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制造業審計質量對投資效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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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市場環境不斷變化，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中非投資效率現象比較普遍。財務報告的審計不僅可以讓預期使用者了解企業過去的經營狀況，還可以給管理者在經營決策方面提供一定的參考，有助于緩解投資效率的問題。基于2014—2019年我國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A股的數據，研究外部審計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作用，并在區分投資不足與投資過度的企業之后進行詳細分析。結果表明，審計質量與投資效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即審計質量的提升對投資過度行為和投資不足行為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關鍵詞：醫藥制造業；審計質量；投資效率；影響

引言

進入新時代后，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演變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市場環境也在不斷升級。這種正向的經濟發展趨勢一方面是因為增加了資源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因為提高了投資的效率，然而高投資率并不能持續，而投資效率在近年來又有所下降。新冠肺炎疫情給市場經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使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問題越來越突出。因此，解決現實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提高醫藥制造業企業的投資效率。投資決策作為企業關鍵的財務決策之一，關系到整個企業的發展和運營。已有文獻發現公司并不總是能作出明智的投資決定，普遍存在非效率的投資[1]。影響投資效率的文獻大概可以從三個方面歸類：國家宏觀政策因素、制度層面因素以及企業高管特征因素。基于融資約束和貨幣政策的宏觀因素，喻坤等（2014）對不同產權企業的投資效率進行了詳細研究，進而發現我國企業的投資效率之謎[2]。在制度層面上，萬良勇（2013）發現，增強法治水平有利于促進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以及邊際價值[3]。此外，也有很多關于公司高管人員和個人因素的文獻[4]，這些文章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內容。財務報告的披露是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傳遞企業經營信息的有效途徑，而高質量審計可以保證會計信息的質量和透明度，從側面起到監督公司投資的作用，降低外部投資者和企業、股東以及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減少投資者的信息風險，從而制約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5~8]。相關研究的視角大致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站在會計信息的角度，二是結合其他因素。例如，翟華云（2010）加入法律環境的調節變量后得出較好的法律環境能夠促進高質量審計，減少投資不足和抑制投資過度[9]；結合社會信任這一新變量，雷光勇等（2014）發現，審計質量的高低與公司投資行為有密切關系[10]。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當一個企業在沒有市場摩擦的情況下，進行所有積極的凈現值投資項目，那么該企業的投資就是有效的。偏離這一最優投資水平的企業，要么是投資過度，要么是投資不足，說明市場摩擦最終會阻礙投資效率的提高，而審計報告質量在緩解市場摩擦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財務報表的存在提高了提供給投資者的信息水平。會計師事務所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評估經營、投資和融資風險來監控客戶的活動，這些風險也被用來計劃和實施必要的審計程序。因此，這種對管理者活動的監督限制了他們作出低效率投資決策的動機。如果高層管理人員選擇通過設立一個凈現值為負值的項目來實施低效投資政策，而它可能會影響公司風險，那么注冊會計師可以向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提供與投資決定相關的潛在風險的信息，從而發出警告信號。因此，那些知道注冊會計師對公司運營有深刻了解的管理層，就會避免轉移公司資源，減少對消極的凈現值項目進行投資，這些行為可以提高公司投資效率的總體水平。作為上市公司有效的外部治理組件，外部審計機構對管理者活動的監督限制了他們作出次優投資決策的動機。審計質量越高，上市公司的機會主義行為越少，可以有效緩解大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通過結合有效的內部治理，高質量的審計可以顯著提高上市公司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從而抑制過度投資的可能性，有效提高投資效率。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H1：審計質量的提升可以改善企業的非效率投資，抑制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和數據處理

為了保證數據的連續性和研究的可靠性，本文選取2014—2019年滬深A股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作為原始樣本，并對樣本進行如下處理：一是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因為其商業模式不同于其他公司；二是由于ST和ST*公司財務狀況異常，財務報告的可信度也較差，所以將其排除在外；三是對于1%分位數以下和99%以上的連續變量，對其分位數上的觀測值進行縮尾處理；四是剔除部分變量數據缺失的公司。

