現了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大趨勢。
目前需要克服的一個思想障礙，就是認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今天沒有實踐價值。其主要根據是：其一，從縱向看，我國根本上還處在工業化階段，異化現象（尤其是勞動異化）大量存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為時過早；其二，從橫向看，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目標是富民強國，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只能作為精神文明建設中的一個子指標。不難看出，此論一旦蔓延，那種見物不見人、甚至以犧牲人的發展去片面追求經濟指標的風氣必將日甚，而黨的十六大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則將落空。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上述思想誤區實際上涉及如何區分勞動的自由與真正自由的界線問題，也就是究竟怎樣看待異化勞動。
經濟建設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礎，也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基礎。從總體上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將有利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是，歷史又一再表明，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并非自然而然地同步，相反，經濟的發展以犧牲大多數人的發展為代價，則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不爭事實。因此，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將損害人的自由發展的觀點也并非空穴來風，關鍵在如何看待這種對立，并在實踐中開辟兩者協調統一的道路。
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的矛盾主要在兩方面：勞動的異化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和勞動的合理化對人的個性自由發展的限制。實際上，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矛盾。前者是歷史形成的對抗，后者是自然形成的矛盾。隨著歷史的發展，對抗將消失，而矛盾將永存。對這兩方面不加區分，其后果要么因肯定經濟的合理化而肯定異化，要么因否定異化而否定勞動的合理化。由此，許多論者對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持悲觀態度。應當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物化現象必須正視，克服這些現象難度相當大，但是如果據此而否認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性則理由不足。且不說馬克思與我們許多論者在異化勞動的歷史所指上的差異，單就其價值分析的前提來看就出入甚大。比如說，馬克思批判異化勞動的價值前提是自由自覺的勞動，不少人就將其理解為娛樂休閑式活動。其實，馬克思在其唯物史觀形成后，對勞動的自由一直有明確的界定。雖然他不贊成亞當•斯密把勞動看做詛咒，因而必然是令人厭惡的、強制性的，“但這決不是說，勞動不過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就像傅立葉完全以一個浪漫女郎的方式及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頁）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勞動即便已成為人的自我創造活動，也需要高度的紀律性和嚴格的科學性，因此，“真正自由的勞動，例如作曲，同時也是非常嚴肅，及其緊張的事情。”（同上）馬克思故而稱物質生產領域為“自然必然的領域”，“在這個范圍內，自由不過是由這點形成：社會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結合的生產者，將會按合理的方法來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財富變換，把它安置在他們的共同管理下，不讓自己受一種盲目力量的統治，并用能力的最小的消耗，在最無愧于人、最適合于人性的條件下把它完成。但不管怎樣，這個領域總是一個必然的領域。只有在這個領域的彼岸，以本身作為目的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領域，方才開始。”（《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3頁）
事實上，人們通常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用真正的自由領域的標準衡量物質生產活動，從而得出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在今天沒有可能的結論。我們從馬克思關于真正的自由領域和自然必然領域的自由劃分中不難看出，消除勞動的異化，決不意味著消除勞動的艱辛、嚴酷、犧牲和奉獻及相應的社會（紀律）約束，也不意味著勞動本身可以是充分展示自由個性的方式。在馬克思看來，消除勞動的異化性質無非是指：其一，消滅勞動的外在強制性，使勞動（含守紀與吃苦）成為勞動者的自覺行為，“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下，第112頁）；其二，消除勞動的非人性質，體現勞動者的尊嚴和價值，為此，必須消滅雇傭勞動制，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斷地改善勞動條件和協調勞動關系；其三，消除盲目力量的統治，不斷地認識經濟規律，駕馭社會化大生產，這就必須消除舊式分工，打破個體之間、行業之間的隔閡，實現現代勞動者的聯合，體現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從這些方面看，我們今天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消除勞動的異化問題，這不僅必要，而且可能。
把勞動所能達到的自由歸結為自然必然領域的自由，決不意味著其無足輕重，相反，此種自由乃是達到真正的自由的基礎。隨著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真正自由的領域將不斷地擴大，人們的閑暇時間將不斷地增多，每個人的個性發展空間也將不斷地拓展，相應地，我們的勞動條件和人際關系也將不斷地改善，但是無論如何，物質生產領域永遠需要嚴謹自律、開拓奉獻和真誠合作。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能理解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文化發展的“歷史過程”與人的全面發展的“歷史過程”是辯證統一的，都是逐步提高、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