（二）變量選擇

1.審計質量。對于審計質量的標準，很難定性評價，學術界也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一般用審計收費、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和盈余管理等替代指標進行度量，不同的度量指標得出的研究結果存在差異。張宏亮、文挺（2016）在文獻中對審計質量替代指標的選取進行對比后得出盈余管理是最有效的替代指標[11]。本文借鑒張宏亮的研究結果，選取以Jones模型為基礎的可操控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其中，包括總應計利潤（TA）、期末的資產總額（Asset）、營業務收入的變動額（ΔREV）、應收賬款的變動額（ΔREC）、固定資產原值（PPE）和總資產收益率（ROA）。2.投資效率。借鑒Richardson的研究，采用資本投資支出的實際值與預期值差異的絕對值度量企業的投資效率Invest。該模型中殘差大于0時，表示企業出現投資過度現象；殘差小于0時，表示企業出現投資不足現象。為了便于理解，本文將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該絕對值越大，則投資效率越低。3.控制變量。本文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綜合衡量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選取公司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現金持有量（Cash）、公司成長性（Grow）為控制變量。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先前提出的假設，用模型來檢驗審計質量與企業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并將投資效應分為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與審計質量進行分組回歸，詳細分析審計質量對公司投資效率的作用。Invest（Overinv/Underinv）=η0+η1DA+η2Size+η3Lev+η4Cash+η5Grow+ΣYear+ΣIndustry+ε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本文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投資效率（Invest）的均值是0.048，表明樣本企業的總體投資效率較低；其中最大值為1.14，最小值為0，說明企業之間的投資效率差異性比較大。在最終的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樣本中，投資不足的公司樣本量為3694個，投資過度的公司樣本量為1725個，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總體來說投資不足的比重較大。審計質量（AD）的均值是0.037，表明上市公司控制和調整會計收益信息的程度較低，外部審計質量較高。

（二）相關性分析

為了驗證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本文對總樣本進行了Pearson相關性分析：投資效率（Invest）與審計質量（DA）的相關系數為0.06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變量DA越大，審計質量越低，變量Invest越大，投資效率越低，說明審計質量與投資效率顯著正相關。同時，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與審計質量的相關系數也均為正數，說明審計質量的提升對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資行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上文的假設得到單變量檢驗的驗證。變量之間基本上顯著相關，相關系數也較低，均小于0.5，可以認為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回歸分析

表1是2014—2019年醫藥制造業上市A股公司審計質量與投資效率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審計質量與投資效率之間呈正向相關關系，說明如果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則公司的審計質量會進一步加強，非效率的投資行為會明顯得到改善。第（1）列的結果是審計質量對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總體效率投資的影響，兩者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159，在1%的水平上顯著，驗證了假設H1；第（2）列的結果是審計質量對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影響，回歸系數為0.199，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即審計質量的提升可以抑制上市公司的投資過度行為。第（3）列的結果是審計質量對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投資不足的影響，審計質量與投資不足呈正相關，即審計質量的提升可以緩解上市公司的投資不足行為。這證實了審計可以監督管理層行為，改善企業的投資。

四、結語

在我國資本市場上，非效率投資屢見不鮮，并已演變成為經濟市場的持久病。改善上市公司的低效投資行為，提高投資效率已刻不容緩。審計作為一種外部監督機制，可以緩解所有者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沖突。同時審計也是外部投資者和企業之間信息傳遞的媒介，可以減少市場和企業之間的信息無法有效交換的問題。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2014—2019年的實證數據為基礎，對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投資效率進行了計算，然后以盈余管理程度作為審計質量的衡量變量。最終得出以下結論：在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中，審計質量對企業投資效率有顯著影響，審計質量的提升能夠提高企業投資效率。審計質量的提升可以抑制上市公司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但審計質量對上市公司過度投資的影響大于對投資不足的影響。

作者:朱靈犀 單位: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